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结束后,左宗棠对时局极其失望,学古人“买山而隐”的念头充斥着他的心扉。对左宗棠来说,用逃避来换取暂时的安宁也许是此刻最好的选择。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囊中没有足够的金钱买地。
我们知道,左家几十亩薄田已经被左氏兄弟送给了寡嫂,还好在陶家坐馆,每年能得到200两银子的报酬。所以,经过多年省吃俭用后,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左宗棠手里有了部分积蓄,于是,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70亩地。
置地后的左宗棠非常兴奋,虽然他对正在遭受磨难的“大家”无能为力,但他完全有能力把“小家”收拾得干净利落。
于是,左宗棠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小庄园。庄园内除了稻田外,还有水塘、绿树等。到了晚上,躺在凉椅上,听着水塘里的蛙叫,很是惬意。世间的一切烦恼仿佛都与这里无关。另外,左宗棠还在屋门前写了“柳庄”二字。他看着自己亲手建造的庄园,感慨道:我总算有个像样的家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周夫人带着三个女儿从湘潭迁到了湘阴东乡的柳家冲。左宗棠仍然在安化教书,但他经常回家,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好不热闹。
左宗棠每次回到自己亲手打造的庄园后,除了看看家里的妻子和女儿,还在陇亩间巡行,用自己的平日所学监督耕作情况,并自号“湘上农人”,打算从此隐居山林,做一个太平有道的农民。
作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农家子弟,左宗棠对农业既爱好也熟悉。在三次会试失败后,就开始潜心钻研农业,不仅博览古今农书,还亲自到田间地头做农业试验。
其实,早在湘潭周家,左宗棠就种植桑树,养蚕、缫丝,忙得不亦乐乎。他一直认为民以食为天,把农事看做人生的第一要务,对农业的发展尤为重视。
在这一点上,周夫人也非常理解左宗棠,对丈夫暂时退隐山林的做法也十分理解,她曾这样安慰左宗棠:“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秋夜偶书寄外》)
虽然对农业非常重视,但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没有“大家”,何来的“小家”,再加上满腔的爱国热情,左宗棠注定不会在山林间退隐一辈子。
我们相信,只要国家召唤,左宗棠那颗暂时蛰伏的心就会狂跳,就会响应召唤,为“大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时,左宗棠大部分时间是在安化教书,他很珍惜每一次回到柳庄的机会,因为在柳庄,他不仅能享受天伦之乐,暂时忘记让人心痛的时事,更主要的是他能专心钻研农事。柳庄虽然不大,但却是左宗棠的一块实验基地,除了种植水稻外,还种茶、桑、竹等,他还饶有兴趣地养蚕、种菜、种花。能和雇工们一起在田间劳作是此刻的左宗棠感到最痛快的事情。
在柳庄的生活是左宗棠一生中从事农业劳动比较集中和频繁的一段时期,他把从农学书上学到的一些方法作为理论指导,然后运用到实践中,这是一种科学的种田方法。他还把种桑、竹、蔬菜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农民中去,让广大的农民都从中获得了不小的收益。如今湘阴之地盛产茶叶,离不开左宗棠的首倡和推广。
在农事方面,左宗棠不仅躬行实践,还着书立说。
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年仅27岁的他就写了一篇《广区田图说》,大力推广古代分区种田的区田制。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又撰写了《朴存阁农书》,这部书共十多卷,分门别类记述了各种农事。可惜的是,这部书稿几经变乱,已经无迹可寻了。
虽然隐居柳庄是左宗棠的无奈之举,但他在柳庄的劳作却和时代的主流暗暗地吻合了。一些农业经济史学家就认为:当时柳庄的生产、经营具有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这样说也不无道理。因为左宗棠经营柳庄的方式不再是单纯地放佃收租,而和现代的农场主相似。有人这样写道:他采取雇工耕种的方式,进行商品生产,并亲身指导、经营管理,又进行生产试验和农业科学的理论总结工作,这不仅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而且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也许选择柳庄是左宗棠的一种无奈的“消遣”,但正是这段生活给他后来从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在农业发展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史学家这样认为:他早期经营柳庄的思想和活动,反映了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后来办洋务则代表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自古就以农业为本,老百姓的命运掌握在水和天的手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靠天吃饭,如果天公不作美,就降下灾荒,老百姓就要忍饥挨饿了。
柳庄虽然有山有水,胜似一个世外桃源,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也抵挡不了老天爷降下的灾难。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湖南在连年苦旱之后遇到大水灾,饿殍遍野。大气候如此,柳庄也没能幸免。禾苗都被淹没了,家里储藏的一点谷子也发了芽。全家12口人不仅吃不饱,还染上了疾病。看着妻子的愁容,听着儿女的呻吟声,左宗棠心如刀绞,感到非常的无助。
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苦的一段经历,即使如此,他还是抽时间为救灾四处奔忙,劝富有人家捐赈,并发出“吾不欲见一饿毙之人”的呼声。他还在族里积谷备荒,对络绎经过柳庄的饥民,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并与周夫人用丸药医治得病的逃难者。
巨人间的握手对话
在柳庄,虽然有时会遇到人力无法抗拒的天灾,但总的来说,左宗棠过得还是逍遥自在,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那颗甘愿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心只是暂时地休眠了,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就会醒来,并义无反顾地为国分忧。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虽然左宗棠和柳庄都进入了“冬眠”,但一纸书信犹如一个春雷把左宗棠唤醒了。来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当时闻名全国大名鼎鼎的林则徐。
说到林则徐,人们最熟悉的就是“虎门销烟”了,这个壮举虽然让他永载史册,但同时也让他弄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世间的事总是这样,有得有失,在得失间保持平衡。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道光帝迫于舆论的压力,赦免了林则徐,并恢复了他的官职。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鸦片战争结束六七年后,林则徐终于又当上了云贵总督。当时,胡林翼任安顺知府,正好是林则徐的部下。于是,就为自己的上司推荐了品学兼优的左宗棠,大谈左宗棠对经世致用之学的狂热追求。
林则徐对这个异才也很感兴趣,便想聘请他来云南给自己当谋士。不巧的是,左宗棠已经答应了陶家教课的聘约,做人不能不讲信用,只好婉言谢绝了林则徐的邀请。
后来,每当左宗棠提到这件事就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林则徐在他心目中就是一个英雄,一个敢打敢拼的热血男儿,他做梦都想见一见这位英雄偶像,更不要说能在他手下做事了。
遗憾是很折磨人的,任何人都梦想着设法弥补遗憾,也许是老天不愿意左宗棠时时被这种遗憾折磨,便又给他创造了一个机会。
林则徐在当上云贵总督的第二年,就因病告老还乡了。从云南回福建原籍,正好要经过湖南。当林则徐的官船到达长沙后,湖南文武百官都纷纷前来拜会这位威震天下的大清名臣。
林则徐对于官场的这种套数早已心生厌恶之情,能推掉的尽量推掉,推不掉的勉强应酬一下。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林则徐又想起了一年前胡林翼推荐的“异才,品学为楚才第一”的左宗棠,如今到了家门口,何不邀请这位奇才前来一聚?
于是,左宗棠收到了林则徐的邀请函。拿着自己偶像的邀请函,左宗棠除了激动外,还是激动。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小名会被偶像林则徐记在心间。
机会往往都是稍纵即逝的,左宗棠已经错失了一次机会,差点让他遗憾终生。这次即使有天王老子挡道,他也要应邀前往,目睹英雄偶像的风采。
于是,作为林则徐超级粉丝的左宗棠,踏上了去往长沙的路途。
任何一个粉丝面见自己的偶像都会激动和紧张的,左宗棠也不例外。
据说,左宗棠马不停蹄地赶到长沙,来不及休息片刻,就前往拜会偶像林则徐。当他远远看见林则徐的官船后,就开始激动了。这就是自己在梦中经常梦见的偶像的官船吗?自己的偶像就置身在这条官船内吗?左宗棠赶紧报上了名讳,恨不得长出翅膀,马上飞进船中,一睹偶像的尊容。
“有请湖南举人左宗棠。”
这是左宗棠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话,他便匆匆忙忙上船。也许是一路奔波,腿有些抽筋;也许是心情紧张过度……总之,他走过跳板时,一脚踏空,落入了水中,扑腾几下后,被救了起来,但衣服鞋子都湿透了。
第一次面见偶像,竟然是以落汤鸡的模样,左宗棠内心别提有多郁闷了。不过,他的头脑快速运转着,为自己的窘相想着应对的语言。
“贤弟,这是怎么了?”林则徐问道。
“我听说古人接待士人需行三熏三沐的礼节,现在我是已经沐浴了,可是还没有做到三熏。”
林则徐笑道:“都这样了,你还文绉绉的,快换衣服,以免着凉。”
左宗棠以他的机智化解了一次意外的事故,不愧是“楚才第一”。
此刻,左宗棠与林则徐同乘一舟,他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很疼,确实不在做梦,梦想变成了现实,心中自然激动不已。
二人开始畅谈起来,在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晚。
林则徐命人将官船乘着湘江乱流,驶到西岸岳麓山下的一个僻静处,掌灯、摆酒,二人一边痛饮,一边谈论天下古今大事。
左宗棠把偶像林则徐视为“天人”,极其崇拜;而林则徐也被左宗棠的绝世奇才所倾倒。二人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中,东方发白,天已经蒙蒙亮了。
关于这次对话,史料是这样记载的: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
橘洲之畔,岳麓之滨,两位旷世奇才惺惺相惜,所碰撞出的火花让人称道,好一派“潇湘夜话”的美景!
一位年逾花甲、名满天下的爱国退职总督;一位年方37岁的退隐举人,二人到底有什么话题这么投机,可以秉烛夜谈呢?
1天下形势:林则徐和英国侵略者交过手,深感侵略者不足为惧,可怕的是朝廷的投降政策。外国列强已经对大清江山垂涎三尺,尤其是俄国对新疆早已虎视眈眈。西北塞防和东南海防同等重要。左宗棠也深有同感,他在后来的西征中,也认识到了俄国对新疆的狼子野心。
2开发西部:林则徐遣戍新疆时,认为应该在新疆建立行省,并进行西部大开发。而左宗棠在道光十三年时,年仅23岁的他在《燕台杂感》诗中也考虑到了建省。二人的意见不谋而合,共同的话题让他们的言谈意犹未尽。
另外,他们对朝廷的腐败、人才凋敝都持有相同的看法,至于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都认为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最佳的选择。
两人的观点完全一致,越来越投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就这样,二人纵横古今,神驰南北地聊了个通宵,第二天清晨告别之际,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地理观察数据、战守计划以及俄国边境的军事动态等宝贵资料,都送给了左宗棠。
面对这份厚礼,左宗棠很是惶恐,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和能力接受。
但林则徐却满眼期望地说:“我已经老了,面对俄国的虎视眈眈,虽然有抵御俄国侵略者的志向,但不会有那一天了。多年来,我一直寻找能担当此任的人才,老天有眼,让我碰到了你。今后西定新疆,抗击俄国人侵略,只有靠你了。”
面对一位爱国老人的期望,左宗棠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回绝,再说,这也是他深埋在心底的一个梦想。于是,他接过了这些资料,连同一颗殷切希望的心。
从这一刻起,左宗棠就不允许自己再“蹉跎”岁月了。毕竟,人人都可以种地,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担当抵抗列强侵略的重任。
左宗棠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辜负自己偶像的重托,等自己建功立业后,第一个便向自己的偶像报喜。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后来,在左宗棠收复西北,经营新疆,抗击英、法、俄等列强的事业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让左宗棠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是他和偶像第一次相见,却也成了最后一次相见,这次分手,竟然成了永别。
第二年,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因为积劳成疾,途经广东潮州普宁县病逝。他在临终前,还不忘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左宗棠,让次子向大清皇帝代写遗折,一再推荐左宗棠。
一个月后,左宗棠才听到自己偶像病逝的噩耗,不禁失声痛哭。他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写下了一则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在挽联中,左宗棠肯定了林则徐卫国御侮的历史功绩,同时,鞭挞了卖国求荣的小人。不过,“出师未捷身先死”,表明左宗棠在处理国内阶级矛盾时,必然是站在同人民起义对立的一面。
不管怎么说,与林则徐的会见是左宗棠一生中的“第一荣幸”,即使后来他封侯拜相,每当谈到这次会见,都会眉飞色舞,像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似的。
隐居也是一种奢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再加上清廷不断增加捐税,许多农民沦为了流民和饥民。广大农民生活越来越困苦,被迫开始反抗。所以,在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全国爆发了110多次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当时受鸦片战争影响最大的两广和湖南三省,农民的反抗斗争最为频繁,比其他各省更加动荡不安。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在这种此起彼伏的动荡中,清廷的道光帝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道光帝执政的清朝,积贫积弱,鸦片泛滥,官员们委靡不振,苟且偷安。武备不兴,八旗和绿营已经没有了入关时候的勇猛了,战斗力低下到常人想象不到的地步。再看看朝政,宰辅都是昏庸之臣,朝廷死气沉沉,没有一丝活力可言。
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帝的节俭是出了名的。在中国历史上,以天子之尊一生都崇尚节俭,除了道光皇帝,没有第二个帝王了。这位自幼生长在帝王之家的君主能做到这样节俭,实在难得。
不过,大清国到了道光帝这一代,已经成了扶不起的阿斗。虽然道光帝也希望自己能够治理好国家,实现国泰民安,但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憾和惆怅困扰了他一生。
忙碌了一生后,道光帝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只给子孙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清。
道光帝驾崩后,皇四子奕即位,年号咸丰。
再看左宗棠,虽然跟林则徐会面后,发誓要完成偶像的遗愿,创立一番伟业。但不管是清廷的皇权更迭,还是两广和湖南的农民反抗斗争,这些对左宗棠来说,感觉是那么的遥远,因为他只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教书匠。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后,正式向清王朝宣战。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为太平军。太平军发展迅猛,如野火燎原,顷刻间便震动了中华大地。
此刻,39岁的左宗棠依然在柳庄过着“湘上农人”的生活,打算“长为农夫以没世”。在这个纷乱的年代,他的这种单纯的愿望能实现吗?这还是个大大的问号。前几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农事进展得并不顺利;如今,又遇上金田起义,天下即将大乱。
乱世就是乱世,若想在乱世中谋得一亩三分和平之地,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真是生不逢时啊。
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造反就是犯上作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要被杀头灭族的。而儒家思想是教育人们忠君报国,安分守己。
所以,清廷即使已经腐朽不堪,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都反对内战,讨厌暴乱,希望过安稳的太平日子。
左宗棠深受儒家教育的影响,也是持有这样的看法:在他的字典里,“造反”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字眼。虽然他看不惯造反者,但没有像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人马上站在清王朝一边,和太平军死磕。而是他有自己的看法,这一点很难得。
左宗棠对天下大乱的情形有自己的一套分析:“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堂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所以,只要点燃了导火线,中华大地就会陷入内乱的境地。
如果一个王朝腐败到极点,改朝换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左宗棠对这一点也是心知肚明的。再说,太平军大多是劳苦大众出身,如果能生存下去,相信他们也不会跟着洪秀全踏入血雨腥风的战场。所以,左宗棠也不愿意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当然,他也不会加入到起义者的行列。他选择了中立,静观其变,看事态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暴风雨就要来了,战祸迫在眉睫。左宗棠审时度势,为了全家的安全,他选择了出世,打算迁往深山隐居起来,躲避祸乱。
左宗棠认为在乱世中入山避难是可行的一条路,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根据的:明末战祸纷起,有一位叫孙夏峰的人带领几千人躲入易州五公山避难,还有一位叫魏敏果的带家人避入蔚州德胜呰,后来都得以幸免于难。
持有这种看法的不仅左宗棠一人,还有志同道合的朋友——郭嵩焘。当时,湘阴人翰林院庶吉士郭嵩焘正好丁忧返乡,道光三十年(1850年)秋,左宗棠同他一起到湘阴东山考察。经过多日寻觅后,认为湘阴、长沙交界的青山一带非常适合避难。青山在湘阴东部,与长沙交界,离左宗棠老家仅十里地,山谷深邃,群峰连绵,洞穴众多。他们特意选择了一个叫“白水洞”的地方作为两家今后避难的场所。
咸丰元年的战事主要在广西境内,次年(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准备由湘江顺流而下,直取长沙。左宗棠友人江忠源率领楚勇在新宁阻击,太平军转而向东,一路所向披靡,连克江华、蓝山、桂阳州、郴州等地。当时,新湖南巡抚张亮基还未到任,太平军西王萧朝贵已经在七月二十七日率领5万大军兵临长沙城下。原湖南巡抚骆秉章只好仓皇布防,迎战太平军。二十九日,萧朝贵在阵前指挥攻城,不幸被城中的大炮击毙。太平军的攻势才稍稍缓和了一些。
面对已经打到家门口的太平军,左宗棠依然选择逃避。在八月中秋节后,按照原计划,把全家老少都搬到了“白水洞”,还临时盖了一些茅草屋,以便供给跟来的亲友居住。另外,郭嵩焘和他的两个弟弟带着全家也来了。
左宗棠的隐居计划是做长久打算的,因为他感觉太平军起义之火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被扑灭的。他还认为:“是我无害于贼,贼无所忌于我,亦无所利于我也。”的确,太平军在乎的是大城市,怎么会在意一个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左宗棠和太平军是可以相安无事。但左宗棠会这么安稳地隐居下去吗?答案是否定的。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注定不属于名声在外的他。
在这种时刻,左宗棠的好友需要他,大清更需要他。这就是名人,想置身事外也是一种奢望。所以,当你看到一些名人风光无限时,也不必过分羡慕,因为他们也在羡慕你平平淡淡的生活。
千呼万唤始出来
略显寂寞的隐居生活注定不属于左宗棠,胡林翼和新任巡抚张亮基原来都是林则徐的部下。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非常赏识张亮基的才能,曾经把张亮基与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比之为自己的左右手,可见林则徐对张亮基是非常倚信的。
为官多年的张亮基非常了解大清王朝文武官吏的实际能力。各省督抚都是以玩笔杆、舞文弄墨而发迹的,对于行军打仗却一窍不通。所以,这次奉命调任湖南巡抚后,张亮基深感责任重大,便开始四处寻找能够协助处理军政事务的人才。
在这里,就要说一说幕宾制度了,这种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实质上是统治者网罗地主阶级才智人士,协助主官进行决策和处理军政事务,以便更有效地维护和加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这种用人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主官以宾师之礼而不以属吏相待,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顾问和参谋作用。
身为地主阶级的“绝世奇才”,左宗棠自然属于被搜罗的对象,他也正是凭借这种特殊的身份踏入了官场。
胡林翼作为左宗棠的姻亲兼挚友,一直为他不能进入官场发挥才能而感到遗憾万分。当得知新巡抚张亮基广泛搜罗人才时,便第一个推荐了有真才实学的左宗棠。他一连写了好几封信,信中这样介绍道:“左季高的才学品行超冠群伦,曾三次荐呈。为人廉洁耿直,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社会上的一般人士大有不同。他胸中怀有古今地图兵法,熟悉本朝国章,又精通时务。另外,他对名利看得很淡,即使是自己谋划成功的事情,也不愿意受赏。”
对于好朋友推荐的能人,张亮基很感兴趣,所以,在由云贵进军长沙的途中,就派专人带上礼物去湘阴邀请左宗棠出山,为国效力。
当时,左宗棠正在白水洞避乱,他十分清楚封建官场的积弊,对那些无能腐朽的大官僚也比较鄙夷,张亮基自然也在他疑虑的范围之内。再说,他还准备进一步观察一下形势,看看是否真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如果大清真的气数已尽,他可不愿意为大清殉葬。所以,他回信辞谢了巡抚大人的好意。
胡林翼得知后,立刻给左宗棠写了一封劝说信。信中这样写道:“张中丞派专人备礼请先生出山,先生怎么能回绝呢?张中丞是少见的肝胆血性之人,林文忠把他推荐给宣宗皇帝,被委以重任。先生最敬服林文忠,张中丞也是林文忠这样的一流人物。先生想独善之身,可是如果楚地都被贼人占领,先生的家乡柳家庄能幸免吗?”
另外,长沙守备江忠源也来信敦促左宗棠出山。
面对好友的劝说,左宗棠开始动摇了。毕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过,动摇归动摇,他还是没有打算要出山。
如果张亮基就此放弃了左宗棠,也许历史上就会少一位英雄。幸运的是,张亮基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只要是他看中的人,就一定要把他弄到自己的帐下才罢休。于是,他进入长沙城后,就又派人去请左宗棠出山。
堂堂巡抚一省之长能礼贤下士一介寒士,在晚清是不多见的。古有三顾茅庐,难道左宗棠也得张亮基三顾白水洞,他才肯出山吗?
此时,宗植和郭氏兄弟也劝说左宗棠出山。虽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面对所有人都劝自己出山的事实,左宗棠不再认为自己隐居山间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了。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如果战火蔓延开来,生灵将遭到涂炭,苦的还是老百姓。如果湖南被占领,家乡也未能幸免。“保卫桑梓”的思想在左宗棠心里根深蒂固,他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危难当头,自己岂能独善其身。于是,他应邀到长沙参加了张亮基的幕府,这是他第一次出山。
再说,张亮基果然是林则徐一类的人物,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左宗棠很庆幸能为他出谋划策,这就如同千里马遇到了伯乐,左宗棠这匹千里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一展心中的抱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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