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不停歇的脚步

    自2011年《汤一介传》出版后，一代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与他无比热爱并致力钻研的中华民族文化又共同走过了3年。3年的岁月中，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汤一介先生从未停止学术研究的脚步。他的心中，始终不忘的仍是他一直牵挂在心的《儒藏》，就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做好，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而《儒藏》就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

    他的心中，还有为儒学研究院制定的“中国经学史”、“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谐社会和儒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的刑礼合治问题”及“研究儒家理论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等几大研究课题。

    他还要为一直等待他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完成10卷本的《汤一介集》；为《汤用彤全集》新版补编修订；要筹建汤用彤书院和汤用彤纪念馆……

    3年来，在汤一介先生的努力下，儒学研究已经开展十卷本的《中国经学史》、八卷本的《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研究》、三卷本的《中国解释学史》以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等四项研究。在对每个项目的研究中，汤一介先生都是亲力亲为，每一次重要的工作会议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针对以上的几个重要项目，繁忙中的汤一介先生还为儒学研究院的发展设计了蓝图，这就是在儒学研究院分设了中国经学史研究、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研究、儒学与当代中国三个教研室。

    2011年春，在连续多年主办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传统学术文化活动“蔡元培学术讲座和汤用彤学术讲座”后，汤一介先生又创办了以邀请国内学者为主讲人的“大道学术”讲座。同时又分别应邀为道家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严复学术”讲座，以及北大校友会主办的第一届“北大人”大师讲座担任主讲人。

    2011年6月，一部9卷本500万字，由汤一介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史》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先后于2012年、2013年获得了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奖优秀成果特等奖、新闻出版署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及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

    2012年4月7日，儒学研究院举办了“儒学的复兴”——两岸学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汤一介先生接待了孔子第79代嫡长孙——台湾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孔垂长会长一行11人，这是儒学研究院与台湾孔子协会的首次合作。从这以后，孔垂长会长每一年都会来到北大与汤一介先生就儒学研究共同探讨，一直到2014年5月，孔垂长会长还来到北京拜会了汤一介先生。

    还是在这一年，汤一介先生分别与法国的汪德迈先生及以色列的浦安迪先生等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一起，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积极探讨解决的方案等问题，进行一些文明对话。

    二、家国情怀与拳拳之心

    ——《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

    2013年，汤用彤书院先后在湖北黄梅一中、陕西长安一中、西北武术院举办了4个汤用彤国学实验班；12月21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汤一介先生与夫人乐黛云先生以及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夏威夷大学、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杨辛、孙钦善、许抗生、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余敦康、蒙培元、李存山、陈静、卢国龙、张志强、成中英、金春峰、方立天、杨庆中、牟钟鉴、周桂钿、郑万耕等40余名教授学者共同出席了发布会。

    在新发布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中，汇聚了汤一介先生的30余篇论文、书序、演讲及访谈录，集中反映了汤一介先生于新世纪伊始对华夏文明有关问题的深刻反思，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一位人文学者的家国情怀与拳拳之心。

    关于“轴心时代”与“新轴心时代”，汤一介先生在发布会致辞中是这样说的：

    “雅斯贝尔斯讲到‘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讲到中国、欧洲、印度，还有古波斯等等这些国家在公元前600～200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大思想家，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两千多年来影响了人类的发展，而且，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回到原点去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我看到一本书叫《新欧洲》，欧洲也在找寻自己的原点。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到自己文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向前发展呢？如果说现在可以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这个几大文明特别包括伊斯兰文明能不能回到原点，每一次复苏或复兴都重新燃起人类文明的火焰。我们能不能考虑新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到底能不能对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

    此外，汤一介先生还就为什么要出这本书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想说说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我是在两个考虑下面来出这本书的：一个就是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中间发现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已经进入老年了，70多岁也退休了，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我要想成一个王博讲的大哲学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自知我天资不够，我的努力也不一定够，知识结构也有缺陷，还有时代的原因。所以，我想至少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点意义。但是问题怎么提出？我是从中西哲学比较中间提出问题的，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我确实像王博讲的，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我是从这两个前提考虑，能不能写一点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解释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但是，中国对经典的解释——从时间上来讲并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有《左传》，就是注释春秋的；有《易传》，就是注释《易经》的。我们解释经典的历史很长，有丰富的资料，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这是一个想法。这与对西方的了解有关，如果不了解西方解释学，你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马克思·韦伯有一本书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想到，能不能有一本书讲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我们当今的企业家很多是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精神的，如果我写一篇中国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文章，从中国儒家伦理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不可以呢？而韦伯的这本著作成了经典的传世之作，我们中国能不能研究这个问题？

    ……一般人认为，西方是法治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治国家。这样讲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是最近我读了一些书，看到其实维持中国社会政权的是礼、法两套，这个在孔子的《论语》中讲到，在《礼记》中间也有，大家可以在“二十四史”中看到，每一代正史中都有“礼乐志”和“刑法志”，中国人用礼乐和刑法合起来治理这个国家，这是儒家的理想，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是儒家的理想。我就想到，我们能不能考虑中国传统的礼法合治的社会特点在什么地方？在建设人类和谐社会时有没有贡献？

    反正我都是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反观中国哲学中间哪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样对人类社会会有重大的贡献。问题是在我们怎么重新诠释，怎么让它能够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确实非常惭愧，没有很好地利用一生的时间。在一生中间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过去了，被浪费掉了，有我自己的责任，也有我们这个环境总体的责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学者共同的问题。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了，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它的潜力，让大家能够有广阔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关注世界，我们的将来才真正有希望。

    我今年马上要迈进87岁了，比起周有光先生还是小弟弟。我给周有光先生写了一段贺词，完全用孔子的话来写。当然，现在身体不好，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北大的复兴作出一点贡献。最后，我特别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特别感谢出版社的同志，谢谢大家。”

    与会的教授、学者分别对汤一介先生的学术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

    “……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寻找那么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的根基……我们可以看到汤先生不断强调的儒家那种爱的精神，那种人本主义，看到汤先生所体现出的道家宽容的精神。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给我们后辈，给我们的学界、政界、企业界带来有益的思考。

    ……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汤先生始终在世界的眼光里面去看中国……我觉得汤先生的思考确实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方向来。中国和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不能断然画出此疆彼界。所以，汤先生的这种眼光就是中国情怀的世界眼光，这也是我会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也认为这是当代中国需要的一个东西。

    ……汤先生一直是走在问学的路上，他在不断地积累新的知识、新的资源，面向新的现实进行一种新的思考。汤先生也接受过唯心、唯物斗争的哲学观念的影响。汤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学、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可能不是哲学能够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的东西。

    ……我们看汤先生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样的。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现实哲学，他更多地关注什么呢？文明，几个大的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他同时关注几个大的文明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我记得这本书里特别有一篇文章在讲各文明中的一种普遍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里有没有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去分享？我想，一定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这也是汤先生对世界文明的关注里很特别的一部分……”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副局长说：

    “……我们出版社建社之初的定位是：中央编译出版社是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我们这个思想文化的摆渡不仅仅是中西文化的摆渡，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摆渡，是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的摆渡。我想，汤先生本身就是一个模范的摆渡者，因为纵观汤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他就是在这三个体系里面进行摆渡。我觉得每一种文明——包括我们中华文明——它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与其他文明的相互融合，相互学习。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化主要应该是三个，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还有一个就是西方文化。我觉得，汤先生在这部最新的大作里特别强调这三者之间的融合，他自己是这三者之间融合的典范，他在书里特别强调要打通或者融汇古今中西；其中特别有一篇文章讲到，也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思想的相互融合。

    ……在当代中国，我们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发现汤先生特别强调要弘扬我们中国文化背后的普遍价值，要寻求各种文明之间的普遍价值，这一点尤为可贵。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思想文化的繁荣，思想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我们学者、知识分子的努力、探寻。我觉得，在这方面汤先生也是典范和表率……”

    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说：

    “……应该说我们难得听到汤先生谈自己的学术发展历程。他的这个自我认识跟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汤先生觉得自己还有遗憾。正因为如此，他这些年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他也谈到了自己的思想主要是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受到启示，看到西方有某种思想，再来反观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汤先生一直都能谈到新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对我们后学有很大的启发。

    最早汤先生讲真善美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他专门出了一本书来概括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后来又提到了中国解释学的问题，这也是从西方来反观中国。前些年西方诠释学是很热门的，汤先生就想到了我们自己的传统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来总结，于是，他就呼吁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解释学。

    刚才汤先生也讲到轴心时代问题，德国的雅斯贝尔斯首先提到这个问题，汤先生就很敏感地作出回应，思考能不能建立起新的轴心时代。这个思考里面也有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重组转型问题，这样一个思考里包括了一些很有前瞻性的思考。

    应该说越到后来，汤先生的思想就越深入。比如说，我们前些年成立了北大儒学研究院，汤先生就提出几项这样具有战略眼光的学术研究课题。首先，我们做完了多卷本的《中国儒学史》，接着又在开展多卷本的《中国经学史》，然后还考虑到中西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关系这个问题，汤先生一直在思考，很多年前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也影响到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复兴、文化复兴。汤先生提出儒释道在我国历史上的相互融合，相互借鉴，以此作为中西马问题的参考。儒释道三教既然可以融合，中西马——现代的、当代的、未来的——为什么不能融合？我们中国文化怎么走，汤先生非常重视，他不是那种绝对的本位文化主义，他非常注意关注西方哲学的问题。汤先生又提出这样的项目，研究儒学以及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问题，也计划出一个多卷本。现在这个项目汤先生交给杜维明先生领衔来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还有儒释道三教关系史。我想，汤先生的思考不是孤立的、独立的，他在作一个整体的思考。汤先生在许多著作中关注到这个问题，大家也留心他最近的一些文章，包括我们多卷本的《中国儒学史》总序里面提到了很多重要的具有战略性思考的问题……汤先生总是能够站在时代学术的前沿来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当然，对我启发更大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汤先生做学问和做人的这种统一，我们经常讲到《礼记集说》里面的一句话：‘经师易得，人师难遇。’汤先生对于后学是非常关注的，他不是一般的关注，在我所接触的一些老一代的学者之间，好像汤先生这方面做得是最好的。他很放手让你去做事，他不是先考虑你有没有资格，你在学术上够不够格，先给你布置这么一个东西让你去做，我和许抗生老师合写《魏晋玄学史》时请教过一些权威，他们说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写不了这本书。汤先生就不是这样的，他能放手让我们去做。这一点我特别有体会，做学问和做人高度统一，这个非常重要……”

    北京大学中文系孙钦善教授说：

    “首先看到一个学人难得的恢弘的胸襟，汤先生不仅爱国，有民族的情怀、国家的情怀，而且还有人类的情怀。正当新世纪，思考的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立足于中国，胸怀世界，这是很了不起的。

    其次，看到高瞻远瞩的大视野。汤先生站在哲学的制高点，有最高、最广的视野。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关于人类，关于思维，关于道德信仰，都在他的关注、审视之下。汤先生立足于中华文明、立足于我们祖国来考虑问题，他更关心的、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新文化，是当下文化的繁荣、文化的复兴。他是从整个世界文明的角度、从世界各种文明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角度来考虑的。并在世界文明当中考虑中华文明的地位，考虑中华文明的发展，考虑中华文明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如今，汤先生又提出反本开新的命题，这是非常可贵的。他强调的所谓新轴心时代，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合而不同，对话交流，互利共赢。

    再次，看到知行合一，勇于实践，敢于创新，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担当难事的无畏无惧精神……”

    北京大学哲学系杨辛教授说：

    “昨天我写了一幅字，表达我对汤先生的祝贺。这幅字是我作的《泰山颂》：‘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怀，华夏之魂。’为什么我要写这幅字呢？因为我觉得汤一介先生的精神是泰山精神的象征。汤先生有一种恢弘的胸襟，从事学术研究，感觉如见其人，心胸非常恢弘。我在写这幅字的时候，觉得汤先生这些年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就好像是登泰山，要登到极顶，胸中就要有一个高远的目标，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又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去做。

    我与汤先生相处几十年，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把学术当成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不仅他自己一个人奋斗，而且带领一个团队共同来进行研究。而且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有一种情感在里面，一种大爱，就是对民族、对世界人类有很深的感情，这是大爱。这种感情体现了他的一种精神境界，所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即使身体有疾病，还是坚持去做，很辛苦，但在辛苦当中能够享受到一种快乐，而且是一种至乐。这种人生境界深深打动了我。这是我的一种很真切的感觉。

    另外，我觉得他做的研究工作不是关着门做静止的研究。他做事非常有信心，有魄力，能把它做好。现在，《儒藏》编纂团队中外学者有三百多人，专职的同志有十二三个人，他要看这三百多人送来的稿件，而且非常严格的要求，质量不合格的，都是要退回去修改，就是非常严谨的，非常认真的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看了书以后，我很受感动。在学者里有一种最可贵的品质，就是把人生的境界和学术的境界高度地统一起来。我觉得汤先生做学问和做人是统一的。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他把学术当作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汤先生是继承了汤用彤老先生的高贵品质。汤老先生也是我的恩师，我终身都会感激他。汤先生热爱自己祖国的文化，胸怀世界，情系中国。汤一介先生在书中讲到要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弘扬当中还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地来丰富它、发展它……”

    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发言：

    “关于汤先生的贡献，我想重点讲两点：第一点，我觉得汤先生有很大的担当精神和凝聚力量。他在进入老年以后所做的一些事业，不要说他那个年纪，我比他小十几岁，我都不敢想象。从开办文化书院到编纂《儒藏》，到创建儒学院，到编纂《中国儒学史》，再到主持什刹海书院，这些都是大的文化事业，他每天要思考多少问题，要做多少安排，这在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我肯定是望尘莫及的。这不仅需要有担当精神，还要有凝聚力，就是要有人跟着他做，要把一支团队凝聚在一起，不光是北大，像什刹海书院，儒释道，佛教界、道教界的人都有。他能够把社会各方面的人组织起来，推动文化事业向前发展。如今，在他这个年龄的学者中间，好像很难找到第二个。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贡献非常大。

    第二，我看他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和听他的发言，感觉到他有一种文化战略眼光。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文化之路怎么走，中华文化如何复兴。另外，如今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现有的思想文化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时代的需求，人类需要创造一种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如何开拓？中国文化在这里面应当和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他思考的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问题。”

    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说：

    “……我想从五个方面总结我对汤一介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的看法。这五方面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五个方面的评价：第一，汤一介先生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他关心人文，关心中国文化的复兴；第二，他具有理性启蒙时代的求知眼光，他对新知识，甚至于后现代的人类发展有密切的关切；第三，他具有传统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胸襟，他心怀开阔，能够海纳百川；第四，他具有当代哲学智慧的深刻卓见。汤一介先生很谦虚，他的哲学眼光是非常深刻的，非常锐利的；最后，我要说第五点，汤一介先生呈现了一个儒家学者刚健自强、厚德载物的气质与气象，这是他的修养所致，也是他的精神所在。

    ……有了汤一介先生这样一位承前启后的典范人物，中国文化的新生与现代化、世界化——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化——也就成为可能，不但成为可能，而且也将成为现实。”

    “面对当代和未来寻找那么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的根基”、“汤先生本身就是一个模范的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总是能够站在时代学术的前沿来思考问题”、“做学问和做人的这种统一”、“汤一介先生的精神是泰山精神的象征……汤先生有一种恢弘的胸襟，从事学术研究，感觉如见其人，心胸非常恢弘”、“汤先生有很大的担当精神和凝聚力量”。“汤一介先生呈现了一个儒家学者刚健自强、厚德载物的气质与气象”……

    这是诸多教授学者对汤一介先生的评价，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是对汤一介先生赞誉和敬佩。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令人景仰的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三、永恒的人生交响乐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汤一介先生的研究室，亲自看望汤一介先生。与汤一介先生亲切握手后，总书记与一代国学大师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并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

    还是在5月，10卷本的《汤一介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被誉为内容全面，极具学术价值，记录了汤一介先生求学时代至今的生活点滴，为读者展示一个生动鲜活的学者形象的书中，收录了汤一介先生初入学界至今的著述和演讲等，全面展现了汤先生的思想轨迹与学术贡献，也从侧面折射出我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儒、道、释三家学说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汤一介集》10卷本分别为：

    第一卷《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本卷收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写的已刊或未刊论文，表现了作者在1949年前对哲学的探索与思考，以及在1949年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极“左”思潮影响，一个中国学人从想当“哲学家”而最终只能做一个“哲学工作者”的历程。

    第二卷《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文化大革命”后，作者力图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努力追求以真正哲学思考的方式进行研究。本卷以玄学家郭象为中心全面论述了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在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书中通过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来寻找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梳理了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了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并深入分析了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发展的原因。

    第三卷《早期道教史（增订本）》，本卷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深入研究，肯定了“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将道教提升到学术层面来探讨，期在重新建构道教思想体系。书中指出，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虽然不同于儒家与道家，但其思想源流却又离不开这两家，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儒道互补为特征的。书中还特别讨论了道教仪式和它的组织形成。

    第四卷《佛教与中国文化（增订本）》，本卷是作者在佛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书中讨论了印度佛教传入与当时玄学、儒家、道家的关系和争论，介绍了隋唐时期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思想，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没有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而发生战争的内外原因，考证了与佛教相关的部分文献等，并收入了作者对《心经》的通俗讲义。书中注重从佛道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佛教，展现出佛教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与影响。

    第五卷《在儒学中寻找智慧》，本卷是作者在儒学研究方面论文的汇编，展现出作者对儒学现代意义所作的思考。书中探讨了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问题，阐述了作者长期思考与关注的儒家哲学中的真善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普遍和谐、内在超越性、内圣外王之道、道始于情、和而不同等理论问题，并分析了之所以编纂《儒藏》的原因、意义等问题。

    第六卷《思考中国哲学》本卷是作者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论文的汇编。书中勾勒了作者研究哲学的历程，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等核心问题，提出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是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种力量所形成的张力制约下前行，从中国现代哲学的探索与创新角度指明了中国现代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并提出了“创建中国解释学”的理论构想，最后还缅怀了中国现代哲学家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第七卷《面对中西文化》本卷是作者对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方面论文的汇编。书中分析了中国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从中国学术界出现的“文化热”现象反思了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扩展了这一反思，论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必定会对双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意义，也抒发了作者对现实文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感受。

    第八卷《有话要说——序跋和致辞》本卷收入了作者为自己和他人写的序跋，以及在一些会议上的致辞。是作者在特定情形下要说的话，展现出作者在许多问题上的独特视角与思考。第九卷《深夜一盏灯——散文和随笔》本卷收入了作者所写的散文与随笔，分为“在进退两难之间”、“我爱我家”、“北大，我的精神家园”、“所感、所思、所忆杂录”、“需要有不同的声音”、“文化随笔”、“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中国的‘老天爷’”等七个部分，其中追忆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家庭生活、在北京大学的学习与工作，并记录了平时的所思所感以及文化随笔等。最后两部分内容分别出自作者与人合著的《生死》、《天》两部随笔集。

    第十卷《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本卷收入的是记者们对作者的访谈、报道，以及学界对作者研究的相关论文等，由此可从生动活泼的口语或他人的视角等来了解作者及其思想。

    关于《汤一介集》，汤一介先生在前言中是这样写的：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著作。由于读了一些名著，我对人生、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于是，我选择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为了积累知识和教好课，我购买了不少书，有五万余册。当然，我认真读的书也就是几百册，其他翻翻而已。在开始写作时，我大体上就是从思考的问题展开的，但此后因环境的变化，思想被一条绳子束缚住了，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两代学人遇到的问题。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学术历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50年代后则失去了“自我”，只是到80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严格地说，我是80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

    在80年代后，我头脑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作为哲学家还是哲学史家两个虽有联系但却很不相同的方向，我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七十五岁以后，我一方面主持编纂《儒藏》，另一方面仍然在思考和研究一些哲学问题。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创构一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但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使我还是在关注某些哲学问题，只要有时间我就把这些问题写作成文，作为我思想的记录，也希望得到同行的响应和批评指正。

    本想为此文集写一“总序”，但我近日有病在身，就写这一短短的“前言”吧！好在本文集每卷的卷首，我都写有“自序”，读者或可对我写作的意图有所了解。

    2014年6月19日，在《汤一介集》新书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病中的汤一介先生仍然就自己的研究思考作了认真的发言：

    欢迎各位学者、各位领导和媒体朋友，参加这一次学术讨论会，我希望大家对这套书不仅仅说一些好话，应该给一些批评。至少我现在自己觉得，还比较散，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转型的范例，没有成为，所以需要再努力，也希望大家可以批评。30多年来，我思考了很多问题，我现在主要只想讲各个时期思考的哲学问题，其他问题就不讲了。

    80年代我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80年代上半叶主要考虑的真善美问题。为什么当时我考虑真善美问题？是由于参加1983年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会上有个发言就是讲的“真善美的问题”，所谓“真就是天人合一”的问题，“善就是知行合一”的问题，“美就是情景合一”的问题，当然这个概括是不是准确？不一定，但是讲这个问题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台湾的有些学者，特别是牟宗三先生，他讲，外王是开出民主政治，内圣是开出理论即认识论的体系来。当时我对他的想法，并不是说不同意，但是我想到是不是有另外的路子来考虑哲学问题？这就是从真善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哲学问题，这是我上半叶考虑的问题。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在下半叶考虑的中国哲学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问题，能不能给它一个框架？这个我是受到了余英时先生的启发，他讲内在超越的问题，中国哲学是内在超越的问题。因为西方哲学讲的大体上是外在超越的问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大相同，中国哲学强调是内在的超越，所以我就考虑它的转型是不是要考虑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不同？那么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不同是内在超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人生境界的问题，内在超越的问题是人生境界的问题。但是人生境界就是人道，如果不提升到天道，这是不够的，人道必须提高到天道这个高度来认识宇宙和人生的问题，这样才可以。但是宇宙的内在超越的问题，人生境界内在超越的问题，如果没有天道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我提出来普遍和谐的问题。内在超越如果落实到人的实践，人的自我道德的提升，就是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实践才有意义，如果不落实到这个方面，就没有实际的效应。所以内在超越是个中心，往上就提升到普遍和谐的问题，往下落实到政治实践、社会实践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能不能构成一个框架，一个中国哲学的框架，这才有一定的意义，否则没有一定的意义，这是我80年代考虑的问题。

    90年代也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问题。这个问题我首先是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评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问题，文明的冲突的对立面就是亨廷顿先生提出来的文明的共存。如果文明不能共存，那么世界就成为一个混乱的世界，就成为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所以我们怎么看世界？就是要看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型问题。当时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样考虑的，80年代的后期，中国现代哲学如何转型？在80年代后期，有一个看法认为，只有激进主义派才能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我想这是不全面的，不仅有激进主义派，包括自由主义派，包括保守派，共同来组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这个阶段，我就写了“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这篇文章。从上一篇文章讲是看世界，这篇文章讲主要是看中国，中国应该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创新我们的哲学？第三个时期就是在进入二十一新世纪，我更多地去考虑哲学理论问题。首先，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期，我考虑的是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原因是当前对经典的解释，大部分用的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哲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用的西方哲学的框架，我们能不能创造中国的解释学？因为中国的资料非常丰富，我们有非常多的、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资料。第二，我们有很多解释经典的经验，也就是一些方法和理论。

    在新世纪我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这是我再一次读了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基督教精神》，我深感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我们的当代资本家的精神家园，没有这样的东西，因此就想到能不能根据儒家的伦理，来建设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我想有这个可能性，至少我们可以尝试。

    第三个问题就是新轴心时代是否能够到来？这个是由于我们再次阅读了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读了他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因此我就考虑到人类必须追求新的轴心时代，以使人类社会重新燃起火焰，这是关于新轴心时代的考虑。

    再有一个问题是儒学与普遍价值的问题，是因为由于某些人反对这个普世价值。其实应该挖掘这个不同文化中间的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不应该只承认西方哲学有普世价值，而不承认各个民族文化中间都有它的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就是普世价值在各种文化中间都有它的因素，但是普世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特有的东西，就是认为只有西方的价值理念才有普世价值的意义，这是错误的。再有个问题就是儒学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个是我有鉴于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瓦解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到底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因此，西方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后现代主义主要是瓦解西方的现代性，可是后现代主义仅仅是瓦解这个西方的现代主义，没有提出一套建设的理论，因此有后现代理论的出现。

    我在生病情况下面，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就是一个西方的学者问我，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和思想不同的战争。我讲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儒家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都可以发展，不需要互相斗争，互相消灭，道家讲有容乃大，那么儒家是不是可以说有一个理想，就是大同社会的理想，这个大同社会的理想，能不能引发出来儒家的政治、儒家的社会、儒家的个人，儒家的天人，人和自然的关系，去引发出这样的一些理论，有这样一些因素可以为大家讨论。

    最后一个问题，我考虑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就是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这个会上有位台湾的学者，我不提他的名字了，他就在北京，他给我提出来，他说你讲的这些话怎么没有一句马克思主义？我说邓小平怎么讲的？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想是非常对的，如果不实事求是，你还讲什么马克思主义？我说我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你没听懂。然后另外就有一个学者就问我，你说你讲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跟儒学关系在哪儿呢？我就想了想回答说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都是要做的，不做是不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的哲学，人的社会性的哲学。第三个就是儒学跟马克思主义都讲辩证法，而且我们的辩证法比西方还高明，特别是张载讲的，“仇必和而解”，如果最后不解怎么办呢？这样不行。我就想儒家的理念或者伦理，能够发挥成它的政治上面的伦理，社会伦理，人自身的内外和谐的理论。所谓伦理，伦就是常的意思，伦理就是常理，大家都应该遵守的，大家都应该弘扬的，大家都应该赞美的，所以我写了两篇文章。

    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因为作为哲学家或者一个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思考，思考一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来参考，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这要靠大家，不要靠哪一个人，因此我自己觉得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随时提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辜负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教师，能够贡献给大家，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还是在6月，病中的汤一介先生又参加了《中国经学史》的编辑会议。7月21日，汤一介先生又抱病出席了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1卷本《中华佛教史》的新书发布会。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76年前出版的汤用彤先生历经15年完成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部多年来一直备受中国学术界关注和高度夸赞的传世之作，不仅凝聚了汤用彤先生的心血，更是其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巨大贡献。而今汤一介先生抱病主编的《中华佛教史》出版，无疑更彰显出汤氏父子两代哲学大家在中华学术界及佛教研究领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8月，汤一介先生亲自策划参与的《汤用彤全集》新版补编修订的4卷本100万字全部编辑完成。与此同时，汤一介先生一直关注，并亲自设计、画图的汤用彤纪念馆还在积极筹备中……

    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一代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走完了他87岁的人生。未名湖畔校园里沉浸在一片沉痛之中，而此时在湖北黄梅汤先生的故乡，更是电闪雷鸣，大雨倾泻如柱，与大地同悲哀！

    9月10日，汤用彤纪念馆在湖北黄梅落成开馆，但大师却在开馆的前夜仙逝，人们在天空仍然布满乌云的黄梅，在汤用彤纪念馆前，为大师默哀一分钟，表示对大师的哀悼。

    大师走了，却为我们留下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他领衔编纂的《儒藏》工程自2011年正式出版了40册近3000万字《儒藏》（精华编）后，到今年又完成了第一部分500本9700多卷1.5亿字，并出版了精编版100册6000余万字。

    大师走了，他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国学研究仍在延伸：为儒学研究院规划的研究课题《中国经学史》将于2015年出版；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8卷本“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正在进行资料汇编，其中部分论文已经出版；《中国解释学史》已被国家社科基金立为重大项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课题研究已确定由高等人文研究院著名哲学家杜维明教授领衔出任首席专家。

    从《儒藏》精编版问世到《汤一介集》出版，从《汤用彤全集》新版补编修订完成到汤用彤纪念馆开馆，无一不浸透着一代国学大师的呕心沥血和倾情奉献！

    如此的成就，如此的荣誉，更让我们对一代国学大师充满崇敬。

    “阐旧邦出入佛道修儒典品三教乐地奈何哲人已去，

    辅新命会同中西立人极明四海同心信哉德业长存”。

    汤一介先生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拼搏奉献的精神永存！

    一代国学大师千古！

    说明

    本书中的照片除特别说明外，均由汤一介先生本人提供，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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