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今天去张府，不光心里装着问题，包里还带着一些材料。我想谈一个过去没有接触过的问题，就是从平日与年轻人的书信交往，看其人品学问。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不久前得到的一封信给了我启发。访谈的好处是亲切，缺憾是容易流于空疏，书信一类资料的引用，不失为一种救赎的办法。

    信是从太原师范学院姚国瑾先生那儿得到的。国瑾是我的朋友，一次去他那儿闲谈，看到张先生给他的一封信，得到同意复印了。这封信透露的信息甚多，使我急于见张先生一询究竟。信是这样写的——

    国瑾同志坐次：

    大函敬悉。关于你对海南出版的《古史考》第九册读后感受，甚好。

    窃以为钱玄同、顾颉刚诸先辈皆为一代通儒，在我国史学上创疑古一派，有其光辉的一面，功不可没，但对古籍文献先设疑伪而作为前提，或有偏颇之失。至于当今某公，亦确为后起英俊，学识赡博，有逼薄先贤之势，唯似暗于守盈持满之道，过于自信，驰骋突出，欲创新径自立门户。但循名责实，实有难副事宜，遂惹起学界二三人士烦言啧啧，致伤嘉誉。憾焉！

    关于断代工程，所下之结论，尚欠扎实，但自信颇足，追求迎合满足于政治任务，沸沸扬扬，喧嚣于世，以招中外学者的指摘，亦必然之果。

    清人龚定庵读《易》终篇《未济》后写诗曰：“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阙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古人云：“立异标新，炫才扬己，君子所戒。”信然。不知国瑾以为如何？

    顺致

    嘉安

    张颔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钢笔竖写。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稿纸，用背面，整两页。

    见面后，几句闲话说过，我将给国瑾的信呈上，先生粗粗一看，说这事还记得，国瑾是奠中先生和林鹏先生的弟子，有时也来这儿坐坐，谈谈学问。有次来，说起买下一套《古史考》，我问可有顾颉刚先生的文章，说有，在第九册上，我说想看看，过几天送来了，同时附一信，谈对疑古派的看法。

    韩：国瑾对疑古学派是什么看法？

    张：他是从征信上着眼的。对顾氏“层累地构成古史”的说法，认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能说古史全是如此。那些故事性强的多半是，还有些朴拙的事例，就不是这样了。恐怕正因其为信史才这样简略朴拙。“层累”说，对某些史实的勾稽还原是有用的，一概而论，怕就难说公允了。第九册上，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的文章，此人乃疑古学派的大将，曾给自己起名为“疑古玄同”。看了两人的文章，我觉得他们研究历史的方法是有偏颇的，对古籍文献，怎么能先设疑伪，作为前提，再加以论证。你是学历史的，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何看法？

    韩：前些年启动的这一工程，以举国之力攻克一学术难题，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这一做法的前提是，夏商周断代这一学术课题本身并不难，先前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学者贫穷，谁也无法以一己之力攻下这一难关，适值盛世，国力充裕，有足够的资金供研究之用，自然可以一举拿下。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对于三代之史实与年份，从清代到现在，几百年间一直有人在研究，焚膏油以继昝，恒兀兀以穷年，不能说没有成果，只是难以得到学界的确认。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的一个副总理，去了一趟国外，觉得埃及、巴比伦的上古史都有确切的年份，而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虽有夏商周这样的古史朝代，每一朝代却没有确切的年份起止，觉得是很丢面子的事。回来上报中央，批下款子，就启动了这个断代工程，经过两三年的攻坚，现在成果出来了，跟以前学界的说法差不了多少，仍然处于疑信之间，这怎么能让人宾服。

    张：做学术上的事，总比胡花了强，还是要从好的一面看。

    韩：那倒也是的。还可以退一步说，让学者胡花了，总比让贪官胡花了强。你引用的龚诗，可说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应当秉持不移的原则。

    张：龚诗的胸襟，也正是我多少年来，在文物考古上所持的一种态度。简略地说，就是孔夫子的那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按说《易》这部书，记述史实，也推测未来，可它的终篇竟是《未济》，不是很有意味吗？天下事，以为已济者，实则尚处于未济之中。那种别人做不成，只要我去做准能成的想法，本身就是狂悖的。如果当初不是那样大张旗鼓地动员，信誓旦旦地预言，也就不会闹到如今这种地步，遗笑世人，致伤嘉誉。学问上的事，一定要老老实实。

    韩：过去人说，学问与人品是一致的，有人不信，说不老实的人也许更聪明，更适合做学问，更容易出成果。说学问与人品一致，不过是教人为善。不能说没有这层意思，但主要的意思，还是说诚实正直的品行，更适宜于在学问上探求，也更容易做出成绩来。别说为人奸诈、品行不端之辈，就是心性飘浮的人，要在学问上获得大发展，也是很难的。我离开大学后，没有从事过历史研究，但一直关心史学界的事。有些人本来能成为一代大家的，就差那么一个台阶，总也迈不上去，不能不让人惋惜。说到底，还是智不及此。我不是说具体哪个人，是说我对史学界的一点看法。

    张：不管是谁，在这些重大学术疑难问题面前，若能退一步，取“百事翻从阙陷好”的态度就好了，不是说学问马上就大了，而是说，不会有“失街亭”这样的憾事。几百年都解决不了的学术难题，总是有大的难度。

    韩：好些学人，一旦领了上方宝剑，就觉得建不世功业，直如探囊取物。有了失误，马上又做出一副英烈模样，似乎自己是为国家牺牲了，理应得到旌节表彰。看那架势，似乎失败了更好，能得到更大的荣誉，这不是荒谬嘛。一码归一码，就不想想，树个英烈，用得着花那么多钱吗？造个金人也造下了。扯远了，我想问你，手头还有跟年轻人的通信没有？

    张：我这儿有个张守中搞的一个本子，你没见过？

    韩：好像听你说过，是给你生日的寿礼。

    张：你翻翻，有个复印的本子在那个柜子底下，前几天做什么我还查过。就是那一格。

    在旁边柜子底下的一格里，很快就取出一册复印本子，能想象出原物定然是古色古香。题笺上的几个字，勉强能辨认出是“甘公书简印本”，那个“甘”字，我怎么看都像个“回”字。问张先生，说是侯马盟书的写法。一翻内文，大喜过望。全是张先生的手书。前面有守中先生一段序文，毛笔小楷，一字一格，漂亮极了：

    甘公八十寿辰，守中拜贺。回顾盟书之役，结深厚情谊，动乱之后，分手两地，而书信不绝。公来书，关心冷暖，亦训作人之道。中于学业，每有疑难，公更详尽解答。廿年间，积公之华翰五十又八，每开卷览阅，受益良多。公训要作时间之主，中不敢有怠。编之后，续有数编，今郭店简编又将杀青，中述及此，念公能得忻慰。晋国铸铜陶范遗址出土陶范，见有安宁寿久之句，今借此铭向公祝福。己卯立冬张守中于石家庄。

    内中信札，全系复印。除了几封较长外，大都不长，不一会儿就看完了。

    韩：从这本信札集里，能看出你与守中先生之间的那种亦师亦友的情感，它是基于学术的，但却不是学术所能涵盖的。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情感，更是一种境界。

    张：我这人在与人交往上少“心机”，对谁都是诚心相待，你苛待我一次我领会不了，三次五次还是能心领神会的。往后也不会怎么你，总能躲着你，这也是有人说我“冷不叽叽”的原因。跟我交往多的不会这样认为，守中就是这样一个朋友，相识时候起，就相处得很好。他的书法是很有根底，曾跟上商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又到南京，跟上邓散木先生学书法，当时邓先生年纪很高了，让他先学小楷。不多久，解放了，不兴这一套了，就回到北京参加了工作，三转两转，转到侯马文物工作站。他是大家出身，祖父张人骏，做过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这个人品行好，工作中从不挑挑拣拣，钻研业务，很有悟性。整理盟书时，所有的字，全是他临摹的。“文革”后回到石家庄，已是独当一面的古文字专家了。

    韩：从这些信里，能看出守中先生的品格，也能看出你对他的感情。说到这儿，我翻开《书简印本》，指指上面的一封信，递到张先生面前。

    来信悉。知你工作与生活皆安定下来，虽忙亦慰。希能对时间争取主动权，趁未老抓紧工作，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我已迟暮，时间不能挽回，但也必须主动争取时间，做一些有用于后世的工作。

    近来又患脑血管痉挛病，目前脱离机关和宿舍，排除大气干扰，专门整理先秦货币字编。自从去年筹备古文字研究会年会以来，一直没有动笔，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才算抽出空来。

    你临的九成宫格很好，功力甚佳。图章一般，印泥特好。

    时间是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看就知道，是张守中先生刚由太原调到石家庄后写的。其时张先生刚开完古文字学会的年会，正躲在一个寺院里整理《先秦货币文字编》。后来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改名为《古币文编》。又翻到另一封，张先生看着看着，不知想起了什么，像是动了感情，眼睛有点湿润了，掏出手绢揩揩，看着看着又笑了。

    来信收到。前信尚未复，甚歉！

    印章已读。内容为《西厢记》张生对崔莺莺所吟之诗：“月色溶溶夜，花容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崔莺莺对张生所和之诗为：“空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应怜长叹人。”我手头无《西厢记》，这还是幼小时脑里记下的，请你抽暇查对一下（王实甫西厢）。

    印章上的刻文，字体是《汗简》。最近中华书局印行了《汗简·古文四声韵》。请你在该书中查对字形和边旁，以便放实。《汗简》文字，我曾替它恢复过名誉，但其中毕竟问题不少。作为工具书还须谨慎对待。

    至于图章是什么时代的东西，仅仅从拓印片上看不出来。明清都有可能。从印章的刀法章法上看还是不错的。印文共二十个字，除了重文，您已释出十六个字，已经够好的了。即此祝愿全家安好。

    时间是一九八五年九月九日。

    我问为何动了感情，张先生说想起了过去在一起整理盟书的事情，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又问为何破颜一笑，是不是看到自己信中一连写出《西厢记》里两首诗，你说过能背西厢全本，果然不假。张先生说，不是笑这个，是笑信里头对守中同志说话的口气，是该夸奖，但那口气像是长辈夸晚辈，实际上守中只比他小十五六岁，当时已四十岁，不该还把人家当孩子。好为人师的毛病总也改不了，要是搁到现在，就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了。我又指着一封信说，看你，在外地开会，还牵挂着守中着作出版的事。这封信的落款是“张颔于古杜邮（咸阳）”。信中一段是：

    这个字编，我计划推荐单独发表，用您的正式名字发表。在《古文字研究》集刊发表（中华书局编）。不知您的意见如何？我已和中华书局初步取得同意。您考虑如果作为字编发表是否会对正式发掘报告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不影响），但又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就是说，您发表的，别人是否有意见？等等等等。（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

    张守中研究中山王墓器物文字的一本专着，是张先生写的序，书还没出版，山西将召开中国古文字学会的年会，在给守中的信上说：“我意，赶明年年会上，将你的书印出给大家散发。大会预订二百份，我已给赵诚同志去信，您可在京催促。”信的末尾，说他在整理《古币文编》的稿子，“连个助手也没有，所以就常想到你，你如果在太原的话，我就能活下去了。无奈又得革命加拼命，拼一个时期”。看到这里，张先生又动了感情，或许是想起他一人在南什方院禅寺里抄《古币文编》的情形吧。“就能活下去了”，这话里有多少感情，多少感慨。

    从给姚国瑾的信，到《甘公书简印本》，能看出张先生性格的另一面。较之平日说话，信中更见性情，也更见胆识。比如平日谈起《侯马盟书》，是那样的谦抑，而在给张守中的一封信中，说到那些对《盟书》挑剔的人，却是那样的不屑，说到《盟书》获得的赞誉，又是那样的自豪：

    近几年内，日本人搞盟书有股风气，除过发表不少文章与小册子，今年三月又出了一本《东周晋国侯马盟书字体通览》，是在我们基础上炒的回锅菜。在其叙文中谈到我们的结论是最有说服力。我也佩服他们的治学精神。

    国内有的学者对我们的结论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不错，如对“宗”、“主”字的意见等，有的“寡气”，我当然还可以写一些驳议，但我没有写，让其自为生灭。总的来说尚动摇不了我们研究结果的基础。比如说“主”字的解释，不足以推翻“宗盟”，况且，一，“主”也是宗祏，假宗为主。“主”字不是本体。二，盟书“宗”、“主”在字形有别，是因为用处分别的原因……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前若干年有一位黄姓学者对我说：“我可以推翻你的整个论点！”我说：“非常欢迎。”后来他的文章发表了，时间过去也多少年了，我们的论点还是依然。在国内虽然也有的学者坚持唐兰先生的说法，认为盟书是战国的，而我们认为是春秋晚期，这一点海内外还是主流之说。当然我们不怕推翻，如果推翻而能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把学术研究推进一步的话，推翻更好。（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

    看到这里，轮到我笑了。张先生警觉地问，你笑什么？说我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咏桃花的诗，“人间四月”什么，后面的想不起来了。张先生说：可是《大林寺桃花》？是这样的——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我说，正是。张先生说，笑什么，这会儿是秋天呀。我说，在我们访谈的这些日子里，我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强忍着不说，你可能会说，那就问呀。在没有确实证据之前不能问，以你的性格，问了也不会直说的。但我认为我的疑惑是有道理的，没想到刚才无意间得到了这个答案，就由不地笑了。

    张先生没说什么，只是不解地瞅着我。我说，我有个观念，凡有大才智，有大本事的人，从本质上说，都是骄傲的。可笑世人，一说起这些人，若是革命的进步的，就说他怎样的谦虚谨慎，怎样的从善如流，若是反动的落后的，又说怎样的虚伪，怎样的示人以假象。我总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有违常理。

    张：新鲜。

    韩：我是这么想的，凡有大才智，有大本事的，面对这么一个平凡庸俗的世界，不可能心平如镜，更不可能处处认同。既然这样，他怎么能一点不动气，一点也不骄傲呢？骄傲是不同凡俗的表现，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可是，我在访谈中，一说到你的成就，说到你的品德，你总是表现出一种谦抑的态度，弄得我无话可说。只有今天，就是刚才，在给张守中的信里，我看到了你的自信，你的张扬，你的骄傲。该有的东西一定会有，要不就不合人之常情。

    张：这跟这首诗有什么关系？

    韩：原来人间三月正芳菲的桃花，到四月看似尽了，哪里会尽呢？只是在人前不显露了，原来是逃避到与好朋友的书信里来了。给国瑾的信是一例证，给守中的信则是一个铁证。

    张先生听了，嘿然而笑，说这本《甘公书简印本》就送给你吧。

    时间还早，又闲聊起来，我忽然想起谢泳先生的一番话。谢泳原在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去年去厦门大学当了教授，不久前回来一趟，在一起聊天时说起张先生。或许是对大学教书有了新的体会，谢泳说，张先生若早年就在大学里，现在那可了不得。几十年下来，多少学生，学生又有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教育科研单位，该是什么光景。我当时也是认同谢泳的话的，觉得张先生这么大的学问，没在大学里教书是个遗憾。反正是闲聊，不怕见怪，我就说了这个看法。

    像是早就有人说过这个话题，张先生当下接着说，他这样的学历怎能去大学教书。沉吟片刻，又说，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即便真的去了大学教书，对他来说也未必是好事，一是不能静静地读书，再就是主持不了侯马盟书的研究，就是古钱币的研究，也没有这么便利的条件。没了《侯马盟书》，没了《古币文编》，光当个教授有什么意思？

    可能做别的研究嘛。

    研究得再好，也不过是个“关内侯”吧。

    我说，事实上你还是有学生的，只是不是那种注册上课的学生，这些年我看有几个人，跟上你学习，也跟学生差不了多少，比如高智，国喜，还有海涛，不叫学生该叫入室弟子吧。

    张先生说，他们视我为业师，我只视他们为年轻的学问上的朋友。他们从我这里学下什么东西没有，我不知道，我跟他们的交往中，受到他们活力的感染，智慧的启发，是确确实实能感受到的。比如高智这孩子，这些年一直跟着我学古文字，有悟性，肯动脑子。说着取出一册《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的，二〇〇七年第九期。翻到《西伯既勘黎——西周黎侯铜器的出土与黎国墓地的确认》，作者高智、张崇宁。接着说下去：

    这个墓地的发掘，是崇宁主持的，回来常跟我说说。高智和崇宁这篇论文，别看不长，解决的问题也不大，但论证严密，让人信服。古代分土封侯，除了中原的几个大国之外，还有许多小国，既奉周室为正朔，又依附于大的诸侯国，史书上说商汤之际，方国三千，到了周朝，没有三千也该有三百吧，我们现在知道的也不过几十个。过去人们研究历史，对这些方国很少注意。前两年山西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绛县一处墓室里发现了倗国的器物，等于确认了这么一个方国，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黎也是个方国，《尚书》上说“西伯既戡黎”，地域一直没有明确。现在智高和崇宁的这篇文章，等于弄清了黎这个方国的确切地址。

    我说，你这用的是孔子带门徒的办法，其效应，跟在大学里教书没法比。不过，什么都是命，多了这个会少了那个，天旱雨涝不会那么均匀。

    接下来张先生的一句话，很平实又耐人寻味，让我多少感到，自己还是太卑污，太势利了。他的话是：有多大的门面，操多大的心，世上没有白下的辛苦，也没有白得的好处。没有那么多的荣誉，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心静啊。

    一面又觉得好笑，这样警策的话语，不正是他多年小伙计生涯，得出的悟道箴言吗？直到走在回家的路上，仍在思索，道这个东西，真像庄子说的那样，什么地方都有，下功夫去悟就是了；还是端看什么人在悟，像《红楼梦》里说的，“世事洞明”了，看着哪儿都是学问。质言之便是，先有可悟之道，还是先有悟道之人。原先我相信前者，总以为有个道在那儿放着，纵使像我这样的蠢人，只要孜孜以求，离道也会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拿到手里。这一刻竟疑心起来，怕还是先有悟道之人，才有可悟之道。若谁也能悟出，这天下的道也太多了。一个是主体的修持，一个是方法的寻觅，轻重不用掂量也该知道。

    真是这样吗？直到临睡前，还是疑疑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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