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下海那些人-冬日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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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

    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

    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

    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

    ——罗大佑:《恋曲1990》,1990年

    站在今天再回头看1990年,依然会感到有种不协调的气息迎面扑来。

    进入这一年之后,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似乎显得格外动荡起来,在3月份,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国家纳米比亚独立;7月份,叶利钦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个超级大国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巨变。在8月,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在迅速占领全境后宣布吞并科威特,美军随即开赴海湾地区,战争一触即发;10月份,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宣布合并,”东西德“从此成为历史。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那些执政了四十多年的共产主义党派纷纷下台,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华沙条约组织,在不久之后也永久地成为历史。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动荡中,中国的政治氛围却异乎寻常地显得过于平静,上一年的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北京又回归到安宁的气氛当中。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气氛来自于邓小平的新改革理念——他在89年的冬天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于是,渐变式的改良主义,开始代替激进思路,成为中国改革的新主流。《人民日报》很快配合发表社论:“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变化。”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稳定压倒一切”,改革模式的变化,很自然地反应到了经济领域当中。如同对着烧热的铁锅骤然浇下冷水,由此导致的雾气升腾,让人们很自然地对政策产生了迷惘,而那口刚被烧热的锅,往往也会瞬间炸裂开来。

    在这一年里,又一颗通讯卫星的升空,让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振奋了一回;与此同时,一部叫做《渴望》的爱情电视剧,在悄然之间走红于大江南北,继《红楼梦》和《西游记》后,又一次在每天晚上将全中国的老百姓准时哄到电视机前,这个故事凄美而委婉,有着劝人向善的积极格调,可惜的是,当时国内经济给人的感觉,和这个故事的主题却并不相符。

    根据后来的统计,这一年的国家信访部门一共收到了5万封告状信,这还不包括其他部委、党委在内。而环境污染、刑事犯罪、财政吃紧、企业三角债、农民工进城、银行坏账这些问题也越来越紧迫。当然,比起它们来,最令人担忧的,恐怕还是经济态势的冷却。

    这种冷却的表现,仍然表现为经济发展速度过慢,私营经济严重倒退,改革成果被宏观调控所销蚀,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上一年悲观情形的延续。然而当寒潮渐散,各种商业元素又得以复发生机的时候,中国又重新恢复嘈杂,并且显得十分混乱。

    此时的中国,就像是一个进入了青春期的孩子,有着源源不断的生机,却又显得躁动不安,同时还会长出鲜明的青春痘,让人烦恼不已。在1990年,困扰中国民众与政府最深的问题,恐怕要数无处不在的假冒伪劣商品。

    一位记者在这一年里写道:“在几乎全部的乡镇企业中,广泛地存在着商品质量问题,它们就像是毒虫一样,疯狂地撕咬着我国经济的健康肌体!国家如果不对此加以控制,势必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大业造成损害!”

    这是一段太有时代特色的语言,不过它却只说对了一半——质量问题绝不仅仅存在于那些乡镇小企业当中,即便是联想这样的大企业,也存在着依靠手工、工艺简陋,缺乏标准化的问题。在匆忙建立起来的联想香港基地里,仅有的两台机器旁围着的几十个工人,都是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家庭妇女,在经过简单的训练便上岗工作。在《联想风云》中,是这样描述她们的生产工艺的:“她们把配件一个一个插在板卡上,第一个人插电阻,第二个人插电容,第三个人插芯片。等到把几百个零件全都插好之后,就拿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去过锡。凭感觉调节焊锡温度,控制松香多寡。有个技术高超的工人拿把电烙铁,把中央处理器的160个‘腿’一一焊牢,然后用水洗去松香,烘干。依靠眼睛观察和用手摇晃配件的办法,来查看它们是否焊接牢固。”

    作者在最后评论道——这是小作坊,不是大生产。

    小作坊和大生产,它们之间的差距未必是厂房规模、人数、资金投入、生产设备这些摆在明面上的生产要素,看起来貌似很大的差距其实只有一样,那就是技术。

    那些从一无所有中创业的人们,有许多甚至地处偏远农村,那里没有任何工业化的基础,自然也就没有图纸、没有工程师、没有熟练工人。当然也就很难获得技术上的援助。浙江传化集团的创始人徐传化,就曾经讲述过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至今读来仍然催人三思。

    在3年前,徐传化下海创办了一家液体皂厂,为了得到技术支持,他从杭州国营厂聘来了一位技术员,这个人每次在液体皂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时让外人离开,然后独自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倒进去。在支付了几年费用之后,难忍好奇的徐传化花了2000块钱,买下了那个神秘配方。结果发现,那包让他魂牵梦绕的白色粉末,其实就是一包盐而已。

    “花2000元只买回一包盐”,很快便在当地流传开来,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笑话。有此教训的徐家父子从此开始走上科技之路,首先在工厂里建起实验室。同时,徐冠巨的哥哥辞职回家,通过自学化工,成为企业里第一个工程师。在一千多次实验之后,徐家父子拿出了一个独特的配方“901特效去油灵”,打破了国内强去污印染洗涤助剂完全由外企垄断的格局。据说,这个产品当时的价格是6400元一吨,而徐家父子拿到的第一笔订单就是10万吨。

    徐家父子的“传化”集团,自此走上规模经营的道路,而那个拥有自主产权的配方,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能够与其匹敌的同类产品。

    徐传化的问题,在1990年前后的民营企业中间并不鲜见,它们从国营企业请来工程师、挖来图纸,聘请熟练工人,用各种方式来挖掘技术,弥补自己与国营大厂之间的差距。在许多时候,这种努力的确起到了效果,让这些民营企业得以在同样的起跑线上与国营厂展开追逐。然而,也有那么一些民营企业,它们或是找不到这种“挖墙脚”的门路,或是干脆没打算在这上面找门路,而是用粗制滥造的手法对正规工厂的产品进行仿制,利用低成本的优势来进行恶性竞争。许多私营企业从创办的第一天起,走的就是制假造假的路子。浙江温州那些“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在这条路上滑落得尤其之远。

    那个曾因“八大王事件”而出名的温州乐清县柳市镇,此时已经成为了中国低压电器最大的产销集散地,因此也得到了“中国电气之都”的称誉,然而低压电器行业在这里的发展状况,却远没有人们传颂的那么美好。

    带着求富的欲望,成千上万的农民连手上的泥尚未洗净,就急匆匆地从田间地头奔入家庭作坊,据统计,这个仅有13.5万人的小镇,竟然有8万人在从事低压电器生产。新华社记者胡宏伟记述道:“庄稼汉们放下锄把,在一台台斑驳陆离的机床边,把从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收购来的废旧交流接触器肢解,用砂纸和鞋油把它擦得锃亮。在河边的埠头上,村妇们清洗着一筐筐电器,然后像晒地瓜干一样,在河滩上晾开成片的电器零件。炉火彤红的锅灶旁,老眼昏花的太婆们一面煮饭,一面慢悠悠地摇着漆包线……”

    很显然,在这种单纯而热烈的致富冲动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唯利是图、道德缺失、技术低下和无序竞争,在这些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民看来,让自己尽快脱贫致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这样,在数以千计的家庭工厂中,无数无证、假冒、伪劣的劣质产品被制造出来。

    为了压缩成本,这些家庭作坊工厂无不偷工减料,本应用矽钢片、铜线圈、铝线圈制造的减压器,他们竟用瓦楞纸、水泥代替,熔断器里该有的石英砂,被他们替换成稻糠、黄泥,用铜铁触头代替白银触头,明明是柳市家庭作坊的产品,却冒充国有军工大厂的牌子;国家规定生产低压电器必须有许可证,而根据统计,柳市的有证企业不过1%,有证产品不过0.1%。在1989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总结报告》中,柳市镇被认定为全国170万件假冒伪劣电器的总来源。与此同时,低劣的产品也造成了许多事故:新疆一名电工因为低劣空气开关被严重烧伤致残、河南某钢厂建成剪彩,一包钢水正要倾倒却突然断电而卡壳,黑龙江的一个煤矿因为劣质电器漏电,引发严重的瓦斯爆炸,多人因此死伤。

    这种事故频发的现象,让柳市电器一度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全国几个省份公开禁止购买、销售柳市的低压电器。北京机电公司则规定,凡是温州来的商品,必须先要送到北京电器检查站做试验,合格了才能买卖。而造假源头柳市镇也因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退货、撕毁合同的事情到处都有发生,业务量急剧下滑。更糟糕的是,柳市人外出谈生意,往往只说自己是浙江人、上海人,而不敢提“温州柳市”四字。这种恶劣的影响甚至祸及温州其他行业,一位当年的销售员对此深有感触:“那时包里有七八个单位的假证件,一会打上海的牌子,一会打杭州的牌子,因为说是温州来的,人家连门都不让进。”

    这种来自民间的激烈反应,连中央政府也有所耳闻,不得不做出反应。而与此同时,那些被搞得焦头烂额的老牌国有电器企业领导,则趁此机会大发牢骚,强烈要求“清理市场环境”,以借此摆脱经营不力的责任。

    于是,继1982年那次打击后,温州柳市镇又一次“飞来横祸”。不过和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清理整顿目标并非是私营经济和个体户,而是那些败坏了商业规则的“害群之马”。

    199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矛头直指柳市镇——《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紧随其后的便是七部委派员组成的联合检查组,以及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三级政府的工作组,这些来自上级机关的工作人员迅速进驻14个乡镇,按照事先确定的“打击、堵截、疏导、扶持”八字方针,对柳市镇的低压电器全面查处整肃。在长达的五个月的整肃中,全镇共有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被关闭,占总数的100%,1544家家庭电器作坊被勒令歇业,共有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公安、检查及工商部门共立案187起,涉案数百人。

    很明显的是,这种规模与力度的整顿,几乎掐断了柳市低压电器工业的命脉,柳市的工业基础似乎被连根拔起,再也不可能恢复过去的繁盛。许多人因此哀叹:这下柳市彻底完了。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错觉而已,实际上,这样的清理行动倒颇具自然界中天敌的作用,帮助柳市的电器工业完成一次“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自我清理。那些粗制滥造,缺乏商业道德的小作坊、小工厂被消灭,存留下来的都是具备实力的正规企业。果然在一年之后,25家规模较大的企业重新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得以继续发展壮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甚至还获得了从前不敢想象的待遇——由专家组成的“科技智囊团”,深入企业为他们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

    在这25家工厂中间,就有当年那位小鞋匠南存辉办起来的求精开关厂。在1990年年底,南存辉和他的合作伙伴胡成中将开关厂分开,在各自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商业历程,他们吸取了被整肃的教训,开始尝试着正规的经营与管理,在从国外引进设备与技术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国际通行的质量体系,在正规的经营下,他们二人的企业很快成长起来。

    日后,南存辉的企业成长为大名鼎鼎的正泰集团,而“求精开关厂”的另一半,则成为了同样知名的德力西集团。柳市镇的电器工业并未因为整肃而毁灭,相反的是,在2000年,这里已经占据了全国60%的市场份额,更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生产商。以至于一批十年前代表国务院下乡打假的官员再到这里,纷纷发出感慨:打假竟然打出来一个新柳市。

    这种专门针对假冒伪劣之风的集中性整顿,并不仅仅局限在低压电器领域,当时,在广东、浙江等地区,以打击假冒伪劣为主题的整顿活动几乎遍布所有行业,当然,这种整顿是专门指向体制外企业的,那些较大的国营企业则拥有无限的豁免权,这自然对一些民营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杂志,就曾经在1990年5月发文指出:“近来报纸和刊物上,有关个体户的报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编辑感到‘拿不准’。至于社会上,则更有甚者。在有些人眼中,个体经济早已成了背时之物,最好是‘从重从快’惩罚打击。有的人误以为‘中央已经收了,取缔是早晚的事’。新闻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默,无形中增加了这种不安的情绪,前几个月里全国个体户锐减360万人,不能说和这种氛围没有关系。”

    当私营企业被当成制假贩假的万恶之源时,一些负面的现象也开始出现,那些主管单位借此机会大发横财,向私营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甚至有一些政府部门借行业管理、发放生产许可证、产品评优或供应平价物资为由,划走、平调乡镇企业或干脆改变乡镇企业的隶属关系。

    在1990年前后两年的时间里,这种严厉的整治都一直存在,许多企业家为了保身避祸,干脆关门大吉,而另外一些人则选择把自己的企业捐出去,我们前面说到的蒋锡培、王廷江、李书福等人都在此列,更多的私营业主则选择了两全其美的“红帽子”。当然,也有那么一些人,并没有被这种猛然吹来的疾风恶浪所扑倒,在保证了正常经营和产权自由的同时,竟然将企业顽强地发展了起来。

    在两年前的“皮鞋打假”行动中,那个摆柜台卖皮鞋的王振滔损失惨重。不过,在气愤与痛心之后,王振滔开始对制鞋业进行思索,在他看来,温州皮鞋从原来的交口称赞到今天的人人喊打,最主要的原因就出在对质量的掌控上,如果能够自建鞋厂,严格把握质量关,那么开头虽难,却有可能让“温州皮鞋”这个整体品牌重焕荣光。

    就这样,王振滔卷土重来,凑了3万元资金,又买来一台制鞋机,把自己家的房子改成厂房,聘请了几位手艺不错的制鞋师傅,将自己的商标注册为“奥康”,在这一年重新杀回武汉,临走之前他发誓,在哪里跌倒,一定要在哪里爬起。为了重拾温州皮鞋的信誉,他极富挑战性地将所有皮鞋的产地都标明——温州。

    王振滔的这一举动,无疑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在当时,温州已经和福建晋江、广东石狮、北京中关村并列为全国四大制假中心。偌大的皮鞋市场,已经没有温州鞋的立锥之地,因此王振滔租下柜台之后,竟然一连半个月都没有人前来购买,一双都没能卖掉。于是被逼急了的王振滔想出奇招:在柜台前贴出一份告示,称如果奥康皮鞋在六个月的保质期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可以坏一赔二。

    就这样,在一位男顾客试探着买了一双之后,奥康皮鞋的优异质量开始传播开来。10天之内,4000双皮鞋就被闻讯前来的市民抢购一空,就在举国上下打假的声音中,王振滔和奥康却成为了温州皮鞋质量的保证。十年之后,奥康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全国性的大型集团公司,年产值达到了4亿元。

    在重庆,那个修摩托车的左宗申,在这一年里忽然有了一点好运气。

    此时重庆的摩托车生产,在全国已经赫赫有名,不仅许多从事机械制造的国有工厂、军工企业都因为不景气而纷纷转产,甚至一些校办工厂、街道工厂、修车铺都开始拼装摩托车。俨然有几分“中国摩托之都”的气象。正因为如此,受一位远在贵阳的朋友所托,本地人左宗申才要到重庆南岸五中的校办工厂,去帮人买一辆三轮摩托车。

    尽管也算是摩托车行业的从业者,但等到了五中的工厂,这里的火爆景象还是让左宗申大吃一惊,不仅厂子已经毫无库存,甚至工厂周围的旅馆也住满了来自全国的采购员,许多人为了能提到车,甚至不惜请客送礼却仍然无法如愿。这情景让左宗申很是费解,按理说组装一台摩托车并不麻烦,即便是他的小修理铺,一天之内也能装出好几台,何以会弄到如此紧张。找到工厂的人一问才知道——发动机的货源相当紧俏。

    左宗申想了一想,觉得自己修理摩托车发动机手到擒来,那组装几台肯定也没有问题。于是他找到工厂厂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几天之后,这家工厂的厂长亲自带着合同上门,向他订下了一百台摩托车发动机。

    在重庆的市场成熟之后,左宗申并不甘心只在巴蜀之地做一个发动机供应商,1992年,他和徒弟背着一台自己组装的两冲程的发动机,在两个月里转遍了全国59个发动机生产厂,在他的回忆里,每去一个新的城市,他和徒弟为了省钱,总是会买火车硬座,有一次赶上票源紧张,两个人“整整站了三天三夜”,最后脚浮肿得实在站不住,就在座位下面铺上一张报纸倒头便睡。肚子饥饿就买上一只烧鸡,三十几个小时下来,“每个骨头缝都啃得干干净净。”

    尽管条件艰苦,但得到的结果却让左宗申倍感欣慰,因为尽管重庆的市场已趋饱和,但在全国看来,摩托车的发动机仍然供不应求。回到重庆之后,左宗申把这些年修车积攒下的20万元从银行里取了出来,又四处筹措了30万,拿着这50万元,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了。那个昔日的修车匠,就这样成为了一个民营企业的当家人,并且在15年之后,把这个企业做成重庆最大,年销售额达到了110亿。

    在这一年的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和其他经济事件不同的是,它的影响之深远,对社会、经济、金融以及文化作用之大,几乎可以与改革开放相提并论。

    经过两年的准备,在这一年的12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开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致开业辞,第一任证交所总裁尉文渊亲自敲锣开市。据说,被筹备工作折磨了两年之久的尉文渊,在敲锣之后激动得当场晕倒,被人搀扶着离开了现场。

    不过,如果看一下当时这个资本市场的状况,就会立刻感到有些许失望,在当时,全上海可以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3家,分别是申银、海通,以及那位管金生的万国,够上市资格的股份制企业则只有6家。不过,这个结果也很令管金生等人兴奋了,不管怎么说,他们终究有了一块用武之地。

    和上海相比,深圳的资本市场则要迟行一步,从1989年开始,深圳就向中央申请开办证券交易所,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复。于是,讲究“深圳速度”的深圳人决定,绕开红灯,直接开市。

    在11月22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约见深圳证交所筹备组负责人禹国刚,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市?”禹国刚回答说:“如果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能开业。”就这样,尽管慢走一步,深圳却抢在了上海前面,在12月1日便试行开市,日后,禹国刚回忆说:“孩子生出来了,还能给按回娘肚子里不成?”

    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两个草草上马的资本市场,竟然在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块重要舞台,许多波澜壮阔的大戏,都是从那里展开了。

    如同人们在80年代所预料的那样,90年代必然会是物质逐渐丰饶的10年,于是,随着工资的逐步上调,奖金制度的广泛实行,以及单位福利制度的变更,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就这样到来了。

    在当时,许多单位都会在年节大批购买实物发给职工,包括鸡鸭鱼肉、锅碗瓢盆、牙膏、肥皂,甚至手纸,那时候有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做“大院经济”,意思是每逢过年过节前的几天,每个“大院子里”都要分发各种东西。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在这一年开始部分转到如何享受已经被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上。

    著名小说作家王朔在作品中曾经描写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菜场里那些白瓷砖的水产品赤字和水泥肉案已经撤去鱼、肉,摆上饮料在卖。乐队坐在蔬菜柜台后面演奏。菜场上空拉了五彩纸带,悬了一些灯泡,倒也喜兴。成对的男女穿梭鱼池子之间翩翩起舞,表情幸福,旁边的熟食罐头柜台外水泄不通地挤着一大圈或站或坐观舞的人。”

    在这一年的郑州,那家叫做“亚细亚”的大型商场已经度过了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在1989年的萧条当中,这家商场却十分光鲜,其营业额竟达到1.86亿元,一举名列全国大型商场第35位,而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亚细亚的营业额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稳居河南第一。

    亚细亚能够拥有如此业绩,和王遂舟的管理有着莫大的关系。就当时而言,亚细亚是国内唯一一家拥有现代营销观念的零售企业,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王遂舟,对于广告、炒作、公关、服务的敏感和运作能力,远迈任何零售企业的领导者,他的许多创举都开创了中国百货零售业的纪录。他要求营业员必须微笑服务;胆敢和顾客争吵的营业员会被处以300元罚款甚至开除;他会让家人化装成来体验服务质量;亚细亚是国内第一家单设化妆品部、童装部、玩具部的商场,此外,他还在商场中实行开柜售货,顾客可以自己挑选货品;可以到柜台登记缺货;还成立专门的服务车队免费为顾客送货。为了让带孩子的顾客专心购物,商场甚至还专门开设了-个儿童乐园。

    在现代营销业理论上,王遂舟的这些发明,显然没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地方,不过在当时暮气沉沉的中国零售企业中,亚细亚无疑像是一缕清风,让那片短缺经济年代沿袭下来的景象焕然一新。然而王遂舟的一些做法,在行业内引发出骚动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原来,股份制的亚细亚虽然机制灵活,却因为没有“上级主管单位”,始终无法进入正规的商贸系统,自然也就没有正常的供货渠道。平时尚可通过乡镇企业和沿海地区的走私渠道供货,但当物价飞涨,经济萧条的时候,这些乡镇企业纷纷倒闭,走私渠道层层加价,那些处于“国营主渠道”的商场仍可保证货源,亚细亚的货源则出现了价高货少的现象,不仅很难拿到货品,甚至连柜台陈列品都摆不满。

    无奈之下,王遂舟只好找到一些关系较好的国营商场,向他们的经理求援。在拿到货品之后,亚细亚继续采用惯有的“薄利多销”策略,这使得本就销售困难的国有商场,积压情况立即变得更为严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自然令那些商场经理们怒不可遏,很快,郑州市五大商场总经理联名签署《郑州市大型国营商业零售企业总经理联谊会致各友好单位信函》,明确向供应商发出训令,禁止向“个别单位”再供货。

    明眼人一望便知,这“个别单位”正是“无视商业规则”的亚细亚,这封信函无异于一封公开的战术,王遂舟如果置若罔闻,那么便将置亚细亚于被动,如果应战,那么他所面对的便是当时郑州的整个零售界。

    军人出身的王遂舟自然不肯屈服,他立即将员工召集起来,高调地向他们宣布了三条很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为股份制争气!为年轻人争气!为河南人争气!”言语之间,俨然将自己定位为“反传统斗士”的角色。

    为了击败竞争对手,王遂舟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桑塔纳巨奖销售”,“商业文化小品”①等招数,除了这些常规手段,他甚至让亚细亚的员工,用100元面值的人民币去竞争对手处购买一角一支的铅笔或橡皮,此举造成郑州华联商场,郑州商城大厦等处零钱短缺,场面一度瘫痪。

    有趣的是,这种恶意竞争的行为,以及王遂舟所创造出来的拙劣宣传方案,在当时却被视为中国商业改革的先锋行为,在两年之后,中央电视台甚至以亚细亚为主要线索,播出了一条长达六集的电视系列纪录片《商战》,亚细亚被塑造成光辉典型。②节目一经播出,顿时轰动全国。据说,当时每个月有100家企业到亚细亚学习观摩;许多中央、省市领导、乃至外国首脑都被安排来到此参观,让王遂舟很是春风得意了一段时间。

    ①:这个小品来自于一段故事,亚细亚的一位营业员给顾客找钱,其中有一毛钱非常破旧,因此导致顾客与营业员的争吵。第二天,商场副总经理领着营业员颇费周折找到那位顾,并当面赔礼道歉,随后宣布开除此营业员。顾客得知情况后,反到商场向王遂舟道歉,并请求王收回开除决定。后来,亚细亚艺术团将此事编成小品演出,两位当事人上台之后,在台上抱头痛哭,场面颇为煽情。

    ②:根据学者吴晓波在《大败局Ⅰ》中的分析,亚细亚获得的认可,很大程度来自于王遂舟的聪明,他想到用“商业文化”这个名词,来涵盖他在亚细亚进行的这场创新试验。而当时的商业部部长胡平乃是“商业文化”的首创者,可惜鼓吹多年,一直乏人响应。借梯上楼的王遂舟大力弘扬商业文化,自然切中脉门。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广东三水县的健力宝,看一看那里有怎样的变化发生。

    在这一年里,李经纬遇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考验。在1990年春天,健力宝集团在生产时,将一批易拉罐印刷的生产日期提前了,恰好被山西省质监局查获,在系统内部报纸《中国技术监督报》上予以披露,于是,根据这则报道,某北京通讯社记者采写了一则新闻:《健力宝违反国家食品标签通用标准受罚》。

    健力宝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一直维系着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与媒体关系也十分融洽,在获知此事之后,李经纬立刻吩咐分管宣传领域的李宁,要他立即去解决这一问题,务必不能让新闻见报。于是,李宁在深夜紧急出马,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在1990年第11期的《南风窗》杂志上,曾经专门记录了这件事情,根据作者屹立的描写:“1990年4月20日深夜,北京的春夜仍有几分寒意,李宁手提大哥大,行色匆匆地走进了一家新闻机构的大门,直奔总编室。”

    在总编室,一位值班领导接待了李宁,尽管从前未曾谋面,但是还是一下子认出了这位曾经在电视上无数次露面的体操王子。李宁在讲明了来意之后,便直接向这位领导提出希望能够撤销这份批评健力宝的新闻,理由则有二:一是健力宝公司是有知名度的大公司,此稿见报会损害企业声誉,影响日后经营;二来健力宝正在开拓国际市场,稿子会影响健力宝的出口,对国家不利。

    很明显,李宁的名人效应与这些理由起到了作用,这位值班领导说了句下不为例,大笔一挥撤下稿件,并通知全国主要报纸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就这样,这篇颇有力度的批评稿,并没有出现在媒体上。

    这大概是中国企业最早的危机公关案例,在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还不清楚品牌、公关等词汇的含义时,健力宝就能以如此认真的态度面对问题,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李经纬的聪明之处,事实上,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保健品营销乱战中,李经纬也很注意健力宝的形象保护,并没有像三株口服液、飞龙集团一样,肆意夸大功能、欺骗消费者,所以直到健力宝分崩离析,其产品形象都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在这件事情中,李经纬选派李宁去进行公关,实在不能不说是相当成功的一笔。而初涉商海的李宁,能够得到如此良好的锻炼机会,也实在大有裨益。事实证明,李宁在投身商海的最初阶段,的确经历了基本的商业磨练,在李经纬的帮扶与呵护下,他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耐心,学习做一名成功的商人,而在这个过程中,李宁逐渐建立起一种对企业利益的敏感,以及对商业规则、社会规则的熟稔运用,毫无疑问,这让他在日后独当一面的商业生涯中着实获益不浅。

    在经历了最初的磨砺之后,李宁开始在健力宝集团赢得了更多员工的尊敬,在这个时候,他向李经纬提出想要自己带一个团队,愿意到下面的分公司去任职,或者干脆自己创办一家新的分公司。李经纬则对这个后辈朋友的想法十分支持,唯独在项目选择上迟迟无法做决定。

    按照李宁的想法,体育将会日趋职业化,而自己又有多年的运动生涯,因此想要开办一所体操学校,而在李经纬看来,想要做一个体育企业,莫不如从最基本的方面做起。他对李宁反复说:“现在运动员开始喝中国的饮料,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穿自己生产的衣服?”

    正是在李经纬的强烈建议下,李宁搁下了开办体操学校的想法,决定办一家体育服装厂,而产品名称就用李宁的名字。在当时,用人名为企业命名,无疑是个异常大胆的想法。需要相当程度的勇气。事实证明,经过多年商海浸淫的李经纬,的确有着过人的判断力,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的确需要一种优质的体育用品,而且这种体育用品最好是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而李宁的名字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与人气,本身就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后来的发展证明,李经纬在最初的判断相当准确,在体育用品这个陌生的发展领域,“李宁”这个牌子几乎是李宁集团唯一可以利用的资产,作为一个善于整合商业资源的企业家,李经纬的这一次判断,不仅意味着将小李顺顺当当地“扶上马”,还将他送出相当远的一程。

    1990年,由新加坡康基实业公司、健力宝双方投资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挂牌成立,其中健力宝出资1600万元,①主要从事体育服装的生产,由李宁出任总经理,产品则被命名为李宁牌,从此,李宁牌诞生了。

    ①:关于实力雄厚的健力宝为何选择合资,财经学者吴晓波在其著作《激荡三十年》中这样分析:“李经纬十分委婉地建议:‘如果能够引入外来资金,就不要全部用健力宝的钱。’也许,在这时,他(李经纬)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产权不清的后遗症。”事实证明,李宁在1996年顺利脱离健力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经纬当初的这一决定。

    在这一年的9月,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办,当时从中央到北京市政府,为了消除人们因通货膨胀、打击个体经济以及政治动荡所产生的社会恐慌心理,无不对此次运动会倍加重视。原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后来回忆说:“为了搞好这个亚运会,北京市财政掏了25个亿,光大型体育设施就建了20多个。”在政府的高度关注下,此次亚运会盛况空前,政府事先期盼的凝聚人心、提升民众热情的目标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当然,由此得益的不仅仅是政府,在让人们记住了熊猫“盼盼”、日后被传唱甚久的《亚洲雄风》、来自雪域高原的圣火、以及开幕式规模宏大团体操的同时,也让人们第一次对“李宁牌”产生了印象。当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亚运圣火火炬时,却少有人清楚,为了实现这一场景,李宁以250万元巨资拿下亚运会接力传递活动的承办权,而这一次公关宣传的手段,正是对当年李经纬洛杉矶传奇创业经历的致敬与复制。

    令人欣慰的是,李宁同样获得了成功。数年之后,李宁成功地从健力宝的母体上脱离,在2004年6月份28日,已是国内最知名、规模最大的国产体育用品公司的李宁集团,在香港联合证交所上市。这个昔日的毛头小伙子,在学习了和社会交往和组织企业之后,终于从一个明星偶像开始,找到了自己全新的定位——成功的资深企业家。

    在同属珠三角的另一块土地上,那个用锤子和手锉制造电冰箱的潘宁,此时已经今非昔比,他那家小小的珠江电冰箱厂,在此时已毫不逊色于同年创业的健力宝,并且仍然保持着令人敬畏的增长势头。

    与许多乡镇企业不同的是,潘宁的电冰箱厂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根据报道记载,潘宁曾经要扩建厂区建造车间,但是在容桂镇上,几乎已经找不到闲置的土地,于是镇领导绞尽脑汁,最后竟然决定炸掉镇内的一座小山,将其夷为平地。那位报道此事的记者有感而发道:“如若其他地方政府都这样替企业着想,哪有经济发展不起来的道理?”

    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支持,与其说是潘宁半官半商的身份帮助了它,①倒不如说是企业的产权性质发挥了作用。尽管这家厂子由潘宁创办,但是在产权上却归镇政府所有。由于珠江电冰箱厂的繁荣,直接带动了地方经济,使得顺德政府在对其扶持上自然不惜代价,而这种扶持也着实令地方财政收获颇丰。在当时的华南地区,顺德、中山、东莞、南海因为经济活跃,被时人称为“广东四小虎”,顺德更是以其产值雄踞四小虎之首。

    截止这一年年初,潘宁已经把他的厂子变成了一家超级大厂,其规模丝毫不逊于任何国有企业。根据《经济日报》当年的报道,此时的珠江厂已经拥有了固定资产8000万元,进口设备占45%,许多大中型企业都不具备这样好的条件。整条生产线长达6公里,全由欧美、日本最好的设备配套组成。其产品不仅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畅销,更在全国市场上与青岛海尔并驾齐驱。

    两年之后,邓小平南巡至粤,被当地领导专门引到珠江电冰箱厂视察,此时的珠江厂已经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工厂,装备着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那里的厂区、车间、设备都令邓小平感到惊奇不已,许多方面甚至比他在海外参观到的还要先进。于是他问随行人员:“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得到的答案是:“如果按行政级别算,只是个股级;如果按经济效益和规模算,恐怕也是个兵团级了。”这样的答案让邓小平感慨万分,他连续多次发问:“这是乡镇企业吗?”在离开珠江厂之后,他说出了那句至今仍然被官方文件反复提及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可以说,潘宁用自己的智慧结合当地政府的支持,在为珠江厂赢得声誉、为顺德官员赢得政绩口碑的同时,也为万千中国乡镇企业的生存,在制度与政策上稳固下了永久的空间,至此为之,乡镇企业生存的合理性已经不再有人质疑,其未来是否会一帆风顺虽然是个未知的命题,但至少在90年代初,似乎不再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们前行。

    ①:耐人寻味的是,在珠三角一带,许多企业家甫一踏入商海,都有着半官半商的奇异身份,例如潘宁是顺德容桂镇工交办副主任,世界最大微波炉企业格兰仕的创始人梁庆德是顺德桂州镇的工交办副主任,乐百氏的何伯权则曾经是中山小榄镇的团委书记,即便是李经纬,在担任三水酒厂厂长之前,也是县体委的副主任。这种与政府的紧密关系,让他们拥有了异常丰富的政府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帮助了企业的发展。

    在亚运会结束之后,许多原先被迫停建的基础建设项目、被迫下马的工业项目及投资都悄悄地恢复了,这自然拉了许多行业一把,得以让沉闷了两年之久的商业界重新焕发了生机。消费者似乎重新焕发了购买欲,而新上任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视察海南,重申政府将全力支持特区政策,这位由邓小平钦点的“中共新一代领导核心”的态度,令许多人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于是,以亚运会为分界线,一场新一轮的经济建设热潮再次拉开了序幕。

    当这股热潮来临的时候,许多在去年偃旗息鼓的企业和工商户们,如同蛰伏的虫豸般重现,并且破茧成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一时风光无限。

    这一年的深圳,那个匆忙把企业捐出去的李书福,忽然又动起了办企业的念头。

    事情是这样的:李书福在深圳一所大学里进修充电,却恰好赶上了宿舍装修,李书福闲来无事,就每天跟施工人员闲聊,一来二去则发现,一种被称为“美铝曲板”的装修材料是需要进口的,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却数量奇缺。商人的敏锐嗅觉告诉他,这应该是一个机会。料理了一下手上的事情,他当即买了车票,匆匆赶回台州市。

    在联系了几个兄弟之后,李书福拥有了他人生中的第四家企业——台州吉利装潢材料厂,这正是今日吉利集团的前身,几个月后,中国第一张美铝曲板在他的厂子里被制造出来,这种装潢材料不出意外地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李书福的家族也因此一跃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企业家族,直到今天,这个厂子仍然在经营,每年还能够带来上亿元的利润。

    在这一年的年初,许荣茂悄悄地回到了福建老家,开始谋划着干一件大事情。

    几年之前,凭借着敏锐的判断能力和过人的投资天分,许荣茂在香港股市获利颇丰,有人曾推算过,早在1987年之前,许荣茂就至少从香港股市里赚走5亿。然而在1985年,他却决定将这些钱固化下来,转而投资大陆。

    事实很快证明,许荣茂的判断是正确。1987年,香港股市受华尔街股市大跌影响,也跟着一个跟头栽了下去,连续关市四天。等到再开市的时候,总市值竟然跌去三分之二,许多香港股民因此破产,有的千万富翁竟然沦为街边小贩。而许荣茂却因早早脱身,避开了这一场覆顶之灾。

    在大陆投资的几年里,许荣茂在深圳、兰州等地开了数家制衣工厂,由于可以享受“港商优惠政策”,靠为欧美企业做贴牌制造的他赚了不少钱,然而随着投资者的增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许荣茂越来越感觉到,这个领域的前途实在暗淡,而在两年前,大陆刚刚进行了土地转让制度改革,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是一轮新造富神话的开始。

    多年之后,已是世茂房地产集团董事长、坐拥320亿资产的许荣茂回忆说:“1989年我转行做房地产,因为以前做服装特别累,员工多,业务量大,但利润微薄。帮美国人做加工,等于为他人做嫁衣,成衣后贴上他们的标签,没有自己的品牌,虽然这也是实业,却缺少满足感。”

    事实证明,长袖善舞的许荣茂在房地产业里的确找到了他想要的满足感,在这一年,他卖掉了几家工厂,在家乡福建进行了一系列的项目开发,他利用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急切心态,用较低的价格拿到了数量可观的土地,日后自然获利颇丰。很显然,在众多下海创业者当中,许荣茂对政府心态的精准解读,是帮助他日后连连获利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比起许荣茂,同为地产界大亨的王健林,在这一年里的遭遇却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经过几年的经营,王健林的“西岗住宅开发公司”在这一年里已经今非昔比,事实证明,他似乎天生就是从事这一行的天才。在当时,由于拆迁问题复杂,成本高昂,几乎没人愿意从事旧城改造,开发商们往往会把精力投放在闲置地块上,而王健林却偏偏乐于为之。他后来回忆说:“万达从一开始,选择的就是别人不要的市场,人弃我取,让万达赚到了许多别人不愿意赚的钱。”

    这样的回忆显然是准确的,正是靠一个个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王健林才在两三年之内,就让公司跻身于国内一流房地产企业的水准,他本人也成为中国第一批当之无愧的房地产大亨。

    让王健林苦笑不得的事情,其实主要在于公司的产权不明。尽管赚钱不少,却都是“为政府打工”,比这更让他困扰的,是体制带给他的束缚:想要辞退两个散漫霸道的司机,却因为“组织关系不在公司”而无法实现,怒火冲天的王健林,最后甚至跑到领导面前,以辞职相要挟才最终如愿。

    在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王健林想要带公司员工出去旅游,于是便包了两辆大巴。还没等大家回到公司,举报王健林“以权谋私”的电话就打到了市纪委。多亏王健林和上级领导关系一向和睦,才最终平安过关,员工们却不得不把每人200元的旅游花销补回来,这件事给王健林的打击颇大,多年之后,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假如后来万达没脱离出来,可能我早就和红塔的褚时健一样,被送进监狱了。”

    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王健林对于在体制下生存有着何等的苦恼,像他这样的创业者,尽管已经置身商海,却要被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捏住脖子,自然无法尽情畅游。大概正因为有过这样的体验,两年之后,当国家体改委和大连体改委在大连市选择东北地区股份制试点企业时,王健林第一个成为企业改制的申请者,事实证明,他的这步棋再一次正确,实行股份制后的西岗住宅开发公司,正式改名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后,王健林与万达的传奇故事,以及这位地产大佬与中国足球的不解之缘,实际上是被一步步逼出来的。

    当王健林正为体制的束缚头疼不已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之一,那位善于依靠体制为企业谋利的柳传志,却在这一年里遇到了相当头疼的事情。

    这一年的3月份,在香港督战进出口业务的柳传志,忽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他创办的集团机关报《联想报》似乎多了两个字,变成了面目全非的《联想企业报》,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张由孙宏斌捣鼓出来的企业部报纸。在这张报纸的头版,居然赫然上书“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经历过共和国多次政治运动的柳传志,在这方面嗅觉格外敏锐,他很快意识到,孙宏斌正在搞“阴谋诡计”,于是他当即不动声色,悄然返京展开调查。

    真实的事态,要远比柳传志想象的严重,孙宏斌不仅公开散发了许多分裂言论,甚至已经有了实际的行动:他绕开了集团人力部门的人事管辖,私自从外地营销网中调进一些业务骨干,来充当自己的心腹。他还为此专门制定了干部培训计划,召开了新人培训会议,会议的精神却只有一条——忠于孙宏斌。

    一手创立联想的柳传志,自然无法容忍这样的分裂行为,而私调外地员工进京的举动,已经暴露出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企图。于是,在3月19号,柳传志召开了高管会议,公开谴责孙宏斌的“帮会行为”,在会场上,孙宏斌抱胸而坐,不以为然。随后,柳传志将孙宏斌调出企业部,“以低姿态进入新部门,不许成立新单位或带人进去。”

    令柳传志想不到的是,孙宏斌在公司的势力竟然如此深厚,有许多企业部的员工会公然跳出来,为他们的孙总充当打手的角色。给企业部员工开会的柳传志,竟然遭到了一群年轻人的集体炮轰:“你说我们有帮会行为,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我们直接归孙宏斌领导,孙宏斌的骂我们爱听,与总裁何干?”种种言辞之激烈,令柳传志实难容忍,最终愤而离席,留下了一句撕破脸皮的话:“你们要知道,联想的老板是谁。”

    很明显,这些员工炮轰柳传志的举动,是孙宏斌一手指使的,他希望凭借“群众呼声”这样的武器对柳传志施加影响。然而和柳传志低估了他的能量一样,孙宏斌也看轻了柳传志的权术手腕。被激怒的柳传志很容易地找到了解决办法。

    在会议结束当晚,柳传志就接到了“一份报告”,报告称孙宏斌等人聚会商议,决定把一家分公司的账款转移出来,于是,柳传志派出人员先将孙宏斌控制起来,在至少两个人的监视下失去自由,随后向公安局和检察院报案。又动用一些非常关系,将孙宏斌几个气焰最为嚣张的手下一一制服。

    5月28日,孙宏斌被北京警方正式羁押,1年之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孙宏斌“挪用公款”罪,刑期5年。

    值得玩味的是,这本是一次正常的企业权力斗争,然而却最终演变成了孙宏斌一个人的刑事案件,对于孙宏斌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误判,因为在2003年,孙宏斌再次功成名就、成为顺驰集团董事长之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改判其无罪。而当日对于孙宏斌的“控制”,即便是柳传志本人,也承认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并非无懈可击。

    这种围绕权力以及公司战略方向的争夺与分歧,对于柳传志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在数年之后,当联想的另一位元老,同样有奠定之功的总工程师倪光南与其反目时,他既无法将其调离,也不能像对付孙宏斌一样将其送进监狱,此时他才算遇到真正的麻烦。当然,比起身陷囹圄的孙宏斌,大家还都算是幸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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