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与金融帝国主义

    王立强[17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写成了《帝国主义论》。给资本主义下了三个定义：即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有人不同意列宁关于“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但摆脱了滞胀的威胁，还华丽转身步入了经济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充满生机，绝对没有濒临死亡的征兆。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个事实。用“资本主义”一个概念概括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和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不利于我们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今天，参照金融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列宁那个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寿终正寝了。因为垄断资本赖以存在的体系全部瓦解了，并被今天的金融帝国主义体系所取代。那个体系彻底瓦解的标志性事件有三。第一是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无法解决的滞胀现象。第二是保障工业化国家币值稳定了一百多年的金本位制度彻底崩溃。第三是原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集团，原本被各国政府严格监管的金融活动都借助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扮演起世界主宰的角色。他们与帝国主义国家相结合，组成了由政治实体与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共享世界霸权的金融帝国主义。

    以国际金融垄断和系统剥夺财富为基本特征的金融帝国主义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这个超级的财富剥夺网络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阶级剥削有着显著的不同。美元本位制和“华盛顿共识”是金融帝国主义洗劫各国财富、构筑财富殖民地的基础，其基本特点是：以彻底解放资本，放任资本主导全球为核心，扫荡由国家主权构成的各种限制和妨碍资本自由的屏障。美元是他们欺骗世界，构建财富殖民地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利用手中垄断的海量美元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去洗劫世界财富是国际金融垄断集团的根本目的。

    我们重点来认识金融帝国主义的基本工具：美元。美元本币制度与金本位制度相比有两个最大的不同，第一是美元内含的财富单向输送机制。第二是美元发行摆脱了所有的制度约束，可以为所欲为。

    在美元纸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之前，各国始终是选择一种商品来承担货币的职能。如：铜，银和黄金。因此，也称为商品货币。在商品货币时代，贸易是物质财富之间的交换。现行的美元本币制度是建立在信誉基础上的货币制度。美元纸币丧失了商品货币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因此，贸易的本质从物质财富交换变成了财富与承诺（信誉）的交换，这样就形成了物质财富的单向度转移。例如：今天，流进国际贸易盈余国家的不是承担了货币职能的物质财富，而是纸质的承诺符号（美元）。输出承诺（美元）的国家账面一片赤字，但得到的都是物质财富或者真实的服务。

    美国人巧妙地利用了人类常见的类比型思维方式，把商品货币的一般等价物作用延伸到不是商品货币的美元体系。他们对美元纸币出现的属性变化三缄其口，故意让人们将头脑中关于货币的传统理解延伸至现行的美元纸币。财富的单向输送机制使债权和债务的关系完全颠倒，特里芬悖论看似有道理却没有在现实中兑现，其中的玄机就在于美国输出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货币。这就难怪在美国的贸易伙伴身上会出现一系列怪现象：和美国的贸易量越大越穷，得到的贸易盈余越多越离不开美元。美国的贸易伙伴完全沦为向美国输送财富的“殖民地”。从财富单向输送机制的出现到财富殖民地的建立，一个笼罩全球的剥夺体系在美元纸币的基础上成功建立并高效运转起来。

    在世界依旧把美元纸币当作商品货币对待的背景下，美元的发行已经摆脱了商品货币发行所固有的制度约束，不但从源头上背弃了信任它的全球用户，还形成了新式的掠夺全球财富的金融武器。首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用尽一切办法让美元绑定石油。原本没有任何价值的美元纸币，一旦成了石油消费者须臾不能离开的货币便从此获得了生命。

    黄金曾经是各国货币兑换的统一参照物。美元摆脱了金本位制度世界各国货币之间平等兑换的基石也就随之消失。随着美国境外美元数量的迅猛增长，美元很快就成了国际主导货币，其他国家货币则沦为从属货币。自此，汇率，利率和美元币值都变为金融帝国掠夺世界人民财富的锐利武器。

    美元绑定石油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控制了国际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价权。在这个前提下，美元币值的变化成了财富在货与币两种存在形态之间转换的指挥棒。为了保值，在大宗商品和美元之间不停运动的财富为金融资本敛财提供了连续不断的炒作机会。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市场经济规则被失效。

    当金融家垄断的美元数量超过历史记录之后，人为制造金融危机就成了金融资本最简便的，最有效的，最迅速鲸吞他人财富的手段。利用利率、汇率吸金的典型案例，可以举出大家记忆犹新的沃克尔利率冲击和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获得了高效敛财和控制世界的金融武器。

    金融帝国主义问世不到30年，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经济格局便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时代的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人们熟知的债权和债务概念，因为美元而在国际经济领域发生了本质变化；国家主权对资本的任何进攻都已经提供不了有效的防御了。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和发展的同时，彻底被美元套牢，沦为向资本不断输送财富的奴隶。

    金融垄断资本借助金融武器获取的利润数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都快。从全球两极分化的结果看，资本自由的40年也是世界遭到资本主义剥夺最惨烈的40年。虽然美元具有内在的系统稳定性，很难攻破。但是由于这个系统的基础建立在世界消费者的信任之上。消费者丧失对它信任的那天，就是这个系统彻底崩溃的日子。

    新资本主义“新”在何处？

    张国祚[178]

    世间万物皆在变化之中，与时俱进者有之，逆时倒退者有之，亦进亦退者亦有之。所谓“新资本主义”也在亦进亦退中变化着。因此，当我们谈到新资本主义时，不能把它单一化、简单化、凝固化。不能单一化，即是说，关于“新资本主义”的研究论文很多，内涵界定也很多，不能仅听一家之言。不能简单化，即是说，新资本主义的表现是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的，不能仅仅根据某个时空的表现而以偏概全。不能凝固化，即是说，任何一个实行新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新资本主义的认识，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新资本主义的“新”的理解，也要因时因地而异。

    有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变化说成是新资本主义；有人把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政策调整说成是新资本主义；也有人把进入21世纪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称之为新资本主义；也有人把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国家叫做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在一些研究者心目的时间界定、变化和表现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认为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从上世纪80年代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借鉴有益于缓和社会矛盾的一些政策和做法。被称为用“甜蜜的缓和”来解决社会的紧张关系，试图扩展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保守力量的合作关系，维持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上升趋势。

    二是认为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例如，奥巴马公开跟华尔街发脾气，美国政府干涉国内企业对外合作、贸易洽谈、产权并购等。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当代的新资本主义、欧洲当代的新资本主义，似乎都在回归罗斯福时代经验。

    三是认为新资本主义更加重视科技革命。不间断的技术革命，在推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固定资本的更新速度加快，使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扩张，进而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危机和衰退的周期随之缩短。

    四是认为危机的频发，使新资本主义容易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因为军事扩张既可以借此扩大军火工业，带动一般领域技术创新，又可以攫取海外资源、拓宽海外市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北约轰炸利比亚、美国将战略中心移向亚太地区，都有摆脱自身经济危机的考量。

    此外，还有美国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的新资本主义。他主张“通过市场的力量以及制度创新，来服务穷人”的新资本主义观。这是他在2012年1月达沃斯论坛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一富有创新精神的观点。他认为“在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但这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就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21世纪的新型资本主义需要对此进行调整，通过市场的力量以及制度创新，来服务穷人。”比尔·盖茨试图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知名度和利润同样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知名度的激励手段，称为“认可（recognition）”。如果企业愿意帮助穷人，就能得到认可，就意味着它的知名度提高了，知名度能吸引顾客，可以感召优秀的人才前来加盟。这种知名度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的情况下，知名度可以是一种弥补；而如果可以实现市场利润，则知名度又是额外的激励。这样就可以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通过这种途径，政府、企业及非营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的现象。

    显然，比尔·盖茨的新资本主义观，是基于一种善良愿望，寄希望于企业主的道德。但是，究竟有多少企业愿意帮助穷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谁来给出“认可”的评价？能给出“认可”评价的主体，是否能有效影响市场趋利导向？政府能否为行善企业买单吗？能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买单？如果上述问题没有确切、可靠、可以操作的机制，或者即便有，影响作用也很小，那么，比尔·盖茨的善良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停留在愿望上。比尔·盖茨的善良愿望是值得尊重的，但其实现的概率可能是微乎其微。这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源于带根本性的社会制度。

    最近，德国《镜报》发表了德国《星期五》周刊发行人雅各布·奥格施泰因的文章《美利坚帝国的衰亡》。他不认为，奥巴马尽管被认为是人民的候选人、罗姆尼被认为是富人的候选人，但是，不管他俩谁当选，统治美国的都是将摧毁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他的这个结论是源于对美国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的分析。他写道：“美军正在研发一种可在一小时内到达世界任何地方并将其摧毁的武器。与此同时，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昆斯区、新泽西州，街边的电线还架在木棍上。这就是美国：高科技只提供给精英。其余人的生活条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没有哪个国家造就的诺贝尔奖得主比美国多，但在纽约，医院病人不得不疏散，因为应急发电机无法运转。”“对于它的运转，公共医院不是必要的，私人家庭的能源供应也是不必要的，而精英有自己的基础设施。彻底的资本主义让美国社会分裂，让政府瘫痪。贝拉克·奥巴马无法改变这一点，米特·罗姆尼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他们两人是“这一政治制度的两张面孔”，“美利坚帝国的衰亡已经开始。这可能是美国人无论做何种努力都无法阻止的，但他们甚至都没有做任何努力。”

    雅各布·奥格施泰因是否言过其实？或以点代面了？是否有点绝对化了？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他道出一个真理：制度比人有力量。资本主义也好，新资本主义也好，如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不管它以什么“新”的面貌出现，其衰亡都是很难避免的，新资本主义危机的频繁发生，可能是大地震前的频繁小震。

    帝国主义的特征：经济危机与侵略战争

    哈珀·布拉[179]

    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其深度和广度超越了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股神”巴菲特提出经济已经从悬崖跌落。危机打破了市场自动调节的神话，经济金融自由化的旗手们——美联储原主席格林斯潘、美国前财长萨默斯、通用前CEO韦尔奇——也出来象征性地表示市场不能自动调节经济。目前，政府干预纷纷回归，只不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的方式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金融资本，丝毫没有触及经济危机的根源——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引发了人们的愤怒。为了重新瓜分世界，缓解资本主义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战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威胁升级。无产阶级只有坚持与帝国主义展开不懈的斗争，而不是向帝国主义妥协，才有可能通向真正的和平。

    一 此轮经济危机是过去危机的延续

    1997年东南亚危机导致东南亚和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濒临崩溃的边缘，而欧美股市却一路飙升。欧美股市飙升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繁荣是假象，其实质是大量在实体领域找不到赢利性投资机会的过剩资本涌入金融投机领域。当时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导致大约1090亿美元离开东南亚区域，转向欧美资本市场，欧美股市在1997～1998年之间上涨了52%。由于这样的股市繁荣没有任何实体经济的支撑，所以资本市场泡沫迟早要破裂。

    1998年下半年，在俄罗斯债务违约之后，伦敦股指经历了1987年以来最大的跌幅。1998年7月17日FTSE100上涨至历史最高点6179，道琼斯指数也达到历史高点9337点。然而，好景不长，仅一个月之后的1998年8月28日，FTSE100就从历史最高点下挫1000点，到10月2日，继续跌至4750点，跌幅达23%。道琼斯指数也在一个月内下挫20%，到8月底已跌至7286点。日本股指则创下12年以来的新低。1998年9月23日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LTCM）崩溃，产生2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迫使美国政府救市，以免欧美金融体系的崩溃。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菲利普·考根戏谑道：俄罗斯的债务违约就像当年苏联的红军一样，它的到来使得整个欧洲资本市场兵败如山倒。

    金融泡沫破裂后，22个国家的央行采取了下调利率，以增加市场流动性等救市举措。伴随着日本经济和东南亚经济的萎缩，美元走强，美国股市恢复增长，股市的财富效应增强了美国民众的购买力，有助于吸纳全球的过剩产能。然而，美国的救市举措却加剧了美国经济的不平衡性——它将美国的资产泡沫越吹越大，到1999年3月美国股市市值已经是美国 GDP 的150%。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也越来越大。

    由于美国股市的繁荣对于提振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刺激美国消费、拉动全球经济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股指必须一路上扬，全球经济才能运转。然而，股价上涨的真正源泉是企业的分红，分红的基础是利润，利润不可能一直增长。在资本主义现行体制下，要改善生产相对过剩的状况，要么消灭生产能力，要么用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前者会立即引发经济紧缩，后者则将问题后延，使问题的规模和程度日趋严重。在21世纪初美国新经济泡沫破裂后，资金又找到另一个投机领域——房地产。2000 ～2005年间，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上涨60%，其他地方的房地产泡沫也不亚于美国。然而，房地产的需求是依靠次级贷款刺激出来的，而非因为工人收入的提高，工人的收入份额在此期间趋于下降。2001～2006年美国公司的利润率由7%上升至12.2%，增幅达123%，而工人的收入份额则从58.6%下降至56.2%。于是美国房地产泡沫不可避免地破灭了，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从而无法再充当消纳世界生产能力的角色。

    二 此轮危机再次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与过去所有的资本主义危机一样，造成此轮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只有转化为资本才能进入生产过程。只有当资本家拥有了生产资料，并且将产品成功出售并获取利润时，生产才会发生。然而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力来从事生产的方式导致工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不断的扩大再生产与工人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永远困扰着资本主义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们因为没有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挨饿，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大众却因为生产太多而挨饿，这是何等地荒谬！资本主义的喉舌们却故意将这些真相掩盖起来，喋喋不休地向人们灌输没有更好的体系能够替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失败的体系。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现代形式的巫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高薪巫师。

    经济危机对资本家尤其是大垄断资本家而言只是资产的缩水，而对广大工人而言却意味着失去生计，此轮危机也不例外。2008年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在册的失业人数为1.9亿人。2012年9月欧盟的平均失业率为10.6%，整个欧元区的平均失业率为11.6%。债务危机缠身的国家失业状况更为严重：希腊的失业率是25.4%，西班牙24.4%。这两个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更高，在26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失业率高达52%。其他国家也不容乐观，法国10.2%，波兰12.5%，葡萄牙15.8%，英国7.8%，美国7.9%。如果把兼职和已经放弃寻找工作的人算在内，美国的失业率为18%。此轮危机也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印度出口部门在2008年第四季度损失了50多万个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有15.3%的农民工被迫返乡，城镇失业率也达到4.2%。

    三 愤怒的人群

    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廉价信贷允许家庭的消费超过他们的收入，从而掩盖了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的现实。危机爆发之后，帝国主义寄生的金融体系、不断深化的经济衰退、股价和房价的崩溃、失业的加剧等等无情的现实唤醒了美国中产阶级。“阶级和再分配的字眼再次出现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弗里兰女士目睹并记录了公众对华尔街的愤怒，她写道：“深夜，喜剧演员聚集在街上呼吁公开处决银行家。”人们感到异常愤怒，因为美国人信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成败负责，然而华尔街的银行家却不用为自己的投机失败负责。美国政府将数十亿美元注入金融机构，让这些银行家们继续他们的投机狂潮。国家没有钱来支付养老金、支持就业，却有数万亿美元的钱来救助银行。民众沸腾的愤怒很快随着危机从美国移向欧洲而蔓延至欧洲各国。

    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冰岛和拉脱维亚政府的支持率都直线下降。希腊、爱尔兰、法国、德国、英国、乌克兰、保加利亚、立陶宛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危机的影响甚至波及非洲大陆和欧亚大陆遥远的前哨：加勒比海瓜德罗普岛发生暴力罢工，俄罗斯防暴警察则在冰封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镇压街头抗议。

    相当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也都公开批评了政府对金融界的援助，他们一致认为这种援助相当于把巨额财富从美国纳税人转移给华尔街的银行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奥巴马纾困银行的计划是在“抢劫美国人民”。克林顿任期内的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说现在的美国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是“华尔街的囚徒”。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抱怨说，美国政府“在用现金换垃圾”。

    四 帝国主义与战争

    此轮经济危机一方面促使帝国主义向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等国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不同帝国主义势力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除非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阻止因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而引发的战乱，否则人类又将陷入纷争的深渊。这里特别需要提及中国的崛起。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经过63年的发展之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的崛起无疑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平衡，对大国之间的均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深感不安。因此，美国已经在积极征召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来围堵中国。征服中国是美国主导亚洲计划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在还无法预测美国是否确实会联合上述国家向中国发动战争。中国也有可能联合俄罗斯和欧盟来反对美国。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加剧了生产过剩危机和帝国主义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加快了美国备战的步伐。对美国而言，战争既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手段，也是为过剩的产能寻找市场的方法。

    帝国主义敌视中国因为中国在经济上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需要十分地警惕资本逻辑的渗透对社会主义团结的破坏。资本和市场的扩张正在中国培植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合作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要时刻关注这一社会基础的动态，即便它现在还不成气候，并防止这一社会基础与帝国主义势力里应外合，颠覆社会主义中国。

    五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

    苏东解体重创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苏东解体20年后工人阶级的运动陷入空前的停滞状态。我们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阶段工人阶级运动停滞的原因，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来指导今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创造了契机，但是我们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取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能否有效联合。帮助工人明白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1.资本主义是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然后向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征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2.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造成目前经济危机和工人悲惨状况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

    3.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集中在个别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手中。这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统治和压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

    4.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只有通过向被压迫民族发动战争（如现在安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国家向阿富汗、叙利亚、巴勒斯坦发动的战争）或者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开战（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能缓解资本主义的矛盾。

    5.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们摆脱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本身创造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

    6.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需要由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带领。

    7.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用于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需要创建自己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目的一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二是为社会主义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物质和社会条件。

    8.必须摒弃一切资产阶级所渲染的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偏见。在苏联的创设过程中，特别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否认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就是否认无产阶级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士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诋毁斯大林背后的目的在于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

    六 结语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过我们，历史也一再证实，无产阶级只有坚持与帝国主义展开不懈的斗争，而不是向帝国主义妥协，才有可能通向真正的和平。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美国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脖子上的绞索就将越紧。”[180]

    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新帝国主义与国际经济危机

    余斌[18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182]如今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危机再次把一度被繁荣假象所掩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凸显在人们面前。而一度被国内外一些人奉为绝对真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开始遭受越来越多的怀疑与争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根本问题。

    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首要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的首要矛盾是由资本的这种本性所引发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公式是c+v+m。在这个公式中，不变资本c反映了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可变资本v反映了资本家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来源于他们的工资，因此这个v反映了工人阶级对于商品的总需求。剩余价值m则在资本家、经理人、资产阶级政府和其他寄生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因此，分享m的资本家和相关阶层的消费将会小于m，剩下的那部分m将会积累起来用于扩大再生产，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即总需求小于c+v+m，而资本家的总供给却等于c+v+m，从而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而且剩余价值越多，作为剩余价值载体的剩余商品也就越多，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183]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看到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却把它归结为虚构的心理规律。

    资本的这种本性及其后果必然导致资本家越来越富，而雇佣工人被维持在贫穷的状态，形成收入不平等，并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使经济具有脱离实体生产的趋势。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从而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184]这也是为什么如今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十分发达的一个原因。

    虚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债，它甚至引发了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西方国家的大众民主带来了过大的开支和极度膨胀的福利体系。同时大众民主一味要求减少税收，从而导致国家税基的枯竭。在国家无法继续承担庞大的福利和公共开支，但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靠国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并最终导致了致命的国家债务危机。[185]

    其实，郑永年不知道，资本主义也是“共债主义”。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国债制度的温室。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国债是资本主义所谓精英民主阶段的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而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也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186]

    欧美国家国债巨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公共福利政策，而在于资本家尤其是大资本家拒绝承担建立和维护有利于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本，而力图把这些成本尽可能地转嫁中下产阶级身上去。美国出兵伊拉克，为美国石油大亨攫取了巨额的利益，而出兵的成本却由美国全体国民共同承担。就在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的精英们所主导的政府干预也导致了国债的巨额增加。[187]例如，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格里菲思等指出：“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第一反应都是接管主要由本国资本家所欠的银行债务。……于是，银行债务转变成了主权债务。”[188]这就使资本家们的私人损失转变为资本家们的盈利和全体国民的损失。

    二 资本主义经济的其他主要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二大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不平衡，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由于恩格斯的论述而被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不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而是商品生产，每个企业生产的商品必须交换出去满足社会上的其他人的需要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殖，从而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社会化的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只是资本家私人的事情，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特定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189]这会导致生产过剩与生产不足同时出现，并交替变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个矛盾是由商品的二重性造成的，体现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即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与其一般表现形式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下被强化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符号（纸币和信用货币如支票、汇票等）来代替金或银作为货币使用。当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信用体系遭到破坏时，信用货币被要求转化为纸币或金币，这会造成货币荒，导致通货紧缩的假象。其次，由于纸币的印刷成本低，因此发行纸币的中央银行可以一本万利地用极低生产成本的纸币按纸币的面值套购物质财富即所谓铸币税又称通货膨胀税。这种铸币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得不花费在流通手段上的成本，相应的收益原本应当由政府拿去用于社会公共事业，但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是金融寡头私人所有的机构，不受政府和社会公众制约，从而滥发纸币成为全体民众被金融寡头剥夺的重要方式，并形成了如今的新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而美国金融寡头滥发美元的行为在美国的经济霸权的放大作用下还向其他国家输出了通货膨胀。

    资本主义经济的第四个矛盾是由货币转化为资本造成的，体现为货币与资本的矛盾。由于货币不能自行增殖，因此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多余货币都交给金融资本家用于放贷，而他们需要货币周转时也向金融资本家借款，从而逐渐形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和金融寡头的统治。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生时出现的货币荒更是强化了金融寡头的地位。由于金融寡头通过美联储获得了决定基础利率的权力，因此，在种种对利率进行投机或受利率影响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金融寡头们是先知先觉、稳赚不赔的。吃亏的只是这个寡头圈外的资本家和某些国家的国有资本。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破产的大银行和大商业机构中没有一家是金融寡头旗下的，美联储的股东们旗下的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扩大了。[190]

    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五个矛盾是利润与利润率之间的矛盾。为了提高利润、强化对于工人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会导致增加生产资料的投入，并相对减少对工人的使用。于是，在利润有所增加的同时，利润率却下降了。这样就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首先是相对过剩的工人的失业；其次是提高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门槛，刺激巨型企业的出现；第三是迫使一些资本家只好到金融市场上去投机冒险，使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一些矛盾，比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诚信与利益之间的矛盾等，它们与上述矛盾相比，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次要的一些矛盾，尽管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讲这些矛盾是非常重要的矛盾。

    事实上，站在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根本就不是问题。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而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也不是太多了。要使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情况下劳动，就是说，要使他们的绝对劳动时间能够由于劳动时间内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效率而得到缩短，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还很不够。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191]

    三 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与国际经济危机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的首要矛盾决定了总供给必然大于总需求，也就是说，市场容量必然是不足的。同时，“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而没有经常而迅速扩大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运转就不可能进行。[192]这时经济危机就会爆发，以便“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193]正是由于看不到巨大的市场容量快速恢复的前景，因此，我们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就指出世界性经济萧条还将延续10年以上。

    如今有一种主张是靠救市来扩大市场，尤其是到外国去救市。要知道“马尔萨斯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另一些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194]到外国去救市，就是让被救的外国成为承担挥霍任务的封建贵族国，而主动去救的国家则成为向贵族国进贡的一方。这样做，的确“与其说会促进生产，不如说会阻碍生产。”

    其次，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二大矛盾所导致的不平衡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国际贸易来平衡，但其后果只是将这种不平衡扩大到世界范围，并对生产原本平衡的国家产生冲击，从而使经济危机向其他国家扩散。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和第四个主要矛盾形成了金融寡头对于经济的控制，而为了金融寡头们的利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会被制造出来。最典型的就是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于1997年攻击泰国货币而引爆东南亚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危机会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因此主导经济的金融寡头们和超级大国可以借机为自己谋取利益。“1847年，‘英国所负的债务（极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委员会的报告》，1857年）”[195]。

    第四，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五个主要矛盾，曾经导致工人反对机器和马尔萨斯反对工人阶级的人口学说。如今这一幕又重演了。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同样在用技术进步和全球人口增长来替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在历史上，机器也代表技术进步，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196]。同样地，技术进步提高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力，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造成生产过剩和人口的相对过剩。技术进步不是罪过，技术进步的资本主义应用才是罪过。同样地，教育和培训能够提升人的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却会带来恶果。曾有人建议工人尽可能学会各种劳动以避免失业，而马克思则清醒地指出，“这样一来，在一个劳动部门中出现工人供应过剩现象，就会立即波及一切部门”。[197]

    四 新帝国主义与经济危机

    将近一百年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198]二战之后，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上的旧帝国主义随着大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以及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受到重创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才借助经济全球化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活跃起来。与旧帝国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在资本输出的基础上，增加了纸币输出或债务输出。这是因为，纸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

    如今，美国用本身不包含价值也不与黄金挂钩的纸币（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商品，并购其他国家的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但是，其他国家拿着付出了劳动和实物才换来的美元却不能到美国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和并购企业，只能以纸币的形式或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这些所谓的美元储备。这也是美国国债剧增的一个原因。而美国则以纸币输出的方式获得了远远超过旧帝国主义以价值为基础的资本输出的巨额利润，而且还可以将一部分换回的物资用于军事行动、和平演变和安抚本国民众的福利。

    如果说，旧帝国主义靠军事占领和在殖民地建立银行来实现金融寡头的统治，那么新帝国主义则通过纸币输出来控制其他国家的货币发行和金融市场以实现其金融寡头的统治。但是，滥发纸币的这种寄生模式必定是难以持久的，其后果必然是金融投机的加剧、金融泡沫的膨胀、金融动荡和纸币的贬值。而为了维护美元纸币的霸权，美国就必然要在世界其他地方兴风作浪，制造冲突，收买代理人，迫使处于社会动荡和外来威胁的国家不得不继续把美元和美国国债作为“安全”资产来持有。

    新帝国主义并没有改变旧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199]

    但新帝国主义的出现，强化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如今能够输出纸币的国家和地区最主要的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美元区和欧元区，其次是依附或夹缝在这两大区域之间的日本和英国。法德联合的欧元区的新帝国主义实力远超单独一个欧洲大国，其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新帝国主义竞争，其规模大大超过了二战前的旧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现在法德试图加强欧元区的政治联合，反对“退出条款”，而美国则显然希望欧元区解体，有些国家退出欧元区。[200]英国首相卡梅伦于2012年7月1日公开表示，不排除英国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德国媒体称这是对法德宣战[201]。新帝国主义之间的这种争斗给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安全局势蒙上了阴影。要知道，正是当年的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与德帝国主义集团的争斗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只不过再一次地证实了马克思确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性，确立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科学性。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202]这表明，人类社会只能往前走，只能摒弃已经过时了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得救。

    新帝国主义特点与发展趋势

    赵常庆[20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帝国主义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从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财富和技术高度集中，极大地压缩了国内的发展空间，要想进一步的掠夺财富就要对外侵略和扩张，这就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当年英国成为“日不落王国”，占有全球3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四五亿子民，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当然，除英国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英国一样也是帝国主义。

    然而，随着近百年来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殖民地纷纷独立，并相继加入了联合国，昔日帝国主义国家明目张胆攻城略地行径，由于受到联合国规则的限制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不是没有，而是明显减少了，“帝国主义”这个词似乎只是作为历史现象被提到，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好像已经不存在了，很少被人提及。特别是由于存在各种维持国际秩序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例如，联合国、WTO、G20峰会等，看来世界一切都变得有序，其实世界现实远非如此。

    远的不说，仅进入21世纪，世界就接连发生影响重大的事件，例如：“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以及至今仍未克服的世界经济危机、仍未解决的全球气候变暖等。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清楚地看到，由于某个大国的贪婪和损人肥己的做法，给世界很多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使人不能不想到当年列宁痛斥的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包装，以新的手法进行掠夺和霸占。新帝国主义被冠以“新”字正是由此而来，并不是其本质有所改变。

    一 新帝国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新帝国主义与老牌帝国主义的不同缘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与18、19世纪相比甚至与20世纪特别是与“冷战”结束前相比，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今世界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全球化进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迅猛。发达国家依杖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投资和建立跨国公司等实行资本输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孱弱和科学技术落后，明知全球化存在根大的负面作用，也不得不加入这一进程，防止国家进一步被世界发展边缘化，陷入更加贫困和落后的境地。资本、商品、技术、人员的流动，使世界各国经济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种全球化进程，尽管也给经济落后的国家带来一些好处，但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国力强大的西方大国占据优势，通过商业活动的话语权、商品的定价权和利润的分配权，不仅使投资获利实现最大化，而且使剥削和掠夺披上合法的外衣。

    第二，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已经不是当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简单关系。表面上看，昔日帝国主义国家与今日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都是拥有主权的平等的国家关系，在联合国大会上都各有一票。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使然，迄今仍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谓俯拾皆是。例如，世界各类商品市场基本由西方大国控制，各种游戏规则基本由西方大国制定，负责规范世界秩序的国际组织绝大多数由西方大国掌控，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又起着领导作用。美国还利用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有利地位，在金融领域大展手脚，挟持世界经济。在军事领域美国也不讳言自己的领袖地位。2012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等美国政要重申要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

    由于历史形成的多种文明和多种体制的存在，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这也给一些自认为“最民主”的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在其他国家“推进民主”，实际上是在干涉别国的内政。被干涉的多为小国、弱国，当然大国也难于幸免。在不能公开武力干涉的情况下，他们通过说三道四、扶持代理人、频出黑手进行攻击。他们不是不想对大国政权加以颠覆，而是做不到。

    第三，各国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包括国力失衡、贸易失衡、能源拥有和消费失衡等。这些失衡最后导致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南北对立加剧，皆源于此，当今世界存在的诸多问题也都与此有关。当今世界上10%的人口掌握80%的财产，90%的财产在发达国家，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中有37%生活在美国，27%生活在日本，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资本的扩张与掠夺难辞其咎。

    贫富差距的拉大，巩固了发达国家在经济、金融、军事等领域的强势地位，从而以更大的优势赚取更多的财富，使得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第四，“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没有出现和平稳定的局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当代世界存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但迄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其原因虽然很复杂，但综观不平静世界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昔日帝国的身影。国际关系紧张，国际社会不断分裂，都与它们有关。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近期的“阿拉伯之春”，都给这些国家带来局势动荡、政权更迭，人员伤亡、社会分裂、经济破坏。西方大国正是利用国际社会和多国的分裂从中渔利，并力求使国际社会和多国分裂常态化。

    第五，包括话语权在内的西方软实力仍很强大。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西方大国在逐渐丧失垄断世界的绝对地位，在硬实力逐渐式微的情况下，试图以软实力补充硬实力的不足，用软硬两手控制和改造发展中国家。

    第六，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但社会主义没有消失。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继续存在，不满西方大国帝国主义行径的力量和呼吁改造当今世界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力量在逐渐壮大。苏联解体20年了，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仍然与帝国主义一道并立在世界，逐渐发展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大国的颓势和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中看到世界发展的趋势和前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他们看到与帝国主义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并对社会主义制度刮目相看，使一些国家正在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二 新帝国主义的若干特点

    气候变化会使同一种植物有所变化，不同的时代也会使帝国主义产生很多新的特点。应该看到，新帝国主义除继承老牌帝国主义的衣钵，保留昔日帝国主义原有的扩张和掠夺等本性外，还具有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炫耀武力。

    新帝国主义国家依仗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势地位和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国际关系中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们可以不顾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呼声阻挠解除对古巴持续多年的经济封锁和不让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他们以在世界各地驻军和派出多达10个航母编队游弋于世界大洋方式代替昔日“炮舰政策”，对他国实施军事恫吓。他们以维护世界秩序为名，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扮演“法官”和世界警察的角色。他们不经联合国授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出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他们还扶持一些国家反对派，以所谓“推进民主”为名，肆意宣布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失去合法性”，在利比亚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目前又对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它们还在独联体国家中制造“颜色革命”，实际也是利用当事国存在的内部矛盾，通过舆论煽动和物质支持等方式推翻合法政权。这种以美丽的言辞掩盖其以非法手段改变他国政权的做法，与当年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行径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是以“民主”和“人权”作为掩饰，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谁也无法拒绝。很明显，新帝国主义在干涉别国内政、扩大势力范围时为自己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第二，追逐最大利润，损人肥己。仍延续老牌帝国主义贪婪的本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依仗多年形成的经济和科技优势，通过由他们主导的跨国公司，不是以消除富国与穷国的差距为目的，而是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将获利微薄的加工企业和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专注发展利润丰厚的高科技产业和金融行业，以科技成果和所谓“金融创新”获取最大利润。其结果，发展中国家在付出环境破坏和资源大量消耗等高昂代价的情况下，取得有限的发展进步。有利于跨国公司和富国的新自由主义激化了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使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加剧，这与西方大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扩张和掠夺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富国将赚取的大量利润的很小一部分，以“援助”为名馈赠给发展中国家，还附加许多政治条件，使这种掠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经济落后，不得不依靠外资发展自己，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剥削和掠夺的实质客观存在，发达国家并不想让发展中国家也发达起来，他们会利用各种手段打压发展中国家，中国对此有切身体会。例如，他们可以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比如稀土，却不许对中国出售高科技产品；可以在中国投资建厂，却不允许中国收购其大型企业；允许中国购买其债券，却不允许中国购买其资源。中国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通讯企业“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开展业务受阻就是典型的例证。

    第三，不是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是以抢夺战略物资为宗旨，这一点与老牌帝国主义有明显的不同。

    当今世界，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已经成为制约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美国等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已经不是以抢占他国国土，实行殖民统治为对外扩张的基本目标，因为这样做已经办不到，会为国际社会所不齿。就连小小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建定居点都受到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改变了古老的侵略扩张方式，以抢夺和控制石油和资源等战略物资作为控制世界和巩固霸权的手段。人们注意到，凡是盛产石油的地区，就有美国的身影，在中东，北非、拉美、伊朗、里海周边，美国为控制石油无所不用其极。有一种说法，谁掌握世界能源，谁就能控制世界。美国正是沿着这条路走的。此外，美国还操控世界粮食价格。石油和粮食是无声的枪炮，会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杀伤力，影响其国家走向，迫使穷国向富国就范。

    第四，操控金融货币工具，左右世界经济。

    美元迄今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世界货币，其发行权掌握在美国手中。如果说在美元代替黄金充当世界流通和储备货币之初，对这种世界货币体系的弊端还认识不清的话，那么，近些年世界上发生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以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这种世界货币体系存在很大的危害性。很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与美国关系不错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曾猛烈地抨击这种给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危害的世界货币体系，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货币体系存在多种弊端。他认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是现行世界货币体系，指出现行世界货币体系存在以下缺陷：首先，它缺乏合法性，因为世界并不存在为各国认同的《世界货币法》；其次，现行世界货币工作程序缺乏民主性，“因为没有任何一国人民参与了世界货币发行人通过的决定和他们的活动”；第三，世界货币供求关系缺乏竞争性，也缺乏自由，现行世界货币市场在保护发行人的特权；第四，现行世界货币市场不文明，因为其游戏规则没有平等地保护所有参与者；第五，世界货币的使用者对世界货币的发行和运作制度不能也无权掌控；第六，世界货币发行人对其使用主体完全不负责任，这是导致全球性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第七，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说明现行世界货币体系根本无效。基于以上七点原因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认为，现行世界货币体系已经陈旧老化，已经不适应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必须改变存在严重缺陷的现行货币体系。[204]

    这位中亚国家总统已经清楚地指出了现行货币体系的弊端和危害性。实际上美国过去和现在都在利用现行货币体系作为操控世界经济的工具，还利用美元的发行权和所谓“金融创新”盘剥发展中国家。美国不许中国购买其资源和高科技企业，只许中国用中国民众血汗钱购买其债券，而它多次采用“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贬值，使中国损失巨大。这是新帝国主义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新手段。美国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给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带来巨大损害。美国操纵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和滥用美元发行权是新帝国主义在经济领域实施掠夺的典型表现。

    第五，用软实力配合硬实力，施展霸权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

    西方国家拥有多年形成的教育、科技、传媒等优势以及各种有利于自己的理论和由它们主持制定的制度，在与之对抗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上述各点皆成为西方国家施展霸权，推销自己价值观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工具。西方国家每年都招收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和进修人员，不仅从意识形态方面对他们进行灌输，而且将大批尖子人才留下，既不用缴纳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学费，又扩大了本国科研、教育和生产部门的骨干力量，使之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这是从人力资源方面的扩张，在当代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在提倡人才“自由流动”的幌子下，西方国家实施的是对发展中国家高端和夹子人才的窃取政策。他们还通过发达的媒体控制话语权，以其主张的“民主”、“人权”标准对事务进行报道和评论，其中不乏歪曲真相，颠倒是非之处，对受众有很大的误导作用。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以“推进民主”为名在世界很多国家建立非政府组织，推广西方价值观。他们还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打压不同观点，围剿新兴力量。这些都是新帝国主义除在物质领域掠夺以外的、在精神领域或者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表现。

    三 新帝国主义走向衰落、社会主义走向复兴是大趋势

    当前新帝国主义正在走向衰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一些西方大国出现的问题已经可以说明这一点。不过，说帝国主义濒临死亡还为时过早。社会主义最终要取代帝国主义，但距这个目标还有很长路要走。这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国家仍拥有多年形成的优势，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教育、传媒等。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力量还不强，虽然各国存在一些进步力量，也出现一些不满当局和现行社会制度的群体性活动，但尚不能动摇其多年形成的基础。总的来看，在那里社会主义还处于唤起民众和积累力量的阶段。苏联的解体和后苏联国家的转型，使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各国民族主义的膨胀增加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聚合的难度，客观上有利于帝国主义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

    然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正从低谷中奋起，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给人类以希望。目前仍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通过改革等措施在帝国主义势力围剿中顽强生存并不断发展。一些左派掌权的国家也在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社会主义的前景是光明的，但要赢得世界道路还很漫长，困难也很多。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博弈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只要有中国社会主义存在，世界社会主义就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会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而发展强大。为此必须将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5]。这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本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有朝一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不能宣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彻底地战胜帝国主义，必须在全世界起码在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我们才能这样说。目标是明确的，有目标就有奋斗的动力，尽管道路曲折，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社会主义战胜帝国主义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从美欧股市反常高涨看高盛作局的破绽

    杨斌[206]

    2012年3月，西方媒体大肆宣扬美欧股市反弹的利好消息，甚至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的股市也一路冲高，让人觉得似乎美欧债务危机已经开始得到了缓解，似乎随着寒冷的冬季结束美欧经济也开始回暖，但是，2012年4月初全球经济回暖的乐观气氛骤然受到沉重打击，西班牙传来了债券市场和主权债务发生危机的消息，促使人们骤然意识到欧洲债务危机并未消失而是愈发扩散。4月23日，美欧股市普遍遭遇恐慌性抛盘打压，就连欧洲最稳健的德国的股市也暴跌3.4%。西班牙也已陷入了类似希腊的经济恶性循环漩涡：政府越是实施紧缩并削减财政赤字，社会需求就越是萎缩导致经济衰退，政府税收就越是下滑并导致财政赤字膨胀，国际金融财团就越是拥有了新的掠夺财富借口，通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向西班牙施加压力，逼迫其推行垄断性行业私有化并实行进一步的紧缩。

    2011年西班牙主权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8%，2012年随着西班牙经济衰退这一比重猛增至79.8%，据国际专家预计随着西班牙实施第二轮财政紧缩政策，经济恶性循环过程将全力加速并导致这一比重上升至100%。西班牙也已出现了类似希腊的大规模社会抗议，4月初西班牙工人发动了24小时全国总罢工，抗议失业猛增、削减社会保障和政府紧缩政策，西班牙警察封锁了巴塞罗那市中心广场周围的街道，抗议民众则组织封锁线阻塞巴塞罗那的交通干道。前不久美欧股市洋溢的乐观气氛也骤然烟消云散，笼罩着浓厚的阴霾、持续下挫预示着更大的动荡风险，国际投资者都知道西班牙的经济规模相当于希腊的五倍之多，一旦爆发危机将带来远远超过希腊的巨大冲击的严重恶果。[207]

    2012年4月欧洲传出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信息，表明欧洲区经济正在加速陷入更深的经济衰退，欧元区工业活动指数4月份下降了9，创下了25个月来的新低，欧元区的经理人采购指数4月份下降到了45.9，为半年来的最低点，意大利的对应指数则跌到了9个月来的最低点，西班牙的对应指数跌到了34个月来的最低点。欧元区的失业率3月份上升到了10.9%，创下了欧元启动13年以来的最高值，作为欧元区火车头的德国经济，3月份的失业人数增加了19000人，失业总人数升至287万人。4月份欧元区经济传来的令人震惊的糟糕消息，恰恰是在欧洲中央银行大举救市之后，表明其年初向欧洲银行业投放的上万亿欧元巨资，除了刺激股市反弹外丝毫未能改善欧洲的经济状况。[208]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2012年6、7月希腊可能被迫退出欧元区，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银行挤兑。

    2012年初美欧股市普遍洋溢着乐观气氛，其实并不能反映美欧的实体经济改善，股市高涨更多反映了美欧央行的应急举措，为挽救债务危机和银行困境而滥发货币。随着春季气候回暖美国建筑市场有所反弹，某些建筑指标与前几个月相比环比增长，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依然延续着恶化的趋势。2012年2月，美国的新房销售量同比下降了1.6%，与经济学家预测的增长1.3%的相距甚远，住宅价格也连续五个月下降，凯斯房价指数降至十二年来的最低点。3月份，新房销售量同比下降7.1%，下降速度出现了惊人的加快，二手房销售量也下降了2.6%，建筑商和购房者信心指数也出现相应下降。住宅建设是美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行业尚未摆脱疲软就很难奢谈整体经济复苏，也表明美国媒体以环比指标改善来宣扬房地产复苏是虚假的。美国其他经济领域的指标也暴露出了种种潜在隐患，美国商业协会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2月份为71.6，3月份下降到了70.2。达拉斯制造业指数2月份为17.8，3月份下降到了10.8，理查曼德制造业指数2月份为20，3月份则大幅度下降到了7的低水平。3月份美国制造业的耐用品订单金额下降了4.2%，为自2009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209]2012年5月中旬美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恶化迹象，摩根大通公司押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事与愿违，结果因美国经济疲软引发的市场变化导致了巨额亏损。

    美国的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消耗能源最多的行业，但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能源消耗总量呈现下滑，至今尚未恢复到2008年爆发危机以前的水平，因此，美国制造业除了补充库存消耗、季节调整的短期增长，不可能推动整体经济出现复苏和促进就业水平增长。美国曾在2007年存在着能源提炼加工能力的短缺瓶颈，当年被美国媒体批评是造成天然气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美国官方宣称进入经济复苏一年多的2010年，美国能源提炼加工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被迫削减产能以适应美国国民经济对能源需求的下降，到了2012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能源提炼加工企业在削减产能之后，仍然无法适应国内能源需求锐减的形势，被迫转向国际市场寻求扩大能源出口，致使美国从能源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由此可见，所谓美国制造业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的说法是虚假的。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制造业出现了信息化、节能化，但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制造业对信息产业的订单需求也大幅度下降，从2008年的280亿美元下降到了2011年的240亿美元，反映了制造业的整体下滑甚至影响到了信息产业。

    美国还存在着一种说法是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推动了经济复苏，但2012年春季恰逢美国官方宣称经济和就业形势出现好转之时，美国的大型零售连锁企业却出现了大规模解雇浪潮，美国一家大型电子产品连锁零售企业宣布，由于市场不景气导致季度亏损高达17亿美元，将被迫关闭全国50家商场，美国大型连锁百货商场西雅思也宣布季度亏损24亿美元，将关闭全国1200多家连锁销售商场，裁员规模将高达1万至2万人之间，美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百货商场的闲置率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上述事实表明，美国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一样，自危机以来一直处于萎缩状态而不是复苏状态，行业自身尚未摆脱亏损和裁员的困境根本谈不上推动经济复苏。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美国达到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数量一直不断增长，但是，美国全部人口中愿意参与劳动市场的数量却不断下降，劳动市场参与率从2008年的66%下降到了2012年的64%，而且在官方宣布的复苏时期的下降速度反而比衰退时期加快，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因找不到工作而被迫退出了劳动市场，还意味着美国的就业形势并未出现好转而是仍在不断恶化。[210]

    美国官方和媒体宣扬的经济复苏掩盖了经济形势的恶化，但欧洲各国的官方统计数据甚至无法掩盖经济形势的加速恶化。早在2011年第四季度欧洲各国经济就普遍开始陷入经济衰退，英国经济萎缩了0.3%，法国经济萎缩了0.2%。据欧盟统计局预测，2012年欧元区17国经济预计将萎缩0.3%，希腊和西班牙将出现深度经济衰退。然而，2012年春季欧洲各国股市为何也同美国一样大幅度反弹呢？这一方面反映出股市已不再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股市同实体经济运行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脱节，一方面反映出国际金融资本形成了新型高度垄断格局，为发动大规模掠夺全球各国民众财富的金融战争，能够操纵着全球股市设置陷阱进行统一布局，利用全球化形成的各国股市紧密联系拉开猎杀大网，觊觎和吞噬全球股民财富的能力和胃口空前扩张。尽管美欧经济实际上仍然处于严重的疲软状态，但此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无法依靠正常经济增长获利，迫切渴望发动金融战争掠夺大量财富并转嫁危机，所以无法顾及股市炒作与实体经济运行是否存在矛盾，无论各国经济状况好坏统统都被推入了股市泡沫陷阱。

    2011年希腊经济出现了高达6.5%的深度衰退，2012年春季希腊经济形势并未好转而是进一步恶化，整体经济和财政状况均出现从悬崖边坠落般急剧下滑，希腊各大城市均陷入持续不断的抗议、骚乱浪潮，这种形势下一般投资者根本不敢贸然推高股市，一般的国际金融财团面对希腊经济险象环生也不敢轻易冒险，幕后炒作的只能是有充分获利把握的特大国际金融垄断财团，其必须具备巨大的财力和权势胁迫各国的金融资本进行配合，必须准确预知并有能力操纵股市泡沫破裂的具体时间，否则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希腊社会骚乱不断之时贸然炒作股市，随便冒出一些负面消息就可能让投资者变成惊弓之鸟，敢于逆向炒作的只能是有操纵全球股市能力的特大国际金融垄断财团，也就是被称为“世界主宰”、“通吃赢家”的高盛财团。2007年全球石油价格暴涨冲高200美元之时，高盛竟敢于同中国企业签下油价跌至60美元就获暴利的合同，恰恰是因为高盛预知并操纵着金融危机爆发的准确时间，这样高盛财团才有胆量一面公开宣扬美国经济复苏舆论，一面悄悄布局做空全球次贷衍生债券、股市和石油市场，并且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投资者损失惨重之时获取暴利。倘若人们具备防范新型金融战争掠夺的意识和警惕性，就能从希腊股市的反常高涨中看出高盛做局的马脚、破绽。

    高盛敢于在欧洲和希腊陷入经济衰退之时推高股市泡沫，是因为其拥有一般国际金融财团不具备的特殊高度垄断权力，通过安插代理人、收买高级官员直接控制了欧洲各国政要，当前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德瑞格曾是高盛前欧洲区总裁，希腊的总理帕帕季莫斯、国债事务主管佩德罗也同高盛有密切联系，他们恰恰就是当年曾协助高盛造假诱惑希腊落入债务陷阱的始作俑者，他们能制定宏观财政金融政策来密切配合高盛的金融战争掠夺。2011年底和2012年春季，在高盛的授意下美欧各国中央银行向私人银行注入大量资金，美联储虽然没有公开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美联储应国会要求被迫披露的一、两次交易数据资料，就暴露出了令人震惊的高达16万亿美元的秘密注资救市，当前美国面临着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迫切需要安抚民众、粉饰太平并且辅助奥巴马竞选，毫无疑问会延续数年来一直向华尔街秘密注资的救市行动。欧洲中央银行数月来为挽救希腊等国债务危机也大举注资救市，通过各种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向私人银行注资上万亿欧元巨资，但是，这些天量资金并未流入实体经济而是用于金融投机炒作，私人银行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并未增长反而有所下降，这恰恰就是欧洲和希腊陷入经济衰退而股市高涨的真实原因。

    美欧中央银行向私人银行大量注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日趋显现，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经济消息，截至2012年3月全球食品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上涨，致使全球各国面临比2011年更为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2011年初的全球食品价格上涨引发了中东地区政局动荡，当时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仍然保持增长，但是，2012年欧洲、日本等许多国家已经陷入了经济衰退，物价、失业上升而工资停滞更加容易引发社会动荡。[211]

    美国互联网霸权

    余丽[212]

    一 争抢制网权是美国及主要西方大国制定互联网战略的实质

    信息就是权力。制网权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对广义计算机互联网世界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主要包括国家对国际互联网根域名的控制权、IP地址的分配权、互联网国际标准的制定权、网上舆论的话语权等。这些权力伴随着互联网空间虚拟世界的出现而出现，是网络空间内的权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生存的根本保障。[213]一个国家网络权力的大小决定其在当前及未来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高低。

    当前，互联网方式正在逐步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对现实空间的影响愈来愈大，国家行为体之间在全球网络空间的角逐也更加激烈，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西方大国相继制定了本国的互联网战略，其实质就是争抢制网权。对此，分析如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依据国内外安全环境和虚拟空间安全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互联网政策。然而，不同执政者的不同任期内，其内容和侧重点也有差异。克林顿任职期间，互联网政策的主题是强化对网络基础设施的保护，其重点是全面防御；小布什任职期间则是网络反恐，攻防结合；奥巴马政府则体现网络威慑、攻击为主的特点。由此凸显，美国的互联网战略经历了一个从防御到进攻的递进过程，其具体内容和措施如下：其一，把网络安全确定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网络基础设施列为重要战略物资实施保护。其二，加强网络空间安全的集中领导和部门合作。其三，组建网络战司令部。其四，发展网络技术，培养网络人才。其五，注重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大力推行全球网络外交。概言之，美国的互联网战略即以建立美国的网络威慑、掌控互联网制网权为目的，以“主动攻击”为特点，以网络信息技术优势为支撑，以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并以实现美国全球霸权为最高目标的全局性筹划。

    之后，西方主要大国紧随美国，也相继制定了本国的互联网战略。2009年《英国网络安全战略》发布。该战略指出，英国推行网络安全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本国在网络信息空间的利益。为此，政府成立网络安全行动中心和网络安全办公室。前者负责协调政府和民间机构计算机系统的安全保护，后者是协调政府各部门的网络安全计划。该战略至少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坚持技术立本，立足于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和更新。该战略指出：“确保政府和工业界所需的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技能和专门技术的发展。这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还包括更宽泛的技能或者技能组合，以弥补现在或将来的技术缺口”。其二，在积极防御的同时，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该战略反复强调，要积极对抗来自网络空间的犯罪、恐怖分子以及对国家各个部门的威胁。英国首相布朗说：“正如19世纪我们必须在海上确保国家安全和繁荣，20世纪在空中（确保国家安全和繁荣）一样，在21世纪，我们同样必须确保我们在网络中的阵地安全，从而给予民众和企业在那里安全活动所需的信心。”此外，英国还研发网络武器，进一步强化“网络战”的力量。

    2011年《德国网络安全战略》出台，明确提出了德国政府制定该战略的国内与国际背景、基本原则、战略要旨及实施措施，还设立了国家网络防御中心和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两个战略实施机构。该战略指出，德国政府制定网络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大力推动安全网络空间建设，促进德国经济与社会繁荣。德国与美国互联网战略相比较，《德国网络安全战略》基本效法美国的模式，但其内容无法与美国同日而语。但就其客观实际需求来看，该战略也有其自身特点。其一，高度重视国际战略合作，支持且参与互联网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强化国际合作，促进国际与国内网络安全之间的协调。其二，重视战略的防御性。从技术、基础设施、管理人员等方面着手，防范对德国网络进行的攻击。应该看到，虽然德国没有效仿美国设立网络司令部，组建自己的网军，而是将重点放在打击网络犯罪的同时加强民用网络安全的防御，这是合乎德国《基本法》精神的。然而，德国也以军民分离的形式保留了未来发展军事网络安全战略的巨大空间，这就留给国际社会一个大大的问号，即未来德国军事网络如何发展？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怎样？这可能需要经过时间与实践的考量。

    以上分析昭然若揭，以权力和安全为核心内核最终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主要西方大国制定互联网战略之根本目的。这犹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者代表人物之—卡伦·明斯特所言：“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货币。”[214]约翰·罗尔克说：“实力是国家适者生存的手段。”[215]以此视角透析，我们很容易找出隐藏在“互联网自由”云雾之中的国家权力、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至高无上性。

    二 互联网霸权的政治文化战略目标：掌控全球话语权、推行西方主流价值观

    互联网霸权是从传统霸权到制度霸权的建构过程。互联网霸权之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及实现霸权国之国家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美国及主要西方大国相继制定了本国的互联网战略，其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如果从政治文化视角透析其互联网战略，其战略目标就是掌控全球话语权、推行西方的主流价值观。那么，霸权国如何以互联网为传播平台，掌控全球话语权，推行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呢？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是否每个国家都能如此做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其实现路径。

    （一）厘清与界定“话语权”、“媒介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概念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分析问题的前提

    “话语权”，即说话权、发言权，亦指说话和发言的权力，是国际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中自我认同并予以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及方式。话语权的大小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综合反映，也是其软实力在世界舞台上的直接体现，它承载着话语权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

    “媒介话语权”，即信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及媒介之间的话语控制权。它是价值观、意识形态工具的话语权，具有主导并控制舆论的特质。其作用和影响是潜在与现实并存。报刊、广播、电影、电视及互联网等传播媒介都是此话语权的载体。

    “国际话语权”，即各种国际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以本国实力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主导、控制国际社会舆论及走向继而影响国际社会发展方向的权力。国际话语权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利益关系的折射。国际话语权的博弈，其实质就是国家利益的争夺。

    “话语权”、“媒介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三者概念既有区别，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行为体的视角来看，“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主体相统一，最主要的行为体都是主权国家；从行为方式来看，“话语权”、“国际话语权”都必须在一定场合、通过一定的媒介表现出来，媒介就是两者的载体。然而，能够真正操纵“媒介话语”的国家，必须是在国际社会中综合国力最强、影响力最大、有能力操控世界主流媒体的大国。这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仅有美国一家。由此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话语权”、“媒介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三者可以统一于一个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方式之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主权国家的行为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做到，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对世界主流媒体的控制力对其是重要考量。

    （二）美国不仅在互联网上拥有话语权，而且有能力主导与掌控互联网国际话语权

    互联网是信息革命的产物。它给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形式传递信息的网络传播方式。它突破了种族、国家等有形或无形的“疆界”，真正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人类交往，它依托虚拟的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间、空间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实现了点对点的全面对接。但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美国不仅是计算机的发明者，而且创造了互联网，美国的互联网霸权遍及国际互联网的所有领域，是从传统霸权到制度霸权的建构。由此说明，美国不仅在互联网上拥有话语权，而且主导与掌控互联网国际话语权，进而利用这种优势，以自身利益为准绳，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并对事物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

    （三）美国是互联网最主要的话语传播者，互联网上美国文化的传播是其主流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

    在虚拟的互联网平台，传播者相当复杂，主权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个人等等都是多元传播行为主体。但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信息多而快、全而准、技术雄厚的大型网站。美国是国际新闻机构和大众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强国。利用其在信息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处于全球垄断地位的美国新闻业和位居全球商业文化统治地位的大众文化产业相继登上互联网。如NBC网站、CBS网站、ABC的网络新闻、CNN网络版及今日美国报、纽约时报网络版等。它们不仅有自己的网址，很多公司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CNN还拥有多个网站。美国传媒已经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即时性、全天候、交互性等天然特质优势，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占领了国际互联网传媒的制高点并拥有实际控制权，在当前及未来的互联网竞争中处于领先优势。此外，互联网上的文化信息承载着价值观念，互联网上美国文化的传播也是其主流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并延伸至国际社会的不同地区及不同国家。

    （四）信息源的存在和作为语言的存在是互联网话语内容之所在，美国的价值观及价值标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时刻影响互联网话语受众者

    互联网信息源的存在有两种方式。一是信息来源，指各种门户网站给我们提供多方面的海量信息。二是搜索引擎，决定了我们在网络空间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信息。两者对引导网络舆论、传播一国的文化及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网络使用者来说，网上有多少信息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怎样才能得到他想要的信息以及在他想要的信息中它们的优先次序如何。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以何种语言进行发布是一个重大的权力问题。这种语言的压迫是一国权力最重要的彰显。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它体现了人的思维习惯，其深层次隐藏的是国家、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它是意识形态最有力而又最容易被网络受众者忽视的重要载体。语言在网络世界的生存空间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在网络空间中软权力的大小。”[216]

    互联网为美国推行其价值观提供了便利。互联网上信息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这种流动本质上就是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的输出与传播。美式的“民主、自由、人权”、“互联网自由”等理念以新闻、影视、游戏等形式全天候、全方位地在互联网上进行着价值观引导及行为指导，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这种文化渗透斗转星移，将会从根本上触及受众国的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及意识形态。例如，早在1997年，美国之音的汉语广播就开始进入互联网，英国的BBC、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也陆续上网。随后，在这些电台的网络上就出现了诸如“专制”，“一党独裁”、“侵犯人权”等字眼并与中国联系起来。当前互联网数据库主要集中于美国。据统计，全球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提供。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流量中，超过2/3来自美国，位居第二名的日本只有7%，排在第三名的德国有5%。而中国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流量中仅占0.1%，输出流量只占0.05%。[217]由此可见，庞大的数字鸿沟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进入国际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进入美国文化的汪洋大海。“在日前提交的《2014年国防预算草案》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五角大楼的网络安全经费大幅增至47亿美元。美国政府各部门的网络安全预算经费总额将达1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00多亿)，比目前增加约10亿美元。”[218]这预示着未来美国网络力量的更进一步增强，这也是其掌控互联网国际话语权、推行其主流价值观的雄厚物质基础。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要客观看待与评价互联网的价值观渗透作用，不能人为地扩大也不能人为地缩小，它仅是国家政权从量变到质变的变量之一。

    三 对策建议

    近代全球性国际关系形成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相继称霸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位居世界霸主的地位，其霸主国的足迹从陆地、海洋、天空、太空扩展至虚拟的网络空间，无处不在。进入21世纪，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对现实空间的影响愈来愈大，互联网霸权对他国安全的威胁也日益彰显。基于此，中国的应对之策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理念层面：强化互联网安全顶层设计，包括在国家最高层面制定互联网战略，设定战略目标、战略原则、具体措施、管理运行机制。力争互联网文化的主动权，在网络平台倡导中国文化和中国核心价值观，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其二，技术层面：侧重于计算机核心与关键技术的跟进与研发，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硬件技术及软件设备作为中国互联网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将目前国内正在使用的外国设备逐步更换，这是保障信息安全的重中之重。若长期使用国外技术，则难以改变中国在信息安全领域的被动局面。

    其三，制度层面：重视国际战略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标准的制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成为互联网“国际标准”。

    其四，管理层面：一是强化中央责任制互联网管理体系。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资源整合，统一协调，包括各级政府部门之间、公私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企业及高校、科研机构的沟通合作，形成相对完善的网络安全防御管理与运行机制。二是继续健全互联网法律法规体系。针对网络犯罪，尤其是对来自国内广域网及国际互联网的各种有损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各种谣言的处置，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全球金融霸权格局的形成机制

    栾文莲[219]

    一 实施金融霸权的主体——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寡头、跨国公司；金融交易市场以及资本市场

    （一）寡头垄断集团与西方国家机器的政治统治结为一体

    当今世界，寡头垄断集团与西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政治统治完全结为一体。一方面，国际金融资本寡头垄断空前发展。法国学者黑弥·艾海哈于2011年10月13日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时说：“整个金融的操作，其数目非常庞大，手段极其复杂。而庞大的金额和操作机器，却只落在非常少数的几个人身上。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十五人集团’。就是这些跨国银行的寡头，在操控着地球。这些寡头大部分都在美国，譬如说摩根史坦利集团、高盛集团，就是这些人在玩弄整个金融体系的衍生性商品。”[220]国际金融垄断集团的少数寡头超越于国家的力量，而这是由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与金融资本在前台操控同时，国家机器立法设制，出人、出资、出政策、造舆论给以支撑。实际上，金融运作规则是由国家制定的，金融投机手段得到法律保障，依靠国家的支持运行。美联储是美国金融资本的总后台，金融资本运行规则的决定者和操纵者，也是最大的金融泡沫玩家。金融寡头、资本家通常也是国家政策的操纵者和制定者，他们主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舆论。总统、总理、议员是他们的代理人，谁触犯了资本的利益，谁就站不住，就要下台。

    看一看2008年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和反应，英国共产党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说，在金融危机面前，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反应是接管主要由本国资本家所欠的银行债务。国家中央银行通过贷款、报单甚至部分或全部国有化的方式拯救了失败的银行，并将大量的银根注入瘫痪了的金融市场，银行债务于是成了主权债务。[221]在谈到美中央银行美联储的过失时，美国的马特·米勒认为，在于没有对银行系统进行适当监管。此外，美国的银行、评级机构都有责任。而这些过失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与大金融资本的共同利益。

    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国家是私有者利益的维护者，维护垄断金融资本家的利益。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已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理想的总资本家。

    （二）跨国公司资本扩张

    跨国资本是实施金融霸权的实体。全球跨国公司由1969年的7267家发展为1980年的15000家，目前的65000多家。这6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50多万家海外子公司控制着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 ～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跨国公司不仅控制着世界的生产流通、高科技、而且控制着世界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权、裁决权；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成为资本垄断的新手段。凭借其技术优势，把专利作为技术标本，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设置非关税壁垒，占据市场强势地位。

    （三）遍布全球的金融交易中心

    在信息化、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当代，以互联网为依托，形成遍布全球的金融交易网，金融资本可以在瞬间交易，其数额之大，速度之快，历史上任何时候不可比拟。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借以对全球政治、经济实行不间断的控制。罗伯特·格里菲斯这样写道：“伦敦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在决定政府政策和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构成了英国经济巨大的结构性弱点。……美国金融资本把伦敦当作一个无制约的全球性的境外银行业务中心，并通过伦敦发挥实质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伦敦控制着欧洲债券交易的70%，金融衍生品贸易的45%，外汇交易的37%。英国及其皇家领地（其中许多是无管控的避税港）成为近25%的美国全部海外资本的投资的基地。……英美金融资本的共同利益构成了他们在全球范围更广泛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联盟基础。”[222]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有3条都与金融霸权有关：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

    二 以金融为主体、金融自我过度膨胀为主导的新生产方式

    （一）资本的积累集中在金融领域，金融业与实体经济越来越脱节

    在美国，靠资产的增值获取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个资产增值方式，不是建立在物质劳动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各种非物质劳动的交易行为即对各种资产的多次包装，反复进行买进卖出来获取收益。衍生性金融产品不断孽生增加了资本的虚幻性。整个金融操作的系统使资本积累越来越不真实，与劳动和生产几乎完全脱离了关系。但资本的积累一方面这么虚假，另一方面又非常真实，因为这些虚幻的资本可以变成金钱，而且不断地钱能生钱。这就是来自于跨国银行的神秘操作，证券、赋税、社保基金都成为了金融操作的标的。

    在欧洲，特别是英、法、德国同样暴露了其结构性问题。发生金融危机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资本主义所有权的集中，即垄断造成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向少数庞大的公司积聚，特别是在金融业。伦敦是这种发展的中心，美国和英国强大的垄断公司从中获益。在欧元区其他国家，法国和德国的金融垄断公司控制着工业垄断公司的股权，取得了大规模的扩张。在英国，“大银行的信贷扩张远远超过其资本基数，达到65倍，而不是属可取的10倍，因此极大地暴露在坏账的威胁下。银行贷出的数额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60%，远远高于德国、法国、日本或美国的比例。偏袒金融业的政策，如伦敦的自由化、弱调控、对信贷或资本无制约、高利息率是使英国制造业处于不利地位的政策。现在，英国的制造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223]

    这种生产方式下，价值增值脱离了通过生产劳动而创造的物质财富增长的方式，而走向自我膨胀。

    （二）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应，社会的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在美国，30年前，1%富人占有的财富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0%；但是今天，这1%的有钱人就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5%。30年前，最前端的10%美国富人的财富是总体国家财富的1/3，现在这10%有钱人所拥有的超过整个国家财富一半以上。”[224]当资本积累集中于少数巨富手上，反而使真正有需求的人没有能力去消费。当穷人实际上没有能力消费，却又必须让他们买得起房子时，分期付款，借贷消费的需求就被扩大了，这样的状况是不可持续的。蔓延于全世界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初始于美国次级贷款危机。

    （三）消费模式：借债消费，超前消费

    负债经营和透支消费成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常态。政府一方面利用国家信誉和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大量印刷钞票；另一方面通过向国内、国外发行和兜售各种债券，借外国的钱，用外国人的储蓄支撑政府及其雇员的高开支和高消费。从政府到相当大一部分民众积累了很大的债务。近20年来，美国的储蓄率逐年下降，2005年以后一直是负储蓄。

    （四）形成对世界新的剥削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起，欧美发达国家就不断把更多的工业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主要是转移到亚洲、拉美或非洲国家。这些低端行业和制造业，多是与国民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能够吸纳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保有核心技术以及高端科技产业。他们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为垄断资本带来超额利润。又以廉价进口这些国家的日用消费品等产品，而以高价出口军工以及高技术产品。并吸引全球投资美国股市。

    不难看出，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生产方式是以美元霸权为首的金融霸权为支撑的。

    三 竭力维持世界的经济金融以美元为中心

    用以支持掠夺世界的资源和财富，维护霸权地位。美元的霸权被法国学者黑弥·艾海哈称为“大量杀伤性武器”。[225]他说，美国不断地印制、发行货币，因为美元在世界各地都被接受，是每一个国家的储备来源。美国输出美元，消费全世界资源、产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其长期赤字，支持它掠夺世界的资源和财富。即使大量发行货币，造成美元的贬值，对其出口还是非常有利。美国强制世界其他国家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要求别国的金融机构配合美国内部利率、汇率的操作。美元贬值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这些国家中央银行也会跟着缩减。美国要求别国使用美元的同时，却不断地批评使用美元的国家，例如运用汇率打击其他国家，一直以来美国都要求人民币升值，把美国的经济结构、就业问题归咎于人民币的低估，充分说明其霸权面目。

    四 运用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其推行霸权服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产物，它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所掌控的。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部分资金都来源于美国，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它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美国拥有决定权，并通过控制借贷和经济援助，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主导的经济秩序。当某国或地区发生金融危机时，IMF一般都会出面，但这绝不是免费的午餐。一旦一国接受了IMF的援助，它就得接受该组织制定的一揽子经济整改计划，如实施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关闭金融机构、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等。美国人迈克尔·坦泽尔在他的《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一书中说：“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奴仆，根本的出路不在于改革甚或撤销它们。我们所要的是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全面彻底的改造，以人的优先取代资本优先。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看到所需要的全球金融机构。”[226]

    五 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各种提案

    在G20国际经济金融峰会，以及其他场合提出了不少有关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提案。国际社会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提出了各种改革建议和提案，主要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其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包括增加IMF的资金规模；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废除由欧洲出任IMF总裁的惯例等。其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构布雷顿森林体系；改变美元霸权的现状，用多元货币体系代替一元货币体系；IMF加强对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汇率的管理；确立类似于IMF特别提款权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建议建立区域性统一货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此为针对中国的提案。其三，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管理和改革。在伦敦峰会上，时任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三点建议，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监督，尤其是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合理化。其四，建立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或储备货币。一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针对美元贬值风险的上升，提出用超主权国际货币代替美元的提案。其中，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提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内容是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替代美元的作用。在周小川提出这个建议之前，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经济专家、俄政府官员也已经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足够的重视。然而，当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的央行行长提出这一建议后，全球为之震动，引起国际社会就此问题的可行性的讨论。

    金融霸权是一种高度垄断化的，资本主义强国依靠自身的军事、经济、科技和金融的强势，在全世界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形式。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强国全球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它的根基。因此，不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经济、军事、科技和金融的实力没有超越于这些大国，就难以打破资本主义的金融霸权。我们揭示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的本质、表现以及各种运行机制，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更积极地参加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斗争，最终各种资本主义的霸权必将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失去他们的霸权地位。

    论新帝国主义对华政策背后的心理动因

    杨俊[227]

    心理动因是指促使行动主体做出某种行为的内部心理机制。心理动力学理论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意识部分小而不具有决定性，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而广阔有力的无意识部分则包含着隐藏的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乃是在人类行为选择的背后的内力。无意识产生本能意愿后，意识遵循现实原则，在现实中找出满足这个意愿的种种方法。

    新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形式上充满矛盾、反复、试探，充斥着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玩平衡”、搞讹诈，手法上是接触和遏制双管齐下，胡萝卜加大棒，接触为表，遏制、围堵为里，就其实质和根本目标，都只是为了变当代中国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附庸。就其心理动因而已，新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来源以下两大心理动因的统一：

    其一，骨子里是对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的崛起、中华文明的复兴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兴盛持担忧、敌视的态度，此为新帝国主义对华心理的“无意识”或曰“本我”部分，是他们对华一切行为的内驱力，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或者说是下意识的反应，这是新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动因。

    构成这一层次的认知来源于新帝国主义的“美国天命论”、霸权论、意识形态论、种族论、文明冲突论等“集体无意识”。“美国天命论”认为美国肩负实现人类理性的崇高使命，把中国变成“亲美的、民主的和信仰基督教国家”，是他们所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霸权论是指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在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国际舞台上，两个最强的角色出于本性几乎是必然成为激烈的对立，崛起后的中国势必挑战西方的利益格局。意识形态论是指西方不能容忍世界上还有一个共产党大国存在。中国的崛起还将是对“在民主和经济成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关系”这一信仰的挑战。种族和文化心理表现在西方从来不喜欢任何一个真正富强、不肯唯命是从的非西方大国，这一理念的极致就是“肤色越浅越高贵”论。

    其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中国垮台论”（故孤立与制裁中国）、“中国威胁论”（故遏制与打击中国）等战略的失败后，新帝国主义逐渐懂得了在对华政策上，不能凭冲动随心所欲，应该考虑后果和现实条件的作用，逐渐形成了“与中国接触论”的战略体系。这一体系是基于理智和经验，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壮大终究是压制不了，谁也无法忽视国际政治的中国因素，面对着日益强大、稳定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当代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及达到通过接触演变中国的目的，在现实交往上，新帝国主义奉行着“现实主义原则”与中国交往。这里所谓的现实主义，即正视自己所处的现实，并采取与之相应的方法的思考或行动样式。这一现实的战略体系，是新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心理动因的意识层次，或曰“自我”。

    新帝国主义之所以放弃赤裸裸的“炮舰政策”、“干涉主义”和“遏制”，而采取务实的接触政策，是因为经过精细的利害计算，反复的试错与修正，而得出了“只有通过接触政策，才能够促进我们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观，同时也是促进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中国更好的办法”。接触论经过了对以下问题的精心思考：

    第一，为什么要选择“接触政策”：

    1.中国作为一个21世纪的超级大国、经济强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也是无法阻挡的。

    2.孤立中国行不通，会产生反作用和潜在危险的。必须把中国裹在现在全球秩序的包裹里，引导中国进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体系中去，然后以西方的规则、观念来套住中国。

    3.尽管西方希望中国的政权转换，中国政府目前还不大可能垮台，必须耐心与之打交道。从消极方面看，如果中国出现内乱或政府垮台，会使美国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也会向“国际社会”提出真正的挑战。

    4.通过接触才能更好地实现演变中国的目标。随着中国同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接触，将导致中国国内的渐进性的政治变革，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

    5.贸易是促使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是传播促进自由的手段和思想。经济改革的进步将导致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一个控制严密的专制政权是不可能在本质上是自由市场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永远存在下去”。

    6.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国际体系和民主可以引向和平。各国的民主程度越高，他们彼此间交战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变得繁荣后，就会以民主和温和的方式行事，会更依赖于国际秩序和稳定。

    第二，“接触政策”的原则：

    “一步一步的目标是现实的”：期望中国发生完全的政治转变，但不能操之过急，要善于隐蔽“肩负使命感”的冲动，以免中国干脆横下一条心，停止社会转型和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

    第三，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1.必须鼓励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现代化和转变过程”，鼓励中国朝着“普世价值”和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人的大国”的发展方向前进。

    2.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必须抱有戒心，遏制、阻扰、干涉、演变中国等既定政策必须是一以贯之的。要保持着对华强大的军事优势，遏制中国高科技和军事的发展，组成对华战略包围圈。

    3.“对中国发生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能装聋作哑”。在人权、政治体制、政治异议人士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倘若鹰派预言成为事实或中国不按西方预设的道路上走，随时变更策略。

    4.应扩大与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交流，致力于西方的不同公司和机构与中国进行合作，让更多的中国人在西方社会系统的关键方面得到培训，“向中国人显示出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运作模式”，这是“一种崭新的为中国实现最终的民主作出贡献的方法”。

    5.在意识形态上仍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遏制是一种更多借重传统治国手段（经济杠杆，特别是军事力量）的一种策略，而接触政策则是更加注重思想的力量，即“当他们打开大门，伸手去拿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就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去。”

    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协调机制与民族国家自主发展

    舒展[228]

    一 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自主性是正相关，但两者并非一回事

    我国对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的关注，分两个层面来说。一是理论层面，二是政策层面。

    从理论层面看。直接论述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文章非常少。有关国际经济体系即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分析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这个论题原本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热点，随着2008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聚焦。这两场大讨论的关注点各有侧重。改革开放初期争论焦点主要是利弊分析。2008年以后，讨论焦点在于我国更深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秩序，抵御和防范世界性危机的外部冲击。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也有升温的趋势。他们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变量分析和模型建构，提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度量体系构建，或者从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面分析国家经济安全的维度、实质和对策。

    在政策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坚持独立自主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强调的独立自主原则主要指国家主权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改变的不是国家主权原则，而主要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自主性。我们所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实质上是指对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的削弱和限制。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自主性是正相关，但两者并非一回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也深受全球化所累，并且经济大国也并不必然是经济强国，这其中的一环就是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问题。一方面，不管是经济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对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应注重考量的不仅仅是经济短期增长抑或是长期发展的影响，而是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即使全球化对一国经济带来正面的经济社会繁荣，也不一定是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的增强。

    关于经济发展自主性和经济安全涵义。

    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协调机制

    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垄断的继续加深，并没有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和本质，也没有改变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存为特征。尽管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等协调机制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仍然无法改变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局限性。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不合理性，是影响民族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根源。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体系不合理性对民族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显在的制度歧视，而是通过一系列貌似符合客观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科学的国际和国内分工体系实现的。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分工体系，在克服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拓展国内分工体系，实现危机转化；另一方面通过全球化的便利，实行资本扩张，扩大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危机转嫁。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便利，扩大国际分工实现危机转嫁的同时，也使民族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自主性受损。表面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在实现经济增长，实际上在不合理分工体系下，形成对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和金融市场的严重依赖，甚至丧失独立性。

    三 增强民族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的途径

    问题本身恰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影响民族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根源虽然在于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不合理性，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国内的变革。

    我们一方面要努力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正视由于试图平衡国家与国际利益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两难困境。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思考模式所必须经历的深层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是全民共识，但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旧的数量扩张型的发展方式，实际上割裂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两个层面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确保国家利益却忽视了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内，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在社会群体利益得到改善的同时，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却有被削弱的危险。后危机时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防止经济泡沫，加强宏观调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关键。只有国家经济的自主发展，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

    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真正影响其转变的原因在于，国家长远利益与集体利益，更确切地讲是国家的远见与社会集团的利益的博弈。如果不能在国家利益与社会集团利益的关系问题上有所突破，我国经济运行就仍停留在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上，仍靠低水平扩张维持一时的高增长，就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落伍，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陷于被动，而最终丧失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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