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说集收入的5个中篇，都是我退休后写的，而3个短篇则是我在职时的作品。这好像就是为了印证一句话：人老话多（一笑）。退休后的这几年，我的短篇确是不多，而中篇却越写越长，有的已达六七万字。我控制，控制，再控制，还是没控制住。不时有朋友出主意，说不如干脆放开笔墨，写成长篇多好。但我不想写长篇，还是努力把篇幅控制在中篇范畴。眼下的文学生态不能容人乐观，写长篇的不少，读长篇的却寥寥。据说国内一年出版的长篇已达数千，印数过万的却屈指可数。长篇写出来没人读，还凑那个热闹干什么。而中短篇却似乎正适应时下这个快餐阅读的年代，咱老钠既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力，那就随波逐流吧。

    写小说的人大名叫作家，可到了老百姓的嘴里，就成了“编瞎话的”。一个“编”字，很准确，很生动，也很传神，常常弄得我们这些写手在尴尬过后又生出些得意。创作靠想象，靠构织，岂不就是个编？那个“瞎话”也一语中的，“本篇纯属虚构，切莫对号入座”，小说嘛。

    （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编”字的注释，有一层与写作风马牛不相及，我却觉得正符合写小说的深层意蕴。词典上是这样写的：“把细长条状的东西交叉组织起来：编筐，编辫子，编草帽。”乡间农人编筐编篓，多是取坡岭上的荆条。我觉得写作者与编匠可视为“同行”，两者的笔或手不论多巧，都离不得荆条，巧妇难为无米之坎。

    编匠的荆条来自山野，手勤刀快，割下就是；写作者的“荆条”则来自生活，无所不在，无时没有。收集得多，笔下便多了鲜活生动的细节；缺了素材的积累，则难免下笔枯燥。这种“荆条”生于山野的土壤，是想象不出来的；换成作家的经验之谈，就是故事可编，而细节和感受是编造不出来的。正是为了收集“荆条”，那些年我曾两次挂职深入生活，在县里整整工作了八年，创作题材也因这深入生活而逐步拓展，由当初的单一写铁路到写工厂，写农村，写机关，写校园？？

    没有哪位写作者不重视自己的生活积累，积累的厚重与否直接影响着创作的质量。所谓生活积累，就是生活感受和生活经验的总和。有了这两点，写作者才可以发挥才智，构织故事，演绎事件，设置人物，并在筐篓中装入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发现与感悟。仅装大白菜、玉米棒子之类的东西不行，那太普通，价值也不高，若能采些灵芝之类的稀有名贵中草药装进去，这个筐就有价值了。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此言不谬，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深信不疑。

    天下编匠都希望出自自家手下的筐篓结实、好看、花样翻新，这也跟我们写作者的心愿相通。我一直坚守着一点，就是小说故事性强、好看，并不是什么坏事，更不可讥之为手法陈旧。时下的文学读者越来越少，原因多多，但一度被批评家热捧的“三无”（无主题、无冲突、无人物）倾向是否也难辞其咎呢？

    我的小说第一次公开发表在《辽宁文艺》（《鸭绿江》）上是1975年，距今已逾四十年。有这本小说集的出版发行，我深感荣幸，并视为一种独属于自己的纪念。在此，孙老汉再一次对策划、编辑这套丛书的各位同仁表达深切的谢忱与敬意！

    孙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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