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鱼之乐
《庄子》书中记述了一些庄子与人辩论的故事，其中体现着人类思维的逻辑和机敏，也展示着庄子的智慧和风采。其中尤以与惠施的濠上之辩最为闻名。这一故事记述在《秋水》篇中。故事说：庄子与惠施到外面去游览，两人来到了濠水的桥上，看见水中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庄子很有感触地说：“你看这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多么快乐呀！”
惠施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呢？”
庄子回答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
惠施答辩道：“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却由此可知你不是鱼所以也不知道鱼的快乐。这不是完全合乎逻辑吗？”
庄子说：“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既然说出了‘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这样的话，也就说明你已经知晓我知道鱼快乐了，不然的话，怎么会问我呢？你既然已经知晓我知道鱼快乐，我也自然知道鱼快乐。我之所以知道鱼在水中自由自在游得很快乐，是因为我在桥上游得很快乐。以己之乐体鱼之乐，所以知之。”
我之所以知道鱼在水中自由自在游得很快乐，是因为我在桥上游得很快乐。以己之乐体鱼之乐，所以知之。这个故事的一个最基本的立论依据是不可知论。也就是说，人作为一个认识的主体，不可能认识自己以外的事物，他能够知道的最多也只是他自己的感受。这种观点与庄子知人知天非真知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在此不做详述。
按照这种观点，庄子说“濠水之中的鱼游得很快乐”，这是难以立住脚的，因为这违背了他物不可认知的前提。可是庄子却自圆了其说，渡过了难关。之所以能渡过难关，主要是使用了援引的辩论方法。
所谓“援引”，就是承认对方的辩论方式并借用对方的辩论方式去批驳对方的具体论点，迫使对方在坚持自己辩论方式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我方的观点。
辩论过程是这样展开的：
首先是庄子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说鱼在水中自由自在，游得很快乐。这个判断可能是庄子无意表露出的一种感受，也许是有意来引发惠施的反驳。但是不管出于何意，他的这一判断与他平常坚持的人不能认识外物的观点是相矛盾的。因为既然人不能认识外物，那么他庄子就不可能知道鱼是不是快乐。
惠施抓住了庄子言论与其观点之间的矛盾，并以庄子有关人不能认识外物的观点做根据，对庄子的判断做出了反诘。其意是说：既然你认为人是不可能认识外物的，那么鱼是你之外的事物，你怎么会知道鱼游得很快乐呢？
这种反诘很尖锐，因为他指出的矛盾双方都是庄子自己提出的：一方是我不知他物；另一方是我知鱼。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进行推理，那么庄子坚持其中的一点，就必须放弃另一点。
庄子很巧妙，他不正面回答惠施的问题，回避了一般的逻辑推理，而采用援引的方法，将自己造成的矛盾转嫁给对方，让对方来解决。其意是说：在你的反问中既然认为我不是鱼就不可能知道鱼是否快乐，那么你也就是承认了人不能认识外物；既然你已经承认了人不可能认识外物，那么你不是我，所以你也就不知道我是否知道鱼快乐；既然你不知道我是否知道鱼快乐，那么你就不应该反驳我知道鱼快乐。
现在惠施处在了原先庄子所处的被动地位，如果正面回答庄子提出的问题，就需要在相互矛盾的两点中选择一点，如果选择了一点，也就必须放弃另一点。然而放弃任何一点，都会给庄子造成可乘之机。比如他承认人不能认识自己之外的事物，那么也就是承认了他不知道庄子是否知道鱼快乐；既然他不知道庄子是否知道鱼快乐，那么知道庄子的也就只有庄子自己；既然只有庄子自己知道自己，那么是否知道鱼快乐的主动权也就在庄子自己的手中，他没有权力对庄子的判断妄加评判。反过来说，如果他认为自己否认庄子知道鱼快乐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他能够知道他之外的事物，那就等于否定了人不能认识外物的前提。而否定了人不能认识外物的前提，也就意味着庄子同样是可以认识外物的。既然庄子可以认识外物，当然也就可以知道鱼是不是快乐了。
惠施也很聪明，他不接受庄子转嫁给他的矛盾，又用庄子使用的方法将庄子转嫁给他的矛盾推给了庄子。其意是说：我承认我不知道你，因为我不是你；根据同样的道理，你也应该承认你不知道鱼，因为你不是鱼。
庄子最后的答辩，从方式上来说依然是用援引，但却增加了两种辅助方法：其一是从突破人不能认识外物的观点入手，以此将自己知鱼的论点立住，但是却将突破原有观点的责任推给对方；其二是用自身体验的方法说明自己知道鱼快乐，避免了否认人不能认识外物的嫌疑。这样一来，既使自己知鱼的论点得到了维护，又使自己不能认识外物的观点得以保持，把错误都推给了对方，将正确都留给了自己。其意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说，你问我怎么知道鱼快乐，也就说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快乐了，不然的话，怎么会问我呢？既然你能知道我知道鱼快乐，那么我也就自然能知道鱼快乐。换句话说，人能知道外物，这是你提供的先例，按照你所提供的这种先例来推论，就应该承认我能知道鱼快乐。
第二层是说，我之所以说鱼快乐并不是说我能认识外物，而只是说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而已；我自己自由自在地游于濠水之上觉得很快乐，所以感到鱼儿自由自在地游于濠水之下那一定也很快乐。以己之乐体鱼之乐，所以知之。
这场辩论对庄子来说难度很大。之所以困难，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他的学说为他确立了一个错误的前提，这就是人不能认识外物，稍微严密一些，应该说是人不能真正地认识外物。从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要得出他知道鱼儿快乐的结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鱼儿对庄子来说是外物，而知道鱼儿快乐，也就是庄子认识了外物，而这与其前提正好矛盾。
庄子的智慧，首先表现在他洞察到了这一矛盾。正因为他洞察到了这一矛盾，所以才绕开这一矛盾，另辟蹊径。
其次表现在他找到了回避矛盾的方法，这就是援引。
再次表现在他通过援引，既用突破错误前提的方法为自己的论点做了佐证，又摆脱了突破前提、观点变更的窘境。
这对人们开拓思路，多方位思考都有启迪的价值。
除了围绕论题进行论辩之外，庄子在挖苦和讥讽那些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时也表现出了诙谐、幽默、机智和深刻。比如，庄子最不齿于侍奉君王，而有些人却以侍君王为荣，以得君赏炫耀，受到了庄子的嘲讽。这种嘲讽既贴切又尖刻，给人一种倾腹中之恶的感觉。
《列御寇》中有两个这样的故事。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宋国人，名叫曹商。曹商为宋王出使秦国。在他去的时候宋王给了他几辆车子，到了秦国，正逢秦王高兴，把他的车子补足到一百辆。回到宋国后他非常得意，在庄子面前显示说：“像你这样住在穷街陋巷，以编织草鞋为生，活得如此困窘，饿得肌黄面瘦，是我做不到的。一见万乘之主，就得百乘之车，这是我的长处。”
庄子说：“有一次秦王得病要召医生，说是能破疮挤脓的赏给一辆车，能接瘘舐痔的赏给五辆车，越是做下贱之事的就赏给越多的车子。先生大概不只是为秦王接瘘舐痔了吧，否则的话怎么会得到这么多的车呢？先生还是快快离开这里吧，免得臭气熏着我！”另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去见宋王，宋王赏给他十辆车子，他很得意地在庄子面前炫耀了一番。而庄子却对他说：“有一家人住在河边上，家里很贫穷，以编织草鞋维生。有一天，这家的儿子潜入到深渊之下摸到了一颗价值千金的珍珠，他的父亲对他说：‘我的儿子，快拿石头来把这颗珠子砸碎吧！像这样价值千金的珍珠，一定出自九层深渊的老龙颔下。你能拿到这颗珠子，一定是正赶上老龙睡着了。等到老龙醒了，不要说你想保留这颗珍珠，就是连你的小命恐怕也是难以保住了。’而当今的宋国，比那九层深渊还要深，宋国的君王，比那渊中老龙还要残暴。在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君王面前，你能得到车子，那一定是正赶上宋王睡着了。一旦宋王醒来，不要说是车子，恐怕等待你的只是粉身碎骨而已！”第一个故事，将曹商的人格剥落殆尽，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高超的艺术性。
就思想性而言，它反映了庄子的价值观。在庄子看来，一个人之所以能立于人世，最起码的条件是自食其力，否则的话就不配为人。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是做人的起码人格，这是做人的基本价值。与此相照应，凡是不劳而能获者，那一定是做了人所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一定是出卖了自己的人格。更可悲的是，一些人出卖了自己的人格还自以为美，像曹商这样的人就是如此。
在庄子看来，一个人之所以能立于人世，最起码的条件是自食其力，否则的话就不配为人。就艺术性而言，它展示了庄子表达思想的技巧。当曹商以耻为荣，以得车来炫耀的时候，庄子并没有直接骂他无耻，而是采取了比喻的手法。一是用秦王召医的故事比喻他做了下贱之事，丢失了人格；二是以越是下贱就得的越多来比喻他下贱至极。正因为用的是比喻的手法，回避了正面指出对方的无耻及无耻的程度，所以才显出了淋漓尽致的效果，使人感到曹商真是无耻且无耻至极。
第二个故事是从人的本事高低及利害关系的角度作比喻。
儿子得了珍珠，父亲说是老龙睡着时得到的，意思是说，这种收获不是来于真本事。以此比喻从宋王那里得到车子的事，说明得到车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并不说明得车者有本事，大不了也只是一种偶然，不值得炫耀。
父亲要儿子把珠子砸碎，因为这种获得并不是利而是害，以此比喻得车之事，说明得到车子并不是喜而是害。
在如上两层比喻之内还隐含着更深的意义，说明得车者浅薄至极，连一个河边草民都不如。一个以编织为生的草民都能对自己的儿子有个正确认识，都能对利害有个正确辨别，而得车者却把无能当有能，却把祸事当喜事，由此可见他的无知和可悲。这是在比喻之中又含有的隐喻。这种隐喻不但有发人深省的作用，而且其中之意耐人品味。
庄子不仅在与人辩事的时候经常采用隐喻的手法，在表述某种思想的时候经常采用隐喻的手法，而且还编了一些以隐喻服人的故事，比如《说剑》篇中“说剑”的故事就是一例。故事说：过去，赵文王特别喜欢剑，聚集在他门下的剑客有三千多人。这些剑客日夜在文王面前相斗，死伤的已有数百人了，可是文王的兴趣仍然不减。这样一直延续了三年，国力衰退，诸侯们都想乘其之危。
这事使太子悝大为忧愁，所以召来了左右的幕僚，对他们说：“有谁能说服父王不再喜欢斗剑，就赏给他一千两金子。”
幕僚们说：“庄子能够做到。为何不请庄子来呢？”
于是太子就派人带着千两金子去见庄子。
庄子不接受金子，与使者一起来见太子，问太子道：“太子赏给庄周我金子千两，有什么事要我做呢？”
太子说：“听说先生贤明智慧，特将千金赠给先生的随从。先生不接受，悝哪里还敢往下说呢？”
庄子说：“听说太子想要叫庄周做的事情是要劝说大王舍弃一种嗜好。如果庄周所说的话不中大王之意，那就难以完成太子的嘱托。如果是这样，庄周也就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既然如此，庄周还要千金有什么用呢？如果庄周所说的话大王愿意听，那就无负太子的嘱托。如果是这样，到那时赵国有了希望，我庄周要什么东西要不到呢，何必以千金相托？”
太子说：“先生说的很对。不过要说服父王是很不容易的。他喜欢的是剑，愿意接见的也只有剑客。”
庄子说：“那好，庄周就很懂剑术。”
太子说：“可是父王接见的剑客，一个个都蓬松着头发，两鬓露在外面，顶冠垂在下面，缨穗散在旁边，衣服前长后短，横着眉瞪着眼，闭着口不发言。只有这样父王才喜欢。而今像先生这样穿着读书人的衣服去见父王，势必办不成事。”
庄子说：“那就请为我做一身剑客穿的衣服。”
过了三天，剑服做好了。庄子穿在身上，随同太子一起去见赵王。
他们进去的时候，赵王手中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出鞘之剑等着他。庄子不紧不慢地走上前去，也不给赵王下拜。
赵王说：“先生叫太子推荐你来，想要用什么指教寡人？”
庄子说：“臣下听说大王喜欢剑，特向大王来献剑术。”
赵王说：“先生的剑术以何制胜？”
庄子说：“臣下的剑术在十步之中能杀一人，行走千里无所阻挡。”
赵王听后大悦，说：“真是天下无敌！”
庄子说：“要说用剑，那就要显之以虚招，诱之以利益，动之于后，至之于先。臣下愿为大王演示一下。”
赵王说：“请先生先到馆舍休息，等寡人安排好比剑的程序再来请先生。”
之后，赵王在剑客中选拔高手，一连七天比试，死伤了五六十人，从中选拔出来五六个人，让他们持剑立于殿下。之后去请庄子。
庄子来后，赵王对他说：“现在准备好了，请先生来和他们比剑。”
庄子说：“太好了，这是臣下久已盼望的事情。”
赵王问：“先生平日所用之剑有多长？”
庄子说：“臣下用什么剑都可以。不过臣下有三种剑术，任大王挑选，请让臣下先介绍一下，之后再来比试。”
赵王说：“先生有哪三种剑术，请一一讲来。”
庄子说：“我所有的三种剑术，一是天子之剑，二是诸侯之剑，三是平民之剑。”
赵王问：“天子之剑是什么样子？”
庄子说：“天子之剑，以燕国的边塞为剑锋，以齐国的泰山为剑刃，以晋国、魏国为剑脊，以周朝、宋国为剑环，以韩国、魏国为剑把，外面包着四方边陲，里面裹着一年四季，用渤海来缠绕，用常山来系结，用五行来节制，用刑德来讲解，以阴阳来开合，以春夏来把握，以秋冬来挥动。这把剑，刺之，前无所碍；举之，上无所盖；按之，下无所隔，挥之，旁无所阻。上能斩断浮云，下能削断地维。此剑一用，就能匡正诸侯，征服天下。所以称为天子之剑。”
赵王听后，觉得空荡荡的，像是遗失了什么，无精打彩地说：“诸侯之剑是什么样子？”
庄子说：“诸侯之剑，以智勇之士为剑锋，以清廉之士为剑刃，以贤良之士为剑脊，以忠圣之士为剑环，以豪杰之士为剑把。这把剑，刺之，前也无碍；举之，上也无盖；按之，下也无隔；挥之，旁也无阻。上面仿效圆天而顺应日月星辰，下面仿效方地而顺应春夏秋冬，中间调和民意而安抚四方。此剑一用，就像是雷霆震动于天空，天下没有不服从君命的。所以称为诸侯之剑。”
赵王听后已不能安坐，急促地问：“平民之剑是什么样子？”
庄子说：“平民之剑，只见那剑客蓬松着头发，两鬓露在外面，顶冠垂在下面，缨穗散在旁边，衣服前长后短，横着眉瞪着眼，闭着口不发言。挥动那剑，也不过是上断头颈，下破肝肺。这平民之剑，与斗鸡没什么区别，一旦命绝身死，对国家便无有用处。现在大王有天子的地位却好平民之剑术，臣下暗暗为大王可惜。”
赵王听完后站了起来，走到庄子跟前，牵住庄子的手把他引上大殿，让摆上上等的宴席，自己绕着席位转了三遭，之后请庄子饮食。
庄子说：“请大王安坐，定气，剑术的事臣下已经讲述完毕。”
之后赵王将自己关在宫中，三个月没有出门。那些剑客知道自己已经无用，都一个个在住地自杀了。剑本来是用以制胜的。而在人间，最大的制胜不过是身为天子而统领天下。所以庄子以剑来隐喻它，称其为天子之剑。
赵王喜剑而贻误国事，实是失大剑而好小剑。可惜的是他陷之已深，不能自拔。
赵王喜剑而贻误国事，实是失大剑而好小剑。像赵王这样的人，如果正面劝其舍弃剑癖，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可是庄子的一番话却使其改邪归正。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在于庄子从其所好出发，用隐喻的方法，让他自己在比喻之中有所体悟。
不过要有效地使用隐喻还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隐之缜密而喻之贴切。隐之不缜密，还没有到火候就让对方看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对方就会产生反感，比喻也就不能沿着既定的轨道深入下去。喻之不贴切，所喻之事与被喻之事便不能吻合；不能吻合就不能使对方产生联想，不能使对方产生联想也就起不到诱导对方放弃己意的作用。
庄子说话的艺术，在于隐之甚密而喻之甚切。
说他隐之甚密，是说他不但从赵王的喜好出发，从剑说起，而且还把自己打扮成赵王所喜欢的剑客模样。这样一来就把自己的真实目的隐避得严密无隙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才得到了赵王的欢欣，才得到了陈其所欲言的机会。
说他喻之甚切，是说他抓住了剑术的基本功用，找到了赵王喜欢剑术的根本原因，看到了这两者与赵王根本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根本对立，以其内在联系和对立为依据做喻比。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种喻比不但具有可比性，而且显得很融通，很协调，很有说服力，抓住了赵王的心。
在庄子看来，剑术的功用、赵王喜欢剑术的原因和赵王的根本利益，三者的内在联系在于“制胜”，三者的对立在于“大小”。
说三者的联系在于制胜，是说剑术的基本功用是制胜，赵王之所以喜欢剑术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喜欢制胜，赵王的根本利益也在制胜，在于制御天下。正因为这样，所以赵王一见到庄子的时候，首先问的是“先生的剑术以何制胜？”
说三者的对立在大小，是说剑术是制小胜，赵王所喜欢的剑术只能制小胜，而赵王的根本利益是制大胜。正因为这样，所以庄子才有可能说服赵王，放弃剑术而追求他的根本利益，因为这样不但不违背赵王的喜好，恰恰是满足他的喜好，放大他的喜好，在他所喜好的范围之内舍其小而得其大。
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庄子的隐喻显示出了无形的力量。
庄子非常讲究说话的技巧。不仅自己运用说话技巧，而且将其从经验之中抽取出来，做了艺术上的提炼和概括，将其分为“寓言”、“重言”和“卮言”三种。
所谓“寓言”，是说在讲话时，不将话中内蕴的意义直接表述出来，而是寄托于他事他物之中；所谓“重言”，是说在讲话时重复他人的话，借助于他人的威望来增强说话的分量；所谓“卮言”，是说说话时要像卮这种酒器一样，外实内空，所谓“寓言”，是说在讲话时，不将话中内蕴的意义直接表述出来，而是寄托于他事他物之中；所谓“重言”，是说在讲话时重复他人的话，借助于他人的威望来增强说话的分量；所谓“卮言”，是说说话时要像卮这种酒器一样，外实内空，不固执于一物，也不拒绝于纳物，斟之则有，饮之则无，自然随和，合于天然。不固执于一物，也不拒绝于纳物，斟之则有，饮之则无，自然随和，合于天然。
《寓言》篇中对这三种说话的艺术做了分析和评述。文中说：在我说的话中，寓言占了十分之九，重言占了十分之七，而卮言则天天有，随着天然变化而变化，没有固定的样式。
寓言占了十分之九。这是一些借助于其他事物来表达蕴意的话。之所以要借助于其他事物，那是因为直接说出来人们不接受。就好像亲生的父亲不便于为自己的儿子说媒一样。亲生的父亲为自己的儿子去说媒，把自己的儿子夸奖一番，就不如托付别人去说更有效果。之所以要托付别人，这不是做父亲的过错，而是别人的过错，因为父亲自己说的话人家不信。人们就是这个样子，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就赞同，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就反对，同意自己观点的就说正确，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就说不对。
重言占了十分之七。这是一些别人说过的话。这些说话的人都是一些长辈。说他们是长辈，不只是说他们的年长，只是年长还不足以让人借重，那些不懂本末、没有才学而只是年长的人还算不上长辈。作为一个人而没有先于后人的才学，那就是没有步入人生的道路。没有步入人生道路的人，虽然年长，也只能算是一个陈久之人。
卮言我天天都在说。它随着天然的变化而变化，顺着事物的蔓延而蔓延，用它来伴随我的终生。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那是因为一些人说话出于主观的臆断。这样一来，当他们不发表言论的时候，事物是自然而然的，而在这自然而然的事物之上加上他们的言论就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了。加上他们的言论自然而然的事物就失去了原本的自然而然，所以那就不如不要发表言论。反过来说，如果发表顺应事物自然而然的言论，即使是终身在发表言论也等于不发表言论，因为它不会损害事物；如果不发表损害事物自然而然的言论，即使是终身不发表言论也等于在发表言论，因为事物自身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变化，与你发表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言论没有什么两样。事物本来是多种多样的。有自然而然应该是这样的，有自然而然应该不是这样的，有自然而然是这样的，有自然而然不是这样的。怎么做才能这样？顺着这样做了就能这样。怎么做才能不这样？顺着不这样做了就能不这样。怎么做才是应该的？顺着应该做的做了就是应该的。怎么做才是不应该的？顺着不应该做的做了就是不应该的。事物本来就有它这样的道理，事物本来就有它应该这样的道理，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它自己那个样子的，没有一种事物没有它之所以是那个样子的道理的。如果不是每天都说那些卮言，以顺应事物自然而然的变化，那怎么能够长久呢？万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有它们的原因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才能以各种不同的形态来相互代谢，好像是一个圆环一样，终结了又从头开始，谁也弄不清楚它们的顺序和始终。这就叫做天的均衡。天的均衡也就是天然。由此可见，庄子说话的艺术形式有三种：一是寓言；二是重言；三是随着事物变化而变化的卮言。因为这三种形式在交叉使用着，所以在大量运用寓言的同时还使用了许多重言和随时而出的卮言。
庄子很明了地分析了所以要用这三种形式的原因：使用寓言和重言是为了让人相信，这是从接受者的心理感受上总结出来的经验；使用卮言是为了适应日益发展变化了的客观事物，以避免用自己的主观代替客观。
在这三种说话形式中，寓言和重言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说话艺术、思维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古代有很多深刻道理是通过寓言的形式保留下来并深入人心的，比如庖丁解牛、守株待兔、拔苗助长、黔驴技穷等等。而将这种形式从实践的运用中总结出来，使之上升为一种艺术形式，则是庄子的一大贡献。
所谓重言，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引语。它的功用是借助于名人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做论证。这种方法在中国古代很盛行，老庄孔孟皆如此。庄子将它总结出来，大大增强了人们运用它的自觉意识。现代人之所以特别重视引古人之语，引当代伟人之语，不能不说与庄子的明示有相当的关系。
所谓卮言，其影响则很小，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式，只是一种随时随物而变化的大原则。就其原则而言，很有参考价值，比如说话要看对象，不要对牛弹琴，又如说话要分场合，不要随心所欲，等等。而庄子在这里则特别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强调事物复杂性和多样性背后原因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就是各行其是，各顺自然，以此说明说话适应事物复杂性、多样性的根本方法是顺事自然、顺物自然。这就是庄子用了很大篇幅所要说明的问题。他的论述看上去颇难把握，实际上也只是让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切忌随心所欲、违背物性和事理。
2.察人观心
庄子在如何把握事物的实质方面有过大量的理论论述，比如说要站在大道的高度观察事物，不要受那瞬息万变的表面现象所牵制，等等。这些论述都是站在宇宙观的视角做出的。除此而外，庄子还从具体人间俗事的视角提出这一问题，告诫人们，处世理事要透过其外而观其内。
《田子方》中“为其服者无其道”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故事说：庄子到鲁国来见鲁哀公。鲁国是孔子的家乡，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都以儒家学说为高尚，所以鲁哀公很看不起庄子，说：“鲁国有很多很多的儒士，而很少有学习先生的学说的。”
庄子说：“我看鲁国很少有儒士，也很少有懂得儒家学说的。”
鲁哀公说：“你看鲁国都是穿的儒士的衣服，怎么能说很少有儒士，很少有懂得儒家学说的呢？”
庄子说：“庄周听说，儒士都戴圆形的帽子，因为天是圆的，戴圆帽为的是表示知天时；儒士都穿方形的靴子，因为地是方的，穿方靴为的是表示知地形；儒士都身系玉佩，为的是遵从儒训，用以推断事物。然而君子有其道者不必穿其服，穿其服者未必知其道。因此穿儒服的不一定就是懂儒术的。您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可以试着在全国下一道命令，说‘凡是不懂儒术而穿儒服的，定为死罪’，看看结果如何。”
君子有其道者不必穿其服，穿其服者未必知其道。鲁哀公按照庄子的话做试验，下了一道命令，结果五天之后全国几乎没有再穿儒服的人了，只剩下一个人穿着儒服站在鲁哀公的府门之前。鲁哀公召他进去，与他谈论儒道，此人千条万绪，从各种角度谈论儒术，滔滔不绝，是一个真正通晓儒术的人。
由此庄子对鲁哀公说：“以鲁国这样一个以兴儒术而闻名于世的国家，真正懂得儒术的也只有一个，怎么可以说很多呢？”文中所言“有其道者不必穿其服，穿其服者未必知其道”，意思是说懂得儒家学说的人不一定穿儒家的衣服，而穿儒家衣服的人不一定懂得儒家学说。这句话是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其意是说，事物的外在形式与其内在本质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事物具有某种事物的外在形式，但并不具这种事物的内在本质；有的事物具有某种事物的内在本质，但并不具有这种事物的外在形式。因此在分析和判断事物时不能只看它的表面形式，而要剥去它的外在形式，探取它的内部真质。这是就一般意义上讲的。
把这个一般意义运用于人事，那就更具有它的深刻性。因为人处在社会上，都有一个上下级的关系，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从人们的心理趋向来分析，在一般情况下，上面喜好什么，则下面就趋向什么，群体环境提倡什么，则个体行为就趋向什么。这样一来就给人一种误解，好像上面的喜好和群体的提倡是众心所归，好像大家所做的与所说的都出于内心。如果停留在这种认识上，就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像鲁哀公对鲁国人的认识一样。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说的并不一定是心里想要说的，人们做的并不一定是真心愿意做的。或许屈于种种社会的压力和社会的环境，人们不得不说其不愿说而做其不愿做，或许出于随大流和赶潮流，人们不知其所以然而说之，人们不知其所以然而做之。而想要弄清楚人们的真心意愿，想要顺从民意而为民众着想，遵照庄子的思路，让他们脱下儒服，现其本色，那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当然，庄子讲的这个故事还有其他寓意，比如说贬低儒学，说明人们追随儒术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实际上了解它的很少，说明人们追随儒术只是为了附势，一旦要他们为其付出代价时，人们就会离散，如此等等。
《田子方》中还讲了两个引人把握事物本质的故事，一个是“百里奚饭牛”，另一个是“宋元君绘图”。故事说：有一位贤士，名叫百里奚，本是虞国大夫，虞国被晋国灭亡后辗转流亡至秦国，以养牛维持生活。因为他不把做官晋爵放在心上，一心一意地养牛，所以他所养的牛又肥又壮。秦穆公听说后忘记了他是个外籍的逃亡贱民，请他来辅佐朝政，委以国相。由此人们想起了有虞氏的舜帝，他的后母几次想要害他，将他置于死地，他都不记在心里，还是一心一意地孝敬父母，所以感动了人们，感动了尧帝，将帝位传给了他。
宋元君想要绘制一幅本国的地图，画工们都应召而来，行过礼之后都立在一旁，有的摊纸，有的和墨，因为来的人太多，有一半人站在了屋子外面。有一位画工来得很晚，走起路来不快不慢，行过礼后没有立在旁边，问清了绘制要求后就回了自己的家。宋元君不知道此人回家的原因，派人去了解，只见这人回家后脱了衣服，赤身露体盘腿而坐。宋元君听了汇报后高兴地说：“行了，就让这个人画，此人才是真正的画师呀。”这两个故事的立意，也是要人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但其所提供的具体事例和具体方法却与“穿其服者无其道”不同。“穿其服者无其道”是说事物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不一定一致，不要把自己的眼光停留在事物外在的表现形式上，而要剥开外在的形式去探取事物真质。这两个故事是说在多样的外在形式中也有能够反映内在本质的东西，审视事物，要善于拨开杂多的外在形式，从中筛选出能够反映内在本质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探取内在真质。故事告诉人们，将这一原则运用于人事，特别是运用于对人品的考察中，首要的是要注重人的精神，因为一件事情能否成功、一个人可否任用，关键在于做事之人有没有专心于事业、不图名利的精神。而要把握人的精神，就要特别注意那些能够反映精神的实事实例。
在多样的外在形式中也有能够反映内在本质的东西，审视事物，要善于拨开杂多的外在形式，从中筛选出能够反映内在本质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探取内在真质。故事中的秦穆公和宋元君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看人的。
百里奚不图名禄，一心一意养牛，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却反映出了一种不图虚荣、专注于事业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干出事业的先决条件，就是百里奚的基本素质。秦穆公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把它抽取出来，放在了其他种种因素之上，认为它就是衡量一个人本质的根本标志而忽略那些类似于逃亡贱民等等无关紧要的因素。于是把百里奚从一个养牛的贱民提拔起来，委以国相。
庄子之所以以这个故事为例，那是因为百里奚的确是一位行事干练而政绩卓著的历史人物，通过这一事例可以表明秦穆公的眼光敏锐，方法精当。
当然，正确运用这种方法，也还是要参考一些其他辅助条件，比如有没有担当重任的相应才干，如果只会养牛而目不识丁，胸无大略，那当然也是不行的。而这个故事之所以省略了有关的辅助条件，那是因为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百里奚本来就是虞国的大夫而不是市井的养牛平民。
宋元君要绘地图，当然是想要选一位既有绘图技能又能坐下来实际操作的画工。应召而来的，自然都是宋国的能人，因为画图不同于东郭先生吹竽，可以与大家一起吹而滥竽充数，那是要自己一个人亲自动笔来完成画本的，一旦动起笔来而自己无能，那可就是欺君之罪，要遭杀头之祸的。
可是先来的这些能人都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来了之后在这人员众多而根本不可能绘图的环境中摆架势，做样子，或者摊纸，或者和墨，甚至还有一半人游于房间之外。他们心中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名誉？是官位？谁也说不清楚。
后来的这位能人却与众不同，明确了任务和要求之后就离开了这不能绘图的地方，回到那安静的住所，脱了衣服操作了起来。这说明在他的心中并没有怕落在别人后面被别人抢去绘图机会的担心，也没有怕自己离去之后失去宋君挑选机会的忧虑，有的只是要完成绘图这件事情。这就是一种不图名利、专心于事业的精神。所以宋元君从纭纭众能之中选中了他。
庄子讲这两个故事，其中贯穿着无私无欲、专心于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他整个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将它运用于观察世事和考察人品方面，也大有参考价值。将它的宗旨归纳一下，那就是察事观人，察人观心，有才无私，委以重任。
3.浊水清渊
办成一个事业，选择人才很重要；选择一个人才，考察人品很重要；只有有才而无私的人，才能肩负重任而不负众望。庄子之所以提出了这么深刻的见解，那是因为他深深体会到了无私是立身之本。在他看来，一个人有了私欲，就会利欲熏心；利欲熏心就会迷惑自己的心志；自己的心志一旦被迷惑住了，那就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住，至于事业那就更谈不上了。他把利欲熏心比喻为眼观浊水，而把心境淡泊比喻为处于清渊，认为人一旦观于浊水就会忘记清渊，而忘记了清渊，失去了自己纯洁的本性，那就要遭殃了。
一个人有了私欲，就会利欲熏心；利欲熏心就会迷惑自己的心志；自己的心志一旦被迷惑住了，那就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住，至于事业那就更谈不上了。为了告诫世人，《山木》篇中讲了一个“观于浊水忘清渊”的故事。故事说：庄子在一个名为雕陵的栗园里面游玩，突然从南面飞来一只奇特的大鸟。只见这只鸟，翅膀有七尺长，眼睛有一寸大，翅膀擦着庄子的额头飞过却硬是没有感到庄子的存在，最后落在了栗林之中。庄子心里想：“这是什么鸟呀，长这么大的翅膀却不远飞，长这么大的眼睛却看不见人？”于是撩起衣服，加快脚步，进入栗林之中，拿出弹弓，准备把它打下来。
到了跟前庄子明白了大鸟之所以到此、之所以睁着眼睛而看不到他的原因。原来栗林里有一只蝉，借着栗林的树荫在那里美滋滋地休息，可是正因为它找到了这么好的休息处所、只顾享受，却忘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没有想到在它的附近有一只螳螂突然伸出了双爪捉住了它；这只螳螂捉住了蝉，非常高兴，得意之时却忘记了隐蔽自己的身体，被这只大鸟在空中飞过时发现了，所以大鸟俯冲下来要啄食它；正因为这只大鸟一心一意要啄食这只螳螂，所以连庄子这么大的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以至于当庄子要用弹弓打它的时候，它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危险的关头。
看到这里，庄子很为感叹，深为这几只小动物悲哀，觉得它们太不懂得轻重了，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忘了上天给它们的自然生命，由此可见物欲对生命的危害。想到这里，他突然感到自己也陷入了这种可悲的境地，为了捉住这只大鸟他忘记了对自己的警戒，而很可能自己正被谁当作猎物呢。有了这样的意识，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忙扔掉弹弓，扭头就往回跑。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那守园的人见他钻进了栗林，以为他在偷栗子，正要捉他，见他跑了出来，在后面追着直骂他。
庄子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三个月都没有到庭院中散步。他的弟子蔺且问他：“先生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到庭院中走走呢？”
庄子回答说：“我为了得知大鸟的形体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就像是见到了浊水而忘记了清水一样。
物欲对人心的迷惑作用有多么大。一旦被物欲所迷惑，就连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会置之脑后，什么事业呀，什么亲朋呀，一切一切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况且我还听我的先生教导过，说是到了哪里就要遵从哪里的规矩，可我进了雕陵栗园却忘了自己身体的危险，只顾要弄清楚那大鸟为什么擦我额头而过却看不见我，却忘记了自己钻进了栗林，违犯了栗园的规矩，由此而遭到园吏的追逐和辱骂。回来后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没有心思到庭院去。”大鸟的眼睛有一寸大，可是就没有看见它擦额而过的庄子。为什么？因为捕捉螳螂的欲望遮蔽了它的眼睛。庄子在栗园之中游玩，可就是忘记了栗园的规矩，钻入了栗林，看不见正在捉捕他的园吏。为什么？因为捕捉大鸟的欲望迷惑了他的心。蝉和螳螂与大鸟、庄子一样，都陷入了物欲的迷茫之中不能自拔。由此可见，物欲对人心的迷惑作用有多么大。一旦被物欲所迷惑，就连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会置之脑后，什么事业呀，什么亲朋呀，一切一切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庄子深有所感，以此为戒，劝告人们要牢牢记住自己的根本是什么，要牢牢记住自己的本性是什么，不要陷到那浊水之中而忘却了自己那纯洁的清渊。否则的话，就会本末倒置而身败命丧。
除此而外，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层寓意，那就是不要只看别人，而要反观自己。只有以他人为镜子，时刻反照自己，审视自己的言行、心灵和处境，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自己，才能完善自己和保护自己。在这个方面，故事以螳螂、大鸟和庄子所构成的三重制约关系，给人们以深刻而生动的教育。螳螂只看到蝉遭了祸，而不能以此为鉴，看到自己也会遭祸；大鸟只知道螳螂要遭祸，同样不能以此为鉴，看到自己也会有同样的灾祸；庄子看到了螳螂和大鸟要遭祸，也没有立刻感受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好在他定了定神后，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可是已经晚了，虽然开始拔腿逃跑，但也没有免除一场侮辱。由此看来，只看别人而不反观自己，已经成了人们思维的一种定式，一个误区。正像一个自己脸上有黑而只看见别人脸上有黑的人一样，在讥笑别人的时候难以想到自己。这种思维方式，这种直视的眼光，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给自己留下很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很难说没有一种会像螳螂、大鸟那样关系到自己的生命的。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庄子的这个故事对于人生确有借鉴的意义，起码它可以给人们增加几分机警。
4.庖与尸祝
世上有这样一种人，人们称之为能人。说他是能人，不是一般地说他善于做某种事情或一般地说他有某种技巧，而是说他几乎是见什么就会什么，干什么就成什么。如果说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张，那么说得实在一些，这种人能在许多行当中充当能手，因此往往有十二能、十三能之类的美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能力再大，也只是在数得过来的行当中当能手，不可能在一切的行当中都当能手。正因为这样，所以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还没有听说过或看见过在上百个行当中都是能手的人。
如果按照社会发展的脉络进行考察，应该说，人类越是进步，社会的分工就越是细腻，每个人从事的事业也就越是单纯。这样一来，每个人也就只可能在某一种或某几种行当中做事，也就只可能在某一种或某几种行当中成为能手。而剩下的行当就只好留给其他人去从事，剩下行当的能手就只好留给其他人去当。一个文明的社会也正是在这种各司其职、有无互补的结构中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而作为一个社会的管理者，要想把社会管理得有条有理，要想使自己管理的社会能快速而有效地发展，那就要注意扬每个人之长而避每个人之短，使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优势。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整个社会的活力也就发掘出来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发掘出来了，就会形成长短互补、相得益彰、和谐共进的局面。
庄子将各司其职的思想与自然无为的思想糅和在了一起，认为各司其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是这样的，如果不加人为的因素，这种各司其职的状况也就恰恰是最和谐的状况。反过来说，有谁觉得自己比自然的力量更伟大，想用人为的力量改变自然的安排，让蜡烛代替太阳去照耀世界，让井水代替天雨去浸润大地，那就势必事与愿违，甚至于造成天下大乱。这还仅仅说的是不同能力的同类东西的换位，如果用人为的力量强使不同种类的东西更换职能，让鱼在天上飞，让鸟在水中游，那结果就更不必言说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最好的治世之方就是顺其自然。只有顺其自然，才能保持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的和谐局面，而也只有维护各尽其力、各司其职的状况，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顺其自然。
为了表述这种思想，庄子为后世留下了一句非常精辟的名言，这就是“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后人将其简化为“不越樽俎而代庖”。
“庖”，是厨房的厨师；“尸”是祭祀的时候代表鬼神享受祭品的人，“祝”是祭祀的时候代表鬼神发言的人，“尸祝”合称一般指祭祀的主持人；“樽”是古代喝酒的器皿，“俎”是古代祭祀时盛祭品的器具。中国古代人们在祭祀的时候有专门主持祭祀的人，称为尸祝，他的主要职责是设计樽、俎的摆放方式，主持祭祀的仪式。“不越樽俎而代庖”的意思是说，厨师的职责是在厨房做饭，尸祝的职责是摆布他的樽俎。即使是厨师甩手不干了，那尸祝也不能放下他的樽俎不管而去代替厨师下厨做饭。
厨师的职责是在厨房做饭，尸祝的职责是摆布他的樽俎。即使是厨师甩手不干了，那尸祝也不能放下他的樽俎不管而去代替厨师下厨做饭。这一名言出自《逍遥游》。文中说：唐尧想要把帝位让给许由，于是向许由说：“日月已经出来了，还不把火把熄灭，仍然让它照明，这不是太难为它了吗！大雨已经下过了，还用井水浇灌，仍然让它浸润土地，这不是太劳累它了吗！先生做了帝王，天下就会太平，可是我还在这里主持着朝政，我觉得自己太惭愧了，现在我想把天下转交给你。”
许由说：“先生治理天下，已经治理得有条有理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代替先生呢？我是为了名吗？可是名只是实际的辅助而已。难道要我丢掉实际的东西去追求那辅助的东西吗？要知道，鹪鹩到深山老林中去筑巢，那也不过只是占有一个树枝而已；偃鼠到河边大水处去饮水，那也不过只是饮满一己之腹而已。你还是快快回去吧，天下对我来说，那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在这个故事中，唐尧认为许由是治理天下的材料，而许由认为唐尧是治理天下的材料。这对于这个故事的寓意来说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二人所说的一番话都代表着庄子的一种基本观点，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岗位，避长而用短。唐尧是用火把不能代替太阳照亮、井水不能代替大雨润地来比喻，许由是用尸祝不能代替厨师下厨来比喻。所做的比喻虽然不同，但都是讲的一个道理。不同的仅仅是许由在讲述这个道理的时候另外表明了自己的心境，那就是不求身外之物。
沿着庄子各用其长、各司其职的观点走下去，就会发现，他的这一观点与其各适其性、顺物自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天地人物的各自特长和优势都是天然而成的，都是天地人物各自的自然本性。各用其长、各司其职，就是发挥它们各自的天性，就是各自自然而然地存在，自然而然地变化。
在他看来，天地人物的各自特长和优势都是天然而成的，都是天地人物各自的自然本性。各用其长、各司其职，就是发挥它们各自的天性，就是各自自然而然地存在，自然而然地变化。反过来说，只要不以人的意志强加于天地人物，只要让天地人物各自自然，它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特长，以自己的优势存在于世的。因此庄子认为，与其耗费脑筋、竭尽思虑去养护一种东西，去培植一种东西，不如让它按照自己的自然规律生长发育。因为人的主观设想与客观事物总有不相吻合的地方，所以把它强加于客观事物，必然会悖谬客观事物的自然本性，必然会给客观事物带来人为的损害。
庄子以保藏一种东西为例子讲述了这样的道理。大意是藏舟于谷、藏山于海不如藏天下于天下。
这个例子出于《大宗师》。其文说：把舟藏在山谷里，把山藏在大海里，这可以说藏得很严实，很可靠了吧。可是半夜有那力大无穷的人来了，背起它就走，那藏匿的人可能还迷迷糊糊地不知道呢。不管什么东西，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都有藏匿的好地方，可是也都有丢失的可能性。假如把天下藏在天下，这就不会丢失了，这才是永恒存在的最安全的环境。不管是藏舟也好，还是藏山也好，这都是人的主观愿望。意思是要把自己需要的东西永久地保存起来，不使遗失。然而人的这种主观愿望却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因为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把它藏在什么隐蔽的地方，它们都是会丢失的。究其原因，在于天地万物都在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变化，由产生到成长，由成长到衰老，由衰老到消亡。这是天之所为，自然如此。不同的大概只是变化的形式和时间的长短。用人的主观愿望去阻止它们，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会强行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轨道和环境，把它们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埋没起来，使他们更快地消亡。而唯一能使事物永远不朽的方法，是让事物各自按照自身的本性自然而然地发展变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改变它们。是山就让它在那里自然峙立、自然风化，是舟就让它在河里自然漂浮、自然朽没。只有这样，天地人物才会各呈风采，天下秩序才会永远长存。庄子把这种情况称为藏天下于天下。
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用白话说，也就是天下的每个事物是什么样就让它是什么样，不要用人为力量去改变它，让每个事物的特点和优势都发挥出来。每个事物的特点和优势都发挥出来了，世界也就和谐了，天下的秩序也就维护了。这就是所谓的长久，这就是所谓的不朽。
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用白话说，也就是天下的每个事物是什么样就让它是什么样，不要用人为力量去改变它，让每个事物的特点和优势都发挥出来。把这种思想用形象的事物描绘出来，就好像是说马儿能快跑就让它快跑，牛儿能慢走就让它慢走，鸟儿能高飞就让它高飞，鱼儿能潜游就让它潜游。所以说，其中既包含了各任其职的主张，又包含了顺其自然的主张。而说到底，这两种主张本来都属于同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就其思维方法而言，就是从不同的事物的不同特色中体悟它们的共同性。这种思想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就是事物在各自不同的特色中内蕴着一个同一的本质，这就是皆顺自身的自然本性。
庄子的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主要的表现是它在提倡随物自然、任物天然的时候，否定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动性，否认人在认识了客观事物之后，能更好地用物之长、避物之短，能遵循着事物自身的规律有效地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虽然如此，庄子的这种思想对人们从事社会生活却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告诫人们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要避人所长而用人之短，不要弃物之长而取物之短。其二是告诫人们，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事，不能用自己的主观想象代替客观事物的特色和优势，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以尸祝为庖厨，让尸祝代庖厨的可悲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的生活中并不罕见。
以上是从用人用物的角度说的。从自身的角度说，那就是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而避免自己的短处。要做到这一点，那就要随应自己原本的素质，不要以自己的好恶来决定自己所要从事的事业，不要好高骛远，见异思迁，在自己头脑中构筑空中楼阁，而要脚踏实地地从自己本身的技能出发，去开辟自己的事业。
5.卤莽灭裂
世上总有一些人在耍自己的小聪明，能投机则投机，能取巧则取巧，以投机取巧的成功为快乐，感到这是自己占了大便宜。可是庄子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什么事物都有它的自然法则，按照自然法则办事，从表面看上去，也许很麻烦，绕了道儿，可是最后会功成事就，不按照自然法则办事，从表面看上去，是走了捷径，取了巧，占了便宜，然而这只是一时之得、表面之得，最终将要受到自然法则的惩罚，最终是要加倍付出的。所以，最聪明的人不投机，不取巧，老老实实地随应事物的自然法则。
《则阳》篇中讲述了这一道理。其文说：长梧守吏对子牢说：“先生处理政事的时候，千万不可卤莽；在管理百姓的时候，千万不可灭裂。过去我在家里种地，耕地的时候贪图省力，卤莽从事，最后地里长出的禾苗也以卤莽报答我，长得有高有低，有壮有弱；锄草的时候贪图省力，灭裂从事，最后地里结的果实也以灭裂报答我，长的干干瘪瘪，皮厚实馕。第二年我改变了办法，深耕而细锄，禾苗长得整齐茂盛，果实结得丰满硕大，一年到头吃不完。”
庄子听到这话之后很有感触，说：“现在的人们在保养自己的身体、修养自己的心性时，经常犯有长梧守吏那样的错误：违背天然，脱离本性，断绝真情，丧失精神，增加了诸多人为的主观意愿。这就是对自己的本性采取卤莽态度。这样的人，都会遭受爱恶之心的祸害。人的主观爱恶就好像是庄稼地里的苇苗一样，锄草的时候留下了它，开始的时候，好像它能扶助禾苗的生长，越到后来它就越是抢夺禾苗的营养，危害禾苗的成长，而那些人为的主观爱恶，起初似乎可以使形体得到一些满足，可是时日一久就会使人的身体内热，长疮生疽，溃烂痔漏，多有梦遗。这些都是主观爱恶造成的危害。”“卤莽”，即是马虎大意；“灭裂”，即是轻心草率。
在这里，庄子主要是针对修身养性而言的。是说修身养性不能马虎大意、轻心草率，留下杂草。修身养性的法则是清心寡欲、无思无虑。精心养护，那就要消除杂念，减灭爱恶，使形体自然，使内心坦然。如果马虎大意、轻心草率，就会留下杂草，所谓的杂草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主观的爱恶。有了主观的爱恶，人为地要这样而不要那样，人为地要那样而不要这样，就会扰乱身体的自然节律，就会打乱心理的自在和平和。这样一来，人的欲望可能得到了满足，但这只是暂时的享受，从长久来看，由于背离了身体和心性的自然法则，最终要给自己带来大的祸害。
为了表述这种思想，庄子通过长梧守吏的口说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道理，修身养性的法则是清心寡欲、无思无虑。精心养护，那就要消除杂念，减灭爱恶，使形体自然，使内心坦然。这就是人的举止自负其责，人的行为自食其果。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故事中没有说，但通过种地的例子让人自悟，那就是一切事物都有一个自然的因果法则。种上了优种，就会有好的收获；种上了劣种，就会有坏的报答。自然的法则是无私的、无情的，也是不可逃避、不可隐瞒的。唯一的办法是严格地遵循它，种优种，做好事，不要种劣种，做坏事。长梧守吏两年种地的不同结果生动地告诉了人们这一点。
庄子所讲的这个道理，对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修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民间流传着一个童谣，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庄子所讲道理的简单、明了的概括。时到今日，这一充满哲理的童谣对人们做人、办事还起着警戒的作用。忘记它的人，或许会在做事时遭到失败，或许会在人生的道路上为自己种出苦果来。牢牢地记住它，勤勤恳恳地种作，用自己的汗水浇灌，付出的也许会很多很多，但是得到的会是扎扎实实的、属于自己的成果。
6.神龟不神
在中国古代，人们迷信算卦，认为算卦能够预知未来，可以预见吉凶，可以免灾却祸，可以招致吉祥。而算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龟卜。
所谓龟卜，是用火烧烤龟甲，根据烧烤出的裂纹来判断事物的前景，根据烧烤出来的裂纹判断趋吉避凶的方法。
正因为龟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龟就成了可通神灵的神物。由此人们也称其为神龟、灵龟。
神龟既然能够为他人预见未来，告他人以吉凶，那么按道理说，它也就能够为自己预测未来，知自己之吉凶了。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庄子用寓言故事做了说明。
故事出自《外物》篇：宋元君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人披散着头发从侧门往屋里偷看。把他召进来问话，他说：“我来自宰路的深渊，作为清江的使者要到河伯那里去办事，打鱼的余且捉住了我。”
宋元君醒了，觉得很奇怪，所以让算卦的来算卦，想要了解此梦的缘由。算卦的说：“托梦的是一只神龟。看来它是被一位叫做余且的渔夫捕获了，想要求救于您。”
宋元君问左右的人：“打鱼的有叫余且的吗？”
左右说：“有。”
宋元君说：“让余且来朝廷见我。”
第二天，余且来见宋元君。宋元君问：“你最近打鱼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
余且说：“我网住了一只大白龟，有五尺见圆。”
宋元君说：“把你的白龟献上来。”
余且献上白龟后，宋元君一会想杀了它，一会又想放了它。心中犹豫不决，于是又让算卦。算卦的结果表明：“杀了龟用来算卦则吉。”于是宋元君便让人把神龟给杀了。后来用这一神龟的龟甲来算卦，算过七十二卦，每卦都很灵验。
孔子听说此事后很有感触，说：“神龟能托梦给宋元君，却不能逃避余且的渔网；能用来算卦，而且算了七十二卦，没有一卦不灵验，却不能逃脱被杀的祸患。这样看来，智能是有一定限度的，神灵是有达不到的地方的。纵然有最高的智慧，也需要有众人来一起谋划。鱼儿不怕渔网而怕水鸟。只有去掉小聪明，才会显出大智慧；只有不有意去行善，才能自然而然地做好事。婴儿生下来并没有老师教他说话就学会了说话，那是因为他与会说话的人在一起的缘故。”
世界上的事物，各有各的特长，各有各的优点，但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也就各有各的不足，各有各的缺陷。否则的话，也就无所谓特长，无所谓优点了。庄子的答案很明确，那就是神龟虽能测事，却不能自测，虽能告人以吉凶，却不能知己之吉凶。为什么？庄子通过孔子的口做了说明，那就是：任何智慧都有限，神灵也难至周全。
这个故事虽然说的是神龟，实际却是指的一切事物。它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事物，各有各的特长，各有各的优点，但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也就各有各的不足，各有各的缺陷。否则的话，也就无所谓特长，无所谓优点了。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有逻辑上的根据。
从逻辑上讲，既然各有各的特长，各有各的优点，那么，一种东西的特长和优点，也就是另一种东西的不足和缺陷。从这个角度说，除了有这种特长和优点的东西以外，别的东西都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反过来说，这种东西有这种特长和优点，那么也就是不具备除了这种特长和优点之外的其他特长和优点，而不具备其他特长和优点，也就是在那些方面存在着不足和缺陷。
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事实上的根据。
事实上任何事物在功能上都有自己的禁区，从来不存在全能的东西。虽然我们想要一一列举出每个事物的禁区是不可能的，但有一个共同的禁区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禁区就是功能的反身自用。所谓功能的反身自用，是说某种东西的功能用于自己的身上。我们说功能的反身自用是禁区，那是说任何事物的功能都不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火的功能是焚烧；火可以焚烧世界上数也数不清的东西，但是它却偏偏不能焚烧自己。比如说，水的功能是浸润；水几乎可以进入任何事物之中，真可谓无孔不入，可是却不能进入自己之中。比如说，刀锋的功能是切削；那刀刃的锋利曾被文人们称之为削铁如泥，可是它却不能削切自己。又如，货币的功用是买东西；货币的威力，世人是都已领教过的了，有人甚至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它却无法买自己。
正是出于对事物的敏锐观察，所以庄子通过神龟的故事来告诫人们，智慧再大也不能包揽天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缺陷，需要众人的智慧来补充，就像是鱼儿虽然机敏，能够逃避渔网的捕捞，却不能抬头看天，躲避水鸟的啄食一样。
正是出于对事物的敏锐观察，所以庄子通过神龟的故事来告诫人们，只有去掉小聪明，才会显出大智慧。所谓小聪明，是指自以为是的聪明。一个人的智慧再大也不能穷尽天下的一切事物，就像神龟一样，它能给人托梦却不能逃避渔夫的大网，它能预测七十二事无差错却不能预测求救于宋元君反而引来杀身之祸。实际如此而并不自觉如此，自己本来并非全知而却自以为全知，这恰恰是一种无知。所以这样的聪明只是小聪明。所谓的大智慧，是指知其所知亦知其所不知。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就可顺其所知以求得获，避其所不知以求免祸。这样一来，就可化不知为知之，成为自觉不知的全知，所以是大智慧。而只有克服了以不知为知，才能进入自觉不知的全知。所以说只有去掉小聪明，才会显出大智慧。
只有去掉小聪明，才会显出大智慧。正是出于对事物的敏锐观察，所以庄子通过神龟的故事来告诫人们，只有不有意去行善，才能自然而然地做好事。既然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他的行为结果也就受到了局限，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能把事情做好，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就难以把事情做好。正因为如此，所以单凭个人的善意去做事，那就很可能事与愿违，想做好事反而把事情弄糟。放弃自己做好事的主观意愿，顺随自己的能力，让它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才能适力而行，自然而然地做好事而免于把好事办成坏事。这就好像初生的婴儿一样，只要在会说话的大人中间生活，有经常听大人说话的环境，不用专门教他说话，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学会说话。所以说，只有不有意去行善，才能自然而然地做好事。
庄子通过孔子之口对人们做出的告诫，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思想展开的，这就是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将这个主题思想引申开来，那就是要人们在自身能力的限度内自然而然地运用能力。不要超越自己的能力限度而凭主观意愿行事。
神龟托梦的故事还暗含着一层意思，这就是讥讽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龟甲的人们。可怜的神龟被余且捕获，自身难保，不得不求救于当地的君王，可是它却没有料到，杀害它的凶手不是捕获它的余且，而恰恰是它所求助的君王。由此可见，神龟并不神，灵龟无先见。可悲的是，一些人却将自己的前途寄托在连自身的前途都预料不到的神龟身上，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连自身的命运都掌握不了的灵龟身上，凡事都要用龟甲算卦，按照龟甲的指示行事，其前途不测、命运难料也就显而易见了。正因为如此，所以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不讲算卦，庄子也不讲算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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