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文学史，无论是英国还是世界，女性作家的人数一直不多，而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家庭中出现三位早逝的才女更为罕见。与热情奔放的大姐夏洛蒂·勃朗特和令人高深莫测的二姐艾米莉·勃朗特不同，文静而又能自我克制的安妮就显得呆板一些，因而很大程度上被她两个姐姐的光环所掩盖，被称作“软弱的安妮”、“姐姐们苍白的影子”。然而，在文学界，安妮·勃朗特的地位早有定论：她是l9世纪最早自觉走向现实主义的大师之一，且其创作在时间上先于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等人，在坚定性上也超过了她的两位姐姐。安妮的作品中弥漫着对基督教精神近乎病态的虔诚，其中直白的说教有一种率真的感染力。安妮作品的不少题材来自亲身体验，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造特点——主张现实地描写生活，其结果必然会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其自身经历。透过作品反映社会，这也许是安妮·勃朗特小说的最大的价值所在。
19世纪英国社会大背景
开始于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很快向欧洲大陆、北美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延伸，大英帝国在这场革命中，财富得到了急剧增长，版图也不断向外扩张，并确立了其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此时在英国，已经崛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正如安妮·勃朗特在《艾格妮斯·格雷》中所描绘的那样“一切生物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创造的”一般贪婪，唯利是图的本性暴露无遗。
安妮·勃朗特通过她的作品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剖析得淋漓尽致。在《艾格妮斯·格雷》中，格雷先后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富商布卢姆·菲尔德家和贵族乡绅默里家担任家教。期间，不仅受到雇主对其进行的物质上的盘剥和精神上的侮辱，还受到任性、难教的阔少爷、小姐们的刁难和戏弄。格雷深切地体会到了资产阶级的冷酷无情，虚伪残忍的可恶嘴脸。
19世纪女性生活现状
英国历史上在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与经济的迅速发展相比，社会的发展却相对缓慢，尤其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方面更是如此。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不能够也不允许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就像法国文学家卢梭在《爱弥》中写道，“男人和女人是为对方而存在的，然而他们的相互依赖性是不平等的。没有女人，男人依然存在，没有男人，女人的存在便有问题。”
作为女人，她们需要表达自己的情感，诉说自己受到的种种压抑和痛苦，需要与屈辱的命运作斗争，抗议男权社会的统治。而女性作家则作为她们中的佼佼者怀着强烈的愿望，以女性抱负去勇敢面对男性的现实世界。
安妮·勃朗特在《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中以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一个不仅具有反抗精神，而且还具有道德意识的新女性人物形象，为女性呐喊呼号。情窦初开的海伦起初为情所迷，固执地嫁给了亨廷顿。婚后发现丈夫徒有其表，人品低劣，是个无德无才无信仰的堕落浪子。于是具有基督救赎精神的海伦决心挽救亨廷顿改过自新。然而，结果不但无效反而变本加厉。
当代表人性之恶的亨廷顿与海伦争夺儿子时，海伦下决心携儿子出走。众所周知，那时的妻子和婚生子女被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出走”被认为是一件有辱门规的家丑。
但海伦却是出走有因。海伦与丈夫决裂是因为丈夫背叛了她的感情。这说明海伦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渴望在婚姻中男女双方地位平等的新女性。同时，海伦还具有维护正确的道德规范的清醒意识。丈夫的背叛并没有使她因愤怒而失去理智，为了报复丈夫与哈格雷夫私通而成为与安娜贝拉无异的道德沦丧的女人。海伦的理智战胜了冲动，她不会以牺牲道德为代价去反抗。当她遇到人品高尚、感情真挚的马卡姆时，与之相爱的同时又严守妇道，要求马卡姆努力将他们的爱情升华为精神之恋，到天国实现永恒之爱，这种崇高之气是女权意识与道德意识的完美结合。
19世纪英国社会中家庭教师的状况
19世纪的英国家庭教师是处在东家和仆役之间一个尴尬的位置，不仅受到东家的压榨，把她们当做廉价的劳动力和高级保姆，还受到地位略低于她们的仆人的藐视。是一个“任凭大人小孩藐视和践踏的雇工”。女家庭教师们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品、思想都高于普通女性，但是她们却要遭受到社会对她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压迫。她们不愿意与物欲横流的社会苟同，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充实与富有。她们的理想与抱负被社会深深地压抑住，付出的劳动不但不被人赏识，反遭践踏与掠夺。高尚的精神境界与丑恶的现实社会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她们难以适应。然而，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在《艾格妮斯·格雷》中安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描写了家庭女教师格雷的屈辱生活。
最开始，格雷怀着美好的愿望“当个家教多有意思呀！展示一下自己没有发挥过的能力，挣钱养活自己，不要父母亲负担我的伙食和衣着，还能给他们带来安慰和帮助……”走上了职业女性的道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不久，梦就破灭了，“不久我便发现，家庭教师这个称呼用在我身上简直是个讽刺。我的两个学生像未驯化的野马驹，一点儿也没有服从的意愿”，格雷无法将这些“粗鲁、不讲卫生、不懂礼貌”的贵族子弟调教好，终于发现“教育孩子对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最后，对于家庭女教师这一职位，格雷深有感触：我的工作之艰巨要超乎任何人的想象。无论你怎么希望成功，无论你如何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你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还是遭到孩子们的耻笑，可是你还要不公正地遭到家长的指责和藐视，我很难想象有什么会比这种境遇更令人难堪的了。这些感触是安妮借格雷之口，在深切体会到了家庭女教师的悲惨命运后的呐喊，安妮希望社会对家庭女教师这一特殊的职业给予更多的关注。
宗教思想对当时英国的影响
《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书中的女主人公海伦是一个心怀善念的姑娘，她不惜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拯救堕落的虔诚的基督徒。海伦这一形象的塑造与作者从小接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安妮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一岁多时，母亲因病去世，前来掌管家务的姨妈是位严谨持重的基督徒，她给孩子们灌输的一系列宗教观念，诸如永罚、末世审判、上帝愤怒的火炉等，对孩子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从小体弱多病的小安妮。
《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一书中处处弥漫着安妮的宗教观。如“我甘愿牺牲我的幸福，换取保他幸福的机会。如果他犯过错误，我就要帮他摆脱早年错误的影响，努力把他召回到道德之途上来”。“只要他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就要帮他摆脱他的缺点——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摆脱在与那些比他更坏的人交往过程中偶然染上的恶习，让他真正的好品质像乌云遮不住阳光一样焕发出来”。安妮将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写入作品中，以此来告诫读者，引人深省。
《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中亨廷顿等坏人原型
安妮在《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中直率暴露地刻画了几个以亨廷顿为首的“坏人”们的堕落过程和场面，他们都是因享乐无度、任意放纵自己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那位堕落得不可救药的丈夫，卑劣邪恶的格里姆斯比和那个虚伪透顶的混蛋哈格雷夫，这个鲁莽的恶棍，粗俗野蛮”。“他们的乐趣就是沉迷在酒色恶习之中，共同奔向为魔鬼及其使者所预备的地方，而且互相比赛，看谁在通向这个地方的路上跑得最快，跑得最远”。并且，他们厚颜无耻：他最喜欢的乐事就是挨着我坐着或靠在沙发上，给我讲他从前的风流韵事，讲着讲着就转向他如何毁了某个轻信他的姑娘，或者给某个不猜疑的丈夫戴了顶绿帽子。最终，海伦在对亨廷顿救赎无望的情况下幡然醒悟，“我还以为我有力量靠自身的纯洁拯救我和他，真是荒唐一梦，本想救他出苦海，不料连自己也搭进去，虚荣的幻想毁了我，活该！”
其实，这些堕落过程都是安妮根据其兄的堕落经历如实记载下来的真实生活。在安妮·勃朗特第二次做家庭教师期间，为放荡不羁、一事无成而失业在家的哥哥勃兰威尔谋得在罗宾逊家任家教的工作。可是这位兄长太不争气，他风流成性尽然与女主人私通，事情败露后，安妮因羞愧而辞职，勃兰威尔也被辞退。尔后，这位兄长便因失恋一蹶不振，在霍沃斯消磨了他一生的最后三年，酗酒、抽鸦片，于1846年死于毫无节制的放荡生活。然而在作品中安妮对这些堕落的场面描写仅限于发酒疯之类。正是这些恰如其分的描写才加强了《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一部贴近生活的作品。
细品安妮仅有的两部作品，会发现安妮的主人公几乎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翻版，没有添加任何浪漫色彩，安妮的主人公从头至尾都是普通人，没有披上富贵的外衣。
对于像安妮·勃朗特这样一个性格内向、饱经生活磨难而又渴望幸福的弱女子来说，深深打动我们的不只是她藐视生活给予的困苦的态度和身具坚贞顽强的品质，更多的是她以笔杆子为武器，以作品为号角，以自己微弱的声音为社会呐喊，为女性呼吁的决心。她的生活遭遇、人格力量、女性书写成为一部真实存在，不许渲染的传奇。
爱尔兰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批评家乔治·莫尔把《艾格妮斯·格雷》称作是“英国文学史中最完美的散文体小说”，同时又称赞它“朴素而又美丽，就像一件薄薄的轻纱礼服……故事的题材、人物和主题，是那样的完美和协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艾格妮斯·格雷》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安妮这个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传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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