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二

    下午三时去张先生家。上午他来电话，说给我写的对联写好了，要我去取。去时带了笔记本，一个深褐色仿羊皮封面的大本子。这是我们正式访谈的第一次，开始得不怎么正规，像是取什么东西顺便办了。

    实际不是这样。

    几个月前我退休了，不想写什么大东西，想好好休息休息。休息的方式之一是找近便处的老朋友聊天，不多，也就三两个，张颔先生是其中之一。说是朋友，有点僭越，年纪比我大得多，该尊为师长的，不过相处得久了，还是朋友家常些，彼此都随意。聊天嘛，东拉西扯，漫无边际，时有重复是难免的。有一天张先生说起他的一段往事，我听过不止一次，没作声，却动了个念头：与其这样东拉西扯，时有重复，何如他说我记，循序而进，积攒多了，以之为材料，写一部张先生的传记。

    记得那天甫一说罢，张先生说，你过去写《李健吾传》《徐志摩传》，一下子降到给我写传，不嫌掉份。我说，你是值得写传的，我不写，将来也会有人写。光说你的成就，我写不了，我看重的是你的经历，你的人品。赶得好不如赶得巧，正好这一段我没有写大东西的计划，闲着也是闲着，就这么着吧。张先生说，你要有这个心意，我若不成全，那我就不止是愚蠢了。写对联的事，也是那天说好的。

    进来一坐下，他叫保姆沏上茶。一面说，更早以前，他给我写的那首仿六朝上梁词体的《儿郎伟》，有几处改动，说着取过一张纸，是手书《儿郎伟》的复印件。与普通复印件不同的是，又在姓名下面揿了名号印，两颗红红的小章。

    我有些疑惑，这首诗写出少说也有十年了，怎么还要改呢，及至听他说了改动的字，又不能不佩服老先生文思的缜密，用词的精当。

    改动有四处。

    一是“抛梁南”一节中，“老夫从容学退庵”改为“容膝幽居学易安”。退庵是陆游的号，易安是李清照的字，改为易安与“容膝幽居”对照更有味。

    再是“儿郎伟，抛梁北，伽蓝香火烟如织，千手观音开财源，平教僧尼仰斋食”中，“千手观音”改为“观音千手”。他说，前者是名词，是静的，这样一改就有动感了。不是观音本系千手，而是见财心喜，不管原来有多少只手，这会儿也变成一千只手了。

    三是同节中，“平教僧尼”改为“平教僧陀”，北边的崇善寺里只有和尚，没有尼姑，这样一改更符合实际了。

    四是“抛梁上”一节中，“青空漫被乌烟障”改为“星空漫被乌烟障”。他看天空，不是看天晴还是天阴，而是看星宿，观天象，还是改“青空”为“星空”为宜。这里的“乌烟”非指炊灶之烟，乃乌烟瘴气之乌烟。

    这样一来，全诗就成了：

    儿郎伟，抛梁东，比邻学校十七中。

    操练传声雷贯耳，喑呜叱咤麦克风。

    儿郎伟，抛梁西，孔圣文庙冷凄凄。

    于今权钱烈火炽，歌厅酒吧日风靡。

    儿郎伟，抛梁南，容膝幽居学易安。

    高楼遮断千里目，净化眼界减负担。

    儿郎伟，抛梁北，伽蓝香火烟如织。

    观音千手开财源，平教僧陀仰斋食。

    儿郎伟，抛梁上，星空漫被乌烟障。

    夜来无计读天章，从使老夫气凋丧。

    儿郎伟，抛梁下，疲足驽骀得税驾。

    易遁示我寡交游，闭门补课学文化。

    读罢诗，我说，这首诗像个引子，将来读者看到这儿，什么都还不知道，已经知道你是个怎样风趣的老人了。

    张先生说，这种风趣是苦中作乐，还是少点好。

    我说，今天主要谈你小时候的生活。又指指墙上说，就从这张照片说起怎么样？

    房间的东墙上，挂着他父亲的遗像。像有八开大小，镜框大些，相片两边各有数行恭恭敬敬的小楷墨字。左边是：

    先君铭绅，为祖考张耀堂之次子，清光绪二十二年生于介休县城，殁于民国九年夏，年仅二十四岁。当年冬余生，俗称墓生也。母亲梁云贞，为介休顺城关梁公安耀之女，生余时年仅十八岁。卒于民国十八年，当时年仅二十七岁，而余才九岁。悲乎！

    右边的字稍大些，上书：先考张公铭绅之遗容。下来低数格，字小些，分两行：遗腹孤哀子张连捷（今名颔）泣血稽颡，二零零五年秋日于太原。再下来是两方小印。

    张先生说，好吧。爷爷兄弟五人，他是老大，生有两子，一是我伯父，一是我父亲。伯父叫缙绅，在天津一家当铺做事，从店员一直做到经理。父亲叫铭绅，字盘新，小时候在介休高等小学堂上过学，毕业后去天津“义德当”做事。

    这么说，怕我听不明白，张先生起身取了一份材料，钉在一起的几张复印的纸，递给我，说是他堂兄张帆先生写的。有一年回介休看望兄长，探问早年家中往事，谈过之后，堂兄又写了这个材料寄来。时间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过后不久，堂兄就去世了。

    接过来一看，是《张颔家世》，落款为张帆，丁卯四月十九日记，旁边有张颔先生的批字：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九日（韩注：张先生所写似为农历月日，公历当为同年五月十六日）。兹将其中关于张先生曾祖父、祖父、父亲三辈的事项抄录如下：

    我家祖居在介休梁吉村东头，官井近处路北一所大院里。曾祖母活了九十岁，我生时是八十七岁，生有五男二女（颔补：曾祖张利，是赶大车的，跑远路，走天津，在天津认识一些老乡，故能介绍祖父在天津当店员）。

    祖父张耀堂，字星垣，少即去天津经商，做的是“印子房”生意，字号叫“思补成”，开设在城北大胡同侯家附近，财东是介休北辛武冀家，总管叫冀小山。庚子拳乱，天津是重灾区，生意毁了，祖父曾回家呆过一个时期，做打贩生意（收旧货）。

    祖父是弟妹中唯一念过几年书的人，能读章回小说，能看报纸。老年时常上街去衙门前和城隍庙找算卦先生谈古论今（颔补：祖父会查《字汇》，懂得四声，能背诵一些《千家诗》）。

    庚子后弟兄分居，祖母率全家移居城里，先后住过北马道文德义家前院，文家庄景丰年家窑院，段家巷李春家古门道，都是租赁。约于民国七八年间，花二百两银子，典下庙底街郭耀宗家的南院。

    祖父娶过三房妻，初婚娶韩屯刘氏（颔注：我见过韩屯老妗子，三保伯伯），生一女，嫁给梁吉村李廷俊；刘死后，续娶东街孟氏，生二男（缙绅、铭绅）一女，女嫁南街李姓早亡；孟氏死后，续娶长良村李氏。

    二爷在我幼时便死去，据说人颇能干，经营着二十亩园子地，好赌钱。三爷是个酒鬼，成天把着呡壶喝得迷迷糊糊，还有大烟瘾，进过县里的戒烟所。有一女嫁给了罗王庄。四爷生得又懒又丑，绰号叫猪八戒，曾去天津一家铺子做帮厨。生有一女，嫁了东堡村刘姓家。五爷是个锅腰，没娶过妻，住在老院的一间门房里，我幼时每年正月初三去给他拜年，满屋子挤满掷骰子、摸纸牌的赌众，听说五爷终年都是靠抽头为生。

    老姑出嫁给内封村弓家，是万育堂坐堂医生；夫死后，带着三个儿子搬回娘家院西房居住，大儿子叫弓鸿奎（绰号大吃空），二儿子叫弓鸿武（绰号叫二吃空），三儿幼时被狼吃掉（颔注：听说弓家出过红顶子大人）。

    父辈中，父亲张缙绅，字笏臣，在天津鼓楼东，黄家胡同费宫人故里对门做生意。这个当铺原名同和当，是天津富户杨家的财东，以后兑给直系军阀曹家，财东是做过直隶省长的曹锐（曹锟之弟）。父亲在这个当铺从学徒店员做到赚五厘人股的较高地位。失业后在介休冀家庄华佗庙照庙，死于介休解放前一年，活了六十一岁（属相牛）。母张氏卒于一九六二年，活了七十五岁（属鼠），今年是她的百年忌辰。

    叔父张铭绅，字盘新，记得是属猴，卒于连捷出生之春。是年连仲九岁。

    婶母梁云贞属虎，生连捷时应是十八岁。

    叔父在开设在天津日租界的义德当做事。少年时曾在介休高等小学堂上过学。我上高小时见一份油印的《同学录》里有他的名字，还听祖母和母亲说过关于叔父上学的事。叔父死后，我继承了三部石印本的小说——《三国演义》（八本）、《彭公案》（十六本）、《夜雨秋灯》（四本）。

    文中的“连仲”是张帆的原名。张先生原名连捷，两堂兄弟名字的首字相同。

    由此说起张先生少年时的家庭情况。住址，张帆上面已说清了，即“约于民国七八年间……典下了庙底街郭耀宗家的南院”。民国七八年是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张先生一九二〇年出生，也就是说，在他出生前一年或两年，全家迁到这个地方，他也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韩：你家这个院子，在介休城里什么位置？

    张：那一片叫西北坊，是城里的西北区。旧时候，坊相当于一种行政区划。那儿有个后土庙，我们家那条街离后土庙不远，在庙后头，叫庙底街。不长的一条巷子，南北向。大门朝西，进了大门，北边一个院子，房东家住；南边一个院子，我们家住。我们家是个四合院，不大，北房两间，伯父一家住。南房两间，我们住一间，另一间是厨房。西房三间，爷爷奶奶住。东房一间，堆放杂物。这个院以西为上，东为下。比如南房两间，西边的叫上南房，东边的叫下南房，我出生在上南房。

    说着，张先生拿过一张纸，画了一张院里房间的分布图。

    父亲去世后，他一家的生活，全靠伯父接济。其时伯父仍在天津做生意，家里由伯母当家。或许是负担过重，或许是人性的原因，伯母待他母子甚是刻薄。爷爷倒是疼爱这个孙子，早早地教他一些诗文知识，也只是疼爱而已，生活上不可能有什么关照。爷爷年纪高迈，老两口的生活，也全依仗伯父供给。说到这儿，张先生感慨地说：小时候，真是孤苦伶仃啊。

    韩：房东是个什么人家？

    张：是个场面上的人，财主。城里有好几处院子，他们住在这儿，另几处租了出去。两口子都是能干的人。母亲跟房东太太原本就说得来，父亲去世后，来往更密切了，就让我认了干妈，有了干妈也就有了干爹。两口子待我很好。那时他们还年轻，没有孩子，把我当自己的孩子看待。都是好人啊！

    干爹叫郭耀宗，字远峰，会做诗填词，有学问，能写祭文寿文，字也写得好。爷爷给我开蒙时，仿影就是干爹写的，写的是那时候教小孩子最常用的一首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七八座，八九十枝花。

    干爹的字写得确实好，后来我就跟上他学写字。干妈叫王希韫，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不能说多高，总是有文化。聪明，干练，大户人家出来的，会背许多古诗词。爷爷教我读诗，关于清明的，只教了一首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干妈就教了我好几首，比如：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宋·王禹偁《清明》）

    再比如：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宋·高菊涧《清明》）

    韩：他们都多大岁数？

    张：不大。我妈属虎，一九〇二年生。干妈属兔，一九〇三年生，比我妈小一岁。干爹属蛇，一九〇五年生，比干妈小两岁。以我六岁算，懂事了，也就是一九二五年，我妈二十四岁，干妈二十三岁，干爹二十一岁。我是一九二〇年生的，都是按虚岁算。要按现在的说法，干爹那个岁数，还是个大孩子。

    别看干爹这么小的年纪，还是个“公人”，当着西北坊的街长。家里是大财主，父亲爷爷都做过官，不是县上衙门的什么小官，像是有功名，外面像样子的官。我见过他家里一块大匾，写的是“钦旌节孝”，该是他祖上某人守节守孝，品德高尚，朝廷赐给的。这条街太短太窄，没地方立牌坊，要是有地方，是该立牌坊的。干爹的学问很好，是我们县上有名的学者董重的学生，董重是个举人，在我们那一带名气很大。我小的时候，四声的辨别，是爷爷教的，但《四声歌》口诀是干爹教的。爷爷只是教我辨清四声，说不出什么道理，会了四声歌诀，就等于掌握了规律。干爹教我的《四声歌》是这样的：

    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

    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我九岁十岁的时候，就能辨清四声了。这对我后来读旧体诗，做旧体诗，很有用处。

    那时，爷爷已经很老了。我上学的时候，他已过了八十。爷爷只可说能写会算，会写信会记账会珠算，谈不上什么学问。我记得，爷爷屋里的“被阁子”里放着一套《字汇》，门背后还挂着一本《玉匣记》，不是小说书，是一种类似皇历，比皇历要全乎的迷信书，出行呀，红白喜事呀，都要查查。民间有个说法：“看了《玉匣记》，不敢放响屁。”真要按《玉匣记》的说法，规矩可多了。小时候，我就知道：上午不敢朝东尿，下午不敢朝西尿，中午不敢朝南尿，永远不敢朝北尿。后来当然知道了，上午朝东，下午朝西，中午朝南，都是正对着太阳；朝北，北是官府、神仙、朝廷的方向。

    爷爷教我的，不止是这些，还有许多有趣的知识。我还没上学，冬天一数九，就教我填《九九消寒图》。你没见过吧，是这样的——

    张先生取过一张纸，在上面画了起来。竖着画了九个圆圈，又由第一个圆圈开始，往左边横着画了八个，说以下类推，就不画了，这样横数竖数都是九个。又在空白处画了一个较大的圆圈当例子。在圈里画个小点的四方形，外圆内方，就是现在街上中国银行行徽那个样子。再由小四方形的四个角，斜引一条短线与外面的圆相交，这样一个圆圈里就分了五个空儿。然后，边说边写：

    上点天阴下点晴，左风右雨雪中心，

    点画图中墨黑黑，自然门外柳青青。

    接下来说，比如今天是数九第一天，天晴，就把下面的空儿涂成黑的，有风，再把左边的空儿涂成黑的。要是明天是阴天，又下了雪，就轮着下一个圆圈了，把上边的空儿涂成黑的，把中间的空儿涂成黑的。这样一天一天涂下去，涂到九九八十一天就开春了。

    我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张先生说，一是培养孩子的耐心，再就是，涂上二十年下来，对这个地区的天气变化就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大致就能知道，哪天会刮风，哪天会下雪。这也是一种气象研究，等于建了个小小的气象观测站。还有一种《九九消寒图》是这样的，就是把“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这九个字，写在一张纸上（说着写了这九个字），必须写成空心字（说着将亭字写成空心字），从数九那天起，每天按顺序，把其中的一个笔画涂成黑色（说着将亭字的点涂成黑色）。这九个字，每个都是九画，风字要写成繁体。这样，九九数完了，这九个字也就涂成黑字了。普通人家，多是画这种。

    记得去年冬天有次来张先生家，正是数九时节，张先生还给我说过一种《九九消寒图》。据说是皇宫里兴起的，就是画一树梅花，九枝，每枝九朵，都是空心的，不涂色。每天由臣工送到皇上御案前，皇上用珠笔在空心梅花上涂一下，九九数完了，一幅御笔的梅花也画成了。我本来想提醒一下，说他还说过这种，怕耽搁时间没说。

    张：干妈的文化水平，比爷爷要高，刚才说了她教会我好多首关于清明的诗，不光是这个，别的方面，也比爷爷高明。那时候讲究“建除”，精通这一手的人叫“建除家”，相当于后来说的星相家、堪舆家，就是要做什么了，看个日子，黄道黑道的。爷爷会背建除，但干妈记得更准。建除歌诀，爷爷教我的是：

    建满平收黑，除危定执黄。

    成开皆大吉，闭破不相干。

    这个我四五岁上就会，不能说错，意思是对的，用语总是俗了。后来干妈教我的，比这文雅些，也准确些，一听就是见过正经书的。前面两句一样，后两句是：

    成开皆可用，闭破不相当。

    我小的时候，在自家院子里觉得很憋气，北房（伯母住处）从来不去。爷爷的房子，也很少去，奶奶总是叨叨，我也不喜欢。没事了，就跟着母亲去干妈家，就在旁边，北边那个院子。我自己也会过去玩。很小的时候，过年，干妈就教我认街上新贴的对联。好些对联，我会念，可不认识上面的字。不是全不认识，简单的，像上啦下啦，还是认识的，大部分不认识，可是我能把对联全念下来。干妈教过一遍，再见了就会念。

    再大点，认字就多了，还没上学，有的认识，有的也是瞎猜，闹了好些笑话。城里有个叫化子叫元则，当时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我有时到了街上，就跟他玩。他领上我去城里其他地方转。镶牙铺子外面的招牌上写着“镶牙补眼”，我念成“让牙铺眼”，奇怪牙怎么会“让”，眼又怎么“铺”呢？让的繁体字是让，跟镶字差不了多少，补的繁体字是补，跟铺差不了多少，我认识让不认识镶，认识铺不认识补，就念成那个样子了。

    那时街上也贴标语，有一条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元则会念，用的是介休话，“匹夫有责”的前三个字，我听成是“拍浮油”。介休话“拍”读如撇，拍浮油，是瞎捞钱的意思，我看了心里纳闷，国家兴亡，怎么拍浮油负责呢？

    年龄小，家里又太孤单，跟元则这样的叫化子在一起玩，反而觉得很愉快。元则这个人，别看是个叫化子，心眼好，快活，人也孝顺。跟他妈一起住在北城门楼子上，每天出去讨饭养活他妈。我还跟干妈，相跟着去过元则的家。干妈这个人，年轻，好奇，有次跟我说：你知道元则的家吗？我说知道。在哪儿？在北城门楼子上。

    干妈让我领她去看看，我就领她上了北城门楼子。元则家里很脏，干妈不嫌，去了问这问那。在那个年代，一个大户人家的年轻太太，肯去叫化子家里看看，要有相当的勇气。

    一九二八年，我九虚岁，该上学了。我妈病得很重，做不了主。在我上学这件事上，伯母是反对的，因为一上学就要花钱，肯定是她出。爷爷主张我上学，又不好明说。伯父不表示意见，亲戚们巴结伯母，也都说我不该上学。我舅家坚持要我上，伯父伯母那边，道理上说不过去，只得同意了。

    上学的地方离我家很近，就是西北坊小学堂，出门走不多远就到了。上学前，在爷爷的指教下，已经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认识了不少单字。学堂里，念的是新学制的教科书。多少年以后才知道，爷爷教我的，有些姓的读音是错的。比如有个复姓叫“万俟”，《百家姓》上跟“司马”连在一起是“万俟司马”，爷爷教我的读音是“万丝司马”，实际该读作“默其司马”，《说岳》里害死岳飞的那个奸臣，就叫万俟卨。

    小孩子好动，不愿意一天到晚老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盼着上学，实际上是盼着离开爷爷奶奶，见识外面的事。那时候我妈病重，他们不让我常去我妈住的上南房。她得的是痨病，怕传染。我上学的第二年，我妈就去世了。

    小学里，教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个秀才，学问不错，思想守旧，都到了民国了，用的新式课本，教法还是过去私塾那一套。他一个人教我们国文、算术、常识三门课。每次上课，先用红笔在课本上把要学的勾一下，也不讲，就让我们去背，国文是背，常识是背，算术也是背。第二天上课，不做别的，先背前一天勾过的，然后再勾今天要背的。第三天上课，背第一天和第二天的，再勾今天的。第四天同样，一直到星期六，将前五天的全背一遍。这样一星期的课就上完了。

    背的时候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背，背不会，就打板子，往手心上打。我很少挨板子，差不多都能背下来。背算术最有意思，还记得第一课是：

    树上一只鸟，现在飞去了。

    问：还剩几只鸟？

    答：还剩〇只鸟。

    我头一次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外，还有个数字叫零，写作“〇”。

    这位秀才老师的名字，现在忘了，只记得姓梁。长大后见我们的旧县志上，还有他的名字，是个有学问的人。只是那时候刚实行新学制，他教私塾教惯了，不会教新学制的课本。

    秀才老师教了我们一年，第二年来了个新老师，叫李保泰，是经过考试录用的，考了全县第一名，不知为什么分配到我们西北坊小学来了。我们是个很小的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学校在火神庙，左边供的是药王爷，右边是另一个神仙，中间是火神。西边另一个院子是吕祖庙。

    说到这里，张先生起身，从东边墙上摘下一幅镶了边框的大照片，拿到桌子跟前说：“这就是吕祖庙。”

    我俯身看去，是个两层楼式的建筑。彩照，古旧斑驳，仍能想像出当年华丽庄严的样子。

    张先生说，吕祖庙的西边是坊公所，东边就是火神庙，也是两层。那时候，庙里的神像还没拆除，我们就在供桌跟前上课。有时候在一层，有时候在二层。二层供奉的是关公，这个楼也叫春秋楼，关公在神座上坐着，周仓、关平在地上站着，跟我们是同学。

    李老师倒是用的新式教学法，也没留下多深的印象。记得的只有一样，他上体育课教我们拔慢步，有一个动作，就是一只脚后伸点地，他说这是“挨地而不挨地”，我不懂这个“而”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我们说的都是介休话，对那些外面来的，或是上了新学堂出来的，说普通话的，叫“撇京话”。有的刚开始听也听不懂。比如有次开会，有个老师（不是李老师）在台上说，什么人压迫什么人。我就不懂得“压迫”是什么意思，下来看了书，才知道原来是“捏撇”，介休话里“压迫”就读这个音。

    那个李老师，日本人来后，当了南同蒲线上的列车长。日本人投降后，还是列车长，只是身份变了，成了国民党。共产党来了就不行了，回到村里，是个小村子，离城挺远的。解放后我们还见过。毕竟是见过世面的，脑子活泛，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吧，困难时期，饿得没办法，就骑上自行车从城里贩卖碱面挣点小钱。这是不允许的，按当时的政策，这就是“投机倒把”，抓住了批评教育，重的说不定还要关几天。头一次抓住，人家见他可怜，批评几句就放了。过后仍不改，又叫抓住了，好说歹说，又放了。第三次抓住，人家可不饶了，连人带自行车、秤杆秤盘，一起带回工商局或是派出所，严加责问。问有再一再二还能有再三？说没有。问反复做这样的事，是不是给政府添麻烦？说是。又问往后还敢不敢？说不敢。那时候不兴罚款，说你就写个检查吧，要深刻。这就看出他的聪明了，写了，抓他的人全笑了。写的是：

    再一再二没再三，不给政府添麻烦，

    从今往后我不敢，拿来我的秤盘盘。

    我们那儿的文化人，还是有点幽默感的。

    不管怎么说，小学四年，很顺地过去了。考上高小是不成问题的，能不能上却成了大问题。我妈早就不在了，跟伯母说，肯定说不通。考试过后，不知是受了哪个高人的指点，或许就是干妈干爹教的吧，我请校役到家里，跟伯母说，我上高小是保送的，不用掏学费。一听说不用掏学费，伯母就无话可说了。这样，我就上了介休县立高等小学校。

    高小在县城东南角，文庙旁边，地址是过去的绵山书院。你知道吧，过去，凡是文庙，都在东南方向，就是文昌阁、文峰塔这类建筑，也都在东南方向。绵山书院早就毁圮了，留下不多的几个旧建筑。有个大厅，记得大厅门上的对联是：

    川岳锺灵，绵山胜水之间，应多杰士；

    典型在望，有道潞公而后，讵少传人。

    有道和潞公，是介休历史上两个有名的人物。有道是郭有道，也叫郭泰，东汉有名的太学生，可说是最早的学生领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上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搞学生运动的人。潞公是文彦博，当过宋朝的宰相。这副对联，先说山川再说历史，地灵人杰，读了很能长少年人的志气。

    上学期间，经常得到干妈干爹的鼓励。干妈对我的鼓励最多，我记得她教过我这样一首歌谣，叫《跑报则》，就是“跑报子”（说着顺手写下来）：

    好小则，带上串铃跑报则，

    一跑跑到北京城，三年两年熬成人，

    自熬得，自挣得，自家娶过媳妇则！

    给你说一下读音。介休话发音，入声最多，“子”读成“则”，也写成“则”。

    什么叫跑报则呢？旧社会天旱久了，就要祈雨，把龙王抬出来游，抬到哪儿呢，差不多都是抬到绵山上，有时也去河边、水池边，总之是有水的地方。祈雨的队伍在后面慢慢地走，前头一个年轻小伙子，一会儿跑远了，一会儿跑回来，跑回来就大喊一声“报！”说现在是什么时辰，天上有没有云。这个活儿是很辛苦的。大热天祈雨，身上要穿老羊皮做的皮袄，脖子上要戴上用三个铡刀交叉起来绑成的枷，身上还套着牲口戴的那种串铃，跑起来丁当丁当响。干妈的意思是，要我用跑报则的吃苦精神努力上进，为死去的母亲争光。

    高小两年，我的学业很好，也闹过笑话。那时的高小学生，大多数家里比较富裕，平日吃得好，穿得好，冬天有棉大衣，还有《小学生字典》。棉大衣和字典，我没有，家里穷，买不起。穿得也平常，冬天冷，耳朵上起了冻疮，手指上脚趾上也起，耳朵常会冻得流脓。老师对那些富人家的学生，常给以关照，或许不是什么关照，但在我看来就是关照，也可以说是偏向。临毕业的时候，趁没人在跟前，我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本校教员，以貌取才！”粉笔竖着写的。

    学校很快查出是我。我的字写得好，一看就能看出来。教员们知道是张连捷写的，都很生气，觉得是对他们人格的极大诬蔑，要求校长开除我。校长叫杨绍祖，是个有学问的人，我知道“六书”，就是他教的。他没有开除我，只是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这人，平常学习是很好的，偏偏这次毕业会考没考好，也不是怎样的坏，只能说没考出平时的水平。过后杨校长见了我，笑着说：还说人家以貌取才，你的才呢？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极深，什么时候都不能以己之心度人，做什么事都不能意气用事。

    别的孩子上学是幸福的事，我也不能说不幸福，可那时候，真是苦透了。刚才我说，冬天冻得耳朵起疮，流脓，这是真的，你看看我的耳朵。

    说着，张先生伸出手，捏捏自己左耳的耳轮，往前揪揪，我凑过去一看，平平的，似乎还少了些边儿。接下来说，你们的耳朵这儿都是个楞儿，我这儿光光的，没有楞儿，就是小时候叫冻坏了的。还有，你看我这手，说着伸展两只手，除了大拇指，其他几个指头都是弯的。是稍弯些，也不是多么难看。张先生的手指属修长的那种。

    小时候，真是个苦啊！说到这儿，张先生忽然停下来，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我以为他是累了，或是要出去方便，也就没有吭声，过了这种情况下该等待的时间，再看张先生时，竟有些气喘的样子，我说，累了就歇歇。

    张：不是累的，是我想起一个人，该说不该说，说了不太好，不说心里又堵得慌。

    韩：有什么你就说，该写不该写是另一回事。

    张：那就说吧。我要说的是我的这个伯母，我们那儿叫大妈。这样吧，我先给你说了，这样的事，等我死了再发表，恨是恨，总是个长辈嘛。

    韩：有什么你就说，该不该写我来掌握。这么大年纪了，别考虑那么多，只要是真事，只要是你经过的，就说出来。你都是黄土埋到这儿（说着我用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下）的人了，还考虑那么多干啥。

    张先生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说到了这儿。那就说吧——

    我这个伯母，待我母子，真是太过了。我妈得的是痨病，后来重了，我舅家让伯母出钱给看病，伯母对我舅家说：“有买棺材的钱，没吃药的钱！”那时我还小，不知道，长大了外婆告诉我的。

    韩：爷爷该说话呀？

    张：我妈生我的时候，爷爷已经七十五了。我小名叫七五则（子），就是这么来的。

    说到这儿，张先生起身在旁边的书柜里，翻出一本民国年间的历书，一页一页地掀着，只见好些年月下面有批注，有的写着父生、父亡，有的写着母生、母亡，等等。凡与他有涉的人，几乎都有批注。真是个心细如发的人，把平日的考证功夫也用在这些事上了。

    你看，他是道光二十六年生人，道光二十六年是一八四六年，我是民国九年生人，一九二〇年，他已经七十五了。他连自己都管不了了，还能管家里的事吗？我小时候，院里一大家人，在一个厨房做饭，做好了再各端回各家吃。厨房在下南房，我和母亲住的是上南房，我们的饭母亲端回来，爷爷奶奶的饭，我端上送到他们房里。我给爷爷奶奶送了饭，再回到我们房里吃。母亲死了以后，我就在爷爷这边吃了。虽是一个厨房做出来的，东西可不一样。伯母房里吃的辣椒是油泼的，我和爷爷奶奶吃的是水拌的，有时候里面还有蛆。奶奶自己从街上卖上一小瓶香油，吃饭的时候，用筷子尖在油瓶里蘸一下，往碗里点一点，说是油吃一点香，多了就不香了。街上卖麻叶（油条），从来不买，说吃了不管用，还要“闪塌嘴”，意思是太虚了，卟嗤一咬，会把嘴皮子闪塌的。

    奶奶爱唠叨，不是吃饭，我不愿意在爷爷房里待，做什么她都要管，都要问，你不说她就要叨叨，说你这不好那不好。我正做作业，要去茅房了，就得跟她说：奶奶，我要去茅房了。要不她马上就要问，去做甚？叨叨得很。

    没事了，爱去干妈家玩。不是上学以后才去，上学以前就爱去干妈家。多是跟上我妈去的，那时我妈身体还行。干妈这个人，年轻，心火旺，听说伯母在什么事上待我母子俩不好，就鼓动我妈跟伯母对着干。我妈呢，也是年轻，不懂世事，常会听了干妈的话跟伯母吵闹。你想，这怎么能行呢，你吃的喝的，全是人家管着，这样闹会有好处吗？

    韩：伯母待你们不好，或许是要照管这么一大家子人，经济上也不宽裕，不得不省吃俭用吧？

    张：可她还抽大烟啊。说不清，也许就是那么一种人。

    又停了下来。说了这么多，张先生还没有从对伯母的愤恨，又由这种愤恨引发的对母亲的思念里解脱出来。我理解老人的这种心情，尽量不打扰，过了一会儿又说开了。

    七八岁那两年，主要是伺候我妈的病。伯母只管吃的，看病不管，别的也不管。我妈病得很重，要吃药就得自己想办法。有时候家里实在穷得没办法了，就拿出件东西让我去卖。兜肚上的链子，是银的，有次就解下来让我去街上卖。跑了好几家，人家都不收，见我这么小，以为是从家里偷出来的。后来有一家见我说得恳切，知道不是偷的才收下。

    父亲是前半年春天死的，我是后半年冬天生的，我老妗子接生，后来跟我说，说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孝子，哭得很厉害。头一声哭，是哭我父亲。那么大声地哭，也是哭自己的命太苦了，生下来就是个苦孩子。

    像我这种遗腹子，我们那儿叫墓生，就是父亲已经进了墓里你才生下。九岁上，我妈又死了，人家都说我命硬，没生下来克死了父亲，生下来没几年又克死了母亲。我妈活得太惨了，得了痨病，又得不到好好的治疗。现在我还记得我妈死了那天的情景。

    我妈病重的时候，我跟爷爷在一起住。一早起来，就听见院里南房有人哭，这是我们那儿的习俗，死了人得有人哭，没有还得请个人，要哭得有声有调。谁呢？我伯母的娘家二姐，也是介休城里人。爷爷跟我说：“七五则，你妈死了，黄瓜苦到圪蒂上了！”

    那边的哭声越响了，我听出哭的是：“二鬼呀，可是你自家害了你自家哩！”我妈是二媳妇，二鬼，是我们那儿的叫法。

    韩：是说你妈不该跟你伯母闹意见？

    张：是这个意思，闹了意见，人家才说“有买棺材的钱，没买药的钱”，只能等死了。

    韩：你妈是个刚烈的女人吧？

    张：年轻，个性强，有点二杆子劲。

    我是一九三五年春天高小毕业的。在我来说，高小毕业就算是到顶了，要上中学得到外地，想也不敢想。毕了业，做什么呢，不是一下子就能找见合适的事做，闲着没事，就参加了县城的一个文人社团。

    介休城里有家茶叶铺，叫“广源永”，老板王宗汉，有文化，人也风雅，联络了几个同好，组织了个“行余学社”，取“行有余而致力于学”的意思。参加的大都是城里的画家、书法家和篆刻家，没有专门做这些事的，都是业余爱好。我好这一手，也参加了。从这时起，就开始读《说文》，学书法，学绘画，还有篆刻，等于是跟古文字打上了交道。只能说有了些常识，研究谈不上。

    人家都是有事做的，就我是个闲人，写字画画不能当饭吃，总得做个事才行。这期间，亲戚们也都张罗着给我找事做，最后还是外公说成了一件事。他有个眷弟在湖北樊城做生意，好多年了，在一家杂货铺当了掌柜。外公就托他的情面，看能不能给我在樊城找个干的，说行啊，来我这儿当店员吧。这样我就去了樊城。说这话，已到了一九三七年的春天。临行前，干爹干妈专门把我叫到北院，请我吃了一顿火锅。说来惭愧，伯母当家这些年，除了过年，我连一顿饺子也没有吃过。吃饭的时候，干妈勉励我说：孩子呀，永远不要回介休来啦，介休没有你的亲人！

    她说的是实话，我那可怜的母亲，早在八年前就去世了，爷爷奶奶也不在了，介休确实没了我的亲人，可是，我永远记得，干爹干妈，同样是我的亲人。干妈这样说，是为了激励我早些成人，做大事，给死去的母亲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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