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还有今天上午，我都在翻看《张颔学术文集》，体会颇多，又不敢自专，亟想与张先生晤谈印证。踏进张府，正是午后三时。张先生已坐在桌前，几句寒暄过后，进入正题。

    韩：你过去老感叹“文革”耽搁了多少时间，少写了多少文章，诚然不假，但我昨天到今天，一直在翻阅你的学术文集，想勾勒出你的一个大致的学术路线图，结果发现，你的学术路线跟别的许多学术名家没有二致。

    张：此话怎讲，我不太明白。

    韩：听我说个端详。前几天看台湾史学家汪荣祖的《史学九章》，其中说，世上有年轻的文学家，却少有年轻的史学家。这主要是因为文学家凭才气就可以少年成名，而史学家要饱览典籍，精研细判，没有相当的岁月难以做到，出名就要迟些。文学圈里有个说法是，二十五六拿出成名作，四十五六拿出代表作或是传世作，史学家迟些，推后十年如何？那就是三十五六拿出成名作，五十五六拿出代表作。你入道迟，较之那些科班出身的学者，应当再推迟十年，即四十五六拿出成名作，六十五六拿出代表作。

    张：停，停。你说的成名作好理解，这代表作与传世作有什么分别。韩：代表作是就学者自己说的，你有许多着作，这一种代表你的最高水准，就是代表作。传世作是就整个文化传承说的，今世有许多学术着作，大都十年二十年没人问津，三十年五十后也就灰飞烟灭，不是叫人烧了，是它自己纸质老化了，一抖就成了灰。只有极少数会一印再印，传到下世或下下世，那就是传世作了。好些学者，成名作只是上了台阶进了门，再苦读一二十年，能拿出代表作就是万幸了。还有些学者，终其一生，既无成名作，也无代表作，更遑论传世作。当然，这并不否认他们别的方面的贡献，比如教学啊行政啊。天分极高的学者，成名作就是代表作也就是传世作的，也不是没有。像你张先生，有成名作有代表作，代表作就是传世作的，也不多有。

    张：听你的话不能听完，听完了总会有个蝎子尾巴。

    韩：这就是我人生失败的根源，什么好意思说到后来都让人理解反了。你听我往下说。这本学术文集，出版于一九九五年，其时你已七十五岁，可说将你的主要学术论文都收进来了，也就会显示出你学术研究的路径。较早的几篇中，可称之为成名作的是《陈喜壶辨》，一九六四年《文物》第九期发表，当时你是四十四岁。《侯马盟书》虽说名声大，但它的成功有许多偶然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集体的成果，真正可说是你的代表作和传世作的是《古币文编》，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出版，其时你六十五岁。这也就是我所以说你，虽经了那么多的耽搁，又受了那么多的磨难，学术线路并未逸出常规的原因。

    张：有几分道理。

    韩：研读这本文集我还发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这十年是你学术研究的一个喷涌期，可说是佳作不断，硕果累累。我做了统计，书里共收文章三十六篇，写于五十年代的两篇，六十年代八篇，七十年代四篇，八十年代十七篇，九十年代两篇。若考虑发表在七十年代者多为末期，发表在九十年代者多为初期，那么这十年的成就就更大了，说是喷涌一点也不为过。

    张：跟人家那些大名家相比，我的文章数量还是少了些。这与我的学术操守有关。好些学者跟作家一样，不是想着怎么做学问，而是想着怎么写学术文章。有一年去河南博物馆参观，主人领我参观了他们新出土的青铜器，特意对我说：张先生你可以照相。主人所以说这个话，是因为他们那儿前不久刚出了个事儿。有个北京文物单位的学者，去他们那儿参观，又是照相又是量数字，一看就是要写文章。参观过后，主人当场要求对方交出笔记本，退出胶片，弄得很是难堪。主人说，非是他们无情，实在是这样的事情遇得太多了。出了一件重器，他们还正在研究，浮皮潦草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什么文章该写，什么文章不该写，这里有个学术操守。他们知道，张颔不会做这样的事。

    学术操守不光是这个，这是个底线。还有高的，我秉持的理念是别人写过的不写，没有新意的不写，破人家的容易，立自己的难。破人家的，挑几个刺就行了，立自己的，没有实实在在的材料，光凭几句空话是立不起来的。着书容易立说难，斯之谓欤？

    韩：立论务求稳妥，材料务求全备，这种态度，确实影响了你文章的数量。再就是，你这个人不小气，常把自己搜集的资料提供给别人，一点也不心疼。降大任写你的《传略》里说，个别同志利用你未发表的观点或资料撰文发表，你从不计较，只微笑着说：“只要是正确的，不管是谁的文章，都有益于社会，别人已写进文章，我可以不写，可以研究新的题目。”这种胸怀，不是谁有的。陈寅恪当年在清华大学教书时，第一堂课就特别申明，他讲述的课题及所用的材料，只可研习，绝不能写成文章发表。因为他列举的材料，都是不经见的，一个材料说不定就能写成一篇学术文章。对此事，我的看法是，普通材料，别人用了也就用了，真正的问题，重要的材料，谁也偷不去的。这应当是前提。

    张：陈先生是对的。有时一个材料，不知看多少书才能得到，都是心血，人家一讲你就写成文章发表，跟打劫差不了多少。我提供给别人的材料，大多是我看书时随手记下来的，自己可以写文章，也可以不写文章，给了别人也不耽搁自己什么。我这里可写文章的题目太多了，只有缓急之分，没有写得成写不成的差别，端看我愿意不愿意写。前些年有位作家，就不说名字了，想写豫让这个人，来我这儿讨教，正好以前我曾留意过豫让，积攒下一些材料，就全部提供给他，他很满意，临走时连声道谢，说没想到张先生这么大方。

    韩：你爱帮助人，在圈内是有名的。我就听张仁健先生说过八十年代他和降大任搞了本《咏史诗注析》，成稿后送你审阅，那时你挺忙，竟放下手头事儿，抽出时间通读全稿，纠正了注释中的不少错误，批注了许多可贵的意见。书稿上地方小写不下，就夹了条子写。仁健先生说，没有张先生的审阅指正，这本书达不到这样高的学术水准。

    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上。八十年代，确实是你学术上的一个喷发期，收获期。不说《古币文编》了，这是个里程碑式的着作，就说那些单篇论文，达到的学术高度也是令人企羡的。我算过了，连上七十年代末跟九十年代初的，共是二十二篇。我弄不清的是，为什么“文革”一结束，你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竟是《匏形壶与“匏瓜”星》，我看了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张：这你就不明白了。“文革”中我一直偷偷观测天象，研究古天文学。我有个对子，叫“终日劳动批斗，有时测影观天”。这个文章早在我脑子里成熟了，只要动笔就能写出来，当然就先写它了。

    韩：又是一个“壶”！

    张：你是说，我早先写过陈喜壶吧？此壶非彼壶也。我给你讲讲，很有意思。现在天亮着，要是天黑了星星出来，指着星星讲就更有意思了。

    我国古代天文学典籍上着录的星星，有一个称为“匏瓜”的。《史记·天官书》里说：“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史记索引》里说：“匏瓜-名天鸡，在河鼓东。”《史记正义》里说：“匏瓜五星在离珠北。”匏瓜星座还有个名称叫瓠瓜。这个星座在西洋天文学中属于“海豚座”。海豚座除了“匏瓜”五个星以外，还包括“败瓜”五个星在内。

    匏瓜星和牛郎（河鼓）都在银河东岸，距离很近，而且与银河西的“织女”三星隔岸相对，它的一、二、三、四星连贯起来，组成一个菱形，像一个织布的梭子。民间神话传说中，就把它说成是织女为了向牛郎表示感情，抛向牛郎的信物了。你小时候在老家，定然听说过这个神话，天黑了你看看，这个梭子星是很好辨识的。

    四个星连在一起像个梭子，五个星连在一起又像个匏瓜了，这就是叫它“匏瓜”的原因。匏瓜你在农村该见过，前些年我腿脚好，早上去自由市场转，还见过卖匏瓜的。古代“匏”、“瓠”两字可以通用，“匏瓜”也可以称为“瓠瓜”。《史记》孔子世家里有句话，很有名，一说怀才不遇就会想到，是：“我岂是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瓠瓜青着能吃，老了一剖两半就是舀水的瓢了，这水瓢古代称为“蠡”，以蠡测海，说的就是瓠瓜水瓢。我国古代陶器和铜器里的“壶”，就是由瓠瓜演化而来的。壶瓠二字音同，义相近，可以通假。匏壶作为陶器形式出现后，随着社会的进展，登上了“礼器”的台盘。但它在礼器中只能算从属地位。贾谊赋中有句：“斡弃周鼎而宝康瓠兮。”意思是怎么能抛弃贵重的周鼎而宝爱品位低得多的康瓠呢。康瓠就是陶匏壶。匏壶作为礼器，盛的是“玄酒”，玄酒不是酒而是水，也叫明水，是祭祀或宴享时的辅料，由此可见陶匏在礼器中的地位，与钟鼎相比实在居次要地位，这样就可以理解贾谊为什么那样说了。

    韩：这一番宏论，真有泰山压顶之势，下面再说什么，听的人只有俯首贴耳了。

    张：不是泰山压顶之势，那是懵人的；是移山填海之法，让人信服的。把匏壶的来历和用处交待清楚，下面的论证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韩：大任先生说你做学问的方法是，多重防线，层层剥皮，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多重防线就是从研究的广度说的，意思是每有论证，必对研究对象前后左右，全面考察。层层剥皮是从深度说的，意思是对研究的材料，剥笋见心，抓住要害。像这篇文章，未触及研究对象前，先高屋建瓴，对与匏壶有关的天象与器物，来一次全面的考察，这该是“层层设防”之一种。说说这个壶吧！

    张：一九七三年山西闻喜县邱家庄，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第一号墓出土了一组陶器，其中有一件很精致的陶匏，它的出土反映了陶匏在战国时作为礼器的一种“上古”遗制。壶高三十厘米，口径四厘米，腹深二十二厘米，鸟首盖高九厘米。《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里，着录有两个青铜匏壶，一个标名“鳞纹瓠壶”，一个标名“鸟盖瓠壶”。鳞纹壶通高二十九厘米，鸟盖壶通高三十一点八厘米。这两个匏壶，大小与闻喜邱家庄出土的陶匏大致相似。

    还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两件东周青铜匏壶里，一件有鸟首之盖，而闻喜邱家庄出土的战国陶匏亦有鸟首之盖。《史记·天官书》索隐里说，匏瓜一名天鸡。中国古代星座中称为“天鸡”者不止“匏瓜”一个，《晋书·天文志》里说：“天鸡……主候时，又尾宿、箕宿、瓠瓜之别称。”瓠瓜所以有天鸡的别名，是因为匏瓜的样子，长胫大腹有鸡鸣之象。天鸡这个星座名称，在我国古代天文典籍中虽晚见于《晋书·天文志》和唐人的《史记·天官书》索隐，但从周代铜、陶鸡首匏形壶的出现来看，早在周代“匏瓜”和“天鸡”已经发生了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天上的“匏瓜”星以“天鸡”为别名的时间，应当在周代已经为人们所习闻了。但“匏瓜”星的命名比“天鸡”肯定要早。

    韩：日出而鸡鸣，可说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天时物证的直接体会。对鸡加个“天”字的谥号，带上神话色彩，无非是对这种动物的崇拜心理，就像说月蚀是“天狗吃月”一样。

    张：从这个陶匏有带鸡形盖来看，可以推测在战国时，天上的匏瓜星座就已经和“天鸡”联系起来了。当然，星座用“匏瓜”命名，时代应当更早。《诗·豳风》上说“八月断壶”，是农民采摘甘瓠作为食物的记载；《诗·小雅》上说“幡幡瓠叶”，反映当时把甘瓠叶煮熟当菜吃的情况；《诗·邶风》上说“匏有苦叶”，是形容古人佩带匏壶涉水的情况；《诗·大雅》上说“绵绵瓜瓞”，是形容子孙昌盛如小匏瓜生殖繁衍一样。其它古文献上，也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同样可以印证，我国古代天文学中对“匏瓜”星的命名由来已久。这样看来，“匏瓜”星的命名，应相当于《诗·豳风》、《邶风》《小雅》等民谣流传的时代，早于东周。

    韩：这结论多坚实，任你有多大力气也撼它不动。难怪大任先生说：“这篇文章是张颔考古与天文相结合进行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例证之一。”读这样的学术文章，真让人有如饮甘泉，浑身清爽之感。

    张：过誉了。不过我对这篇文章确实是满意的。“文革”后复出，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东西。那一段我正在研究古天文学，对这类事考虑得比较多。

    韩：我注意到，文集中你很少注明文章写作时间，注了时间的只有四五篇，三篇谈印的文章有两篇注了时间，这篇也注了，不光注了时间，还写了地点，“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三日于太原”，可见你对这篇文章的珍爱。

    张：这篇文章先是在《山西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刊出，后来《光明日报》文物副刊的编辑见了，又在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刊出。外地老朋友见了，有的打电话祝贺我复出，说经过这么多折磨，仍笔力雄健，宝刀不老。

    韩：同一时期，《检选古文物秦汉器考释》中对秦吕不韦“少府”戈的考证，也堪称经典之作。

    张先生笑了：你真是搔到痒处了，我正要说这个事呢。

    太原有个电解铜厂，是个老厂子，在并州路上，跟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关系一直很好，那些年经常从回收的大量废铜中，检选出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提供给我们。大约七十年代末期，从陕西运来的大批废铜中，又检选出一批古代文物，其中包括汉唐的各式铜镜，南北朝时期的小型造像。最有价值的两件，一是秦始皇五年吕不韦造的兵器“少府”戈，一是西汉早期的量器“尚方”椭量。量器就不说了，单说“少府”戈。

    他们送来，登记造册后我很快就看到了。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战国式兵器，虽然残损，丝毫无损它的历史价值。“胡”（说着，伸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拇指朝下），就是拇指这个地方，长十一厘米。援就是食指这个地方，原来要长些，断了一部分，仍有八厘米。胡上有四穿，就是四个穿皮条的小孔，长方形。“内”有一穿。“内”是戈朝里的那个刃，像个斧头似的，斫人用的。字都在“内”上。下面有细线条刻画的文字两行，共十九个字，断句为：“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少府工室阾丞冉，工九。武库。”背面铸造有“少府”二字。正面的铭刻文字，线条流利，笔法熟练，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秦国文字。吕不韦的“吕”字附于邦字的右下方。“令丞”的令字左旁从“阝”，作“阾”。五年，指秦始皇立为王以后的纪年，公元前二四二年。相邦，这个词儿听起来怪怪的吧？

    韩：前不久，湖北作协搞个活动，邀请我去，十几个人去了武当山、神农架、三峡大坝等地参观游览，坐的中巴车上，一路上都在放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里面给吕不韦叫“相邦”，我心里还在想，该叫“丞相”或“相国”，怎么会叫“相邦”呢，原来秦朝真的叫相邦。

    张：战国时期，好些许多国家称宰相为“相邦”或“丞相”。一九七一年新郑出土的战国兵器中，有的戈上就刻着“相邦”的名称。《秦会要》职官部分说：“秦……置丞相……武悼王二年始置，有左、右。始皇立，又尊吕不韦为相国。”《史记·吕不韦传》上说：“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汉书·百官表》里说：“相国、丞相皆秦官。”在古文献中是不见“相邦”这个名称的。王国维《匈奴相邦印跋》一文中说：“考六国执政者均称相邦，秦有相邦吕不韦（见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见剑文）……史家作相国者，盖避汉高帝讳改。”《汉书·百官表》里说：“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从而我们知道史书上所说“尊吕不韦相国者”，实际上当时的名称应该是“相邦”。

    吕不韦制造的兵器见于着录的，我见到的有三件资料。其中一件“诏事”戈，上面铭刻的文字，跟这件“少府”戈上的铭文文法相同，尺寸大小也相近。

    韩：戈上这些字，作何解释？

    张：一个一个说。“少府”是供养帝王的私府，也是官名，《史记》上有“少府章邯”的记载。秦代以后，历代王朝都有少府的设置。

    “工室阾”以下几个字很有讲究。

    “工室阾丞冉”。“工室”可能就是《汉书·百官表》中所谓“考工室”，也叫“考工”，属于“少府”。“阾丞”即“令丞”，“阾”是“令”字的繁书。“令丞”是掌管“工室”的主要官吏的职称。在汉代“少府”所属官吏中有“考工令丞”，当为秦时遗制。《秦会要》职官部分有“尚书令丞”、“太官令丞”、“中书令丞”、“谒者令丞”、“乐府令丞”、“太医令丞”、“都水令丞”七种，而无“工室令丞”。这件铜器铭文的发现，对秦国的官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冉”是“工室令丞”的名字。

    “工九”。“工”是指铸造器物的工人。“九”是铸造器物工人的名字。秦汉间兵器铭文中多勒有工师、冶尹以及工人的名字，有的还把罪犯服刑期的工人名字连同所服刑名，都一齐刻在器物上面，如“……鬼薪工某”等。想来是为了检查铸造件的质量，便于追查责任的一种措施。

    “武库”即为少府下属贮藏兵器的机构。

    这段铭刻文辞，总的意思是说这件兵器是在秦始皇立为秦王的五年，吕不韦做相邦执政时，由王室的少府为武库所造。具体承办的官吏是“工室令丞冉”，制造工人的名字叫“九”。

    韩：这么一考证，就把这件戈，从制度的层面上坐实了。深一层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的阐释。考过之后，该着“释”了。

    张：怎么释，全看对这一段历史的见识。当时掂量着这件兵器，我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平常人说起吕不韦，首先想到的是《吕氏春秋》，是将赵姬推荐给秦公子子楚，就是后来的秦庄襄王。抚摸着“少府”戈，我觉得跟吕不韦一下子亲近了许多，谁敢定这个戈，吕不韦没有拿过，至少也是看到过吧。这就是考古工作者的幸运！

    张先生接下来的讲述简略得多。兹将《检选古文物秦汉二器考释》中《吕不韦“少府”戈》的最后一段抄录如下，以见张先生史识之丰赡：

    这件兵器的铸造时间，正当吕不韦得势之时。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已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蓝田十二县）十万户，第二年吕不韦领兵伐灭东周。第三年，庄襄王死后秦始皇立为秦王（“始皇帝”这个名称是二十六年他消灭六国以后才定的称谓，但历史学者习惯地从他立为秦王时便称作“秦始皇”了），即尊吕不韦为相邦。当时秦始皇才十三岁，所以委政于吕不韦，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他主编的《吕氏春秋》就是这个时候完成的。当铸造这个“少府”戈的时候秦始皇才十七岁。此后五年即秦始皇十年（公元前二三七年），因嫪毐作乱事牵连到吕不韦，被免去相邦职位，逐出咸阳回到“河南”的封地，这时秦始皇二十三岁，已经可以自己施行皇帝的权力了。第二年吕不韦自杀。吕不韦在秦国执政共十三个年头（公元前二四九——前二三七年）。这件兵器是吕不韦当时权力的一个象征。我们拿起这个戈就不由得使人想到这件武器的时代背景，并不是空虚的岁月。在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国灭掉了东周，攻占了韩国的成皋、荥阳、巩和上党地区以及另外的十三个城市，初置三川郡。攻占了魏国的朝歌、汲、垣、衍、蒲阳等二十个城市。攻占了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晋阳等三十七个城市，初置太原郡。攻占了燕国的酸枣等二十个城市，初置东郡。当吕不韦因嫪毐作乱牵涉到他的时候，秦始皇因“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辨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仍不忍杀掉他。当他被逐回“河南”闲居的一年之内，“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见《史记·吕不韦传》）。他的势力、威望、影响仍然很大，所以引起秦始皇的畏忌，从而令其迁蜀威胁他自杀，他自杀之后仍然有数千宾客偷偷地举行葬礼并痛哭哀悼。为此，秦始皇为了消除吕不韦的影响，对参加其葬礼并举行过哀悼的数千人分别类型加以惩罚。凡国籍属于三晋者驱逐出国，属于秦国者，夺其秩级，流放远境。这件吕不韦的“少府戈”经过了如此不平凡的岁月，仍于两千二百多年以后被我们发现，虽然有所残损，但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韩：刚才说了，大任先生说你做学问的方法是多重防线，层层剥皮，前面那篇《瓠形壶与“匏瓜”星》可说是“多重防线”的典范，这篇《吕不韦“少府”戈》则可说是“层层剥皮”的典范。前者未谈出土器物之前，先是一大通关于匏瓜星、匏瓜、陶匏的概述，天上地下，典籍民俗，广征博引，铁壁合围，如猛狮搏兔，擒住的是一只闻喜邱家庄出土的小小陶壶。一下子就将这个出土器物钉在了历史的坐标上。后者则反是。一起首就说了“少府”戈的来历，形制，然后对戈上的铭文一一考证，得出此戈确为秦相邦吕不韦府中所制的结论。至此还仅是考而未释。随后引出的一大段释文，则由这一件小小的兵器，引发了对一个时代的描述，让人看了，如同一支铁骑，疾如闪电，冲入历史的深处，搅了个天翻地覆。痛快，痛快！

    张：像这类题目，我做了许多卡片，随便几个凑在一起，再翻翻看过的书，就能写出一篇。有的就在脑子里，现成的，唉，要不是“文革”，该写多少文章！

    韩：我有个感觉，你这些学术文章，不管长短，如何开篇，如何收束，起承转合，都极讲究，又不落俗套，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张：说来不怕你见笑，未当考古所所长前，我连学术文章该怎么写都不知道。我做学问有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写文章也一样。原本就不是学问中人，出于工作需要，从行政事务上转到学术战线。开始写论文，也不懂是学术争论，只是出于对有的人不调查研究就发议论，洋洋万言地写文章不满意，想给以反驳。到后来，结识了不少前辈名家，有了实践，方知做学问不能凭意气用事，为文就更加慎重。学写论文，主要的是揣摩名家写的学术文章。再就是不惮修改。我写文章，初稿拉出来很快，写好了不急于拿出手，总要反复检验，不光事例、引用要牢实可靠，一字一句也要妥妥贴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韩：你这一点，跟许多史学前辈的做法极为相似。不久前我看《励耘书屋问学记》，收有陈垣先生弟子李瑚写的一篇文章，叫《励耘书屋受业偶记》，说陈先生主张文章写成后，要反复推敲，甚至放置一个时期。说别人写文章三四次易稿，他做文章至少七八次易稿。最有意思的是，他是广东人，广东有做红木家具的传统，他就拿做家具来打比方，说“做得容易，打磨则更费时日”。你的文章，能看出打磨的功夫，但读起来又流畅自然。当然，考古文章中有许多生僻难认的字，是没办法避开的。

    张：要写好文章，最重要的是多看书，从中发现问题，古人说“读书得间”，就是这个意思。有些来我这儿的年轻人，一说就是他要做哪个专题，问我能提供什么材料，该看些什么书。你就是把书名给他说了，他也只是从中找跟自己课题有关的材料，那不叫读书，叫“铲探”。就像考古工地上，用洛阳铲打探孔，一铲子下去就想探个青铜鼎，那怎么能行。

    韩：说得好。我最近看了台湾学者严耕望的论文集，也是这么说的，提醒他的门人，“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第五六五页）。

    张：学问上没有“方便面”。

    韩：看书发现问题，可说是“顺流而下”，抱个题目翻书，可说是“逆流而上”。逆流而上，必然处处吃力，捉襟见肘，顺流而下就不一样了，轻松愉快，左右逢源，感觉好得很。

    六点，已是黑天黑地，出得门来，竟飘起细碎的雪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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