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过金婚之旅的“儒道互补”
他们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金婚之旅无疑是幸福的，而在汤一介看来，他和乐黛云共同经历了50多年的幸福生活是由于他们性格不同所形成的“儒道互补”……
从1952年结婚开始，汤一介和乐黛云至今已走过了金婚之旅。在近60年的岁月中，他们共同经历了各种狂风暴雨袭击的艰难困苦。自从1958年乐黛云被打成右派后，“厄运”就扑面接踵而来。每当回首他们曾经走过的那一段岁月时，汤一介的心中就会泛起一阵阵涟漪，他忘不了在那一次次席卷而来的政治风暴中，他和乐黛云屡屡遭受的劫难，更忘不了在那充满艰辛的险恶环境中，他和乐黛云不离不弃、相携相依的夫妻患难真情。
几十年的风雨路上，当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来到京郊门头沟的深山里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时，汤一介在为乐黛云据理力争遭到“警告”处分后，仍然坚持每周与妻子通信，并在信封上端端正正写上“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当汤一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黑帮”白天遭受批斗，晚上被关在一座楼里写检查时，仍然戴着“右派分子”头衔的乐黛云，顶着随时被抓的风险，毫无畏惧地坐在楼下的石阶上一直到深夜，等待汤一介回家。后来年纪大了些，汤一介的牙齿得了病，看着汤一介被牙痛折磨不堪的病状，乐黛云每一次都要亲自陪着汤一介去医院治牙，还要再三叮嘱医生一定要轻一点，因为她知道汤一介实在是已经惧怕了牙痛，如果医生轻一点，就可以减少他的痛苦。再后来，他们的年纪又大了些，乐黛云的腿有时会疼痛，于是，在每天黄昏时他们在未名湖畔散步的时候，汤一介都会死死地揪着乐黛云的衣服，因为他很担心乐黛云会摔倒。
对于他们已经走过金婚之旅的和谐、美满、幸福的婚姻之路，汤一介曾在几年前作过如下感人的回忆：
“我和乐黛云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三日结的婚。‘九·一三’林彪掉下来，这是不好的日子，是吗？十三在西方是不好的数字，但在中国是好数字，中国有十三经，小说《儿女英雄传》里最有本事的是十三妹，还有十三太保……我们结婚时当然没考虑这么多，但后来人家老说十三不好，我就要说十三好，总得找到根据。
我的婚姻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两年前，我们在北欧度过了金婚。我们去参加一个会，别人都回国后，我和她去了瑞典，在海边的一个旅馆里住了几天，回忆我们的往事。她送我一个兔子，她每到一个国家都想办法买一只兔子送给我，我送她一条丝巾，是在瑞典的皇宫里面买的，很贵，好像要一二百美元。
但这些都是小事，主要是多年来我们很好地生活过来，没有发生过矛盾，尤其是在很困难的时候，没有发生问题……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都是相互关怀和信任的，这在五十多年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我在二十五岁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结婚。
我们常常在一起回忆我们的快乐时光：当北大还在沙滩的时候，我们在景山下的图书馆读书，然后就去爬山；八十年代我们一起去旅游，见到非常美丽的冰川。这中间的那几十年，我们都不愿再去想了。”
汤一介和乐黛云的性格各不相同，他们却由相识、相知、相爱走到了一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偶尔也有些小矛盾，但都能很快化解。因而，他们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金婚之旅无疑是幸福的，而在汤一介看来，他和乐黛云共同经历了50多年的幸福生活是由于他们性格不同所形成的“儒道互补”。
他们形成“儒道互补”格局的各自性格到底是什么样呢？汤一介说：“我在性格上比较温和、冷静、谨慎、兴趣窄，不敢冒险，怕得罪人。而乐黛云的性格则是，热情、冲动、单纯，喜欢新鲜，不怕得罪人，也许和她有苗族人的血统有关。”
而在乐黛云的眼中，汤一介是这样的：“汤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就不遗憾了。汤一介知识很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是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是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的眼中，汤一介性格内向，……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是他不是很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性格不同，他们在待人接物的说话方式上也是各自不同。比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汤一介和乐黛云带着儿子汤双一起来到鲤鱼洲五七干校时，当时汤一介分到八连，乐黛云分到了七连。后来有一次七连的连长请汤一介去讲课。当汤一介做好了准备来到七连后，看到连长和所有的人都已差不多准备完毕，看来只等着他讲课了。连长看到汤一介来了，就先走上台开始讲话。这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下，应该说也是正常的，这一方面表明作为一连之长在那种场合下显示的身份，另一方面也可说是连长在汤一介讲课之前的开场白。只不过不知是因为这位连长的水平有限，还是因为他过于想表明自己的身份，总之是本应该很简单的，用不了几分钟的介绍或者是开场白，这位连长却啰里啰唆讲起来没个完，这一下讲课人似乎变成了连长，而真正被连长请来的讲课人汤一介却被晾在了一边。对此汤一介倒没有表示什么，他仍然是耐心地在台下等候。只是整个会场开始不那么安分了，因为连长的冗长讲话实在是引不起大家的兴趣。
这个时候，心直口快的乐黛云开始急了，她大声冲着连长说：“你请人家来讲课，怎么你老没完没了地讲？”这无疑是乐黛云一贯的单纯、不怕得罪人的脾气，汤一介却觉得很过意不去。在那么多人的面前，乐黛云这样打断连长的话，应该会让连长很没面子的。他很担心连长会因为乐黛云的这句话而对她发生误解。所以等到讲完课后，汤一介就急忙向那位连长说：“乐黛云是急脾气，你讲的那些却很重要嘛！”从汤一介这方面看，他之所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自然是他一向温和、冷静、谨慎的性格使然。就像汤一介说的，这是表现着儒家主张的“和为贵”的态度。而对于乐黛云来说，她那样冲动率直的说话，也确实是有些道家庄子的豪爽。他们这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也可以说是形成了“儒道互补”吧。
生活中，他们的喜好方式也是各不相同。汤一介是属兔的，因而乐黛云最喜欢送给汤一介的礼物就是兔子。她出国每到一个地方最喜欢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小兔子，因此每次从国外回来她都会送给汤一介不同的小兔子。这样在汤一介的家中就有了几十种各样姿势、各式形态不一的小兔子。而汤一介送给乐黛云的礼物则是与小兔子完全不同的“大件”，比如一二百美元一条的丝巾。再比如因为乐黛云经常使用电脑，喜欢弹奏电子琴，所以汤一介在得到1万元稿费后，就送给了乐黛云两“大件”礼物，即一台电脑，一架电子琴。
对于大件礼物和小礼物的尽然不同，汤一介微笑少语，乐黛云则笑呵呵地说：“小东西更好玩，更有情趣。这就是浪漫派和务实派的区别。”这依然可以说是形成了他们的“儒道互补”吧！
汤一介的“儒家气质”与乐黛云的“道家风骨”也体现在他们的学习与研究之中。汤一介在写文章时，倘若碰到弄不清的地方，他的做法一般都是自己先去查书，或者查字典、辞源之类。例如有一次，乐黛云问汤一介：“‘混沌’最早是不是见于《庄子》？”汤一介当时对她说：“大概是吧！”可是后来汤一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就去查了《庄子引得》。但他发现，原来在《庄子》里没有“混沌”一词。为了确切，他又去查《辞源》、《辞海》。结果他查到，其中或说最早出于《易乾凿庄》或者是《白虎通·天地》，而这两部都是儒家的典籍。于是汤一介把这些都告诉了乐黛云。可是乐黛云却说：“我文章中用庄子的‘混芒’更好呢！”于是乐黛云的文章中就真的不用“混沌”而用“混芒”了。对于乐黛云的如此“直言不讳”，汤一介只是笑了笑回答说：“我看‘混芒’与‘混沌’其实分别也不大。”对于自己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随和”，汤一介笑称：“这大概又是一种‘儒道互补’吧！”乐黛云的性格是比较喜欢求新，因此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对《老子》的“有物混成”作了新解，她在这篇文章中是这样说的：“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
对于乐黛云关于“有物混成”作的新解，汤一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对乐黛云说：“不能这样解释吧！《老子》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说‘道’这个浑然一体没有分化的东西，先于天地就存在了。”乐黛云说：“你那个是传统的解释，没有新意。”
对于乐黛云明显推崇新意解释的回答，汤一介觉得自己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他对乐黛云说：“我们就各自留自己的意见吧！我不想和你争论，因为我主张‘和而不同’。”而乐黛云是这样说的：“我赞成庄子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我们两个做学问的风格不同，这是由于我们的性格不同呀！”
他们的女儿汤丹和儿子汤双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去了美国，他们在美国读书，毕业后又在那里工作。两个孩子都学业有成，后来又都加入了美国籍，再后来就是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孙子和外孙女也都出生在美国。这样，中国湖北黄梅的汤氏家族在20世纪的末期就有两代人都成了美国人。这让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汤一介心中很有一些想法，他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以抒发自己对汤家子孙因为已成为美国人而不能“认祖归宗”的“悲情”。
在汤一介的心目中，湖北黄梅的汤氏家族几代都是读书人，应该说可以算是“书香门第”了，因此在自己的头脑中，总是希望汤家的后代能够继承汤家的书香门风。但想不到自己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儿子和孙子都成了美国人，而他们以后也必将不会归来“认祖归宗”。想到这里，一股“悲情”不由在汤一介心中深处升起。对于这些，汤一介认为自己心中的这股“悲情”，是受儒家的所谓“传家风”影响的。
而与汤一介性格迥异的乐黛云却对他们的子孙成了美国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当汤一介把他的“悲情”想法对乐黛云说出后，乐黛云却说：“他们属于新人类，是世界人，没有传统的国家观念，什么地方对他们生存和发展有利，他们就在什么地方作出贡献，有什么不好！”汤一介认为，乐黛云的这些话透露出的是庄子思想的影子，因为庄子主张“任性”、“放达”的思想，因而乐黛云认为应该让孩子们自己照自己想做的去做。乐黛云对孩子们选择成为美国人的看法，汤一介虽然并不赞成，但是他也不想进行反驳，因为他的心中早已深深印下了儒家“和而不同”的观念。
在通常情况下，汤一介和乐黛云从来不合作写文章，但很多人都会发现，在他们的文章中往往体现着互补性。对此，汤一介这样说：“这就是因为‘儒’、‘道’在我国历史上本来就是互补的嘛！”
过了不久，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汤一介和乐黛云的随笔《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其中一半是汤一介的文章，一半是乐黛云的文章，他们都是各写各的。但是这本书的“序”是汤一介写的，乐黛云只是改了几个字。在这篇“序”中有这样一段：“他们今天刚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编好，又计划着为青年们写一本总结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作。他们中的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稿，仍不能按期交出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多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
对于历经坎坷，却依然走过美满、幸福的金婚之旅的汤一介和乐黛云来说，他们的性格是那么不同，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和谐相处地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而且会像他们说的那样，“一定会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一点，汤一介曾做了一段非常动人的总结：“这就是我们家的儒道互补。用什么话来说明我们五十多年的生活呢？生动、充实、和谐、美满？也许都是，可也许更恰当的应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同所形成的‘儒道互补’的格局吧！”
二、与书结缘之不解情
4万册藏书是汤一介和乐黛云的最爱，它们不仅印证了汤一介和乐黛云曾经走过的坎坷之路，更凝聚了他们几十年为藏书付出的心血。因此，对于曾经与这些藏书为伴的汤家3代人来说，这4万册藏书里实在是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
汤一介和乐黛云都喜爱读书，他们因书相爱，书也成就了他们一世的美好姻缘。因此汤一介曾说过：“我喜欢读书，但并不是‘读书’都有故事可讲。但有时候读一本书会影响你的一生，会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这个故事会让你常常记起，甚至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别人讲述。”
他们爱读书，也爱藏书，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岁月，他们的各类藏书已经多达4万册，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在北京大学几乎可以“拔得头筹”。因而汤一介说：“我的藏书很多，在北大，除了季羡林先生外，我可以排第二……”乐黛云也曾说：“我们家的藏书在北京大学里虽说数不上状元，但总也能算得上个探花、榜眼什么的。”4万册藏书是汤一介和乐黛云的最爱，它们不仅印证了汤一介和乐黛云曾经走过的坎坷之路，更凝聚了他们几十年为藏书付出的心血。因此，对于曾经与这些藏书为伴的汤家3代人来说，这4万册藏书里实在是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
在汤一介和乐黛云4万册的藏书里，其中有一部分是汤家家传的书，那是汤用彤老先生当年省吃俭用，花费了很多精力才得来的。在抗日战争颠沛流离的年代，汤用彤先生随北京大学南迁到云南西南联大的途中，他的宝贵的佛经之类的书籍曾经丢失了一部分，汤用彤先生为此经常痛惜不已。在后来的岁月里，汤一介和乐黛云曾将其中一部分藏书分别售予了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这样，汤家家传的藏书虽已不到他们整个藏书的十分之一，但仍还保留有一批宝贵的线装书。
此外，还有乐黛云的父亲留给他们的书，虽然不太多，但却有几本很宝贵又相当精彩的书。其中有一卷《敦煌写经》，是乐黛云的父亲乐森玮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买的。那时乐森玮先生还在北京大学念书，有一天，乐森玮先生出来办事，走到紫禁城附近的一个卖破烂的小摊上时，看到了这本《敦煌写经》。虽然不知道这卷《敦煌写经》是真还是假，但乐森玮先生很是喜欢，于是就买了下来。算了算，抛开真假不说，这本书单是从购得的时间算起，也已是将近一个世纪了，因而也是很难得了。乐森玮先生为汤一介和乐黛云留下的另一本书应该说是比较珍贵的了，那是一本明版的《牡丹亭》，是在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时，乐森玮先生送给他的女儿和女婿的结婚礼物。所幸的是，虽历经劫难，这本宝贵的明版《牡丹亭》竟是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除了汤用彤先生留下的线装书和乐森玮先生送给他们的书外，汤一介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购得一批书，那应该是他第一次为汤家的藏书“添砖加瓦”。那个时候，正是国民党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隆隆的大炮声中，大概是不会有人想到读书的，当然也没有人会去买书，更不会有人要书。这个时候，很多书似乎就成了“廉价品”，一向爱读书的大学生汤一介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时机，他一气买下了一大批平时自己最喜欢的书。这些既便宜又很珍贵的书籍立刻使汤一介家的藏书队伍“壮大”了许多。
在那场让人难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汤家的这些宝贵的藏书却奇迹般地只遭受了不太大的损失，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说起来似乎有些奇怪，甚至有些不可思议。汤家在“文革”中历经无数次劫难，而那些藏书的损失却说不上惨重。除了汤用彤先生一辈子珍藏的许多成套佛经每函被红卫兵小将抽一本拿走外，再没有拿走别的书籍。当时红卫兵小将说是拿走去检查，但从此就再没有了回音。不知那些红卫兵小将把他们拿走的书随手抛到何处，致使那些遭劫书籍不知所终。只可叹汤用彤先生珍藏了一辈子的宝贵佛经成了残品。
后来他们被迫搬出燕南园住到了中关园周祖谟教授腾出的小平房里，先是住在只有35平方米的小平房，后来住上50平方米的楼房，这一住就是30年。从燕南园搬出后，汤一介和乐黛云立刻觉得家中藏书的地方实在是太小了，因为家中的空间几乎全都被书籍占满了。四面的墙壁全都是紧紧立着从地面一直顶到房顶、里外三层的厚木书架。书籍的码放就更没有什么规矩可言了，先是立着放，后来是横着摆，再后来就是横着立着都无法摆放，干脆就摞成一堆，塞满了书架的全部空间。
汤家的大部分藏书后来终于还是非常庆幸地得以保存了下来，而能够得以保存，应该说全得于当年汤一介的“明智”之举。当时具体的情形，后来在40多年后的2010年，汤一介的儿子，已在美国定居的汤双博士曾在我国《万象》杂志上撰文对当年的一些情况作了如下回忆：
“……由于我们家除了书之外真正值钱的东西并不多，所以在破‘四旧’的浪潮里，尽管家里被搞得乱七八糟，真正的损失倒不算很大。最可惜的是有几部珍贵的线装书在抄家的头几天被搞残了。为了保住这些书，爸爸找了哲学系的红卫兵，请他们出面把那些书给查封起来。幸好北大的红卫兵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红卫兵，对书还是有些‘恻隐之心’，真的把我们家的书查封了，让这些书逃过了一劫。……”
在那个动荡的年月，汤一介和乐黛云不仅遭到一系列的冲击和迫害，更被迫远离了他们热爱的藏书，然而他们的女儿汤丹却在他们的藏书被查封后，非常有幸地与被称为“毒草”的查封的藏书“同屋为伍”，并由此而受益匪浅。关于汤丹的这一段与汤家藏书的故事，她的弟弟汤双是这样回忆的：
“……正是这间储藏室在‘文革’中一度成为姐姐的栖身之地。爸爸成了‘黑帮’之后，我们被勒令腾房子，姐姐便和被查封的书一起搬进了这个房间。房间里顶天立地地堆满了各种‘毒草’，在两个书架之间架上一块床板，姐姐便睡在这‘毒草’丛中，博览群书。姐姐那时不过十二三岁，有些书根本看不懂，但就此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姐姐还认识了一些北大学生（都是红卫兵），他们也喜欢到这儿坐坐，借几本‘毒草’回去‘批判’。他们玩笑地称这块乐土是‘资产阶级窝儿’。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虽然爸爸妈妈都进了劳改队，外界压力很大，但生活是充实的，还有几分快乐……”
而在这个时期后一阶段的汤双与汤家的藏书的故事就更多了，他在《万象》杂志上刊载的一篇《文革时的中学生活》一文中，是这样回忆他与汤家的藏书的故事的：
“……与大多数年轻人在‘文革’中无书可看的境况不同，由于我家近万册的书没有遭到太大的损失，给我们读书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好条件。在餐室兼客厅里，三面环墙都是几乎顶到天花板的大书架，每个书架都放了两三层书，另外过道里还有一排较小的书架。上中学的那段时间我读了不少杂书，我的朋友们也都时常到我家来借书看，所以从那些书中受益的远不止我一人。最让人怀念的也最有意思的，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翻书。‘翻’有两层意思，其一，由于每个书架外层最显眼处摆的大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等‘革命’书籍，所以需要到‘深层’去翻找我们感兴趣的书。其二，拿到一本书，大致一翻，如果看到什么好玩的章节就大声念给大家听，很多时候都让人捧腹不已，其中有些‘段子’至今还记忆犹新，选录两则于下：
某牙医坏名声在外，凡请他治过牙者无不说其态度恶劣，尤其拔牙让人痛苦无比。一日，某君牙痛难忍，只得硬着头皮去找这个牙医，心中不免七上八下。谁知牙医态度出奇的好，而且拔牙也未觉得如何痛苦。某君心想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料回家对着镜子一照，坏牙依旧傲然挺立，被拔去的竟是无辜的一颗。
一对青年男女来到某街道办事处专管婚姻事宜的办公室，管事儿的妇女干部抬头一看说‘你们结婚年纪太轻了一点吧’？不料女青年向男青年一笑道‘哈哈，老太真迂腐，我们是来离婚的’。
在众好友中，翻书高手非思进君与飞桥君莫属。记得有一次思进君翻看郭沫若全集，朗读《天狗》诗，什么‘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之类，让众人笑得前仰后合。他从鲁迅全集中翻出读给我们听的《嫦娥奔月》使我至今每当吃面条时总会想起‘乌鸦肉炸酱面’。更有一次，他把一件内里为黑色的军用雨衣翻过来披在身上，扮成牧师给大家念圣经，‘亚伯拉罕生伊萨……’。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圣经，当真是听得一头雾水。飞桥君有一次不知从何处找出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好像是一九三几年出版的，念了一段，不过大家都听得不知所云。最近一次我到北京，他还跟我提起他曾在我家里见过一本印度总理尼赫鲁送给我爷爷的书，上面有尼赫鲁的亲笔签名。这本书不但我不知道，恐怕连我父亲也不知道。
翻书在那时多多少少像是一种娱乐项目，真正的好书是会拿回去细读的。书对我们的影响可谓大矣。初一时读了《居里夫人传》和一本讲门捷列耶夫如何发现元素周期表的书，我们就做起了当化学家的美梦，在一间小屋里建了个‘居里实验室’，当时没什么钱，试管、烧瓶等物几乎全是从科学院化学所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就用这些破烂，还真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化学实验。当然也干了不少胡闹的事，有一次我们想灌一个氢气球，用废电池里的锌皮加盐酸或硫酸即可产生氢气，为了加快反应速度，我们异想天开同时加入盐酸和硫酸，结果弄得满屋子臭鸡蛋味。后来还是搞化学的小姨告诉我，这种臭鸡蛋味可能是硫化氢，一种有毒的气体。
看了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对里面的逍遥骑士大为着迷，于是身体力行，也要实践一下。我家院子前面有条水沟，沟边有一条小路，小路有处断口，行人必得迈到一个水沟中的土堆上方能过去。我们乘无人之机在土堆上挖了一个陷阱，还在陷阱壁上弄个小洞引入沟中的臭水。第二天放学回来查看，果然有人中计。诸如此类的坏事还干过不少。不过当逍遥骑士也是有代价的，我家后窗的玻璃就曾遭到过砖头的袭击，推想定是某受害者的报复行动……”
后来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汤一介和乐黛云恢复了工作被评上教授后，他们曾多次出国讲学，在美国和中国香港的时候，他们买了很多英文版的书和中国台湾书，这让他们几乎把讲学得到的酬劳全部花光。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又开始陆陆续续把国内出版的各种书籍买回家中。乐黛云是学文学的，汤一介是学哲学的，而历史方面的书又是他们共同需要的。于是，凡是有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新书、好书，他们就都想买。这样，他们家的藏书开始逐渐增多了。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工资还不多，孩子们也还都在上学，因而他们有时还常常会为买文学书还是哲学书的问题而争吵起来。后来，孩子们长大了，他们的负担轻了，钱也多了一些，他们买书也就免不了随心所欲起来。与此同时，给他们送书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汤一介和乐黛云的书在源源不断地增加，他们的藏书越来越多了。
书越来越多，藏书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因此，汤一介和乐黛云也就经常会为怎样放书和找书而发生争执，争执的结果，自然是性格豪爽、具有“道家风骨”的乐黛云获得胜利，而性格内向、坚守“和而不同”的“儒家书生”汤一介只有退让三分，最多只是发一发牢骚而已。此情此景，乐黛云曾撰文作过如下有趣的描述：
“……当然，我和老汤都愿意把自己爱用和常用的书放在显眼、好拿的地方，可是这种地方有限，该放谁的书呢？在这种争执中，我常常打胜仗，因为，第一，他个儿高，我个儿矮，他得让我三分；第二，我很少看哲学书，他却常看文学书籍，从利用频率来看，哲学也该让着文学；第三，我会耍赖皮，他拿我没有办法。这样一来，他的书大半被驱逐到了非用梯子拿不到，非搬开前两层瞧不见的‘流放地’。他这个好脾气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牢骚，嘟囔几句：‘这么难找，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呢！’我也有点为我的跋扈惭愧，但也无法可想；况且，我还有一道挡箭牌：‘我早就说处理掉一批，谁叫你不听？’……”
虽然乐黛云总是说叫汤一介“处理”掉一批书，但是她心里很清楚，这样的要求，汤一介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因为她心里非常清楚，汤一介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可以说是一本破书也舍不得扔。而且汤一介总是认为，他们家中的哪一本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珍品。因此，乐黛云总也忘不了当年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得已卖掉了汤用彤先生留下的一套书籍时，汤一介是那样的满脸悲哀与痛惜。乐黛云后来曾这样撰文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们在最穷的时候（穷到四个人吃一枚鸡蛋），卖掉了一套武英殿版的《全唐文》。记得卖了600元人民币，很救了燃眉之急。老汤对此念念不忘，总说这是老先生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买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呆呆地看着那一格空荡荡的书架时满脸的凄惶。后来，他一直想把这套书重新买回来，但几十倍的价钱也买不回来了，只好买了一部铅印本……”
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和乐黛云终于搬到了他们现在居住的朗润园。虽然只有8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但比起原来的中关园，他们知足多了。可是当他们高高兴兴装修好房间，把高大的书架全都装满书后才发现，仍然还有几乎一半的书籍“无处容身”。他们的藏书实在是太多了！可是他们却一本书都不能扔掉，因为他们不能没有书。因此，乐黛云说：
“托改革开放之福，我们终于搬到了较为宽敞的朗润园。虽然使用面积仍不过80平方米，但我们兴高采烈地计划着如何从‘坐埋书城’一跃而为‘坐拥书城’！装修时，我们将两个大房间的六面墙全都装成下接地板、上接天花板的书架，大部分单层，小部分双层；又按书册大小将书架设计为高低不同的许多书格，以便不留缝隙地占满全部空间。这回，他的书占一间房，我的书占一间房，似乎应该不再有什么矛盾。然而，事与愿违，当全部书架都被堂皇的大书占领后，纸箱里却几乎还有一半书籍无处容身！真没想到原来三层排列的书，一旦排成单列，却还剩余如此之多！幸而我们在中关园时曾经租了园内一间小空屋堆放杂志，现在只好把放不下的书全往那里堆，堆不了的则借放在文化书院的办公室！
总而言之，我们的书越来越多，有增无减。我总担心会压垮书架，压坍楼板（我们住在二楼）！况且医生多次说过，旧书散发出来的气味对人体健康不利，对老汤这样的心脏病人尤其有害。然而我们不能没有书！我们既不能卖书，又不能扔书，甚至也不能不买书，奈何！”
他们的藏书是如此之多，他们对书的感情又是如此之深！书更是他们心目中最宝贵的财富。然而岁月终究在无情地逝去，他们的年龄正在一天天地变老，对于这些，他们都很看得开，就像乐黛云戏谑地称之为“交响乐的结尾”。2010年从美国归来后，汤一介和乐黛云作出决定，他们最后将全部宝贵藏书无偿捐献！这些藏书中既有丰富的国内图书，又有他们夫妇从国外带回的珍贵外文书籍。
近年来，汤一介和乐黛云一直在考虑他们的藏书由谁继承，从心里讲，他们当然最愿意由他们的子女来继承这些藏书，他们也曾力劝儿女回到祖国，但是儿女们没有回来，因为他们在美国已有自己的事业。因而他们决定把书无偿捐献，这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汤一介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因此他们的藏书中除了哲学名著外，更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哲学的书籍。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巨匠，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拓荒者。因此他们的藏书中也有大量完整的比较文学方面中国、西方的全套书籍。另外更难得的是，乐黛云还保留了所有开会的资料、记录和杂志。这些书籍和资料完全可以办一个比较文学资料室，可以为年轻的比较文学研究人员提供丰富的资料，更是我国研究比较文学难得的珍贵财富。
2010年2月，汤一介又被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乐黛云则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负责招收博士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是重点培养外语人才的大学，他们的文科书籍比较少，目前他们又正在修建一个图书馆。因此汤一介和乐黛云决定将有关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书籍和资料全部捐赠北京外国语大学，建立全国跨文化研究资料室。汤一介和乐黛云的这一决定，不仅让很多人为之动容，更让人看到了他们豁达的胸怀和令人仰慕的大家风范。
从汤用彤先生到汤一介和乐黛云，到汤丹和汤双，这些宝贵的藏书无言地承载了汤家的家风家训，承载了汤家三代人的理想和追求，更承载了汤家三代人与书结缘的不解之情。
三、身兼“数职”的小刘
小刘不但学会了电脑，还学会了开车，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一个普通的年轻保姆的真实经历……
小刘的名字叫刘美珍，18年前来到汤一介家做保姆，说起来，这应该是普通而正常的事。但不普通的是，在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关心、培养下，聪明能干的小刘不仅学会了电脑，还学会了开车。对于北京城一个年轻的保姆来说，这一切，似乎就不那么平常了。而如今的小刘，更是早已熟练地用电脑为汤一介整理打印资料，论能力，绝不亚于秘书或者助理。她还可以开车接送汤一介去《儒藏》编纂中心上班，论工作，也绝对够得上一个司机。生活中，小刘全面管理汤家所有家务，大到起居吃穿，小到把该吃的药片送到跟前，小刘与她的汤先生和乐先生3个人相互关心，无话不谈，堪比一家的亲人。因而，称得上身兼“数职”的小刘，更是汤一介和乐黛云多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中最亲近的人。
20多年前，15岁的安徽姑娘刘美珍就走出了家乡来到了北京，后来在表姐的帮助下，来到了汤一介家。第一次走进北大校园汤一介的家中，她就感到一切是那么亲切、自然，没有一点生疏感。也许这就是自己和汤先生、乐先生的缘分，小刘在以后曾这样想。
在小刘的眼里，这是一个充满“文化”的家，除了家中摆满了书架的书外，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汤老师”和“乐老师”总是在忙于做他们的学问。小刘初中毕业，对于两位老师做的学问，她并不了解。但是从来访的客人尊敬地对他们“汤教授”“乐教授”或者是“汤先生”“乐先生”的称呼中，她知道，两位老师做的学问很深。从此在小刘的心中，不由也像来访的客人那样，对两位老师充满了尊敬。
在以后的日子里，小刘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满是“文化”的家，在汤先生和乐先生文雅而质朴的待人作风的感染下，她会很有礼貌地为来访者打开房门，也会文质彬彬地接听电话，声音口气竟是像极了她尊敬的乐先生。因此也曾有人问乐黛云：“接电话的人声音特别像您，是不是您的妹妹来了？”
而在汤一介和乐黛云的眼中，小刘不仅手脚勤快、干活麻利，而且心地善良、聪明能干。小刘来了不久即把家中所有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做饭的手艺没的说，对他们的身体更是处处关心，照顾周到。而更让他们看重的，还是小刘的人品。在他们看来，小刘不仅待人诚实可靠，而且品行端正。在一天天的生活接触中，他们愈发觉得小刘在各方面都做得令人满意（小刘说这是因为他们对她太好了，他们从来就不对她提出什么要求）。购物买菜时，小刘除了尽量节俭不浪费外，每一次都是账货清楚，无可挑剔。而在钱财面前，小刘更是一清二楚，品行可靠。有一次，那还是小刘刚来不久，他们忙于出门，乐黛云一时疏忽将钱包落在了家中，钱包内的钱虽然不算太多，但她仍然有些放心不下。因为那时小刘来的时间并不长，毕竟还不太了解她的人品，万一钱包找不到，有些事再说不清楚，那结果必定是非常不愉快的。
当他们回到家中时，小刘正在厨房做饭，乐黛云看见她的钱包依然像她出门之前一样，静静地放在她床头的小桌上，钱包打开看了一下，里面的钱一文不差，她的心不由放下了许多。这是乐黛云第一次看到小刘可靠的品行。这以后，马马虎虎的乐黛云仍然时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只不过有的时候钱多一些，有的时候钱少一些，有的时候是忘在了卧室里，有的时候又是掉在了沙发上，也有的时候干脆就是放在衣服兜里没拿出来。但是不管她忘记收起来的钱是多还是少，也不管她是落在了沙发上，还是衣服兜里，从来没有少过一分钱。这更让他们看到了小刘人品的可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接触多了，小刘和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他们也愈加关心小刘。也许是女儿和儿子都远在美国，汤一介和乐黛云把他们对儿女的关心和疼爱全都给了小刘。而远离父母的小刘更是觉得他们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亲。这种彼此的相互关心与爱护，让他们在一起更似一个和谐的三口之家。
一转眼，小刘来到汤一介的家中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小刘生活得很愉快，因为她在这里已经享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幸福。而这时的小刘还不知道，家中的汤先生和乐先生又要把快乐和幸运送给她了。
原来这一年汤一介和乐黛云又要出国去澳大利亚等国家讲学，这是小刘来了以后，他们第一次离开家出国讲学。这一次汤一介和乐黛云大约要去半年的时间，他们决定在临出发前，为小刘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于是，在出国前的忙忙碌碌中，汤一介抽出时间，为小刘报了一个电脑学习班。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年轻的小刘多学习一些现代年轻人应该具有的技能。
小刘得知自己将要去学习电脑时，第一个感觉就是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以前，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更不要说去学电脑了。小刘只上到初中毕业，在她的意识里，电脑离她太遥远了，那个世界是不属于她的。可是现在，汤先生和乐先生要把她领进这个世界里了。小刘实在是太高兴了，高兴之余，小刘又是一阵阵抑制不住的激动和感动，她觉得实在是太幸福了。只因为自己走进了这个家，幸运地遇到了汤先生和乐先生，他们又把那么多的快乐和幸运送给了她。学电脑的事过后很长时间小刘仍然忘不了当时的那份快乐：“我当时特高兴，以前我连电脑摸都没有摸过，哪里会想到学电脑的事呢。所以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学好电脑……”
就这样，在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帮助下，小刘顺利进入电脑学习班，而还让小刘感动的是，他们出国讲学整整去了半年，这期间，小刘不但学会了电脑，还得到了全额的工资。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一个普通的年轻保姆的真实经历，不得不说是一个感人的故事。而这个感人“故事”的“缔造者”就是汤一介和乐黛云。
接下来，这个感人的“故事”仍然在延续，1998年，汤一介和乐黛云又要出国讲学了，这一次他们仍然还要出去好几个月。就在他们考虑利用这一次出国的时间为小刘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时，汤一介在北大校园里看见了一则北京市一所驾校在北京大学招收学员的广告，不由心中一动。他觉得这对小刘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她可以正好利用他们出国不在家的时间，踏踏实实学习开车。回到家，汤一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乐黛云后，自然得到乐黛云的全力支持。他们决定为小刘报上名，让她去驾校再学会一门技能。于是，汤一介拿上3000元钱，亲自带着小刘办好了学习开车的手续。
此时的小刘还能说什么呢？虽然不能说她从没有想过开汽车，但那似乎是比学电脑还要遥远的事，无论是现实的生活，还是3000元的报名费，学开车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去想的，那只能说是个梦想，而且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而现在，遥远的梦想实现了。她只有努力再努力，这样才能让这个实现的梦想更加美好。
两个月后，小刘顺利地在驾校毕业了。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北京，一个年轻的保姆，在几年前学会了电脑操作后，又幸运地考下了驾驶证。这似乎又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迹”。而在这个“奇迹”的背后，则是汤一介和乐黛云对小刘寄予的美好祝愿和由衷的希望。
以后的日子中，他们仍然是那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和互相照顾，小刘早已把朗润园当做了自己的家，汤一介和乐黛云也早已把小刘当做女儿一样疼爱。随着工作一天天的繁忙，小刘几乎“全权”担当起为家中的汤先生整理、打印资料的工作，她会及时提醒汤先生撰写资料落下的字，她还会熟稔地为汤先生填上他永远也记不住的身份证号码。她的电脑操作越来越熟练，她的开车技能也有了“用武之地”。
小刘第一次为汤先生开车，是因为那位《儒藏》编纂中心经常接送汤先生的司机临时有事来不了，于是，小刘当起了司机。第一次为汤先生当司机，行驶在北大校园中，小刘的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可是，有汤先生和乐先生的鼓励，她感觉轻松了许多。
后来《儒藏》编纂中心的那位司机还是因为有事来不了而请了长假，那辆汽车就此没人开了。于是小刘又“全权”担当起了接送汤先生去《儒藏》编纂中心上班的任务。经常行驶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宽阔的大道上，小刘的感觉真是好极了，她的驾驶技术也像汤先生和乐先生希望的那样，一天天在提高……
又是一转眼的时间，小刘从安徽来到北京的汤家已经十多年了。比起前些年，他们的感情更亲近了。和谐的三口之家，汤先生和乐先生仍然像父母一样关心着小刘，小刘更是在尽职尽责地协助汤先生的工作，照顾着汤先生和乐先生的生活。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生活状况，应该是，小刘生活得愉快、幸福，汤先生和乐先生对小刘十分满意。
可是终于有一天，汤先生和乐先生对小刘“不满意”了，他们觉得应该认真和小刘谈一谈了。原来，不知不觉中，小刘已经30多岁了，无论如何，家中的汤先生和乐先生都认为，小刘的终身大事应该解决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小刘始终不提这方面的事，是不是条件高？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其实，小刘既不是条件高，也不是什么别的原因，而是她根本就没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这也许跟小刘的经历有关系吧。小刘是爸爸妈妈的头一个孩子，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她从小在父母的疼爱下长大，没有吃过什么苦。当年来北京，也不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而是抱着“见世面”的好奇心跟着表姐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小刘仍然是一帆风顺，就像她说的那样：“我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适愉快。”
这样的经历，让小刘无形中充满了幸福感和知足感，因而她对生活现状非常满意，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当然也不着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所以小刘说：“我没有什么烦心事，在这里待得很踏实，要是有什么事，只要跟他们说了，他们都会帮我解决。我生活得很好，从来没有过孤独感，也许这就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终身大事的原因吧。”
可是小刘毕竟已经过30岁了，不管怎么说，她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于是他们一起坐在桌前时，汤先生很认真地对小刘说：“人长大了就应该有个家，这样生活才能安定下来……”乐先生也对她说：“不管怎么说，你也该考虑自己的事了……”他们的关心，让小刘很感动，她知道，只有父母对儿女才会这样关心。
也许是他们无数次的催促、劝说起了作用，也许是小刘和她的“另一半”的“缘分”终于来到。终于有一天，小刘把她心仪的“另一半”小周带来引见了她的汤先生和乐先生。小周是小刘的表姐牵线搭桥帮忙介绍的，也和小刘一样同样来自安徽，一直在北京做装修工作。小周性格沉稳，干起活来也是踏踏实实，这让汤先生和乐先生很满意，也很放心。
2008年，小刘和小周终于要结婚了。小刘把这个喜讯第一个告诉了家中的汤先生和乐先生。虽然按照父母的愿望，小刘和小周要回安徽老家举办婚礼，但是她的汤先生和乐先生仍然像女儿出嫁一样为小刘作了准备。特别是乐先生，她分别打电话通知了在美国的汤丹、汤双，她的侄女，她在北京的弟弟、妹妹等亲戚，告诉他们小刘要结婚了，并要求他们要像对待汤家女儿出嫁一样为小刘送上新婚礼物。于是美国的哥哥、姐姐还有表姐从遥远的大洋彼岸为小刘寄来了丝巾、窗帘等漂亮的结婚礼物，北京的小姨和叔叔则用快递寄来了礼物和礼金。而她的汤先生和乐先生则更是把“四件套”等一系列生活用品准备好之后，又再加上1万元的礼金。小刘终于风风光光地结婚了。
2009年，38岁的小刘怀孕了。为了照顾小刘，家中的汤先生和乐先生在两个月后请来人临时帮忙。为的是让小刘回到安徽老家安心待产。2010年过农历新年时，是小刘来汤家以后第一次没有在北京度过的春节。而她的汤先生和乐先生也在春节来临之前感到了一丝寂寞和对小刘的几分挂念。于是，在汤先生的学生的盛情邀请下，他们被接到了杭州与学生共度春节。
不过，小刘还是“辜负”了她的汤先生和乐先生对她的关心和挂念。虽然小刘一直按照汤先生和乐先生叮嘱的那样，安心在家待产。但是不知是扭了一下，还是什么原因，在那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小刘还是提前早产了。由于预产期提前了1个月，又是剖腹产，孩子出生后就被送进了暖箱天天输氧。小刘出不了院，又见不到孩子，心里郁闷极了，她给心中最想念的汤先生和乐先生打电话，天天打。她觉得他们两个人比她的爸爸妈妈还亲。这一下，在杭州过春节的汤先生和乐先生坐不住了，他们终于决定，亲自去一趟安徽无为看望小刘，因为他们实在是放心不下。
小刘在医院住了整整10天后，终于和女儿一起出院了。3天后，她的汤先生和乐先生也从杭州经芜湖风尘仆仆来到了无为小刘的家中，看到两位年迈的老人，小刘的母亲更加相信了女儿的那句话：“我觉得他们两人比爸爸妈妈还亲。”
因为要赶飞机回北京，汤先生和乐先生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走了，但是他们对小刘放心了。他们对小刘说：“看见你，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因为没有奶，小刘的女儿就一直由她的母亲带着，这让小刘很放心。出了满月刚过3天，小刘就回到了北京。想不到家中的汤先生和乐先生却让她哪儿也不许去，就在家中好好休养。他们对小刘说：“现在家中有人临时帮忙，什么都不需要你来做，你的任务就是在家好好休息！”一直到了5月，来汤家临时帮忙的人才走，因为这时小刘的身体完全恢复了……
从这以后，朗润园里这个和谐的三口之家的生活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小刘每天都要给远在安徽的亲人打电话询问女儿的情况，而她的汤先生和乐先生则是每天都增添了一份对那个远在安徽的新生小生命的挂念。他们和小刘一样，是这个小生命的“第一询问者”。这是他们3个人每天交谈必不可少的内容。他们通常交谈还有一个少不了的内容就是汤先生和乐先生时时不忘对小刘灌输的“家庭和睦”之道，因为现在的小刘不但有了丈夫，也有了女儿。因此汤先生会经常对小刘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要多看优点，不要挑毛病……”乐先生也会对她说：“你们在一起相处，要互相关心，不要耍宁脾气。夫妻间不能有谁占上风和谁占下风……”天冷了，他们会问小刘，屋子里的暖气怎么样，小刘租的房子快到期了，汤先生就去找他的学生帮忙给小刘找房子……这些，小刘全都一一记在心里，她知道，这是汤先生和乐先生对她的关心和爱护。
而他们也非常关心小刘的未来，因为他们知道，终有一天他们会老去。于是，3个人坐在桌前吃饭时，乐先生就会问小刘：“以后你想干什么呢？”小刘听了，立刻就会把话岔开。不是她不想她的未来，而是她很明白乐先生说的“以后”，这是她最不能接受的事，因此她从来不曾想过“以后”的事。但是她的汤先生和乐先生却把这个“以后”看得很开，他们很愿意在“交响乐结尾”之前为小刘计划好她的未来。
乐先生知道小刘很喜欢花，于是她对小刘说：“以后你干什么好呢？是开花店好，还是开饭馆好呢？”小刘刚想岔开话题，汤先生就接着说：“开饭馆太累，不能让她开饭馆……”小刘只觉得心头升起一阵阵温暖。
小刘与汤先生和乐先生在一起的和谐生活，虽不过只是中华大地两位学术大家在朗润园的生活“花絮”，但是，能够走进朗润园这一生活“花絮”中的小刘无疑是幸运的。
四、子孙成了美国人
这不得不让汤一介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汤家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从中国人变成了美国人。”想到这里，更让汤一介颇有一点悲从中来之感……
1993年，汤一介在缅怀父亲汤用彤先生诞生100周年时，他的儿子和女儿已在美国定居，对此，汤一介曾撰文，以抒发自己无力传“家风”的感慨：
“……由赋中领悟到，我父亲要告诉我的是，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因此在《哀江南赋》的序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如说‘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云云。近年再读祖父之《（讠燕）游图》中之题词，始知我父亲一生确深受我祖父之影响。而我读此题词则颇为感慨，由于时代之故我自己已无法继承此种‘家风’，而我的孩子们又远去美国落户，孙子、外孙女都出生于美国了。我父亲留学美国，五年而归，我儿子已去十年，则‘有去无回’，此谁知过与欤！得问苍天。不过我的儿子汤双博士（一笑）也会吟诵《哀江南》，四岁多的孙子汤柏地也能哼上几句。但吟诵《哀江南》对他们来说大概已成为无意义的音乐了。我想，他们或许已全无我祖父和父亲吟诵时的心情，和我读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了。俗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大概传‘家风’也不会过三代吧！”
到了2002年1月1日，汤一介则开始对子孙成了美国人而产生了“悲情”。在这前两天，他刚刚和乐黛云由旧金山飞往纽约，来到了女儿汤丹在新泽西的家。女儿家的房子很大，几乎比汤一介和乐黛云在北京的房子大了一倍。汤丹把他们房子的主卧室让给父母住，房子的条件很好，和主卧室相连的就是洗手间，里面除了有淋浴外，还有一个可以冒泡的大澡盆，这让汤一介感觉很好，因为他有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每天都要在泡澡后抹上一些药膏，才能稍许止痒，因而他觉得女儿为他们安排的住房很舒适。
两天之后，也就是2002年1月1日，他们的儿子汤双一家三口终于从纽约赶来。这样，在2002年新年开始的第一天，汤一介和乐黛云，他们的女儿汤丹一家，儿子汤双一家，终于在大洋彼岸，美国的新泽西女儿汤丹的家中团聚了。望着已经是人到中年的女儿和儿子，还有站在他们身旁，已经上了中学二年级的13岁的孙子Brady和已经上了初中一年级的12岁的外孙女Hedy，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幸福。他们只有这一儿一女，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女儿和儿子离开祖国，他们在美国学业结束留下来以后，一家三代人已经多年没有在一起过年聚会了。
于是，在2002年新年开始的第一个晚上，汤一介和乐黛云，女儿和儿子，再加上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全家八口人，还有乐黛云的一位亲戚和她的男朋友，总共10个人聚在了一起。他们兴致勃勃地吃了一顿愉快的年夜饭，也拍了很多可以引起他们无限回忆的照片，接着就是全家人年夜饭后在一起的无比欢快的畅聊。欢乐的气氛中，看着女儿和儿子成熟而庄重的举止，听着孙子和外孙女口中流利的英语，汤一介忽然发现，他的子孙已经变成了美国人，心中不由一阵波动。
由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女儿和儿子显然已融入了美国社会，而出生在美国的孙子和外孙女，更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人了。这不得不让汤一介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汤家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从中国人变成了美国人。”想到这里，更让汤一介颇有一点悲从中来之感。
这是汤一介对子孙成为美国人第一次从心中生起的悲情。思来想去，汤一介觉得这一切，是作为父母的他和乐黛云造成的结果。想起来最早应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最初是在1981年，乐黛云先到美国，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后来又到加州大学（贝克莱）任研究员。接着是汤一介在1983年也作为罗氏基金学人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院担任客座教授。这一段经历，让汤一介和乐黛云都感到，美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他们的研究院比中国要好得多，因此他们就希望儿女们也能够到美国来学习、深造。而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在国内都是学理工的，因此当时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走出国门，以使自己能够接触学科的前沿。后来，他们的女儿和儿子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在美国分别取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而让汤一介和乐黛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他们非常希望儿女们能够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但是儿子和女儿都没有回来。
汤一介的女儿和儿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加入了美国籍，他的孙子和外孙女都生在美国，自然也就是美国人了。这让汤一介看到，他和乐黛云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是美国人了。再加上汤一介唯一的弟弟汤一玄的两个女儿也入了美国籍，而且她们的子女也都生在美国。这更让汤一介看到，汤家由他的父亲汤用彤算起的这一支，以后就都是美国人了。想到这里，汤一介不由心中生起一股悲情和遗憾，想起父亲生前最爱吟诵《哀江南》的浓浓的湖北乡音，想起父亲要他记住汤家家训的教导，汤一介不知自己如何面对远在天国的父亲。
可是现实是，汤一介的儿女却在美国生活得很好，即便是扣除税收，他们的工资也要比他们的父亲在国内的工资高出30倍，而且汤一介的孙子和外孙女更是美国化。尤其是，孙子和外孙女在美国的学校里表现也是非常突出。孙子Brady，那年13岁上初中二年级时，在纽约大学的附属中学亨特中学上学，那是纽约市最好的一所公立中学。在小学五年级时，孙子Brady参加全美数学考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是全美第二，纽约州第一。他也成为那年他们小学升入中学唯一被亨特中学录取的一个学生。
汤一介的外孙女Hedy，那年12岁读初中一年级时，功课也不错。她曾被选拔参加各种特殊的考试（即用部分大学试题考中学生）。外孙女Hedy喜欢舞蹈，也弹钢琴，会画抽象派的画，还会在电脑上编卡通故事。因此汤一介的女儿汤丹常常向她说：“应该像哥哥Brady一样，功课出类拔萃。”可是外孙女Hedy说：“Brady哥哥是天才，我不是，我只做我喜欢的。”对于孙子和外孙女的优秀表现，汤一介心中深感欣慰，也从心底里希望他们健康成长。但让汤一介非常失望的是，由于生在美国，又在美国长大，他的孙子和外孙女中文都很差，孙子还能听、说，而外孙女听、说都有困难了。这也不能不说是汤一介心中最大的遗憾了。
虽然汤一介从来不认为美国是什么“天堂”，因为它的社会同样存在着种种问题，而且有些问题非常严重，但相对来说，人们还比较自由，比较少受政治的干扰。但是汤一介仍然觉得心中充满了失望。后来，他把自己对子孙成了美国人非常失望的心情说给了乐黛云听。乐黛云的看法却和他不一样，她除了对汤一介说“他们属于新人类，是世界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什么地方对他们的发展有利，他们就在什么地方作贡献”之类的话以外，还告诉汤一介说：“我们不同，受着国家观念的影响。总是觉得，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实际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总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们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为人类作出贡献，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作出贡献，有什么不好？”
乐黛云的这番话，汤一介觉得从道理上，是驳不倒她的，但从感情上说，汤一介却认为，这是比较难接受的，特别是当他想到“我的子孙们怎么都变成了美国人？”时，他总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因为他没有能够让他的孩子们保持汤家的“家风”。
五、“交响乐”依然在奏响
汤一介仍然在工作，仍然在忙碌，他的时间表永远是排得满而又满。他的人生交响乐仍然在铿锵奏响，他的生命仍然在熠熠闪光……
2010年仍然是汤一介非常忙碌的一年，无论是紧张有序的《儒藏》编纂重任，还是刚刚在开始的儒学研究院工作，都让汤一介的时间表永远是排得满而又满。虽然他已经83岁了，但是他仍然在工作，仍然在忙碌。
繁忙之中，汤一介的心中却始终有一件不会忘记的事。按照中国农历虚岁的算法，2010年的这一年乐黛云已经迎来了她的80岁生日。这样的日子，汤一介记在心中，他们的女儿汤丹和儿子汤双也说是一定要祝贺的，本来他们有意让儿女各自带着全家人来北京共同团聚，为母亲庆贺80岁大寿。但是他们又觉得那样有些“兴师动众”，因为忙于工作的儿子、女儿要请假，正在攻读学业的孙子和外孙女也要耽误学习。于是汤一介和乐黛云就安排了一个他们在2010年38天的美国之行。
对于汤一介和乐黛云来说，这样的安排当然有些不容易，甚至有些危险。乐黛云说：“很多人说我们这一次的美国之行几乎是在冒险。”毕竟他们的年岁已大，身体又不太好。女儿汤丹和儿子汤双更是不放心。但是，他们依然决定做一次美国之行，即便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很可能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次美国之行，他们也仍然不愿意儿女和孙子、外孙女耽误工作和学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暂时告别一下紧张的工作，作一个短暂的休养调整。他们实在是太忙了，乐黛云尤其担心汤一介的身体，她非常希望这一次汤一介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临行前的5天，他们的儿子汤双抽开繁忙的工作从美国飞到了北京，为了父母的安全，汤双决定亲自陪着父亲和母亲登上飞机。
2010年国庆节的前夕，汤一介和乐黛云在儿子汤双的陪伴下，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时隔8年，他们终于又一次踏上了新泽西的土地。8年前2002年新年的第一天，他们一家3代人团聚在新泽西的女儿家欢庆新年。8年后的秋天，他们又相聚在新泽西，仍然是在女儿家，汤一介和儿子、女儿，孙子、外孙女一起为乐黛云庆贺80岁生日。
看见远道而来的爸爸妈妈仍然是那样精神饱满，汤丹的心中一阵阵抑制不住的激动和欣慰。毕竟他们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可是他们依然在忙碌，依然在拼搏，依然是那样思维敏捷、谈吐文雅。汤丹甚至有些不相信，妈妈已经80岁，爸爸也马上就84岁了。但是她相信，那是源于他们博大胸怀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追求。而正是这份热爱和追求，才使得他们焕发着如此青春般的活力。
汤丹已经来到美国20多年，在国内她又经历了父母被冲击、监督改造和8年的兵团插队生活，因而她最难忘的时光是小时候和爸妈一起度过的童年。最早的记忆是和爸爸一起走在燕南园的小径上，她追逐在爸爸的身后，阳光下，是爸爸的大影子和她的小影子，她追得快一点，就可以踩上爸爸的大影子……可是后来，还是跟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因为后来妈妈好长时间都不在身边，她去了门头沟的大山里被监督劳动。爸爸会在休息的时候带她去公园，去莫斯科餐厅……不过最喜欢的还是听爸爸讲故事，因为每一次不管爸爸给她讲什么故事，她总是会被深深吸引。记得最清楚的也是最受感动的故事应该是爸爸讲的“马克·吐温”。
那一次汤丹是和表妹在一起听爸爸讲“马克·吐温”的故事，她觉得那一次爸爸讲的真是精彩极了。以至于最后爸爸讲到“马克·吐温和飞过天空的哈雷彗星一同离开人世”时，她和表妹已被爸爸的动人讲述感动得泪流满面。从那以后，小小年纪的汤丹在心里默默记住了，她的爸爸不仅待人和蔼，有学问，还有一个任何人都比不上的本领，就是会把故事讲得让人感动得流眼泪。
孩子们欢快的笑声让汤丹的思绪从愉快的回忆中回到了身旁的父母身边，爸爸妈妈仍然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孙子和外孙女。看着他们满脸的幸福和喜悦，汤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不知在人们眼里“受人尊敬的国学大师”的爸爸现在是不是还会给别人讲生动的“马克·吐温”，会不会也让人感动得泪流满面。
想到这里，汤丹又看着爸爸妈妈笑了。可是她不知道，她的国学大师的爸爸忙得几乎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唯一的“消遣”，就是在晚上10点以后仍然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听一听他喜爱的音乐，仍然是他自大学时代就喜欢的舒伯特的小夜曲、贝多芬的交响乐曲、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还有巴赫，还有李斯特……
此时的汤一介和乐黛云仍然沉浸在和儿孙们团聚的快乐中，分别8年后的相聚，让他们最感慨的是，看到了汤家最年轻的一代人的茁壮成长。他们的孙子和外孙女不但健康快乐，而且已经成为朝气蓬勃有作为的青年人。8年前，孙子Brady还是一个不足14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如今已是一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22岁的英俊小伙子。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上中学时就经常在各种比赛中拿大奖，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美国有名的公立芝加哥大学，不久转入布朗大学，这是美国著名的9所“常春藤大学”之一，同样是一所美国著名的大学，他入学不久即拿到了奖学金。他学习的是有关基因研究方面的生物统计学，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专业。现在，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一边还身兼两份工作，因而他的生活和学习费用都已不用他的父母负担。Brady因为聪明、学习成绩优秀，很受他的教授欣赏。而他的业余爱好也很丰富，他最喜欢的是学习跆拳道，有时也会玩一玩游戏机。
外孙女Hedy也是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21岁的Hedy就读于美国康州的康乃尔大学，这所学校同样是美国9所“常春藤大学”之一，也是当年胡适先生曾经就读过的母校。目前，三年级的大学生Hedy正在一家做军工的大公司里实习，这是一家下属有100多个子公司的大公司。Hedy学习的是研究信息资料的专业，公司派她去美国国会做联络工作，而且公司非常希望她毕业后能够来到这个公司工作。她的爸爸妈妈也很希望她能够到这个很有前途的公司上班。但是Hedy没有听取爸爸妈妈的意见，她想进一个比较新的公司去工作，她是一个独立意识很强的孩子。
虽然看到儿子、女儿事业有成，孙子、外孙女都很有出息，但是孩子们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回到祖国，汤一介的心中仍然不免遗憾，他仍然希望他的儿女们能够继承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在女儿新泽西的家中，汤一介仍然不忘“适时”地“点评”了一把女儿汤丹的藏书和柜子中的玻璃器皿。
和父亲母亲一样，女儿汤丹也十分爱看书，也喜欢买书，因此汤丹的家中也像父母一样有很多藏书（虽然比起父母的藏书差多了），连汤丹的同事和朋友也都很羡慕她家丰富的藏书，这也让汤丹很引以为豪。可是没想到，汤一介对女儿的藏书却是十分不以为然。汤丹看着爸爸在细心地浏览她一直引以为骄傲的藏书时，心里挺高兴，她以为，爸爸终于可以看到汤家后代继承“书香门第”爱读书的家风了。却不知，汤一介看了以后一本正经地对女儿说：“你的这些书太没有文化了！”汤丹一下愣住了。连一旁的乐黛云都觉得汤一介这样的“评语”实在是太不给女儿留面子了，她立刻接着说：“她这些书还是不错的，你看，不是还有一些名著嘛。”可是汤一介仍然像没听见一样指着那些书说：“这些书几乎就是垃圾了……”
爸爸的话，让汤丹心里有些不好受。她知道，爸爸一直为他们姐弟俩没有回到祖国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纠结。而此时汤一介似乎还没有“发泄”痛快，他撇下身旁的乐黛云和女儿汤丹，径直向屋中的大玻璃柜子前走过去。那是一个装有玻璃柜门的漂亮大立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套套精美的玻璃器皿。汤一介指着玻璃柜门说：“只可惜，这么好的柜子里竟是连文房四宝都没有！”这让汤丹心里越发觉得惭愧，这是爸爸对他们的指责，认为他们没文化。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比父亲母亲差多了！她终于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来美国和他们在一起了。
而看着一家人相聚在一起时拍下的“全家福”，汤一介心中的遗憾似已减少很多。因为他们在美国也看到，有一些华裔后代竟也是“啃老族”，就像他说的那样，毕竟“美国不是什么‘天堂’”，因此，比起他们，汤一介和乐黛云已是欣慰许多。
汤丹和汤双为他们的父母美国之行安排的另一个内容就是愉快的度假休息。因此，为乐黛云庆贺80岁寿辰后，在乐黛云的侄女的陪伴下，他们从旧金山出发，开始了一次从旧金山到墨西哥的航海旅行。为了更好地得到休息调整，他们特地安排了这个为期一周的航海旅行。因为汤一介最喜欢看大海，以前在出国访问的时候，他喜欢在美国看大海。在德国的时候，他也喜欢坐在莱茵河边看水。在美国的新泽西，东海岸是大西洋，西海岸是太平洋，汤一介可以尽情看到他喜爱的两大海洋。航海旅行回来后，汤丹又陪着爸爸妈妈去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看了他们喜欢的红叶，他们住在从阳台就可以望到山的宾馆里，汤丹知道，爸爸妈妈最喜欢的是自然风光……
他本可以在多年前就和乐黛云在这里留下来，和他们心爱的儿子、女儿，孙子、外孙女一起，尽享天伦之乐，他也可以和乐黛云在这里舒适地生活，一起看红叶，一起看大海……
但是他仍然没有留下，因为他知道，最需要他的，是大洋海岸那一边的祖国，那里有他魂牵梦萦的《儒藏》，有他一直为之努力终于建立起的儒学研究院，还有他刚刚制定的10年规划的三大课题研究，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工作早已装满他的心头……
2010年11月6日，带着对大海的依恋，带着对儿孙们的美好祝愿，带着他最喜欢，又颇引以为骄傲的“全家福”，汤一介和乐黛云告别美国的亲人回到了北京。为了他们一直挂在心头的工作，他们又开始忙碌。他们那排得满满的工作时间表又开始运转……
她已经80岁，他也很快迎来84岁的生日，但是他们依然在工作，依然是那样忙碌。乐黛云要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招博士生，还在带5个研究生，她还肩负着一个完成最大项目的重任，那就是《比较文学100年》，这样一部有主导思想的完整著作，最终要完成100万字，这同样又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是80岁的乐黛云却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一重担。
汤一介早已挑起了编纂《儒藏》的重任，在他的主持下，今年《儒藏》的精华编已经出版了36本，按照计划，到2020年就可以完成。但是汤一介仍然在时时为《儒藏》编纂工作随时会出现的问题而担心，他仍然在不顾身体地拼命，他要努力等到《儒藏》编纂工程完成的那一天。虽然为此他已经耗费了很多体力和精力，但却依然竭尽全力向前冲，因为这是他最大的心愿、他的追求、他的梦想。他曾经说过：“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做好，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而《儒藏》就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
从美国归来后，因为连续的会议和工作而体力不支，汤一介不得不卧床休息了数日，但很快又开始工作了。他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全心地拼搏，超体力地付出，汤一介没有丝毫遗憾，正如他所说过的那样：“人活到老，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一定会有意义。”
汤一介的心中，还在想得更多、更远。他在思虑着要为中国出一套10卷本500万字的经学史，还有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还要主持“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课题。他曾经说过：“这个题目很难，但必须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等待他的10卷本的《汤一介集》；还要为《汤用彤全集》补编3卷并等待他整理出版；儒学研究院的工作刚刚开始，还任重道远。他还在带5名博士生……
面对艰难巨大的《儒藏》编纂工程，面对一天天工作的忙碌，汤一介说：“必须做，除非我根本什么也不能做了。人活一天，就要做事，只有做事才能体会到快乐。你的快乐就是你的生命。你要不做事，你就没有快乐，也就没有生命。”
汤一介正是以如此的拼搏和努力，诠释了父亲留给他“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更书写了一代哲学大家的绚丽人生。
他的人生交响乐仍然在铿锵奏响，他的生命仍然在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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