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去,还没落座,张先生就笑眯眯地说,让你看个好东西。说着就要去北边的小书房,我要跟过去,摆摆手说不用了。会是什么好东西,我有些纳闷,想来该是什么他心爱的宝贝,要不,不会这么神秘兮兮的。
趁这个空儿,我打量着他的房间。这儿既是书房,也是卧室,朝南,光线好,自从上了年纪后,常这边坐卧将息,那边事实上成了一个小库房。书啦,字画啦,制作的什么物件啦,全在那边。真要来了什么重要的客人,也要在那边接待,那边有一对小沙发,这边除了他坐的椅子外,只有一个木头凳子。
作为一个老文物工作者,且一直居于领导岗位,张先生恪守着“不收藏文物”的业内戒律。但是,在张先生家里,却有一种置身文物之中的感觉。几乎可以说,一转身,一眨眼,都会遇上文物,其精美典雅,让你由衷赞叹。
就说这个普通房间吧,不过十二三平方米,经他精心布置,处处都闪耀着“文物”光彩。西墙上挂的那些字画,件件都可说是文物。一副小小的木质四条屏上,是他手书的《郑哀成叔鼎铭文》,赭色的木板,石绿的篆字,经岁月磨砺,显得古色古香。我细细地辨认上面的字迹:“正月庚午,嘉曰:郑邦之产,少去母父……”后面的就不认识了。只有从跋文中知道,此鼎系公元一九六六年河南洛阳出土,是当时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正看着,张先生过来了,啊呀,双手搬着一个大砖,颤巍巍地走着。我忙抢前一步,接过他手里的大砖。他腾出手来,随即取出腋下夹的一个牛皮纸袋子。气喘吁吁又兴致勃勃地说:这可是个宝贝啊!
移了移位置,将大砖在桌上放好,张先生一边演示一边叙说。
无影塔的道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住牛棚时,闲着没事,琢磨出来的。出来后,就找了块明朝的大砖,精心制作,才做成这个模型。无影塔不是哪儿都能造,得选个合适的地方,太原就行。
我说:早就听说你有个无影塔模型,今天总算见上了。
张先生说:我国现在地面上保存的古代无影塔标志,只有唐朝天文学家南宫说这个人,公元七二三年(开元十一年)在河南登封县孔庙门外建立的“无影塔石表”。为什么在登封?登封是古阳城,号称地中。但它只能在夏至节令时显示无影效果,不能用表影体现二十四节令的效应。这是登封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我参照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登封县建造“观星台”时附设圭表的原理,与南宫说“无影石表”的原理,合而为一设计制作了这个模型,用直观形象来介绍我国古天文学方面的成就。
见砖上有小水池,有刻度,边上还有许多说明文字。我问张先生,这些全是你做的吗?张先生说,全是是他亲自凿的,亲自刻的。又详细说了这个模型的尺寸。塔身高十公分,底座南北长五十二公分,东西宽度为十九点五公分,厚度为八公分。
接下来说:显示无影的时刻,在每年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北京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半,太原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整。因为模型小,卧圭(俗名量天尺)上只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标志点。只有标志点,没有刻度和文字。如果在地面建造此塔,就要把二十四节令的名称、刻度详细标明,以显示塔影在各个节令的投影效应。
塔座四侧刻有铭文二百余字,说明使用方法,塔身长度、塔底直径、塔尖角度三者相应数据。整个模型,造型美观,雕刻古朴,涂色凝重,本身也是一件文物。看看四侧这些字,就知道它的原理和意义了:
日下塔影投入平面上,量天圭并以金属点做标记,冬至影尖指于北池南岸之第一点;立春、立冬指于第二点;春分、秋分指于第三点;立秋、立夏指于第四点;夏至即无影。此塔适用之地区与时间以北京时间计,山西太原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河北石家庄十二时二十二分,陕西葭县(今佳县)十二时三十九分,甘肃武威下午一时九分,宁夏青铜峡一时五十六分,新疆沙车二时四十分。国外雅典五时十分,突尼斯六时十一分,阿尔及尔六时四十分,直布罗陀七时二十分,美国丹佛上午三时。平面正南北刻有地方子午线,塔前后为水平尺,南池水平面浮金属司南鱼,以定方向。一九七五年、三、二。
张先生说,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九〇年十五年中,凡逢节令时刻,他都用此模型反复校验,皆准确无误。
我问此塔有何作用,张先生说,从研究我国科技史的角度,弘扬我国古天文学、历学方面的成就,阐明我国古代观象授时、圭表测影和观察二十四节令的手段和技术,从而推动农业发展,都可见出它的重要意义。
当时他想的是,如果在太原市区某个群众多、风景好的游览场所找个合适地点,放大比例建造起来,不但可以普及科技知识、宣扬古代文化之精粹,而且还能点缀风景名胜。
你问后来的结果,张先生说:可以这么说,空喜欢了一年多,最后还是一场空,受了一肚子的气,无影塔到头来还是无影儿。说着取出一叠打印的文稿,说这是他给太原市委、市政府的报告,前面说了意义和价值,还给人家列了“建造须注意事项”,你看看,写得多详细:
一、选择地点。以便考虑地点的宽敞与塔身高度、圭尺长度和夏至、冬至太阳照射的角度。
二、塔的中轴线必须摆在太原地方子午线上(用磁针有偏差,故必须用标杆影实测)。地方子午线也叫“真子午”,必须测量准确。
三、“量天尺”(圭)上的刻度必须先在卧平地面预制稿型,考验一年多(在各个节令证明表影无误)才能动工建造,稍有错误便会贻误后人。
待我看罢,张先生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说下去:来来往往一年多,惊动了太原市人大主住谷文波,太原市委记王茂林,副市长张希升,市人大秘书长胡宗章,折腾了差不多两年,最后裁在下面几个办事的人的手里。一个迎泽公园不感兴趣,就全泡了汤。当然,不会是这么简单,哪头说起来,都有一大堆理由,反正是直到这个下了台,那个下了台,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两年来的经过,我全记在这儿。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题名为《倡议在太原市建造“无影塔”记事(备忘录)》。从一九九〇年八月遇见谷文波,到一九九二年五月徐宪章将无影塔模型送还,近两年时间,关于建造无影塔的种种曲折,根根稍稍,老先生全记了下来。
从这份备忘录上能看出来,此事最初的动议,是张先生与其时任太原市人大主任的谷文波同志的一次叙谈。一九九〇年八月初,在一次会议上遇见谷,谈叙中说到他在“牛棚”数年中夜观星象,昼观日影,联系以往的知识与经验,颇有心得,出得“牛棚”便制造了几种小型的天文仪器,其中有适合于太原地区的无影塔模型。据此模型,可在太原放大建造一座无影塔。谷听了极表赞同。
这一年八月十一日,谷文波为此专门来到张家,不巧张先生外出未见面,留言说改日再来。当时他觉得谷对此事甚为热心,非虚词应酬可比。隔了一天,专门就此事的意义,给谷写了一封信并打电话告知。过了些日子,谷与市人大秘书长徐宪章两人来到张家,把他的书面意见和“无影塔”模型取走。
九月十日是个星期一,上午徐宪章同志专来家里告知,太原市委书记王茂林同志、市长万良适同志以及太原专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均同意在太原建造此塔,地点初步提出在迎泽公园或在双塔寺。徐问张对此事的意见,张表示各有长短,两处都可以。徐并说在建造期间,请张担任学术方面的顾问。过后张又就选址问题给谷写信说,为了塔影不受外界建筑或树木切断太阳斜射光线,地点以空旷宽敞为宜。因为冬至最长的投影为十八米三十二公分,量天尺的宽度大致需要三米,上面既要有刻度,又要在刻度的两侧刻二十四节令的名目。同时提议,对此塔的建造如能找一位懂得天文测量的工程师就好了。九月底,张先生应邀参加“太原碑林公园揭碑仪式”时,遇到谷文波,谷说已决定在迎泽公园建造。国庆节以后开始研究具体事项。
转眼到了十月中旬,一天上午,张先生去参加董寿平美术馆开馆仪式时,遇到徐宪章,徐说最近将和市城建局的同志去张府专谈此事。并说太原市为此投多少钱在所不惜,又说太原市过去有什么“十景”“八景”等,此塔建成后将也将作为一景。
十二月十八日晚,市人大来电话告知,明日上午八时谷文波主任与太原市某副市长前来研究建塔之事。第二天上午八点半,谷派司机前来张府,接张先生去迎泽公园园林处。参与研究者,除谷外,另有副市长张希升,太原市城建委梁效唐,太原市园林局局长白维才、王杰。先共同看了公园南门内外情况,遂把建塔地点定在南门内(南面无障碍)。塔的高度与南门气氛相为呼应,有畅朗舒适的感觉,将来建有基台,基台上有栏杆。议定明年三四月天气暖和后,先让张先生测太原子午线。具体时间由梁效唐、王杰二人通知,届时派两三人参与测量事宜。
说话间到了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徐宪章同志来谈,无影塔之事谷主任已安排迎泽公园某主任负责此事。四月八日下午,徐宪章同志来约,相随到迎泽公园园林处,见到公园园林处主任,及基建股一同志。还见到太原市园林局基建科焦双印同志,这个人有天文学知识。还见到设计院的一位同志,也是徐宪章通知来的。经过协商,决定本月十六日(下星期二)上午在园林处开一次会专门研究此事,并来车接张先生。
四月十六日上午,会议如期召开,地点在迎泽公园园林处。参加者有徐宪章、焦双印诸人,园林处主任后来也来了。这次会上做了几件事,一是张先生把无影塔的三张照片,还有关于建塔的各种数据全交给了焦双印。二是看了玫瑰园地址,觉得玫瑰园比南门内地址更好一些。三是据焦双印估计(青石塔、基台边及栏杆)工料需一百万元。四是拟订方案、送批施工图纸,均由市园林局负责,要求一年半完成(大致)。五是动工时请谷文波主任来奠基。六是从即日起,开始进入正式工作。
五月间,徐宪章还来张家,说了他将公园开会的情况,向市园林局领导同志汇报的结果。确定今年(一九九一年)无影塔建造工作进度如下:(一)制订方案,(二)作施工图,(三)确定预算,(四)报城建委审批,(五)破土动工,跨年度于一九九二年完工。工程款一百万元,分两年投资。
看到这儿,我抬头对张先生说:事情至此,按说已万无一失啊。张先生苦笑一声,说:谁能料到,后来竟是“一失无万”!
我再看下去。七月二十三日,张先生从汾阳杏花村酒厂归来,儿子告知,徐宪章来说,无影塔不能用石头,要用砖,用砖五十万元可以完成。下午张先生给徐宪章打电话,徐说:今年怕不能开工了。太原市园林局及迎泽公园的同志说,他们对此兴趣不大。用石头建塔需一百多万元,钱太多,只能造砖塔。张先生说,他同意造砖塔,但可用琉璃翦边,量天尺必须用石头,如果迎泽公园不感兴趣的话,是否转移到晋祠或双塔寺。
八月底,徐宪章还来过张家一次,仍是说,看来今年不可能动工了,城建处还没有批出计划,没人动手拟定,没有积极性。又说,现在只能批五十万,不需要占城建局的钱,市委另给批,还是有希望的,不可能告吹。三是希望张先生跟谷主任联系一下,请对方敦促张希升副市长抓一下。九月初,张先生给谷文波去了一封信,希望谷催促一下,把这件事办好。此后,他还给时已调任省委副书记的王茂林同志去过信,也是希望能关照此事的进行。王书记委托秘书刘传旺同志转告张先生,让他放心,说王书记说了,这是件好事,他会过问的。这期间,张希升也告诉张先生,他已跟刘传旺同志通过电话,说王书记已把他的信批转给文波同志了。下面几句是这件事的收尾,也是张先生的原话: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徐宪章同志来舍下说,文波同志已不在位了,张希升副市长也不在位了。看来无影塔事已办不成了,并说过了“五一”,我回介休参加县改市的揭牌仪式回来,即把模型退还我。我请他转告市园林局焦双印同志,把三张照片及各项数据退给我。
五月四日下午,徐宪章同志将无影塔模型送来。
这场事情即告吹。这才是真正的无影塔,我将作诗纪念。
张颔公元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于宿舍我说,看了这份备忘录,我觉得,几个领导,是真心想办成这件事。但下面的人,一开始就不怎么热心,起初是应付,后来就是磨蹭着等市里的两个领导下台了。有人总认为领导说了顶事,就不知道,在中国办成一件事多么难,下面人审时度势的能力有多么强。
又问后来可写了诗。张先生说,当时很想写一首长律,就像《僚戈之歌》一样,把这事情细说一遍,把心里的苦诉一诉,唉,时间一长,气也就消了。也许原本就不该给他们说那些话,多情惹得无情恼,只可说咎由自取,自讨无趣。
我笑着说,你还是有长进的。不过,也不要生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做了这么精美典雅的一个无影塔模型,后世的人看了,不会说你做得不好,只会说其时的政府机构没有这个眼力。放心吧,光你这个模型,就是个极有价值的文物。多少年后,不定哪个民间人士,会出资建造的。
张先生说,怕这辈子是见不上了。
我说,我也是这么看的。说罢又觉得,是不是孟浪了些。复念,说他会看上,后果更严重,不止是扯谎而是嘲弄了。
时间还早,这个话题已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上次访谈后的一个连带话题,何不趁此机会谈谈。上次大任学长谈张先生学术造诣时,隐隐约约地,我感到一些疑惑,就是在张先生早年的知识储备,中年的多方修炼,与这样高的学术成就之间,似乎少了点什么连结。这样的措辞未必妥当,或者该说是一种自然的过渡。这个跨度,实在是太大了。
委婉地提出这个看法,以为张先生会面色不悦的,不料老先生微微一笑,说你的思考有道理,该问,别人只是背后嘀咕,不会这么当面提出。研究盟书,疑难处甚多,有些驾轻就熟,一看即可勘破;有些旁搜远绍,会豁然贯通;有些穷极八荒,栏杆拍遍,也难有一得;有些虽有心得,却难以定夺,这就要请教高人了。比如古天文学,我也懂得,却不能说精通。在这方面,我有个老朋友,也可说是老师,不时请教,互相切磋,受益不少。
敢问是何方神圣?我急切地问。
张先生言道,就是先前跟你说过的,已成了天上一颗小行星名字的席泽宗先生。说罢撑持着站起,说他存有当年与席先生的通信,看看就全知道了。
取来了。说是通信,只有席先生的回信,没有他的去信。不过,从这几封信中,仍能看出当年为探讨盟书中的天时问题,晋京之间,信函交驰的情景。写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间,正是张先生整理盟书时期。
探讨的焦点,集中在对“十又一月甲寅朏”的解释。在这上头,席先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一面径直说明,一面又指示进一步探索的方法。比如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的第一封信中,席先生说:
关于侯马盟书中的年代问题,您的见解似乎不能成立。据一九六六年《文物》第二期摹本,十六号坑第三号小玉片文字为:“十又一月□□乙丑。”“十又一月”是不能变的,晋用夏正,鲁用周正,这也是肯定的。于是晋国的十一月,便是鲁国的次年二月,与十二月联系不上。再退一步说,晋国的闰月没有放在年终,那就和十二月联系上了。但是“十又一月”和“乙丑”之间的两个字不清的地方,又怎样能解释成“甲寅朔”呢?在春秋期间,似乎没有这样纪日的方法,即先说月朔的干支,再说当日的干支。因此单凭这条月日的记载,来考订其年代,恐怕很难,主要还得依靠其历史内容了。
大概后来的信中,张先生说一个原先看不清的字,现在看清了,是“朏”字。又去信请教,席回信说:
《盟书》中的干支问题,恐怕只能作为问题提出,暂时不易解决。“甲寅”与“乙丑”之间模糊不清的字,若作为“朏”字考虑,似亦难成立。因为①与《尚书·毕命》中的“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不相当,其间没有“越”或其他类似的字;②《毕命》系西周初年康王时的作品,当时可能还没有“朔”的概念,故用“朏”,而《盟书》系春秋末年的作品,当时历法已相当准确,“告朔”成了主要的礼节,“朏”已不用。《历代长术辑要》中周敬王廿四年(鲁定公十四年)的朔闰干支如下……
到了一九七五年六月间,张先生写成《侯马盟书历朔考》,寄席先生征求意见,同年七月十日席回信,先说来信及大作收到拜读,继说,盟书的历史内容,只听您口头说过一点,详情不了解。单就这篇天文考证来说,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首先“十又一月甲寅朏”的“朏”字,是否完全可靠?有没有可能是“朔”字?这一点请仔细考虑一下。
其次,朏是初二或是初三,游移的时间范围虽仅两天,但年代可差出十年。若甲寅为初三,则初一朔为壬子,时间为鲁定公五年;与您所定的鲁定公十五年,相差十年。就是甲寅朏是初二,初一朔为癸丑,也还可以是鲁定公十年。所以单用这个办法,定不了具体年代。要用,就得把各种可能年代都列出来,然后用其他办法再把别的可能年代排除掉,才有说服力。像现在这样写法,别人会说您只顾一点,不计其余。
此外,信中还提出几点小的纠错。比如“三月庚辰之日也”中“庚辰”应系“申辰”之误。这几点小的纠错,在后来出版的《侯马盟书》都改正了。对此信中提出的问题,张先生看信的当时,都有批语。第一段的批语是:“铁证如山,无可动摇。”第二段是:“好得很!”对纠错的批语不一,有的是“好”,有的是“查一下”。
多年来,对盟书年份的考证,只能说渐趋认同,难说定于一尊。张先生尽可斩钉截铁,一点也不妨碍他人持之以恒。在泰半靠推勘考证的古文字学界,理占三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再正常不过。即如张先生对盟书考证,按他自己的说法,该是“铁证如山”了。且说那几个关键字,一九六六年《文物》第二期上刊出的是“十又一月□□乙丑”,一九七五年六月寄席的《侯马盟书历朔考》上,就成了“十又一月甲寅朏”(与后来出版的《侯马盟书》一致),我们总不好说经过近十年的时间,盟书石片上的文字经过一番鱼龙变化更为清晰了,只可说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更其深入也更其精细了。好在那块珍贵的玉片,先后出版的两种《侯马盟书》上都有,有照片也有摹本。倘若某位高人据此考证出决然不同的结论,我一点也不奇怪,更不会据以低估张先生当初研究的价值。张先生坦然拿出席先生的来信,便是一份绝大的自信。
我说了自己的看法,张先生说:尽心力而为之,或有加焉。听出来了,是《孟子》上的一句话。又吟了一首诗:
未济终焉心飘渺,百事翻从阙陷好。
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也听清了。是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当年央视《大家》摄制组给他做节目时,末后也是吟了这首诗。
老先生有这样的胸怀,我还有什么多余的话可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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