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从外交部湖南干校回到北京，文晋因为中苏边界谈判工作的需要，早些时候已从外交部江西干校回来了。某日上午，我忽然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叫我即去西花厅见他们。当时我十分吃惊，恩来同志怎么会知道我从干校回来了呢？文晋说，恩来同志早几日就问过他。当时我心情十分激动，几年不见好像有许多话要向他们倾诉，但又忐忑不安，有些事真不知该从何说起。我乘上无轨电车往中南海去时，脑子乱糟糟的，那么熟的路居然坐过了站。
下车后，我的心才逐渐平静下来，进了中南海西北门，过了几个岗哨，走进那红色大院门，院内静悄悄空荡荡的。从前，西厢房是秘书们的办公室，这会儿却不见一个人。我快步走到那扇小小的侧门，门开了，邓大姐从沙发上站起来，我很快握住她的双手。她很高兴，问我身体是否好些了，我只管点头。她带我到身旁的沙发坐下，说是恩来同志还有点事，一会儿就来。我呆呆地坐着，看着她斑斑的白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没过多久，恩来同志从他卧室那边门口进来。我立即站起跑过去。恩来同志清瘦了，但还是神采奕奕。他说，今天没约你和文晋一起来，我现在能常常见到他，你可有五六年不见了吧？我刚刚坐下，话题就开始了。他向我打听文艺界朋友们的情况，从巴金、曹禺、冰心，又问到了许多演员，北京的、上海的、南京的。我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然后慢慢地回答：“前几年我回到文艺界参加‘文革’，被批斗了三年，就去外交部干校了，和文艺界联系很少。”他显得有点不高兴地说：“你不在文艺界工作就把老朋友忘了？以后要多联系，能见到的替我问候他们。”我连连点头。接着，他说：“老舍早已不在了，田汉也病死狱中……”说着，他双眉紧锁，黯然神伤。接着，他又用悲伤的语气问我：“听说以群也自杀了？”我说从外调人的口中，知道以群确实不在了。这时，邓大姐突然插话：他们都在搞些什么？孙维世也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刚刚听到这消息，十分震惊地问：“维世怎么会死呢？她身体一直挺好的。”邓大姐非常气愤地说：“他们说是自杀，我们都不相信，通知林办要保存尸体做检查，却说已经火化了。只有半天时间，怎么就会处理呢？这不可疑吗？”平常邓大姐总是心平气和，讲话也是细声细气的，这会儿她真的愤怒了。我们都沉默在悲愤中。恩来同志为了驱散这种气氛，转换话题，问到我今后的工作，又嘱咐我一定要去看望曹禺，要多关心文艺界的朋友们。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我站起来告辞，说怕耽误他们休息。邓大姐说：你来谈谈，对我们就是最好的休息，恩来已经许久没有这样高兴说话了。你就在这里吃饭吧。叫他们多打一份饭就行了。以前我也曾因工作耽误吃饭时间，但都是到国务院食堂吃客饭。这次，我只好留下和他们一起吃午饭。
一会儿，一位战士提来三个饭盒放在饭桌上。坐下来后，我看到那是三层加一盆的小饭盒。三个盒内的饭都不一样。邓大姐连忙解释说：“平常我和恩来也难得一起吃，他总是忙，时间凑不到一起，而且各人吃饭的习惯也不同。”摆开一看，恩来同志那份，一碗小米粥，一碗白米饭。肉片炒青椒，好像还有土豆丝。邓大姐那份是一块玉米饼，一碗排骨萝卜汤，还有一盘炒青菜。量都很少。我心里吃了一惊，天天就吃这个，营养都不够啊。邓大姐见我这个样子，连忙解释说：“多吃杂粮，每餐少吃是健康的保证。”邓大姐指着我那份菜说，你刚从干校回来，应该优待。盘中有一个大肉丸子烧白菜，一大碗白米饭。大姐笑着说：“你当然知道，这是恩来最爱吃的红烧狮子头……”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从湖南干校回到外交部不久，我分配到新闻司工作。
1972年夏天，部领导分派给我一项临时任务：协助对外友好协会接待来自美国的外宾洛克珊·维特克，主要是陪同江青接见她。友协接待这样的外宾与外交部是没有关系的，就因为江青要接见，外交部按当时的规定，要派一个相应的人员陪见，我就奉命前去了。本来，经恩来同志的指示，江青只在北京礼节性接见维特克一次，我就算完成任务。岂料江青见到维特克就产生了极大兴趣，在人民大会堂，和姚文元一起接见，足足谈了六个小时，还设宴招待。宴后又陪着维特克到人民剧场观看《红灯记》，还相约以后继续要见，并要维特克为她写本书，以便在美国宣传她。
那时候人们对江青已经相当了解：什么事她沾上边，麻烦就大了。第二天，我即向主管副部长汇报全部情况，并说江青还要继续见维特克。他说外交部无权决定，也不能阻挠，只得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恩来同志也觉得不好办，曾经劝阻江青不必再见维特克。但过了一天，江青竟自己坐上专机飞往广州了。行前向中央办公厅交代：维特克访问上海之后，也用专机送她去广州，继续接见并谈话。恩来同志无法阻止，只得把我们这个接待班子的人找去交代说，在广州只能见一次，只谈文艺问题。这样我就绑在江青与维特克这件事情上脱不了身，而且我还是主要陪同。
7月下旬，我们都到了广州，江青连日接见维特克，有七八次之多，累计时间长达60多个小时。谈话内容涉及很广，主要是自我吹嘘，让维特克把她写成世纪女英雄。最糟糕的是，江青当面答应维特克，要把录音带，还有谈话中涉及的军用地图都送给她，作为写书的资料，这是从未有过的举动，也违反起码的外交纪律。会见结束当天，接待班子就劝阻江青，告诉她录音带、记录稿都得回到北京再决定。尽管江青极不高兴，但也无奈。
回到北京以后，我立刻向部长们汇报在广州的情况，特别说到送录音带等事，比较紧急。部长们说江青的事他们管不了，叫我向周恩来总理直接汇报。我只好直接找恩来同志。在“文革”那段时间，恩来同志忙得身心交瘁，但这事他还得管。他听了我一次汇报后，立刻决定把录音带扣住，不寄往美国。过了不几天，江青又叫接待班子中三个人帮她整理全部记录稿，还要译成英文寄给维特克。部长们还是表示无奈。我又去找恩来同志，并提出希望把全部情况向他汇报，以免不断去麻烦他。
这次恩来同志是在西花厅见我，我先说了重要情况。恩来同志问邓大姐说：“小超，我实在没有时间，你替我听这些汇报好吗？你知道一点情况也好啊。”以往邓大姐对恩来同志的公事是从不参与的，这次居然答应了听江青会见维特克一事的汇报，但声明她只是听汇报，不解决问题，有问题还是要请恩来同志解决。
这样决定我非常高兴，因为有事向外交部部长们汇报后，只要需要，我随时找邓大姐就方便多了。据我记忆，大概我向邓大姐汇报过四五次，头两次把在广州的具体情况说了，包括谈话的主要内容和关于录音、送地图、送全套清版二十四史等，特别是江青吹嘘捏造她如何与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解放战争，她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等等，还有她在上海的浪漫史。邓大姐听着听着，紧皱眉头，实在无法忍耐时只说句：这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有时也会说：我会告诉恩来同志的。
在为江青整理记录的几个月中，江青因为记录稿删节的事，大骂我好几回，甚至说我不和她站在同一立场上就是反革命，这些情况我也向邓大姐汇报了。那时江青一言九鼎，她真的给我个反革命罪名，我也没有地方说理呀。整理记录折腾了几个月，恩来同志最后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不要整理，更不能寄出。这样事情才暂告一个段落。1973年秋，文晋和我到加拿大赴任去了。
1976年1月8日晚，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刚下飞机，来接我们的外交部美大司长林平即轻声说：“周总理去世了，但未发布消息。”我们心中大吃一惊，去年回来时虽然知道他患了癌症，但精神尚好，怎么会这样匆匆就走了呢！回到家中放下行李，我一直心神不安，坐立不定。我和文晋商议，立刻去西花厅看望邓大姐。到了中南海西北门，警卫往西花厅打电话，我们站在大门内。赵炜从里边跑出来，一见面我俩抱头大哭。她告诉我，大姐目前需要安静，不想见任何人。我告诉赵炜，我们很理解，只是放心不下，刚下飞机就跑来了，请她转达我们的心意吧。
恩来同志的丧事都办完了，我们还一直留在北京。3月中旬，赵炜打来电话，叫我晚上去西花厅。天黑以后，我到了中南海，赵炜已经通知门卫，我即奔去侧门。大姐在她的卧室，赵炜把我引进去，即把门关上了。邓大姐站起来抱着我，无声痛哭，把我的衣襟都湿了。我不知如何是好，紧紧抱着大姐，喃喃地说：您哭吧，痛痛快快哭一场吧！这位坚强的老革命家心中有多大的痛楚啊。当年欢声笑语的西花厅，如今寂寞无声。我扶大姐在沙发上坐下，她也慢慢平静了。我只记得她说了几句话：恩来得了这样的病，又是这样的环境，没办法，没办法呀……
此时北京严冬刚过，仍时有习习春寒。我们不时漫步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浏览，那些浮雕都曾经过恩来同志精心策划挑选。在这里，我时时想起这30多年来恩来同志对我们关怀栽培教育的恩情。到了3月底4月初，来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的情绪变化着，群众自发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那几天，赵炜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北京返回加拿大。有一天赵炜正打着电话，忽然传过来邓大姐的严厉声音：你们还留在北京干什么？立即回加拿大去！在那风云突变的时刻，她在为我们担心啊！其实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险恶。
1976年秋，“四人帮”垮台了，我一个人先被调回外交部。我心里明白，一定与江青、维特克事件有关。我忐忑不安，因为当时我去陪见虽然是领导派的，但以后几个月我去整理记录，都是神神秘秘的，新闻司的同事不知道我去干什么了。外交部有些同志中也传言，说我去给江青当“高参”了。这样立即把我调回来意味着什么呢？回到家以后我一直惶惶然。“四人帮”垮了，老百姓欢欣鼓舞，但我的命运却难以预料。
我想起叶剑英元帅，是他在1937年抗战初期，在武汉办事处批准我们去延安的。以后在重庆，他待我们也如子侄辈。“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文晋常去看望他。我想到他可能会给我些指点，于是第二天我便跑到叶帅家去了。
他接见了我，见他顶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才定了神。他随即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旁，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打印文件，是对外友协上报中央有关江青、维特克的情况，其中对接待班子人员做了分类，其实就是两类：一是和江青同类，二是不同类。而我的名字赫然就在江青之下。当时我像是五雷轰顶，怎么会是这样！对外友协应该是很了解情况的，怎么会把我和江青划到一类了呢？我茫然不知所措地呆住了，久久说不出话来。我用求助的目光看着老帅。老帅慈祥地对我说：你不用紧张，这只是对外友协的汇报，你的情况，中央领导都会了解的。现在你最好去找邓大姐，你不是把什么情况都向她汇报过吗？我紧紧握住老帅的手，眼泪忍不住往下流，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匆匆跑回家，儿子又紧张地告诉我，他看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院里的大字报，说我是江青的同伙。因为有了老帅的叮嘱，我虽然思想负担很重，但已经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我想我不能立刻去找邓大姐，既然有的机关和群众这样反映，我不能完全靠她给我打保票啊，而且有不少人确实也不了解情况。
外交部第一次召集有关的会议，部里决定我担任外交部江青专案组的负责人。我很冷静地说：我是这件事的参与者，了解情况，但现在外部有反映，我希望领导先审查我，搞清我和江青的关系，否则我也不该参加专案组。随即我拿出准备好的一份书面报告，上面写有自从1938年我与江青认识开始，直到我参与这次陪见的每一段时间的证明人（知情人）。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议，我记得李先念同志来参加了。他说，领导对我已做过审查，特别是邓颖超同志做了有力的证明，说张颖不是江青同伙，而且敢于与江青做过斗争。他对我说，领导上一直是相信你的。我心情十分复杂，说不清是感激还是别的什么，眼里又满含热泪。
大概是由于那几年过于紧张和劳累，我的心脏病又发作了，高烧住进医院。出院后回到家还卧床不起。这时党的十一大准备召开，外交部开展民主选举，据说这次大会的代表当选有一个重要标准，即能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或敢于斗争的人才能被群众选上。我为自己能当选为代表，深感荣幸，心里十分激动，这是我第一次当选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我躺在床上不能走路，十分沮丧。我考虑代表名额仅有几人，选上了我也去不了，于是我想应该把名额让出来，让别的同志去也好啊。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外交部党组织。
一天，我的老同志康岱莎来看望我，并转告了邓大姐的话：张颖一定要去参加会，怎么可以让呢！这次会非常重要，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关乎党和国家今后的前途，这机会绝不能放弃。参加会议对本人一生的政治生命也极为重要，要战胜疾病嘛。听了邓大姐的话对我震动太大了。
从这天起，我每天要坐起来，站起来，加紧锻炼……过了十几天，邓大姐打电话到家里把文晋叫去了。文晋回来告诉我，邓大姐很关心我的病，又再次嘱咐我，要坚强起来与疾病斗争。她还对文晋说，现在文晋新的工作还没决定，他的任务就是保证我出席党代表大会，甚至说到如果我不能走路，可以坐轮椅去参加，可以坐着轮椅从西南门进入会场（这大概是会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的特殊通道）。这时距离开会只有两个星期了。
十一大开幕那天一早，文晋和孩子们把我抬到楼下，搬进汽车，文晋陪伴我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南门，从大会堂推来轮椅，把我推进休息大厅。我看见了许多老同志、老领导。忽然我的前面也推过来一个轮椅：那正是罗瑞卿大将，在延安时我就认识他，“文革”中他遭受那么多磨难，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被折磨成残疾，不能站起来，我曾在心中为他难过。他认出是我也很高兴，大声和我说话，称赞我在“文革”中的表现。这时，不少老同志都走过来和我握手。我内心高兴又难过，这些老领导、老同志，好不容易熬过这十年啊！这一切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一页。
邓颖超大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和许多文艺界朋友交往，那时她主要是领导妇女工作，但她也爱好文艺，尤其是戏剧。她在天津上中学时，就是校园话剧的积极参与者。她曾经告诉我：“当年恩来在舞台上是男扮女装，而我却是女扮男装。”她与许多著名演员有深厚的友谊。她关心大家在政治上的进步。有两件事使我记忆很深：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文革”期间被批斗关押，直至1979年还没有被解放，不能工作。原因是在“文革”前有个国民党的特务人员出狱后写过一篇文章，说白杨在重庆时期曾经被蒋介石接见，并为蒋介石祝寿演出。本来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蒋介石是委员长，为他祝寿演出，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解放后也没有把这件事算作什么问题。但“文革”中却成了大罪状，当成大问题，不少人都为此挨批斗。但“文革”后大都平反了，就是白杨解放不了。我也曾为她写过证明材料，不管用。1979年冬，白杨的丈夫蒋君超特别从上海跑到北京找到我家，说是白杨的问题还是没解决，需要中央领导的证明才行。他提出来是否可以找一下邓颖超同志，因为她是当年在重庆的唯一中央领导了。我觉得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下来。我告诉君超，请他先回去，我一定想办法请邓大姐帮助，但我很难确定什么时候能见到她。几天后，我专门就此事写了一封信，说明白杨的情况和她丈夫专程到北京来，希望邓大姐帮助。过后，我又打电话给邓大姐的秘书赵炜，请她问一下。她说大姐已经知道了，并说大姐对此事特别关心，没问题。果然，过了一个多月，白杨来电话，说她恢复工作了。
另外一位著名的地方戏曲演员，在“文革”前期表现不错，但在后期受到“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诱惑，为江青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尤其是在恩来同志逝世后，“四人帮”那一套不许纪念、不许追悼，等等，她都照办，而且做得过分了。“四人帮”垮台后，她在当地引起了戏剧界人士的极大不满，做了工作也不被谅解。其实她本人也是后悔的。她时常到北京来，很想去看望邓大姐，但心中总是忐忑不安，又苦于难以联系。大约于1992年，邓大姐生病住进医院，她又向我坦诚表示，希望能和邓大姐见一面。终于，邓大姐在北京医院接见了她，往事没提一句，还和她在病房中一起拍照。这样她才如释重负，把照片带回去，并公开展出。邓大姐一直是胸怀坦荡、开朗，对后辈的错误，只要认识了，她就高兴，从不计较。
邓颖超大姐的一生，从青年时代起，近70载，始终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不倦奉献。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据我所知，“文革”前，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建议，并决定她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她从各方面考虑，这一重大人事安排可能引起麻烦，便拒绝了。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她才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国家重要职务。她在古稀之年，又展露了更大的政治才干，不顾年迈，出访日本、法国等不少国家，在国内也不断接见重要的外宾，受到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极大的尊敬。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中央委派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前往巴基斯坦迎接他。临行前，总理反复交待了中央确定的接待原则是“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但他仍放心不下，又特别嘱咐我说：“我知道你不爱说话，但此行事关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动。”
——章文晋《魂系周公》
我们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北京来了长途电话，周总理亲自和我通话，询问韩素音的情况。我如实做了汇报。周总理像是料想到似的，明确地告诉我，在她离开中国前，要把“九一三”事件的基本情况告诉她。这样如果她到香港或美国以后听到什么消息，也能有精神准备了。韩素音恐怕是第一个了解“九一三”实情的外国人。
——张颖《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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