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完了，回头一看，立马感觉十分不安，因为发觉自己选择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几乎无法驾驭的问题。在现代学术分工体制下，学者们的活是越做越细，只有口子开得小才能做得深，才显专业，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一个无比庞大的目标。由于学养不足，这个目标足以把我压垮。然而，由于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篱笆也越筑越高，以至老死不相往来，而社会生活则是统一的整体，如果只从一个学科的角度去看它，则只能得出一个片断的认识，而基于这个片断的认识去作出判断，其结果则有如盲人摸象。我认为，打破学科界限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即从传统的学科意识到面对问题的思维范式转换。正如人是被社会建构的，我们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其实是学术传统所给予和建构的，由于现有的学术分工体制塑造了一个极强的学科意识，常常困扰着我们面对的问题的思考。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总在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之间矛盾地挣扎着。

    市民社会这一问题意识的萌生，最初是师从侯惠勤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产生的。当时一个直观的感觉是国家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因此我打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但在具体的文本研读时，却遭遇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为了搞清国家的问题，我不得不去研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接下来，按马克思的提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我便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认识市民社会，由此发现了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的关系。由于当时面临硕士毕业，我便把这段思考整理成文，以“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为题作为毕业论文准备交差，没想到因此与该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机缘巧合的是，张一兵先生认真阅读了我的论文，并从思想史的角度给予重要指导，使我有拨云见日之感，从此便投入张一兵先生门下。在张一兵先生的指导下，我与先生合作发表了《马克思真的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吗？》一文（载《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从此开启了我的学术之路，现在回头来看，这真是我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步！由衷地感谢先生！后来由于张一兵先生所率领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团队全面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研究；而我在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文本时，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所面对的问题意识——现代性社会（即资本主义）的解剖与批判。我深深地被这一问题所吸引，无法再回到纯粹文本研究的哲学致思之路上，我于是更关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科对现代性社会的思考与分析，这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我的视野，但却使我游离在本学科竞技场的边缘，处于一个“自我放逐”的状态中、同时也处于学术竞争的不利境地。

    游离在学术竞技场边缘的最大好处是使我远离学术体制的干扰，没有课题之劳神，可以自由地思考问题。经过了若干年的自由阅读与思考，我感觉到自己慢慢地理解了马克思所面对的那个问题，也渐渐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与问题。由于我生性有些疏懒，学术研究更多的是以梳理思路为主，当觉得问题搞清了，就失去了动笔的动力，因为失去思考乐趣的写作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个体力活——正如著名作家王朔所说的“码字”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我喜欢的是思想而不是学术，因为过于的学术化则可能压抑了思想，因此本书的写作方式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太契合所谓的学术规范，敬请读者谅解。此外，我也知道，由于本书所涉甚广，许多论述超出了单一的学科范围，特别是涉及“资本主义”概念在德语、法语、英语中的不同含义以及马克思使用这些概念的原初内涵等问题，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文本学、语源学、历史学研究才能确认。由于本人在写作时知识和资料所限，未能完全辨析，错误在所难免，在此也希望学界提出批评指正意见。

    本书虽然存在着许多缺陷的地方，但对我而言则象征着一段经历的结束和新的学术征途的开始。在此，首先要感谢业师侯惠勤、张一兵先生。候惠勤先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深深影响了我。我在写作硕士论文之际，对于自己的专业实际上是懵懵懂懂的，是张一兵先生之点拨令我茅塞大开、先生之指导将我引入学术之门；在读博期间先生对我近乎反叛的学术理路的无比宽容更使我领略到前辈学者的宽广胸襟。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工作单位的直接领导朱剑教授给我创造了宽松愉快的工作氛围，借此机会表示我的感谢！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师兄弟们，他们的真诚情谊以及坦诚而深入的学术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想化的“交往与商谈”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得到了最好的实践，让我体会到，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生活不是乌托邦，而是有其现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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