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

    赵寿山

    一、家庭状况

    我原名生龄。于甲午之战的那年（1894年11月21日）生在陕西户县北乡的定舟村中。父亲是个贫农。母亲曹姓。我兄弟姊妹6人。一家8口，全赖父母的耕织，生活苦困，可想而知。当我13岁的时候，地主突然收回租给的田地。父亲由愁而病，终至于死。这件事对我的家庭，简直是晴天霹雳。此后，我哥和我渐渐长大，可由母亲陪伴从事陇亩工作。两个弟弟也可分劳。这样，家境也就渐渐地好转了起来。后来，我入军界做事，尤其在汉中任绥靖司令时，利用职权，做商业活动，置产积财，因此致富。近闻胡宗南已将大部分财产拍卖，其余部分，当任解放后的群众处理。我家现人口是39人。在解放区内者9口，多系自己的直系亲属。其他，则受我北来的影响，散逃四方。

    二、学历及经历

    我9岁时，才开始读书。自己的勤奋，不仅博得塾师魏康侯的赞许，甚至常得其资助。16岁，我考入陕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入西北大学预科（后改为省立三中）。旋又转学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于民国3年夏毕业。除在西北大学预科第一学期得族人赵鹤皋资助外，其他全是官费（月得津贴2两）。当时，校方规定，名列前10名的，月可得奖金二三两。这就使我在陆军小学、测量学校时，不仅不需家庭负担，且可年得20余两白银，以补家庭之不足。

    民国3年秋，我踏进陆军测量局当测量员。直到7年秋，应友人史可轩之召，才入了靖国军司令部充一等科员。9年，投效冯玉祥的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任上尉参谋，兼教导团学兵团地形教官。11年，冯赴北平陆军检阅使任，升我为少校参谋，仍兼教官职。13年夏，赴陕北杨虎城部任教导队队长。继升教导营营长（吴岱峰、孔从洲、刘威诚都是当时的学兵）。14年，杨［部］被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奉命驱逐北洋军阀刘镇华、吴新田。15年春，刘反攻，杨坚守西安，我被调升师副参谋长，仍兼教导营。后来，冯师东征，西安围解，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参加北伐。我被升补充团团长。继升补充旅长。北伐后，全国缩编，被编为廿二师第七团团长。蒋冯大战后，再被编为十七师五十一旅一〇一团团长。19年春，蒋冯大战再起，杨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孙蔚如继任十七师师长，我升五十一旅旅长，继兼汉中绥靖司令。“双一二”［双十二］后，升十七师师长。27年夏，升三十八军军长。33年春，升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秋季，赴陆大受训，34年1月期满。35年8月弃职辗转于36年3月，踏进解放区。

    三、思想的变迁

    我幼时，由于自己的贫苦，见了有钱有势的人，既妒且恨，甚至主张不与富者结亲。及至在乡间大会上，听了进步绅士张子甲“列强瓜分中国”的演讲，就动了掮洋枪、打洋鬼子之念。后来的由私塾，而陆军小学、测量学校，以至投身行伍，无非受了张子甲、魏康侯等富国强兵思想的驱使。这笼统模糊的思想，一直继续到大革命的前夕。大革命时，友人中如赵宝华、杨明轩、魏野畴、刘含初、王授金等，都是一时的显要，我虽与之常相过往，由于认识不够，总感觉他们的思想行动太左，未肯随声附和。虽经友人数次征求入党，终未接受。不过，大革命失败后，我对投奔前来的共党分子，仍是妥为掩护，或资助其自奔前程。在十年内战中，由于形格势禁，我的思想愈为模糊，只知盲目服从杨虎城个人之领导，因对杨具有信仰的缘故。19年，杨率部入关。我以为正是发展西北，为救亡图存奠定基础的绝好时机，曾力主之。不想为时未几，备受蒋贼压迫，计划一再受挫，精神既极颓丧，生活的堕落腐化更不用问了。25年春，我因病赴平就医。后南下至京沪一带游历，历时七月，得随时购阅进步书籍杂志，并与在沪之杨明轩、杨晓初等不时晤谈，知识一天一天地增加，思想也就因之明确化。认为“非团结不足以言抗日，非抗日不足以言救亡”。后来回到陕西，就向杨上了个《抗日建议书》，力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救国家、救西北与救十七路军的唯一出路。杨之敢与［于］发动“双一二”［双十二］义举，这建议书似乎起过推动的作用。事变期间，我驻防三原，警备渭北，与红军首脑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杨尚昆、陆定一等朝夕往还，获益更多。因之当时凡能有助于红军之处，固无不悉力以赴也。曾忆为放蒋事，彭曾不惜费时三日以为说明，忠诚感人，至今难忘。

    26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我首先奉命，率十七师北上开赴保定前线。中经漕河、阜河、滹沱河及娘子关前线，以及太原保卫战之后，部队因伤亡过重，士气沮丧，军心涣散，悲观失败情绪、逃亡逃跑现象，可谓达于极点。我在碛口切实检讨之后，提出了四项整训的办法：

    一、以政治教育提高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并坚强抗战胜利的信心。

    二、办理轮训队，一周一期，一月半轮训完毕。

    三、撤换腐化庸懦干部，提拔进步勇敢的干部。

    四、官长以身作则，把士兵当人看，同甘苦，共生死，准许士兵有权管理自己的事情。

    照这样实施月余之后，部队情况改善了许多。接着十七师开抵洪洞，适与八路军总部相距不远，这又与我以与朱总司令、左参谋长及陆部长聚谈的机会。惜为时不久，部队又奉命向晋东南进发。当时彭副总司令主持东路军，十七师在他指挥下，游击敌后，半年有余。这期间，关于部队的改进，有以下的几点：

    一、成立战地服务队，血花剧团，进行对当地人民的宣传、组织及武装各项工作，配合部队对敌作战。

    二、各营连选派指导员，从事连队政治工作。

    三、选派班排级干部四十余，赴东部军受训。

    四、常请彭副总司令到十七师为干部讲抗日战术及抗日政治工作。

    五、向当地地主富农商借军队给养等。

    六、先后克复晋城、长子、沁水、高平、壶关等城市。

    后来，奉调赴豫北封门口王屋镇一带作战。继开抵中条山。到后，就进行了下列各项：

    一、血花剧团改组，并将战地服务队扩大为战地服务团。

    二、举办茅津干部训练班，内分干训队及教导队，前者旨在改造旧干部，后者旨在培养新干部。

    三、创办定期刊物——《新军人》，并发行13种小册作思想、行动之指导。

    四、提出“四大口号”——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经济公开，人事公开。“三大禁令”——禁烟、禁赌、禁嫖。

    五、顽固不堪改造者，分批给资遣散，或令其转业。

    这时，我已更明显地在抗战、团结、进步总原则下，将十七师改造成坚决、自觉的抗战劲旅。事间，先后粉碎日寇对中条山13次“扫荡”，使日寇视中条山为盲肠，使一战区长官卫立煌也不得不喻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这荣誉，也无非当时政治工作之所赐。到29年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部队奉调南渡。姚警尘首被蒋介石电令解职，只好在隐蔽精干政策下积极活动。但干部政策，始终掌握，干部训练，亦从未中断。30年秋，蒋竟电调本部得力干部团长以下刘威诚、张复振等30余人入集中营。当时孙蔚如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亦从而压迫之。经我多方斡旋，及以全家生命财产作保，并酌送三人应命后，才渡过这一难关。但绝不是说，此后就一帆风顺，或者阻力减少。正相反，愈往后，愈是灾难重重。干部被个别收买者有之，被检查者有之，被召至政治部谈话者有之，被以各种方式调训者有之，甚至被逮、失踪，被武装袭击者亦有之。在蒋贼，固已极尽伤害之能事。但三十八军，为了抗日的胜利，为了民族的前途，只好忍辱，再忍辱，一般说是团结巩固的。直到33年冬，蒋最后以调虎离山之计，调我赴凉州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我一面将已经暴露，及不可能继续留任原职的干部资送返延。一面妥为布置，嘱令待机起义。我就这样忍痛别离一手抚育起来的三十八军了。

    四、要求入党的经过

    我的倾向中共，开始于“双一二”［双十二］事件。但思想的转变，实基于平津沪汉之游。在双十二期间，在抗战初期的晋东南，虽常与中共首脑接触，但尚无入党的要求。觉得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只求在抗战团结、进步方针下，与中共一道对民族、人民有所贡献，于愿已足，似无须取得党籍增加不便也。到31年，敌我斗争日见尖锐，国共合作的前途，愈觉渺茫，以往顾虑，已失掉存在根据，于是有要求入党之请。当年10月，范明（郝克勇）奉召回延安，转达了我的愿望。12月返部时，谓已蒙毛主席批准，并允党龄自“双十二”算起，连同300余党员的名单，也向我公开。惜为时未久，我就被调往遥远的凉州。虽为交通、环境所限，殊少作为。但以常去重庆，得与周恩来、王炳南同志联络，接受中央的指导，使自己恪尽一个党员的职责，这是我衷心自慰的地方。今天，我既然回到党的温暖的怀抱，党且为我派定工作。我想，我该有理由请求党正式批准我的党籍，确定我的党龄，使我很快地站在党的岗位，过党生活，为党工作。这就是我唯一的愿望了。

    此材料来自《赵寿山死亡档案九七四九号》。并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作过核对（王志强注。1984年10月12日）

    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

    赵寿山

    我解放前几十年的历史，主要是与蒋介石斗争的历史，整个斗争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36年西安事变以前，是在杨虎城将军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斗争的；1936年以后才逐步得到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使我在斗争目标和斗争道路等问题上，认识从不明确逐步到明确，从自发逐步到自觉，起了根本的变化，最后坚定地投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现在，分别按以上两个阶段加以记述。

    （一）我与杨虎城将军的结合

    （1924-1925年）

    1917年，杨虎城先生任靖国军第三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十七路军的前身）司令。靖国军瓦解后，各部队先后投降了北洋军阀。杨独树靖国军旗帜于陕西武功县，与北洋军阀第二十师以及刘镇华的镇嵩军全部苦战数月之后，终因敌我众寡悬殊，于1922年退至陕北三边。部队编为一个团，依靠井岳秀暂时养精蓄锐。我原在北京南苑冯玉祥的检阅使署任上校参谋兼军事教官。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甚为嚣张。我早闻杨先生颇有革命的爱国精神，尤其是在靖国军瓦解之后，能毅然不屈，坚持革命，深受感动。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背靠苏联，进行革命，振兴国家，我于1924年春，偕同保定军校毕业生刘光甫、段象武等步、骑、炮、工人才至三边，参加了杨的队伍。到三边后，初在教导队任排长，不久该队扩充为教导营，遂担任营长。

    1925年，杨参加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南下关中，驱逐了陕西督军刘镇华和帮办吴新田。杨集合原在关中的部队，扩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担任了师长。1926年春，刘镇华率部号称10万围攻西安。杨协同陕西督办李虎臣坚守八个月之久，把西安这一革命根据地保存了下来。冯玉祥于是年9月由苏联归来，在五原誓师之后，由甘肃率部解西安之围，整顿队伍，准备参加北伐。后来，宋哲元出任陕西省主席，以于右任为驻陕总司令。我向杨建议：宋哲元在陕当主席要统一陕西，咱们不必留在陕西，免得与他搞摩擦，还是随冯出关北伐比较好。当时杨的部队已发展到2万人。杨采纳了我的建议，带领7000人随冯出关参加了北伐，我仍被留在陕西。杨参加北伐后，遭到冯的歧视，作战时被调到前线最吃紧的地带不给钱也不给枪弹，官兵困苦不堪言状，豫东一役伤亡近半。杨愤然离开部队去了日本，所余官兵3000多人留在安徽太和，由冯钦哉、孙蔚如暂时照料。据说何应钦曾向蒋介石写过签呈，主张把这3000多人遣散，蒋只批了个“阅”字。杨的部队虽因而得以残存，但官兵困苦万状，处境艰难，几乎濒于瓦解。与此同时，杨在陕西后方的部队处境也很危急，宋哲元正盘算着要肃清它。宋经过其参谋长张维藩告我，准备把杨在陕西的部队给我统编为一个师，归宋指挥管辖。我拒绝了宋的要求，当时杨留陕部队共有8个单位，13000多人，不少官兵都暗自寒心，怕被人解决，少数高级军官甚至改穿了便衣。1928年春，我率全部官兵开至潼关，在潼关打电话告诉宋哲元我和部队就要出关，希望他不要派兵追打，随即离潼关向山东进发。宋没有追打。到单县后，与前方部队会师。此时官兵计有16000余人，军心为之振奋，立即派人赴东京迎杨回国。

    杨回国后，部队在1929年被蒋介石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杨任师长。下辖三个旅：第一旅旅长姬汇百（不久改为马青苑），第二旅旅长冯钦哉，第三旅旅长孙蔚如。我任三旅七团团长。从此就开始了与蒋介石的斗争。

    （二）十七路军的发展阶段

    （1928-1930年）

    新编第十四师成立之初，蒋介石就对它不怀好意。杨的部队脱离冯玉祥管辖后，冯也很不高兴。蒋冯合谋逐步消灭第十四师。当时胶东一带为军阀所割据，烟台地区有刘珍年，潍县有顾震，他们各有近2个师，1万多人。此外，莒县一带为惯匪刘桂堂（俗名刘黑七）盘踞，约有3个师，奸掠烧杀，为害最大，也相当凶悍，人民恨之入骨。当时山东省主席是冯玉祥部的孙良诚，屡剿刘黑七失利。蒋介石命令十四师开赴胶东剿匪。蒋冯以为十四师仅万余人，无疑会被消灭。孙良诚也对人说过：十四师进了山东就不要想再出来。杨的部队被编为十四师后，由于杨先生已经回国，部队领导有人，且关内外两部分已会师一起，又经过在豫东艰难困苦时期的考验，因而士气旺盛，团结增强，但在接受了赴胶东剿匪的任务后，不少人对部队的前途仍很担心。这时我和杨先生谈过一次话。我说：“敌我力量甚为悬殊，蒋冯想趁此把我们消灭，但去胶东剿匪对我们也未必不是有利之机。我们把土匪剿清以后，就可以胶东为立足之地，谋求发展，与蒋做斗争，这样才会有前途。”杨刚刚回国，对部队的发展满怀热情，对剿匪的信心也很高。我便自告奋勇作前驱攻打胶东。

    1928年春末，部队开至沂州府。群众听说要剿灭刘黑七，无不高兴，自动帮助部队筹办粮秣，搞运输，大批男女青年知识分子都自愿参加了部队。当时归我指挥的部队除七团外，还有段象武、韩寅生两团。后部队由沂州府出发，经汤头，迅速拿下了刘黑七的巢穴莒县，击溃了刘的全部。刘黑七只带了17个人逃往日寇占领地区。我们乘胜继续前进，七天之内连下八个城寨，最后又拿下诸城，击溃了顾震全部，俘虏了顾的家属（后派人送回）。部队暂时集中在诸城、潍县一带进行休整。刘珍年原是保定军校学生，虽是军阀割据，但军纪尚好。我建议杨可否争取与刘合作，同力反蒋。杨同意这一意见，后来与刘达成了共同合作的协议。这次胶东剿匪，从出发到战争胜利结束总共只有八天，进展神速，成绩很大。对蒋介石来说，这是立了功，应该受奖。但是，相反地，蒋介石看到十四师有这样强大的战斗力反而惊怕起来。担心十四师在胶东这个富庶地区扎了根会养痈遗患，更加深了消灭它的企图。

    不久，蒋就下令把十四师调往河南南阳。何应钦命杨把部队分为几路分散行军，以便在途中予以消灭。我向杨建议，何对我们不怀好意，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分散行军，应集中作战备行军。杨也有同样的考虑，没有让部队分散行军，仍命我作先头部队（当时部队中都把我叫“头里跑”），直开到汉口以北的花园，然后转赴南阳。后来得悉何应钦曾密令河南省主席刘峙在途中消灭我们，因见我有备而未动。部队到南阳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矛盾已尖锐化，冯阎合作倒蒋。蒋又企图利用杨的部队与冯阎作战，因而部队得以在冯阎与蒋的矛盾的夹缝中，暂时平安集中于南阳进行休整。

    到南阳后，杨命我任南阳城防司令。当时南阳、邓县、镇平一带有张大脚（女）等土匪七股，6000余人，四处活动。杨先后派段象武等两团进剿均失利，城防颇为吃紧。我根据杨的命令，率第七团官兵出穰东镇，发动了南阳、邓县、镇平三县的民团和群众5万余人，一仗把土匪肃清，只有7人逃脱。此时，十四师部队的番号已改为陆军第十七师，兵员已扩大到2万人以上。南阳群众对部队很拥护，又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自动参军。驻在新野的新五师（原李纪才的部队，多系陕西人）被蒋介石消灭后，其一部由杨子恒率领也投了十七师。

    由于部队连打多次胜仗，实力日益增强，杨在国内的地位也逐步得到提高。各方面都派人前来拉拢。驻在驻马店的唐生智，自称反蒋总指挥，约有两个师，派了陕西人李文卿来联系，准备委杨为军长。阎锡山派弓富魁（外号弓老大）来联杨反蒋，准备请杨当河南省主席，冯玉祥派了南汉宸前来联系，拟委杨为浙江省主席或陕西省主席，但为了保护冯自己在陕西的实力，要杨把部队不要带进关。蒋介石也向杨表示，如果杨把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完全摧毁以后，就委杨为陕西省主席。杨对这些情况都作了分析。对唐生智很不满意，曾对人说：“我革命时他还是军阀。”认为阎锡山是老奸巨猾，河南是四通八达的要冲，自己实力还不够，很难站得住。对冯玉祥在北伐时就恶感很大，说冯过去对我们那样苛刻，现在既给陕西省主席，又不要把兵带进去，浙江是文化发达的省份，自己不识字如何能当主席，冯是和咱们开玩笑。蒋介石与冯阎的战争爆发后，冯部的石友三、韩复榘两大部分均叛冯投蒋，冯玉祥因而失势，遭到失败。当时西北地区仍是冯的势力，刘郁芬在兰州，宋哲元在陕西，各有2万多人。杨为了实现以西北为根据地，扩充实力，振兴国家的目的，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同意参加打冯阎的战争。1929年12月，杨在驻马店击溃了唐生智全部，并进兵荆紫关击溃了冯玉祥某路司令刘汝明的部队，而后升任为第七军军长。

    1930年4月，蒋介石任杨虎城先生为十七路军总指挥，命部队向西北进发。我率两个营留驻南阳，任后方留守司令。部队进到洛阳龙门以南地区，与宋哲元部酣战10余天，伤亡甚大，僵持多日毫无进展。冯钦哉又与杨搞不团结，要求辞职。杨很感苦闷，急电调我率部赴龙门，南阳城防交姚丹峰负责。我星夜开赴龙门见杨，杨正在睡眠。其卫士营长王镇华对我说：“冯钦哉因部队在前方受挫，又捣鬼，向杨辞职。杨整夜未眠，现刚入睡，暂不要惊动他。”我即前往冯的司令部一观究竟。正逢杨派去的四名参议段国璋、唐嗣桐、刘文伯、续式甫向冯进行说服，我就坐在一旁静听。冯在室内踱来踱去，说的尽是些鸡毛蒜皮一类的事情，说杨某一次给他们的子弹少了，钱少了；某一次责任太重等等，表示不愿干下去。四个参议对冯则是边捧边劝。但是，越劝冯越硬，态度越坏。我听得很不耐烦，就直截了当地向冯展开斗争。我说：“钦哉兄，部队中你资格最老，是老大哥。在部队生死存亡这个关头，你应当带头奋勇前进，打回西安我们才有出路。否则全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我由南阳到龙门，你的部队一路上走在前面，军纪很不好。我亲眼看见老百姓在一个村口的树上，挂了四条血裤子作为宣传，群众非常痛恨。我们如果在龙门长此僵持下去，既无粮秣，也不会有援兵，不是被宋哲元的部队冲乱，就是走岳西峰陕军第一师的老路（第一师是原胡笠僧旧部，胡死后由岳率领，因军纪不好，在豫西被老百姓用红缨枪消灭），你的外肚子也免不了要叫红缨枪‘扑通扑通’戳几下子。”冯一听愣了半天说：“前方几个团都伤亡甚重，无力前进。”我说：“我们不能等死！”冯就问：“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只有冲一条路。”冯接着说：“那你给咱朝前冲。”我当即表示：“你下命令，我就前进。”（冯当时是前方总指挥）冯说：“那好，请示虎城兄。”马上高兴地打电话给杨说：“寿山部队开到了，他要去奋勇前进。”杨立即同意，冯就给我下了命令。我率领第七团和第一旅党澄清的一个团，当日就由龙门以东的一个洼道迅速秘密前进通过龙门山，抄袭了山北口的诸葛村（宋哲元部葛云龙的师部驻此）。宋军纷纷撤退，只在伊河与洛河两岸稍作抵抗，就慌忙撤入洛阳。

    部队继续前进向洛阳围攻。宋哲元留葛云龙坚守洛阳，自己返回陕西。此时，闻冯玉祥亲率残部3万余人，由登封方向前来增援。杨命先打援军。我率第七团进驻白马寺李家庄之线以东地区，准备击援。后得悉冯援洛阳并无其事，杨即令我率部返回，支援杨子恒部进攻洛阳东站。此时洛阳被围已经四天，相持不下。至洛阳城下后，营长王劲哉、郭子生自告奋勇，愿越过杨子恒防地，即以进攻，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当晚攻下东站与北站。葛派人求降。杨命第三旅参谋何冠五进城洽降，编葛部为三十六师。蒋介石恐杨的势力扩大，不愿把该师交杨管辖，决定归他自己指挥。

    杨派马青苑部继续向陕西前进。我的部队在洛阳处理善后事宜完毕，也向陕进发。行至陕州（师司令部所在地），听说宋哲元在潼关亲自指挥作战，马青苑部被阻不能前进。我即向杨先生建议：“我与宋关系甚好，可以给你当代表去见宋，今天少死一个人，抗战爆发后就多一分抗日的力量。”杨没有同意。他说：“你和宋是私人朋友关系，如果他把你扣起来，我们还打仗不打？”我估计去见宋也可能有危险，即接受了杨的意见，再未争执，并向杨说：“潼关从正面不易攻，我们可以绕到秦岭山麓淹关南塬打过去。”杨表示同意，命我向潼关左翼迂回前进。我率七团进至潼关南面的太峪镇，继出潼关以西10里的吊桥。宋哲元闻讯，仓皇北撤至朝邑。冯钦哉、马青苑两部队进入潼关，杨也相继进入，我由吊桥尾追宋哲元，向朝邑急进。其余部队分为两路：马青苑部由潼关沿大路向西安前进，杨率冯钦哉部和第三旅的几个团向大荔进发。

    当时我的想法，仍以不打仗为好，想赶至朝邑与宋见面求得和解。到朝邑后占领了北寨，不料宋已于两小时前只身带少数人由大庆关过黄河走了山西。宋的部队斗志消沉，纷乱地聚集在黄河滩上。我因在冯玉祥部任过教官数年，宋军中不少中上级军官都认识我。我派出两个武装小组，在宋军中到处宣传，说我已来朝邑，叫他们不要打仗，我们也不还枪，要求他们派官长与我见面。他们很快地就派了五名将校前来见我。我向他们说：“你们已经失败，宋已过河，还打什么？回去整理队伍，把枪捆起，听候改编，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他们很相信我的话，回去以后很规矩，整理了队伍，捆好了枪，自己抬到了北寨。当时他们有八九千人，5000多支枪。除一部分人员充实了我们的队伍以外，其余均被改编。这样，宋的部队一枪未打，就在朝邑黄河滩被全部结束了。我在朝邑清扫了战场，把缴获物资清理后，即奉杨令开往大荔。

    到大荔后，杨听说陕西省主席刘郁芬率部已过泾阳、三原向富平前进，要我率部赴富平迎击。我建议可由大荔向北直走永丰镇截击。杨表示同意。我即率部向永丰镇出发，并带了大荔绅士单埔之协助筹办粮秣。到达永丰后，探知刘郁芬已到孙镇（在蒲城县东，是杨虎城先生的家乡）。孙镇有东寨、大寨两个寨，刘住大寨。我告诉我的团副程鹏九，准备两匹马，一名传令兵，不要带枪。程问去哪里，我说去说服刘郁芬不要打仗。单辅之听了要求由他作代表与刘交涉。我说：“你不行。”程也要求作代表，并对我说：“主帅不能轻动。”我说：“你也不行，需要我亲见刘面才能解决。”程说：“几个部分的部队乱围一起，要穿过去相当危险。”我说：“要革命就不要怕危险，不必多言，赶快备马。”不一会儿备来两匹白马，我带一名徒手兵上马飞奔孙镇。上永丰坡以后，杨先生家乡的群众认识我，见我向孙镇飞走，忙喊叫说：“赵团长，那里是敌人！”我说：“我知道，大家不必担心。”通过郭仰汾的防地时，我对郭说，奉杨先生命去见刘郁芬，郭随即放我过去。到了孙镇刘郁芬的防线，敌人向我们打枪，我在马上摇手示意，叫他们不要打枪，枪声停了下来。不料来了一班人，把我捆了起来。马也被收了。押到了东寨西门楼上。驻在西门楼上的一个营长认识我，惊异地说：“你不是赵老师么？你怎么来了？”随即松绑，倒茶招待。我说：“现在顾不得寒暄，我是来见刘主席的，你赶快去报告刘主席说我来了。”他立即跑去报告，很快就跑回来说刘要我去见。

    刘驻在大寨中间的一个大院内。他来孙镇共带了军政高级官员和士兵七八千人，其中有一个手枪旅，约1800人，全是驳壳枪，战斗力甚强。此外，还随带了高级官员的眷属300余口。他们一连三天行军，饭也没有吃饱，非常狼狈。刘见了我很高兴。由于军事仓促，未多寒暄，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出来意。我首先向刘说明：“我是以私人朋友关系来看你的。”接着就说：“冯玉祥在政治上已完全失败，你现在剩下这些兵，又带了这么多眷属，拖累很重，如何打仗？打起来闹得乱七八糟，如何收拾？你我是多年朋友，1925年冬天，兰州别后再未见面。你现在行动不便，我来看你。你有什么事，我可以替你代办，有什么话，我也可以替你转达。”刘听了很受感动，热泪盈眶地说：“你在这个时候能来看我，真算一个好朋友。我现在到此地步，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提出三个条件，请你代我斡旋。”我说：“什么条件？”他说：“第一，我想过黄河去山西，你能否设法保护我的安全？第二，我所带300余口眷属的生命财产，你要设法保护，使之不受损失。第三，所有跟我的军队，可以请示杨先生改编，但不要遣散，使他们失业。”我分析刘这三个条件，最主要的是第一条。为了防备刘扣留我，我就从第三条开始答复，准备最后答完第一条抽身就走。我对刘说：“你这几条都好办。军队改编不成问题，冯玉祥过去练兵还是练得好的。你的手枪旅可以改编为杨的手枪团，不遣散也不分割，其余部队都可以分别改编。保护眷属生命财产安全也没有问题。杨先生非常注意优待敌眷，过去在西安、山东作战，对刘镇华、顾震的眷属都是优待送回。这一点你不必顾虑。”最后我说：“你要过河去山西，也能办到。”刘听我加了一个“也”字，很诧异，急忙就问：“你能办到吗？”我说：“你不要多心。我在杨先生部队虽则官不算大，但说话杨先生还能信任。”他问：“杨不同意怎么办？”我向刘表示，我可以先把孙蔚如请到永丰，请孙作担保。刘又问：“孙是否会同意？”我见刘还不放心，就说：“你要是顾虑大的话，我直接派一营兵先送你过河。”他又问：“将来蒋介石向你问罪怎么办？”我说：“为了朋友，你先过河，不必考虑将来，我再想办法。”接着对刘说：“我们谈话就到这里，我要回去，明早9时再来。”临行前又嘱咐刘：“你的部队现在被六部分的人包围（当时有井岳秀、甄寿山等六部分），都想收缴你们，晚上要警戒好。我明天早上准备带两个营来给你作外围，先把你的部队拖出包围圈。你要把后卫和侧卫派强一些，谁来就打。”刘两泪潸潸，送我到窑门口。听说当天我走后，刘的高级官员议论纷纷，主张不一，不少人对杨恐惧，有的主张走陕北投井岳秀，有的主张走黄龙山，与侯章保、甄寿山有联系的人，分别主张投靠侯、甄。但刘郁芬态度很坚定，表示已经与我约好，等到明早9时我如果不来再说。第二天早上8时后，他们非常着急，望眼欲穿。9时前5分，我率两个营到达孙镇，随即护卫刘的部队脱出包围圈，开至永丰镇。

    我事前安排单辅之在永丰给刘的部队准备食宿。单动员群众给刘的部队蒸蒸馍，把镇上的两半街房子让出来作为宿舍。部队到达后，官兵们吃饱了，睡好了，非常高兴。当晚我与刘的高级官员们畅谈了半夜，刘部的邓长耀还演唱了大鼓。翌晨，孙蔚如来永丰。我向孙汇报了情况，说明向刘保证的三个条件，请孙作担保先把刘放走。孙听了很动摇，恐怕得罪蒋介石，不敢放刘。我说：“我已向人家作了保证，君子要讲信用，你不放，我就放。”孙没有办法，答应了放刘，并对我说，蒋要问罪，他就去南京坐监。我说：“我办的事我担当，要坐监我去。”孙即派段象武带一营兵送刘郁芬及少数高级军官眷属过黄河去山西。对其余人员，愿过河的也可以过河，愿留下的就听候改编。后来大部分人都留下接受了改编。孙急忙给杨写了报告，说我俘获了刘郁芬等等，最后说已派段象武送刘过河去山西。杨的参谋长王一山接到报告后，就念给杨听，刚念过关于俘获刘郁芬的一段，还未将整个报告念完，杨十分高兴，即命打电报向蒋介石报告。蒋复电令杨将刘“优待解京”。杨后来得悉刘已被放走，便训斥孙蔚如“一边报告，一边放人，是什么办法？”孙说报告上已写明把刘放了。杨找出报告一看，果然，又把王一山严斥了一顿，即叫孙看蒋的复电，研究办法。后即电复蒋说刘被俘后由某营长护送，途中逃跑，该营长在押，拟予重办。蒋后来也知道刘被放了，未再追问。刘郁芬的队伍被改编以后，冯玉祥在陕西的部队，除王志远的一个警备师尚在汉中外，其余已完全结束。

    1930年9月，杨虎城先生进入西安。我率部驻在三原，升任五十一旅旅长。

    驻在汉中的王志远，是我的学生，与我关系很好。当时汉中的形势是：城内有王的警备师，6000余人，是冯玉祥的残部。东路有川军军阀刘存厚，约两个师，由四川绥定来取汉中，已占镇巴、西乡、洋县、城固等县，前哨距汉中城只30里，逼王改编。西路有川军田颂尧，也带约两个师的兵力，企图攻取汉中，已占宁强、略阳、沔阳等县，前锋距汉中城约25里，也要王接受改编。王同时接到双方要他当师长的委任状。此外，还有王三春、李纲五等土匪10余万人，到处为害，民不聊生。王志远一面与刘存厚、田颂尧两方进行拖延，一面派人至三原找我。我写信给王，要他守住汉中，不要与川军搞在一起，先将情况向杨虎城先生做了报告。杨因此事关系较大，又报告了蒋介石，命我率五十一旅的四个半营向汉中进发。途经宝鸡集中准备12天后，即赴汉中。1930年12月，浩浩荡荡由北站进入汉中城。

    我进汉中后，将王志远部改编为警备旅，并派人与东西两路川军联系，请他们撤兵。但刘存厚、田颂尧利欲熏心，见我带人不多，拒不撤兵。我一面派人往返交涉，一面鼓励士气，做战斗准备。杨对当时形势很关心，常向我打电话了解情况。我向杨表示“先礼后兵，争取不打仗”。前后40天与川军交涉无效。经请示杨后，即决定先打两路兵力较强的田颂尧部，指挥官是王劲哉，当天拿下了沔县。东路敌人军心动摇，开始撤兵。第二天即命张骏京率部向东路进击，只留下两个连在城内。当时我命部队除川军以外，连土匪也一齐打（其中包括杨进关后在汉中收编的五个游击队共1万多人，实际上也是土匪）。东西两路经过12天的战斗，敌人全部被肃清。蒋介石委我为汉中绥靖司令，此后即长驻汉中。

    从此，陕西的战事全部结束，杨虎城将军担任了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十七路军扩编为三个师：冯钦哉任四十二师师长，孙蔚如任十七师师长，马青苑任五十八师师长（蒋介石只许杨编两个师的番号。后来，五十八师只得改成地方部队警备师）。

    以上是十七路军投蒋后的发展阶段。1926年杨虎城先生为了避免与宋哲元部搞摩擦，率部随冯玉祥部参加了北伐，离开陕西。后又遭冯的歧视，被蒋介石改编为新编十四师。蒋介石对杨的部队也不怀好心，图谋趁机把它消灭。但是，由于十七路军全军官兵的团结斗争，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打败了宋哲元、冯玉祥的部队，消灭了各地土匪，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于1930年又打回陕西，实现了原来的夙愿。

    （三）蒋介石企图削弱和消灭十七路军

    （1931-1937年）

    杨率部队回西安后，我们已有可能逐步实现当年的夙愿，即把西北作为革命基础，背靠苏联，扩张实力，扫除外患，振兴国家。当时我们把这种想法叫作大西北主义。蒋介石对西北非常重视，诚恐杨在西北力量发展以后与苏联取得联系，对他很不利。他允许杨以西北为防地是迫不得已，因为杨打回西安后已形成既成事实。蒋对杨的政策是“明令限制，暗中削弱”，我们也估计到蒋介石的这一阴谋。

    当时我想，蒋利用我们消灭冯玉祥在西北的根据地，我们也利用蒋冯的矛盾打回陕西，但蒋不会就此甘心，必然要逐步收拾十七路军。我考虑，对蒋应该采取“水鸟政策”：政治上简化，军事上准备扩充，表面上对蒋可以恭顺一些，待实力雄厚以后迫使他承认事实。具体的想法是：在政治上，用人要选贤与能，行政机构和措施要力求简化。陕西经过1929年的大旱灾，元气伤得很厉害，人民非常困苦。我们要使三秦父老得以休养生息，并设法救济困苦的百姓，以满足人民盼望我们回来的愿望。在外交方面，可以派人与苏联沟通关系，并和新疆的盛世才取得联系。在军事方面，三年以内可先不扩充，提高现有军队的质量，把现有的三个师练成精兵。在陕西灾荒过去以后财政可能的范围内，逐渐积蓄，积极准备扩充。关于整个军事发展的计划，我考虑要轮训旧干部，培养新干部，办一个训练班，对现有三个师的干部反复轮训，使其政治军事水平得以提高，增强对杨的向心力。另办三个教导团，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大量培养基层干部，为扩军作准备。办一个修械所，自制一部分枪械。在财政可能的条件下，再秘购一些军械。准备数年之后，一下子扩充到10个师，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如果蒋不承认，就宣布独立，公开反蒋。绝对不要招收土匪，虚似扩张，使蒋更增戒备，反而于己不利。我的这些想法，都曾经和杨反复谈过。杨入陕以后，雄心很大，基本上同意我的一些看法。但他入关以后，有许多谋求升官发财的人来投奔他，他收用了不少，还令刘文伯、张鸿远、姚丹峰三人招收了不少土匪，分别把刘文伯、张鸿远编为警备第一、二旅。这些做法使我不能满意。

    1931年春，蒋介石派孙蔚如以甘肃宣慰使兼省主席的名义，率十七师（除五十一旅外）向甘肃进发，消灭冯玉祥最后留在兰州的雷中田师。1932年春，红军四方面军进驻川北。蒋介石为了抓取陕西地盘，消灭十七路军，以“剿”红四方面军为名，派其嫡系亲信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及一个旅、萧之楚的四十四师，刘茂恩的六十五师入陕。蒋的势力从此开始深入西北。胡宗南进陕后驻汉中，萧之楚、刘茂恩先驻安康，后又调离陕西。

    胡宗南这个人，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当时人们都叫他“常败将军”，说他是“志大才疏，胆小如鼠”。但是蒋介石私心用事，因胡是浙江人，又是黄埔学生，一味提拔。几年内，由师长、军长、总司令一直升到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到汉中后，与我同居一城，我和他就开始了面对面的尖锐斗争。当他到汉中南郑县北40里的褒城县时，我按照一般的礼节，曾去欢迎他。我同褒城县长刘明斋一块见了胡，胡的态度十分倨傲。我说：“路上辛苦了。”胡只唉了一声，未再说什么，只是打哈欠，态度使人难堪。我暂时忍耐着虚与周旋，刘明斋县长却忽地站起身来说：“走！”我便趁机向胡说：“明天在南郑北郊欢迎你。”即与刘走了出来。出来以后，刘对我说：“司令，你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修养很好。看胡宗南那熊样子，还跟他有什么谈的。”我说：“人家是客，咱是主人，不管他对不对，咱自己要对，你还是要以礼相待。”第二天胡宗南进南郑城时，我去北郊迎接，和他的参谋长、旅长都见了面，就是没有看见胡。原来胡做贼心虚，怕我的部队收拾他，改穿士兵服装混在士兵中进了城。我进城后到南郑中学胡的司令部去等他见面，忽然看见一个穿士兵衣服的人，我就问他的参谋长说：“那不是胡师长么？”胡见我已看到他，才走了进来，但是什么也没有谈。我便愤而走出。后来胡也没有回访我。

    我回司令部后，分析胡此来对我们不存好意，就积极准备作战。将司令部移驻西门内的天主教堂（周围石墙很高），准备巷战，晚上在各街巷都布了哨，当时我的部队共有3个团（内有张汉民1个团）、9个营。胡有9个团。我把营长以上的干部都集合起来，说明胡此次来汉中对我们不怀好意，我们要积极准备作战。干部们听了无不气愤，纷纷要求把胡的枪收了。我说：“胡宗南的士兵逃亡很大，缺额很多，每个连不过七八十人，近日来不断拉我们的兵。我们可以将计就计，要打胡就要先用放鸽子的政策，每营抽80个可靠的精壮，投入胡的部队中去。约好到枪响时先击毙其连长，造成混乱，有可能时就带全连叛胡投我。在胡的部队中要潜伏忍耐，如果不打仗，一定要携带武器归来。”并要9个营长向我保证，9个营长同声表示：“除了被胡发觉后杀害的以外，活着的如有一人不归，即请军法从事。”于是，我即把9个营720名精壮士兵暗投入胡军中，作为内应。

    当时，两军官兵的日常斗殴也屡有发生。胡军官兵夜寻暗娼，被我部士兵下了枪的有十多起。汉中十字口有一姊妹饭馆，两部官兵常去其处吃饭。一次，我部司令部有一姓刘的传令兵去吃饭，先在一个空桌上入座。胡部有三个士兵也来吃饭，同坐一桌。招待员先拿来一碗面皮，胡部的一个士兵拿去就吃，刘看了很生气。第二碗拿来后，又被胡部另一士兵拿去。刘忍无可忍，就骂胡的士兵：“有个先来后到么，你为什么要先吃？妈的，你的脸白吗？”双方随即斗殴起来。刘会拳术，一拳把一个士兵打倒在地，一脚又踢倒了一个，第三个即拔出刺刀迎面戳来。刘抓住刀柄翻转过去向其胸膛连刺三刀，这个士兵当即倒下，血流满地，后来被那两个士兵运了回去。刘回司令部后把情况报告给任副官，任向我作了汇报。我没有责刘，向任说：“像这样的斗争好！”后来，胡宗南叫南郑中学校长前来见我，打探情况。我对该校长说：“你告诉胡宗南，我赵某从来没有打过30倍以下的敌人。这次在汉中，川军、土匪兵力将近百倍，我也像用铁扫帚扫落叶一样，在12天中扫光。胡宗南那几个毛毛兵，喊一声就可以把他的枪收了。”校长回去以后，把原话告诉了胡。从此，我部与胡部各守防地，戒备森严，我与胡11天没有见面。

    杨虎城先生在西安对汉中的情况非常关心，怕我收了胡的枪惹出大祸。每晚打电话与我联系，并向我说过：“你与胡一定要搞好关系，人家是中央派来的，绝不能意气用事惹出大祸。”我说：“我决不打头一枪，胡宗南如果打我，我就收他的枪。”杨很着急，后来又派其参谋处长傅立平乘飞机来汉中调解，因天气不好，起飞未过秦岭。以后杨又向我打电话问情况。我说：“请你不要惦念，丢不了人。胡宗南如果造次，我对收他的枪十分有把握。”杨问：“收了枪以后怎么办？”我说：“把枪捆起来交到南京，我和他去南京打官司，请你不要担心。”杨也没有办法。

    胡宗南当时非常恐慌，坐卧不安，不但收不了我的枪，还怕我把他解决。他把南郑中学校长拉入了复兴社，又派这个校长到我的司令部来向我道歉。说他到汉中后也没有来看我，是他的不对。说我总是比他年长，他是小兄弟，我是主人，他是客。说咱们为了“剿共”，自己先闹成这样，这不好。又说他是中央来的，其咎在他；并要求和我见面，或我去他处，或另约定一个地方都可以。事实上他是不敢来我这里，想叫我去见他。我便对校长说：“请你转告胡宗南，只要他认错，我可以去他的司令部见他。”第二天我即去见胡。在出发以前，团营长们都不让我去，担心胡如果要扣我怎么办？我说胡已经吓得没了魂，还敢扣我？但也做了万一被扣时的安排。我和他们商定：如果胡扣了我，就由张骏京全部指挥。要是到了12点我还没有回来，就用电话询问，确知我被扣以后，你们就干。我到南郑中学见了胡，胡一变以往的倨傲态度，亲至大门口迎我。进办公厅坐下后，很客气地对我说：“我才到西北，情况生疏，以前对你不认识，你在十七路战功很大，是常胜将军。今后‘剿共’军事尤望你多多指教。”我便不客气地把胡斥责了一顿。我说：“你是中央的第一师长，委员长的亲信，一定要对人谦虚，团结友军才能完成任务，否则你一事无成，只能祸国殃民。”话虽很重，但是胡忍受了，他说：“你的指教我衷心接受，还望以后多谈。”我没有多停，就告辞回来。从此两军对垒之势暂趋缓和。

    胡看到在汉中把我吃不了，就请示蒋介石改驻甘肃天水。开拔之前，我原投入胡部的士兵都携带武器而归，有二人遭胡暗杀。我部驻褒城的一个连，有一个士兵一人带回3件武器：1支冲锋枪、1支驳壳枪、1支步枪。胡知道了这一情况，开拔到达第一站褒城时，想趁机把武器追索回来。胡的参谋长余某把该连的一个姓蒋的排长叫至其司令部说：“你连一个士兵背走我们3支枪，如果有这事，就应该把枪送回！”蒋说：“有无此事连长知道，排长不管。”余就叫把连长叫来。连长叫王俊，对余说：“有无此事，我可以回去查问。没有了不说，如果有，我们是友军，一定要按手续办事。我连长不能直接与第一师打交道。有枪，我要交到我们司令部，由我们司令部再交还你，请你原谅。”余只好说：“好，你回去查问。”胡宗南没有办法，就开往陇南天水县驻防去了。我投入胡军的士兵，共带回各种快枪700多支。从此，胡与我结怨很深，恨之入骨。胡到西安后，向杨告我的状，说赵某某坏透了，把他700多条枪背走了。杨应付地说：“听说你在汉中拉他们的兵很多，你们相互关系很不好，各有责任。”即了却此事。

    胡宗南离汉中后，我派参谋武志平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关系（当时司令员是徐向前，政委是张国焘），密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我们给红军送了小无线电机，经常代红军在西安采购和运送交通卫生器材，彼此关系很好。为了遮掩蒋介石的耳目，必要时打一些假仗。

    孙蔚如到兰州后，军纪不好。杨子恒诱杀了甘肃地方部队的师长陈国章，消灭了陈的部队，并占了陈的老婆。甘肃群众对孙部离心离德。蒋介石为了掌握甘肃政权，1932年春，派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第二年又改任陕西省主席），军事方面又派邓宝珊以西安绥靖公署驻兰州行署主任名义坐镇兰州。同年秋，委孙蔚如为三十八军军长、冯钦哉为第七军军长，并调孙率部回陕西驻汉中，以对付红四方面军。

    孙蔚如到汉中后，我的司令部移驻城固县。南郑以东城固、洋县、西乡、镇巴是我们的防地，南郑以西归孙直接管辖。我恐与红军的关系暴露出来，同时也为了把我与红军订立的协定合法化，就向孙进行试探。我说：“蒋介石肯定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新军阀。现在红四方面军与我们接壤，蒋一定要利用我们当炮灰打红军，这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不能这样干。你考虑我们可否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以保全我们的力量准备将来打日本。”孙当时反蒋很力，但是对红军没有认识，听了以后犹豫不决。他说：“蒋要是知道我们通敌，那还了得！”我建议孙可以到西安与杨商量，请示杨的意见。后来孙对杨谈了，杨非常同意，命孙全权办理，但要行动秘密，必要时还要打些假仗。孙回来后即与我研究如何具体联系，派谁去。我建议可以派我部的少校参谋武志平前去联系。孙即将武调作其司令部的参谋，派去与红军接洽。这样，我原来密与红军所订的协定，就扩大为十七路军与红军订立的协定。从此，我们就与红军各守防地，安定下来。

    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也由豫鄂入陕，击溃了我们在安康的警备二旅张鸿远部。杨为了应付蒋介石，亲率直属部队三个警备旅进驻蓝田，攻打红军。结果，唐嗣桐、张汉民两个旅全军覆没。杨将指挥部撤回西安，非常苦闷。红四方面军为了确保中央红军北上时的右翼安全，于1935年2月5日（旧历正月初二日）袭击宁强，消灭了杨子恒旅的杨竹荪团，杨竹荪被击毙。大安驿一仗，王劲哉、刘文伯两旅全军覆没，王、刘只身逃回汉中。红军乘胜前进，占领了沔县，兵临南郑城下，同时围攻南郑和褒城，酣战数日未下，又自动西撤。孙蔚如在汉中非常惊慌，把我部张骏京团星夜由西乡调至南郑。孙原来反蒋很力，这次战役以后对共产党很不满，说共产党不讲信用。从此，他就不反蒋而反共了。他曾对我说：“你主张与红军订协定，共产党订了协定又要打人。”我说：“自古争江山者，谁对协定那样认真。我们与红军订协定是为了保全自己。红军与我们订协定也是他们的一个政策。我们不要怪人家，还要怪杨竹荪团麻痹大意不作戒备。如果红军打不下宁强，还不是碰壁后就走了。”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打汉中后，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驻安康的红二十五军也开赴延安会师。杨于是把十七师全部调往陕北前线。孙蔚如的司令部驻三原。我的部队分驻黄陵、洛川、白水等地。王劲哉驻富县。段象武驻耀县。

    我前在汉中期间，因杨枪毙甄寿山，任用马青苑，大批招收土匪，行政人员贪污腐化，虚务外表不求实际等，曾对杨多次提出过意见。后来杨到汉中，还和杨争吵了一次，我说：“你这样搞，我们过去的血是白流了。”杨听了不满地说：“你好好练你的兵，你的意见太多了。”此后有一个时期，我的心情非常苦闷。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日益凶狂，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认为国民党肯定不好，但对共产党还缺乏深刻认识，自己原来设想的大西北主义又失败了，不知怎样才能救国。想来想去感到没有前途，曾一度犯了消极主义的错误，腐化堕落，吸上了大烟。把身体搞得很坏。杨曾对人说：“寿山腐化了。把身体搞得像鬼一样，还能革命！”很为不满。我的部队被调到陕北前线后，我又新遭母丧，心情更加愁闷。1935年10月，我便借看病为名（当时我患肠胃炎）向杨请准了假，离开部队到平、津、沪、汉等地观察形势，同时也希望利用此机会重新阅读一些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书籍。

    这次共去了一年。先后到过北京、天津、济南、汉口、南京、上海等地。在北平住了53天。当时我有一个打算，想说服韩复榘、宋哲元二人共同合作，迎回冯玉祥，建立北方政府，搞好华北，肃清日寇，消灭蒋介石，挽救国家危亡。但因韩复榘曾经叛变过冯和宋，曾被冯打过40军棍，二人对冯都很冷淡，我的打算未能实现。到南京后，看到蒋政权党派分歧，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乌烟瘴气，很感气愤。我当时住在中央饭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应酬，在旅客名牌上登记了一个假名“赵福海”。每天阅读各种报章杂志，找一些进步人士交谈国内外形势。一天，杨明轩听说我到南京，就到饭店来找。他问茶房：“你们这里住着一个赵司令没有？”茶房说：“没有。”杨说：“恐怕是有的。”茶房就说：“一位司令官住到这里，我们还能不知道？”杨叫茶房把他带到旅客名牌前，用杆子指着“赵福海”的名字叫茶房引他去见。杨一进屋子就对我说：“你好秘密，当我把你挖不出来！”饭店的茶房都是特务，杨找到我以后，他们也向政府做了报告。蒋介石知道了，就派了一位高级官员来见我，建议我去见蒋。我说：“我的官小，没有必要去见委员长。”他说：“听说你想住陆大，见委座后，委座写个条子，你不用考就可以去。”我回答他：“我要住陆大，就按国家的手续办事，一定要杨的部队送我去报考。”他问：“你走那弯路干什么？”我为了拒绝他的意见，没有别的话可说，就说：“杨不保送，我就没有官了。”他随即说：“你见了委座，住了陆大，还能没有官？”我说：“官要当得有道理。我随杨已多年，还不愿意离开他。你的好意，我领谢。”他回去报告了蒋。听说，蒋的左右有的说我是个大傻瓜，有的说陕西人就是有些别扭劲。

    我在各地，看到日寇企图灭亡中国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积极“剿共”排除异己，镇压爱国人民，这种反动政策日益把中国导向亡国之途。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人民抗日意志极为坚强。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除了一小撮甘愿当亡国奴的汉奸卖国贼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伟大力量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通过这次观察、学习，使我明确地认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中国的真理。因而，在未回陕西以前，我已逐步树立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思想，并且曾在上海对一些进步的朋友吐露过。

    这次在上海共住了半年，与原来认识的一些朋友如杨明轩、赵葆华、杨晓初、李馥清、韩述之等经常接触，互相往还。国民党曾经拉拢过他们，但他们都是硬骨头，不愿为蒋所利用，因而生活困苦有如浪人。国民党把他们称作“左倾”混账教员。一天，我们几人在杨晓初家吃罢晚饭闲谈。我说：“蒋介石祸国殃民，这样下去中国必然要灭亡。只有把他推翻，建立新政府，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他们也都有这样的看法。在谈到蒋介石目前兵力还很多，势力比较大，如何倒蒋时，我曾经表示：回西安后看情况，必要时建议杨先生把蒋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如果杨先生不干，我就学张义安（张原为胡景翼部营长，在三原扣了陕督陈树藩的旅长曾继贤，发动起义，成立了靖国军）。大家认为很好，并督促我回陕西以后和杨研究。

    我在上海期间，杨因我离职日久，先后打过六次电报要我回陕。我因当时对如何救国还很不明确，加之对杨在陕西军事政治方面的某些措施有意见，不愿立即回去。后来杨为了逼使我早日回陕，把我用钱的道路也堵塞了。他通知在南京的西安绥署办事处处长李志刚，不准给我钱；又在西安告诉我的管家刘俊甫不要汇钱给我。但是，这并没有把我困住。等到我经过与朋友们的多次交谈，明确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救国方向和办法之后，就立即回了陕西。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关系是很早的。他的朋友和干部中，共产党员也不少。在联共这一点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反对的。因此，反蒋联共抗日，对他来说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1936年10月，我回到陕西，脑子里有许多问题想和杨谈，同时也急于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汇报给杨，因而和杨先后谈过好几次话。谈话内容，除了汇报我在各地游历的情况和我病已痊愈外，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首先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企图进一步灭亡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也接触了其部下许多人员。杨以询问的口气说：“听说他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我回答说：“在将领中，坚决抗日的只是个别的。”杨又问：“听说张自忠很积极，是不是这样？”我说：“是的，张是积极的，但萧振瀛派是多数，是亲日的，很坏。”谈到韩复榘时，我说韩在被日寇欺压得无可忍耐的时候，也曾经吓唬过日本人，说他虽然打不过日本人，但是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防地内的日本人杀光。虽然话是这样讲，但是还是没有决心抗日的精神准备。最后我说：“总观韩、宋两部的情况，他们内部奢侈腐化，醉生梦死，已没有冯玉祥当年在南苑练兵时的那种精神了。”杨略显惊异地问道：“那不是华北形势相当危险么？”我说：“我看如果一朝日寇进攻，华北有很快失掉的可能。”接着我向杨汇报，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朽透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特务横行、怨声载道的情况。杨问我：“听说蒋最近严办了几个人，你是否听说过？”我说：“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化、争权夺利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风气，不是惩办几个人可以改变得了的。有一个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官员曾对我说，不管共产党怎么样，国民党是腐朽了，像一座梁柱已被虫蛀空的大厦，一经风吹草动，就要倒下来。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杨说：“这个人可算是深知国民党内情的。”我又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接着向杨汇报了全国人民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许多事实，以及自己思想上得到的感受。杨听了也很受感动，关心地问我：“你在外面这样长的时间，都接触了些什么人？”我说：“各方面的一些朋友，主要是救国会等方面的进步人士。”杨又问：“你对共产党和红军是怎么了解的？”我说：“我这次出去，主要读了三本书。一本是《社会发展史》，使我深刻了解了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住。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使我建立了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心。还有一本是《国家与革命》，知道了国家是怎么回事情，要革命不但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更重要的是还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并说：“我了解到红军是人民的力量，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有最新的东西，人民非常拥护，它是一定能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杨注意地听我说着，频频点头。当说到十七路军的团结问题时，我请杨考虑是否可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并借以加强杨与各部队军官，尤其是与冯钦哉部队军官的关系。杨说：“绥署有一个步训班。”我说：“那个步训班不解决思想问题。”杨说：“以后可以研究。”我又向杨建议，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应进一步增进交往，密切联系，以便随时互相沟通意见。杨肯定地说：“对，我们一定要同东北军亲密合作。以前我们两部有过不必要的猜疑，虽则经过东北军高崇民先生的联络、解释，情况好转，但两部的关系还不够十分密切，你要注意这个工作。”并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做到和东北军精诚团结，才能共同抗日。最后谈到联络红军问题，我知道杨与中共中央早有联系，我的部队在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过互不侵犯的密约，杨也知道，只是彼此没有直接谈过。于是我就直言无隐地说：“红军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虽然它今天只有几万人，可能不久就会发展到百万人，将来整个江山总会都是它的。我们的部队都遭受了红军不同程度的重创。我的队伍由于与红四方面军有密切联系，贯彻执行了互不侵犯的协定，才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我的部队虽已调到陕北前线，但全部官兵决不愿与红军作战，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听了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沉静地对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愈紧，便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旋涡，甚至会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把你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就敢干！”（李贞是蒲城县的恶霸地主兼劣绅，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杨看起来很高兴，但是他却以深沉而似乎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大事，要很好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随便乱说。”我便进而表示：“如果这一举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可以振兴。万一失败了，我们就背靠北山，全部集中到耀县以北，或者干脆就打出红旗与红军合作。将来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就像当年由武功退到陕北然后又打回来一样。”最后，杨很严肃地告诉我：“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又说：“国内外形势相当险恶，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举一动要慎加考虑。国家好了，我们才能存在。国家亡了，我们不是死就是去做亡国奴！你近几日所谈的，有些是对的，有些很冲动，要冷静些，咱们以后再谈。”并命令我说：“你离开部队很久了，赶快回去看看部队，安慰安慰官兵。对红军还可用你以前在汉中时的办法，但切莫令人看出破绽。把你部队先整理好，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咱们全十七路军我也要作一番整顿。”我听了之后很高兴，第二日就去部队了。（当时旅司令部驻在白水县）以后听说杨和我谈话后，告诉他左右的人和杜斌丞：“寿山变了。”表示很高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形势和出路问题，已经是心中有底的了。我去部队不久，杨便把我叫回西安，要我办训练班，轮训全军团、营、连三级干部。当训练班正在积极筹办中间，给各部队的学员名额已经分配，第一期学员正待集中的时候，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1936年12月8日，杨与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分工：临潼（蒋介石当时住临潼华清池）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待机行动。不料12月9日发生了一场误会。那天傍晚，杨的特务营长宋文梅到西安东城楼去看张的特务第二营营长孙铭九（他们都已接到扣蒋的密令，正在待命行动），正逢孙全副武装率部分士兵登车出发。宋问去哪里，孙说去临潼。宋以为要扣蒋，急忙回报杨的秘书王居仁。此时，杨正陪南京来的军政大员们在易俗社剧场看戏，张学良因事未去。王将杨从剧场找回，告杨据宋报告东北军今晚行动，孙铭九已出发。杨听了后想到张未去剧场信以为真，即命王转告我，队伍归我指挥，马上布置行动，又匆匆返回剧场。王立刻用车接我到绥署，转达了杨的命令。我根据杨的指示，派兵包围了易俗社，由剧场到绥署沿路设了岗哨，在北城墙上布置了炮兵，准备行动。杨回到剧场，发现张正在看戏，久等不见动静，顿生怀疑。便着人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自己马上回绥署命王居仁赶紧查问，告诉王，如果行动时要立即事先向他报告，以便他与张离开，为了不使南京来的军政大员生疑。杨说罢很快又回到剧场。王即叫宋文梅找孙铭九查看究竟。不料宋去看孙时，孙却正在睡大觉，经问明后才知道孙去临潼并不是扣蒋，而是去查路，宋急速跑回告知我们。我未待杨的命令，立即撤兵，并限令于10日晨5时前撤归原防。结果各部队均按时撤完，幸未发生乱子。这次误会虽然引起了一场虚惊，但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张杨扣蒋的决心。

    12月11日晚（西安事变的前夜）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居仁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问王因何找我。王说：“主任要亲自对你讲。”我便想今晚可能要行动。又见孔在一旁低头沉思，我便向他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他说：“我这里带的有。”随手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给我。我正在看地图，杨就唤我：“快来！”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做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了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我又问孙蔚如、李兴中（绥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同州，来不及可以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现在可以请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时甫（李兴中的号）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陕以后，跟他谈过了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的，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心赞同的，没有问题。”杨听了很诧异地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随即命我与王居仁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研究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三人共同商议。

    当时，西安的敌我兵力是这样的：

    我们方面：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县和陕北前线，只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三个团等少数兵力在西安。这少数部队中，有些还是靠不住的，如教导营营长李振西是黄埔军校学生，思想反动，态度暧昧，有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孔从洲带领的警备二旅，除了郑培元团可靠外，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均系新由张鸿远的地方团队改编，军纪不好，孔到任仅两个月，还未来得及进行训练，对部队使用尚无把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两个团叛变投蒋）。总计起来，可靠的部队官兵还不到3000人。此外，东北军特务二营孙铭九部在西安市东南一隅，不归我指挥。

    敌人方面：蒋系在西安的单位，包括特务机关，约有120个，有武装的为42个。其中以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震亚）、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凤）武装最多，枪支在3000以上。其他特务机关（国民党省党部等）和蒋系各军、各师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尚不在内。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命陕西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飞机场驻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的警戒（东南一隅归东北军），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时，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为了加强警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西安北城门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的敌军轰击。命西安绥署卫士队（两个队共200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军事计划拟定后，我即向杨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命我任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正在公馆与其高级官员开会。随即带了11名重要军官来了。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带开玩笑地爽然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11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杨和张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张说，他已派刘多荃、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5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我说，我们已作了部署计划。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当晚，张终夜未归，在杨处共同指挥行动。

    12月12日上午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枪，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大部分敌人已被消灭，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我即严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限完成了任务。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我即向张杨报告全部胜利完成。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听完我的报告后，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到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我也随着出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旋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被押至西安前也都全部被逮捕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国共产党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团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可以合作。党的这一正确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一起和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代表蒋谈判）。同时，对防御南京“讨伐军”的进攻也做了军事上的准备。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当天，杨为了迅速安定西安市内的秩序，命我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到任七天一切安排就绪后，杨为了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拟将十七路军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到泾阳、三原一带，同时红军部队也要开到关中，杨就命我任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统一指挥在渭北的十七路军。临行时，杨对我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后任务很重，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准备防御战，一个是联络红军，并将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望你努力。”

    我约在12月19日到三原，巡视了渭北10多个县，对部队作了动员，准备必要时与红军一起夹击南京政府在潼关以西的四个师及一个教导总队。为了发动和武装群众，在各县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宣传了联共抗日的道理。各地群众听了以后都很兴奋。但是三原不少绅商由于以往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较深，听说红军要来有些恐慌。我分别召集他们开了几次会，说明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军纪优良，不必担心，并保证如果红军来后，谁家有丝毫损失，我情愿完全负责赔偿。因为我在三原先后住过四次，他们对我还有信任，听我这样说，也就放了心。我又派了一连兵驻在三原北门，指示他们：见了红军要握手问好，红军携带武器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检查；红军问路要热情做向导。不久，红军开到三原西北的云阳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一带。我与红军中的负责同志经常互有来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红军由陕北南下的联络站。为了对南京政府的“讨伐军”作战，我请红军将领给十七路军讲解和演习游击战，左权同志也请我们给红军演习平原河川战。当时陕北粮食较缺，我们就派军需人员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购粮，并派了150多辆大车送往陕北。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在与红军的长期来往中，使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示，进一步认识和证明了红军是革命的、人民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就是在这个时期，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开始参加了党的队伍。当时的经过情形如下：一次，我与左权、彭德怀、博古等一些红军负责同志合拍了一张照片。事后他们笑着对我说：“这一下你把‘通匪’的证据弄下了。”我说：“我不怕，我还准备上山入伙哩！”后来他们把我的这一表示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以后中央就派人转告我，从西安事变以后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我当时不了解入党手续，以为这样就入了党，未再向组织明确表示态度，因而没有取得正式的组织关系。直到1942年我再次向党请示入党问题时，才算正式入了党。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加紧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战，一部分人主和，相持不下。托匪和特务四出活动，在两军内部进行分化，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刺杀了老派军长王以哲后，部队陷于瓦解。四五月间，东北军各部被蒋介石分别调至豫南、皖北、苏北各地。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王劲哉的一个旅也被蒋挖走。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十七路军的其余部队被改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兼军长，共分编成两个师（十七师、一七七师），另两个旅（独四十六、四十七旅）。我被任为十七师师长，李兴中被任为一七七师师长。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考察。后来全国抗战爆发，杨回到国内即被蒋介石逮捕，在重庆解放前夕，惨遭特务杀害。

    （四）“分割使用，战场消灭”政策的破产

    （1937-1940年）

    1937年夏天杨虎城将军出国，我曾在上海送别，回来以后就去庐山参加所谓受训。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我即向蒋介石写了签呈，要求率部开赴最前方抗日。7月9日，蒋介石请我到他在庐山牯岭的公馆吃饭，这是我与蒋介石第一次单独会面。当时蒋约了于右任、张群、张季鸾三人作陪，见面以后非常客气。饭后，蒋约我单独谈话。先问了我的家情，接着就问我平常都看些什么书。我伪说看的是《曾文正公集》《左文襄公集》等等。蒋连声说：“很好，很好。”我接着就说：“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我们再无可忍，请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蒋说：“我们正在准备抗战。”又问我：“听说‘双十二’事变时你在三原？”我说是的。蒋又问：“你在三原都同红军什么人见过面？”我回答说：“红军的主要负责人朱德、贺龙、任弼时、彭德怀、左权、王明、博古、杨尚昆等我都见过。”他又问：“他们同你都谈了些什么？”我说：“谈了些抗日的道理。”蒋随即又问：“你看他们抗日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我看红军每个人对抗战都很热情、积极，看起来像是真的。”蒋听罢两眼把我翻了一下，很不以为然地嗯了两声。接着又问我：“你看对红军应该如何处理？”我说：“他们不是愿意编为国民革命军，愿意接受委座的领导么？我听说委座也打算改编。”蒋回答说：“现在还未定，正在磋商中。”我向蒋表示，如果要改编，越早越好。蒋又问：“把他们改编了，如何使用？”我说：“我们要与日本作战，需要把全国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还要使用得当。红军多年善于游击战，改编以后，我建议把红军插入华北日寇的后方，在敌后打游击。起码可以牵制日本几个师团的兵力。”蒋又把我翻了一眼说：“我们再酝酿。”接着，他就问我：“你愿意率部开到前方去？”我说：“我青年时代的志愿，住陆军学校就是为了打洋鬼子。今天如果全国抗战，我自愿开到前方最艰苦的地方去。”蒋随即答应说：“好，我准许你的请求。那你就不要在这里受训了，赶快回去做准备。”我即辞别出来。

    关麟徵（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师长）与我是小同乡，我与蒋谈话以后，他曾经责问我说：“寿兄，听说你对委座讲，要红军改编以后深入敌后打游击，还说可以牵制日本几个师团，有无此事？”我说有。关说：“你这是甩了大‘黑板’[44]了！怎么能对委座讲这些话？”我说我讲的话很对。他把脚跺了一跺又说：“唉，你甩了‘黑板’了！”我说：“就是甩了‘黑板’我也是为了国家。”7月12日我就回到了三原。

    蒋介石原来就对十七路军未存好心。这次他趁抗日之机，对十七路军采取了“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的政策。把我的部队单独调到河北深县，命许权中旅开往阜平，李振西教导团开到石家庄，又把李兴中师调到潼关以北黄河沿岸的韩城、合阳地区。针对蒋介石的这一企图，我们的对策是“团结进步，立功疆场，争取社会舆论”。

    我到三原后，即在部队中进行了动员和准备，并对家中安排了后事，准备为国牺牲。蒋很快就下令命我开赴华北。7月21日，部队从三原开拔，24日抵河北深县待命，8月2日进驻保定。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韩复榘的部队溃退到黄河以南，当时只有孙连仲部倪玉声的一个军在保定以北的房县。日寇继续猖狂南进，倪急向孙连仲求援。我到保定后曾打电话给倪，鼓励他顶住敌人。后来关麟徵的第二十五师、郑洞国的第二师均开到保定。蒋介石派刘峙为前方指挥官，驻河南安阳。此后国民党的部队陆续向华北开来，共达到22个师。不久，倪玉声撤离房县。8月中旬日寇侵占了徐水，向南即将与保定接壤。驻保定的三个师在保定以北30里的漕河岸上作了保卫保定的防御部署：关麟徵在左翼满城附近，郑洞国在铁路正面（含守保定城），我在右翼由保定至新安一线。日寇侵占徐水后，刘峙仓皇逃走，华北的22个师群龙无首。蒋介石命关麟徵为临时指挥官，指挥我们三个师坚守保定。

    有一天，关麟徵请我去澡堂洗澡。他说：“寿兄，人家都说你是‘绯红子’（陕西土语，带有‘红气’的意思）。你要觉得共产党好，你就干脆去当共产党。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但是人家都说你是。你这样弄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我说：“人家把莫须有的事要那样说，你有什么办法？我的认识同你和其他一些人的不同处，就在于我觉得要抗战就必须联共，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讲清楚了的。有些人却不想抗战，只想‘剿共’，我不管人家怎样说，只要自己能对得起国家就对了。”关语气沉重地讲：“唉！我劝你还是尽量与共产党少来往。”我说：“没有隶属关系当然没有来往的必要，但是，如果防地接壤，那来往也是避免不了的。”关没有再说什么。

    当时河北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们在漕河岸上构筑防御工事时，遍地的秋庄稼长得很好，谷子快要熟了。修工事的防地上已经划了线准备动工。我望着满地的庄稼说：“这样好的谷子，砍了实在可惜！”站在旁边的农民们就说：“为了打日本，有什么可惜！你们不砍我们就砍！”就自己动手把谷子砍掉。

    我的防地从保定到新安约60华里。当时新安附近到处遭到了水灾。为了阻击敌人，我又指挥部队引出漕河洪水，在阵地前泛滥。只剩下保定正北十一二里宽的地面可供敌人行动。接着就把全师纵深配备到这一地带。日寇侵占徐水县后继续南进，首先在我的防地上接触。我前沿阵地上的一个据点，丢了三次又拿回了三次。敌人于是分两路改向关麟徵、郑洞国的防地进攻，很快就在关麟徵阵地的满城和郑洞国阵地的黄村各突破一个缺口，关郑两师遂成混乱状态。汉奸特务坐在敌人的坦克上，从曹家花园附近临时挖成的城墙洞把敌人引进了保定城。城内郑洞国的一个团被冲乱，保定失守。敌人进城以后，当地的大地主、大商人等有钱人都出来欢迎，有的奴颜婢膝地把敌人招待到自己家里。广大劳动人民对敌人无不切齿痛恨，秘密地组织起来，与敌人做斗争。

    当初，防守保定的军事计划部署以后，我曾经和关麟徵谈过一次话。我对关说：“我带的十七师，无论在装备或训练方面都比你们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师差。你们两个师装备齐全，训练有素，实在令人喜爱。保定是很难固守的。不若在保定只留一个团抗击敌人，把其余大部分主力撤到铁道以西，背靠满城一带山区。待日寇南下时，从侧面给以猛袭，我估计可以打一个好仗。至少可以杀一杀敌人的疯狂气焰，迟滞他的南进。像现在这样单纯防御部署我们是要吃亏的。我带的十七师是在所不惜，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师如果遭受损失，就叫人太觉可惜。”关听了问我：“你说保定守不住？”我说肯定是要丢的。关“嘿”了一声说：“保定丢了委员长要我的头哩！”我说：“兄弟，你有几个头？有100个头也是要丢的。将来上海、南京、武汉都是要丢的。”关说：“那你是乱说，那样中国不是亡了吗？”我说：“中国不能亡。”问他：“你看过蒋百里的《国防论》没有？”关说没有。我说：“你可以看看。蒋百里在这本书中说中国的国防在平汉路以西的山区，在目前情况下在平原上是战不胜日本的。日本准备灭亡中国已有70年的历史。我们国内军阀割据，互相混战，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将来我们边打边准备，人民都发动起来了，才能把日本打回去。”关说：“那不行。”认为保定总是要守的，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保定失守以后，二十五师和第二师分别在河南新郑和新乡两地收容部队。关麟徵从新郑派了二十五师原在南京的办事处处长来见我，说我还是比他年长，有经验，他后悔当时没有听我的意见使部队遭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我的部队在保定失守后，落到敌人后方，在防守保定的战斗中，除了有一个团因援二十五师有所损失外，其余均冲出敌围，向石家庄退却。沿途公路上，看见国民党的22个师都在溃退，互相混杂，乱成一团，又遇到滹沱河河水暴涨，淹死人马无数。

    我的部队沿公路东边的乡村路南进。走到渡口以东的一个村庄停了下来，准备找些绳子和木板绑筏子渡河。当地群众十分热情。我们在一个姓李的医生家里，他听说部队要绑筏子，就从楼上拿下一捆染了蓝色的新麻绳，又卸下了彩画的门板给部队用。我说：“这太可惜了！”他说：“日本鬼子来了，什么都没有了，还要这些干什么？给官兵绑了筏子，回去休整以后还可以再来打日本。”他不知道我是师长，见陈式玉副师长年纪较大，以为是师长，就把自己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带到陈的面前，叫给伯伯敬礼，并对陈说：“我把这个娃交给你，请你好好抚养，叫他长大了打日本。”又对他的孩子说：“好好跟你伯伯去，长大成人了就去打日本。将来咱们是一定会胜利的，打回来以后你给我坟前烧两张纸就够了。”这件事给官兵们的印象很深，有些军官听了他的话，当时就掉了泪。筏子绑好以后，我带了一班手枪做后卫，等全师官兵整整齐齐渡完以后，才最后过了滹沱河。

    部队过河以后，进驻石家庄以东的藁城县。立足未稳，石家庄即告紧，鬼子压了下来。我部即在晋深以西进行了侧袭，阻击了南进的敌人。与此同时，另一股敌人由石家庄右翼迂回向娘子关前进，娘子关也告急。石家庄的指挥官商震（阎锡山部）准备把敌人在石家庄顶一下之后，就撤守娘子关。当时在娘子关的部队有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冯钦哉的二十七路、刘茂恩的六十五军、滇军的第三军和十七路李振西的教导团。这些部队原来归阎锡山亲自指挥，阎未去娘子关，临时命冯钦哉指挥。冯把部队撤进娘子关以后自己逃跑了。蒋介石又派黄绍竑担任指挥官，但是各部队无人敢守娘子关铁路正面。商震即急调我的独立师前去防守。

    我先带两个营急行军到娘子关，即去见黄绍竑。黄问：“你带来了多少兵？”我回答说：“先带了两个营跑步前来，全师部队正在后面跟进。”黄又问：“敌人离这里只有15里，你知道吗？”我说知道。黄接着说：“娘子关的大门现在还没有人守，你的两营兵准备怎样防卫？”我随即提出：“先派一营兵进行猛袭，把敌人迟滞在原地。另一营兵在铁路正面作防御部署，全师到后再进一步充实。”黄连声说：“好，好，好，你快去办！”我马上派出一营兵猛袭敌人，鬼子见来势凶猛，被打愣了，在获鹿县附近停了两天未敢前进。我趁此机会把全师在铁路正面作了完整的部署。

    当时我的司令部设在雪花山上的乏驴岭。敌人已进逼到娘子关下的朱村、范村、潘庄一带，离师部很近，用肉眼已经可以看见。鬼子们非常狂妄，以为中国的军队已被打乱，没有人敢出击，虽然离我们已经很近，却连哨也不放。我看到鬼子这样骄傲，看不起中国人，心中很难受，也很气愤，当即下了夜袭敌人的决心。这时部队都布置在阵地，能够抽出来袭击敌人的只有11个连。我命参谋处长李竹亭作一个出击计划。李说兵力太少，怎么能出击。我说：“打胜仗固然要兵多，但在有利时机也可以以少胜众，快去订计划！”计划订出后，当晚我就率部出击。鬼子们未曾戒备，当即被打得一团混乱，仓皇撤退。我紧追至获鹿城下，敌人在城外过河被淹死的有400余人，伤亡共1000余人。这次出击，缴获了敌人山炮7门，机枪40余挺。

    出击之前，雪花山的主要阵地原由魏炳离营防守。为了防备敌人偷袭，我又加派团长张世俊带一部分人前去加强驻守。结果张违命未去。魏炳离听到我军出击胜利，带了部分人离开阵地到前面去收枪。正当我们追击敌人取得胜利的时候，另一小股敌人占据了我雪花山主要阵地。我即回兵反击，夺取阵地。原来被我们追击退走的敌人，趁机又赶了上来。当晚部队与敌人在山沟中反复冲击，敌我伤亡都很大，尸体狼藉，血流遍地。我的双脚和下腿全被血染红。鏖战一夜，终因雪花山据点坚固未能拿下，遂退守乏驴岭。回来以后，我查知张世俊确系违令未去雪花山阵地加强防守，立即把张枪毙。

    敌人又向娘子关发动进攻，我军与敌人连续激战13昼夜。我所率的十七师在娘子关正面，孙连仲部的二十七师在我们北面，李振西的教导团在旧关，都对敌人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其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撤至关内准备逃跑。我师13000多人，来不及构筑强固的防御工事。敌人的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全部官兵暴露在光秃秃的雪花山上，伤亡很大，光是在太原的伤兵就有6000多人。我军与敌人鏖战到第9天，指挥官黄绍竑见形势险恶，各军士气颓丧，分析娘子关是守不住的，即回去向蒋介石亲自做报告。黄走时，我派了一个连送他。他对我说：“你对得起国家。你的官兵这样勇敢，虽然在娘子关牺牲很大，但是给国家立了大功。以后对你部队的补充，我回去报告委员长不成问题。”他回去见蒋以后，还在国民党的《扫荡报》上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说华北只有两个半人抗战，一个是我，一个是二十七师的冯安邦师长，李振西算半个。但是，他回去以后，不久就做了浙江省主席，再未回来，我的部队也未得到丝毫补充。

    黄绍竑走后，蒋介石派孙连仲任临时指挥官。当时，我的部队因伤亡很大，军心发生动摇。师政治部主任赵和民（蒋介石派来的监军）溜到太原去了。师司令部中副师长以下的官佐都建议我撤兵。我说：“娘子关是军事重点，我准备在这里牺牲。只要有一人，一枪，一弹，就要守住这个阵地。你们谁怕谁就走，再不许向我说这些话。”接着我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放：“如果谁再说撤兵，就拿这个对付他！”因而继续激战到第13天。此时，战斗兵已伤亡殆尽，子弹也告竭。最后在一个山头上，旅长耿子介用石头与敌人相拼。孙连仲看到这种情况，就命他的二十七师接了我们的防地。我即收容全师所余的官佐2700多人（一部分人员跑散了）退守娘子关西北的神灵台。

    在雪花山战斗中，炮兵营的炮弹已经用尽，炮身也打炸了。阎锡山答应给补充一批山炮，该营即开到太原附近准备补充。结果，阎锡山不但没有给补充，反而纵容托匪张慕陶在部队中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张慕陶与十七师政治部主任赵和民勾结一起，阴谋把这个营给阎锡山拉过去做干部，建立阎的新军。阎的参谋处长楚溪春还到这个营点了名，向阎报告说队伍很整齐，并伪说官兵们都很高兴。阎给这个营每个人发了一套棉衣、一件大衣和10元钱。这件事被我部驻太原的参议孔祥桢发觉，立即报告给我们。我们电报责问阎为什么私编我的队伍？又命孔祥桢当面向阎提出质问。阎大惊，才把张慕陶撵走了。

    孙连仲部接防以后，敌人仍不断进攻。另一股敌人同时攻打旧关，李振西部也伤亡很大，13个连只剩下2个。敌人很快迂回到了娘子关后面，娘子关遂陷入敌手。部队分三路向太原退却，敌人接着由左翼包抄过来。我的部队是右翼，也相继由神灵台后撤，敌人很快绕到了太原，从北、西、南三面把太原城包围。这时我的部队还在太原城东北60里的坪头附近，各军都以为我们已被敌人消灭。我带领所余官兵一边打一边冲，赶到了太原城下，我的脚已经受伤，不能行动，被人用滑竿抬着，两只手各拿一支驳壳枪打冲锋，冲到太原城下小东门外。防守太原的是傅作义，派了一个参谋前来与我联络，要我进城共守太原。我认为太原是守不住的，没有进城。敌人在太原南关的兵力比较薄弱。晚上我带部队由南关边打边冲，到了汾河桥。汾河岸上死人死马破汽车遍地皆是，到处人喊马嘶，惨不忍睹。过汾河以后，各部队都纷乱地向西南撤退。10月初，太原失守。我也脱离了战斗，带所余2700多人于10月6日到达晋西黄河边的碛口镇，进行休整。此时，黄河以北华北平原上的国民党军队已全部跑光，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英勇地挺进到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战，牵制了敌人大部分兵力。我的部队到达碛口以后，八路军先后派了程子华、南汉宸、续范亭等同志前来慰劳。我因官兵伤亡很大，情绪不太好，他们对我作了很大的鼓励。那时天气已冷，官兵们还穿着单衣。八路军战士们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500多套送给我们，官兵们很受感动。

    在我的部队由保定转战到太原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命何应钦不断查问我部的位置，企图把华北失败的责任推在我的身上，把我杀掉以掩盖他们的罪责。但是调查以后，国民党的22个师全都乱了，唯有我的部队没有乱，保定失守时在敌人后面，在石家庄奋力袭击了敌人，又在娘子关轰轰烈烈地激战13昼夜，无法对我治罪。后来1940年在重庆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何应钦问我为什么当时我的部队能够整整齐齐，没有乱。我回答说很简单，打仗时我在前面，撤退时我在最后，没有别的原因。

    我的部队到达碛口12天以后，才与卫立煌的指挥部通过电台取得联系。我要求把部队开回陕西三原进行休整，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11月，我即率部过黄河到了陕北绥德。但当时西安的行营主任蒋鼎文（蒋介石在西安的代理人）害怕我回陕，知道以后百般阻挠，反对部队到三原休整，要求蒋介石收回成命。12月中旬，卫立煌即电令我开赴晋南洪洞县赵城。

    部队出发赴赵城后，我单身由绥德经延安赴西安。到延安后，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见了面，对我作了诚恳的谈话和指示。当时，边区政府的主席是张国焘。我在一次晚会上与张见了面。他给我的印象是官气十足，生活特殊，说话吞吞吐吐，不够诚恳，使人见了有靠不住的印象，因而我对他产生了戒心。我当时曾向边区政府捐助了5000元的教育经费，交给了边区政府的秘书长曹力如同志。曹问我要不要报告张国焘，我断然表示不要向张报告，并说如果必须要报告张，我这个钱可以不捐了。后来我曾去看过张一次，只是谈了些一般性的应酬话。张国焘叛党后，给康泽当了小瘪三，我1944年去重庆时，康泽曾请我吃饭，在康的客厅里猛然看见张国焘也跟在康的后面一起进来。康与我握手后，张也过来与我握手，并说：“老朋友，多年不见了。”康听了以后，把我瞪了一眼。后来康的秘书就把我叫到客厅外面盘问：“你与张先生是老朋友？”我说仅有一面之交。又问我：“在哪里认识？”我说，1937年年底我的部队在华北抗战到绥德，我回西安途经延安时，张请我吃过饭。这个秘书才“嗯”了一声，未再追问。我当时暗想，幸亏捐钱的事没有让张知道，否则就要露出马脚。

    部队到赵城后，因又收容了一些散兵，官兵总数已有3000多人。但是战斗兵和军官大部分都伤亡了，官佐多，成了空架子。为了与蒋介石坚持斗争，使他不能对我们实现其“战场消灭”的企图，即把所余的官佐编成两个团。不几天，晋南天井关吃紧，卫立煌即令我部速往防御。部队到晋城后，即对天井关作了军事防御的部署。天井关一带的农民非常勇敢，他们的红枪会有2000多支红缨枪。我们发动了群众，把红枪会组织起来，埋伏在敌人进路的两侧。正当鬼子趾高气扬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部队从正面猛然给予迎头痛击，两侧的红枪会汹涌而上，合力围击，敌人被打得溃不成军，伤亡七八百人，仓皇撤退，天井关得以保全。接着长治吃紧，卫立煌又电令我部前去支援。部队北进到距长治数十里的高平，长治失守，阎锡山在长治的守军已全面溃退下来，我和部队就暂驻高平。这时，在晋南的国民党军队仅剩下三部分：刘戡的十四军在太岳山脉，北端有高桂滋的十七军，南端有朱怀冰的九十四师。敌人二次又从焦作上来，侵占了天井关，晋城、阳城相继失守，上党各县除高平外也先后沦陷，部队已处于敌人包围之中。

    高平是晋豫公路的要冲，部队只在城内留了一个连，把主力全部集中到高平以西的山区，与敌人展开游击战。当时八路军的总部驻在屯留，我归八路军总部指挥，因而来往甚密。经常邀请朱德、彭德怀等负责同志到部队来讲话，并给部队作关于进行游击战的报告。两个团，一个出去打击敌人，一个在驻地训练，互相轮换。部队中有一个血花话剧团（娘子关战役以后成立，由南汉宸、续范亭同志介绍来一批演员），经常对部队和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我们把群众发动和武装起来，与部队相配合。打击敌人。有一次，鬼子由长治南进，走到苏店和韩店之间的一个山窝里，人马都卸了装休息。我们在山上出其不意发动猛袭，机关枪集中扫射，毙伤敌人300多名，缴获了两辆满载食品的汽车和许多物资。把食品都分给了群众，军民关系十分融洽。部队的电台没有汽油，群众就自觉设法弄来几桶油，并自动给部队筹集粮秣。游击战一直打了半年，敌人过高平时都非常胆怯，戒备很严，跑步前进，说是杨虎城的部队在这里。到1938年5月，部队已先后收复了晋城、阳城、陵川、垣曲等8个县，与黄河以南的大后方已经打通。当时的《大公报》以大字标题登出了“我军晋南大捷”的消息，但是，却不提哪一部分部队取得的胜利，因为我们的部队是“杂牌”。

    蒋介石原来阴谋在华北战场把我们消灭，或借口作战不力加罪于我，但是与他的愿望相反，我们立了功，一般舆论都很好，使他无机可乘。就是在国民党内部，有些人也说这个军队仗打得好。但是另有一些坏人却说：“赵寿山的部队哪有那样大的战斗力，里头有共产党。”7月间，蒋介石在武汉召见了我，见面后很客气，鼓励了我的部队在晋南的英勇奋战，并几次请吃饭。当时我的子女、侄女、外甥等共有8人在延安抗大学习，蒋介石也知道了这一情况。有一次饭后闲谈，蒋问我：“你几个少爷？”我说：“一个犬子。”又问：“几个小姐？”我说：“一个丫头。”蒋又问：“他们都干什么？”我说：“正在上学。”蒋接着又问：“在哪里上学？”我直言不讳地说：“在延安。”蒋立即把脸一变，厉声地说：“怎么跑到那里上学去了？”我就说：“抗战开始以后，全国青年都像潮水一样流向延安。我想，他们也是被这股潮流卷走的。”蒋随即又问：“你怎么不管呢？”我回答说：“我掉到敌后半年多，和大后方失掉联系，家事和子女的问题当然没法子管。”蒋以命令的口气厉声说：“这回回去把他们叫回来！”我说：“我打算叫的。”蒋接着说：“一定要叫！你要认识到共产党是给你制造环境。”我看这个问题不能和蒋再多谈，就表示答应了。谈罢话回来以后，我就把谈话情况报告给在汉口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向延安发了电报，通知我的两个孩子和儿媳共三人回西安。他们起先哭哭啼啼地都不愿回来，后来经党组织作了说服，派人送回。

    1938年秋，蒋介石为了抓取陕西政权，撤销了孙蔚如的陕西省主席职务，任孙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把十七路所有的军队合编为两个军。任我为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为九十六军军长。并命孙率全军官兵开赴中条山西段抗日。部队在中条山的形势是：前面是敌人，后面是黄河，东面有刘茂恩的六十五军、李其相的川军四十七军、高桂滋的十七军等几个杂牌军，黄河南岸有蒋介石的嫡系军队监视。蒋介石又企图在这里把我们消灭。当时有一本日本画报上画过一幅漫画：中条山的部队穿着破旧衣服，掮着破枪，身上标着“杂牌”两字，北面是日本军队，后面是服装整齐、枪械齐全的国民党军队，端着刺刀，戳向我们的脊背。这虽是敌人的一幅宣传画，但也说明连敌人都看出了蒋介石企图消灭我们的野心。

    孙蔚如集合在陕西的部队和李兴中的队伍开到中条山西段，总司令部驻在六官村。我率部由上党到达中条山后，进驻茅津、张店一带。这时，给我的部队补充了五个团的新兵，并将我的孔从洲旅归还建制。从此，我们防守在中条山与敌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当时晋南的永济、运城、侯马、夏县均被日寇占领，敌军队进逼到中条山下。我对孙谈过。我说：“中条山南北纵深很短，是东西一条线，牛角形。六官村位于牛角尖端，黄河岸上，在当前的敌我形势下，总司令部驻在这里相当危险。”孙说：“这是蒋鼎文主任的意见，因为这里距他比较近，容易联系。”我听了便说：“蒋鼎文想叫你当日本俘虏，你是知道？”孙说：“我当俘虏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我说：“自杨先生走后，蒋介石就对我们部队采取了分割使用，相机在战场上消灭的毒辣政策。你当了俘虏，军队也就被消灭了，达到了蒋介石的目的，蒋鼎文也就完成了任务。”孙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些话不一定对。你说‘分割使用’，这一次我们还不是整个都集中在中条山了。”我说：“蒋介石这一次就是要整个在中条山消灭我们。”孙说：“那不一定。”我接着说：“就是不论蒋介石、蒋鼎文是否有坏心，日本人总是要进攻。万一日本人把中条山像切萝卜一样截成三节，你怎么办？”孙仍坚持说：“那我们拼命。”孙的参谋长陈子坚是刚从陆大毕业的学生，没有战斗经验，也同意孙把总司令部设在六官村。我在六官村住了三天，反复对孙建议，他始终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最后，我对孙说：“我回军司令部去了，你就等着当俘虏吧！”当时我的军司令部驻在茅津以东五里的马沙涧。

    我回军司令部约半个月，日寇果然把中条山西段截成几节。日军出二十里岭，拿下了芮城，孙的总司令部也被敌包围。孙非常惊慌，一会儿工夫给我接连打了6次电话，要我派兵救他。我也十分着急，立即在防地抽了2000多人，打了芮城，压住了二十里岭，把敌人赶走，从敌人包围中救了孙和总司令部的官兵。孙见我后感激得掉下泪来，对我说：“没有听你的意见，遭到这样重大的损失。”我随即建议总司令部改驻张茅公路以东10里的东延村，孙即表示同意。接着敌人又增兵来攻，与我部在二十里岭到芮城之线激战很烈。为了掩护孙及总司令部官员的安全，我们且战且退。我带一连人做后卫，途中经过一个村子，敌人进南门，我们出北门，形势很危险，最后撤回张茅防地。这一战役共伤亡700多人。从此，孙的总司令部就驻在东延村，并将李兴中的九十六军也挪到张茅，另作了部署。此后，全军在中条山与日寇坚持斗争共达2年零4个月之久。

    我的部队分守运城、安邑、夏县及张茅公路等防地，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敌人多次进犯，均未得逞。1939年4月17日，敌人向张茅公路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四一七”战役），双方激战十余日。在四州圪垯歼敌一个中队。敌我伤亡都很大。我军伤亡4000余人，敌人伤亡过万，牛岛师团被打得溃不成军，开回日本进行休整。因敌人兵力过重，我们主动放弃了二十里岭以西中条山的尖端地带，孙蔚如的总司令部东移至张茅公路以东30里的郭家原。1940年1月初，敌军又向望原镇大举进攻。望原是中条山的心脏，如果为敌人占领，中条山就很难防守。因此，我部派有重兵在望原驻守。与敌人接触以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了保存我军实力，令其参谋长郭寄峤从洛阳打电话给我，说望原是守不住的，要我放弃望原，冲到敌后去。我对郭说：“望原丢了，中条山就丢了，敌人就要过黄河。”郭说：“那你守不住怎么办？”我说：“能守住，你向卫长官报告如果守不住，杀我的头！”郭见我很坚决，就说：“那你看着办吧！”这一役，战斗十分激烈。但我们事前已有准备。我亲带连长以上干部详细勘察了地形，现地指示了作战部署和轻重武器配备的位置，进行了具体严密的安排。与敌激战十余日，全军官兵斗志昂扬，非常奋勇。驻淹底村的范文英营，营长已经阵亡，剩下9名士兵坚持奋战，始终未丢阵地。敌人用四路纵队反复冲锋，一个队如果冲不上，后边的指挥官就立即把该队领队的军官杀掉。我们亲眼看见，有4名敌人的军官当场被杀。经过十多日激战，敌人未能拿下我们一个据点。最后，我们集中兵力进行反击，敌人伤亡很大，溃退至运城，望原阵地仍然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战斗结束后，我打电话与家中联系，正逢我的小孙女出生，她的祖母刚刚接过生，净了手就来听电话。我即在电话中把小孙女命名“望原”，以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

    全军除了在军事方面与蒋介石企图消灭十七路军的阴谋进行斗争外，在政治方面也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军司令部到马沙涧后，在茅津成立了一个训练班。我兼班主任，师、旅长任副主任，轮训旧干部，培养新干部。目的是团结进步，联共抗日。当时提出了三大纪律、四大口号。三大纪律是：不嫖、不赌、不吸烟，四大口号是：自我纪律、自我教育、财政公开、人事公开。对官兵明确指出：蒋介石如果抗战，就拥护他，不抗战，就反对他，我们抗战到底一定能够胜利。对旧干部的轮训，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学会游击战、运动战；在政治教育方面，请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做教官。当时有孔祥桢、温朋久（由德国留学刚回来）、冯一航、任敬斋等人。主要讲国际时事和国共合作抗战的道理，加强官兵团结奋斗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外，又派陈雨皋负责对旧干部的思想和能力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了解，以便结合实际进行教育和使用。全军团长以下干部都反复轮训过几次。有些人开玩笑地称这个训练班为“茅津大学”。在培养新干部方面：部队前在保定时，就从京津和陕西的一些学校中招收了知识分子700多人，在陕西三原县成立了教导大队。蒋鼎文对这个教导队非常注意，说我们是训练共产党，屡次要孙蔚如遣散。孙命我遣散，我不同意，就把该队开至茅津渡。蒋几次追问孙，孙又要我遣散。他说：“你这是惹是生非。你不遣散，蒋鼎文以后不给我们补充。”我说：“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蒋鼎文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我们即使对蒋鼎文非常驯顺，他也不会给我们补充。”并说：“这是训练班长的，不是什么训练共产党。”与孙争执过好多次。后来孙坚持一定要遣散，我只得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并未遣散，只是把原来的教导大队，改编成四个普通连，用连的番号代替了教导大队的名义，并把其中优秀的学生编成一个侦察连部队，与党中央联系的电台就设在该连（这个电台在河北时是与八路军前总联系，部队过黄河后就直接与党中央联系）。但是孙蔚如左右的人知道教导大队并没有遣散，报告了孙。孙为此亲到茅津来看了一次，发现并未遣散，非常生气。他问我：“你说遣散了，现在还在，怎么哄我？”我回答说：“名义都取消了，把人员补充了缺额，编成了普通连，训练班长。”孙强硬地要我不要训练，还是遣散了，免得闲话。我也态度强硬起来，对他说：“你没生过孩子，不知道生孩子的苦处。我们一个战役下来，班长伤亡最大，常是上千人。补充来的新兵没有坚强的干部带领，军队怎么能有战斗力？如果每个战役以后，我向你要一两千名能够称职的班长，你要是能拿出来，我就不训练了。我们这些受训的人，编的是普通连，也不领蒋介石的钱，可以对他说得过去。要是不训练班长，军队缺乏战斗力，我们就难以生存，甚至还要当俘虏。你愿意当俘虏，我不愿意。要不，我宁可不干！”孙见我态度很强硬，讲得也有道理，才没有再逼我遣散，以后也再未追究。教导大队因而得以继续存在，又连办了四五期，先后训练出3000多名知识青年投入了部队。

    在此期间，对部队的人事安排也作了调整。对干部中年老、怯懦、抗日意志薄弱和思想反动的，分别经过说服教育后给资遣散。所遗缺额用大批知识青年来填补。教导队学生毕业以后，都下部队当了班长。部队在过黄河以前，绝大部分班长已经是教导队的学生。对一些优秀的学生，有的还越级提拔当了连长。经过这次训练收效很大。全军绝大部分官兵方向明确了，思想进步了，敌我分明了，对联共抗日有了基本的认识，树立了抗战到底必定胜利的信心。在军事技术和战术方面，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因而部队上下团结一致，战斗力增强。全军在中条山与日寇的战斗中，能坚守2年零4个月使敌人无法前进，与茅津渡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蒋介石为了从内部控制和瓦解我们的部队，在各军、各师都派有监军（职务名称是政治部主任），并在每个团派有一名指导员，每个连派有一名政治干事，进行反动宣传和反共活动。我们对这些特务分子作了长期的、尖锐的斗争。我的部队初到中条山时，蒋介石曾派了两个政治部主任来进行破坏，但是他们的阴谋都没有得逞。蒋介石认为，三十八军中共产党不少，派来的两个政治部主任能力太差，因而遭到失败。就决定在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中挑选所谓最能干的、最有能力的人来与我们做斗争，要把三十八军中的共产党肃清。最后派来一个非常反动顽固的特务张泰祥。张到任以后很狂妄自大，我们对他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有一次，张要集合平陆县的老百姓，叫每人带二斗口粮来受他的“训练”。我坚决表示反对，对他说：“日寇不时进犯，人们提心吊胆，老百姓都非常穷困，日谋升合尚有困难，谁能带几斗粮食来受训？”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不料张竟私自下了通知，但是事与愿违，没有能把老百姓集合来。我得知张私自下通知后，立即把张叫来当面斥责说：“你这人非常骄傲，脑子里有不少坏东西。你认为你是中央来的，委员长派的，我们的军队是杂牌，你是正牌。告诉你，你是中央来的，我也是中央来的，我的委任状比你的大得多。不要以为你在委员长面前吃得很开，要是咱们一同去见委员长，看看委员长到底先见谁。不要分什么杂牌、正牌。我认为拥护委员长抗战到底，争取全国胜利，为国捐躯在所不惜，就是正牌。如果挂羊头卖狗肉，见了敌人一枪不打，抬腿就跑，被敌人吓得一团混乱，那才是杂牌。你以后还是规规矩矩，什么事都要通过我，否则你寸步难行。”张听了很不高兴，说：“那我就在这里干不成。”我说：“干不成你就滚蛋！”从此张就过了黄河，住到黄河南岸的会兴镇，但是也不敢随便回去，每天闭门给蒋介石写假报告，三天一个，五天两个。因为我们已经派人打入他的政治部内部，他的这些活动都逃不出我们的眼睛。有一次，他给蒋捏造了一个最毒辣的报告，说我确于某年某月某日加入了共产党，三十八军的干部75%以上都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对这个报告非常注意。

    我与张泰祥做了面对面的斗争以后，部队官兵都知道了，于是全军普遍地与团指导员、连政治干事开展了斗争。有一次，蒋介石派到军政治部的一个秘书（林绍堃），外号叫狗熊的（张泰祥不在时，他代理张的工作）到九十七团去讲话，我当时也在场。他在讲话中大捧美英，辱骂苏联，反对共产党，士兵都不愿听。他讲了以后，我就接着讲话。我说：“×秘书讲了几个钟头话，很辛苦。你们要敌我分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自己要在心里用事实好好分析。国际上的朋友同我们个人交朋友是一样的。比如你们有一个人，家很穷，母亲死了买不起棺材，向有钱的人去借钱。他不但不借给你，反把你骂了一顿。向另一些人去借，说明了困难，他们就自动把钱借给你。这两种人究竟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说：“借钱的是朋友，不借钱又骂人的不是朋友。”这个团有一个连全部装备着苏联制的水连珠式步枪和转盘轻机枪。我就问他们：“你们拿的步枪是哪一国给我们支援的？转盘枪是哪一国的？”他们齐声说：“苏联的！”我又问：“我们抗战以来，美国和英国接济了我们什么？”他们说：“什么也没有，还在滇缅路上捣我们的鬼。”我接着再问：“谁是真正的朋友？”士兵们齐声回答说：“苏联是真正的朋友。”狗熊秘书十分尴尬，满肚子不高兴，抽身走了。最后我又向士兵们说明，对问题一定要分析，不要谁说什么就听什么，才能认清敌友，弄清是非。另一次，在茅津渡训练班开会，当时各地党组织正在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部队的士兵们也受到了这一斗争的教育和影响。狗熊秘书在会上又讲话说：“反对托洛茨基是共产党的口号，我们部队中也有人喊这个口号，这是给共产党做应声虫。”话刚说完，就有一个16岁的士兵田焕贵振臂高呼：“打倒托洛茨基！”给了这位狗熊秘书一个有力的耳光。就这样，蒋介石派遣的所谓政工人员，在部队中日益走向孤立，无法施其伎俩，有的还倒向了我们一边。

    张泰祥在会兴镇住了约4个月，见我并不理他，就亲自去重庆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见在中条山消灭不了我们，原来就想把我们调过黄河加以解散。但是中条山的防地十分艰苦，国民党军队无人敢守，因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这次听了张泰祥的报告，认为三十八军已经红了，非常危险。于是，立即派出一名少将到郑州，复查张所报告的情况，同时下定了决心要把部队调过黄河准备解决。我们得到南调的命令以后，中级官员中的共产党员都不愿意过河，建议我把红旗插出来。我也不愿意过河，就打电报向八路军前总请示。前总指示部队坚决过河，不要动摇。彭德怀又派了薛涛同志来向我说：“你要是不过河，国民党首先给你戴一个违抗命令、破坏团结的帽子，共产党也不敢要你。只要部队过河以后团结进步，与群众打成一片，蒋介石是吃不掉的，是能够存在下去的。”我即开会与军官们作了研究，接受了党的指示，开过了黄河，先集中在张茅附近。

    部队南调以后，中条山不久即失陷，日寇又进而占领了风陵渡、平陆。敌人的机枪已经可以扫射到陇海路上，对铁路形成严重的威胁。听说在重庆的国民党一些比较进步的高级官员如冯玉祥、李济深等，都曾经责问过蒋介石：“据卫长官（卫立煌）说赵寿山的军队是中条山的铁柱子。为什么要把他们调过黄河，丢了中条山？”

    部队未到张茅以前，后方也风传我们不愿过河，孙蔚如为此十分担心。部队到张茅以后，虽然在军事上与日寇的斗争暂时停了下来，但在政治上与国民党的斗争更加尖锐。孙蔚如曾指示十七师的师长耿志介，要他放勇敢一些，与我做斗争。孙并对耿说：“闹不过了你就搬铺盖，搬了以后我就有办法。”因而耿在过河以后，多方为难，不愿与我们合作。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蒋介石、蒋鼎文和孙蔚如及一些师长们的几重压迫下进行斗争。

    在张茅集中的当天晚上，军部参谋处长李竹亭来见我说，郑州来了一个蒋介石的少将特派员，是他的同学，打电话要他去郑州。他问我：“去了以后人家一定要问部队的情况，我应该怎么说？”李竹亭是陆军大学的优秀生。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时曾向蒋介石要来五名陆大学生，但半年未分配工作。后来他们同去找参谋长王一山，跪在地下要求把他们解放。我知道后就问杨，何以把他们要来又不使用？杨说各部队都不敢要，派不下去。我说，我愿要。就从其中选要了李竹亭到十七师担任参谋处长。李到职后，我常注意关照他的生活，初步建立了私人感情。部队在高平打游击时，李由于缺乏战斗经验，所以作战方案教条较多，我未同意。李背着陆大的包袱，很不高兴。我另拟的方案，他也不完全同意。我就命令他：“照着去办，打完仗回来我再给你讲战术！”类似的事情，有过好几次。后来我给他讲了战术和几次战斗取得胜利的道理，并对他说：“你要把陆大学生的包袱都卸掉，你没有作战经验，要虚心在实际中学习，书本上的东西不能胡搬乱套。”从此以后他在思想上被说服了，并对人表示：“师长把我批评了一顿，上了一课，人家有作战经验，今后要好好向他学习。”此后，他和我的私人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而这一次他要去郑州，就先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对他说：“你明天就去。见了你那位贵同学，要问部队情况，你就以实相告，有啥说啥。”并说：“你知道人家对部队有许多风言浪语。你在部队很久了，应当了解情况。我们的部队就是抗战积极，打日本勇敢。只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不要给人家保证咱部队中没有共产党。共产党神通广大，谁也保不了他的部队中没有。但是你要对他讲，我们部队团结如铁，共产党在我们部队中不能活动。”李第二天就去了。那个特派员把张泰祥向蒋介石报告的详细内容对李讲了一遍，李把部队的情况大致本着我谈的精神也作了介绍。他们共同研究以后，给蒋介石写了一份复查报告。后来了解到他们在这个报告中，分析我本人不是共产党员。因为我年纪大，共产党要青年不要老汉；又说我有百万之富，生活优越，吃不下共产党的苦，因而不会是共产党员。这个报告认为，部队中不能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但张泰祥断定75%的干部是党员则是错误的，并说部队对共产党有好感，内部非常团结，战斗力很强，赵的威信很高。他们在报告中向蒋介石建议，说我与孙蔚如是孩提之交，中学时期曾立过“兰谱”，虽然在政见上有时不一致，但是有兄弟的历史关系，只要蒋介石对孙蔚如善加对待，通过孙来掌握我，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蒋介石见了这个复查报告以后，相信了他们的看法和结论。我原来对李竹亭是有意识地进行争取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必要时运用他，这一回果然用上了。如果这个特派员对蒋介石确定张泰祥的报告是真的，可能蒋介石早就把我杀了。经过这次复查以后，蒋介石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同时也认识到我们部队十分团结，战斗力很强，要用武力解决颇不容易。因而在一个时期，似乎采纳了复查报告中的建议，对孙蔚如关系很好，企图通过孙来控制我和部队，但是总还不能放心，仍想乘机把部队消灭。

    在中条山阶段，我们除了与蒋介石派遣的特务分子进行斗争外，还对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和反共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阎锡山的18个反动组织派出了不少特务，混入我们防地企图进行破坏，但都被捕获。我们对这些特务分子训斥以后，仍旧放回，并警告他们，以后必须带有证明信件才准进入我部防地，否则对其安全概不负责。当时阎锡山还在山西各地大肆逮捕牺盟会的共产党员，四五十个被迫害的共产党员先后逃至我部防地避难。部队积极掩护了他们，并发给护照，资助路费衣物，送他们回大后方投奔了八路军。

    部队在中条山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他们热情地为部队代购粮秣，参加战勤服务，配合部队打击敌人，对部队两年多以来在中条山的坚持斗争，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部队也从各方面关心群众的生活。我们的儿童连在72处地方分别给老百姓的子女办了小学，使儿童们在战争炮火之下仍能有机会上学。

    （五）与蒋介石“抽梁换柱、分编遣散”的阴谋做斗争

    （1941-1944年）

    1941年1月，部队开赴巩县、汜水一带进行训练。蒋介石看到要用武力解决我们很不容易，就改变手段，阴谋用抽梁换柱、分编遣散的办法把部队消灭。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根据过黄河以前党给我们的指示，采取的对策是：团结进步，联系群众，坚持斗争。

    部队到巩县不久，郑州被日寇占领，守军孙桐萱部溃不成军。卫立煌命我部收复郑州，并亲至前方指挥。将郑州收复，随即对孙桐萱的部队进行收容整顿。卫把郑州前线的所有部队均交我指挥。我军乘胜追击，把敌人压缩到黄河铁桥南端的邙山头。敌人在邙山用钢骨水泥修筑了桥头堡，我炮兵火力不足，几次轰击未曾拿下。我们即在山下修了网状工事，敌人被封锁在邙山头，寸步难行。一次夜间，敌便衣队300多人从孙桐萱与我部的结合部冲下山来。孙桐萱部的军、师部都要求转移地方。我严词拒绝，并在电话中对他们说：“你们把日本人看得那样可怕，几百个敌人打下来有什么要紧！你们派一个营，我派一个连，两面夹击，就可以把敌人打回去。”他们照办了。果然夹击以后，敌人立即缩回阵地，以后再未出来。此后，敌人就困守在邙山的霸王城。我军占据了汉王城，隔着一条鸿沟与敌人东西对峙。这时，我军部进驻广武以南荥阳以北的苏寨，只留侦察连一部分人携带电台驻在巩县。

    军事方面的斗争稍微和缓以后，政治方面的斗争就尖锐起来。我们预计到这一情况，从多方面采取了措施。为了加强部队的团结和进步，首先在汜水县以南的南峡窝村成立了训练班，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重申了不嫖、不赌、不吸烟的三大纪律和自觉纪律、自我教育、财政公开、人事公开的四大口号。此外，还着重实行了军队民主化，全军上下级之间可以自由提意见，士兵可以批评官长。每星期有一次生活检讨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而提高了官兵的认识，增进了团结，巩固了纪律。有一次，孙蔚如与我同在防区散步，看见老百姓的玉米棒子长得很好，一个也未丢失，颇感诧异。我说，这是实行军队民主化的结果。前些天，一个炊事员掰了老百姓一个玉米棒子，已经在生活检讨会上受到批评，没有人敢再掰了。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对军官也重新作了必要的调整，大量地越级提拔了一些知识分子，对十七师团长以下的干部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在党内又与九十六军加深了密切联系（这个军当时有2个团长、5个营长是共产党员），目的是逐步准备条件，以便在抗战胜利以后使整个第四集团军转变为人民的军队。

    在改造军队的工作中，师、旅长以上的军官阻力最大，他们思想偏右的人很多。尤其是师长耿志介接受了孙蔚如的指示，处处为难，反对对部队进行改造。耿的年纪比较大，思想有些糊涂，非常爱钱。为了与他搞好关系，增进团结，减少改造部队的阻力，我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一天，我把他叫到军部来聊天。我说：“景惠（耿志介的号）兄，你在军队多年，没有什么积蓄，现在年纪也大了，要给你将来的生活也做一些准备。”当时部队在汜水河口设有一个稽查处，对从敌后贩运出的各种物资进行检查和征税。我就对耿说：“我们打算把汜水河口的稽查交给你管。你可以派一个知心得力的参谋，小心谨慎地给你积蓄一些钱，以备后世之用。”耿听了欣然接受。有一次，第一战区兵站总监杲海兰从敌后贩运了18桶大烟，被耿没收。耿的参谋处长胡振家（共产党员）向我密告了。我打电话问耿，耿不承认。我又向孙蔚如做了报告。孙与杲海兰的交情甚密，杲也向孙打了电话，说他的东西被耿没收。孙又打电话向我责问情况，我说我虽知此事但耿不承认，建议他直接问耿。孙即气势汹汹地问耿：“听说你们扣了一只船，装有大烟，有无此事？”耿见孙来势很凶，心中有些害怕，慢腾腾地承认了。孙即命令耿说：“那是杲总监的，你惹得起？赶快派人送回去！”耿不知该怎样送去，忙叫胡振家来找我想办法。我就对胡说：“给我送到军部来，我派人去送。”结果耿送来了16桶，我也不知少了两桶，即交由杨晓初转运洛阳交还杲海兰。杲收到以后甚为感激，后来曾向杨透露少了两桶。从此以后，耿对我就很顺从，对部队的改造也不再加以阻挠了。

    为了进一步团结群众，开展斗争，部队注意了与当地群众增进联系，密切合作。1941至1942年间，河南遭到大旱，部队从西安买回100吨小麦麸皮，在防区内的10多个地方设了粥厂，救济了受灾的群众。平时部队也经常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医疗疾病，搞卫生。群众也多方帮助军队。我当时和群众的接触也比较多，巩县、郑州等地有不少群众都认识我。有时我骑着骡子从街头经过，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就放下农具到路边来打招呼。军民关系亲如一家。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从北京开罢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来，途经荥阳车站（距原来军部驻地苏寨较近）在月台上散步时，站上许多卖小吃的群众还认识我。他们把自己卖的各种食品拿来叫我吃，并要我在荥阳住几天。群众的这种热情使我很受感动，久久不能忘怀。蒋介石为了瓦解部队，专门派来一个由100多名特务组成的别动队，在巩县、荥阳等地进行破坏活动。一天，部队在南峡窝村的训练班举行晚会，我也坐在广场后面看戏。别动队的八个特务混进了会场，被我们的侦察连全部捕获。经过审问，他们供认是来暗害我的。侦察连长未向我报告，就叫人挖了坑，准备把他们活埋。我发觉后立即制止了他，并把特务队长叫来当面作了责斥，叫他把人带回。我对这个特务队长说：“前方汉奸、土匪很多，你们以后进入我们防地必须持证明信件，否则对你们的生命安全概不负责。”特务队长很惭愧地把特务们带走了。这以后，我们更提高了警惕，并命侦察连集中力量对付别动队的破坏活动。

    这时，国民党特务已探知我们的侦察连有一部秘密电台。当时部队都在前方，只有侦察连一部分人携带电台留在巩县后方。敌人不时想乘机抄袭。别动队的100多名特务，和我们的侦察连背靠背住在相邻的两个山沟里，沟顶上有一条路相通。有一天，国民党中央派员到苏寨，要对全军点名，侦察连也要从巩县开到苏寨听点。当时该连连长给中央送报告去了延安。我就把临时负责侦察连的排长于一之预先叫到苏寨说：“人家要点名，侦察连必须到前方来听点，你回去要好好安排。可能有人乘机来抄袭电台，对电台的警卫要留足够的兵力。要告诉留守的人员，如果晚上有可疑的人进入院内，就开枪射击。打死人我负责任。如果电台有失，就杀你的头！”于一之立即回去作了布置，随后就把侦察连带到前方来听点。我问他：“留了多少人？”他说：“三个人，由薛忠厚负责。”我听了大吃一惊说：“三个人怎么能行？”他满有信心地说：“我都安排好了，你放心，不会出乱子。”别动队特务探知我们留人很少，果然在晚上派出了数十名便衣，带着手枪，由沟顶上过来抄袭电台。在窑洞里守电台的是薛忠厚。他用沙袋在窑门口作了防御工事，并安了一挺轻机枪。另两个人各带手枪在院内放哨。敌人从沟顶上下来，哨兵就问口令，没有答上，马上就开了枪。敌人人多，把两个哨兵一步一步压缩回窑洞里，接着就猖狂进逼到窑洞门口。薛忠厚立即用机枪扫射，首先打死打伤别动队的少校队长，又接连打死打伤10多人，窑门前血流满地。敌人仓皇地拖着尸首从原路逃跑。沿途的血迹证明，这次抄袭确是别动队的特务们所为。敌人走后，薛立即向前方打电话报告。我看此事已由暗斗变为明斗，扯开了面皮不大好，准备敷衍过去。我就叫军法官王更宇去见巩县县长，说我们部队在前方抗战，土匪在后方抢我们的粮秣，并把别动队的副队长也叫到县政府，问他们是否也被抢。王照办了。于是别动队便以为我们把他们抄袭电台错当成土匪，此事就算敷衍过去了。

    1941年冬，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校阅团，对全国军队进行校阅。派到我们部队来的校阅团有40多人，其中还有一位苏联的包顾问。这个团的成员中有坏人，也有不太坏的人，但是他们都反苏。他们听说我能叫出全军班长的名字，不大相信。后来在校阅某连队时，我直呼班长的名字，他们见了非常惊异。那位苏联顾问原来是炮兵出身，当在孔从洲旅的一个连校阅射击演习时，要求我们和他比赛射击。我想苏联是友邦，他是顾问，我是军长，比输了也没关系，就答应了。他又说，还要赌个输赢，我问赌什么，他说赌10杯酒，我说10杯太少，还是20杯。校阅团的人员都鼓励我和他比赛。这位苏联顾问以为我们不会赢他，就很不在乎地作了三轮射击，结果打了18环。我打了24环。校阅团的人员反苏情绪都很强烈，看见苏联的顾问输了都非常高兴。弄得包顾问面红耳赤，神色很不正常，随即要求再比一次。我答应了。这一回他非常认真，把大衣和夹克都脱了，只穿了一件毛衣，挑选了一只好枪，还把枪准星用火柴熏了一熏，又挑了三颗子弹，用手帕把子弹沟擦得干干净净。一切准备妥当以后，他叫我先打。我就随便拿了一支枪、三颗子弹先打。两枪打了18环。我想如果这次再赢了他，不只对他的面子不好，不利于增进中苏友谊，而且会更加助长校阅团人员的反苏气焰，因而打第三枪时就故意放了空枪。校阅团的人员看见了很不高兴。接着包顾问小心翼翼地瞄准射击，三枪打了21环，比赢了，他对我说，第一次不算，这一次算；校阅团的人员都说第一次算。我没有作声。校阅完毕后举行宴会。校阅团人员要苏联顾问吃20杯酒。他十分尴尬，坚持要我吃。我提出各吃10杯，才算了事。晚会上，士兵们请唱秦腔。有一个士兵要求我担任一个角色。校阅团人员看见士兵们敢给军长提要求，颇为惊讶，但是也由此感受到我们部队上下一致、平等团结的精神。部队兵强马壮，战斗力很强，在校阅中也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中，吃空名字、贪污马料的现象比比皆是，弄得士兵们营养不良，身体羸弱，马瘦得脊梁像一把刀子。传说有一个笑话，某个部队马瘦得不能行动，检阅时要几个人抬到操场上掰开腿站着，一动就倒。因此，校阅团校阅了我们的部队以后，倍加赞扬，回去以后经过评议，列为全国第一。这虽是一件好事，但却更加引起了蒋介石、何应钦的害怕和惊慌。

    蒋介石为了给我的工作上制造困难，在部队过黄河以后，曾先后两次把我的秘书姚警尘调离部队，到重庆去受训。何应钦还亲自对姚谈了两次话，后来又要把姚留在重庆，我没有同意。以后，何应钦又指使孙蔚如给我下命令把姚调到了孙的总司令部去当秘书。孙又命令我说孔祥桢、冯一航是共产党员，必须赶走，迫使我把他们调离了部队。

    1942年，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洛阳成立了一个将官训练班，指名要我去担任队长。事实上是为了准备在我离开部队以后，随意调动和迫害部队中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干部。这个训练班规定，该班的服务人员要由队长带去。我即在干部和侦察连中挑选了精明强干的知识青年12人，预先作了训练，以便到了训练班一面服务，一面打探一些情况。到洛阳开课以后，我通过查对课堂、会场、宿舍、食堂的学生名单，在四天内对全队83个将官学员都能够叫出名字。对上课迟到的，查问以后记下姓名。因而他们在受训期间都很守纪律，不敢随便。有一天，蒋介石命何应钦给孙蔚如下令，没有通知我，就把我军32名重要干部（他们认为这些干部都是共产党员）调往重庆参加所谓受训，实际上是要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这些干部路过洛阳时，三个带队的干部立即前来见我，说明了情况。我听了非常气愤，要他们回去，不要去重庆。他们都哭了，对我说：“我们回去了，你就不能回去了。”我说：“你们先回去，不必管我，我是可以回去的。万一不能回去，以我一个人的死换你们几十个人的生，也是值得的。”我叫他们当晚就回去，并说以后没有我的命令，调谁离开也不行。他们都回去了。当天晚上我就去见卫立煌，质问他：“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大批抽调部队的干部，我这个军长还算不算负责呢？照这样，我这个军长就没有法子干了。”并说：“抽调的这些干部都是积极抗战立了功的，他们不能去重庆，去了重庆就要坐监狱。我要对他们负责，我已经命令他们回去了。”卫看我态度十分强硬，就安慰我说：“这是何总长调的，我可以代你回何总长，就说你在前线有困难，这些干部可以免训。”于是我就回到训练班。

    何应钦听说我把干部挡了回去，大为生气。不久，就亲来洛阳。名义上是检阅军队，实际上是要直接向我摊牌，大批抽走我们的干部。何到洛阳后，先见了孙蔚如。拿出了一张开列着73个人的名单，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要带走。孙见了大吃一惊。回来以后就斥责我说：“你平常爱与人闹别扭，做斗争，方式方法太硬。上次何总长调干部受训，你不叫去。这一回他拿出73个人的名单给我看，要把这些人都带走。”我随即问孙：“名单给了你没有？”孙说：“没有给，总长要和你当面谈。看你怎么办？你要好好准备一下，千万不要再和总长闹别扭。”我听了以后，一夜没有睡着。想来想去，想不出很好的对付办法。以前也多次考虑过，反动派总是吃软怕硬的，蒋介石如果逼人太甚，我们就造反。搞得在后方他不安宁，他也很感棘手，无可奈何。因而最后决定，无论如何，人总是不能交给他，还是要与何应钦作坚强的斗争。

    第二天，何应钦约我见面。到了何的院子里，冯钦哉、裴昌会刚与何谈完话出来。他们都善意地对我说，何此来可能要抽调我的人，要我小心一点，善加处理。我进了何的办公室。何笑里藏刀，非常客气，先对我胡说了一通。他说：“委座时常关心你，对你很器重，每次给你的钱也很多。大家都常为了你担心，说你的队伍里有共产党。共产党是六亲不认、残酷无情的。如果他们在你的队伍里起暴乱，把队伍分裂了，还要把你杀掉。”说罢拿出73人的名单说：“据各方报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要我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交他带回重庆受训。我听了非常气愤，怒不可遏地对何说：“总长，请你先撤我的职，另派军长去处理。只要我还是军长，这些人我不能交。据我了解，他们都是抗战积极、作战有功的干部。我当军长，上对总长和委座负责，下对干部和士兵也要负责。如果人家说他们是共产党，我也说他们是，不给他们申冤，那我算什么人？”何见我态度强硬，来势凶猛，笑着站了起来，又把蒋介石对我如何好等鬼话重复了一阵。我说：“总长，你还是撤我的职，不然我觉得太惭愧。”他说：“你很好啊，有什么惭愧？”我说：“委员长管国家大事，日理万机，都管得很好。总长指挥一万多个单位，也措置裕如。我也是一个人，只带了一个军。因为带得不好，反劳委员长和总长以及中央的一些高级长官都对我这样分心，把我撤职以后，委员长和总长把关心三十八军的精神转用在考虑国家大事上，对国家是有好处的。我一个人干什么都行，甚至给你当传令兵都可以。”何听了以后僵愣了半天，无法下台，后来才说：“好，好，好，我把这个名单交给你，你回去好好地考查。共产党在你的部队中捣乱，你要查出来谁是共产党就可以撵走，由你来办。”我回答说：“这我一定能办到。我要查出谁是共产党，就给你绑送重庆。”与何应钦面对面的斗争就到这里结束，接着我就告辞出来。

    当晚卫立煌找我说：“听说你今天和总长大吵大嚷了一顿，调你的干部你拒绝了。军人要服从命令，谁敢与何总长像你这样叫嚷！你这对何总长的面子太下不去。你要想法子应付一下，不然你的前途很危险。”他向我建议说：“你回去考查，看谁是共产党，要送去少数几个人应付一下，不然太下不去。”我说：“好好，我回去考查。”回军部以后，感到卫的建议有些道理，如果把事情搞得太僵了，反而对以后不利。于是就挑选了3个人：一个叫陈居莘，是国民党执委刘守中的女婿；一个叫邵青山，是冯玉祥的老传令兵，一个叫魏洪涛。我对他们事先作了训练和说服。我说：“人家说咱们部队有共产党，我和何总长吵了一顿，卫立煌要我送去几个人应付一下。我现在选定你们三个人为团体当黄盖去，暂时受几天委屈，我保证三个月以内设法仍叫你们回来。”他们慨然应允说：“为了掩护团体，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我就把他们送回西安。他们到重庆后，立即就被关进了集中营。冯玉祥首先知道了，说邵青山是我的老传令兵，哪里是共产党？就把他保出去了。不久，刘守中的老友张继（国民党右派的元老）等人又把陈居莘保释出来。魏洪涛后来通过于右任的关系也得到保释。结果不到三个月，三个人又安全回到部队。

    我这一次与何应钦的斗争，很快地在国民党政府和其嫡系部队中间风传开来，议论纷纷。不但蒋介石、何应钦对我非常痛恨，其嫡系部队的许多将领，首先是胡宗南对我更是极其仇视。胡宗南曾向蒋介石自告奋勇，要在我回西安以后设法把我杀掉。由于胡是蒋的亲信，蒋介石不愿意让胡背这个血债，因而没有批准，并警告胡，不得他的许可，不准杀我。但是蒋介石并非不想把我除掉。他先后给卫立煌下了21道电令（这些电令，卫的机要室戴主任曾给我看过），要卫设法把我枪杀，把部队干部遣散，把士兵补充蒋军缺额。但是，卫没有执行。起先，蒋介石要把我的部队调离中条山时，卫就不同意，曾与蒋有过争执，担心调离以后中条山可能丢失。蒋介石说，哪怕丢了中条山，也不能让三十八军变成共产党的军队。卫对此很有意见。这次卫接连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以后，想到我的部队坚守中条山两年多，对国家有功，蒋不但不给奖励，还要陷害，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同时，我的部队目前守卫桥头堡，又没有坚强的部队可以去接防，因而对蒋的21道电令，都坚未执行。蒋介石因此把卫立煌撤职，令蒋鼎文接替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并令程潜接替蒋鼎文任西安行营主任，准备利用程潜、蒋鼎文消灭我们。蒋曾给程六次电令，要把我杀掉。程良心上也通不过，没有照蒋的话办。蒋介石又以八次电令，要蒋鼎文把三十八军遣散，把我杀掉。蒋鼎文因桥头堡阵地无坚强部队接防，拖延未曾执行，受到蒋介石的责备。后来据说蒋鼎文曾对人说：“不要胡宗南杀赵寿山，要我蒋鼎文杀，其咎叫我来负。我也找不到赵的罪状，我怕人吗？我才不干。”

    蒋介石想枪杀我未能如愿，于是又采取了其他种种的阴谋手段，来进行陷害。1942年8月，蒋介石把我调到重庆，表面上优礼相待，对我说准备叫我接替俞飞鹏，任全国后勤总司令。我看穿了蒋的企图是要使我脱离部队，并用一顶贪污的“黑帽子”代替他无法找到证据的“红帽子”，把我除掉。我当即婉言谢绝说：“我是个老粗，只会打仗。后勤总司令责任很大，我对后勤的常识很贫乏，又没有业务研究，绝对负不起这个责任。”蒋见我很坚决，不上他的钩，只得作罢。金钱收买也是蒋介石拉拢和陷害我的一个办法。蒋先后给过我20多万现洋。1942年冬一次给过我7万元，我在一星期内花光了。主要是用来救济了比较贫困的进步人士，捐助了比较进步的报纸。有人夸大地给蒋介石反映：“你给赵某人的钱，赵都给了共产党了。”蒋听了更加痛恨。有一次关麟徵问我：“寿兄，委座给了你那么多钱，听说你都给了共产党？”我说：“委座屡次给我的钱，都是供我私人使用的特别费，我有支配权。我给冯玉祥送过1万，给于右任送过5000，不知道这些老家伙都是共产党！”关说：“人家都那么说，风声很大。”我说：“风声再大，我相信冯玉祥、于右任总不是共产党。”

    蒋介石见收买政策也没有奏效，又把希望寄托在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身上，企图有朝一日从袁处抓到我与八路军来往的证据和文件。袁晓轩原来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曾在八路军前总任参谋。我在高平打游击时，于屯留八路军总部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世故很深，流里流气。我曾问过前总彭德怀副总司令袁是否可靠。彭说袁是老同志，很可靠，对他不要有顾虑。但我仍对袁有戒心。有一次，我部收复了垣曲，袁经过我的司令部时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毛主席与卫立煌的合照。我看了以后对他说：“这个照片应该保守秘密，不要随便给人看。”袁说：“我给你看。”我严肃地问他：“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就不应该给我看。”袁才没有再说什么。袁晓轩当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以后，多次要替我做与八路军前总联系的工作，我都严词拒绝，未与他来往。一天，袁给我转来一份前总印发的文件。我把文件内容摘录了以后立即退还给他，并对他说：“八路军的文件为什么要转给我？我与八路军不来往。”袁以为我变了。我又电八路军总部，说明袁不可靠，希望另派专人与我联系。以后前总就派了薛涛同志与我联系。我曾对薛表示我看袁是靠不住的，薛也有同样的看法。不久，何应钦又来洛阳，我便和薛涛研究利用这一机会割断与袁的关系。我请薛涛向袁伪说赵某人靠不住，何应钦这次来洛阳曾允许给他补充，他现在变坏了，再不要与他来往。袁听了信以为真，以后便与我割断了关系。1943年夏，正是蒋介石的反共高潮时期，袁晓轩被国民党逮捕，特务们检查了八路军办事处的文件，没有找到陷害我的证据，大失所望，袁被捕后叛变，由于他对我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因而未受其害。反共高潮到来以后，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更加猖狂。我回到西安时，我家周围到处有特务监视。我不在家时，有十多人，我在家时多至二三十个。胡宗南当时已升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驻在西安。我到西安后，他假惺惺地三五日一次，不断请我吃饭。这时斗争已经半公开化，我也更加提高了警惕。吃饭时，哪个菜他不吃我就不吃。饮酒时，他喝了以后我才喝。一次吃饭时有一个酸辣肚丝汤，他先喝了两口，不无用意地说：“老寿，这汤很好喝，酸酸的。你们陕西人都爱吃醋，你要多吃一些！”我也似开玩笑地回答他说：“胡长官，你是浙江人，我看你连吃了几勺，兴趣很大，你大概是爱吃醋的。”胡无言可答，嘿嘿一笑。

    蒋介石用了一系列的办法企图瓦解部队，把我除掉，但是都失败了。于是下决心要把我调离部队。1943年8月，蒋介石派其王牌军队汤恩伯带三个军，接收了我部在桥头堡的防地。令三十八军集中到巩县、汜水一带，准备抽梁换柱，加以消灭。蒋先命令张耀明去洛阳见蒋鼎文，准备接替我的军长职务，又电令我即去重庆中训团，担任该团第29期的大队长。我到重庆后遇见了张耀明，他见了我显得神色很不正常。我问他去哪里，他说蒋鼎文叫他去洛阳。我见他心怀鬼胎，当日便给部队打了电报，说张去洛阳有可能要接我的职务，要早做准备以便对付。

    我去中训团以前，先见了蒋介石。人们说蒋介石是“好话说完，坏事做尽”，这话一点也不错。蒋见了我说：“你已经在第四期受过训，当过队长。这一期原定冯治安当队长，因为这一期的学生都是各部的领导人，知识水平高，恐怕冯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把全国的将官名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觉得只有你能带好这个队。你要努力，把这一期办好。”实际上蒋把我调离部队是为了便于张耀明去接事，但一时又没有考虑好处置我的办法，因而临时用任大队长的办法把我羁縻住。训练班的期限是一个月。我除了带队以外，很少在队员面前讲话。当时我任第一队队长，第二队队长是李仙洲。他常对学生讲话，引起学生讨厌。有一次，课程表规定有半个小时的队长讲话。我只讲了五分钟，说：“大家都由最高学府毕业，在最高机关担负一部分领导工作，今天又在最高的训练班受训，希望得到最高的成绩回去。训练班的一切，都有规章规定。我是个当兵的，对大家没有什么可讲，不如大家回去自己看书。解散！”一个月的队长就这样当了过去，还得到学生们的好感。训练班结束后，蒋介石对如何处置我仍是煞费苦心。说是共产党，没有证据。说是贪污犯，没有事实。欲加之罪，竟患无词。最后，决定用升官的办法把我调离三十八军。但是，调往什么地方，仍是颇费脑筋。整整研究了一天，变了六个地方。因为每一个地方，附近都有共产党，不敢放我去。最后他们认为甘肃河西走廊比较“安全”，才决定调我接替李铁军的职务，升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部在甘肃武威）。

    命令发表以后，蒋介石又找我谈话。蒋深恐我不愿离开部队，一开始就说了一大通“好话”，进行劝诱。他对我说：“你抗战以来成绩很大。华北22个师都乱了，只有你的师是整齐的，你们坚守了娘子关，在晋东南取得很大胜利，坚守中条山，收复了郑州，保卫桥头堡数年。这些功绩中央都知道。但是由于战争形势不时变化，对你未能提前提拔，我自觉惭愧。今天再不能叫你长任军长了。拟升你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接李铁军的职，让张耀明接任三十八军军长。你意见如何？”我说：“我是多年的军人，脑筋简单。不过因为在战场上的时间很久，打仗我觉得还有些经验。要令我做高级指挥官，我的智能不够，有误国家大事。况且我的部队与我有几十年的历史关系，我也不愿意与它离开。我当军长已很感吃力，只要对国家有好处，自己升迁与否没有什么，还是不去好。”蒋又反复说他负国家领导责任，对我没有使用好他要负责，劝我还是去好。我仍坚持不去好。反复谈了一个多小时。蒋介石显得已经不耐烦，并且因我坚持不去也有些恨意。这时，我忽然从屏风空隙中，看见特务头子戴笠鬼头鬼脑地在后面窥视。我马上意识到，蒋今天叫我来，已经早有安排。如果我坚持不去，很有可能就叫戴笠进来把我引走，走张、杨走过的路。与其那样，还不如先应承下来再想办法。这样考虑以后，我就改变了主意。因而当蒋介石最后有些烦躁地高声问我“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时，我也高声回答说：“委座刚才是问我的意见，我这个人是有啥说啥，讲的都是老实话。如果我心里不愿去，口说愿去，那不是欺骗你么？我的意见是否正确，请你考虑决定。如果委座作了决定，我是一个军人，当然要服从命令，坚决执行。”蒋介石听我这样讲，马上换了笑脸说道：“今天不升你的官是不好的，还是去好。”我说：“去就去。”蒋接着就说：“那你就不用到前方去了，直接由西安去武威好了。”我要求还是去前方一趟。蒋说：“不要去了。李总司令等你去了以后作交代，他还另有任务。”我说：“我如果不去前方，于公于私都不好。”蒋问：“什么道理？”我回答说：“委座也知道，我与孙蔚如是孩提之交，共事几十年，孙又是我的直接上司。我今天升了官不去辞行，于理有亏。张耀明和我也是很好的朋友。古语说：‘旧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我对张也要当面作一交代。部队与我有几十年的关系，我也应对他们有一个安排，便于张耀明顺利地干下去。我如不作安排，万一部队发生逃跑等事，对张也不好。请委座考虑。我还是去前方一趟好。”蒋介石这时知道张耀明已经到职，想不要我去，又没有适当的理由可讲，很勉强地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由重庆先到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把蒋对我的谈话详细地向党中央做了报告，请示今后的行动。中央指示，去前方时最好能说服孙蔚如，要求孙给蒋介石打电报，留我在孙处做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争取孙的转变。如果孙坚决不同意，还是去武威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毛主席并亲自指示：“如果有一线之路，官得做下去，对党有好处。”我得到党的指示后，就到了前方。孙蔚如驻在巩县以南的和义沟。我与孙整谈了四夜。首先向孙报告了在重庆的情况和与蒋的谈话。请孙考虑可否给蒋打电报留我在第四集团军帮孙工作。孙对蒋是唯命是从的，也许他心里同意把我留下，但是不敢给蒋打电报。他对我说：“委座想升你的官，我怎么能表示不同意呢？不好打电报。”我反复对孙说：“蒋介石是要用抽梁换柱的办法消灭我们的部队。可能调我以后把你和孔从洲也要调离，然后把部队分编遣散。我被调走以后，你这个总司令出不了一年也可能要被调开。或许蒋介石也用升官的办法把你调为胡宗南的副长官，或者命你担任某个不重要的战区的长官或是其他官大而无权的闲职。然后就是调孔，遣散部队。蒋这个毒辣的政策是很清楚的。这样一来，十七路军就被蒋介石完全消灭了。如果十七路军被蒋消灭，你是要负责任的。因为杨虎城先生走后把部队交给你了。这个部队是西北人多年来革命的结晶。由搞辛亥革命、靖国军直到现在，西北上所剩的就是杨先生这一点力量。部队被消灭以后，干部流离失所，将来骂谁呢？西北人民将来骂谁呢？如果是这样，你就当了阿斗，你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完蛋了。抗日战争很快就会胜利，我看日本绝支持不到一年。你留下我做副司令，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蒋介石压迫我们过甚，我们也会造反。蒋介石对这一点是不能不有所顾虑的。”孙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是不足的，他认为蒋介石已经成功了，以前曾就此和我有过几次争论。他听我讲了以后不以为然地说：“蒋介石是成功了，抗战胜利以后，蒋就统一天下了。”我说：“蒋介石专会吃杂牌，可吃不了八路军。现在一些杂牌军队的首脑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头脑简单，因而被蒋介石一个个击破，部队也随即被消灭。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却没有办法，因为共产党在政治上高明，人民拥护。”孙随即说：“你总是对共产党估计得过高。他们有几个毛毛兵？不是我们搞了个‘双十二’，他们还不是早被消灭了。”我说：“不是估计太高，是你看问题不对头，你看的全是现象，我看的是实质。国民党就像一棵老树，看起来很高大，但是内部已经腐了，只有一天天烂下去。共产党就像新的树苗，看起来虽小，但它是新生的，一天天会长大起来。”接着我又对孙说：“你还记得我上保定前线时，我们在渭南车站上的谈话吗？那时你把我拉在一边说：‘寿兄，看咱们还有些什么话要说一说？’我说：‘这次战争我也许在前方牺牲，可能这是我们今生最后一面，我只对你谈一件事。你今后要设法与共产党交朋友，为了你能够做官，起码不要骂共产党，不要妨害人家。’当时你对我说：‘你一说就说到这里，咱们不谈这个，看有别的什么谈谈。’我说：‘别的我不谈。为了使你印象深刻一些，我就只谈这一件事。你不要看共产党现在几万人，也许不久发展到百万，甚至将来的江山整个都是它的。’你又说：‘几个毛毛兵能怎么样，不谈这些了’。我说：‘我这是临别赠言，望你切记切记。’你还记得这一段谈话吗？听说共产党现在已经发展到百万人了。”孙仍坚持说：“委座升你的官，我不好意思再讲话。”我继续向孙建议说：“你打一个电报，蒋准了就好，不准了我就滚蛋，也许会准的。我只要不离开四集团军，张耀明虽然当了军长，他也会有所顾虑，不敢妄为的。”孙坚决不打电报，叫我还是去。反复谈了三夜。到第三夜临别时，我对孙说：“我们今后的行动，关系着国家的利益，关系着十七路军的存亡，也关系着在部队里多年共患难的同事们的前途，今天夜已深了，我希望你仔细再考虑一下，明天晚上我们最后再谈。”第四天晚上我去见孙，问他考虑好了没有。不料孙却满不在乎地说：“我就没有考虑。”我即问孙：“这样的大事，你不考虑怎么办？”孙仍然漫不经心地说：“你升了官了，你还是去吧！”我看事情已没有希望，就对孙说：“那我明天就走了。”孙说：“你去吧，以后或者还会有好的前途。”我说：“第三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我去做总司令等于坐监，也许什么时候把我就暗害了，今生不知还能见面否？”孙敷衍地对我作了些安慰和鼓励以后，我随即告别出来。

    我与孙蔚如谈话的事，三十八军中的党员团营长都十分关心。他们都预先集中在一起，等候我与孙谈话的结果。我在晚12时左右，与孙谈完话出来，立即就到他们那里开了一整夜会，对部队以后的行动作了研究和安排。我首先说明和孙蔚如的谈话已经失败，接着着重谈了以下问题：一、日本人看起来再支持不到一年，抗日战争很快就会胜利。二、我被调走以后，蒋介石可能就要调孙，大概也出不了一年。孙被调走以后，就要调孔从洲。蒋介石就是企图用抽梁换柱的办法，把人调走，把部队分编遣散。三、我们的对策：目标很突出的人，要马上离开部队去延安。对张耀明要用心对付，谨慎从事。一致拥护孔从洲。我说：“孔虽然不是党员，但是反蒋很积极，对十七路部队非常忠实，是将官中唯一可靠的人。九十六军的基层力量虽然不如我们，但是中级军官的条件比我们好，有两个团长、五个营长是党员。我们拥护孔从洲，是希望在抗战胜利以后，鼓励他把整个第四集团军带动起来，投入党的怀抱。”此外，我向大家提出：“要切记两件事，一个是团长绝不能丢掉，蒋介石如果撤谁的团长，整个团就行动起来，开过黄河，党会设法与你们联系。另一个是，要时刻注意，孙蔚如离职之日，就是全军起义之时，绝不要再拖延误事。”最后我说：“望大家共同努力，团结奋斗，争取胜利。我以后还要和大家联系。”安排好以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和义沟。临行时，军部、师部的官兵都到沟口送别，很多人都哭了。

    我当日到了洛阳。在洛阳住了几天，向蒋鼎文辞了行。这时日寇已探知三十八军交了防，由汤恩伯来接替，即大举发动进攻。两个小时以内在汉王城下广武县西北的鸿沟沟顶突破了一个缺口，汤恩伯的部队不战而退。敌人猖狂前进，很快就侵占了郑州，逼向洛阳。我由洛阳回到西安，尚未去武威，洛阳即告失守。国民党的部队四处逃散。蒋鼎文依靠我们一个团的掩护，才仓皇退到卢氏。

    我到西安后，把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改为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为了便于以后联系，把蒙定军留在西安，并带电台一部，北通延安，南通重庆，西通武威，东通前方部队。我在西安期间，胡宗南仍是三五日一宴，故作殷勤。我也虚与委蛇，应酬了几天。胡唯恐我去武威多带人，假意试探说：“你可以多带些人去。”我说：“都是国家的军队，不需要多带。”于是我便于1944年3月，仅带十余人到武威，就任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六）坚持隐蔽斗争，终于走向胜利

    （1945-1947年）

    第三集团军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之一，下有胡宗南的三个军。我到任不久，蒋介石就把两个军调往新疆。为了填充敷衍，又把高桂滋的十七军（当时在固原县）编为第三集团军直辖。第三集团军直属的部队，只有一个手枪营。武威城内驻有叶成的一个师。原来的集团军，总司令是李铁军，总司令部的干部，80%以上都是李的同乡——广东梅县人。据说李曾对他们讲过，蒋介石调我来第三集团军，是因为我有思想问题，要把我软禁在这里。蒋介石为了监视我的活动，寻找我的破绽，给这个总司令部的干部每月发有几百万“法币”的特务费。事实上第三集团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软监。集团军直属的手枪营就是看守我的宪兵，这些情况我们在西安和兰州已经了解到了，但是困难吓不住我们。我们决心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进行斗争。

    为了到甘肃以后，便于在西北各地群众尤其是在回民群众中，发展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然后进一步再发展党，在西安出发以前，经过杜斌丞的关系，把吴鸿宾（回族，地下党员）介绍给我们。吴当时在甘肃平凉教书。我们途经平凉时，就把他一同带往兰州。到兰州后，由我出面把吴介绍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在甘肃省政府担任了政治视察员。

    在武威，马步青部队的旅长韩启禄刚修建了一院宅房（坐落在武威城内东北角官驿巷38号），院墙很高，像一个堡寨，十分严密。我们到武威时韩要去青海，就自动让我驻在他的新房子里。我们驻进以后，由我带来的卫兵在内部担任守卫，手枪营的人员都在外围。因而环境比较安全。

    我们到第三集团军以后，为了应付各方面的关系，不使特务们有空子可钻，采取的对策是：多请客，少说话，沉着办事。国民党每星期有一个纪念周，主官照例要讲话。我们为了慎重起见，事前做了充分准备。令秘书主任何寓础和秘书王安仁（都是党员）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1924年以前蒋介石的革命语录中，挑选出一些段落，每次举行纪念周时念几段，自己不讲话也不作分析。特务们始终找不出什么破绽。

    我们到武威大约20天以后，有一个名叫李凯的排长，陕西人，从不认识，前来向我报密。他说：“总座，我来见你以后，就回家做庄稼去了，在这里干不成了。我原来是第三连的排长，几次校阅成绩都很好，营长已当面答应升任我当连长。但是因为你来了，你是陕西人，恐怕我与你勾结，不但连长不升了，把排长也撤了。”并说：“三集团军总部听说你来的消息以后，全体干部开了几天会。首先研究你敢不敢来，议论纷纷，多数人认为不敢来。后来听说你到了西安准备要来，他们非常恐慌。为了对你严密监视，找你的破绽，给蒋介石做报告，总司令李铁军和参谋长池中宽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你总司令部的手枪营就是专门监视你的宪兵。你要多加小心以防陷害。我现在要回家务农了，以后再见。”他报告以后，我们就更提高了警惕。

    当时我每日的生活是：白天桌子上放着曾国藩、左宗棠的文集，平时没有事就写字。晚上关了门就读马列主义理论，当时还能看到《新华日报》和香港出版的《群众》周刊。我们与西安经常有专人来往通讯。如果有外人来，想通过谈话进行试探，我们就谈曾国藩、左宗棠，谈写字。别的什么国家大事一概不谈。武威是一个交通要道，为了取得各方面的好感和联系，遇有国民党大员过往，就请他们吃饭。

    驻武威城的师长叶成，给蒋介石当过六年传令兵。一次他来见我说：“总座，我们全师有1300多个空名字的经费，你派哪个军需接收？”我故意问他：“什么空名字？”叶回答说：“前李总座在的时候，我们全师每月上交总部1300多空缺名额的经费。”我说：“这样多的空名字还行？”叶说：“这还是少的，还有比这多的。”我对叶说：“我不要这些经费，你去把空缺补齐。要不，你自己把它用了。”叶又说：“总座平时花销大，如果不要，那总部就无法维持了，还是派人接收好。”我断然向叶表示：“按国家制度办事，钱多多花，钱少少花。一个将军一个令，你谈的是李总座的办法，我有我的办法。”叶看我态度强硬，没有再坚持，后来他自己把这些经费吃了。从此以后，他对我们有了好感。

    参谋长池中宽也是广东人。我到任以后，他怕我揽权太多，使他不好办事。我就把他叫来谈话，先对他恭维一番说：“我们以前虽不认识，但我对你早已闻名。你过去是陆大的优秀生，军事学造诣很深。我是多年的兵油子，今后我们在一起，要好好向你学习。”他听了非常高兴。接着我说：“今后总司令部的事情，一般的由你负责，特别重要的，再向我报告。”他满意地放了心。以后他也找不出我们的什么破绽，对我们也慢慢有了好感。大约过了一年，蒋介石、胡宗南怀疑池中宽和我们已搞在一起，就把他撤职。另调来个参谋长。到职后又约一年，也对我们有了好感。他给胡宗南上了一个建议，说我这个人如何好，不应对我有所猜疑，应该放手让我做事。胡宗南见了这个建议以后，批评他没有脑筋，上了我的当。胡把他的建议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到他们这些参谋长都对付不了我们，决定派其国防部二厅厅长於达（浙江黄岩人）到第三集团军任副总司令。於到职后，也抓不住我们任何把柄，看到我们吃苦、谦虚，认为不一定是共产党，和我个人的关系也搞得颇好。有一次，蒋介石派於临时到新疆出差，去了两三个月。於想回武威看他的老婆，但又不敢向蒋提出，他的老婆也很想念他。我就给蒋介石去了电报，伪说有事把於叫回，於十分感激。后来我去了解放区，据说於达看到蒋介石没有把我拉拢得住，还深感“惋惜”。

    以上是我们对付第三集团军的一些领导干部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效果。

    在对待集团军总部的干部方面，李铁军过去吃空名字很多，可能对干部有少数津贴。我们到了以后，按国家制度办事，干部们只有那些薪水，又不敢胡搞，生活比较穷困。我们也自知这样，让他们尝尝苦头。有一次，一个科长没有钱用，卖了俄国毯子，副官长封高亿知道了就向我建议说：“官长们太贫困，总部要设法给些津贴。”我说：“你们想办法，我来做主。”后来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从甘肃省政府以低价买回茶叶一批（省政府掌握茶叶公款）按市场高价又卖出去，一次是一批煤油，也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两次赚了不少钱，准备给干部作津贴。到1945年春节前，副官长做出计划，要把这两次所得的一半给我，一半分给总部的官员。我向他说我不要，完全分给大家，官员们因此私下称颂，很是感激。后来也逐渐放弃了对我们的寻隙和挑剔。

    武威商人中陕西人很多，由于同乡关系，经常互有来往，关系也处得较好。当地有一个绅士孟炼百是我过去的同学，通过他和当地一些上层人士也有了联系。因而在对付地方人士方面，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一定的成果。

    甘肃文化比较落后。三青团的势力比较大，有不少团员，大多是当地的知识青年，另外也有一小部分CC特务。蒋介石政府派到甘肃的行政领导人员，大多是CC或其他方面的特务分子，都非常反动。三青团人员与蒋介石从外地派来的行政官员们相比较，无形中成为一种地方势力。他们与后者矛盾很多，但是常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天邓宝珊（甘肃人，当时率部队驻在陕西榆林）由榆林回到甘肃，正逢甘肃省参议会、三青团甘肃省干事会在兰州分别开会。参加会的共七八百人，包括了甘肃省的许多老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准备给邓宝珊开一次欢迎会。开会的前一天，我和高桂滋到兰州去看邓宝珊，他们也就决定借机同时欢迎我们。我在赴会的途中对高说：“人家是欢迎邓，咱们二人是搭上的秤。咱们在会上不要讲话，邓一个人讲就行了。”高表示同意。会议的主持人是水梓。邓在会上的讲话相当长，谈到甘肃的一些商店，门面刷修得很好，但是货架子很空，乡下有的姑娘没有裤子穿，等等。隐约流露出对甘肃的行政方面有不满之意。后来水梓要高讲一讲，高违反了和我的约定，讲了话，主要是谈他自己的历史。接着水梓要我讲。我明确表示没有准备，不能讲。三青团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也要我讲。当时我想可能他们不怀好意，要在我的讲话中找岔子，同时我也不是主要的出席人，仍表示没有什么可讲。但会场的群众连续鼓掌，无法下台。我只得答应说几句。讲话的题目是“溯回既往，展望将来”。内容主要是针对地方势力与外来势力的矛盾，支持地方势力，进行煽风点火。我说：“我们西北在汉唐时代盛极一时，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河西走廊是唯一通向外国的要道。瓜州人口有几十万，元宵佳节灯与长安相映红。以后逐渐中衰。现在有人说开发西北，这是胡说。叫作复兴西北，我倒同意。戴季陶甚至以为西北人仍是原始时代的茹毛饮血者，竟然主张给甘、陕两字旁都加上‘犭’。这是对西北人多大的侮辱！后来，戴季陶在西安给学生讲话，群众非常气愤，高呼口号打倒他，把他的汽车也烧了，戴季陶非常尴尬地溜了回去。第二次戴又来西安，因为有前一次的教训，这一次就学乖了。事先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他这一次来西北是回家，他的先祖原在西北，这一次是看他的先祖来了。这些人就是这样欺软怕硬，给他一些厉害，他就规矩了。”我在讲话中说：“甘肃人对复兴西北要自己负起责任来，和贪官污吏做斗争！”参加会的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把我瞪了两眼，我仍讲我的。在谈到展望将来时，我说：“兰州现在还不通火车，交通闭塞，因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甘肃人如果不自己努力，火车通了以后，河南、山东等地的人都来了（当时甘肃为浙江人所把持），甘肃人只能像奴隶，甚至会被赶到帕米尔高原去。”丁宜中听到这里，起身就走了。最后我说：“希望大家都努力，自己负起责来，建设光荣伟大的西北。”三青团的干事们听了以后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后来还议论说：“讲得好，给咱们撑了腰。”从此以后就把这些知识青年团结了起来。后来，他们在和重庆派来官员的斗争中，有许多话都给我说，得到了不少情报。

    当时朱绍良任西北行政长官，驻在兰州。他在政治上虽然反动，但还有些旧社会的正义感，虽然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但也不很佩服蒋介石。我以私人关系与他也经常来往，对他也进行了团结。

    红军西路军董振堂部在西北与马步青等部队作战中遭到失败以后，党在西北的力量有所削弱。我们在受特务监视的困难环境中，准备利用机会发展党的组织。派李俊臣（我的副官）、周延（我的秘书）去新疆，利用迪化市市长屈武和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与我的私人关系作掩护，进行工作。又派王廷杰（甘肃武山人，曾在三十八军任特务连长）去武山。命吴鸿宾利用在甘肃各地视察的机会，也借机发展党的组织，并拟把吴打入马步青军队内部。后因马控制较严和吴的努力不够，未能在马的军队中扎下根。我们离开甘肃前，在发展党方面，只有李俊臣、周延、王廷杰做出了一定成绩。

    1945年春，蒋介石又调我去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受训”。学员大都是各集团军总司令，只有两个是军长。我在该班任学长。三个月毕业以后，蒋介石找我谈话。蒋在谈话中假意对我说：“把你调到中央来吧！”我说我在武威很好。谈到国内形势时我说：“日本人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蒋问我：“你对国家大事都有些什么意见？”我回答说：“全国贪污之风要设法改变。乡下联保主任无法无天，老百姓怨声很大，基层工作需要派一些好干部担任。”蒋刺了我一句说：“听说共产党在后方发展很大，你听说没有？”我说：“河西交通闭塞，没有听说过。”蒋又问：“你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对共产党应该怎么办？”我说：“还是委员长领导起来，国共合作，建设国家。”

    为了将来解放西北时与胡宗南作战，我们从1942年起，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在陕西关中42个县都安排了地下党员，钉下了钉子。1944年我离开三十八军时，又把原教导队毕业学生中的党员，普遍分布在这些县进行地下活动，打入民团，抓取武装，组织群众，以便将来起义做内应。他们到各县后，就与地主乡绅展开斗争，一般表现都很“左”，其中最突出的是派到朝邑县的韩增友。我把韩叫到西安说：“现在刀把子还不在我们手里。如果操之过急，我们就不容易站住脚，就很难工作。现在地方上的这些所谓‘巨室’，他们可以制造舆论，左右县长，影响甚大。你回去以后要改变一下方法，与他们表面上还是要作一些交往，搞好私人关系，使他们对你有好感。万一你被国民党逮捕，他们还可能保护你，或者说你的好话。如果这些人对你说了坏话，不但于事无补，甚至连你的生命也有危险。”我又说：“这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也不是屈服，是我们目前的策略。将来我们拿到了政权，要他们怎么办就怎么办。”韩内心里没有十分接受，但是回去以后照着办了。后来韩被国民党逮捕，这些地绅果然保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到解放军南下时，韩即率领民团起义。其余派有党员的各县民团，在解放军南下时，也都分别起义。以后，韩见了我说，幸亏以前给他讲了策略。

    当1944年底，我们打入各县的人员都安置好了以后，就进一步研究如何打入胡宗南部队内部。1945年我在陆大将毕业时，发现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当时我看到下一期的学员中，有孙蔚如和周士勉（第八战区后勤司令）的名字。我知道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密切，这次同来受训可能会住在一起。我就把跟我到陆大的随从参谋杨荫东叫来问道：“准备派给你一个重大任务，非常艰苦，给党去立大功，你是否敢干？”杨说：“只要你下令，我就敢去。”我说：“下一期孙司令和周司令要来受训，他们关系密切，到陆大以后可能住在一起或经常往来。我准备把你设法给孙留下，你要特别对周表示殷勤，目的是使周向孙提出要你。如果你到了周处，将来打胡宗南时，我们就可以完全掌握情况。”杨慨然答应。我又对杨讲方针办法说：“做这个工作不能太着急，不要叫人看出意思。开头拿烟倒茶，恭顺一些，求得周的好感。再一步，利用时间到周处聊天，使周对你有所了解。第三步，自告奋勇代周抄写战术答案。这些都做了以后，有可能周会要你。如果把你要了去，将来就可以为党立大功。”后来孙蔚如到了重庆，没有带随员。我就问孙：“你怎么不带一个参谋来？”孙说没有。我说：“陆大受训，每天要写战术答案。你是自己抄写还是怎么办？”孙回答说：“我不知道还要写战术答案。那怎么办？从前方调人吧？”我说：“明天就要集中上课，调人要到十几天以后才能来。”孙又说：“看看办事处有人没有？”我说：“办事处的人只能写字，写不了战术答案。”孙眨了眨眼说：“那怎么办？”又问我：“你是怎么办的？”我说：“我带了个小孩子杨荫东。”孙随即说：“他已经熟悉了，你给我留下好吧？”我回答说：“他虽是个孩子，但给我管的事不少，我还离不开。”孙批评我说：“你就只管你，对干部抓得太紧。”坚持要给他留下。我就答应了，并对孙说：“你毕业以后一定要带回来。”孙说：“好！”后来我对杨荫东说：“我这一步已经办到，今后就要你好好做了。”杨满口答应。

    周士勉到了以后，果然与孙住在一起。杨就照我指示的一套如法炮制，取得了周的喜爱。孙和周毕业以后回到西安，周就向孙提出要杨，孙怕我不给，又不敢得罪周，就当面许可了。适逢当时我也在西安。一次我去看孙，孙对我说：“寿兄，周司令要我们的杨参谋哩！”我说：“咱们的人，他为什么要？不能给他。”随即起身走了。后来孙又赶到我的家里来说：“要一个人你不给。周司令掌握全军的补给，我们得罪不起，你不在大事上看。你考虑还是给了吧！”我想了一想说：“我原来没有考虑得这样深。对人家得罪不起，那就给了吧！”就这样，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杨荫东到了周处以后，周即令杨当了他的随从参谋。后勤司令掌握全军情况。后来，在我们打胡宗南时，当周晚上睡觉以后，杨就打开他的皮包抄文件。抄出以后，经崔一民等人的关系送到我地下电台，差不多每天都有报告。当时在胡宗南的机要室和副官中间，我们也有人打入。因而对胡宗南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对在西北战场上打败胡宗南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夏，蒋介石忽然调孙蔚如去重庆。我们分析，孙此去可能被调离第四集团军。孙去后，我们就给第四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韩兆鹗发了一封密电，命韩探听孙是否有调动的消息。韩很快就复电说，蒋介石对孙很礼貌，没有调职的事，我们又去电命林立即调查，不要麻痹。韩在第三天复电说，孙有被调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消息。我们分析这个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就一方面给前方部队去电，说明孙不久将要调离，要速作准备，俟孙离职之日立即起义，并说我即将请党中央派人协助，待中央派人到后就开始行动。另一方面，电周恩来同志并党中央，报告孙将调职，请求派人协助起义行动。后党中央派周仲英，张西鼎两同志前来。但周以往和部队的关系比较生疏，与四集团军的高级官员接不上头。张原来是连长，官级小，与四集团军的中上级官员都不认识。结果，在孙蔚如离职的第四天（1945年7月17日）由刘威诚、张复振仅率十七师（缺两个营）在河南洛宁起义，投入了党的怀抱。我当时想，如果中央能够派过去在三十八军担任过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来协助起义，就有可能把三十八军全部和九十六军的大部都带过去。这件事我一直感到遗憾，并曾向毛主席和西北局谈过。孔从洲在十七师起义时未准备好，后于1946年5月15日在河南巩县起义。

    1946年春，蒋介石来到西安，用飞机接我和高桂滋到西安见面。蒋介石、宋美龄和我、高桂滋四人饭后谈话。蒋表面上非常客气，对我谈了一通奖励的话，然后问我：“现在看什么书？”我说：“《左文襄公集》已经读完了，现在读《曾文正公集》。”蒋介石为了吃掉“杂牌”部队，对全国军队的编制，经常是忽而变大，忽而变小。忽而以整编师为单位，忽而又以军为单位，忽而又是总司令下面直辖两个军。当时，蒋介石又决定要把全国的集团军一级全部撤销，改为以军为单位。因此，我考虑第三集团军也要取消，以后可能把我调到胡宗南处做副长官，或是调到蒋介石左右，这样我就不好办事了。我前几年曾向党中央请求去延安，未曾获准，现在的“空头司令”实在不想再当下去；同时也看到国共和谈不久就可能破裂，因而决心要寻求脱身，前往延安。于是我便假意向蒋介石要求说：“集团军这一级要取消，第三集团军最好能提早撤销。我想请委员长考虑，派我到美国考察水利。”蒋说：“那还要有专门知识的。”我说：“报告委员长，我是测量专科毕业，也研究过土木工程，看过李仪祉先生著的《水工学》，我可以说懂一半。我想再出国深造一下，将来回国以后办水利。”蒋介石翻了我一眼说：“噢！你还是这样。我回去以后考虑。”我接着说：“如果委员长考虑以后认为可以，请很快给我一个电报。”蒋和我谈过以后，很严肃地问高桂滋说：“据说你的西安办事处处长李少棠是民盟盟员？”高见蒋很严肃，忙站起来答道：“报告委员长，他过去是我的老旅长。”并拍了一下胸膛肯定地说：“我保证他不是盟员。”又接着说了一句：“不过他常和杜斌丞下棋。”刚说完蒋介石就把桌子一拍，大骂道：“哼！杜斌丞，无耻！他欺骗我。我先一天问他是不是民盟，他说不是。第二天就把民盟的牌子抖出来了。”接着又厉声对高说：“这种无耻之徒，不要同他来往，他会给你制造环境！”蒋说话时怒气冲冲，周身打战。高吓得唯唯听命，连说：“是，是。”其实蒋介石是指桑骂槐，他骂杜是给我听的。我和高出来以后对高说：“你说话不早作考虑，谈到保证李少棠不是盟员就很好了。多说了一句下棋的话，惹得蒋大发脾气，这是自找麻烦。”

    1946年夏，蒋介石在重庆林森陵园召开军事会议，我也参加。出席会议的成员都是总司令以上军官。会议内容是研究所谓“剿匪”军事计划。我坐在第三排位子的中间，一边听一边记笔记，正好与主持会的蒋介石对着面。蒋介石厉声禁止大家记笔记。我为了把会议内容记下来，就把手放在衣袋里，用一根短铅笔在纸上画记号。会议主要研究了两件事：一个是如何进攻张家口，一个是决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轰炸计划。会后，我把情况详细、全面地报告了周恩来同志。过了两三天，国民党军官中有人诈唬我说：“有人说你把会议情况报告给共产党了。”我听了以后心中为之一怔，但表面上却泰然处之说：“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尽他去胡说八道吧！”

    我开罢军事会议回到兰州，得知蒋介石已批准我出国。西北行政长官朱绍良的参谋长郭寄峤对我透露，朱绍良曾把蒋的复电扣了下来，准备把我留下，但请示蒋后未获准。我看到第三集团军即将结束，即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把当前情况和我想去延安的愿望，以及向蒋提出的出国要求，对党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接着在武威对结束工作作了安排，然后即移住兰州待命。到兰州后，为了蒙蔽敌人的耳目，进行了一系列的伪装。在第二新村买了一院新房，在五泉山下置了一些地，又给银行投资50万元，声言要在兰州住家。

    党中央接到我的报告以后，鉴于解放战争即将爆发，决定批准我去延安，并对我未事先请示中央向蒋提出出国要求作了批评。9月8日，党中央派黄爱民、蒙定军二同志来兰州见我，传达了中央准许我去延安的意见。毛主席对这一问题格外关心，曾指示关中地委转告黄爱民同志，对我进延安要有十二分安全的把握。我随即与黄爱民、蒙定军、崔仲远、何寓楚四同志共同研究去延安的计划。我的意见是不回西安，以免被胡宗南发现，行动上不方便。可以由兰州乘汽车（当时我有一辆卧车、两辆吉普车）直赴陕西永寿县，趁黄昏进入永寿县监军镇，然后换便服过泾河去延安。汽车可分途开回兰州和西安，扬言我到监军镇被抢，不知下落，以便兰州、西安两地与我有关系的人早作隐蔽。黄、蒙两同志同意这一意见，表示回去以后进行安排，布置好以后再来兰州接我。我问需要多长时间，黄说大约一个月。我们约定10月10日以前再在兰州见面之后，黄、蒙两同志就转回西安。

    他们走后，我担心在兰州等一个月可能被人看出破绽。适逢当时张治中接替了朱绍良任西北行政长官，驻在新疆，约我去新疆一游。同时，驻新疆的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迪化市市长屈武，也约我去新疆小住，于是我就于9月14日去新疆。到新疆后，住在屈武家里。当时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地均为三区起义军队所占据。国民党在新疆有两个军，归陶峙岳管辖，陶的总司令部驻在迪化。新疆第二次事变发生以后，蒋介石派张治中去和解，并接替了朱绍良任西北行政长官。屈武和我以往的关系很好。我把我去延安的意图告诉了他，他非常赞成。我们又对新疆的形势和重要领导人物进行了分析。张治中对CC二陈和宋子文都有意见，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人物和措施不满，但对蒋介石非常忠实。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想利用这次来新疆的机会，对张治中做一些工作，减少他对蒋介石的向心力，以便我们将来解放新疆时，他能不多阻难，甚至有可能争取新疆的和平解放。我在新疆时，张治中平时召开一些工作会议都约我参加，并要我讲话，我从未讲过。有一天晚上，在张的家中聊天，张征求我对新疆工作和干部的看法。我说：“我是客人，你在会上要我讲话，我没有讲。今天我们是讲私话，我就不客气地谈谈我的看法。我看你的一般干部中，升官发财的是多数。能给你起助手作用的，只有刘孟纯、屈武、刘泽荣三人。”张问：“你看陶峙岳怎样？”我回答说：“他是旧军人中的一个善人，政治认识上模糊。”张点了点头。我回去以后，把谈话的情况对屈武讲了。屈说：“张先生是有野心的。”

    有一天，张治中约我去红岩池畔野餐。我先一天晚上和屈武作了研究。我说：“张约我野餐，再无别人，可能要谈一些比较重要的话，张以往给我的印象，是国民党坏人中间的好人。每次在重庆的宴会场中，没有人敢接近我，唯有他还和我打招呼。他对蒋非常忠实。蒋介石那样坏，可能他还不深知。我想在明天的谈话中，把蒋介石的坏揭出来给张听听。你考虑是否谈了以后，他会把我扣起来？”屈沉思了一下说：“我想张先生这个人，你如果说得不为太甚，他不会把你扣起来。”于是我就决定第二天要对张把蒋大骂一番。第二天到了红岩池畔，铺开花毯，摆出冷餐美酒，司机和勤务员都走远了，张就和我边吃边谈起来。他说：“今天我也没有约请别人，咱们一边吃一边谈，好好谈谈。”我回答说：“我愿领张先生的高教。”接着我就问张：“这次新疆事件，端赖张先生大力斡旋，现在可以说已经平息了吧？”张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我又问：“对新疆的地方军队是如何处理的？”张回答说：“分驻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城。”接着他就问我：“你到这里已经半个多月，和他们是否有所接触？”我说：“阿合买提江请我吃过饭，谈过几次，与阿巴索夫、包尔汉也接触过。”张又问：“你对他们是怎样了解的？”我说：“阿合买提江很健谈，说话精练有力，身材魁梧，这个人了不起，将来是很好的一个外交官。阿巴索夫文质彬彬，有诸葛亮的风度。包尔汉懂三四国语言，也是了不起的人才。他们对张先生都非常景仰。我看如果张先生坐镇新疆，新疆以后是可以平安无事的。”张说：“新疆虽然民族多，比较复杂，我觉得只要宽大公道，就可以平安无事。”我说：“张先生的责任很大啊！”张又转了话题向我问道：“国共合作现在成了问题，华北已经发生冲突，你看前途怎样？”我回答说：“我看打起来，我们不一定有把握。”张随即说：“美国帮助蒋介石，力量很大。”我就说：“美国再帮助，蒋介石也是要失败的。”稍停了一会，张又对我说：“我知道你很进步，在抗日战争中，你在华北、保定、娘子关、晋东南、中条山、黄河南桥头堡都立了大功。委员长因为听了些谣言，不敢对你放手使用。人家都说你是共产党。你看在重庆每次宴会上，人们对你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敢接近。我看你孤立无聊，每次总要与你打一打招呼。”我说：“张先生对我的爱护，我时刻难忘。”接着我就问张：“人家说我是共产党，张先生你看我是不是？”张说：“我知道你不是。”我说：“共产党是不要我的。不过我与有些人的认识和主张不同。我认为抗日也好，建国也好，都要贯彻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一定要联俄联共。一般人都搞成了反苏反共。问题也就在这里。我这个想法也不是什么秘密。在庐山时我对委员长也讲过，请委员长对共产党尽快进行改编，调到敌后去打游击。我考虑，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本人没有什么，流言蜚语尽它去吧！”张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在新疆已经多日了。我平时开会约你参加，请你讲话，你也没有讲。今天约你来，特别要听听你对当前时局和新疆今后情况的看法，希望能把你的意见好好谈谈。”我说：“好，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张先生这样客气，我就把我所有的看法全倒出来。”接着我对张说：“我看西北非常重要，尤其是新疆，我过去曾经一度有过大西北主义的想法。起先是帮助冯玉祥。冯玉祥曾经对人说：‘西北是后花园，中原是前花园。现在都拣着到前花园摘花，后花园荒了没人管。我看先要把后花园建好，然后再到前花园摘花。’我很同意这个看法。帮了冯玉祥三四年。后来看到冯刚愎自用，不懂政治，没有按他说的话去做，也成了一个新军阀。我就离开冯去帮杨虎城，仍然是想建设西北，整顿国家。以后杨用人不当，好高骛远，没有培养起实力，以致未能成功。如果他们都能以潼关作大门，背靠苏联，把新疆先整顿好，与少数民族团结好，是会大有可为的。”谈到蒋介石时，我说：“蒋介石政府贪污腐化，党派分歧，争权夺利，把国家弄得一团糟。”张随即插话说：“这是CC和陈诚等人乱闹的。”我说：“蒋是国家的领导，其咎在他。蒋介石从旧的道德方面来说，都是最坏的人，没有一点诚意。人家说他‘好话说完，坏事做尽’。他私心用事，排除异己，政府是一团糟，失了全国的人心。对谁都是欺骗，对你也不能例外。”张又插话说：“委员长对我很信任。”我说：“我看不一定。蒋介石对你都不如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向来边疆大吏一定要得到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不然就一事无成。左宗棠给朝廷上疏，慈禧太后不交军机大臣议处，自己就批发了。你两次给蒋介石的报告，蒋都交宋子文核办。这是信任你还是信任宋子文呢？咱们今天是说心里的老实话。”张点了点头。我进一步又说：“蒋介石事实上已成了孙中山的叛徒，所作所为都是与孙中山的主张对立的。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蒋介石是集中地权，发展四大家族财阀。有人算了一笔账，说四大家族的财产可以供全中国的人吃45年。当然这个账不一定算得很准，但是蒋、宋、孔、陈确是刮钱太多了。国民党是腐化了，前途非常危险。邵力子先生曾经对我说，不管人家共产党怎样，国民党是腐朽了。像一座梁柱已被虫蛀空的大厦，一经风吹草动就要倒下来。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建议你以西北为根据地，拿出孙中山的真正的三民主义来，作为中流砥柱，清党救国，我看前途是很大的。如果能背靠苏联，把新疆先整顿好，同时联合共产党，清除外侮，进而在全国清党，推翻蒋介石，将来大总统还不是你的吗？”我又对张建议说：“先把国民党在新疆的军队设法抓到手里，与阿合买提江等人和地方军队把关系搞好。团结刘孟纯、屈武、刘泽荣，通过他们再把干部团结好。先整顿新疆，再整顿陕甘，一定大有可为。”最后我对张表示：“如果你能够这样做，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一定到西北来无条件地帮助你成功。”这次谈话共谈了约三个钟头。最后张说：“咱们今天的话谈得很深，什么话都谈了。你放心，我绝不能把你的话外露一点。”我说：“我对张先生很信仰。我也考虑过，如果你会因此对我加以制裁，这些话我就不讲了。”张接着又说：“你去美国转一趟，回来以后咱们再共事。”后来，这次谈话张一直没有对人讲过。直到西安解放以后，有一次在西北局的宴会上，张才开玩笑地对大家说：“赵老前在新疆敢对我大骂蒋介石几个钟头，真是‘二杆子’。”又说：“这也说明我在当时已经是进步的了。”

    我当天从红岩池畔回来以后，回想起这段谈话相当冒险。但是为了想对争取张做一些工作，也就豁出去了。我回到屈武家里以后，就把和张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屈武。屈笑着说：“陕西‘愣娃’，美！”后来我又和屈进行了交谈，鼓励他说：“你好好做新疆和平解放的工作，对张要表示尊敬，给予帮助。与陶峙岳建立好私人关系，以备反共高潮来时取得陶对你的掩护。要和刘孟纯、刘泽荣团结好，共同做陶的工作。还要与地方军队和维吾尔族的领导人以及苏联领事馆搞好关系。我看陶峙岳虽然政治上模糊，但是，是旧军人中的一个善人，将来兰州解放以后，他绝不会打无谓牺牲的内战，新疆有和平解放的前途。希望你坚决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胜利了，我可能在兰州或西安飞机场接你。”后来新疆解放，屈武来西安，下了飞机果然见我在机场接他，他高兴地同我拥抱，并说：“寿兄，你说的话都实现了。”

    我于10月8日由新疆回到兰州。黄爱民、蒙定军两同志还没有来，也没有来信。我十分着急。9日，就用电话向西安办事处处长杨晓初询问蒙的情况。杨说蒙患病，发高烧。我即叫杨找人把蒙扶到电话机旁问话。蒙带病接了电话说：“你叫我买的东西没有买到，你先回西安来再谈吧。”我即于10月12日到了西安。与蒙谈后，才知原驻守泾河口的国民党地方团队董策诚旅，在黄蒙二人回西安时已经起义，泾河口改由国民党嫡系部队把守，无法通过。同时黄、蒙二人都不巧患病，因而去延安的布置未能立即进行。我到西安后，仍有30多个特务把我家暗中包围。胡宗南又派了一个与我熟识的高级参议李德生，以招待我为名，每天在我家早来晚去，监视我的行动和与我来往的人。我在西安除了对家中后事作了安排以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伪装。在我家后院新修了两个窑洞，把客厅门窗油漆一新，又买了几套新沙发。有些同志看到这种情况，以为我有动摇，说：“看样子是要享受了。”后来我就与黄爱民、蒙定军、崔仲远、何寓础、杨晓初另研究去延安的办法，我建议直接由马栏北上。黄说：“主席指示，要十二分安全，我现在连八分也没有。”我又建议吉普车冲到淳化，由淳化换便衣过去。杨晓初说：“王劲哉昨天越狱跑了。现在西安周围百十里以内，胡宗南派吉普车到处捕捉。如果去淳化，可能被他们抓住。”最后确定走上海，乘我们军调部的飞机去延安。但是走上海又要过南京，还得麻烦周旋一阵。

    我前在西安，见蒋介石对杜斌丞十分痛恨，此次回西安后就去见杜斌丞，劝他离开西安，以防被胡宗南杀害。但是杜对危险前途认识不足，不愿离开。我就进一步对他分析说：“你脑子里有四架冰山。第一，你认为有你的本家子杜聿明可以替你说话。事实上蒋介石要捕你，杜聿明屁也不敢放。第二，不要以为你和西北上的一些知名军人有关系，他们可以卫护你。这些人现在都是光杆子了。蒋介石怕的是枪杆子。第三，不要以为西北民盟主委的身份可以给你作掩护。蒋介石必要时连张澜、沈钧儒都可能逮捕。第四，不要以为你曾任过陕甘两省政府的秘书长，在西北有人望。我看蒋介石恨你的样子，是会不管这些的。蒋介石提起你，恨得全身都打战。你还是离开西安为好。”但是杜仍是坚持不愿离开。有一次已经代他买了飞机票，他也不走。我无法可办，只好愤愤地对他说：“你不走，那就只有等死。死要死得强硬一些，不要丢革命者的人。我解放后回来给你立碑子，献花圈。”后来杜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果然被杀害。

    我在西安住了约半个多月，一切安排好以后于11月初去南京。到南京后又作了许多伪装，并有意识地住在特务机关“安乐酒店”。我们知道特务们的一贯手法是私自搜查房间。于是我就在桌子上摆了一本李仪祉的《水工学》，装着要去美国考察水利的样子。又在枕头中有意夹放了3本书。一本是游美笔记，一本是游英笔记，还有一本《跳舞三日通》。在手提箱里还放了几封准备出国的假信。我原来是光头，到南京后也开始蓄了短发。平日晚上没有事情，就故意去私人舞厅跳舞。我去美国按规定可以带一个秘书和一个水利专家。我就趁此给特务机关施放了两颗烟幕弹。约了一个复兴社的分子做秘书，水利专家约了一个CC成员。我对他们说办出国手续很麻烦，一般半年还办不好。叫他们仍在原机关照常工作，等我办好护照以后再通知他们集中。他们回去以后分别向复兴社和CC的总机关作了汇报。因而特务们和蒋介石以为我真要出国，对我的监视也稍为和缓下来。有一次，蒋介石约我吃饭。饭后谈话，把我大大奖励了一番。表示过去未能早日升我的官，固然因为我在前线，但是他个人也有责任。最后对我说：“你去美国考察一下，很快就回来。我对你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准备令你负担。”我说我回来以后还是办水利好。这是我和蒋介石的最后一次谈话。

    当时南京正在召开伪“国大”会议，孙蔚如是主席团成员之一。一天我去看孙，西北几省的“国大”代表都在孙的客厅。我一看，全是一些坏蛋。我就坐在沙发上一语未发，只听他们讲。孙见我独坐一旁有些孤立，便走到我身边说：“寿兄，你看这次的宪法很民主，很进步嘛！”在座的人都注意我要说什么。我说：“卖蒸馍的就要喊白蒸馍，要喊黑的，还有谁买？”他们都瞪了我一眼，颇有不满。我坐了一会就走了。后来孙到酒店来看我，意思是想叫我改变对伪“国大”的对立态度。我讽刺地说：“你想给人家当亲孙子，是不是人家要你？”孙听了生气地说：“我生为国民党人，死为国民党鬼！”我说：“那你就等着倒霉吧！”说得孙气哄哄地走了。

    我在被特务监视的环境中，设法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四次。为了防备特务跟踪，每次去时，都是在半道上由办事处派车接送。当时军调部已经撤销，周恩来同志回了延安，只留了董必武同志在京、沪照料。因此，已不可能乘飞机去延安，必须先到北平另行设法。为了继续进行伪装，我就去找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催办出国手续。我问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办好。他说两个月，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长的时间，俞说：“一般都是半年，前次冯玉祥出国也办了四个月，给你说两个月还是最快的。”我接着就说：“两个月住在这里太乏味。我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到各地去看看抗战胜利以后的情况。”俞问我都想去哪里。我说去苏、杭、无锡、上海等地。并告诉他：“你手续办好以后，我回来拿上护照就走了。”俞问到时候在哪里找我，我就把上海中华酸碱总厂经理连瑞琦的家作为通讯处告诉了他。这样，以游历为借口先在俞处挂一个号，去外地也就比较方便一些。

    12月初，我到了上海，住在扬子饭店。这一期间，曾与韩兆鹗同去看过张澜、沈钧儒、李济深等人，建议他们以开会名义把杜斌丞叫到上海来，以防被蒋杀害。后来他们曾派人去西安，但是仍未把杜营救出来。我在上海又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四次。为了防备被特务发觉，去的时候一般都在黄昏，并且戴上一副墨镜。仍由办事处派车在半道上接送，绕道而行，开得很快。我在办事处求教董老，如何安全离开上海，到北平后如何接头。董老说：“叶剑英同志在北平等你，你快一些去，可能那里的军调部还没有撤，还来得及乘飞机。”并建议我不要在旅馆久住，三两天可以到外地出游一次以麻痹特务。这样，我去北平时，特务们就可能也以为是去出游。还建议我可以通过某个商人或资本家买去天津的普通船票，不要买特等舱的票，以免引人注意。我就通过我的老友武勉之的儿子武镛（中央银行审计处处长），给我代购船票。后来，董老通知我，北平军调部快要撤销，叶剑英等同志等了我六天没有等到，已经走了，我去延安的安排托给马光斗和朱红同志办理。我在南京、上海期间的伪装，幸好均未被人发现。韩兆鹗在上海和我同住一室，也未发觉，只知道我要去北平游历。只有连瑞琦稍有猜疑。有一次他问我：“寿兄，我看你去北平是不是……”我未等他说完，就制止说：“是不是什么？你是脑筋过敏，胡猜乱想。”他即未再说下去。船票买好以后，我又去见董老，作最后的谈话。董老说到北平以后可以直接找朱红，并把朱红的住址告诉给我。接着问我：“你买的什么船的船票？”我说是“和平轮”。董老说：“那是中国船，船员都是受过训练的高级特务。如果暴露出来怎么办？”我回答说：“我也没有改换姓名，如果暴露出来，我就说是到北平去游历。”董老又关心地说：“如果暴露了，你到天津下船以后，特务就把你包围了，行动很不便。”后来经过反复研究，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我看董老很担心，就说：“董老，你不用考虑了。我先上船去，要革命就不能怕牺牲，上船以后再看机会想办法。”

    1947年2月一天下午，我仅带了一个秘书，秘密地上了船。买的船票是普通一等舱。我在房间门的名牌上只写了“赵先生”三个字，没有写名字。我住的房间共有四个床位，分上下铺。我和我的秘书占了一个下铺和一个上铺。对面的两个客人，一个是50岁左右的美国老太婆，一个是中国的女翻译。这个翻译是东北人，官话讲得很好，而且面貌与我很相似。我为了做好隐蔽，不让特务发现自己，就开始在这个外国老太婆身上打主意。我多年来对美国是十分仇恨的，但是也知道美国人民并不都是坏人。这个老太婆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得而知。于是我就和她闲谈起来，准备试探试探。我问她何处公干，她回答说在重庆青年会做事。我知道当时重庆青年会中隐蔽着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士，就准备再进一步试探下去。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刚当选不久。这个老太婆就问我：“你们中国人对杜鲁门总统当选的舆论如何？”我就大胆地回答她说：“我是陕西人，用我们的地方话说，杜鲁门是个‘大老笨’。”翻译对我这句话译得很好，她对老太婆说：“就是大小的大，老少的老，笨是愚蠢，总而言之，是低能的意思。”老太婆听罢急忙看了我一眼，高兴地向我竖起大拇指，表示我讲得很对。于是我就拿定主意，准备利用这个老太婆给我作掩护。每次出房间门到饭厅吃饭时，我总是让她走在第一，我第二，接着是翻译和我的秘书。进了饭厅，特务们众目睽睽地注视着我们。我帮老太婆脱了大衣，招呼她坐在我的左边，翻译和秘书坐在右边，又照料老太婆吃菜吃饭，她也装出外国人吃菜用饭的姿态。吃罢饭又帮老太婆穿上大衣，仍让她走在前面，鱼贯而出。由上海到天津途中一直是这样。特务们误以为我和老太婆是两个老牧师，是夫妻，翻译是我的女儿，一次也没有来盘问过。这也说明只要不怕困难和牺牲，提高警惕，随机应变与特务做斗争，就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船到天津靠岸以后，温朋久和他的爱人刘绛文前来接我。船上的特务们见我与老太婆分道而行，甚是惊讶，交头接耳，互相议论。刘绛文当时在天津政府做救济抚恤工作。上岸以后特务们要检查我的手提箱，刘对他们说，我是她的朋友，没有问题，未经检查就很快地上汽车走了。到了旅馆，在客厅坐下，他们去看房子，温的岳父见我心情不很高兴，就问我：“赵先生是不是不愿意住旅馆？如果不嫌窝囊，就住到家里吧！”我听了以后随即就说：“走吧！”结果未住旅馆，住到了温的家里。第四天，温朋久陪我去北平。在火车上适与马占山坐在一起，一路上就和马闲聊天。特务们看见我和马谈话，也就没有查问。

    到北平以后，通过朋友续式甫的关系，住到了灯市口傅作义招待外宾的一个旅馆。特务们以为我是傅的客人，也没有来找麻烦。当时山东孟良崮（或莱芜）战役刚结束，北平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晚上9时以后，街上就没有了行人。特务们夜里在十字路口“抄把子”，到处是阴森森的鬼世界。我必须在晚上秘密地去会见朱红。共去了三次。每次临行以前都安排了后事。我对秘书说：“如果到12点我不回来，就可能被人拉走，你就逃跑。”但是，幸而没有碰见“抄把子”的。见到朱红同志以后，他介绍段新同志负责给我带路去解放区。段在调查了各方面的情况和路线以后，和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去解放区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三个方案。一个是我伪装为大商人，以“久大公司”董事长兼经理的身份出现，去解放区做生意。第二个是用钱买通沿路关卡，准备一次给法币50万元，不行再给，买通为止。这一方案是主要的。第三个是考虑到我在军队中时间比较久，熟人多，万一被人认出，就说我准备出国，因为在河间、饶阳等地有生意（段的父亲是经理），前去整顿一下，筹措些旅费。并且和段商定了这些生意的字号、行业、人员等情况，记在脑子里，以防查问。计划订好以后，我对段说：“第三个方案是准备案，第一个方案可能也有问题，注意第二个方案。凡到什么地方，你坐在我的旁边，也许当时我们不能明谈，你看见我如果向你伸出两个指头，就设法推行第二个方案。”后来段确定了我们要走的路线是先到天津，由天津上火车到陈官屯小站下车，然后过运河去解放区。

    温朋久以前对我表示想去延安。我告诉他，我在上海已和民盟中央的领导人商定，要他留在天津发展盟员。温不愿意，还是坚持想去延安。因而我在离开北平的前一天，就把我们这次要去延安对他说明了。他也要同去，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就叫他先去天津安置，不要向他的家里透露。我们在天津惠中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上了火车。事先商定我和温在车上互不招呼，到陈官屯下车后，作为路遇再一起同行。

    1947年3月5日晨，我和温朋久、姚警尘、段新四人在陈官屯车站下了车。当即被国民党封锁线的守兵带到连部盘问。连长进来向我们讹诈说，前天有一个客人从这里经过，被专员公署抓走，昨天有一个客人又被民团大队带去。我看这是要钱（据说当时放一个人过封锁线要3万法币），就用肩扛了一下段新，向他伸两个指头示意。段就把连长叫到门外，一次给了法币50万元，说明我们是做生意的大商人，并做了一些解释。连长二次进来以后眉开眼笑地说：“不知是久大公司赵经理，我们慢待。”立即叫人沏了一壶香片茶，又买来羊肉包子招待我们。我们吃了一顿，准备要走。连长又叫人给我们雇了一辆大车，找了一个挑行李的老汉，还派了一个士兵，把我们送往渡口。临行时又告诉我们：“过河以后有20里地是交错地带，双方都有游击队活动，再往前就是共产党的地区，我们就不能管了。”我们说：“只要送到运河渡口就行了，共产党也做生意，到了那里当然不劳你们管了。”

    我们离开陈官屯，顺利地过了运河以后，就步行前进。走了一阵，我向温朋久说：“朋友，在这两不管的地区，如果有人来，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方面的，怎样答话？”温说：“不一定会碰上人来。”正说着忽然看见前面半里以外，有十几个便衣武装向我们走来。我就叫段新前去了解情况，设法应付，段就迎上前去。这些便衣武装一路上队形非常整齐。我想一定是我们的游击队，就对温说：“不要紧，是咱们的。”温问我怎么能知道是咱们的。我说：“队伍非常整齐，国民党部队没有这样的纪律。要是国民党的兵，看见我们这些人的行装，早一窝蜂抢上来了。”正说着看见段新已经走到队伍跟前，并和领队的人贴耳讲话。领队的人摆手放行，段立即转了回来。经了解以后，确是我们的游击队，再往前走，到了台头村。村里的部队以为我们是商人，要在村口检查。段新建议他们到队部去检查。他们看见我们装扮特殊，恐有机密，表示同意。到队部后，段从袜带中取出马光斗同志给静海县委的介绍信让他们看。队长看过信以后，才算接上头，立即给我们弄饭吃。从队部出来以后，我急着问段：“这已经到解放区了吧？”段说：“现在已经安全了，以后都是解放区。”

    我听了顿感轻松，如释重负，不由得唱起乱弹来。心想蒋介石阴谋杀害我终未得逞，我现在已经胜利地回到了解放区。今后就要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彻底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而斗争了。这一天共步行了60里，到晚上12点以后才找到了静海县委。第二天由静海县委出发，就雇了大车，一路上换送到河间。到河间以后，段新完成了任务，返回北平去了。河间军区派了一位科长送我们到南宫。到南宫后，冀南地委书记马国瑞同志，派吉普车送我们经邯郸到太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冶陶村。

    在冶陶，会见了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等负责同志。二野司令部当晚还为我开了欢迎会。当时他们还准备张贴标语，我与薄一波同志研究，为了使西安与我有关的一些人能有充分时间撤离，先不要太明朗化，后来即未张贴。第二天，又会见了刚从前方回来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在冶陶附近的夏庄，也和十七师起义的官兵见了面。到冶陶后，我请求中央给我半年的时间，先到各战区观摩学习一次，然后再去延安。中央批准了我的请求。我就按计划先在冶陶学习三个月文件，并请薄一波、薛暮桥等同志给我们讲问题。但只学了一个多月，胡宗南进犯延安，我们从延安主动撤出，西北局势严重起来。党中央电令我立即赴中央。这时，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请示中央批准，我在冶陶发表了通电，公开宣告起义。通电中揭发了蒋介石的罪恶，说明解放战争必胜，蒋介石必败，号召全国军队起来反蒋。在此以前，我离开蒋管区一个多月，一直未向外宣布。据说，蒋介石发觉找不到我以后，非常着慌，再三责问孙蔚如我到哪里去了。孙蔚如一无所知。蒋很生气，又查问其特务头子是否把我在途中暗害了，但是也没有人知道。南京、西安等地对我的行踪议论纷纭，成了不解之谜。通电发出以后，蒋介石大怒，于右任双手一拍说：“这下坏了！”胡宗南也大为震惊。社会一般舆论都指责蒋介石，认为蒋对我有功不赏，反而进行陷害，因而把我逼上梁山。

    我到冶陶以后，原在蒋管区与我有关的一些人，也先后进入了解放区。我家中的人，除了我以外，也分四路先后来到延安。我的儿子赵元介，当我在兰州时，即由上海赴张北，经过南汉宸同志的介绍预先进了解放区。我的儿媳罗少岚带了两个孙子，经地下交通同志的护送，由马栏进入延安。我的爱人知道我到冶陶以后，即和我的大孙女望原，由黄爱民同志带便衣武装掩护，迂回穿过延安以西的山林，到达了党中央所在地。我的女儿赵铭锦和女婿杨力（杨博），带了外孙钢旦去了上海，由连瑞琦掩护，赵铭锦在嘉兴医院担任医生（她原来学医），杨力在中华酸碱厂任技术员。后经连介绍，华东局设法由王炳南爱人通过天津救济署刘绛文，经石家庄，他们也转赴陕北。

    我在冶陶发表了通电以后，即遵中央指示去陕北。过路晋南时，陈赓、谢富治对我多方关照。一天，到了曲沃县，适逢举行纪念“七七”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蒋介石知道了我在曲沃，三四个小时以后，就派来四架飞机，围绕我所住的天主堂大肆轰炸，死伤群众数十人。刚由延安公学毕业分配到曲沃的10个学员，也不幸牺牲。我离开曲沃以后，到了黄河东岸的三交镇。这里是党中央所在地，当时除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同志在河西以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这里。在三交镇住了几天，又到了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小住几日之后，就过黄河到了西北局所在地雷家沟。在雷家沟稍停了几天，即由贺龙同志领我去杨家沟，会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我把蒋管区的情况，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毛主席约我在他的住所吃饭，饭后和我深谈了一夜。毛主席关切地对我说：“多年来大家对你非常操心，你今天胜利地回来了。但是你多年来日在虎口，安之如夷，其故安在乎？今天我们好好谈谈。”我即将多年来的斗争经过详细作了汇报。毛主席非常注意地听着，还不时要我把某一段话再重复一次，使我深感到毛主席的谦虚和用心。我在和毛主席谈话中，汇报了四点斗争经验。第一，如果没有党的格外关怀和经常指示，是不会胜利的，也可能我早被蒋介石杀害。这是最主要的一点。第二，因为有三十八军的武力，且部队内部由于长期的历史关系，非常团结，战斗力强。蒋介石要想用武力消灭它，颇不容易。第三，我自己决心革命，不怕牺牲和困难，把生命置之度外，坚持与蒋介石做斗争。第四，在社会上建立了比较好的舆论，把可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其中包括蒋管区的一些所谓社会贤达。与他们的私人关系处得较好，使他们不对我说坏话。这些谈话，一直谈到凌晨4点钟。我看时间已很晚了，请毛主席休息，毛主席又奖励了我几句，我便告辞出来。

    第二天晚上，毛主席找我谈工作问题。毛主席笑着对我说：“你的品行很好，彭、贺争着向我要你。我要同你商量一下，你愿意在后方，就给贺当副手，愿意在前方，就给彭当副手。”我回答说：“我没有意见，请主席决定。”毛主席又虚心地问我：“你分析你在前方作用大，还是在后方作用大？”我说：“要说起作用来，我在前方可能作用比较大些。因为我是个当兵的，一切水平很低，仗打了多年总还有些经验。我们要打西安，我是关中人，人比较熟悉，在情报方面可能还灵通一些。”毛主席随即说：“好，中央原决定你在后方给贺当副手，现在你就到前方去给彭做副司令员。”不久，我就到了前总，担任了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从此，就在一野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与蒋胡军直接作战，直到西安解放，全国解放。

    全国解放以后，蒋介石在大陆上的反动统治彻底垮台，中国人民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夙愿已经实现，十分兴奋。由于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从1949年起，我即转业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

    综上所述，在我进入解放区以前的20年间，蒋介石为了瓦解和消灭十七路军，先后采取了“分割使用，战场消灭”“抽梁换柱，分编遣散”等一系列的卑劣手段，运用了特务破坏、金钱收买、调职轮训、升官许愿，以至不惜在抗日战争中放弃国土而撤走部队等种种恶毒办法。但是由于全军官兵的团结奋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全军官兵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联系群众，立功疆场，与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其始终未能得逞。三十八军的不少官兵，在这一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进一步提高了革命觉悟，最后坚定地投入了党的怀抱。

    这一斗争何以能够胜利，我自己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坚信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事业必然胜利，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统治必然失败，坚信人类幸福的远景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没有这一坚定的认识和信念，就不会有明确的斗争方向和目标，就不会有坚持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第二，党的政策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领导，对党忠实，听党的话，全心全意按照党的政策和指示办事，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坚决勇敢，为革命不怕牺牲，尤其在地下斗争的环境中，更要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胜利了是光荣，必要的牺牲也是光荣。我在上海上船去北平时，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决心，才能在特务包围之中无所畏惧，最后终于化险为夷。

    第四，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反动派都是欺软怕硬的。蒋介石更是害怕枪杆子，不怕笔杆子。如果没有三十八军的坚强武装作后盾，要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第五，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分化敌人。对国民党右派中的所谓社会贤达，也要尽可能进行争取，和他们搞好私人关系。使他们能不对我们说坏话，不进行破坏，必要时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好话。

    第六，要特别提高警惕，注意保密，使敌人无隙可乘，没有辫子可抓。岳飞所以被害的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他写给韩世忠的信被张俊窃取，向秦桧告了密。三十八军中的同志们在斗争中都能精诚团结，严密戒备，因而使敌人无法找出岔子。我如果当时对张国焘、袁晓轩未提高警惕，也可能早被蒋介石抓住把柄，进行陷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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