然而,以下指导方针不无裨益。首先,大部分认为言论自由将危及国家安全的说法都是不真实的,这种说法甚至连提出此种理论的政府官员自己都不相信。那个符咒般反复袭用的国家安全老谱,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仅仅为了某种政治上的好处,避免个人或政治上的难堪。所有关于国家安全,或公司安全,大学安全或任何一种机构的安全之说,都应该受到严格的检验,以便搞清什么是虚构的,什么是实际存在的。但这也不能消除矛盾冲突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仍会有些真实而难以处理的冲突案例。美国宪法目的在于消除对自由的疑惑,可是有些案例即使用这种推定也解决不了,尤其是,当真正出现了国家安全利益超出了言论自由宪法原则推定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找到适当的方法去解决争端。解决的办法不能撒手让那些负责安全的人去干,尤其是政府行政部门或军队。经验告诉我们,在危机时刻把决策的权威托付给他们是不可靠的。
十分幸运的是,为着我们自由的生存,总是有一些美国人,常常是少数几个人,有时并不直接牵涉到他们的利害关系却勇敢地站出来与政府的高压作斗争,甚至在危机时分也义无反顾。根据美国宪法制定的制度,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政府的行为,就足以构成一个争议、一场诉讼,最终必须由司法部门去解决。
这并不意味着正义公道在国家存亡的真正危机前应不闻不问。正像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阿瑟戈德伯格曾经说的:宪法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但它也不是一种自杀协定。正是在危机时刻,当短期利益和长远保证之间的平衡发生倾斜,法院就显示了最要紧的作用保持或恢复正确观察事物的态度。
自由与国家安全之争长期存在,斗争中我们预期行政和司法单位会支持后者。司法当局,它的成员的终生职位,它传统的独立性及其独特的维护美国人天赋不可剥夺权利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在危急时刻抵御怯懦避免冲动的最适当机构。
可是,自由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永久留存的商品,它不能被动地保留着。为民权而战斗,正像美国民权联盟创始人罗杰鲍德温经常喜欢说的那样,永远不能一战而胜,它必须由新一代人来保持,通过战胜新的危机来维持活力。托马斯潘恩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夜教导我们的话语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千真万确的:希望收获自由带来的果实的人,必须殚精竭虑地去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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