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此证明弗雷德里克·约翰逊[6]和安娜·穆拉伊由本人主持缔结为夫妻，见证人大卫·拉格尔斯先生和迈克尔斯太太。
詹姆斯·W.C.彭宁顿
1838年9月15号
纽约
一拿到这张证书以及拉格尔斯先生给的一张五美元钞票，我就扛上了一些行李，安娜拎着其他东西，赶去乘坐到新贝德福德去的“约翰·W.里奇蒙”号汽船。拉格尔斯先生给纽波特的一位肖先生写了封信，他把信交给我并且叮嘱我，如果我带的钱不够到新贝德福德，就在纽波特下船，在那里继续寻求帮助。到纽波特时，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付车费，但因为急着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决定乘坐驿车并承诺到新贝德福德时再补交钱。鼓励我们这么做的是两位来自新贝德福德的绅士，我后来得知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约瑟夫·里基森和威廉·C.塔伯。他们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的处境，对我们十分友好，他们在场时，我们一点都不感到紧张。
在这种时刻，能遇到这样的朋友实属幸运。一到新贝德福德，我们问了路，找到内森·约翰逊先生的住处，他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并热情地提供我们所需的物品。约翰逊夫妇对我们的幸福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证明自己配得上“废奴主义者”这个称呼。驿车车夫发现我们没钱付车费时拿了我们的行李作抵押。我不得不据实相告，约翰逊先生立刻垫付了这笔钱。
现在，我们有了一丝安全感，准备面对自由生活带来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到达新贝德福德的当天上午，在吃早饭时，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该叫什么名字。我母亲给我起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华盛顿·贝利”。早在我离开马里兰之前，两个中间名就已经不用了，人们一般叫我“弗雷德里克·贝利”。在巴尔的摩，我又成了“斯坦利”。到纽约时，我把名字改为“弗雷德里克·约翰逊”，当时觉得那会是我最后一次改名字。但是当我到新贝德福德时，我发现有必要再改一次名字。这么做是因为在新贝德福德姓约翰逊的人太多，已经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来。我请约翰逊先生帮我取名字，但是告诉他一定要保留“弗雷德里克”。我必须坚持这一点，作为对自己身份的保留。约翰逊先生正好在读《湖上夫人》[7]，立刻建议我取名为“道格拉斯”。从此以后，我就叫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既然这个名字比其他两个名字更为人所知，我将继续用它作为自己的名字。
我对新贝德福德的整体情况感到很失望。我发现我以前对北方人的性格和处境的想法大错特错。说来奇怪，我做奴隶时曾认为和南方奴隶主的舒适和奢华相比，北方人很少有舒适的生活，奢华更是罕见。我得出这个结论估计是因为北方人不蓄奴。我猜他们的处境和南方没有奴隶的人半斤八两。我知道他们穷困潦倒，我已经习惯于认为他们贫穷是因为他们不是奴隶主。不知怎的，我所接受的观点是没有奴隶的人肯定没有财富，也不会有什么教养。到了北方以后，我以为会遇到一群粗鲁苛刻、缺乏教养的人。他们日子过得极为简单清苦，对南方奴隶主的舒适奢华、排场气派一无所知。任何熟悉新贝德福德情形的人都能轻易看出，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
到新贝德福德的当天下午，我看了那里的几个码头，想了解一下船运情况。在这里，我发现自己周围的事物都有力地证明了当地人的富裕。那些停泊在码头或在水中行驶的船只中，我看到有很多是当时最好的型号，有着极佳的运行状况和最庞大的体积。我的左右两边都矗立着又高又宽、望不到头的花岗岩仓库，里面满满当当地储藏了生活必需品和各种舒适用品。此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工作，但和我在巴尔的摩习惯的情形比起来，这里非常安静。听不到那些从船上装卸货物的人大声唱歌，也听不到这些劳动者发自内心的、可怕的咒骂声。我没有看到有人挨鞭打；但是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每个人都懂得自己的工作，干活的时候沉着认真，却也很欢快，显示出他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以及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很奇怪。我离开码头四处闲逛，走到城里，注视着一处处雄伟的教堂、漂亮的住宅和精心打理的花园，充满着好奇和羡慕；这一切所显示的财富、舒适、品味和优雅，我在蓄奴的马里兰任何一块地方都没有见过。
一切看起来干净、崭新、漂亮。我只看到少数几处住着穷人的破旧房屋，有的地区甚至根本看不到；在希尔斯伯勒、伊斯顿、圣迈克尔和巴尔的摩常见的半裸孩童和光脚妇女，这里都见不到。人们比马里兰的人看起来更加强壮能干、健康快乐。就这一次，我为眼前人们的丰衣足食而欣喜，因为这里没有另一些人的穷困潦倒让我伤心。但是，对我来说最为震惊、也最为有趣的事情就是黑人的状况，他们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逃脱了猎奴者的追捕来到这里。我发现很多人逃离禁锢还不到七年，就已经住进更好的房屋，过的日子比马里兰普通的奴隶主还要舒适。我大胆推测，比起百分之九十的奴隶主，我的朋友内森·约翰逊（对于他，我可以满怀感激地说：“我饥饿时，他给我肉吃；我口渴时，他给我水喝；我初来乍到，他却开门欢迎。”[8]）住的房子更加整洁，用来吃饭的餐桌更加高档，购买和阅读更多的报纸，对国家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特点更为了解。但是，约翰逊是个干活的人。他的双手因劳作而变得粗硬；不仅仅是他，约翰逊太太的双手也是如此。我发现黑人们比我预期的要生气勃勃。我发现他们下定决心，冒一切风险也要保护彼此免受嗜血绑架者的迫害。我来后不久，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来证明他们的精神。一个黑人和一个逃跑的奴隶有些过节。有人听到前者威胁后者说要把他的行踪告诉他的主人。很快，黑人们举行了一个会议，按惯例通知大家是个“重要事件”。那个叛徒被邀参加。人们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派一个虔诚的老绅士作为会议主席。我相信，他做完祷告之后，对着全体与会者说道：“朋友们，他人已经在这儿了。我建议年轻人把他带到外面，杀了他。”话音刚落，一群与会者冲着那人跑过去，但是被一些胆小鬼拦住了，叛徒逃过了他们的复仇，再也没有在新贝德福德出现过。我相信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威胁了，如果有，毋庸置疑，我将以死亡告终。
到达新贝德福德后的第三天，我找了份工作，给单桅船装油。我不熟悉这个活计，而且干起来又脏又累。但是我干的时候满心欢喜，手脚也麻利。我现在是自己的主人。这是快乐的时刻，这份欣喜只有那些曾经为奴的人才能够了解。这是第一次我可以拥有自己挣到的每一分钱。没有休斯主人等着在我挣到钱的时候把它夺走。那天，我干活时前所未有地开心。我为了自己和新婚妻子干活，对我来说，这是新生活的起点。干这份活儿时，我也在找补船缝的活儿。但是白人补船缝工对黑人的偏见太深，他们拒绝和我一起工作，因此也没人雇我[9]。
发现自己的行当不能立刻赚到钱，我就把补船缝工的工作服全扔了，做好了能找到什么活儿就干什么的准备。约翰逊先生好心把他的锯木台和锯子给我用，很快我就找到很多活儿。没有什么活儿对我来说是太累太脏干不了的。我愿意去锯木、铲煤、运木材、扫烟囱或是把油桶滚上船——在反奴隶制的人们认识我之前，我在新贝德福德干各种活计，干了将近三年。
我到新贝德福德大约四个月后，来了一个年轻人，问我愿不愿意订阅《解放者报》[10]。我告诉他我愿意；但是因为我刚刚才逃离奴隶制，支付不起订阅费用。后来，我终于可以订阅这份报纸了。报纸送到后，我每周都读，那种感觉现在无法描述。这份报纸成了我的精神食粮。我的灵魂被它点燃。它同情我被束缚的兄弟们，严厉地谴责奴隶主，忠实地揭露了奴隶制，有力地抨击了奴隶制的支持者。这些让我的灵魂一阵激动，那是我从未感受过的！
成为《解救者报》的读者之后不久，我对反奴隶制改革的原则、措施和精神有了相当正确的理解。我紧紧抓住这一事业。虽然我能做的事情很少；但是不论做什么我都很开心，参加反奴隶制集会是我最开心的时刻。我在会上很少发言，因为我想说的，其他人说得比我还好。但是1841年8月11日，在南塔基特参加一个反奴隶制集会时，我深受感动，想要说几句，而且威廉·C.科芬先生在新贝德福德的黑人聚会上听过我讲话，此时他也鼓励我。这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事实是，我觉得自己是个奴隶，一想到要对着白人发言，我感到很大的压力。讲了一会儿之后，我不再感到拘束，然后颇为轻松地说出我想说的话。从那以后，我一直在为黑人兄弟们的解放事业尽心尽力。至于我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付出了多少心血，让那些熟悉我辛劳的人来决定吧。
注释：
[1]在1790年至1830年间，宗教复兴运动的直接影响体现为礼拜者组织的宗教活动——野营会。这场在美国各教派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活动加强了各教派的联系，也促进了基督教在北美的广泛传播。参加礼拜者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黑人和白人信徒，他们带着野营用的生活用品来到野外的树林，进行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的宗教仪式。通常包括牧师讲道、祈祷和唱颂歌。（译注）
[2]参见《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6章第1-28节。但以理被奸臣陷害而被投入狮子坑，但他仍坚守信心的义，得神的喜悦。（译注）
[3]戴维·拉格尔斯（David Ruggles，1810-1849），美国著名黑人活动家、废奴运动领袖、“地下铁路”的组织者。他是名纽约的出版商，也发表文章，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逃亡的黑奴。（译注）
[4]1938年8月25日，维吉尼亚州的一名奴隶主约翰·P.达格带着奴隶托马斯·休斯来到“自由之州”纽约。休斯逃到废奴运动领袖伊萨克·T.霍珀家中寻求庇护。第二天，达格在《纽约太阳报》刊登启事，悬赏休斯和他带走的七八千美元。霍珀、拉格尔斯和另一位废奴运动领袖巴尼·科斯充当了达格和休斯的中间人。但是因为休斯归还的钱数太少，达格控告科斯和拉格尔斯盗窃。拉格尔斯被关押了两天。（译注）
[5]她是自由人。
[6]我将自己的名字弗雷德里克·贝利中的姓改为约翰逊。
[7]《湖上夫人》是沃尔特·司各特（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在1810年发表的一首叙事长诗。（译注）
[8]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35节。原文是“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译注）
[9]有人告诉我现在在新贝德福德，黑人可以干补船缝的活儿了——反奴隶制运动的成果。
[10]《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是一份废奴主义的报纸，由威廉·罗伊·加里森和艾萨克·纳普于1831年创立，1865年停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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