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政策

    20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势力已经渐渐显露了他们狰狞的面目，欧洲几个有实力的大国，本可以协调行动，及时制止法西斯戕害人类的行为。然而，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采取了以邻为壑，祸水外引的绥靖策略，给法西斯以可乘之机，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

    战争的残酷让从一战中走出的西方大国心有余悸，更让他们担心的是战争还会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是革命，这对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会有任何好处。正如英国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战争，无论我们是赢是输，都将毁灭富裕的有闲阶级，于是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于是在与德国外交中，几个欧洲强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绥靖政策”，即对德国的扩张要求尽量给予忍让与满足，以换取和平，避免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这方面表现最“积极”的就是英国和法国。

    英国和法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从战败国身上瓜分到了不少利益，但自身也元气大伤，特别是在经历了1929年到1930年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它们的力量逐渐衰落。这种情况下，英法都不愿意再给本已不堪重负的国家机器雪上加霜，因此两国都试图以“祸水东引，以邻为壑”的方式来制衡德国的威胁。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也给欧美各国留下了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因此，和平主义思想和厌战、畏战情绪在西方社会十分盛行。同时，作为战胜国，英国、法国、美国等也感到心满意足，幻想从此天下太平。法国的和平主义尤其严重，认为自己要得到的已经都得到了，剩下的就是保住既得利益了。士兵们认为军事训练已经没有必要，驻地的娱乐中心成了部队的活动重心，酒精中毒的现象在军人中间非常普遍。

    经济危机后，和平主义开始在英国泛滥，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大多数英国民众，没有人愿意再经历战争，因此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这种和平主义是危险而盲目的，在牛津大学，学生们甚至在学生俱乐部通过了“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著名决议。而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关于废除这一决议的动议付诸表决时，却被压倒多数的票所击败。

    对战后的英国政府来说，军备国防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恢复国内经济和解决帝国内部问题才是执政重点，于是政府领导者片面地强调“经济危险是必须对付的最紧迫的危险，其他事务必须让位、必须等待。”战后的英国内阁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样的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正是这个“十年无大战”的假定为英国30年代张伯伦绥靖外交提供了政策依据。

    比起英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场的法国，战后情况更为糟糕。战争损失高达2000亿法郎，劳动力损失约为136．5万人，战后工业产量只有战前的57％，农业萎缩到发生粮食危机的程度。而且，一向以高利贷者著称的法国已经变得负债累累，欠美国的外债就有40亿美元。本来指望从德国的战争赔款中捞回血本，结果又在美国、英国的威压下和德国的抵制下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由于国力衰落，经济极度困难，法国政局一直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从1925年4月到1934年2月，短短九年时间法国政府竟然更换了17届；仅1933年一年里，法国内阁就走马灯似的换了7届。内政的困难与混乱使得法国在外交上更加难以保持连续性、坚定性和独立性，因此到30年代中后期，法国也逐步将自己绑到了英国的绥靖政策上，苟且偷安。

    此外，积极反共也是英国当局奉行绥靖政策的一个原因，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地都掀起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直接冲击了西方列强的统治体系和殖民地后方。因此，西方列强都非常仇视新生的苏联，对共产主义威胁惶恐不安，千方百计地削弱苏联和限制共产主义的影响。而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西方国家把它当成了东方反共的第一道防线。“祸水东引”便成了西方列强反苏、镇压欧洲革命的政策选择。他们相信，如果能把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苏联，使苏德之间发生冲突，那么自己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毫不费力地保持霸权以及和平。为此，英国甚至公然喊出了“宁要希特勒，不要斯大林”的口号。

    英国首相鲍德温也曾一再表明自己的观点：“假如一定要打仗的话，我希望看到布尔什维克与纳粹打起来。”而另一位英国首相张伯伦则把话说得更明白：“希特勒的行动将指向东方，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完全不卷入了。”但是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根本没有效用，他们只是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并且最终品尝到了引火烧身的苦果。

    在英国国内，当大多数人还在寄希望于息事宁人的绥靖政策时，温斯顿·丘吉尔却一直在坚定地反对着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当你面对恐惧害怕得发抖时，这并不代表你遇到了大灾大难，而如果你不敢立即着手应对和抗争，这才意味着你将大祸临头！”“宁愿只身在战场上杀敌，也不愿独自面对无理的人。”丘吉尔就是这样一直呼吁对希特勒要保持警惕，要警惕希特勒的威胁，他认为，张伯伦政府对德国的绥靖政策是善者的软弱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可惜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英国是很难找到支持者的。

    1937年，张伯伦任英国首相后，开始全面推行绥靖外交。法国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也逐步将自己绑到了英国绥靖政策上。他们以为，忍让一些，退让一些，就可以让希特勒满意一些，推迟战争。但是这样的行为显然满足不了法西斯国家的巨大胃口，德国并不会真的停止扩张。英法等国的放任只会使希特勒的扩张更加肆无忌惮，欧洲已是战云密布，逃避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战云密布

    1933年，希特勒成为了德国总理，他在国内肆无忌惮地掀起了复活军国主义的狂潮，同时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也“坚定”地奉行着侵略的外交政策，在这两股暗流的搅动下，局势越来越紧张，欧洲已是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了。

    1932年夏，赋闲的丘吉尔去考察马尔巴罗公爵曾经征战过的古战场时，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擅自扩充军备的事态十分关注。他忧虑地写道：“当我们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我感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事实的确如此。正如丘吉尔指出的，希特勒正在加紧扩军备战。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只准许拥有10万陆军。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德国就没有能力挑起一场战争，因为一旦需要，这10万军队里所有的军官马上就能担当参谋，而军队士兵则因受过各种训练，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升为军官，重新招募士兵，大肆扩充军队。1933年10月，战争狂人希特勒退出了世界军备会议和国际联盟，继而又废除了凡尔赛条约中限制军备的条款，他甚至明目张胆地向全世界宣告，德国现在拥有36个师团计55万陆军。不仅如此，凡尔赛条约规定不得拥有飞机的德国空军，也具备了英国空军的2／3的力量，并且只要战争需要，他们随时可以配备更多的飞机。海军的发展更是惊人。按规定，德国只允许有万吨级以下军舰6艘，但现在制造的小战舰的实力已达2．6万吨。对于德国军力的变化，反应迟钝的英国也终于不安起来。为了限制德国的军力发展，1935年6月，英、德两国签订海军协定，规定：“德国可以加强海军力量，但最多不得超过英国海军实力的35％。”英国似乎认为将德国海军实力控制在英国的35％左右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历史证明，英国的安心是错误和愚蠢的，很快他们就会发现一份协定并不足以控制希特勒的野心，而且战争的危险也并不仅仅来自于德国。

    战争的另一祸源是独裁者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由于经济危机，英法等国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不甘寂寞的墨索里尼认为这是一个殖民扩张的最佳时机，于是在1935年10月，他向埃塞俄比亚伸出了黑手。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宣布战争总动员，嚣张地宣称：“我们已经忍耐了13年了……不能再忍了！”

    尽管意大利军队气焰嚣张，装备精良的意大利军队在南北两线投入20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和大量飞机，准备一举拿下埃塞俄比亚。当时的埃军的武器只有步枪、数千挺机枪和几百门老式轻型火炮，根本没有坦克和能作战的飞机。两国实力相差悬殊，这本来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然而，意军在迅速攻占几个城市后，却连连受到埃国军队的阻击，战争陷入僵局，以至于当时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都悲观地说：“要打胜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最后疯狂的意大利法西斯竟用瓦斯弹、芥子气弹等化学武器，向埃国河湖和田野里倾撒毒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占领埃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建立了短暂的“东非帝国”。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倒行逆施令国际社会极度震惊，由英国出面领导的国际联盟开始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但重要的军用物资——石油，却并不在制裁之列，这样就等于变相地支持意大利的侵略行动。制裁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不仅没有制止意大利的行动，还让墨索里尼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当墨索里尼发动侵阿战争受到国际舆论广泛谴责时，希特勒公然站出来支持墨索里尼。不仅如此，德国还大力发展对意大利的贸易，向其提供各种急需物资，以帮助其打破国联的经济制裁。于是，这两个臭味相投的独裁者就成了“亲密战友”。

    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接近，对后来欧洲局势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正如丘吉尔所说：“德国已经不再孤立，欧洲四个强国，从前是三比一，现在却变成了二比二了。”

    1936年10月，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柏林签订《柏林协定》，规定双方在重要国际问题上要采取共同的方针，罗马一柏林轴心正式形成。

    英法等国对墨索里尼侵略行动的姑息纵容也鼓舞了希特勒，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开始了一次军事、政治冒险——他的军队跨过了莱茵河，开进了被认为是非军事区的莱茵区。《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规定，德国境内莱茵河以东50公里为非军事区。如德军进入，法军有权采取军事行动，而英国则有义务以武装力量支持法国。进入莱茵河地区是危险的，但希特勒却希望借此试探一下英法等国的底线。

    1936年3月2日，希特勒在未告知国会的情况下，秘密命令3个营的德军越过莱茵河，向边境城市亚琛挺进。这是一次大胆的赌博，希特勒对此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他也准备了应急方案：如果法军作出反应，德军则即刻从原路撤回，结果他获得了出乎预料的胜利，法国人没有作出任何军事反应。

    这次冒险成功了，希特勒这才骄傲地向全体国会议员宣布：德国士兵开过了莱茵河！议员们先是惊呆了，然后他们向这位大胆的领袖欢呼起来！希特勒这次的冒险活动就是对和平的公然挑衅，欧洲局势越来越紧张了。

    战争的阴云也并不只笼罩在欧洲。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1932年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同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伪满洲国，并狂妄地要国际联盟予以承认。翌年，日本以国际联盟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借口，宣布退出国联。1933年1月初，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地山海关，3月又侵占热河省，并逐步扩大在华北的侵略活动。

    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侵略联盟。国际战略格局的重新演变与分化，必将给向往和平的各国人民带来一场难以预料的灾难。

    丘吉尔敏锐地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要出现了。”然而当时的英国已经被战争吓怕了，他们宁愿做一场虚假的和平梦，也不愿面对现实，丘吉尔的敏锐和预见所引起的只能是英国政府及民众的反感和痛苦的情绪。

    举世皆醉

    当英国陷入严重的和平主义情绪时，德国却在不断制造国际危机，战争的爆发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举世皆醉时幸好还有一个清醒者，当纳粹运动兴起的时候，丘吉尔就向世人呼吁要警惕希特勒这个人，他还把他反对纳粹政权的演说结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英国仍在沉睡》。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丘吉尔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国际形势的关注。事实上，他一直在用他那雄辩的口才和演讲才能就战争的危险向世人发出警告。

    清醒认识到希特勒扩张野心的丘吉尔，对德国咄咄逼人的举动忧虑不已。于是他在议会中大声敲响报警的钟声：“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向青年灌输一种嗜血的哲学，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他还对未来战争中德国空军可能对伦敦造成的灾难提出了警告：“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绑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丘吉尔忧心忡忡地要求人们警惕法西斯侵略势力，如果缺乏危机感，不火速加强国防，他认为将来走上沙场的千千万万英国儿女，必然会“并拢发痛的肩膀前进，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不列颠空战，英国皇家空军迅速迎击德国空军然而英国政府对时局的短视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正当希特勒政权秘密地或半公开地破坏《凡尔赛和约》而重新武装起来之时，英国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却迫于财政危机，在议会下院大力鼓吹裁军，同时，还对坚定地保持强大陆军的法国进行抨击。

    1932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一个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的议案，还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以废止两类的新划分方法，其中荒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罪恶的范畴”，以便“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丘吉尔在辩论中对此尖锐地予以驳斥：“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丘吉尔进一步提醒说：“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

    针对国内泛滥的和平主义，丘吉尔也多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一心一意地避免再一次大战的发生。但是万一发生了战争，我们就要斗争下去，为了能在战争中求生存，即便付诸武力也在所不惜。”然而在和平主义泛滥的英国，这样的声音注定是不受欢迎的，这位高瞻远瞩的智者就成为了众人口中的“战争贩子”，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丘吉尔一天也没有放弃反对裁军和提醒存在战争危险的呼吁。

    1934年3月14日，丘吉尔在议会的发言中说：“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1934年7月13日，丘吉尔又一次在发言中尖锐地指出：“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继续不断发表演说、下结论，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虽然下院各位议员都非常注意倾听丘吉尔的发言，但丘吉尔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深信英国面临一场即将爆发的严重的战争的考验，但又不能使议会和政府重视这种警告。丘吉尔提出的证据不能使他们信服从而采取行动，他们对他只是采取一种应付的态度而已。

    后来丘吉尔把这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出版，在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当时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看了这本书后深有感触，便让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次子约翰·肯尼迪研究这本书，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约翰·肯尼迪欣然接受了父母的意见，据此完成了《英国为什么沉睡不醒》一书。在1940年，希特勒空军空袭英伦三岛后，这本书很快被抢购一空。而这本书的作者，后来则成为美国第35届总统。

    无论丘吉尔怎样声嘶力竭地发出警告，当时的英国政府都打定了主意不予理睬，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忍耐换来和平，不过这简直是一种痴心妄想，英国政府的姑息换来的只是希特勒更进一步的挑衅，不久慕尼黑事件发生了。

    虚假和平

    希特勒上任5年的表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他的野心，而英法等国的纵容也让他更加肆无忌惮。1938年3月，纳粹德国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后，希特勒又把捷克斯洛伐克当成了下一个侵略目标。

    由于1936年3月以3个营的兵力重新占领莱茵区的轻易得手，希特勒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了。他命令德国参谋部拟订一旦时机成熟就占领奥地利的“奥托计划”，并在1938年3月越过边界悍然占领了奥地利，从而从三面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的苏台德区靠近两国边境，有300多万日耳曼人居住在那里，希特勒利用这个地区居民和德国人同一种族的关系，在那里也搞了纳粹党组织，并指挥他们不断制造事端，要求“自治”。实际上是要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归附德国。

    希特勒叫嚣着不能容忍有人“欺侮”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要替他们“伸张正义”，准备用“军事行动扫荡捷克”，为其陈兵边界创造舆论条件。而捷克政府自然也不愿任人宰割，也开始局部动员，加强了边界的作战兵力。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英法两国的态度决定了事态的发展。

    1937年5月28日，鲍尔温退休，“和平主义者”尼维尔·张伯伦继任英国首相和保守党领袖。张伯伦出身于伯明翰的大资本家家庭，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主义，极力避免与德国交战。8月底，丘吉尔建议促成英法苏三国向德国发出集体警告，申明三国对和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愿望，并且告诫德国，任何侵犯将惹起严重后果。但是这类主张都被张伯伦否决了。为了避免卷入战争，张伯伦不仅决定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反抗德国，而且还想方设法使法国摆脱向捷克斯洛伐克应允的义务，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以姑息希特勒。他的一段讲话已经清晰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

    事实上，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是订有同盟条约的，条约规定当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法国有义务给予援助。可是，一纸条约并不能保证法国说话算数。达拉第政府虽然多次声明恪守对捷的条约义务，背后却同张伯伦搞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勾当。

    到了9月中旬，事态越来越严重了，张伯伦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危机。于是1938年9月13日，希特勒收到张伯伦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文是：“由于局势越来越严峻，我有意前来看你，以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想乘飞机前来，并准备明天动身。”接着张伯伦匆匆赶路，生平第一次坐了7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德国的贝斯加登拜见希特勒。

    会见时，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希特勒蛮横地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不仅要求民族自治，而且要求把他们居住的地区都划归德国。张伯伦明知此举将使捷克斯洛伐克除了丧失领土之外，还将失去唯一可守卫的国防前线和切断好多条天然的交通干线，对捷克斯洛伐克极不公平。可是一心“追求和平”的张伯伦还是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并马上回国先说服英国内阁，要大臣们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为此他还特意强调自己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在作了保证之后可以信赖的人”，再设法说服法国，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就范。9月18日达拉第也愁眉苦脸地赶到伦敦，经过一番秘密的策划，英、法炮制了一项出卖捷克的计划：“凡是苏台德区日耳曼居民占50％以上的全部领土，都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

    9月19日，英、法两国向捷政府提出割让苏台德区给德国的“建议”。在人民的压力下，捷克政府起初拒绝这一“建议”。法国的达拉第内阁于是不留情面地威胁捷克，表示如不接受这一决定，法国将撤回根据法捷条约所作的保证。在大国的粗暴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接受这个丧权辱国的决定。

    9月22日，69岁高龄的张伯伦不辞辛劳再次去德国，在戈德斯堡同希特勒会晤。他带去了已由捷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满以为可以令希特勒满意。哪知希特勒得寸进尺，又提出德军立即占领苏台德区的要求，并且必须至迟在28日完全实现，否则就发动战争。张伯伦无可奈何，赶快回国召开内阁会议，执意要大臣们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但这回海军大臣坚决反对，外交大臣提出异议。法国政府也拒绝戈德斯堡备忘录。26日，丘吉尔拜会张伯伦，敦促英法苏发表联合声明，拒绝德国的要求。28日下午，张伯伦向下院通报情况，演讲中途收到一张便笺，突然整个脸色和身体都变了模样，“看起来他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胜利的喜悦”。他马上宣布说，希特勒同意将进占捷克的时间推迟24小时，并邀请他和达拉第、墨索里尼赴慕尼黑会谈。大喜过望的张伯伦决定牢牢抓住这次“和平的机会”，立刻召开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解决危机。

    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在慕尼黑的“元首官”里进行会谈。丘吉尔意识到张伯伦有进一步作出让步的危险，便在伦敦萨伏伊饭店举行一次午餐会，邀请各反对党领导人和著名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到会，劝说他们联名给张伯伦拍电报，提醒他不要退让太多，但遗憾的是未得到大家的响应。

    第二天凌晨一时半，“四巨头”在迅速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此后在张伯伦的谨慎的要求下，希特勒义大方地和他共同签署了一份保证以协商的办法消除分歧、谋求欧洲和平的《英德联合声明》。慕尼黑协议满足了希特勒的全部要求，而割让领土的捷克，却没有权利出席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曾声称，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而张伯伦对此也毫不怀疑。

    和约签订后，张伯伦得意扬扬地回到伦敦。下飞机时他挥动着与希特勒共同签署的《英德联合声明》，接受了群众的欢呼。在首相官邸的窗户前又对欢呼的群众挥动着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文明时代的和平。”

    相对于张伯伦的踌躇满志，头脑清醒的丘吉尔看到的却是失败的外交必然导致的战争，丘吉尔在下院的辩论中坦率地说：“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丘吉尔的预言很快变成了现实。张伯伦的天真受到了历史的嘲讽——希特勒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第二年3月就出兵侵占了全部捷克。因为英国政府的软弱，法西斯德国顺利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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