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市民社会从建构到批判的历史转折
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负载着丰富的西方文化成果：一是西方悠久的政治哲学传统，它们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二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而充实起来的经济意蕴，这是从苏格兰学派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观念，它们把市民社会看成是市场经济体系。在古典经济学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德国思想家展开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黑格尔首先颠覆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公民社会”、“文明社会”观念，指认了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体系”。马克思则进一步明确市民社会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到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市民社会发生了“建构”到“批判”的历史性转折，从词语演变的角度则是发生了从英语世界中的“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 ）到德语世界中的“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重大变迁。中国学界在市民社会研究中过于关注西方市民社会的现代化成功模式，缺乏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市民社会的现代性批判维度，没有注意到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从civil society 到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从资产阶级立场到马克思主义、从建构到批判这一根本的历史转折，造成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指认被搁置起来，civil society概念大行其道。
对市民社会从启蒙到反思、从建构到批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刻分析来自于德国古典历史哲学，更早则可追溯自浪漫主义思潮。在浪漫主义思潮中已可见市民社会批判的端倪，这主要是出现在浪漫主义者的文学作品中，而其深入的研究与批判，有待于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结盟。前者提供了对近代市民社会运作机制的深入理解；后者则提供了对市民社会这一近代社会形态的历史沉思（后来的历史社会学继承了这一个主题，如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等，由此发展出一条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因此这两个理论维度缺一不可，缺失前者会使我们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停留在表象的层面，不能认识其内在运动规律；缺失了后者则会使我们把近代市民社会的运动规律当做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哲学反思相结合（从前文所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二者是同一个范畴）的角度，对现代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社会进行分析。
一、费希特
在德国历史哲学传统中，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反思其实并不是始于黑格尔，费希特曾从激进的立场展开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其“应有”与“现有”（所谓“应有”，指的是应当如何，是一种价值判断；所谓“现有”，则是指现实怎样，是一种实证分析和描述。在“应该”（应有）与“是”（现有）之间有一种逻辑紧张关系，这是大部分批评现实的乌托邦主义者惯用的策略。）的批判逻辑也曾影响过马克思。费希特不仅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历史哲学的反思，而且更重要的是，费希特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和认知是有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这是比黑格尔更早地把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哲学融合在一起的德国思想家。（关于黑格尔把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哲学融合在一起的观点，请见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一书。国内学者张一兵先生在《回到马克思》中也指出了这一重要的问题，但没有引起国内学界黑格尔研究者的重视。）费希特的市民社会理论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关于现代国家与政治联合体的区别
熊彼特曾提出，从经济分析的视角来看，费希特之所以“需要加以评论，是因为他把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哲学加在他的思辩哲学上面，前者自由地侵入到经济学的领域，并且因为下述两个原因而必须加以注意。他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计划勾勒出了一个轮廓”（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3页。），这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主要就是费希特所提出的“合作国家”的思想（同上书，第123页。）。从我们对市民社会所经历的政治到经济的历史语境转换来看，费希特的“合作国家”实际上是一种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指认的市民社会（市场社会）“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共同体”的想象。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康德最早把国家与社会作区分，康德所说的合乎概念、目的的共同体就是一个社会（需要注意的是，康德所说的“社会”指的是civil，它实际上是“共同体”，与社会学中所说的抽象的、大规模的社会是不同的。关于这二者间的本质区别请见第一章第三节关于“共同体与社会”有关论述。）的概念，费希特从这种国家与社会区分的见解出发，在《论学者的使命》中，阐发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国家消亡的观点，实际上是凸现了共同体的意义。他说：“不把一般社会与那种由经验制约的特殊社会——大家称之为国家——相混淆，是多么的重要。不管一个非常大的大人物怎么说，国家生活不属于人的绝对自由，相反地，它是一种仅仅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用以创立完善社会的手段。国家也和人类的一切典章制度一样，是纯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我也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万年或多少万万年才会达到那个境地……到那个时候，纯粹的理性将会代替暴力或狡猾行为，作为最高仲裁者而得到普遍的确认。”（弗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页。）费希特认为：“任何国家制度都不是不可改变的。它们都在变化，这是它们的本性，一个坏的国家制度、即与一切政治联合体的必然的最终目的相违背的国家制度，必须被改变。”（《费希特全集》第6卷，第103页。转引自洪汉鼎：《费希特：行动的呐喊》，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基于这一判断，费希特热情颂扬了法国大革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费希特把国家制度(即国家)与政治联合体(即社会)区别开来，并把国家制度(国家)与政治联合体（社会）的矛盾作为判断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这不仅是费希特激进民主主义政治立场的体现，而且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的贡献。
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思想家们是打着“自然秩序”和抽象的“自然法原则”来言说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他们那里，国家与社会是不作区别的，他们的理论公式是：自然状态(自然秩序)与人为状态，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制度是自然的、而封建制度是人为，认为市民社会(即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应该取代人为的封建社会。费希特在这里所用的方式是应有与现有的关系模式(即“应该”与“是”的对立逻辑）（对于这种逻辑的介绍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这里，政治联合体是“应有”，现行的国家制度是“现有”，“现有”若与“应有”相违背就必须变革（革命），这是费希特的革命逻辑。（青年马克思在研究法的时候，也是采取这个分析式，在写作《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未完成的手稿）时，马克思认为，法的抽象原则是“应有”，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是“现有”，马克思很快就对自己的这个逻辑公式进行了批判，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对自己的《法形而上学》这个巨著进行了自我批判，马克思说道：“这里首先一个严重障碍正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产生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开头我搞的是我慷慨地名之为法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概念的定义，这一切都是模仿费希特的，不同的只是我的东西比他更现代化，内容也更空洞而已。” （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1页））
2.对现代私有财产问题的思考
1800年，费希特写了一本“关于贸易、运输、货币、国民财富”诸问题的著作——《封锁的商业国家》，在这本书中，费希特对财产所有权问题进行了哲学的思考，提出财产所有权不是与事物相关的权利，而是唯一同活动相关的权利。这一理论维度在哲学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提示了从经济学到哲学的转换逻辑，从而揭示一条摆脱纯粹的经济学立场，从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视角考察市民社会的可能性道路。（这其实是马克思“社会存在”概念(以及资本是一种关系、是当代社会的真实“存在”的思想)的先驱。也就是说，真正的社会存在并不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如所有权问题，而是人的活动，马克思后来把“人的活动”称为“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财产所有权并不是抽象的、与事物相关的权利，而是与人类生产方式相关的权利。）
费希特提出，“我曾把财产所有权描述为只同活动相关的权利，而决不是同事物相关的权利……自由活动乃是力量之争的所在，所以它乃是争执者不得不为之订立契约的真正对象，而事物却决不是契约的真正对象。自由活动的对象的所有权最初是流动的，是从同自由活动相关的权利派生出来的”（《费希特全集》第3卷，第26页。转引自洪汉鼎：《费希特：行动的呐喊》，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这种理解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费希特在这里已经发现，财产(所有权)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人的活动(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关系”)。这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并不是实体性的东西，而是社会关系（在后工业时代，人们的财富更不是表现为实体的物质，而是表现为虚拟的关系，如各种金融衍生品）。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物”概念。
基于所有权这个原则，费希特提出了人类“解放”的观点：“一切人类活动的目的在于解放生活，所有由自然赋予生命的人对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具有相同的权利要求。（转引自洪汉鼎：《费希特：行动的呐喊》，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总之，费希特对财产关系的哲学思考，为后来者批判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历史哲学思考空间，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费希特是市民社会历史性批判的开端。
3.对近代社会形态的历史哲学沉思
在1804年到1805年的冬天，费希特在柏林演讲《现时代的基本特征》，这是一部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的历史哲学著作。在费希特看来，历史乃是“从基于单纯信仰的原始的不平等走向基于用理性来调整人类关系的平等的过程”，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性受本能支配的阶段（这实际上指原始社会——引者注。）；第二阶段是理性的本能变成外在强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理性表现为外在的权威——宗教、典章，它要求强制、盲目信仰和服从（这实际上指中世纪——引者注。）；第三阶段是理性由外界权威解放出来的时代，理性摆脱了一切礼仪制度的约束，这是个人主义罪恶的时代（这实际上指资本主义阶段——引者注。）；第四是理性走向完善的理性科学时代，在这个时代，理性认识到真理是最高的东西，理性开始按真理的指导改善自己和外界，这是逐渐释罪的时代；第五个阶段是理性完成和圣洁理性的艺术时代(这实际上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之先驱）（转引自洪汉鼎：《费希特：行动的呐喊》，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根据这个历史哲学的尺度，费希特认为自己的现时代是处于第三阶段。尽管从后来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科学划分的理论视角来看，费希特对人类历史的区分并不那么科学，但它已指出目前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这在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史上应当说具有重大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费希特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此，他的这种历史哲学批判是站在把握“现代性”的历史高度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希特成为黑格尔、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先驱。（从这一逻辑线索出发，可以发现费希特与马克思的关系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本文在此只能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更进一步的研究，只能留待以后。）
按文德尔班的看法，德国古典哲学以建立理性体系来解释世界的唯心主义思潮始于费希特，而完成于黑格尔，“费希特敢于扬弃物自体概念，他所规定的原则决定了唯心主义发展的主要路线的方面”。（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12页。）从本文所分析的现代市民社会问题来看，费希特是先于黑格尔，指出了市民社会的历史性问题，即市民社会的政治构架问题、财产制度问题及其历史哲学特征。黑格尔与马克思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接过了费希特的思想接力棒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这正是我们在此讨论费希特的原因所在。
二、黑格尔
在费希特那里，市民社会的具体历史内涵最初只是基于历史哲学的想象和朦胧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而黑格尔则专门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并明确站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来把握市民社会，从而使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市民社会的历史哲学想象获得了真正的历史性(现代性的内涵)。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已经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也已经形成，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区分也逐渐清晰，这为黑格尔颠覆市民社会之civil society的传统观念提供了时代条件。在第一章第二节中，我们曾指出德语世界中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指认的是其经济而不是伦理与政治的内涵，这种认知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经历了一定的思想史发展进程。黑格尔在这段思想史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理论观点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1.明确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来把握市民社会的本质
德语世界中的市民社会最初也是受自然法哲学的影响，主要指认的是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只有从黑格尔这里才开始了从政治学视域向经济学视域的转换（张一兵教授曾指出黑格尔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从本文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集中体现了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联，因为黑格尔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认知主要出于古典经济学的描述与分析。近代两种大的思潮——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在黑格尔这里融合起来，浪漫主义是德国的传统，如黑格尔所强调的历史、精神等是源于浪漫主义的思想资源；而功利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为黑格尔把握市民社会的时代内涵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就其与社会思潮的关联而言`，黑格尔所指认的资产者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真实内涵与英国功利主义相关；而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表述为国家——来超越市民社会则与德国浪漫主义所强调的精神、传统等思想资源相关。）。黑格尔的思想由此也具有了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理论特质。（黑格尔思想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再次被人们激活，绝非偶然，它与黑格尔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社会的深刻认识分不开。20世纪20—30年代，黑格尔大量早期文献得以问世，这引起了西方一些学者特别是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关注。在对这些文献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了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卢卡奇在1945年出版的《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中就明确指认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是对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反映，黑格尔是“德国人中……唯一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同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节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3页）。在国内学者中，张一兵先生比较明确地指认了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黑格尔早年在耶拿时期曾专门研究过古典经济学，在其对市民社会进行明确界定的《法哲学原理》中，突破了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理解市民社会(如文明社会、公民社会、政治社会等)，融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等人，并不直接界定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但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市民社会的描述，换言之，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实际上赋予了市民社会许多内容，但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问题，而不在于政治社会理论中的市民社会问题，黑格尔则把古典经济学的内涵包含在了政治社会理论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中，并以直接的方式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他是第一个自觉抓住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内涵，颠覆传统含义的思想家。
从自然法哲学家到法国重农主义，再到康德，已经逐渐把前国家状态看成社会，并且和市民社会（文明社会）作了区分。但在黑格尔以前，人们还是用市民社会指称政治社会，而用自然社会指前政治社会。黑格尔完全抛弃了这种说法：首先，他用市民社会直接指认11到18世纪的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过程，而不是像古希腊人和启蒙思想家那样用来表达文明社会性的理想；其次，在对当时的社会作结构性分析时，他把“市民社会”一词所包含的政治和经济含义剥离出来，“市民社会”专指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即“私人需要的体系”或“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国家则指社会政治关系领域。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黑格尔与自然法哲学家不同，他早年受到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影响，按照英国当时的经济理论，前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区别日益被认作经济关系领域同政治关系制度的区别。其次，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已经发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中作用日益明显。再次，英国光荣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后，有别于封建君主国家的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形成，政治领域也日益凸显。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语和法语翻译的不同以及词源不同。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译成德文时，人们用的不是zivilisierle（文明的），而是Bürgerliche（市民的、资产阶级的）。这样，它在德语中消除了拉丁文中具有的“文明”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双重意义。（德文中Bürgerliche的名词形式(Bürger)可指市民资产者或公民，最初含义指生活在城堡周围城镇上的人。德文中的市民社会则指中世纪末以来在欧洲城市里的商人、手工业者、自由民构成的社会，与拉丁文中的市民社会是有差别的：（1） 市民社会是生活在城镇的商人、自由民构成，这些中世纪的市民不同于罗马时期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市民(公民)；（2） 市民社会的成员在早期不是公民，无需对国家尽义务，他们只是精打细算的商人，唯一的目标是追求私人利益；（3） 和古希腊罗马由贵族长老统治的城邦相对，这个市民社会早期是独立于教会和王权的自治城市公社。）
2.对市民社会的哲学—经济学分析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是一种观念成为客观世界本质的世界观，用传统的术语来说则是客观唯心主义。这里的“唯心”指认的是观念本体论，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这里的“客观”之内涵实际上指的是黑格尔从社会历史现实的层面去挖掘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历史本质。从本文言说的历史哲学语境上来看，黑格尔实际上是意识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是一个颠倒的社会（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从历史哲学的视域中走到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三大拜物教）。黑格尔发现，在市民社会中，这种普遍性成为统治的力量是以盲目的经济过程自发实现的。在政治经济学中，这种颠倒与异化具体表现为劳动—价值—货币，青年马克思正是受此启发，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货币异化与劳动异化问题，而在《资本论》中则进一步提出“资本”理论。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一种交换中的自发的联结，人们劳动生产为社会提供帮助的缘由不是利他，而是利己！相对于古代希腊城邦中的公民社会而言，“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页。）。在这里，黑格尔所说“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实际上已经提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即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即黑格尔所说的私人利益）与上层建筑（公共事务）之间的矛盾问题（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矛盾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观点请参见第一章第四节。）。
虽然“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但相对于古代市民社会的狭小范围而言，现代市民社会扩大了交往关系，产生了普遍的联系， “在市民社会里，每个人都以其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但他又只能通过与别人的接触，才能明确他的目的的范围。因此，某些人就会将其他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又通过同他人的关系而获得了普遍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6页。）。黑格尔已经看到，市民社会是这个“现代世界的创造物”，它在使个体达到形式自由中获得其合法性：把需求和劳动的意志释放出来，是“塑造特殊主体性”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环节。这个理论观点实际上就是现代自由主义之所以能津津乐道市场体制的原因所在：因为市场体制可以“塑造特殊主体性”、可以激发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让每个人为自己谋利的同时客观上促进社会进步，自由主义者的基本逻辑不过如此，而黑格尔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正因为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这个“现代世界的创造物”及其功能有充分的了解，因此他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与反思是站在现代性的历史高度上，从而异质于封建保守主义者的批判。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虽然可以产生普遍的联系，但这只是虚伪的普遍性，因为市民社会表现为“伦理的丧失”，“构成伦理性东西的现象界”（《法哲学原理》第195页）是“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法哲学原理》第309页），这是对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副作用的清醒认识。黑格尔提出，市民社会必然会形成两极分化，因为“分享普遍财富的可能性，即特殊财富，一方面受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这样就会必然产生不平等（《法哲学原理》第211页）。
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黑格尔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市民社会如何才能不仅被当做实质伦理的崩溃领域，同时在其否定性意义上，又可以被看作是伦理的一个必要环节。黑格尔认识到，如果没有必要的干预，市民社会就有自我灭亡的趋势。在人的生存历史中，市民社会的自然必然性只是他的史前发展状态，他应该走向全面的自由王国。“自为自在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在使自身成为实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为它的别物”（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8页。），黑格尔的国家与政治哲学观点正是由此出场。从现代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视野来看，分散的个人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公意，或者说形成一致意见的社会成本太大，因此通过国家与法来代表公意则是一种比较简便的办法。应该承认，黑格尔主张用国家与法来调节市民社会的思想是深刻的，这比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张深刻得多，因为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分散的个人无法形成“公意”，这些分散的个人即使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也只能形成“众意”而不是“公意”，更何况分散的个人往往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缺乏作为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与历史意识，按黑格尔的说法，“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则是深刻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法哲学原理》第319页）。
黑格尔所提出的国家与法是绝对精神总体的观点，从卢梭的政治学意义上说是公意与众意的区别。市民社会的契约只能形成一种所谓的“众意”，而众意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数学相加(如功利主义者)，而公意所代表的是国家民族利益，它不完全等同于个人利益的相加（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则从交往与商谈的角度讨论了如何能形成“公意”。）。这种公意在哲学上必须以总体性的原则来体现，而不是以功利计算的原则来进行相加（卢卡奇对这种总数与总体性进行了区分。），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契约乃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基础（《法哲学原理》第255页）。《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所代表最多只是一种“众意”，这种“众意”在本质上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功利主义——的体现。因此，黑格尔所说的调节市民社会的国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府，而是国家。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国家才是公共利益与“公意”的代表，所以他提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在马克思看来，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出发，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才有资格代表“公意”，无产阶级在马克思那里不仅仅是指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工人，而是一种表征具有自我意识与历史意识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马克思赋予了历史的普遍性。基于这种逻辑，我们在认识无产阶级的时候，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只关注自己经济利益的工人，而是还要注意到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政党。这正是当前阶级政治与政党政治关系复杂之处，也是一个亟待从理论上说清的现实问题。
3.对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反思
在第一章中，我们分析了作为政治伦理范畴的市民社会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发展过程和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大力推动，其经济内涵逐渐凸现，其历史本质——资产阶级社会——逐渐彰显，这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沉思中被表述为，伦理的三个历史阶段：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其中，“家庭”指认的是以政治伦理道德为主要内涵的古代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指认的是以经济为主要内涵的、15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程而发生的现代市民社会；“国家”则是政治与经济、普遍利益与私人利益相统一的更高社会组织形式。在如何克服现代市民社会（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出于政治保守主义的立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国家”等同于君主立宪制；而马克思则站在激进的革命立场，认为应当用“自由人的联合体”与共产主义来取代市民社会。
按黑格尔的分析，伦理（实际上是人类政治伦理关系）要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即“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黑格尔的这种历史哲学思想实际上概括了市民社会“萌芽（家庭）—建构（市民社会）—反思—批判（国家）”的历史进程，并且在方法论上典型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辩证法，因此它既是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本文提出对市民社会进行历史性批判解读的辩证法之方法论基础。第一章的一、二、三节实际上是对黑格尔的“从家庭到市民社会”这一逻辑的具体的历史的展开；而本章第一节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对市民社会的历史哲学“反思”，正好构成了市民社会从“建构”到“批判”的历史性转折点；而本章第二、三、四、五、六节则从“反思”过渡到“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进一步铺陈马克思主义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思路。关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经历“建构到批判”的历史性转折，这在目前国内学界还是一个未曾提出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了这一点，实际上就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地平。
黑格尔是在讨论客观精神的《法哲学原理》中论及市民社会的，在黑格尔看来，客观精神可以分为正、反、合三个方面，即抽象法（正）、道德（反）、伦理生活（合）。而伦理生活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方面，即家庭（正）、市民社会（反）、国家（合），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看做是伦理精神存在的三个环节和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家庭是直接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家庭成员由自然形式的爱结合在一起；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的分裂和特殊化，是孤立个体的集合；国家是伦理精神的实现或现实化。黑格尔这个过去主要是作为唯心主义来批判的观点其实是具有深刻的含义：首先，黑格尔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精神发展的三个环节，因此许多人认为他的市民社会是不包括家庭在内的。实际上，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做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是揭示出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而不是在分析社会的结构中对经济社会的指认。他在这里并不是说市民社会不包括家庭，也不是说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可以决定社会的经济领域，而是说，市民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社会是孤立个体的集合，家庭消融在经济关系中，社会是私人利益的舞台，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国家(并不是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而是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将重新支配社会。其次，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指认资本主义社会，从结构上分析，它不仅指私人领域，而且还包括司法、警察（黑格尔指广义的内务行政，除了军事、外交、财政以外，其他内政一般包括在内。）和同业公会。可以说它包括各种经济关系，以及一部分与经济生活有关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制和功能在内。这实际上是指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仅包括各种经济关系，而且还包括一定的国家机制，这与后来葛兰西所说的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具有理论视域上的融合效果。可以说，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内涵，在历史观上是极为深刻的，对当时社会的描述也是准确的。
总的来看，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黑格尔的贡献是双重的：一方面抛弃了希腊传统政治哲学日益与现实生活不符的市民社会之内涵，而从现实的历史性生活（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时代内涵的市民社会概念，这一概念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那个形而上学的“市民社会”理想，而历史地、现实地考察具体时代市民社会生活。另一方面，黑格尔并不盲从自苏格兰学派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社会组织形态是人类“自然秩序”的观念，而是从历史哲学之革命立场（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绝对理性的辩证发展）阐述了市民社会从古代共同体转变为现代私人领域，然后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被扬弃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开辟了一个现代性（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批判的理论视域，从此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理论以及现当代激进社会批判理论结下不解之缘。
三、马克思
在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遭遇到历史哲学的反思；从现代性的视域来看，这也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所遭遇的反思。不过，这只是一个开端。对市民社会更为深刻与系统的历史性思考来自于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成为了最伟大的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家。其中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把握住了市民社会这个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并且站在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与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高峰上。从而，马克思的思想也成了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现代性无论是持批判态度，还是持建构的态度，都要从马克思这里汲取思想资源。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当代价值所在。
众所周知，阶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范式之一，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方法是与交往关系、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理论工具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又往往与市民社会纠缠不清，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交往关系。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曾经指的是“交往关系”，其根据是马克思明确指出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并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的权威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交往关系”）这些术语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同上书，第718页。）——形成了一种简单的逻辑关系，理论界就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交往关系、生产关系。
此外，再加上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同上书，第42页。）。而马克思又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页。）。“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与此同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著名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又被人们非法地转换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就又顺理成章地把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基础了。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式：市民社会＝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这种分析范式貌似正确，但却流于简单化的理解，从而大大遮蔽了市民社会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并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重要的基本原理产生了非科学的理解。为此我们在对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批判理论梳理中，一个需要顺带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细致地厘清市民社会概念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这三个范畴之间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历史性批判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建构起三条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理论道路与知识体系：
一是人类社会VS市民社会：这是从人类解放的视角看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这条逻辑线索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当时马克思基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对市民社会的异化现象作了深刻的揭示，与之相伴而生的是马克思在分析市民社会分工与交换关系时所提出的货币异化理论与劳动异化理论。异化理论与人道主义哲学(人类解放哲学)，是马克思开辟的第一条现代性市民社会批判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被指认为异化的社会，而分工与交换关系被指认为市民社会的“交往关系”，这便是市民社会与交往关系的概念逻辑关系。
二是共产主义社会VS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从革命的视角来看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这条逻辑线索发生在1845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市民社会进行“历史科学”的批判，通过对市民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析，指出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社会，它必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被指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被认为是市民社会中最根本的生产关系，这便是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的概念逻辑关系。这个以阶级理论为核心的社会历史分析范式，是马克思开辟的第二条现代性市民社会批判道路，它实际上是一条异质于资产阶级实证社会学的社会学理路。
三是社会主义社会VS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从生产(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观点，但马克思此时对经济学的研究还不十分深入，因此他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夯实还有待于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来完成。在经历了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对于19世纪40年代的一些观点有了更深的思考。在结构性的层面上，不再限于把市民社会理解为阶级关系，而是理解为生产关系。而所有制正是生产关系的体现，所以市民社会又可以理解为“经济基础”，这便是市民社会与经济基础的概念逻辑关系。
与此相应，在历史的维度上，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是资本统治的社会，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市民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由此生发出来（在此需要一提的是，在《资本论》的写作中，马克思把原先的资产阶级社会概念明确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历史学家如布罗代尔、黄仁宇认为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那一节）。笔者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在著作中直接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资本主义概念的真实内涵应该是指它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多次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到《1861—1863手稿》中马克思更是熟练地使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词，因此最早发明“资本主义”概念的思想家应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提法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第5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1、第3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70、第101页等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础是“资本生产关系”理论，资本理论与作为历史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开辟的第三条现代性市民社会批判的道路，它实际上是一条异质于资产阶级实证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路。
这是我们把握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三条主线，它们内在地统一于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逻辑之中。这三条主线并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而是构成互相深化与印证的关系，如对人在现代社会中异化问题，从哲学上看是一个非人道的、不合乎人的本质的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则是由于一定历史阶段中的阶级关系而造成了人的异化；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则是由于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出现的必然现象，它将随着生产的历史进步而被消灭。如革命问题，从哲学视角来看，是人的异化及其扬弃，从历史社会学视角来看，则是阶级斗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 则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对抗关系。
我们过去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时，并未能很好地梳理出这三条线索并以此提纲契领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因此打碎了马克思的统一逻辑，造成多样化的解读与阐释路径。本书以统一的现代市民社会批判为理论视野，分析梳理出三个阶段与三条理论道路，指出它们实际上是统一的，即统一于“现代市民社会”批判（这正是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这个根本的理论目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梳理出的这三条逻辑，并不直接等同于马克思的思想，更不是为了说明其他的逻辑思路是错误的。在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被质疑的后现代时代，那种声称自己掌握绝对真理的人是不识时务的，是要挨“拍砖”的。这种思路只是一种理解的方式，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它是一种“有用的假设”（在经济学中，其假设的前提只是一种有用性，我在这里也用这种说法。），如果这种逻辑假设能帮助我们很好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思想，它也就达到了目的。
第二节市民社会的异化
异化的问题是现代性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异化及其扬弃或者说“出走—回家”这一思考模式是现代人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这种情结在哲学上的典型表现就是人本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曾以这种人本主义的历史观来反思现代市民社会的异化问题，分析了市民社会中的货币异化(《德法年鉴》)、劳动异化(《1844年手稿》)、政治异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三大问题。这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批判的主要理论成果，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了，不再赘述。我们重点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这些早期的理论成果是从市民社会的经济层面——市场社会——展开的，这使得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他后来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发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是由于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分工与交换关系造成的。这种分工与交换关系是一种异化的交往关系，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异化，即货币作为交换的产物却成为了一个人们崇拜的具有神性的东西；二是劳动异化，即劳动本来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现在却与人相对立。货币异化使得“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 ；劳动的异化使得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页。），马克思因此提出克服市民社会异化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全新的“交往形式”——共产主义。
一、交往关系的异化
在古希腊时期，市民社会主要是一个政治哲学和伦理的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发生之后，它才从一个单纯的政治哲学问题转化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马克思在初涉市民社会问题时，一开始也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把握它。在19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社会运动主要集中在宗教与政治领域，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221页。），马克思早期也参与这场运动，但他很快发觉宗教与政治问题的背景是经济问题，这正是马克思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地方。马克思迅速地把德国古典哲学对宗教、政治的批判引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在1843年从(自我)意识哲学转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立场之后，以“人的类本质”取代了“自我意识”而成为批判理论的逻辑前提，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由此建构起来。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形成，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一章中的总体描述，以及《回到马克思》第二章第四节的进一步确证。）
在1840年代初，马克思在初涉市民社会以及相关的政治哲学领域时，开始是深受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影响，与此同时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启蒙精神牢牢地吸引他，正如科尔纽所指出的，早年马克思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但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马克思已经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局限性：“资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所获得的政治解放并不能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解决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与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所获得的政治解放是与人的解放相对立的，人类的解放不是政治革命所能达及的，而是必须通过社会革命，它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参见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页。由是观之，中国当代所建构的市民社会最多只能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当代的市民社会论者多以政治民主化作为其基本诉求也印证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分析的市民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对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应当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研究的同时，马克思还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使他发现古典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的把握比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比政治批判更为重要（国内学界的有些市民社会论者不了解中国社会、缺乏社会分析而奢谈政治，比青年马克思而言，社会历史的认识水平是低多了。）。马克思认为，政治“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而市民社会则需要认真地解剖（分析）。马克思说，他的目前探讨之所以只针对副本——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只是因为这一探讨是从德国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德国国家哲学由于其发展水平之低，进行“激情的批判就可以了”，马克思戏称这是“肉搏的批判”（同上书，第4页。）。
从历史来看，德国当时的发展状况低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水平，它的工商业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还远远不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国家与法是副本，而市民社会与工商业是正本，由于正本的发展还不够，因此马克思先对副本进行批判。马克思因此说：“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仍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政治的“激情的批判”之后，马克思迅速转换视角，开始从经济的层面批判现代社会（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说：“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先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因此，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理由，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家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因此，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针对德国政治制度的；那么《1844年手稿》就主要是针对古典经济学的。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对现代市场型社会批判的开始。马克思指出，“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怎样使德国人开始发生兴趣呢？是由于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因此，马克思说，“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这也正是契合市民社会从civil society到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历史语境转换。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哲学上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仅仅指出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毕竟只是哲学层面上的抽象说明。对于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而言，亟须科学解释为何现存的社会关系是不合理的？现存的人的生存状况为什么是“异化”的？其根源在哪里？这种对于现存社会关系的科学分析，只能借助于市民社会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是由于现代市民社会中异化的交往关系——分工与交换关系——造成的（近年来，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他是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而马克思则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来把握19世纪人类最主要的交往关系——交换关系。这构成了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主要差别。）。由于资本主义的分工与交换关系，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异化，一是货币异化，即货币作为交换的产物却成为了一个人们所崇拜的具有神性的东西；二是劳动异化，即劳动本来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现在却与人相对立。马克思据此提出了货币异化理论和劳动异化理论，这两个理论后来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命题：劳动异化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被理解成劳动力商品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剩余价值问题；货币异化理论则发展成著名的资本理论。（马克思认为，人在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个人的自我异化的生活实践必定要造成一个实际的神，“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的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第448页）。这为资本理论提供了哲学的思考。这一理论正是马克思后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理论：资本理论与劳动理论的最初萌芽。把这两大理论加以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后来正是扬弃了货币异化理论而发展出资本理论、扬弃了劳动异化理论而提出劳动力商品理论，从而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一个科学的基础。作为这一时期从宗教批判到经济型社会批判这种转换完成的理论总结，这便是马克思1845年所完成的哲学的革命——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虽然把宗教的根源归结为世俗世界，但没有指出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 这种分裂在马克思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则指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则呈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商品二重性以及劳动力的商品化。我们所考察的市民社会结构性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
由于劳动异化问题与本书所要阐明的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概念的演变并不直接有关，所以不详细展开。本书所讨论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而这两个概念的定位直接与资产或资本相关，所以本小节重点关注马克思的货币异化理论，以及如何从货币异化理论发展成资本理论。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就已为其资本理论初步奠定了基础，但其完成则是在五六十年代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最初探讨经济问题是在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谈到的金钱异化问题，这是受到赫斯的金钱异化观点的影响。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这一年多的时间，是青年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说，货币作为一个媒介（关系）看起来成了人们之间交换的环节，但人们在这个媒介中却失去了主体自己，因为这个媒介把人的本质异己化了，货币获得了对人（主体）的支配权力（席美尔的《货币哲学》的分析思路与马克思这里的分析十分接近。）。在这里，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和赫斯的金钱异化理论结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关于人的类本质（关系）在社会经济运动中异化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人与人的类关系被异化和抽象为价值，这个价值即是私有制下经济关系中的上帝，而货币则代表了这种上帝式的、抽象的价值。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异化角度提出人的本质异化之根源是劳动的畸变，异化劳动理论初步形成。无论是货币异化理论，还是异化劳动理论，其核心的逻辑都指向一个十分关键的概念——“关系”（在本章第一节我们讲到费希特时，指出费希特已经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活动的实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视域中，只有“生产”、“交换”等经验的分析，而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则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在经济实证分析和哲学社会学批判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这重要的理论提升中，“关系”范畴是其主要逻辑工具。可以说，“关系”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中一个极为重要、基础性的理论范畴。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超越古典经济学家物质性的资本概念，指出要把“资本理解为关系”更是直接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关系”概念巨大的理论价值。读者只要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为什么是指资本所统治的经济关系。
基于“关系”的视角，马克思批评了古典经济学的立场，马克思说，“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资产阶级（译为市民社会更好——引者注。）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为他而存在。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也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被他抹煞了一切特性，从而只看成资本家或工人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古典经济学把人当作经济动物（“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人的本质是其类存在，这种存在具有着丰富性，因此反对经济学把人归结为被抹煞了一切特性的经济人。（马克思在这里的批判是基于某种道义，或者说是出于一种人本主义的立场（以人为本）；但实际上其深刻性不够，因为古典经济学家把无差别的、没有特性的“经济人”作为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是无差别的“市民社会之子”，也正是现代性社会中的“碎片化”的“人”的特征。）
前文所述，自康德以来的德国思想传统中，共同体与社会是有区别的，马克思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的精神遗产。马克思认为，由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是“分散的彼此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同上书，第72页。），这种以交换为内容的交往关系，使得大工业的“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同上书，第73页。）；真正符合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学家笔下的“商业社会”。因此马克思极力反对把社会当做纯粹的商业社会这种“不人道”的观点，批评斯密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在市民社会这种“文明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商人，而社会则是商业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的观点。
虽然马克思反对古典经济学家把社会简单理解成商业社会，但马克思没有因此走向直接取消市场经济和商业活动的立场（而许多乌托邦主义者则往往是采取简单消灭市场经济的方式），而是提出，
“个人力量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恩格斯在这段话原稿的页边上写着：“费尔巴哈：存在和本质。”这是针对费尔巴哈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认为的，人的真正存在靠“爱”可以获得。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真正存在并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无声的类本质”，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分工和物的力量统治下——的人，因此不是靠所谓的人类的爱（德里达晚年所讲的“宽恕”与此类似），而是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才能获得自已的真正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存在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同上书，第84页。）。这种历史条件和关系，在封建传统社会中是等级关系，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就是阶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二、共产主义是一种全新的交往关系
基于对市民社会“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 ，使得大工业的“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马克思提出克服市民社会缺陷的途径是，“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的总和”，而“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受全部个人支配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页。）。
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解决方案，即共产主义应当是一种“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等重视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甚至是更为重视交往关系)，到《资本论》中发现生产在现代社会存在中的基础性作用——生产关系决定交往关系从而决定上层建筑，反映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解的深入。因为正是古典经济学证明了“生产决定交换”：如萨伊定律就是“生产自动创造需求”。李嘉图正是从生产逻辑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能自动平衡，因而否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看，生产关系是比交往关系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但马克思在1845年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从“交往关系”的视角来考察市民社会。）。在共产主义“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对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页。）。马克思提出，与“分散的彼此对立的” 市民社会相对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概念理解有所不同，本书为论述方便，在这里将这两个概念在同一个意义（克服市民社会异化）上使用。），是一种全新的交往关系，“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在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78页。），由于“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因此“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同上。）。“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页。）。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尽管肯定共产主义的积极意义，但“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同上书，第139页。）。而“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同上书，第132页。）。“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了”，“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和将来和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同上书，第131页。）。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肯定。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后来在经济学语境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之内涵是不同的，这个社会主义是在哲学的语境中指认的，“社会主义”一词中的“社会”所凸现的是“社会化”之义，即马克思在此所说的人类社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则进一步点明这种“社会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旧哲学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哲学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换言之，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旧哲学（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市场社会中孤立的个人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而无产阶级的新哲学则是以社会化的人类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即新哲学不再以抽象的人性（如斯密所说理性的经济人。）作为人的起点，而是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研究的起点，因此提出“人在其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本分析原则。
总之，马克思从分工与交换关系的视角来考察市民社会，这便是他将市民社会指认作“交往关系”意义所在；而马克思所说的“交往关系的异化”则是指，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分工与交换关系使“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 ，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从哲学的层面发现的问题，然而，仅仅指出人在现代市民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毕竟只是哲学层面上的抽象说明。对于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为何现存的交往关系是不合理的——自然法哲学与古典经济学都在力图证明现代市民社会的交换关系是由“自然秩序”和“看不见的手”决定。因此，为了证伪古典自然法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谎言，马克思必须找到现代人“异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来自马克思对阶级关系的揭示：从阶级关系的视野来看，现代市民社会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
第三节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
前文指出，马克思认为社会批判、经济批判比政治、宗教批判更涉及本质问题，而经济社会批判的理论基础则在于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因此在1845年，马克思提出“历史科学”这一概念，作为自己社会历史理论的指称。在“历史科学”的视域中，马克思对历史作了一个全景式的宏大叙事，《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本。贯穿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逻辑中轴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这是此时马克思最有力的理论工具。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把源自法国历史学家的阶级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结构理论（古典经济学的阶级理论请看第二章第二节）结合起来，来解答历史之谜——历史的内在动力机制。
从阶级理论出发，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社会，基于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形成了对革命的独特理解（即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这是承接1845年前国民公会史的写作，因为在此之前资产阶级学者对革命的理解主要是基于理性进步的历史观。），提出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共产主义的设想。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指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来指认“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即“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指的是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异化了的分工与交换关系。但马克思并不是仅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分工的历史后果——阶级关系的产生。因此，相对于早期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内涵理解为“交往关系”——分工与交换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内涵进一步确认为“阶级关系”。
众所周知，分工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斯密在《国富论》中详细地分析了分工促进生产发展的问题，直到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分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杨小凯等所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就专门分析了分工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与这种纯粹“经济学”分析分工的思路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分工问题。（关于纯粹经济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区别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的论述，以及拙文《古典经济学的多重语境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换言之，马克思不是分析分工与生产效率之间的问题，而是分析分工的阶级性质和权力关系（福柯语），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分工所隐藏的阶级关系。
从阶级的角度来把握现代市民社会的交往关系，马克思提出，“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交往，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交往”（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论”恰恰是没有注意到交往的“一定条件”——阶级关系与生产关系。），这些“一定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这里所说的“交往的条件”——财产（私有制）与劳动的关系——实际上指涉的是阶级关系。正是通过对阶级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内涵确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下面，我们将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逻辑中轴，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分析近代的市民社会是如何发展成资产阶级社会。
一、市民阶级的崛起
现代社会的市民阶级与传统社会的中间阶级有重要的历史传承关系。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对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作了分析，他将自由民即公民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管理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等级是辅助这些统治者的负责维护国家的武士；第三等级是农民、工匠、商人和佣工，他们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执行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职能。从柏拉图社会分层思想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明显的上、中、下的社会结构。其中处于中间层面的、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农民、工匠、商人和佣工，即柏拉图所说的工农商阶层，他们是当时古希腊社会的中间阶层，节制这一美德主要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与中世纪后期崛起的、处于封建贵族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市民等级十分相近。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和以自己的劳动供养以上两个阶级的农民”（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页。）。在这种基本的社会结构中，贵族以及教士阶级，与农民阶级构成了两个基本对立的阶级结构，其中处于上层的是贵族阶级，处于下层的是农民阶级。中世纪后期由于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而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资产者阶层，改变了贵族与农民对立的二元阶级结构，使得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贵族、市民阶级、农民这三个层次的阶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市民阶级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因此也被称为中间阶级，这个资产者阶层最初是由手工业者发展而来的。最初，手工业者在“一定的时期内尚未摆脱与农业劳动最后的联系”（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如“10到11 世纪在德意志从事手工业的基本上是农业人口”（同上书，第114页。），但由于手工业者内部又分成师傅与帮工，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师傅由于具有市民身份且财产的不断积累，逐渐发展成资产者；而帮工则成为无产者。这种社会变迁引发了剧烈的社会流动，在中世纪后期即14—15世纪，出现了大量社会地位迅速提升的例子，一些人是从“商人中间等级上升到贵族社会顶层”，“更经常出现的是平民——富裕农民和城市商人——向小贵族的流动。对这些小人物而言，中世纪晚期的军事和政治环境同样有利于社会流动”。“在15世纪的法国，富裕农民家庭轻而易举地进入贵族阶层，其途径只不过是获得封地、加入当地豪强地主的侍从行列”，“快速而不正常的流动，同样是15世纪英国社会的特征，1450年到1500年，大约1/3小有成就的伦敦商人的后代成为拥有地产的绅士”（乔纳森·协瓦尔德：《欧洲贵族》，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3页。）。
因此到了中世纪后期，市民等级已处于社会的中间位置，因此也被现代社会学理解成中产阶级。这些中世纪市民阶级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是“得到城市习惯和国王立法的承认和保护”（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在欧洲中世纪，资产者是在封建制度的法律框架下潜滋暗长发展起来的，封建制度把资产者改造成一个有身份规定的等级。这不是一个有财产即成为其成员的集团。资产者的身份经过了一定的演变，习俗规定也经过一些变化，立法则把这种演变制度化地规定下来。在欧洲中世纪一段时间里，要想成为资产者，就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在法国的波尔多，要进入资产者阶层，就必须在城里居住一个月以上，在城里拥有‘房产、住宅和家庭’，缴纳居留税”（同上书，第132页。），显然，在工商业从业人员中，只有师傅才可能拥有这些条件而成为市民阶层。
到了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社会已经出现了由商人和工匠构成的中间等级，即18世纪后期英国人熟悉的middling station和middling sort这两个概念，按伊尔勒的理解，伦敦的上层阶级是所谓的“伦敦西头社会”即贵族，他们无需工作就生活得悠闲自在；中产阶级是那些必须努力工作以增加自己的收益并使自己各方面条件得到改善的工商业资本家和各种专业人士。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在城市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现代意义上的市民阶级的产生与城市兴起密切相关。在中世纪后期，所谓的市民等级在英、法、德有不同指称，在英国叫作"Burghers Class"、而在法国则是"bourgeoisie"、在德国则叫作的“Bürgertum"。这三个词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根即"bourg"。而"Bürg"指的是“城镇”。这反映出当时的市民阶级概念与城市密切相关，换言之，市民阶级与城市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以及城市化进程相关。
正是由于城市化，使得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集聚，从而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公元十世纪起，自治的城市开始出现，“967年塞纳河畔莫尔维尔城的自治证书。当时该城居民归神圣罗马帝国管辖，不是法兰克国王的成民，他们要求摆脱农奴身份”，于1007年获得了特许自治证书，住在这个城市的自由居民免除了向贵族的赋税（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这些自由城市的市民成了早期的资产者，也就是封建社会中最初的中产阶级。到了中世纪后期，大致在11至13世纪，西欧各地城市自治运动吸引了许多逃亡农奴，使城市人口增加、城市数量也大大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剧。英国是最早进行城市化的国家，在14世纪，英国拥有大大小小各类城镇550个左右，伦敦也由《末日审判书》时期的1万人增加到5万居民。（谷延方：《重评圈地运动与英国城市化》，《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5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不仅导致了技术变革，而且引发了社会制度的变化，使得以市场（经济力量）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制在英国确立，促进英国对外贸易扩张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人口向城市迁移，生产与消费逐渐集中到交通便捷的城市，经济活动从封建庄园向现代城市转移。人口和工商业的集中，使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城市规模日益扩大、数量增多。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20%跃升到51%，初步实现了城市化（赵煦：《英国城市化的核心动力：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
随着这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居住在乡村的贵族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衰落。与这种贵族势力衰弱、城市市民阶级势力壮大相关的是，城市成为政治经济的中心。这个过程正是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性”社会变迁相关。正是这个城市中的第三等级，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变成了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正是基于这一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指出封建社会转型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
正是在此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市民阶级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因为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工厂制和机械化为特征的大工业的发展，势必要造就大批的工业家，有关这些工业家的社会地位变迁，可用下面的这段话来概括：“被工业革命推上权势顶端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中大多数未曾经商，更不是贵族，没有光荣的族谱和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祖父曾种过地，他们的父亲破了产，他们自己则穷困潦倒，飘零半生。在工业革命的风暴中，他们凭自己的创造才能取得发明专利，更凭精明的计算和心狠手辣开办工厂，在社会财富的梯级上越爬越高，成为万人瞩目的大富翁。他们往往被称做‘暴发户’或‘中产阶级’。”（钱乘旦：《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英国史研究会《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7页。）工业化和城市化使英国原先繁复的社会等级逐渐演变成贵族阶级(gentryclass)、市民（资产）阶级(burghersclass)和劳工阶级(workingclass)，并形成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upperclass)、中产阶级(middleclass)和下层阶级(lowerclass)。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成就了上述那些被称做“暴发户”或“市民阶级”的实业家，而且还产生了大量的管理和服务阶层，他们正是后来新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城市化社会需要严密和庞大的管理系统和服务阶层，从政府机构到商业服务，再到工厂企业的管理工作的增长，中间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因此城市社会的到来，对市民阶级的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纯粹的根据政治身份来确定社会地位的制度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所破坏：一方面，一些封建贵族由于经济上的破产，实质上已落入社会底层，“没落贵族”这一术语是对这些人社会地位变迁的最好写照；另一方面，资产者发财而成为贵族。到了19世纪50—70年代，英国出现了庞大的处于中间地位的市民阶级集团，大商人、银行家等等最富裕人群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地主中的大富翁数量。各类专业人士也大量增加，如律师、医生、股票经纪人、建筑商、拍卖商、地产经纪人、机械师、艺术家、书商等，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特殊技能谋生。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在法国，类似于英国市民阶级的群体被称为Bourgeois（资产阶级），指的是那些居住在城市中非贵族的但享有一些特权的居民，市民阶级属于第三等级。第三等级的市民阶级包括律师、医生、作家、实业家、银行家及工匠、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他们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身份。在法国大革命中，三个等级所组成的三级会议反映了市民等级已经开始获得一些政治权力。
当时的市民阶级按照其经济地位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层：上层的大资产阶级、中层资产阶级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上层的经济条件优越，其巨大财富超过了贵族阶层，随着经济力量的壮大，市民阶级的上层迫切追求一定的政治地位，治安法官和议员即从中产生，市民阶级中层大多是有独立经济地位的专业人士；而市民阶级的下层则是需要独立谋生，如零售商、小工厂主等，即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以及竞争的加剧，不少人陷入破产边缘，沦为无产阶级。
二、市民等级与资产阶级
在德语中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既可译为市民社会，也可译为资产阶级社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脚注。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时是译作市民社会，而有时又译作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根据笔者的统计分析，在马克思四十年代后期以前的著作中出现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词，译者大部分是译为市民社会，只有小部分译为资产阶级社会；而马克思五十年代以后的著作中，译者则大多译为资产阶级社会。译者没有给我们说明这种译法有何根据，不过笔者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来看，发现这种译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然而，不少人根据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在马克思五十年代以后的著作中很少、甚至没有出现市民社会这个词语而断定马克思后来没有使用市民社会，这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从德文版的马克思著作来看，马克思在其晚年仍然经常使用"bu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词的两种含义我们前面已经交代过，在此不赘述）。）市民与资产者这两者在历史语境上的区别，反映了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变迁：从中世纪封建社会中的“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发展为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实际上关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学者看来没有差别的市民（在经济学中把这种看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前提，即经济人的假设），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一种抽象的方法论假设，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具有阶级属性的——是“政治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域中，每一个人都有其阶级立场。因此，不存在无差别的市民阶层，它必然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正是在这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马克思从市场经济社会的角度，发现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形成了一个“私人的等级”，从而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私人的领域”。马克思认为，“中世纪各等级的全部存在就是政治的存在，它们的存在就是国家的存在”（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18页。），而“市民社会是私人的等级”（同上书，第519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还区分了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和“公民”之间的差异（同上书，第539、第571—573页。）。但是，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掌握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质，还不能深刻地理解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分工与交换关系的扩大，国内外市场形成，从早期的市民等级中产生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并随法国大革命登上政治舞台的这一历史过程。这个问题的深化有待于马克思从政治哲学转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交往关系的分析。
随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史（弗格林的《市民社会史》，也译作《文明社会史》。）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15世纪以来的市场竞争和社会分工导致了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城市的出现……这里的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阶级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由此可知，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分工与交换关系，而是反对阶级分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在前面所批判的市民社会异化的交往关系，指的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分工与交换关系。后来哈贝马斯指责马克思的错误在于，“把交往行为归结为劳动”，“按照生产的模式理解反思”，“把反思的过程归结到工具活动的层次上”，“(马克思)把人类自我产生的活动归结为劳动”，“马克思(对人类的历史所作)的解释，正如他所做的那样，采用的却是仅仅通过劳动而完成的类的自我产生的更有局限性的概念”（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误解。）。
马克思指出，“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存在一种宗法关系，而在工场手工业 ，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顺便指出，这里译为资本家是不合适的，应该译为资产者）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同上书，第63页。）。“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页。），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的居民“划分为两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同上书，第59页。）这个特殊的商人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他们是工场制度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结果。
由于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阶级形成了，“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的，同时它们又由于分工关系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关于市民等级到资产阶级的历史变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经典描述：“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知道了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在这里，马克思说明的是市民阶级——城市有产者阶级的产生。随着交往的扩大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分的产生”（同上书，第61页。）。马克思认为，这种市民社会的行会是封建组织，因而是等级的。“在城市中和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结构相适应的是行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同上书，第28页。）“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然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同上书，第29页。）“由于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同上书，第62页。）接着，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从作为有产者的市民阶级到资产阶级的历史发生。“各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他们和现存关系以及为这种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相对立，便成了他们共同的、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上书，第60页。）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指出，由于商业往来（交往关系概念的现实基础之一。）和城市间联系的发生，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形成阶级的条件逐渐成熟，于是资产阶级随着这种条件而发展起来。封建社会后期“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最初市民等级本身是一个封建等级，当十五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为广大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在最主要的先进的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里，手工业就为工场手工业所代替了……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4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还通过对市民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说明阶级的形成：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此时社会是由等级构成，即师傅和帮工、有产者和平民；工场手工业阶段，此时社会阶级是中间等级；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大工业阶段，此时是“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这便是各个城市中的作为有产者的市民阶级到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清楚理解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用资产者来指认市民。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变迁作了一个全景的考察与分析。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回顾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后（实际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应该有广义与狭义的二重区别，广义阶级斗争包括历史上的封建社会等级之间的冲突；狭义的阶级斗争仅指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阶级只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里所谓的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违背了历史”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用一句话概括了市民到资产者、从市民等级到资产阶级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已经明确区别了市民和资产阶级概念的差别：市民指的是城市共同体的居民，它仅仅是一个等级，还没有形成阶级（这里请注意等级和阶级的差别）；而资产阶级则是指从市民等级中分化出来的资产者阶级；市民（指狭义的、马克思所称的，非我们现在一般使用的市民）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的时间性的，市民概念属于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形成之前，而资产阶级概念则属于16世纪以至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时期。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历史区别就在这里。（由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之视角，其资产者这个群体则是以“阶级”的观点来统领，因此这时的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眼中，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了。这是我们在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时，需要仔细辨识的语境差异问题，在目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还没有把这种逻辑差异标识出来。实际上应该在1845年之前，可译作市民社会，1845年之后应当译作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在分析罗马帝国时期的私有制发展时，就曾用过“有产者公民”、“平民”、“无产阶级”这些术语。马克思说：“……由此而来的平民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然而，后者由于处于有产者公民和奴隶之间的中间地位，并未获得独立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这与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历史语境又大大不同了。并不是像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划分基础，而是“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也就是说，这里的阶级关系与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关系划分的依据是不一样的，后两种阶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基础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与历史过程一致的并且具有内在的发展逻辑，而不是简单地以某种阶级划分公式到处套用，这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时要格外注意的问题。关于市民社会中师傅和帮工的阶级对立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作了说明：“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马克思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历史规律而转向了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中晚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其著作也主要是这个研究方向的成果。因此，马克思在四十年代以后的著作使用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社会。我们前面所说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者把马克思五十年代以后著作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大多译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三、从市民等级到资产阶级的历史断裂
在从市民等级向资产阶级的发展进程中，有两个大的历史事件促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一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二是政治的革命。这两个根本性的变革使得现代资产阶级与传统的市民等级之间发生了历史性的断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形成。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以生产方式的标准划分了现代市民社会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段：“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工场手工业”的经营方式；“现代大工业”的经营方式。这三种生产方式分别产生了相应的阶级关系：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对应的是师傅和帮工这两个等级，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对应中间等级（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现代大工业对应的是现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马克思说：“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分析了这个历史过程之后，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在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资本形态和“资产”性质的变化至关重要。（这正是马克思后来资本（生产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萌芽。）马克思说：“离开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向前走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等级资本“向前走的第二步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场手工业又动员了大量的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法关系，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同上书，第63页。）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城市”的市民社会中，早期市民社会中的有产者与平民、师傅与帮工的阶级对立，发展成为资本家与工人（请注意：马克思此时所说的资本家还没有达到《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那个理论高度，马克思此时资本家还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拥有资本的工场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资产资本化还有一个“度”的问题，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还专门强调：财产必须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资本，即一个最低资本额的问题。众所周知，自从有私有制以来，每一个自由人或多或少地都拥有一定的“资产”，这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个人财产”。这些资产如果仅供个人消费（如中世纪的贵族所拥有的“资产”），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资本”，而只能叫“财产”。而在市民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竞争的压力，市民（资产者）所拥有的“资产”不能仅用于消费，而需要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增长自己的竞争力，于是这些资产被投入到生产中，成为剥削工人的生产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资产就转化为资本。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足以转化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8页。）；马克思则指出：“在这里，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 ”（同上书，第137页。）。市民社会从有产者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既是一个历史的实际进程，同时也是逻辑进程，即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所说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在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形成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诞生：“资产阶级……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没了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产阶级（同时资产阶级把原先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随着市民社会中的有产者手中的财产变成了资本之后，原来的城市有产者(即市民)开始分化，一部分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由于在竞争中失利而加入了“平民”的队伍，城市平民和这些失败的有产者一起构成了市民社会中的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因此，如果说在早期市民社会中，两大阶级对立主要是由师傅和帮工、有产者和平民构成的话；那么随着财产的资本化，这种城市有产者与平民的对立便演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显而易见，在这种阶级对立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因此，现代社会存在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市民社会也因此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在这里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问题是：在市民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性变迁中，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城市有产者把自己财产的资本化；而资本就在这个时候，从依附于资产阶级开始开辟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进程。当资本从依附于资产阶级到反过来统治一切包括统治资产阶级的时候，市民社会就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城市有产者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因此发展成资产阶级社会，现代社会存在的历史主体也由有产者转向资产阶级，但市民社会的历史变迁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在那些没有获得扩大生产的任何刺激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现在它和过去不同，在城市里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了，而且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64页。）十八世纪，“虽然资本的运动已大大加速了，但总的还是比缓慢的……当时的商人同手工工场主，特别是同手工业者比较起来当然是大市民——资产者，但是如果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然是小市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页）。也就是说，相对于后来的大资产阶级而言，此时的资产阶级仍然是“小市民”，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在市民社会的历史变迁中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它必定要向大资产阶级的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在这里把商人和手工业工场主分成两个阶段，早期的商人和手工业工场主是属于资产阶级这个历史阶段，而后来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商人和手工业工场主则属于大资产阶级。正是在世界市场这个“交往关系”与大工业生产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现代市民社会发展成了大资产阶级的社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的劳动阶层“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关于市民阶级的政治革命问题，马克思是在说明了市民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之后再进行分析的。从逻辑上来看，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之原理的系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指前面所述的三种生产方式的阶段——引者注），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1） 对应于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的市民社会，是“在封建领主统治下被压迫的等级”；这个被压迫的等级有三种情况，一是新兴城市中的“武装和自治的团体”，二是“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如意大利)”，三是“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如法国)”（同上书，第253页。)。(2） 对应于工场手工业的市民社会，“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同上书，第252页。)。(3） 对应于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市民社会，“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度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同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描述了一个从“市民（资产者）”走向“资产阶级”并夺取政权的历史过程，“起初，市民等级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统治的封建贵族缴纳贡税，它由各种各样的农奴和奴隶出身的人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贵族的不断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阵地，最后在发达国家中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步使贵族资产阶级化并把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潢门面的上层。它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革则是或早或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9页。）。
从历史发展来看，市场经济以及工业革命突出了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进而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到了19世纪，一些在工业城市地方政府机构中拥有较大影响的中产阶级，积极参与各种市政改革， 并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财富以及在地方城市机构中的影响，参与并领导了城市改革。比如在曼彻斯特，所有的地方权力机构基本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资产阶级在市镇取得领导地位，在新兴工业城镇中，工商业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在中央的机构中，通过文官制度的改革和军队中的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世袭的腐败官僚。1832年的英国议会改革，市民阶级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优势。（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法国大革命则典型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器的改造。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由于政治特权的取消，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彻底由等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人们社会地位的确定由以政治特权为中心转向以财产为中心，从传统意义上的中间等级或第三等级成为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一个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来临了。
马克思对市民“等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资产阶级社会，而且还提出了一条新的政治哲学理路。因为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所要反对的是封建等级制并促成政治解放；而马克思则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只能获得政治上的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争口号”。
“平等的要求在无产阶级口号中有双重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6—117页。），真正的平等应该是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双重平等，资产阶级革命与市民社会只解决了政治平等问题，经济平等问题需要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社会来解决。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平等这一目标时过于绝对化而影响了效率的实现，从而才有了市场化改革的需要。现代西方学者在为市场经济制度辩护时已不再涉及平等问题，而主要是从效率问题入手。平等的问题留给了抽象的政治哲学来讨论，这与马克思对平等问题的分析路径已大相径庭。
第四节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
马克思从以商品交换关系为主的交往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阶级冲突视角来理解市民社会的历史变迁，发现现代商业社会不仅导致交往关系的异化——货币成为交往纽带（货币异化），而且发现现代社会中的市民实际上是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两大对立阶级的，无产者被资产者雇佣因而从属于资产者阶级，所以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社会。然而，这个新发现马上面临着一个问题，这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被制造出来，现代市场社会到底是如何运动的，这就需要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批判，其主要成果便是《资本论》（马克思正是在《资本论》这部著作中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与黑格尔系统地揭示了理性的运动规律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运动发展规律。张一兵先生由此认为《资本论》是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似的“历史现象学”。这是有一定的道理。需要交待的是，此处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不同的理论路径，二者不能等同。）。在《资本论》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资本理论由此产生，资本主义概念因此提出。
一、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关系批判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以分解为“市民”与“社会”。关于“市民”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市民等级是如何发展成资产阶级的历史进程，这使我们把握住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关于“社会”这个问题，马克思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的，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以“生产关系”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样，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在特定的语境下又可以转换成“生产关系”概念，与此相应的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从阶级分析深入到生产关系解剖的层面。
我们在第一章指出，对于社会有两种理解方式：共同体与社会。由于现代社会是在传统共同体解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现代社会学对于“社会”这个概念，思想家们总是纠缠于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之争，其实关键的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逻辑尺度来定义“社会”这个概念。马克思从“关系”入手，应当说很好地解决了社会的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之争，即传统的社会关系是共同体的有机联系，现代社会关系是通过市场交换关系联结起来的机械关系。相比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不明确的“交往关系”来分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作法，在这里，从生产出发来理解“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无疑深刻得多。
马克思对“生产关系”下的定义是：“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种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同上。）。在生产关系这个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对“社会”作了自己的理解。马克思说：“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的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同上。）。
这段对社会的论述，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市民）社会论断的深化，即马克思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家庭和复杂家庭，即所谓的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同上书，第43页。）。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显然存在着逻辑深化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作为全部历史真正基础的市民社会，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被置换为“生产关系”。（这反映了马克思历史视野的扩大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适用性的增强。因为从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市民社会作为历史之真正基础，只是从公元10世纪开始，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这也是“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这一命题的逻辑适用范围，若将此扩大为对整个历史的解释则不够准确。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以“生产关系”这一准确得多的概念来替代“市民社会”，则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适用性大大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只是一个历史学、社会学的概念（这是从今天的学术分工的立场来看），而“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则负载了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涵。在今天，经济学以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成为“社会科学的王冠”；在马克思所处古典时代，政治经济学也是因其严密的逻辑分析而成为“科学”的化身。马克思正是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分析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此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以“交往关系”来理解社会的构成；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则是以“生产关系”来理解社会的构成。从“交往”到“生产”这一理论视角的转换，反映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因为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进步就在于把经济分析的重心从“交换”转移到“生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由此而得以重写。马克思在这里所完成的从“交换关系”到“生产关系”的逻辑进步，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此奠基在生产方式分析基础上。由是反观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从生产关系倒退到交往关系分析，更是凸现出马克思这一逻辑进步的重要性。）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出，要从阶级关系的视角来认识市民社会，阶级分析方法由此凸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阶级是一个具有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的范畴。然而，对于阶级的理解，传统的理论是把它当做一个政治问题来对待，如果停留在这种阶级观上，我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因为如果说社会问题是由阶级矛盾造成的话，阶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进行政治革命就可以了，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要完成政治革命与政治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完成社会革命与人类解放。因此，对市民社会矛盾的把握就不能只停留在阶级矛盾这个问题上，而应该深入到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层面。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来透视现代社会矛盾，这就揭示出资本与劳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经济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我们对现代市民社会矛盾的认知，也由阶级冲突向生产关系矛盾进一步深化。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阶级的理论模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描述了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者是如何发展成了资产阶级，然而这只是限于历史现象的描述，而没有一个理论模型来证明。就理论建构的抽象性要求来说，这些观点的理论性是不强的，它只是现象的描述，还不是规律的探究。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则建立了一个阶级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针对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市场经济体现了自由与和谐——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土地、资本是商品生产的三要素，工人、地主、资本家分别以自由所掌握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因此分别拿到工资、地租和利润是公平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掩盖了收入分配关系背后的阶级对抗，因为“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1页。）。当然，从现象的层面来看，当一个商品生产出来并成功地销售出去以后，它所换得的货币总量就可以用来支付工人工资、土地的地租以及资本家的利润。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并不是像地主或者资本家那样，是拿着东西去交换的。地主拿的是土地，资本家拿的是资本，无论是土地还是资本，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身外之物”，地主和资本家并不会因为拿出土地和资本去交换而被出卖掉。工人则不一样，因为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一无所有，只能拿自己的劳动力去交换，这样一来就把自己卖身给资本家。所以马克思为了揭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秘密，首先就要揭开古典经济学对工资本质的意识形态掩盖。
正因为工人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因此，“工人是以出卖劳动为其工资的唯一来源，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同上书，第355页。）。这样，由于揭示出被古典经济学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工资本质，马克思说明了阶级关系的本质。
从政治经济学的语境来看，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工人只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因此，他只能被雇佣和剥削；而资产阶级由于拥有生产资料，他可以以此来雇佣工人，所以从雇佣关系着眼，我们就可以看到社会上只有两大利益集团——资本家和工人（西方社会学以韦伯为代表，主张以收入、权力、地位和威望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这是离开了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视域而从实证社会学入手。）。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关系，只有在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域中才能呈现；离开了政治经济学的语境来谈阶级问题，要么陷于韦伯的实证社会学的阶层论，要么陷于形而上学的思辨，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则是一种“阶级拜物教”。（马克思在这个经济学的语境中(如工资问题)揭示出来的阶级关系，相比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历史现象的层面来描述阶级斗争并把阶级关系说成“交往关系”做法而言，无疑是深刻的。如果以这种政治经济学进展的逻辑为对比尺度，我们可以发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二、市民社会的“资本生产关系”
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生产关系”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重大突破，但若仅到此为止还是不能揭示市民社会的运动规律。由于市民社会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转换成了资本与劳动的“生产关系”。因此要揭示市民社会的运动规律，就需要对“资本与劳动”的生产关系进行把握。由于劳动问题是从属于资本问题，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与资本生产关系的分析重点是资本，由此，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化需要依赖于对资本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异质于资产阶级的纯粹经济学分析。这便是马克思以《资本论》为题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所在。换言之，如果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问题的生产关系特质，就无法揭开市民社会生产关系的秘密。
1.古典经济学是如何理解资本的
在前面“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节中，我们曾经指出，中世纪市民社会中的“市民”的“资产”资本化是市民社会发展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与逻辑的关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了这一问题，但由于马克思此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不深入，因此没有由此进一步抓住“资本”这个现代市民社会的关键问题从而揭示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资本”的主义。19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经过长达20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建构起异质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与之对应的还有劳动价值论）。为了说明马克思的资本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实际指“资产”）的异质性，我们需要对“资本”（包括资产）一词的历史语境进行考察。
就资本概念而言，从罗马的法理学家开始经历古典经济学家到马克思，其内涵已发生三次转变，表现为从日常用语到经济学术语再到经济学哲学术语的递进。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的序言中所指出：“有一个我们无法为读者免除的困难是：一些名词不仅要用在和日常用语不同的意义上，而且要用在和普通政治经济学上不同的意义上，这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科学每一次新的解释的提出，都包含这门科学术语上的一次革命。”（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英文本序第XXX页。）资本概念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所发生的革命，意味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概念也由此生发开来。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资本理论的历史沿革和语义变迁，这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概念的入口。
资本（capital）一词于1211年已经问世，在14世纪普遍使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6页。），它开始是法律和商业上的用语，对罗马的法理学家和他们的后继者来说，资本就是指贷款的“本金”以区别于利息；再后来便指合伙人投入合伙企业的货币总和或其等价物。当时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货币性的、仅具有会计学上的意义，主要用在会计师的账户上，它或者指货币，或者指用货币估价的某些货物。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该词的含义当时已经确定。它被一大堆与它竞争的词所淹没：财富（richesse）、财产（biens）、资金（fonds）、本金（principal）等，凡是我们期待资本（capital）一词露面的地方，以上这些词往往能取代它（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7页。），它开始并没什么与众不同。
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发生，资本一词交上了好运。经济学家们开始大量地使用资本这个词，而其他曾经与之竞争的词逐渐削弱，资本一词终于被公众接受，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概念的更新和深化。如同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的历史前提一样，15世纪末到17世纪下半叶的重商主义对资本的最初考察也成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资本理论的历史先驱。不过，重商主义对资本的认识还是粗陋和肤浅的：他们仅从流通领域去了解资本，没有从生产领域去了解资本；以货币资本为资本的唯一形式，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17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逐渐解体，而作为产业资本意识形态的古典经济学则逐渐发生。重农学派首先迈出了最初的一步，魁奈把资本和生产联系在一起，用资本指生产投资（即“垫支”概念）。
早期的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个词时往往把资本和货币混为一谈，直至1770年，杜尔阁把它当做生产性的货币和支配工人的手段使用以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4—485 页。），资本一词才具有了现代意义，同时也更加普遍化了。至此，古典经济学的资本一词具有了两种含义：一是早先的会计学、记账用的资金、存物的含义；二是用在经济学上，指生产要素，它除了资金以外还包括土地、机器、厂房等，这二者的区别后来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斯密发展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我们现在日常所用的资本一词主要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在对资本构成的经济学实证分析中也在上述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资本概念。
然而，仅仅限于资金和资产的理解还与我们所要讨论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无关。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虽然避免了把资本和货币混为一谈，但又把资本和生产资料混在一起，即又把资产当做资本。他们的资本概念是物质性的概念，仅指资金和生产要素，而马克思的资本概念除了这个含义之外，更重要的是指一种生产“关系”和“运动”过程。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仅仅与这个被理解为“关系”和“运动”的资本概念有关。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它正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分歧和问题所在！
2.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来把握资本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货币异化”理论。正是在货币异化分析中，马克思发现货币成为人与人关系的统治。这一分析主要是基于社会现象的描述，还没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加以严格的论证。在1843—1845年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就提出，“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资本就是剩余索取权。（这表明，马克思当时是从产权关系，或者说是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从相对于马克思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看，从法律等上层建筑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资本，这还是一种在资本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主要是摘录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也表明了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对资本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此时对地租问题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而是与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把地租当作地主的收入，没有看到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在分析现代社会的货币异化问题时，马克思已经试图从交往（交换）关系的角度来阐明金钱的本质，但在这时候的经济学研究中带有强烈的人本学话语，不能真正从经济学的理论层面上来分析货币，也没能从货币批判走向更深刻的资本批判。从1845年到1847年，马克思再次认真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在1847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写作目的，马克思在1848年是这样说的：“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详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本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0页）这是因为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由于《共产党宣言》主要是一个政治纲领，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在这样一部政治性的作品中大量的讨论经济学内容，只能作一些浓缩的说明。所以就有人说“没有详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本的经济关系”。为此马克思准备了《雇佣劳动与资本》演讲稿，并准备出版，从这一点上来说，《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对《共产党宣言》这一政治纲领的经济学诠释。我们发现，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经济学诠释中深化了唯物史观，使之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本文把《雇佣劳动与资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座高峰。此外，之所以把《雇佣劳动与资本》作为断代的一个高峰，还基于这一点：1845—1848年是马克思的第二个经济学研究阶段，1848年以后，一方面由于革命暴发和对革命的总结思考，马克思为写作《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而中断了经济学研究，此后就是从1850年开始的第三阶段的经济学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雇佣劳动与资本》作为一部经济学的著作，完全有资格代表马克思第二阶段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所以我们选择它来解读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达到的唯物史观的第二个高峰。在经过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认为“在我们的读者（这里的读者应该是《共产党宣言》的读者，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经济学诠释——引者注）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是适当其时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1页）。这一点既是马克思当时写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原因，也是马克思在50年代进行经济学研究并写作《资本论》的直接动因。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证实：1848年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 （恩格斯：《序言》，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马克思提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资本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值或若干社会定量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马克思此时认识到，物质资料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成为资本，“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同上书，第362页。）；“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同上书，第364页。）。
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在这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19世纪40年代对资本本质的认识。他不再是一般性地指出资本的社会、历史性质，而是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分析，即通过资本的产生和经济过程来说明资本的本质。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和货币入手过渡到资本，马克思指出，并非每一笔货币都是资本，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货币才变成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即物质转化为关系是有一个特定的过程，是和资产阶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的分析中，马克思一开始就强调“资本”应被理解为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页。），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同上书，第205页。）。在“资本章”的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的中间部分，马克思专门讨论了资本概念。马克思说：“当规定资本概念时，会遇到谈论货币所没有的困难，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但是，资本同时又是一种与资本家有区别的、资本家存在的要素，或者说生产本身就是资本”（同上书，第516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指出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存在的前提。接着，马克思又说：“人们给资本一词加进了许多就资本概念来说看来并不包括的含义。例如人们说，把资本借出去，把资本积累起来等等。在所有这些说法中，资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最后，马克思总结说“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被理解为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6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时已经十分明确地把资本和资本构成的物质区分开来，从而也把他的资本概念和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资产）概念区别开来，明确界定了资本就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资本”一词通常用于表述个人所拥有的作为财富的资产。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资本”也仅指其拥有者不断产生收益的资产。总而言之，它最多只是一个会计学或经济学术语，它只是被理解为物质。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建立在否定日常生活和古典经济学的理解之上，它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用语，而非仅仅是会计学或经济学术语，在本质上，它是指一种社会关系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关系。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往前一步，我们就可以触摸到资本主义概念之本质。我们在前面指出，在历史科学视域中市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揭示了资本并不仅仅是一种财产，而是一种关系，由此马克思把古典经济学的资产理论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这样，市民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进一步发展为生产关系领域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来考察现代市民社会的运动规律，将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分析转化为对资本与劳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分析。如果说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以“阶级观点”为统领，那么《资本论》中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则是以“资本理论”为统领。正是基于对资本生产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批判了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出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
三、从“阶级关系”到“资本生产关系”的逻辑深化
《共产党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著作，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在这部著作再版时马克思恩格斯作了两个重要修改，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对当时所提出革命措施的修改，这一修改反映了马恩对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莱比锡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时，曾指出：“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页。）。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是“剥夺地产”等方面（同上书，第272页。）。更为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还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同上。）。而在1872年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则否定了这一点，提出相反的观点，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这是由于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的崩溃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更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持不下去，从而引发社会主义革命。（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所分析的利润率下降的问题的理论前提被修正了。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兴起，消费社会的兴起一方面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开辟出一个源源不断的利润来源。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批判火力转向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和心理异化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国际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使马克思所分析的利润率下降问题大大向后延缓。此外，后现代的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对生产的增长产生了怀疑，从而提出了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
二是对关键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对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其中，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转折发生在1849年，在文本的界定上我们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界。《共产党宣言》最初完成于这之前，而它的再版则在1849年之后，准确地说是经历了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认识比1848年前深入多了。尤其是马克思总结了1848年革命失败原因后，发现无产阶级不能通过简单地掌握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因此还需要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进行深入研究，以找到解构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途径。这是马克思50年代研究经济学的根本原因。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般来说……把英国当成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成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50年代，马克思在伦敦研究了当时最发达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到：“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而到1888年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出版时，恩格斯把“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去掉了，改成了“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条件有了不同的认识，原来认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根源是“财富在私人手里”，而通过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发现，财富在私人手里只是表面的现象，资产阶级统治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的统治。这就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从“资产阶级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意味。
“从个人财产不再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这句话到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则变成了“从个人财产不再变为资本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同上书，第267页。）。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同上书，第266页。），人的存在意义因此而沦丧，资本却获得存在的意义。从哲学的层面来看，这才是真正的异化。因为在货币异化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看见一个异化并统治我们的对象，而资本的统治却是一种抽象力量的统治，我们是看不到统治者在哪里的。普鲁东没有理解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只要取消货币就可以消除现代社会的异化，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则在于发现了统治现代人的并不是一个有形的对象，它不能通过一种简单取消的方式达到，甚至也不能简单通过对某一个统治阶级的消灭来达到，而是要通过对根本社会制度的改造来实现。
19世纪在40年代中期，马克思是希望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来达到社会解放目的，而在这个时候马克思意识到更为根本的是要变革资本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后来对《共产党宣言》中一些结论进行了修改。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市民社会中存在着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看，这些矛盾实际上是由更深层次的生产方式矛盾——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第五节资本主义概念的前世今生
资本主义，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而曾经轰轰烈烈、声名狼藉，至今依然不时出现在众人笔下口中且众说纷纭。由于《资本论》的发表和马克思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便被归到了马克思的名下。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原型是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家社会”、“资本家生产方式”等概念，这导致研究中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内涵多歧义的理解。在本节中，我们通过对马克思的文本分析，指出：资本主义概念的原型实际上是“资本家社会”、“资本家生产方式”；而这个“资本家”其实指的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发展出来的现代资产者。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作为对现代性或者说资本主义批判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最根本的理论贡献是来源于对市民社会的批判。
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但据布罗代尔先生考证，它在1753年就出现在《百科全书》中（布罗代尔：《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6页。）。不过，这无关紧要：且不说其出处至今无从找到；即使它在1753年就已经出现，那时它也只是如许许多多的普通词语一样，没有人会因此联想到什么，它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资本主义概念完全无关。可以肯定，资本主义这个词语的出现与马克思1867年公开发表的《资本论》有关，在英文版的《资本论》中已经大量出现诸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提法。实际上，在更早些的时候，《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已经谈到要把“资本理解为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页。），即要把资本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概念的萌芽。不过，在1867年《资本论》第1卷发表以前，甚至更晚些的时候，资本主义一词仍未引起公众瞩目。只是到了20世纪初，该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在政治论争中猛然冒出来以后才被广泛使用。而在这之后，人们在提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时，往往是联想到意识形态和“主义”之争。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资本家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多少区别，“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已被我们习惯地使用了的名词，我们并没有理由拒绝它。把资本主义归到马克思的名下也非空穴来风。但是，对于并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马克思来说，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新名词引入其旧著作中，则使我们不能理解真实的马克思，从而也导致对今天的这个“资本主义”概念争论不休。
问题是和我们使用与表达的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则旧问题就会和旧的语言外壳一样被抛弃。尽管我们不拒斥“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我们应当注意这个名词的使用方式和表达方式。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他对“资本”、“资本家”概念的改造和使用却表达了资本主义的内涵，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关系和“资本家”就是“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个名词时，也应该限定在原初的意义上，按马克思的使用方式和表达方式来对待它。这样，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争论就会烟消云散。而当我们泛泛地谈论资本主义，却丢失其原型——“资本家社会”与市民社会这个内涵时，我们也失落了马克思作为现代性批判思想最为核心的内涵——市民社会批判。
一、资本主义概念的逻辑基础——资本生产关系
从文本语境分析，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从资产（即资本）到资本、从资产者到资本家、从资产阶级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应该是“资本家社会”）是一个同体的思想发展过程。前面我们分析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市民社会的交往关系、阶级关系，到这里，我们将要深入最核心的问题，即马克思所揭示的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生产关系。
在第一部分资本概念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已经知道，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中，资本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即从物质性的概念变为关系性的概念。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分歧所在。尽管古典经济学对资本概念有所发展，但他们最终还是不能超越物质性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必然结果是认为资本概念适用于一切时代，而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李嘉图甚至认为原始人手中的石头也是资本。把资本概念适用于一切时代自然也会把资本主义观念适用于一切时代。古典经济学派的思想家们认为资本是一切时代的范畴，他们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得出资本主义也是一切时代之体系的结论。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在这一点上也很少能超越他们的先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例如，法国第二代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先生曾以“长时段理论”和赋予资本主义以全新含义而蜚声史坛，他坚决主张，早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一种潜在的“资本主义”便逐渐形成，千百年来不断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22页。）。这种观点与李嘉图认为原始人手中的石头也是资本的看法在方法上并无二致。
与他们不同的是，马克思总是历史地、社会地分析经济范畴，把它们理解为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表现。1857年8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手稿《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什么也不是。……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103、105页。）在这里，马克思是从总体上阐明他对经济范畴的研究方法。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先从货币分析入手，接着则具体分析了货币这个比较简单而古老的范畴在历史中是怎样发展成这个现代的、复杂的资本范畴，然后，在“资本章”中，马克思明确地指明资本的本质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到“资本章”的结尾部分，马克思干脆直接用“资本化生产”“资本生产方式”“资本生产过程”来指认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第37、第86、第160页。）。至此，我们期盼已久的资本主义概念几乎要呼之欲出了。但是请注意，这里是资本生产方式，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到了60年代，具体讲是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开始大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提法（《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第30、第36、第37、第71页。），我们所要讨论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终于露出了水面。但是，这还不是它的真面目。实际上，这里所出现的“资本主义”这个词语，其真实的内容是指“资本家”。严格来说，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译法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原用语是“资本家生产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需要具体考察文本中的概念演变：资产者——资本家——资本主义。到此为止，我们不仅分析了市民社会的最深刻的结构性内涵是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生产关系”，而且还分析了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资本生产关系——资本对劳动的生产关系。由此可知，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是资本生产关系。这是理论逻辑上的分析。然而，就本文所分析的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而言，我们还要做一个说明工作，从语词的演变过程来看，市民社会是如何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这光有逻辑的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行修辞学的分析。
二、资本主义概念的文本依据
在马克思那里，虽然已揭示“资本主义”之内涵——资本生产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资本主义”这个提法。原著（中文版）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术语在马克思的文本语境中的本来面目是“资本家生产方式”、“资本家社会”。在现代用语中，“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几乎没什么差别，但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有重大语义差别，而且和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深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因而遮蔽了我们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真实思路。
1. 从“资产者社会”到“资本家社会”
资本家（capitalist）一词大概产生在十七世纪（布罗代尔：《15至于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9页。），它的早年命运也和资本一词一样，是含混不清的。作为一个名词，它的竞争对手很多：有钱人、大户、阔佬、富翁等。但总的来讲，它是指有钱人或拼命弄钱的人，资本家一词在当时就声名狼藉，后来它还逐渐获得了一些不太明确的关于企业主和投资者的含义。同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一样，它是同金钱、财富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资本家实际上仅等于资产者即财富拥有者，而没有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表的含义。这个词语是经马克思的改造以后才获得了比较确定的含义而被广泛使用。
因此，尽管资本家一词早已产生，但在50年代以前，马克思还没有像晚年那样使用资本家这个名词，他主要是使用资产者这个名词。马克思对早期的“资本家”这个名词的改造过程和他对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的改造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上一节资本概念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章”中马克思已经明确界定了资本概念的内涵，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完成了对资本家概念的改造，并且大量使用这个概念。马克思说：“资本家，即资本的代表，资本的人格化。”（《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9页。）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过去对这句话的理解没有强调资本是指关系，往往容易把它理解成资本家是金钱（货币）的人格化；而实际上，这句话的含义应该是说资本家是资本生产关系的代表。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经过时说：《雇佣劳动与资本》汇集了当时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然而，在1891年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再版而写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出版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的以后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为了）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较晚的观点一致起来……我在这个版本中……做的一些必要的修改的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341页。）。在1891年版本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恩格斯主要在两个方面作了修改：一是把劳动改成劳动力，这一点恩格斯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于这一点”（同上书，第340—341页。）；我们发现，还有另一处重要改动，但恩格斯没有作说明，这就是把资产者改成资本家，资产阶级改成资本家阶级，这一个改动实际上也和前一点改动一样，“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资本问题（同上书，第340—341页。）。
2.“资本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50年代末以后，马克思赋予“资本家”一词以明确含义后就逐渐开始大量使用。同时，在经济学的分析中，马克思用“资本家”这个更为科学的术语替换了“资产者”、“资产阶级”这些含义不够明确的用语。因此，马克思原来所用的“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等用语至此就变成了“资本家生产方式（德文的表述是Kapitalist Produktion）”、“资本家社会（德文表述是Kapitalist Gesellschaft）”等术语。
然而，由于与德文的（kapitalist）一词对应的英文单词（capitalist）除了指“资本家”之外还可指“资本主义的”，因此，德文的"Kapitalist Produktion"翻成英文的"capitalist production"时，就可以既译为“资本家生产方式”，也可以译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特别声明的是，这是的分析是从文本语境出发，也就是说，这里的分析带有猜测的性质。真正证明马克思文本中从“资本家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发展，需要直接分析马克思当年的手稿，特别是需要分析马克思当年在手稿中是如何用德文、英文以及法文来表达这一术语的。由于条件所限，本书未能进行此项分析，敬请读者理解。本书这里的论述只是提出这一问题和猜想，希望学界同仁予以足够的重视并能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在英文版的《资本论》中，我们不难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 production)的提法，从而也很自然地把“资本主义”概念的发明权归到马克思名下。
在资本概念的文本分析中，我们曾提请读者注意一个问题：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使用“资本生产方式”，而到《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则大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笔者认为，《1861—1863经济学手稿》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译法是有悖于原著语境的，应该译为“资本家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所谓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是一种误解，其本来面目是“资本家生产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请看下面一组词汇比较：
德文英文
Kapital（资本）capital（资本）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capitalism（资本主义）
Kapitalist（资本家；富豪）capitalist（资本家；资本主义者；资本主义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这一组词汇的德文形式和英文形式十分相似，意思也相近；区别仅在于（Kapitalist）和（capitalist）的意思不一样，而这个区别正是问题之关键所在。
在英文版的《资本论》中确实有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 production）”的提法，（capitalist）在英文中既可作名词“资本家”也可作形容词“资本主义的”，英文的“capitalist production”译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无不妥。然而，马克思的著作大部分是用德文写的，《资本论》第一版也是德文，而英文版的《资本论》在马克思生前还没有出版。在德文中，与之（capitalist）同义的词（kapitalist）只是一个名词，意指资本家或富豪（富豪是贬义用法），因此，德文的（Kapitalist Produktion）就不能像英文那样译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能译为“资本家生产方式”。
其次，从当时的写作背景来看，在19世纪50年代，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从何而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时马克思对这个社会和历史阶段的指认都是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术语，同时，他也用“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来指认这个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在资本的分析中，马克思逐渐把“资产者”和“资本家”区别开来。因此，马克思用“资本家生产方式”来取代“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顺理成章的。而如果把“capitalist production”译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无法说明马克思为什么会突然从“资本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用语的突变该如何解释？
第三，从文本语境分析，马克思在这个时候是把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理解为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和资本所统治的生产方式。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的前面部分，马克思都是使用“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5、第377、第391、第391、第410页。）；到手稿的后半部分，马克思则用诸如“资本化生产”“资本生产方式”“资本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第86、第160页。）这样的提法，从文本前后语境来看，这是一脉相承的。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的后面部分，马克思已经把资本家看成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实质就是资本家。因此，到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时，马克思大量使用“资本家生产方式”这样的提法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原著语境中的原来面目是“资本家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原来面目也是“资本家社会”。而且，这一点不仅可以在原著语境得到说明，在原著的语言表述层面上，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到相关的表达方式，例如，“资本家时代”、“蒸汽机产生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等等提法。
三、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逻辑异质性
在马克思中晚年的著作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这两个词语的意思十分相似，马克思也经常交替使用它们，这似乎是证实了马克思所讲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社会）——这个所谓的常识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则我们又一次被这个貌似简单的常识带入歧途，再次远离真实的马克思。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用语不同的问题，而是有内在的重要区别，它反映了马克思所揭示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说，从“资产者”到“资本家”的术语转换，反映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那么，从“资产阶级社会”到“资本家社会”的术语转换，则是这一重要政治经济学成果在社会历史分析中的应用，是马克思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递进和深化的反映：
首先，在1845年以前，即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他对资产阶级社会概念在时间段上是比较模糊的，他没有确指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资产阶级社会，他有时也把16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形成阶段看做是资产阶级社会。1845年之后，随着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他逐渐比较明确，他后来用的资产阶级社会概念则确指16世纪以来资本占统治地位和自由运动的历史阶段，这后一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概念才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社会）概念所指的历史阶段相吻合，马克思称这一历史阶段为资本家时代（capitalist era）。马克思晚年明确地把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定在十六世纪，他坚决地反对把十六世纪之前的资本还未取得统治地位、还受到封建制度限制的历史阶段当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时代）。我们可以在马克思晚年的著作中看到他使用资产阶级社会一词时往往都加上了“现代”这个限定语，以区别于16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形成阶段。
其次，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属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它贯穿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而“资本家社会”是一个经济范畴，属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关于这两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划分请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它只出现在马克思50年代中期以后的著作中、随着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才被使用的。在早年的社会人本主义批判中马克思就已经使用“资产阶级社会”，1845年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后到50年代中期仍然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深化，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熟，“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家社会”这两个术语也开始交替使用。
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层面上、在社会分析语境和人类历史分期中主要是用“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概念；而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和经济学语境中则主要是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社会）”这个概念。我们在马克思晚年的著作中经常看到“资本家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这两个术语交替使用，其原因即在此。
四、从古典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概念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原先自然法哲学家视域中的市民社会概念、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社会概念、实业家眼中的工业主义社会概念都被取代了，资本主义提供了指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最有力的“能指”。从此以后，对现代性的批判、各种左派实际上团结在“批判资本主义”这个大旗之下，德里达由此提出马克思的幽灵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为现代社会批判与反思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深刻的“能指”，它以人体解剖的方式为猴体解剖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现出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因此，对于市民社会这个问题的把握，只有从西方历史中市民社会这个低等动物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高等动物时——从古代的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现代复杂的商品经济并由此形成一个经济型的社会——才能理解。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这个高等动物，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这个低等动物的一把钥匙。当马克思恩格斯在经过长达20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这个“人体”之后，才有可能为对整个历史的宏大把握提供一把“钥匙”。
从现代的历史眼光来看，马克思当年所分析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人体”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顶峰，相对于20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资产阶级社会而言，马克思所面对的只是古典的市民社会。这个19世纪的古典的市民社会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概念的前提，因此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古典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列宁与曼德尔正是突破了这个前提，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因此想要真正地理解市民社会，就需要从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最新形态——帝国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层面来分析。
用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把握20世纪市民社会的本质，这主要是从全球化的视域出发，站在后发民族国家与东方国家的立场上来审视市民社会，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详细分析，在此不赘。在此，如果将考察的立场进行了转换——从后发国家转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国际关系转向国内政治。与此相应，我们的理论视域也从东方转向西方：从列宁主义转换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则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社会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晚期资本主义”来指认它。因此，帝国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构成了20世纪全球化背景下，市民社会历史本质的双面相，这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本质（区别于马克思所批判的古典市民社会）。
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其中以60年代的那一次经济危机最为猛烈，马克思在50年代就预见到要发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为了在危机之前给工人阶级提供认识危机和发动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通宵达旦地工作，其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与马克思同时期甚至更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有重农学派的西斯蒙第，他最早分析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而使商品过剩的问题，这个观点给了霍布森以启发，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的思路就是从消费不足出发，而凯恩斯主义也是从消费不足出发（这一点在经济学中表述为“有效需求”不足。），不同的只在于：霍布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出路在于殖民主义，这就导致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而凯恩斯主义则发生在冷战时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冷战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被迫中断，试图从全球化和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已不可能，因此凯恩斯实际上把解决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消费不足——的解决思路转向国内，由资本主义国家担当起扩大消费的任务，国家资本主义由此产生，资本主义国家也由此而加强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哈贝马斯称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为晚期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相比，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得到改善和阶级矛盾有所缓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际交换中获得的超额利润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不再存在，代之以中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的典型表现就是“白领”人数超过了“蓝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被收买，导致其阶级意识弱化。马克思1878年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意识衰退，使革命问题向后推延，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成为阶级斗争的主战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正是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意识衰退，因此才从主体与阶级意识的视角来考察革命的条件（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他是正确的，但由于他没有站到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认识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使得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因此从物化等意识哲学与文化批判的立场来考察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此外，二战之后所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提高工人工资。提高工资则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上一节中，我们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导致帝国主义的出现，这是资本主义在对外关系上的调整；而在对内关系上，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导致的是福特主义的产生，这是资本主义对内关系上的调整。资本主义对内关系的调整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时，提高工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中产阶级，缓和了阶级矛盾，从而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二是统治技术发生了改变。从技术的层面来看，福特主义首先是以一种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替代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以机械化分工代替古典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在这种机械化分工的生产方式之下，人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工具。与流水线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1911年泰勒的“管理革命”将人的劳动过程划分为机械生产的具体环节，以专业化的分工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以技术为基础的企业管理思路。如果说古典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主要是对工人的管理的话，那么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则是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对工人的管理从属于对生产的管理。在这种新的劳动组织形式中，劳动者的手工技艺不再重要，人只需变成机器的配合者，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统治。从哲学上来解读这一现象，则可以发现，在福特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中，主体客体化(即物化)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部件，流水线抹去了人存在的影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批判正是针对这一现象。
从企业管理的层面来看，福特主义的管理要求工人具有军人一样的纪律，资本主义企业要求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而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则按军事组织原则加以建构。而二战时期的特殊需要又强化了这一点。福特主义不仅要求工人在企业中服从纪律，也要求工人的日常生活遵守资本主义的理性组织方式，因此福特主义在提高工人工资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工人消费方式的控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人在工作时间以外的消费是不受限制的，而在福特主义之下，工人的消费是资本主义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以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消费就是爱国”的口号。从微观的方面看，资本主义的企业主要干预工人的个人生活世界，一个生活放纵的人会被清除出资本主义企业；另一方面，从整个社会的宏观层面看，工人的消费是受资本主义引导的，工人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消费，而是要求消费商品，因为只有这种商品消费才能缓解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根本矛盾，从而延缓经济危机，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来看，主要目的是使经济景气周期延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传媒竭力告诉你应该需要什么，而广告传媒所宣扬的无一例外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正是这种方式使工人的消费发生了异化，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从根本上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引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异化论就是针对此种社会现象。
三是国家干预淡化了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20世纪的企业组织形态相对于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分散的企业到大型企业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企业由自由时代向垄断时代的企业组织方式过渡。福特式的生产线要求大量的原材料以及严格的生产标准，自由市场式的采购不仅不再适合于生产的需要，而且也增加了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在于分析了企业内部的管理之所以取代市场交换来配置资源，其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的节约（法国马克思大会负责人比岱指出制度经济学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羁绊（参见比岱：《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于是资本主义大型企业开始出现并改变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市场调节生产的经济活动方式。大型的康采恩与托拉斯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组织化，“看不见的手”必须转变为“看得见的手”，自由市场的竞争让位于有计划的生产与管理。与这种有计划的生产与管理方式相适应的是国家干预政策的出台。在经济政策指导思想上，古典自由主义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1901年英皇维多利亚去世，标志着英国的辉煌时代——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 行将结束。一战之后，英国从“世界工厂”的顶峰地位上开始衰弱，国际贸易地位急剧下降，出口市场逐渐缩小，这使得资本主义企图通过资本输出和垄断来解决其经济危机和生产萎缩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关于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与垄断来解决经济危机的论述参见下一节“帝国主义”的有关论述。）。经济危机和生产萎缩导致大量失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英帝国国际地位的衰弱，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对外殖民扩张而转嫁到他国去，只能在国内解决，因此从2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倡扩张性财政政策、兴建公共工程来解决失业问题。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得失业问题更为严重，也使资本主义制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按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消灭私人所有制，代之以计划管理的公有制经济；还是按凯恩斯主义所提供的方案，即仅仅抛弃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放任原则，而在宏观层面上调节生产和消费。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受到了“国家”这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因此，从凯恩斯时代开始，传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所共同面对的社会结构——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离——不再存在，代之以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新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中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如波洛克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也会有计划，在被管理的资本主义之下，“经济的作用在20世纪已发生重要变化”（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177页。）。波洛克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变得破碎和被动”（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正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判断迫使法兰克福学派重新审视其革命理论，并与无产阶级革命保持必要的距离。后来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合法性危机，则不过是波洛克政治经济学判断的必然逻辑结果。经济的作用在20世纪已发生重要变化，经济体系内部的矛盾已经不再尖锐，资本主义的矛盾按贝尔的说法则转化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对立（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资本主义的危机则变成“合法性的危机”（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正是由于上述社会历史变迁，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把握当代（市民）社会。
然而，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内涵并不统一。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桑巴特所使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过去，现已进入它的后期，因此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在上世纪20到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用它来指认当时的资本主义（阿多诺：《后工业社会还是晚期资本主义》）。但作为一种市民社会的批判理论，直到70年代以来，这些概念被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光芒罩住，并没有显现出其风采。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从社会学的视域来指认这一概念，相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以《资本论》为其理论基础、帝国主义概念以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理论基础，先前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本身并没有一种严格的理论分析范式来支撑它，特别是没有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来支撑它。这使它很难被广泛接受。1973年，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从经济学视角（国内经济）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特点，提供了与列宁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不同的批判思路，从而使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早先名不经传的概念在西方左派学者那里广为流行起来，并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一种理论范式。
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将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本书对市民社会的三个历史阶段的界定是与之相应的。第一个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即我们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这在本书中对应的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与“资本家社会”这个阶段，详见本章第四节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第二个阶段是帝国主义式的垄断资本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揭示了这一点)，这在本书中对应的是列宁所批判的“帝国主义”这个阶段，详见本章第六节。第三个阶段是当代的资本主义，他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征是以消费社会为代表。（转引自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4页。）曼德尔所揭示的晚期资本主义有其经济学上的考虑，即资本主义由于消费不足而向海外寻求市场，从而导致帝国主义的出现，而一旦进入到消费社会，消费不足的问题就不复存在，这样，资本主义就不必通过殖民地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消费不足而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与霍布森相比，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思路，霍布森是从国际视野出发，曼德尔则更注重资本主义经济本身，这种分析思路的转换自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即二战之后，由于冷战格局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被迫中断，资本主义解决消费不足和经济危机的视野不得不转向国内，采取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外需不足就要拉动内需才能确保经济的增长。其直接后果就是消费社会的兴起，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涵。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广告业的兴起与现代传媒的发达，人们的消费欲望和需求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再辅之以相应的金融信贷政策，如消费信贷等，使人们被广告煽动起来的潜在需求成为“有效需求”（凯恩斯语），从而解决了困扰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问题。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需要在相当大程度上要通过广告与现代传媒来煽动和培养，因此它就与广告、传媒等文化问题密切相关。这样，在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中，实际上就已经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的视角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留下了接口，我们只要将经济学视域中的“消费不足问题”转换为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消费文化研究”，就很容易链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
虽然晚期资本主义概念最早是曼德尔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加以界定的，但是，曼德尔意义上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却并没有流行起来。在当代学术界中，取得了话语权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个“能指”背后的“所指”，并不是由它的最先提出者曼德尔的政治经济学指认，而是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社会学指认。如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等。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具有两个逻辑视角：经济与文化，而其内在矛盾过去没有很好地得到说明。
本书从市民社会批判的视角，发现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是从经济角度来把握的市民社会概念，他与列宁不同的地方在于，列宁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后发国家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因而发现市民社会是帝国主义，而曼德尔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来考察市民社会，因而发现市民社会是即将崩溃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下现实生活中，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希望，因此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并未流行，其批判力量也未彰显；大行其道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与曼德尔一样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视角，只不过他们是从文化的立场来理解市民社会，从文化再生产的视角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保持了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批判张力。
第六节市民社会与帝国主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理论重构，并且从中导引出解构（解放）的可能性，因此，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批判，而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内部矛盾展开所引爆的生产关系变革。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革命是一种“内爆”，不是靠无产阶级政党来强制“输入革命”。应该说，马克思的这种内在逻辑分析是十分深刻的。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本上是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即主要是以英国为理论原型。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实际上有两个理论前提：一是资本的运动在一国范围之内，这样就排除了资本输出的影响；二是资本的运动是在纯粹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这样就排除了文化与政治层面的影响。从科学理论模型的建构来看，排除这些次要的因素，使得分析更为集中，是完全必要的，如现代经济学就有许多假设的理论前提(如经济人假设等)。在理论建构时，我们可以排除这些干扰的因素，从而才有可能抽象出明确的逻辑关系；在马克思那个年代，资本的全球化以及文化政治对市场社会的影响没有那么突出，这使得马克思的分析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生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上述两个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完善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要求。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的市场不仅仅限于国内，而是有广阔的国际市场；也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会对经济进行干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写作计划中就有关于“世界市场”、“国家”的设想，可惜马克思在有生之年没能完成这样宏大的理论计划。因此，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资本论》等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一部分，并非全部，甚至只是冰山一角，后来者完全可以根据历史的变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样就为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全球化、文化政治影响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新变化留下了广阔的研讨空间。前者提出了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帝国问题——帝国主义理论，后者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文化政治学批判。
一、市民社会从民族国家扩展到世界体系
从古典(孔德开始)到现代的社会理论在考察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问题时，都是把孤立的社会和民族国家当做分析单位，关注的问题是特定国家或民族内部的社会变迁。在历史时间性的维度上，社会的前进（革命）被启蒙主义者想象为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进步、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历史运动。这是19世纪古典时代思想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这一历史哲学的乌托邦主义获得了空间维度上的意义，即把社会的进步理解成西方高于东方、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化政治想象，在这种思维模式中，美国被视为最具历史优越性的先进社会、被看做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和“历史的终结”（福山：《历史的终结》）。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不过是启蒙神话的延续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所有这一切文化政治想象的背后涌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全球扩张。
黑格尔以独特的方式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就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19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的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为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提供了现实的经验。20世纪是市民社会发展的现代阶段，这一历史时段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市民社会的古典阶段具有重大差别，这就是全球化高潮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市民社会的现代形态。我们在这里所指认的“现代”意义是基于黑格尔所说的“现代世界历史”这一论断；而更早的则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时期，欧洲思想家站在自己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立场上来理解其他地区的文化，如东方文化。近来，有些亚洲学者提出“亚洲作为一种方法”即是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黑格尔认为，欧洲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历史的起点（黑格尔：《历史哲学》，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版，第110—111页。）；福山把黑格尔意义上的欧洲扩大为欧美，其历史终结论则不过是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念的老调重弹。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来解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资本的世界历史，则呈现出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历史问题，正如卢森堡指出：“资本一开始就去征服和摧毁那些传统社会，这就是资本诞生的世界性历史行动。”（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世界历史”观念，还是马克思的资本的世界历史理论，实际上都已突破传统社会政治理论的民族国家的分析视野，开始从全球化的层面思考现代社会的变迁。只是由于19世纪上半叶社会发展水平所限，这种全球化的思考还只能局限于历史哲学的层面；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化的分析范式开始渗透到社会科学当中。
从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之知识体系所发生的变化，则可发现，20世纪思想学术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古典的经济学、古典社会学的终结与现代经济学（马歇尔）、现代社会学（韦伯）、国际政治经济学（霍布斯、卢森堡、列宁）等的发生。在古典时代的知识序列中，民族国家是作为最重要的分析单元，这在孔德的古典社会学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均是如此。所以我们把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市民社会称之为古典市民社会。19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体系从古典走向现代，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在20世纪的现代知识序列中（福柯语）来理解市民社会，相应地，我们把20世纪的市民社会称为现代市民社会。“现代”一词在学术上的意义在于，古典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把孤立的社会和民族国家当做分析单位，而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理论则注意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世界体系的影响。沃勒斯坦曾区分了两种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一是世界帝国，它是由许多社会构成的统一在一个中央集权政权之下，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二是世界经济，今天只存在这样一种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个体系的特点是不再统一在一个中央集权之下，而是政权多元化，其统一性不再由政权保证，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提供，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分工和交换的不平等，并由此建构起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这种世界体系，从本书的逻辑视角来看，其实是建构在市民（市场）社会的框架之上。因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讨论，不能仅仅以民族国家及其基础上的现代化作为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视角。
与市民社会的全球化以及世界体系建构相应的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即民族取代阶级而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在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中，我们分析了古典时代的市民社会异质于传统等级社会的是，阶级取代等级、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特权等级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因此在古典时代，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古典市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随着全球化的兴起，社会历史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市民社会的阶级矛盾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这主要表现为民族解放运动取代阶级斗争，登上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
由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蔓延，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借机转移和扩大到全球范围；在全球化的时代，阶级矛盾更多的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交换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在全球层面铺开，西方国家的垄断组织和跨国公司掌握了大量的资源。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所说“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层面上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弗兰克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与马克思所指认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立模式具有家族相似性。西方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优势，在国际生产和交换活动中，通过不平等的交换使得剩余价值向发达国家转移，正如在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剩余价值从无产阶级手中转移到资本家手中一样。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海外业务量的比重占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海外业务营业额占其总营业额达40%甚至更多，大量的海外利润汇回到母国，使得资本的超额利润率得以维持。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大大突破民族国家的范围，走向世界。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际化使得当代世界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也国际化，从而产生两个影响。
一是由于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获得了国际垄断利润，因而有充分的财力来提高本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中心”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经济斗争不再是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题，法兰克福学派经济学家波洛克据此提出，“经济的作用在20世纪已发生重要变化”（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177页。）。由于经济的变化，“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变得破碎和被动”（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判断，迫使法兰克福学派重新审视其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保持必要的距离。
二是由于国家利益与民族矛盾的冲突，使得中心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利益关系上产生了疏离。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最多也就是扩大到西欧的范围，因此阶级划分主要是在民族国家内部，阶级斗争也主要是在国内进行。后来由于西欧一些国家之间相互输入劳动力——工人，使得国内的阶级斗争受到破坏，马克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建立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的说明。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总的来说，当时的阶级斗争没有超出欧洲的民族国家或者西欧的范围。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次全球化高潮，使得阶级对立超出了民族国家以及欧洲的范围，阶级斗争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在欧洲与亚非拉之间展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斗争因此具有了阶级斗争的性质，打上了世界历史的烙印。与此同时，中心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阶级利益上却并不一致。这使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设想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人阶级的国际联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瓦解了。基于这种变化，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二大”中提出了革命策略的改变问题：从联合西方革命转换到联合东方革命。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与革命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了国际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也进入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程中。
二、市民社会的全球化与世界历史
市民社会的全球化指的是市场社会这种体制与机制扩散到整个世界，即世界市场的形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市场”和世界性的“交往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否则拥有先进生产力的民族仍然可能被落后的野蛮民族所征服；同样，市民社会也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并由此生发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也存在市民社会，也已具备高度繁荣昌盛的商业，但由于亚历山大的入侵，希腊市民社会衰弱；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古代的市民社会不是以“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因此很容易遭到彻底的毁灭，更不能发展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来。所以马克思说，“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是市民社会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在今天，人们提到全球化的研究者时，往往把马克思作为第一人，其主要依据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世界市场的社会学分析；然而，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来看，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把世界市场纳入自己的分析构架，也没有充分注意到东方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全球市场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且在当时的思想学术中，分析的单元大多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这一状况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民社会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
这种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市民社会只能发生在15世纪以来的近代，只有这种现代的、具有“世界交往”（即全球化）性质的市民社会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因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交往扩展”指通商的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工扩大。马克思认为，“随着商业来往集中在特殊阶级的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立即产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高度需要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的意义。）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随着15世纪以来的“世界性的交往”和“世界市场”发展起来之后，到了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世界的市民社会形成——引者注。），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页。）。由于工商业集中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英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在竞争机制以及世界交往关系下，工业革命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并随即在保护关税的保护下开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同上书，第61、第66—67页。），于是世界范围内的市民社会就逐渐建构起来。关于大工业所开创的市民社会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
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在这个“现代化大工业”的市民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既不是原先的“有产者”，也不是作为过渡阶段的市民阶级与资产阶级，而是建立了世界市场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大资产阶级。历史发展到这一步，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现代大工业所创造出来的“交往的世界性质”使得“生产力”不会被毁灭，从此以后，人类历史也由此被生产力所驱动而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从这一点出发，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是具有相当深刻的意味的。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程度与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仍有可能被生产力落后的蛮族入侵而灭亡，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二是大工业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交往，建立了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由此可知，市民社会兴起必然地与全球化、帝国主义等问题相关。我们之所以把帝国主义纳入市民社会范畴的分析视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从这一点出发，读者可以理解为何本书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延伸。
虽然《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分析是基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没有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层面来进行分析，但在19世纪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他当时是从资本主义铁路这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以及金融业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影响的。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为，由于铁路作为“实业之冠”“在工业发达国家大规模出现，为巨大股份公司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等等。我把它叫作“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巨大的股份公司的基础……总之，它给资本的积累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只是社会少数局部现象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主义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市场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都变得昂贵起来，从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7—348页。）
19世纪70年代逐渐成形的世界经济体系，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内经济危机的特点（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最早指明了这一点，因此成为列宁的理论来源之一。1815年，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此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周期性爆发的态势，为了给工人阶级提供认识危机和发动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原来设想资本主义由于不能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很快就要来临，因此在50—60年代通宵达旦地工作，希望能在危机来临之前为工人运动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指导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1卷便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然而，1872年的经济危机虽涉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却并没有造成资本主义的总体崩溃，马克思发现这次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已超出《资本论》第1卷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这促使马克思决心推迟《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等到对它的观察成熟并进入新的理论概括之后。马克思在1879年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的情况不谈，这是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的：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页）。与马克思同时期，甚至更早进行经济危机研究工作的学者有重农学派的西斯蒙第，他最早分析了消费不足而使商品过剩的问题，这个观点给了霍布森以启发，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的思路就是从消费不足出发，而凯恩斯主义也是从消费不足出发（这一点在经济学中表述为“有效需求”不足），不同的只在于：霍布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出路在于殖民主义，这就导致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而凯恩斯主义则发生在冷战时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冷战使得经济全球化中断，试图从全球化和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已不可能，因此凯恩斯实际上把解决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消费不足——的解决思路转向国内，由资本主义国家担当起扩大消费的任务，国家资本主义由此产生，资本主义国家也由此而加强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法兰克福经济学家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曼德尔称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由此可见，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转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此来转移到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输出）必然引起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提出帝国主义与革命的理论；曼德尔则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崩溃，使之进入了晚期，因此提出晚期资本主义一说。这说明，马克思发现他的《资本论》对现代市场社会的理论分析模型，不能科学地说明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从今天我们所站的历史高度来看，1872年的经济危机之所以与以前不同，是因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使得过去基于一国基础的国内经济危机发生变化，这次危机是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影响面很广，周期也长。而《资本论》主要是一种关于国内经济危机的理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是共享一个理论假设的，这就是纯粹的、封闭的市场社会。）。马克思当时看到了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当时全球化刚刚开始，既不容易看清楚，也来不及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列宁身上。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铁路作为“实业之冠”是以巨大的股份公司为基础，“它给资本的积累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这其实是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形成的一个核心问题，而马克思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我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公司（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具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如果人类社会没有发明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市民社会不会发展成资本主义，最多只能发展成资产阶级的社会。而公司的出现，使得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从早期的小企业有可能变成大企业，现代化的大工业只有在公司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因为早期的企业是以家庭财产为企业承担无限责任，这使得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十分巨大，在这个历史时段中，作为资产阶级的市民，他们既是财产所有者，也是企业经营者，从现代法律的意义上讲，他们的财产权与经营权是合为一体的，由于家庭财产与企业资产合为一体，其经营风险就加大了，而由于受其家庭财产的局限，其经营规模又难以扩大，这就是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企业规模十分狭小的原因。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公司是很少的，而且都是具有特权的公司，即只有由政府给予特许证才能开办的公司，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大部分主体是家庭所有制企业，在这种所有制下，资产者与资本家、企业经营管理者等是一体化的。
1860年之后，英国率先颁布了的《公司法》，规定7个自然人就可以成立公司，公司以其资产承担有限责任，这就是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接着，铁路的兴起，由于大规律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股份有限公司纷纷成立，吸收社会公众的闲散资金入股，从而大大加速了资本的积累。真正的资本主义在这个时候才形成——股份公司、股票市场等真正代表资本主义的组织制度建立起来。这才是本书要对资产阶级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资产阶级社会与个人（家庭）所有制的企业制度相适应，而资本主义则与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相适应。而当大规模的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之后，其拥有的巨大财力使得资本的输出成为可能，这就是帝国主义出现的根本原因（最早的殖民主义东印度公司就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出现）。可以这样说，市民社会的全球化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公司的全球化——由资产阶级市民通过股份制方式建立的公司之全球化！在此意义上，本书所指认20世纪以来的市民社会的全球化、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历史，实质上指的是资本主义公司的全球化与世界历史！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次大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缓和阶级矛盾，争相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输出商品和资本，世界市场和殖民地很快被瓜分完毕（中国也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资本主义也由此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的入侵以国家或政治为其保护伞，是一种超经济的方式扩张，所以被称为帝国主义。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在地球上已经很少有民族和土地没有被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殖民资本主义)侵袭。从1870年开始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被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冷战格局所打破，两次大战中断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全球经济联系，而冷战格局使得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生变化，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格局之下，尽管国际的经济活动没有停止，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却受到遏制。
第二次全球化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主导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由此形成了第二次全球化高潮，我们今天都身处其中。对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全球化高潮，目前还没有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2001年哈特出版的《帝国》一书就是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20世纪末开始的这一全球化高潮进行说明，因此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这部政治理论著作被人们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宣言”或“新共产党宣言”（参见奥尔森在英文刊物《今日社会主义》2002年2月号以《并非〈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的书评文章。），但这种分析还有待于深入。哈特的《帝国》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与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的新特点密切相关。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迅速向非市场经济国家扩张，而信息革命又使得这一进程大大加速了。一方面，跨国公司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实现资源的国际调配，形成了遍布世界的分工体系，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削弱；另一方面，金融资本更具流动性、投机性和掠夺性。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金融投机活动日益猖獗，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等都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所引发危机的体现。
如果说上次的全球化是“军刀下的资本主义”、是战争，从而易于引起我们警惕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全球化则要温情脉脉得多，不是军刀与战争，而是美元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通俗读物把这种现象形容为“带着刺刀的资本家被中国人民赶走之后，又夹着皮包和美元回来了”，文化传播与经济合作成为他们装点自己的最佳手段。与之相应的理论与意识形态表演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
市民社会的全球化除了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外——剩余价值的榨取，还具有世界历史的历史哲学意义。这就是市民社会的全球化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与无产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具有共同的历史哲学意义。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指出，绝对精神在亚洲是起点，欧洲则是终点。（黑格尔：《历史哲学》，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版，第110—111页。）这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赋予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全球化以历史哲学的合法性。
现代世界历史是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提出的概念，然而黑格尔是在精神或理性的意义上进行阐释；在传统马克思的理解框架中，黑格尔这一阐释被多数人解读成“唯心主义”，而对其所包含的精深的哲学内涵却没有多少领会。马克思正是理解了黑格尔对现代世界历史的阐释方式，而又扬弃了黑格尔从“理性”或“精神”出发这一逻辑前提，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释。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种超越，是建立在他对古典经济学颠覆性的解读上，这种颠覆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以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恢宏视野，从“生产方式”这一前提出发来考察现代市民社会，发现它孕育出来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在马克思这里，“资本”的历史性发生与“精神”在历史哲学（黑格尔）中的展开具有同样的意味！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把目光投向列宁，就可以发现：列宁正是坚持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解读模式。从市民社会批判的视角来看，当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时，市民社会所生发出来的不仅仅有资本主义，而且还有帝国主义。当帝国主义登上20世纪的历史舞台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取代了国内的阶级斗争而成为市民社会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矛盾。在当代帝国主义理论中，西方学者更为关注其所阐释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列宁则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其学理上的原因则在于，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具有内在关联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分析了作为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的世界历史。马克思说：“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形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2页。）
换言之，市民社会的全球化——世界分工与交换体系的形成，使得地方性的历史事件成为“世界历史”的事件。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哲学问题应当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列宁则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的这个历史阶段来指认其世界历史意义。列宁指出，资本主义“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6页。）
总之，20世纪之前的古典市民社会讨论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的；20世纪之后的现代市民社会的研究则应该在全球化的视域中展开。20世纪的市民社会理论，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在全球化视域中展开分析的，这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不同于马克思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最大方面。在当前国内的市民社会研究中，资本主义全球化仍是一个未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这使国内的市民社会论者未能跟上世界历史变迁的步伐。
三、市民社会的帝国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多少关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吉尔平的看法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意义，他认为，“尽管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做一种全球的经济，但他并未发展一套系统的理论来阐明各种国际关系，这一重任落在了后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肩上”（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应当承认，吉尔平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学者的看法不无道理，然而，这种观点也存在重大的缺陷：过于强调后代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之间的逻辑断裂，而忽视了后代学者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从本书的分析逻辑来看，后代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集中在一个核心的“问题意识”上：现代市民社会批判。
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是国家间的关系理论；然而从根本上看，使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动力却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传统的帝国是由政治或军事力量所构成，而现代帝国主义则是由于经济力量所造就，从本文的市民社会分析来看，这又是由于市场社会机制所造成的。从这个线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中世纪的市民阶级发展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产生了垄断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不得不走出国门，奔走于世界各地，由此产生了帝国主义。
由于经济危机以及价值增殖的驱动，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不断地为开拓新的市场，为资本和商品寻找出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重新调整国家关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甚至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被列宁等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重新界定了，马克思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被列宁指认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列宁所指认的垄断资产阶级这个概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掌握世界市场的大资产阶级已经有过描述，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也作了进一步说明，由此可以进一步认定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直接关系。
对于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马克思虽然没有“发展一套系统的理论来阐明各种国际关系”，但却为此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帝国主义最初的意义指的是殖民扩张主义(如霍布森的用法)，这种帝国主义概念可以用以指认任何时代，如希腊的殖民地、罗马帝国的扩张、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等，它指认的是政治上的统治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实际上与传统的帝国主义论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认识论断裂”，也因此形成了一支分析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英国学者布鲁厄从广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理论视角进行考察，注意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布鲁厄把帝国主义理论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扩张理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达与不发达理论。此外，霍华德和金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分析、殖民化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等观点，说明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构成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知识谱系的重要人物有卢森堡、列宁以及沃勒斯坦、弗兰克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贯穿这一知识谱系的逻辑结构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扩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进行技术革命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最终国内市场必定拥挤不堪，生产过剩，西方经济学对此的定义是消费不足。因此，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争夺市场、劳动力和原材料，较弱的国家和地区自然就成为资本主义入侵的对象，而在国外建立企业和开拓市场又需要得到本国的政治、军事保护。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就带动了政治入侵与军事征服，资本主义由此促成了帝国主义，国际政治斗争因此取代国内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主旋律，后发民族国家由此取代无产阶级而登上历史舞台。下面拟对列宁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作一简要概述。
1.列宁：帝国主义与市民社会生产方式
在帝国主义理论方面取得重要政治影响与实践效果的是列宁（需要指出的是，帝国主义这一术语并非列宁首创，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也并非从列宁开始。19世纪8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的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提出“现代”的资本主义，开始具有帝国主义概念萌芽。19世纪末，英国人哈奇逊《帝国主义》一书提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霍布森、希法亭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一定的关系。1907年，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这是在马克思之后，从经济学上对最新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的开端。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则从全球经济的角度论述了帝国主义的特点。而我们要指出的问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上述帝国主义的理论传统之间存在断裂，即列宁与桑巴特、哈奇逊、霍布森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对现代性(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换言之，现代性社会批判的视野是霍布森等人所不具备的。而这一点正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特质所在。），他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批判的角度来阐释帝国主义，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成为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3页。）这些表述都说明，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理解的，与霍布森等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论说帝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需要说明的是，卢森堡最先提出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市民（市场）社会关系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有一个假设，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独一无二的生产方式”（卢森堡：《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马克思的假设仅是为了简化考察的一理论性前提。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唯一的完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实际上，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那些具有最发达的大型工业的国家里，都存在着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和农村企业，它们从事着简单商品的生产。”（卢森堡：《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因此，“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推断出来”（卢森堡：《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帝国主义的典型的外部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获得殖民地、势力范围、投资机会而进行竞争，国际贷款制度、军国主义、关税壁垒以及金融资本和托拉斯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作用，这是人人皆知的。它同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联系和它对于积累的重要性如此显而易见，使得它得到它的支持者和它的敌人的明确公认”（卢森堡：《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也就是说，卢森堡把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把握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抽象的理论模型，马克思所分析的分工与交换关系、阶级关系、生产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三大基本的逻辑工具，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许多理论思潮总体上都没有脱离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框架。但是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模型与具体的历史进程相结合时，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生了，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是殖民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与原材料的掠夺。由此可见，市民社会必然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就粗线条地勾画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才能存在。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产生垄断，垄断组织要求“把本国生产完全霸占在自己手里”，由于“资本主义造成了世界市场”，“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8页。），因此，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就要分割世界，由此，资本主义就发展成为帝国主义。
从阶级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所分析的资产阶级此时已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列宁通过对金融资本的分析，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经济全球化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具体有以下五个发展阶段：一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造成了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出现；二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互融合，形成金融资本；三是金融资本的输出与商品的输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四是随着资本的输出，垄断从国内走向国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结使得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形成；五是资本输出推动殖民主义的扩张，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市场瓜分完毕。列宁因此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分工与交换关系、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等密切相关，只不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在19世纪末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已发展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已发展成“帝国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主要指认的是资本的国内统治；那么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主要指认的是资本特别是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指认的是资产阶级社会，那么，列宁则根据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走向垄断、从民族国家的范围走向了全球化这个历史特点，指认了资产阶级也从自由资产阶级变成了垄断资产阶级，因此，市民社会就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列宁所指认的垄断资产阶级社会(即帝国主义社会)。
从现代市民社会批判的视角来理解，我们可以把列宁的那句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置换成“帝国主义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最高阶段”。我们使用这种表述的目的是要凸现帝国主义这一术语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将帝国主义这一术语从单纯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的视角转换到现代性社会批判的视角上来（从“资本主义”理论本身出发来看，列宁是把马克思的对于“一般资本主义”（或叫古典资本主义，它有与其相应的古典企业制度）的分析，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与哈贝马斯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是从国内民主政治的视角来看，以文化系统来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系统；而列宁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以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革命来反抗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从本文分析的立场来看，这两者都可视为现阶段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两种不同路径。）。列宁的贡献在于，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内涵）分析视角来理解帝国主义。从市民社会研究的视角来说，列宁是把马克思对国内资本生产关系的分析扩大到全球，而这一理论起点最初是蕴含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黑格尔：《历史哲学》，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版。）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参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世界交往关系的分析，以及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市场的分析。）。正如布鲁厄所指出的，“列宁坚持认为，应该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策或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方面”（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从上一节对资本主义概念的逻辑起源分析来看，帝国主义不仅仅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应当理解为市民社会的一个阶段。这便是本书所指认的“市民社会的帝国”意义所在。
由于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是由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理论家与政治家们所使用的，它更多的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反而其本来之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被人们所关注。人们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视域来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因此，在冷战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凸现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再次受到关注；在“9·11”事件之后，帝国主义这个概念重新被人们利用起来。然而，人们在解读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时，主要是把它与霍布森、希法亭等人的理论联系起来，甚至因此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没有原创性。从概念的相似性方面，甚至在某些基本观点上，列宁与他们是有关系的，然而，从更为深层的理论分析范式上来看，构成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内在支点的并不是霍布森，而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批判分析理论，更进一步说，则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延伸。
这一内在理论特质表明，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之间，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市民社会（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条有机的逻辑线条，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历史性批判理论的三大发展阶段。上面所分析的那些左派思想家，已经注意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然而，更深的一个理论层面，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都是现代性（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延续，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目标——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是一致的。这样也就把握住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为何能发展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帝国主义论是列宁考察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变化的理论武器，目前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本书的理论创新在于，不仅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帝国主义——即不仅从资本输出的角度来把握帝国主义，而且还从市民社会批判的角度来理解帝国主义——即从文化、政治、市场多角度。如果说在列宁主义的时代，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的话，那么随着20世纪70年代市民社会的复兴以来，帝国主义则转变为市场、竞争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样就延伸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内涵外延。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使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通过武力（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一次全球化），也通过文化、市场、市民社会等（20世纪70年代），当代的帝国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帝国”，这对于把握经济全球化之下以及后殖民时代的帝国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如果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民族立场，我们发现，列宁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帝国主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自由主义及其所宣扬的市民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不过是启蒙神话的延续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涌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力量。资产阶级在时间维度（历史）上的想象不过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美化成永恒；在空间维度上的想象不过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做普世主义。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论揭示了这一问题。这种世界体系，从本文的视角来看，其实是建构在市民社会的框架之上。因此，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讨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不能仅仅以民族国家及其基础上的现代化作为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当代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与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相关（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因此我们需要对市民社会掩盖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持有警惕。
2.当代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特质
在20世纪下半叶具有重要影响的沃勒斯坦、弗兰克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更是直接从经济体系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特点。帝国主义按沃勒斯坦的区分有几种类型，如古代与中世纪的帝国主要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形成，而现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最大特点是由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动力所驱动，凸现的是经济上的动因，因此沃勒斯坦以“世界（经济）体系”来形容它，在这种世界体系中，有一个“中心”与“外围”。换言之，这种近现代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主要不是通过军事、政治力量来维系，而是通过经济力量来维系。这种经济力量正是现代市民社会这一组织形态的根本力量。按罗森伯格的说法，这种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帝国”，因为“如果帝国被认为意味着政治控制超越原有的共同体领土的扩张以便增加来自外部的资源，那么最终这预示着帝国的终结。相反，它意味着帝国权力的行使——就像国内社会权力行使那样——有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关注国家体系管理的公共政治方面，另一个是影响剩余榨取和传接的私人政治方面，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帝国，即市民社会的帝国的兴起。”（罗森柏格：《市民社会的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封面。）
联系到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市民社会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产关系（资本与劳动），可以发现，这种现代帝国的权力行使方式与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资本统治劳动具有相通之处：市民社会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全球化与世界历史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指认近现代的帝国主义是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的帝国。按沃勒斯坦的区分，有两种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一是世界帝国，它是由许多社会构成的统一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之下，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二是世界经济，今天只存在这样一种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个体系的特点是不再统一在一个中央集权之下，而是政权多元化，其统一性不再由政权保证，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提供，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分工和交换的不平等，并由此建构起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失败——没有发展出自由资本主义而发展出权贵资本主义，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后发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问题。
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提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的单元必须是整个世界体系，不同的地域或民族国家仅仅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宗主国通过不平等交换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控制来榨取外围国家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从市民社会的视域中，我们就可以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论联结起来，描绘出一副“市民社会的帝国”图景，这是20世纪市民社会讨论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这也凸现了市民社会（市场社会）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中的核心地位。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一书。该书在西方左派中有很大影响，甚至被称为“新共产主义宣言”。回到我们所关注的市民社会批判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描述了一种新的市民社会：在当代信息化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市民社会。此书描写了信息化时代的全球化图景，指出在当今全球层面上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权形式，一种离散的、网状的主权，这便是“帝国”，这个“帝国”与传统的帝国主义不同，它是一个没有中心、没有领土范围的统治架构，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奈格里、哈特：《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与马克思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列宁把“东方国家”作为反抗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中心和依靠力量之做法相似的是，奈格里和哈特把“大众”(multitude)作为反抗市民社会“帝国”的政治力量——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他们认为“大众”是处于全球化世界的最底层（与列宁所说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最薄弱的环节，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俄国取得成功之逻辑比较一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被压迫者，“大众”替换了传统的、大工业时代以产业工人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变成了革命的主体。
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现代性的历史后果，其负面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本书的逻辑分析已经证明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亲属关系，在此情况下，我们倡导的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立场，意在探讨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性后发的国家如何可以避免这种后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全球化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冲突更多的是表现为国际的贸易和经济争端，如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和金融大战。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应该放在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应该以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把握为分析重心。这样，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延续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理论，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将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
四、民族解放与市民社会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传统批判理论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革命性与实践性。如果说传统批判理论是理论的批判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则是实践的批判。要把理论的批判变为实践的行动，必然涉及行动者的问题，从哲学上来说，便是“历史主体”的问题。在市民社会批判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证明了能够进行批判与革命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并且还提出无产阶级应有自己的代表——共产党。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是基于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一样，马克思所论证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也是基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语境。当资本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论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说明了这一历史与逻辑转换。这一转换，导致“历史主体”与革命形式也发生转换，即历史主体从无产阶级转化为不发达的民族国家；革命形式从无产阶级革命转化为民族解放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高潮，武力与战争是这次全球化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军刀下的资本主义”来形容它，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一次全球化浪潮中沦为了半殖民地社会。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等人对这次高潮作出总结，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以“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列宁指出，随着世界市场被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划分市场和势力范围，由此必将引发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第一次全球化的后果是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由此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由此，民族解放运动取代阶级斗争登上反抗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而成为历史的主体。对于俄国等东方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对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剥削，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从而使革命问题提上日程。因此与西欧革命低潮形成反差的是东方各国革命暗流涌动，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在俄国出版后，俄国革命家纷纷向马克思提出俄国革命何去何从，这促使马克思开始关注俄国农村公社和东方道路问题。1877—1879年，俄国报刊上围绕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论战，参加者有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政论家。（马克思那封著名的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9页）。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请求马克思谈谈对俄国历史发展以及农村公社历史命运的看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7页）。)在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晚年马克思由于关注俄国农村公社而开始进行历史学研究（著名的《历史学笔记》），因此讨论东方社会是否能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跨入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关于落后民族能否担负起历史解放重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焦点转换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而不再集中于古典资本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视角。
一旦我们把视角转换到国际关系的立场，“民族”问题的“历史主体”地位就凸现出来，正如“世界历史”的思想起源于黑格尔一样，“民族”的历史哲学的主体地位也与黑格尔相关。在黑格尔那里，“民族”是与马克思那里的“阶级”一样承担着历史哲学主体作用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本原是民族精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某一个民族受托担负起引导世界通过它到达辩证法阶段的使命。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家，黑格尔认为，在现代社会，能够承担世界精神的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黑格尔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逻辑出发，认为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摧毁了封建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在另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只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将要被国家所取代，而普鲁士王国则会承担起超越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历史重任。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把普鲁士的民族精神上升到世界历史的层面上，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还有些思想家考虑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如在尼采看来是“超人”，黑格尔举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为实例，因此他把拿破仑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从黑格尔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主体从民族(黑格尔认为是德意志民族)，转换到阶级(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之工人阶级)，而到列宁那里，由于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考察问题，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同时又从阶级转换到民族国家，这就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俄国。由于俄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具有工人阶级一样的阶级地位，从而能承担起世界历史的重任。这便是列宁革命逻辑的哲学基础。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同时革命的理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发达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殖民统治而使得各国同时进行革命实际上是不可能了，因为各民族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导致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也不一致，从而使世界无产阶级采取共同的行动在实践上成为不可能。
当我们梳理清楚了黑格尔、马克思、列宁之间关于市民社会批判与革命的内在逻辑脉络时，不禁要问一个问题：黑格尔、马克思、列宁为何要对现代历史进行此种模式的阐释？我们认为，这正是革命逻辑与历史哲学的辩证法。也就是说，这种阐释模式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超越、批判、革命等提供了哲学上的终极依据。革命是启蒙以来的传统，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是对传统封建社会的革命，那么接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是对现代社会的超越。作为一个具有深邃历史感的哲学家与革命家，不仅要思考革命的政治动员问题，更要思考革命的终极依据所在，因为不具有合法性的变革将导致历史的逆动，其实质则是“反革命”。而这需要历史哲学的思考。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初在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大背景下，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正是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革命逻辑的反动，也是历史哲学的反动！（从哲学的批判立场与“祛魅”功能来看，20世纪的福山对资本主义的崇拜与中世纪的神学家对上帝的崇拜一样，是一种没有经过启蒙与革命精神彻底“祛魅”的迷信。）
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强调国家取代市民社会、在马克思与列宁那里强调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其在学理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党的政治经济主张，而是有其更为深邃的哲学思考。当代许多西方学者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颇有质疑，他们的质问主要针对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发展出一种国际关系的理论。然而实际上，如果仅仅局限于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来理解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那么，最多看到的是各民族间的利益斗争——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如果以这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人类自身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的发展无非就是一个角逐利益的运动，是强权的世界，就没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与价值可言，人类也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这是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解放”背道而驰的。（需要说明的是，当代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关系研究要不要关注人本身的解放？（参见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这种现实主义的立场缺失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性视角：在现代性的世界历史中，落后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不仅仅是为本民族争取利益的斗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代表了“人类解放”的诉求！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输出革命”便是这种“人类解放”之历史哲学逻辑在对外政策上的必然反映。当然，这个问题还要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状况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在这里只是指出其学理上的根源。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承担“人类解放”的重任？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关于“历史主体”的问题，即人类解放运动的承载者（这里所说的主体是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考量的。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主体Subject来自拉丁文Subjectum，它是希腊词hypokeimenon的拉丁文翻译，意思是“支撑者”或属性的承担者，在逻辑推理中又是指谓语的主语（参见张汝伦：《他者的镜像：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从韦伯以后的德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试图呼唤救世主。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面所描绘的救世主突入历史时间的革命时刻、戈德曼对“隐蔽的上帝”的种种设置（参见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到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澄明”和临终前对那个“能够拯救我们”的上帝的期待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世界中的思想家们充满着对历史主体的渴望。
人类解放运动与历史进步的承载者问题，从哲学上来看，其实涉及历史的主体性问题（这在“主体性的黄昏”之后，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参见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从政治上看，涉及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从学理上看，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三个代表”，其实是试图在“后革命时代”，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历史大背景下，从理论上回答“历史主体”的问题。由此可知，历史的主体不仅是一个核心的哲学问题，而且还是重要的实践问题，然而，这同时也是一个备有争议的问题。）从马克思当年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时代来考察，关于历史主体的问题，是有多种争议的：黑格尔认为应由官僚集团为中介来担任，韦伯认为由市民阶级即中产阶级来担任，而马克思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此任，并从哲学和经济学上作了严密的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充当历史的主体等等。（在当代市民社会的建构与对中产阶级的呼唤中，历史的主体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历史主体的视角来看待列宁所提出的落后俄国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充当了“历史的主体”之角色，这在“输出革命”的年代看得更清楚些。
总之，进入20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之后，市民社会批判与革命的历史主体，从学理上看，已经由无产阶级转换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使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设想面临着国际关系冲突的挑战，20世纪无产阶级国际联盟曲折的历史命运——第二国际的破产、第三国际的解散——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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