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无老虎，猴子成霸王

    再看左宗棠，从九月初六日接奉总督陕甘的谕令后，经过50多天的紧张筹备，使福州船政局基本步入了正轨。左宗棠终于可以放心地上任陕甘总督一职了。

    按照大清的惯例，新上任的总督一般都要在上任之前先到京城接受皇家赏赐，拜见皇上、太后，当然也少不了和京城的大臣们叙旧、聊天。所以，接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就得做好去趟京城的准备。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十日（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从福州启程，计划经江西、湖北，取道河南前往京城拜见皇上。十二月间，他刚到达江西九江，忽然接到清廷在初六日的谕令：奔赴甘肃督办军务，暂时不要来京陛见。这还没完，紧接着，清廷在十六日和十九日再次命令到达湖北的左宗棠立即带兵入陕甘，平定局面。

    原来，陕西巡抚刘蓉对捻军督剿不力，所以清廷才急不可待地督促左宗棠入陕甘，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轰轰烈烈的时候，捻军不显山露水，充当着配角。如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捻军便站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一支很重要的抗清队伍。那么捻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捻军。

    捻军，最初称捻党、捻子。“捻”为淮北方言，意即一股一伙。和太平军相比，捻军人数并不多。但捻军的出现却比太平军早得多，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一般数十人到数百人为一股，称为一捻，出则为捻，居则为民，互不统属，也没有统一纲领、旗帜，各部首领都称为“捻头”、“趟主”等。他们人数较少，行踪不定，对统治者来说，构不成威胁，所以，清政府也懒得搭理他们。

    其实，这些人本来是淮河两岸贫苦人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盐贩、鱼贩、游民、裁撤兵勇和下层知识分子等。为了反抗封建压迫，才成立了秘密团体，以后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早期主要以抗粮、抗差、吃大户、劫富济贫等为主要活动，侧重在经济方面。后来，太平天国兴起，各地逐渐掀起反清起义高潮。

    咸丰三年，在太平军起义的影响下，河南、安徽等地捻党群起响应，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这股不起眼的小蟊贼才开始被清政府重视起来。

    趁着大好形势，各路捻军首领一百多人在安徽蒙城县雉河集聚集。为了给腐败的清政府以重击，会议决定成立联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这个联盟以推翻清朝廷为目的，于是，捻军在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大张旗鼓地闹开了，无形中支持配合了太平军的军事行动。可惜，在1863年春，张乐行却被俘牺牲了。因为受到乡土观念、安土重迁等习性的影响，捻军还没有形成一支浩浩荡荡、足以让清政府胆战心惊的大军。

    所以，最初的捻军都是以太平军帮手的身份出现，但当太平天国被抹杀后，捻军便独自出现在了清军面前。形势的变化，促使捻军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成为了清政府新的强劲对手。

    没有了太平天国这把保护伞，捻军必须直面清军，真刀真枪地干了。以前小打小闹还可以，如今真要和大队清军对阵，捻军一下子没有了底气。

    有一些人总会在关键时刻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捻军的救命稻草出现了。

    太平天国败亡后，太平军将领赖文光、范汝增等率领残部来到捻军的地盘。赖文光，便是在恰当时候出现的恰当人，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人。

    赖文光，男，生于1827年，死于1868年，广西人，1851年参加金田起义，最初担任文职工作，1856年改做武将，之后一直跟随英王陈玉成转战大江南北，被封为遵王。

    俗话说，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文武全才的赖文光在这时候崛起应该也是一种必然。

    当捻军看见赖文光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自愿接受赖文光的领导。赖文光也不客气，用太平天国的兵制组织捻军，还用太平军的兵法训练他们。

    最终，根据实际情况，捻军形成以骑兵为主、步兵为辅，以走见长、行动飘忽的作战风格，确立了“以走疲敌、伺机歼敌”的基本战略战术。

    在古代的战争中，骑兵向来是一种特别难对付的兵种，蒙古大军之所以能够迅速灭掉宋朝，就是因为蒙古骑兵又快又狠。现在，捻军骑在马背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便宜就占，没油水就跑，让清军望尘莫及。所以，捻军军事斗争形势逐渐地好转了起来。

    此刻，清政府意识到捻军已经成为威胁清廷稳定的心腹大患，绝对不能让捻军也像太平天国那样建立一个和大清对立的天国。于是，慈禧太后决定对付捻军，选定成吉思汗的胞弟哈撒尔的第26代孙僧格林沁率军前往剿捻。不承想这位刚愎跋扈、敢战好杀的亲王竟然阵亡在疆场，终年55岁，一代蒙古将星就这样陨落了。

    面对声势浩大的捻军，清政府不敢小觑这股势力，先后派大将曾国藩和李鸿章剿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宗棠也被赋予了剿捻的重任。

    陕甘回民起义成了气候

    同治五年（1866年），新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兵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在中原继续抗清，为东捻军；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进兵陕甘，联络回民起义军，为西捻军。

    同年十月，西捻军从许州西上，越过秦岭，直扑华阴。陕西巡抚刘蓉急忙率湘军迎战，结果，被西捻军击败于华州城东，伤亡七八百人。所以才有了上文提到的清王朝急下三道诏谕，令左宗棠直接赶赴陕西应对这一严峻局势的事情。于是肩负镇压回民起义和西北捻军双重使命的左宗棠赶忙率领军队赶往陕西。

    晚晴时期，中华大地上烽烟四起，先放下东西捻军不谈，再了解一下回民起义。

    陕西是回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全省回族人口约百万。在历史上，回汉等族劳动人民杂居，虽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但都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而在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中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极力破坏回汉人民的团结。他们一方面笼络回汉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的上层分子，另一方面极力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以便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因为统治者有意制造和扩大矛盾，诱使汉人中的地主豪绅欺压回人，所以在回民中逐渐形成一种仇视汉人的心理。随着回人心中的积怨不断增加，开始仇杀汉人，清朝统治者便借口保护汉人，动兵杀戮回人，以致演变成回汉械斗事件。

    陕甘回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它是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各地少数民族起义中的一支，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维持了十年多之久，规模巨大，波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战乱对西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损失人口达2000万之多。

    同治五年（1866年），当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势的高潮。甘肃回民起义军迅猛发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起义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面对轰轰烈烈的回民起义，清政府从甘肃、直隶调来大量军队，特派胜保作钦差大臣，负责全省军务。但胜保却屡次打败仗，丢尽了大清的颜面。1862年11月，朝廷又派多隆阿代替胜保。不承想多隆阿却在攻取周至时战死，只好由穆图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年），战争互有胜负，但起义军没有退出陕西。甘肃方面虽然已经陆续有清军的援军开去，但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兰州清军内部又发生火并。而这时，陕甘饥民也揭竿而起。这样一来，甘肃回民起义军就变得更强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想到了湘军，妄图重演曾国藩率领湘军打败太平天国的神话。于是先就近提升四川布政使刘蓉为陕西巡抚，命他带川军和湘军入陕。但天不遂人愿，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867年1月23日)，六万西捻军与陕西巡抚刘蓉的湘军在西安东灞桥十里坡激战，并取得大胜。西捻军还乘机对西安形成围攻之势。接着，清廷又命杨岳斌为陕甘总督，率所部湘军西征。但到了甘肃， 杨岳斌也难以招架。

    前方形势危急，左宗棠却使不上力。因为此时东捻军正在湖北作战，把他阻隔在汉口，无法北上救急。

    清廷急了，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派兵增援。曾国藩不敢大意，急忙派大将刘松山率十七营骑兵、步兵从南京西上，协助刘蓉主持危局。最终，这支队伍在这年旧历年关到达西安。同治六年正月（1867年2月），西捻军与刘松山部在西安郊外展开激战，西捻军失败后渡过渭水向北撤退。西捻军本来想和西北回民军联合抗清，却没能如愿。这两支军队虽然有共同的目标——抗清，但却没有共同的信仰，出现这种情况，也在情理之中。

    这时，东捻军为实现其联合西捻军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在江汉纵横驰骋，使“剿捻”主将李鸿章的淮军也接连失利。

    可以说，陕甘总督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接任者未必就能把这个差事办好。都说刀剑无眼，面对越来越强大的起义军，左宗棠有什么良策呢？他能够稳定局面，让西北的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吗？

    在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1867年2月14日），左宗棠在湖北黄州（今黄冈市）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的用兵方略：“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

    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是不让捻军和回军联合。左宗棠的建议切中了要害，因为回军和捻军联合后将更加难以对付。

    此时的朝廷已经到了疾病乱投医的地步，只要能平定西北就行，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根本就没有心思注意什么作战方略。所以对于左宗棠制定的西北作战方针，也没有什么异议，并在同治六年正月十八日特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力督办陕甘军务。

    官是有了，但还得有得力的军队。只有手里握有枪杆子，才能稳定西北的局面。我们再看看左宗棠手里的军队如何。

    从福建启程时，左宗棠只带了3000多楚军。如今看到气势正旺的西捻军和起义的回民后，他感到自己手里的这点儿兵力不足以和西捻军及起义的回民对抗，于是，他奏请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并委托他再从湖南募兵3000人。后来，得知捻军已经大部分进入了“鄂疆”，便决定再招募6000人，建立一支12000人的军队。另外，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飘忽的特点，左宗棠主张训练马队，制造炮车。同时，奏请调派陆路提督高连升随同征剿，并购买了两千杆上好洋枪。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建议在湖北省城设立陕甘后路粮台，在陕西省城设立甘肃总粮台。还奏请除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协助筹集饷银外，另由左军在上海设立的“采办转运局”委员胡光塘与洋商借银120万两，以备急需之用。

    万事俱备，只等号角响起，左宗棠就可以率领大军出发了。前面提到，左宗棠的大军被阻隔在汉口，无法北上救急。所以，为了保存实力，一直等到东捻军从枣阳北入河南，左宗棠才得以实行入陕的计划。

    老左的儿女情长

    左宗棠不仅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他也有儿女情长，多年在外的征战，让他无法顾及家里的妻儿老小。为了让左宗棠的形象更加饱满，我们暂时放下入陕的事情不谈，看看他的家事。

    我们知道，左宗棠是在咸丰十年八月离开长沙的，后来，转战赣、皖、浙、闽各省。由于连年征战，如果带家眷同行既危险又不方便，所以周夫人和子女们都留在了长沙司马桥宅中。同治二三年间，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本打算把家眷接到杭州，后来因为浙江境内还有零星战事，出于安全的考虑，左宗棠放弃了这个打算。

    就这样，一直到同治五年夏天，太平军战事基本结束后，左宗棠才把周夫人和全家老小接到福州团聚。6年的分别之苦让左宗棠和周夫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为了国事，左宗棠无暇顾及家事，让他内心充满了自责。因为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是不合格的，他欠缺了对全家太多的爱抚。好在，现在终于全家团聚了，看着夫人、儿子、媳妇、孙子其乐融融，左宗棠内心有说不出的欢喜。

    本以为这次可以尽情享受这种天伦之乐，没想到几个月后便接到了朝廷调任陕甘总督的谕令。如果调任直隶总督，也许还可以带上家眷同行。可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大西北，而且要接受更加艰巨的作战任务。所以周夫人在福州只住了半年，就不得不再次过夫妻异地分居的生活了。

    说心里话，左宗棠也不想离开周夫人，但因为战事紧急，朝廷多次催促他动身前去西北。无奈，左宗棠只好开始进行公务交接，处理福建没有完成的事情，尤其是建设福州船政局的相关事宜。一个多月后，他才处理完了手头的事情。

    当老百姓听到左宗棠要调离福州的消息后，纷纷前来送行，一度阻塞了道路。做官做到这个份儿上，该知足了。但左宗棠觉得自己在福建的时间太短了，许多事情还没有完成就要调离，愧对百姓的爱戴。

    这就是清廉的官员，即使他做得太好，在百姓面前还是觉得不称职。那些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是否该清醒清醒呢？身为父母官，一定要为百姓谋福利，否则在你落马的那一天，会被百姓的唾沫星子淹死，留下千古骂名。

    福建的官员和百姓想多留左宗棠一段时间，无奈君命难违，只好忍痛为左宗棠送行。在临行前，福建湖南会馆请左宗棠留下墨宝，以作纪念。左宗棠略一思索，提笔写道：

    瓯浙越梅循，海国仍持使者节；

    陇秦指疏勒，榕垣还作故乡看。

    可见，左宗棠对当时的形势看得非常透彻，他预感到这次不仅要去陕甘，还要远行到新疆。他把福州看做自己的故乡，没想到在20年后，他果然又回到了这里，并在这里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这当然是后话了。

    现在左宗棠离开福州的第一站便是汉口，大营驻扎在后湖。军情紧急，在精心筹划对策之余，左宗棠来到长江边蛇山脚下的长沙郡馆，无奈郡馆的旧址已经找不到了。想想道光十二年、十四年和十七年三次去京师会试，就在这个郡馆住宿。那时是穷困潦倒的书生，如今是率军西征的大将。人生的变化莫测让人唏嘘不已，激动的左宗棠提笔留下了一副对联：

    千载此楼，芳草晴川，曾见仙人骑鹤去；

    卅年作客，黄沙远塞，又吟乡思落梅中。

    这副文词优美的对联被广为传诵。长沙虽然离武汉不远，但左宗棠却无法回家乡探望一番，只能把乡思寄托在诗中梦里。

    好在两个月后，周夫人乘船从上海到达汉口码头，全家再一次相聚，左宗棠非常兴奋。但船是直航到长沙的，在汉口只做短暂的停留。

    短暂的团聚让左宗棠内心无比欢愉，但想到马上又要分别，西北的战局又极其危险，战事在几年之内是很难平息的，自己这一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可以再次回来。左宗棠心里便无比惆怅起来。

    当看到年过半百、孱弱多病的夫人后，左宗棠真怕这一别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他的脸上虽然强挤出了笑容，但内心却无比酸楚。

    最了解左宗棠的莫过于周夫人了，为了不让自己的夫君担心，她强打起精神，安慰自己的丈夫不要挂念家里。等打了大胜仗后，自己还要亲自下厨，犒劳夫君。

    一家人带着这种即将分别的凄凉心境，共进了晚餐。接着，左宗棠目送周夫人坐的船消失在水边天际。

    虽然家事让人很揪心，但国事更加紧迫，左宗棠收拾起自己惆怅的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剿捻和西征的军事策划上。

    回家后的周夫人和儿女们继续过着节俭的生活，她本来身体就不好，所以在分别后的第二年，左宗棠便接到了周夫人生病的家信。看病的郎中说周夫人患的是脚气病，需要用人参滋补。想想当年祖母患病，需要上好人参治病，却因为家里贫穷，没钱买人参，这件事让左宗棠一度十分懊悔。现在他的养廉金已经很丰厚了，买人参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他给家中写信说看病不要吝啬钱财，一定买上好人参给夫人服用。

    周夫人虽然服用了参茸补剂后，病情大有好转，但病情又出现了反复，她本来就有肝病，所以身体越来越虚弱。

    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底，四女孝瑸去世了，疼爱儿女的周夫人受不了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肝病大发。在同年的二月初二去世了，享年59岁。

    这位为左家操劳一生的老夫人就这样闭上了眼睛，但她放不下的除了儿女，还有在远方征战的丈夫。她本来要迎接丈夫凯旋，并为丈夫做一桌好菜的，如今却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了。

    而左宗棠在一个月后才得知了夫人去世的消息，内心无比沉痛。当时他正在甘肃平凉军次，忍着悲痛给儿子们写信安排周夫人的后事，还写了一篇《亡妻周夫人墓志铭》。

    一般来说，总督夫人的后事要大办一番，毕竟身份在那里摆着呢。但左宗棠却让儿子们从简办理，不要铺张浪费。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左宗棠在装穷，但左宗棠却不理会这些，因为他一直认为铺张浪费是很可耻的事情。

    在这里还有一个人要提一下，他就是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

    左宗棠在汉口停留时，二哥宗植特意从长沙赶来探望。兄弟二人已经分别7年了，想想年轻时的相依为命，再看看现在二人头上的白发，兄弟俩握着手唏嘘不已。

    左宗棠在大营设酒款待二哥，宗植却兴致不高，因为他深知从此一别，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次相聚。

    宗植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又患有咳嗽症，精神比以前差多了。经过短暂的聚首后，这兄弟俩一个回到了长沙，一个率军踏上西征的路途。

    相对于左宗棠来说，宗植虽然年轻时就很有才华，但运气欠佳，中了解元后，一直没有能考上进士，虽然在各地做过几任小官，但仕途不畅，一直郁郁不得志。这还不算什么，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同治十年，宗植的第三个儿子丁叟去京城会试，不幸落榜了。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还可以再考。但年轻气盛的丁叟接受不了这种失败，回到家后就患病了，并在同治十一年二月病故。宗植受不了这种丧子之痛，三个月后也离开了人世。

    先是夫人病故，接着又是二哥离开人世，接连不断的家庭变故，让左宗棠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真想回家乡为亲人送行，但是西北形势紧张，容不得左宗棠有半点的停留和耽搁。所以左宗棠只好忍着丧妻和丧兄的疼痛，义无反顾地在西北疆场拼杀。

    忠孝不能两全，自古都是如此。为了“大家”，只能舍弃“小家”，左宗棠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到位。

    破碎的如意算盘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日和二十四日，左宗棠部楚军分前、中、后三路从汉口起行向陕西进发。六月十八日，左宗棠率军抵达陕西潼关，驻营西关外。此时，陕西境内活跃着捻军和陕西回军以及被视为“土匪”的董福祥等武装势力。

    捻军和回军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另外，这些在乱中起事的类似于“土匪”的地方武装势力也不容小觑。我们先了解一下其中的代表人物董福祥。

    晚清名将董福祥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出生，是甘肃环县毛井王朝山人（清属甘肃固原县）。他的父亲董世猷是当地“哥老会”的首领，为人直爽，好打抱不平。董福祥从小就受到家风的影响，嗜好练武而不喜读书，青年时代喜欢结交绿林中人，经常在帮会间往来，是一黑道中人，所以地方绅民对他都存有一定的畏惧之心。

    同治初年（1862年），陕甘回民起事占据陇东，董福祥利用父亲与“哥老会”的关系组织地方团练，保卫地方安宁，势力不断壮大。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时安化县把总王蔼臣看到董福祥影响力不断扩大，怕尾大不掉，便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他，押在囚笼中施以沸水烫顶的酷刑。狱卒们同情董福祥，便偷偷地释放了他。大难不死的董福祥又重整旗鼓，在安化县发动起义。他的部队既要对抗回军的掠杀破坏，又要抵抗官兵的进剿，有些力不从心。

    同治三年（1864年），董福祥接受环县县令翁健邀请，防守环县城。不久，他看到清军的势力不足以抵挡回军和捻军的进攻，便又倒戈反清，联络回军与捻军在金积堡大败清军，缴获无数战利品。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董福祥势力已经控制陕甘10多个州县。

    可见，董福祥就是一个出尔反尔的“土匪”人物，“有奶便是娘”让他拥有规模不小的地方武装。但像董福祥这样在乱中崛起的地方武装暂时还不在左宗棠剿灭的范围之内，所以他们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左宗棠主张把西捻军消灭在陕西境内，不能让他们流窜到其他地方。剿灭捻军后，再全力对付回军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所以，尽管左宗棠在陕西受到捻军、陕西回军、董福祥等武装的夹击，但他始终以“剿捻”为首要任务，亲自驻扎邻近河南的潼关，目的是防止捻军攻入河南以威胁中原。

    在潼关，左宗棠策划了一个应对西捻军流动战术的作战方案： 派兵紧守渡口，将渭河封锁起来，接着派兵分别渡过渭河，联合当地清军在渭水以北，泾、洛两河以东，北口以南，黄河以西的狭长区域内将西捻军围困起来，然后歼灭。在潼关左宗棠还与担任河防的山西按察使陈堤共同商议了河防部署，为了防止西捻军东渡黄河，决定在秦、晋、豫交界的一段黄河设立三个防区。

    可以说，左宗棠的策略和计谋符合实际是可行的，但战场的形势千变万化，也许眨眼的工夫，局势就大变样了。这不，西捻军在受到左宗棠和刘典分别由陕东和陕南的夹击后，被迫在九月初向陕北进军，转入北山，试图打开进入山西的通道。左宗棠急忙重新部署兵力，力图阻止捻军进入山西。

    十月初八日（11月3日），西捻军一部向东南进军，走宜州；另一部向西联合陇东回军，猛扑同官、耀州。左宗棠急忙派高连升率5000人西进醴泉、干州；派刘典率5000人分驻同官、耀州、三水，加上黄鼎一军，专职防守西线；另外派郭宝昌、刘松山、刘厚基三军共16000多人深入陕北，进行追击。

    左宗棠虽然费尽心机部署军力，但效果并不明显，十月下旬，捻军接连攻占陕北的延川、绥德二城。

    把捻军剿杀在秦境是左宗棠期望看到的结果，但西捻军和回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让左宗棠疲于奔命，难以招架。再加上董福祥这样的“土匪”势力不断捣乱，让左宗棠只能穷于应付，不能做出有效的攻势。

    这还不算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着实让左宗棠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们知道，西捻军和东捻军本来就是一家，他们曾经立下“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誓言。所以，当西捻军首领张宗禹收到东捻军首领赖文光的求援信，获悉东捻军被清军重重围困在山东运河东岸后，便使出一招“围魏救赵”，毅然领兵东进，深入北京畿辅地区，妄图把山东战场的所有清军引向自己，以救东捻军的燃眉之急。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7年12月18日），西捻军由宜川强渡黄河，从陕西进入山西。左宗棠非常惊慌，急派刘松山、郭宝昌入晋追剿，自己也随后率领队伍入晋。但援军还未赶到，山西巡抚赵长龄和山西按察使、河防守将陈堤的守军便被西捻军击败了。

    这样一来，西捻军很顺利地从山西经河南入直隶，在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1868年2月6日）逼近卢沟桥。

    清廷大为震惊，左宗棠不是带着大队人马镇压西捻军吗？怎么西捻军会出现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呢？难道这左宗棠只是个吃干饭的吗？

    接着，清廷便“降旨”先后将剿办捻军的钦差大臣李鸿章、直隶总督官文和左宗棠“交部严加议处”，以让他们戴罪立功。

    左宗棠的如意算盘被西捻军的神速进攻击得粉碎，尤其是西捻军闯进京畿地区，直接对清廷构成重大的威胁，左宗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沉重的打击和眼前的强敌，左宗棠没有沉沦，他也没有时间沉沦。戴罪立功是他唯一的机会，他要证明自己不是软柿子，更要让西捻军付出血的代价。

    发狠的尾随追击

    左宗棠率领楚军、皖军、老湘军在捻军后面穷追不舍，在二月初抵达保定近郊。就这样一路追来，他觉得和捻军作战有很大的困难。而李鸿章、官文和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也督军加紧对进入直隶的西捻军加以堵防。

    再看，西捻军首领张宗禹，他冒着很大的风险率西捻军从陕冲入晋、豫、直三省，本想解东捻军在运河被围的困境。但当西捻军只到达晋、豫时，东捻军已经在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的扬州之战中被李鸿章部淮军全歼，赖文光被俘后在扬州英勇就义。可悲的是，张宗禹对此毫不知情，一意率西捻军北进，虽然逼近京畿，取得了预期的目的，但也陷入清军的重围之中。

    其实，西捻军也是有机会的，他们的闪电战着实把京城的满清贵族吓得不轻。当西捻军抵达卢沟桥时，被大雾所阻，决定改日围攻北京。正是这个错误的决定让西捻军错失了大好良机。如果张宗禹能够马不停蹄地进攻，也许能攻下紫禁城。当然这是假设，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两三天后，京师内外已经云集了各路清军，虽然捻军勇猛作战，终因寡不敌众，无法长期抗敌，只得南返，在冀中地区辗转活动。但失去了根据地的捻军如浮萍一样，在各路清军的围攻下节节败退。

    为了能尽快剿灭西捻军，左宗棠发出悬赏令，只要能生擒、阵斩张宗禹等人，便加官晋爵。清军在金钱的刺激下，像嗜血鬼一样勇猛。而西捻军不能抵挡清军的围攻，在冀中连番苦战，才将清军防线冲破，在同治七年二月三十日（1868年3月23日）夜渡过漳河进入河南。接着，又从山东东昌府南李海务渡口抢渡运河而向东，进入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

    三月初，当左宗棠督军追到河南彰德（今安阳市）时，西捻军已经从河南进入山东西部并转入直隶静海。四月初四日（4月26日），左宗棠赶到山东德州。五月初，捻军在直隶作战失利，转入山东海丰（今无棣县）宁津、陵县、临邑、济阳后，又从陵县转向西南进入德州。

    当时，大约有十多万清军集中在直隶、山东、河南，却对西捻军无计可施，清廷异常恼怒，严令左宗棠、李鸿章在一个月之内将捻军全部消灭。但是一个月之后，剿捻行动仍成效不大，于是清廷下旨将左宗棠“交部严加议处”，并命满员都兴阿为钦差大臣，指挥豫军张曜、宋庆部和陈国瑞等军。

    不仅朝廷怪罪，就连被朝廷严斥的李鸿章也迁怒于左宗棠，因为他认为如果左宗棠能把西捻军圈在西北，就不会有现在十万清军疲于奔命，却无计可施的局面了。

    其实，出现这种局面左宗棠也很无奈，虽然他一直兢兢业业地率领军队作战，但对西捻军的运动战实在是没有办法应对。再说，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他不能理解朝廷的严斥和同事的指责，处于极度郁闷中。

    最后，朝廷采用了李鸿章镇压东捻军的伎俩，即“设长围以困之”的“围剿”政策。李鸿章的长围之策是： 西面以运河为防线，在运河西岸修建长墙工事，派清军和民团把守，并将黄河之水引入运河，派水师炮船巡逻，防止西捻军渡运河向西而行；北面以天津以南的减河为防线，同样在北岸构筑长墙工事，并将运河之水引入减河，由崇厚率天津洋枪队及民团把守，以阻止西捻军北上；南面以黄河为屏障，封锁所有渡口，把黄河所有船只调到南岸， 令山东地方官吏带兵把守，以防止西捻军向西南进发；东面为大海，禁止渔船下海，以防西捻军渡海而去。还派出部队在直东地区与西捻军周旋。

    这个围剿政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六月中下旬，张宗禹率西捻军试图从德州高家渡抢渡运河，结果被清军击退，被迫退到德平、平原、茌平一带。等清军河防工事完成后，西捻军就被困在运河、黄河和徒骇河之间，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再加上大雨不断，这一地区地势低洼，变成泽国一片。西捻军的马队寸步难行，失去了机动性的优势。

    结果，在六月二十八日（8月16日）的平南镇之役中，西捻军被淮军全部击溃，只有张宗禹率十多名骑兵突围到徒骇河边，下落不明。

    至此，捻军起义以失败告终，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被授予太子太保衔。虽然左宗棠觉得自己在追剿过程中没什么功劳，请求朝廷收回成命，但清廷没有答应。可见，朝廷还是比较看重左宗棠的，因为西北还有战事等着他去处理呢。

    让人心寒的统治中枢

    捻军终于被剿灭了，左宗棠可以喘口气了，接下来，他就可以全力对付起义的回民军了。

    同治七年七月十三日（1868年8月30日），清廷下诏，命左宗棠带军队从山西渡河进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

    上次入陕甘时，就准备进京觐见皇帝的，结果由于军情紧急，没有去觐见。如今，军情缓和了不少，所以左宗棠有机会进京觐见皇帝了。

    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1868年9月20日），左宗棠乘船到达天津。初十日（9月25日）到达北京觐见大清皇帝。

    左宗棠以前到京城只是获得落榜的屈辱和郁闷。如今，他已经成为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人生戏剧化的变化让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些年来，他风风火火地和太平军、捻军等反清的势力作战，究竟是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还是为了眼前这座京城？左宗棠自己都乱了，他好像被架在了空中，一下子觉得没了依靠。

    当他再次踏上京城的土地时，不觉心头一热。北京还在，紫禁城还在，自己苦心保护的大清政权还在。

    但是大清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百姓缺衣少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冲击着这个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外国列强的虎视眈眈，更是让这个王朝如惊弓之鸟。

    左宗棠第一次感到有心无力，自己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改变大清的现状。他真有些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死心塌地地为这个王朝卖命。既然自己的大半辈子都在走这条路，现在回头，否定追击，又有什么意义，只能是一条道走下去了。

    小皇上还不到14岁，这少年天子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模样。虎父无犬子，想想道光帝，那么洞察秋毫、明辨事理，他的孙子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两宫太后都还年轻，据说西太后有当年武则天的女皇风范。左宗棠恨不得马上见见大清的灵魂人物。

    八月十五日（9月30日），当左宗棠在养心殿真正见到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后，彻底失望至极。因为慈安、慈禧两太后只是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将陕甘问题解决，对百姓的生活及国家的前途毫不关心。左宗棠只好谨慎地回答： “非五年不可。”结果，慈禧太后嫌时间太长了，要速战速决。

    左宗棠心想，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去打打看呀。当然这是左宗棠心里想的，对自己的领导说话要客气。所以，他罗列了一大堆困难，慈禧挥挥手道：“哀家不想听你诉苦，你就本着‘越快越好’这个原则带兵打仗吧。”接下来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唠起了家常。左宗棠算是明白了，这次让他进京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快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还大清一个安定的局面。

    唠家常式的召见让左宗棠感到非常寒心，最让他想不通的是端坐在宝座上的小皇帝，望着远远的门帘子，并不看他。皇帝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做了8年的皇上，接见大臣竟然一句话也不说，和摆设没有什么区别。不要说与12岁亲政的康熙相比，恐怕与前代多难之主的咸丰也不能相提并论。

    太后、皇帝“同治”天下，原来就是这样“同治”啊。如今，在太后和小皇帝手中的大清朝是兴还是衰呢？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有这样的摆设君王和只顾京城安危的太后，想要再现康乾盛世，简直就是一厢情愿、痴心妄想。

    在来京城之前，左宗棠就耳闻：作为一国之都的京城，乞丐成群，大白天公开抢劫屡有发生，市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如今一见，果然不是传闻那么简单。京城如此，整个天下可想而知，好不到哪里去，恐怕迟早都要发生大变乱。

    虽然国家安定久了，势必要走向纷乱，谁也阻止不了朝代的更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任何一代王朝都逃脱不了这个客观规律。但左宗棠着实不想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保卫大清江山是他的职责所在，如果大清不在了，他的信仰也就破灭了，没有了精神支柱，那他就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了。

    连年的征战，已经使大清满目疮痍，再加上洋人的侵略和欺侮，已经使全国上下都怨声载道。如果皇上不能拿出好的治国方略，体恤民情，那大清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左宗棠虽然为大清的社稷担忧，但他也没有回天之力，只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大清尽力罢了。

    平定陕西回乱

    同治七年十月十三日（1868年11月26日），左宗棠刚刚抵达西安，便着手与署陕西巡抚刘典等人商讨军情，把目标对准了陕西回军和董福祥等部“土匪”。

    其实，在西捻军退出陕西后，回民起义军便大部转入到了甘肃。在陕西，除了董福祥领导的武装仍然在陕北一带活动，对清军造成很大的威胁，还有就是占据董志原的回民起义军了。

    为了能够握紧拳头给敌人以重击，左宗棠决定先把“土匪”式董福祥的武装清理掉，然后再集中兵力对付占据董志原的回民起义军。

    于是，左宗棠调派高连升、周绍濂、魏光焘、刘端冕、吴士迈等军“剿回”；令刘松山军从河南经山西赴陕北与陕北清军刘厚基、成定康、刘厚填等部进攻“土匪”。此时，署宁夏将军金顺也已经驻扎在陕北榆林。

    部署完毕后，清军开始派重兵对陕北进行围剿，董福祥连战失利，十二月十八日（1869 年1月30日），刘松山等军在延安府定边县的镇靖堡击败董福祥军。董福祥的父亲董世猷、弟弟董福禄向清军投降，董福祥虽然突围成功，但他不想当一个光杆司令。于是，他又发挥了他一贯擅长的“墙头草”风格，在同治七年十二月投降清军刘松山部。

    董福祥投降清军后，刘松山很赏识他的军事才能，委以前敌总指挥。董福祥所部经过精减，被编为“董字三营”。董福祥率领“董字三营”，冲锋陷阵，屡立战功。

    接下来该对付盘踞在董志原的回民起义军了。

    董志原在甘肃宁州境内的马莲河西岸，纵约一百五十里，横约二百八十里。这里不仅自然条件优越，地势平旷，土地富饶，可以耕种，也可以放牧，而且北通灵州，南达陕疆，是扼陕甘两省的咽喉宝地。

    此时，虽然清军步步为营，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左宗棠发现清军非常庞杂，编制不统一。他认为，自古在边塞用兵，不在多而在精。因为兵精的话，粮饷和运输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把清军的最大威力发挥出来，左宗棠开始整顿部队，决定采取精兵政策。他下令淘汰疲弱军士，一律按楚军的编制加以整顿。同时，还在陕甘地区就地招募新兵。

    到1869年时，左宗棠和刘典直接统辖的楚军就有步队五十五营、马队十五营，共三万人左右。再加上招降的“董字三营”，左宗棠变得异常自信，所以他完全没有把起义的回民放在眼里。

    我们知道，自从1864年以后，陕西回民起义军主要以董志原为根据地。他们按原来的村寨或教坊关系择地而居，一个大的居住区叫做一营。营既是生产单位，又是作战组织。每营人数不等，多至数万，少则几千。陕西回民军在董志原共有十八大营，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军队。

    同治八年（1869年3月），左宗棠派兵向活动在正宁（今正宁西南）、邠州的回民起义军进击。回民军没有料到左宗棠的楚军如此强悍，在作战中严重失利，只好退回到董志原。

    据守董志原的十八营回军在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多次分股反击，都被击败，后来又全力主动迎击，也没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只好又败退董志原。志在必得的左宗棠没有给回民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派重兵压境。

    伤亡重大的回民起义军决定改编，将原来的十八大营合并为四大营。面对气势正旺的楚军，回民起义军放弃了董志原根据地，准备撤往金积堡。4月3日，回民起义军一部护送家属辎重，分两路北撤，一部分埋伏在董志原断后，阻击清军，掩护撤退。但清军在起义军刚刚开始撤退时，便分路猛扑。结果，回民军又损失三四万人，仓皇撤退到金积堡地区。而清军则顺势占据了董志原一带并打通了进军金积堡的通道。自此，陕西回民起义以失败告终。

    剿抚兼施的策略

    在入甘前，左宗棠就了解到汉回仇杀的残酷情形，他认为甘肃官员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曾感慨地说：“甘肃之军，不能保卫百姓，反而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理百姓，反而激起百姓的怨恨。”换句话说就是“官逼民反”，所以，左宗棠处理回事的政策是：剿抚兼施。

    平心而论，左宗棠的政策是没什么大错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民族自然融合，团结友爱、互相合作是历史的主流。在清代，回民和其他民族一样，也参加科举考试，也做官。虽然回汉在局部地区有过短暂的纷争和矛盾，但不曾扩大。同治元年至十二年间，陕甘一带的回汉矛盾激化，回民和汉民互相仇杀，回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当口发生的。

    可恶的是，满人官员没有摆正天平，而是挑拨汉回关系，以至于使回族和汉、满关系降到了冰点。

    左宗棠顺应时事，以“不论汉回，只辨良匪，以期解纷释怨，共乐升平”为原则，希望能够给西北百姓带来和平的生活。

    在“剿抚兼施”中，左宗棠更看重“抚”，他认为回民之所以乱，是因为清廷歧视回民。如果朝廷能宣布政策：汉回一视同仁，那么，回民起义就会渐渐平息下来。

    但左宗棠“剿抚兼施”的政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挠。

    一方面是地方士绅和部分地方“剿”派官员，他们希望左宗棠的大军能够对付回军，最好是把对方杀得片甲不留。但左宗棠非常厌恶这种变态的民族“仇恨”心理，坚决反对。所以这些人对左宗棠极为不满，常常给左宗棠设置一些障碍。

    另一方面是满族高官中的“抚”派，这些公子哥儿们既胆小又不懂用兵，但却喜欢指手画脚。因为甘肃是个穷省，无兵可用，无饷可筹，再加上他们又接受了回军首领的贿赂，希望能够苟且偷安地过太平日子，所以极力主张“抚”。

    还有，朝廷虽然同意了“剿抚兼施”的政策，但也给左宗棠很大的压力，命令他尽快平乱，稳定局势。而且在暗地里还怀疑他， 生怕他拥兵自重。

    对左宗棠来说，主剿派和主抚派都不在话下，最让他寒心的是清廷对他的怀疑。为主子在外卖命，却得不到主子的充分信任，这的确是左宗棠的悲哀，更是清廷的悲哀。

    在这里，你也许会问，左宗棠不是提倡“剿抚兼施”的政策吗？为什么对陕西回民毫不留情地剿杀呢？其实，左宗棠本来对陕甘回民起义是表示要“剿抚兼施”的，但是因为陕西回军曾经阻挠他镇压捻军，以致捻军进入山西、直隶，左宗棠也因此被清廷大加指责，所以他才下定决心全力剿杀陕西回军，让对手付出血的代价。

    人无完人，左宗棠也不例外，他虽然深知冤冤相报没有尽头，但在陕西回民起义军面前，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用武力解决问题。

    给力的“马大善人”

    俗话说，粮草未动兵马先行。

    左宗棠一直认为，陕甘的事情，筹粮和筹饷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经济是基础，如果没钱，就打不了胜仗、硬仗。而胜保、多隆阿、杨岳斌等人没有认识到在西北用兵的特点，一味增兵猛进，结果后方不稳，兵多饷少，粮运不继，遭遇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左宗棠决定实行稳扎稳打的方针。为了巩固占领的地区，他就地兴办屯田，解决了军粮困难的问题，稳定了大后方。

    在军事策略上，左宗棠决定分三路向甘肃进军：北路军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佯攻花马池，实际上直指金积堡；中路军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干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南路军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奔赴秦州。

    在这三路大军中，北路军是重点进攻方向；中路军以协助北路为主：南路军切断其他义军与金积堡之间的联系，并摆出进攻河州的架势。

    同治八年六月（1869年7月），左宗棠抵达甘肃泾州。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左宗棠开始向甘肃回民起义军大举进攻，金积堡成了他第一个要攻克的目标。

    金积堡在灵州西南50多里处，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枕黄河。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马化龙部回民起义军的中心。

    如今，左宗棠面对的强硬对手就是以马化龙为代表的回民起义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马化龙，看看他到底是何许人也。

    马化龙是回族人，祖籍宁夏灵州（今灵武），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学派第五代教主，世居宁夏金积堡（今属宁夏吴忠市），富甲一方。他有智有谋，在回民中有较高的威望。

    马化龙一家都是虔诚的“办道”者，他的祖父和父亲分别是“哲赫忍耶”学派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教主。马化龙幼年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成为阿訇（波斯语，意为老师或学者，中国伊斯兰教教职称谓）后，和弟弟务农经商，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便捐了一个千总武职。

    1849年马化龙继任第五代教主时，内忧外患的清廷已经无暇顾及哲赫忍耶派的宗教活动了。马化龙借此机会，开始振兴哲赫忍耶。他一方面以经商为名来往于宁夏、甘肃、陕西等地，走访教众，宣传教义，扩大影响，同时倡导兴办经堂教育，培养本派阿訇、满拉。另一方面，组成商队，四处经商，增加经济实力，作为传教经费，并对贫穷教众给予经济援助。

    他的儿子马耀邦善于理财，从东北、西南以至东南各大都市都有他们经商的足迹。所以，仅仅数十年间，就富甲一方。又由于他在灾荒之年，能以宗教徒的善念，对贫苦的回汉百姓给予施舍，所以赢得了“大善人”的称号。

    由于受到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影响，不堪忍受清王朝残酷压迫的马化龙在同治元年发动了着名的宁、灵反清起义。他坐镇金积堡，指挥陕回各路反清大军攻陷城堡，并且多次把进攻的清军打得大败，战火大有燎原之势。

    不仅打仗顶呱呱，在治理方面也是无可挑剔的。马化龙在金积堡地区执行团结汉民和重农事的政策，领导回汉人民兴修水利，增加粮食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清廷见硬的不行，便改变了策略。

    1865年，原多隆阿部将穆图善接任宁夏将军，督办甘肃军务。他采取招降政策，宁夏起义回民举城投降。马化龙虽然也接受了“招抚”，但地方公事及征收钱粮等都由他主持，还拥有委任参领、协领以至知州等大小官吏和管理军政事务的职权，所以仍然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

    虽然是天高皇帝远，但马化龙知道清廷是不会允许这种“独霸一方”的状况长期存在下去的。因此，他在向清朝地方政府输粮输款，表示恭顺的同时，暗自在金积地区修仓储粮，筑寨建堡，购马造械，时刻准备防御清军发起的进攻。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马化龙深知只有联合更多的反清力量，才能更加强有力地对抗清军。所以，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还与河州、西宁、肃州等地的甘肃回民起义军保持联系。另外，陕西回民起义军退入甘肃后，马化龙不断在物质上给予帮助。所以，马化龙实质上成为了陕甘回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就连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

    惨烈的金积堡战役

    虽然马化龙的民众基础很深厚，是一块不好啃的硬骨头，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是崩掉三颗牙，左宗棠也要啃他一啃。他认为，从大局来看，想要平定陕甘的局势，非先攻下金积堡不可，所以，左宗棠对马化龙部采取“主剿”的政策。

    其实，更深的原因是，左宗棠率领的大军在攻打董志原时，马化龙曾经用粮食和军火接济陕西回军，而且还给予逃到了金积堡的陕西回军以物质帮助。这让左宗棠非常恼火，对马化龙部无比痛恨，于是决定对金积堡的马化龙部全力围剿。

    古代军事家孙武说过：“兵者，诡道也。”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战争就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较量，只有善用谋略，伪装自己，才能给对方造成虚幻的错觉，从而在乱中取胜。所以，北路清军刘松山进行了“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忧”的宣传，但这种宣传会起作用吗？还得画上一个问号。

    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打着只剿陕回的旗号进抵灵州。中路清军则从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本人也由泾州进驻平凉。这样，清军对金积堡形成了大包围的态势。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清军来者不善，马化龙自然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所以，他领导的宁夏地区的回民没有被刘松山所欺骗，而是与陕西回民起义军一起抗击清军的进攻。

    先看北路军。

    当刘松山部从灵州向郭家桥进攻时，受到了沿途回民堡寨的枪炮阻击，驻守在宁安堡、同心城、预望城等地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也前来助战，清军被阻在吴忠堡一带。另外，为了牵制北路清军，灵州回民起义军还破坏刘松山部的后方运输线，并乘虚攻占了灵州城。但刘松山部最终还是在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面的郭家桥。

    再看中路军。

    在南线，马化龙派马万春率起义军一部前往预望城一带，妄图阻击清中路军的进攻。在此之前，白彦虎、杨文治等已经率陕西回民起义军残部从金积堡地区回到预望城、黑城子等地。但面对中路军的猛烈进攻，陕西回民起义军残部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更别说反击了。经过一番激战，回民起义军作战失利，先后失掉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城堡。回民起义军一部分退回到金积堡，一部分相继撤离固原地区西行，经会宁、安定退往河州。

    陕西回民军撤离以后，马万春部起义军孤军作战，无法阻止清军前进，以致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的回民大部向清军投降。

    战争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这让马化龙很是恼火，他真正看到了左宗棠部强悍的一面。

    不过，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对清军，马化龙一贯是采取两面手法：一边打一边求“抚”，如果打得赢，就打到底，如果打不赢，就求和。马化龙曾多次向清朝官府求抚，且改名马朝清，以表示对清朝的归顺，在同治四年由宁夏将军穆图善奏请赏加副将衔。这种有些无赖的手段让马化龙尝到了甜头，在西北游刃有余。

    但现在面对的是强硬派左宗棠，马化龙的这个手段还行之有效吗？

    当郭家桥一战失利后，马化龙便向穆图善、安定等替陕回军求“抚”，并说这次回军抵抗官军，是由刘松山挑起的。穆图善、安定都是主“抚”派，虽然他们也吃过回军的亏，也知道马化龙反复无常，但他们接受过马化龙的贿赂，希望得过且过，便告了刘松山一状，也等于是告了左宗棠一状。

    清廷起了疑心，命左宗棠如实奏报，严肃处理。左宗棠早已洞悉了马化龙的诡计，无非是想赢得喘息的机会。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真能和平解决金积堡的战事，也是功德一件。想想自己刚入甘时，马化龙也曾派人向自己请“抚”。所以，左宗棠命令部下认真对待回军请“抚”的事情。

    再看马化龙，他本以为自己地处险要，清军不能深入，而且还有陕回军做挡箭牌，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他却打错了如意算盘，郭家桥的失败给他的震动不小。于是，他又派人到刘松山营中，代陕回军求“抚”。刘松山命他交出马械，他只拿一些瘦马朽械来敷衍了事。同时加紧修固堡垒，深挖战壕，积极备战。

    这下，左宗棠彻底看清了马化龙的真面目，不再对和平解决金积堡抱有任何幻想，决定全力围剿，拿下金积堡。

    11月中旬前后，中路清军打开金积堡的南面门户以后进到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十多里。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的策应下，又把灵州城夺了回来，打通了后路。至此，清军基本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

    但是由于回民起义军顽强抵抗，清军一时还难以得手，无奈，刘松山只好将驻定边、花马池的四营湘军调到前线参战。

    11月26日，刘松山攻破马家寨等堡，搜获马化龙在10月17日给参领马重山、吴天德、杨长春纠党抗击清军的信札。清廷了解这一情况后，明白了马化龙假求“抚”的伎俩，终于发出了“迅图扫荡，不得轻率收抚”的“上谕”。

    11月末，金运昌所部皖军也进到灵州一带。从12月起，刘松山和金运昌所部在北，雷正绾等部在南，开始会攻金积堡。

    在金积堡外围，清军与回民军展开激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军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没有放弃抵抗，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拼死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清军，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军的士气。

    我们知道，金积堡有两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一个是西面的峡口，另一个是东面的永宁洞。峡口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而永宁洞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这里会合，北流入黄河。这两个地方关系着金积堡的安危，但已经落入了清军的手中。

    这样看来，形势对起义军非常不利，但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谁也说不准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

    1870年2月12日，回民军从河西履冰而过，夺回峡口。雷正绾等率部鏖战数日，除了伤亡惨重外，没有讨得一点儿便宜。

    19日，雷正绾等清军被围，左宗棠下令黄鼎率部前往救援，又被包围。后来黄鼎和雷正绾虽然突围逃出峡口，但已经溃不成军。回军乘胜攻占河西广武营堡，并阻截清军粮道。

    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一带也发动进攻。2月9日晚，一千多起义军从金积堡东南的胡家堡突然进到秦渠南，占领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扼秦渠之要，与下桥永宁洞水口紧接，为双方必争之地。

    刘松山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率部来攻，回民起义军退到马五寨继续抗击。该寨墙厚壕深，刘松山部连攻不下。2月14日，刘松山在进攻马五寨时中弹而死。

    刘松山是北路军的统领，也是左宗棠的左膀右臂，这员爱将的阵亡让左宗棠半晌无语、悲痛欲绝，更让清军将士士气低落。

    不仅如此，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摆在左宗棠面前：峡口丢失，粮道被阻。因为军中缺粮，甚至出现了兵丁弃甲夜逃的现象。这是左宗棠没有料到的，本来形势一片大好，结果却出现了这种戏剧性的场面。

    回民起义军也绝对不是吃素的，因为他们也没有给左宗棠任何喘息的机会，而是乘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一时战事吃紧，警报频传。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甘肃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局对回民起义军十分有利。

    面对这样的局面，清廷连下圣旨严厉斥责，在平凉的左宗棠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他本以为自己将深陷泥潭，无力收拾残局了，但老天爷还是眷顾他的，起义军的失策给了他重整旗鼓的机会。

    此时的形势本来对回民起义军非常有利，但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为战，不能有力配合，没有把大好形势进一步发展下去。

    先看金积堡地区的马化龙，他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把战争的胜利当做筹码，几次向清军“求抚”，结果遭到拒绝。于是，恼羞成怒的他变得不理智了，下令分兵四出，虽然对永宁洞水口发动多次进攻也未能得手；虽然控制着峡口并多次放水，也没有给清军带来什么大的威胁。

    这样一来，没有集中兵力给清军以致命打击，错失了良机。

    再看进入陕西的起义军，由于没有建立起可以依托的据点，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下，被迫到处流动作战，最后只能败退到甘肃。

    而左宗棠正好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重新调整部署清军。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军队更不能缺粮断饷，所以，左宗棠调集兵力截击进入陕西的回民军，并奏调郭宝昌部进攻花马池、定边，以便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

    还有，群龙不能无首，必须选一名得力干将来接替刘松山的位置，左宗棠把手下的将领过了一遍，命令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力量向金积堡进攻。

    刘锦棠的确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父亲刘厚荣、叔父刘松山，都是湘军中的军官。刘锦棠10岁时，父亲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丧生。成年后，他投入到叔父所在的湘军，随同叔父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积勋至州同、巡守道，还获得了“法福灵阿巴图鲁”的称号。

    左宗棠“伯乐”的这个头衔不是吹的，刘锦棠后来的杰出表现证明他的确是发现人才的一把好手。

    再看接任后的刘锦棠毫不含糊，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派兵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运道，逐渐稳住了清军的阵脚。

    为了抵御刘锦棠的进攻，马化龙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修堡建垒，使金积堡内外墙壁纵横，堡垒环列，渠水环复，易守难攻，还相继掘开了秦渠、板桥堰和山水河，使清军营地陷入一片水泊之中。

    面对这些困难，刘锦棠毫不畏惧。他身先士卒，往来于烂泥之中，率领老湘军逐次进攻，步步为营。乘回民军出击陕西之际，重新发起进攻，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的堡寨逐一攻占，并夺取了金积堡北面秦渠上的蔡家桥水口，放水淹灌金积堡。

    9月，刘锦棠和金运昌部攻破东关和南门外回军寨卡数十处，将数千所铺屋全部烧毁。面对清军的猛烈进攻，回民起义军英勇抗击，宁死不屈。经过数月后，清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攻占了金积堡外围各堡寨，开始转入对金积堡的进攻。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了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二十多座回军垒卡，直逼金积堡西南的洪乐堡。

    10月，清军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合围，金积堡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但左宗棠却高兴不起来，因为金积堡修筑得十分坚固，堡墙高4丈，厚3丈，周长9里，堡中有堡，防守十分严密。该采取什么策略一举消灭殊死抵抗的回民起义军呢？

    左宗棠想起了当年曾国荃围攻太平天国安庆城的办法，便命令清军在金积堡周围挖掘两道长壕，内壕防金积堡内回军突围，外壕防其他回军来援。壕沟距金积堡半里至三里不等，壕深1丈，宽3丈，壕边筑墙，高达一丈多。他一面让清军分段驻守，把金积堡围个水泄不通；一面命令部下严密监视河州等地回民军，防止他们增援金积堡。

    金积堡危在旦夕，河州地区回民军派出两队兵力前去救援，一队趋平番（今永登）、镇番（今民勤），一队走安定、静宁，但都被清军截击，没有能如期到达金积堡，实施有效救援。

    10月28日，南路清军攻下汉伯堡。此时，金积堡外的570多座堡寨只有5座还没有被攻破。11月，马家滩、王洪寨回军撑不住了，投降了清军。左宗棠围城打援的战法初见成效。

    被围的金积堡已经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马化龙无力再战，他不忍心看着弟兄们跟着自己同归于尽。在同治九年（1870年）冬，他上书刘锦棠“以我一人之死，赎万众无罪之生”，决定以自己一人“抵罪”，换取堡中将士与百姓的生命。

    11月26日，马化龙又派人给左宗棠送去一封书信，重申了自己投降之意，希望不要累及堡中的无辜百姓。此刻的马化龙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左宗棠可以随意宰割，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讲条件的资本。

    马化龙反绑了自己，一个人向清军大营走去。当他到了清军大营中时，没等说话便被关进了牢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个军事上的失败者只有被奴役和宰割的份儿。马化龙这只猛虎虽然不再有以往的威风，但左宗棠会放过他吗？

    左宗棠深知老湘军与马化龙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且马化龙反复无常，总是利用求“抚”和投降来赢得反击的时间。对于这种人，左宗棠恨不得马上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但考虑到甘肃的局势还是要以“抚”为重，因为河州马占鳌早就有抚的意向，西宁马尕三也可能就抚。如果现在就把马化龙杀掉的话，对局势将造成不利的影响。

    于是，左宗棠上奏朝廷，认为暂时不宜杀马化龙，等收复最后一个据点王家疃后，再根据罪恶轻重处置马化龙。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请求，但给出了一个原则：不得以收复各处为乞恩，以伸国法，而快人心。

    既然朝廷都决定严惩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马化龙了。从这一刻起，马化龙的一条腿已经迈入了鬼门关。

    接着，虽然马化龙和他的儿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各种枪一千多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等地回民军劝降，但这丝毫不能给他们带来生的曙光。

    1871年3月2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刘锦棠随即按左宗棠的预谋，以从金积堡内挖出马化龙藏匿不交的洋枪一千二百多杆为借口，将马化龙父子及其精悍部队一千八百多人全部杀害。

    金积堡之战，清军虽然取得了全胜，但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左宗棠直接调用的兵力有三万多人，还有大量部队保护粮道或配合作战，总计十二万人左右。还使用了包括从普鲁士进口的后膛大炮等新式装备，但仍然费时一年半，而且伤亡巨大，损失了多名大将。仅刘松山所部老湘军，营官损失四成左右，官兵死亡一千多人，因伤致残者达两千多人。

    这是左宗棠始料不及的，他不得不承认：十多年剿发平捻所伤亡的人数都没有超过这次战役死伤的人数。这从侧面说明了“马大善人”的能量的确不容小觑。

    戏剧性的河州之战

    虽然左宗棠部攻打金积堡颇费了一番周折，并且伤亡巨大，但金积堡的攻陷对甘肃回军的震动很大。随着精神领袖马化龙的倒台，甘肃回军的形势急转直下。

    形势一片大好，左宗棠的攻击也不会停止，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马占鳌据守的河州。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马占鳌这个人。

    马占鳌是河州牟泥沟河家庄人，先世念经传教，他本人也是阿訇。他富有谋略，敢作敢为，经常“济贫恤孤”，反对放债谋利，严于律己责人，声名渐渐地威震四方。在清末西北回民大起义中，马占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三马”家族势力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奠基者。

    河州在兰州西南并与省城相连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回族以外，还有撒拉、东乡等民族。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爆发时，河州地区回民就积极响应，并推选马占鳌为主帅。当时的陕甘总督熙麟一时无法镇压，只得派人“抚谕”。1867年9月，河州回民起义军假降，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出省受降，几乎被生擒。从此，河州一直在回民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成为甘肃回民起义军的四大基地之一。

    由于清军在金积堡之战中损失巨大，不少将士都有了回乡的念头。为了增加胜算的几率，在进攻河州前，左宗棠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首先，甘南清军冗杂，战斗力很差，多次被回军所败。所以他加强和整顿了甘南部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其次，河州在洮河以西，从狄道、陇西、安定等地用兵，必须渡过洮河，所以，左宗棠命令清军准备好渡河用的船只和架桥器材。另外，还整修道路，以便利部队调动和转运军需、传递文报等。左宗棠还派出部队专事转运，命令清军在静宁等地储存三个月粮草。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左宗棠便可率领三军给河州的回军致命一击。

    进攻日期的选定，左宗棠也费了一番心思。河州一带夏粮秋粮分别在7月底和9月底收割，所以，左宗棠把进军时机选定在收获季节，以便就地取粮，更好地解决三军的粮草问题。

    1871年7月底，左宗棠下令四十多营清军分三路向河州挺进：中路傅先宗率鄂军从狄道渡河，左路杨世俊率楚军取道狄道南面的南关坪进峡城（狄道南九十里），右路刘明灯率部由马营监经红土窑进康家崖（狄道北五十五里）。

    同治十年八月初二日（1871年9月16日），左宗棠率军抵达安定（今定西县）后，即向河州马占鳌部回军发动攻势。

    洮河东岸的康家崖和狄道，是河州回民军的两个出入口。狄道被清军占领后，康家崖便成为起义军出入河东的唯一通道。因此，回民军着重加强了康家崖对岸一带的防御。

    面对清军的猛烈攻势，回军为缩短战线，重点防守，便在洮河东岸进行了阻击，给清军以一定的杀伤后，就撤往河西，驻扎在离洮河西岸十里的三甲集一带。

    没想到马占鳌是个软柿子，尝到甜头的清军从几个方向会攻三甲集，妄图一举消灭河州的回军。三甲集虽属狄道，却是河州的第一重门户。但为了诱敌深入，回民军有意放弃三甲集，采取节节阻击的办法，逐渐退至太子寺（今广河）。

    太子寺在三甲集西南三十多里处，是河州重要的关隘。河州回民起义以来，太子寺成了起义军的重要据点。马占鳌领导回民军环绕太子寺挖掘长壕一道，深约二丈多，宽四丈多，并在险要处设置了许多关卡和堡垒。

    只要攻下了太子寺，河州就唾手可得，清军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急于取胜的清军直逼太子寺，回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清军多次进攻。清军损失惨重，转而从南面进攻。回军又在太子寺寨外挖掘深壕二道，并派出小股部队袭击清军运粮部队，截夺军粮。清军断粮，只得宰牛马为食。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在，拿下河州已经没什么悬念了，所以左宗棠心里暗自高兴。但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貌似有利于清军的形势正在悄悄改变。

    进攻太子寺的清军密布于太子寺南面二十多里的新路坡。马占鳌侦察后发现坡上有个稍低的山头没有清军驻守，便在2月12日晚派马海晏率精干回民军数百人乘夜悄悄地潜入新路坡，占领山头。马占鳌又密派千人连夜浇水砌墙。虽然当时正是隆冬季节，但在一夜之间硬是筑成光滑坚硬的三座堡垒。第二天，清军发现回军堡垒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阵地中间，大为震惊。

    中路统领傅先宗立即调派部队，企图拔掉这个钉子。马海晏沉着应战，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14日，傅先宗亲掌大旗督兵猛攻，结果阵亡沙场。清军统领的丧失让军心开始动摇，防守的回民军乘机出击，抄到清军后面。清军两面受敌，又没了将领指挥，一下乱了阵脚，纷纷弃垒逃命。

    太子寺一战，清军损兵折将，全线溃退三十多里，而且粮运梗阻，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让左宗棠大惊，急忙重新调配军力，应对这一惨痛的失败。

    这个胜利对回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多数回军将领主张乘胜反攻，扩大战果。但是，马占鳌听说左宗棠正在调动军队，又听说西宁回军已经投降，他感到大势已去，如果继续抗争的话，只能做无谓的牺牲，便想用起义军取得的胜利作为投靠清朝统治者的资本。于是，他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力主向清军缴械投降。随后，马占鳌派他的儿子马安良等人前往安定向左宗棠求降。

    这个消息对左宗棠来说，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想想出尔反尔的马化龙，他就感觉其中有诈，毕竟，现在回军处于优势，没理由投降的。

    为了消除左宗棠的顾虑，马占鳌亲自向左宗棠“请罪”，向清军交出骡马四千匹、枪矛一万四千多件，换取了左宗棠对他的信任和赏识。马占鳌投降后，将部队按楚军的编制改编为三旗马队，转过头来镇压西宁等地的回民起义军。

    不久，左宗棠又从马占鳌回军中挑选两营，饬马占鳌督带，并赏马占鳌五品顶戴翎顶。 这样，左宗棠捡了个大馅饼，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河州问题。

    河州平定后，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五日（1872年8月18日），左宗棠便从安定进驻任所省会兰州，距离被任命为总督之时，已经有6年之久了。

    民心向背的西宁之战

    甘肃回民起义军的四大基地，清军已经攻克了两个，接下来该攻打第三个堡垒——西宁了。在讲西宁战役之前，我们先讲一个和当时政治形势关系比较密切的小插曲。

    清军开始进攻河州回军的前七天，即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五日（1871年9月9日），左宗棠接到了清廷的一个“上谕”，内称俄国已派兵于五月十七日侵占伊犁，并听说俄国人还想带兵前往乌鲁木齐。

    这俄国人占了伊犁还不罢休，真是贪得无厌。其实，他们的胃口是整个新疆，所以对乌鲁木齐也垂涎欲滴。

    清廷着急了，赶紧诏命荣全署伊犁将军，前去收复伊犁；还命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统率所部出关，与都统景廉会合收复乌城。又命刘铭传率淮军绕赴兰州北路，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收复新疆各城。并命左宗棠进攻肃州。

    军情紧急，左宗棠本应统筹全局，和各部军队共同抵御沙俄入侵者，但他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认为用兵应该先关内、后关外，当然也可以先派部分军队出关。但总的来说，关外还没有到最紧急的时候，应该先集中优势兵力，肃清关内。

    不过，肃州是通往新疆的通道，所以在得到诏令后，左宗棠先派徐占彪率军开赴肃州，消灭肃州回军，以便打开西进的道路。而他的大军则在攻下河州后，迅速向回军的第三个堡垒——西宁进攻。

    左宗棠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照搬圣旨。这是一名军事统帅必不可少的特质。所以，左宗棠之所以能取得让人羡慕的军事成就就不足为怪了。

    在这里想到了拿破仑，如果在滑铁卢战役中，格鲁希元帅不墨守成规，能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做出增援滑铁卢法军的决定，拿破仑就不会兵败滑铁卢，历史就会重写。可悲的是，格鲁希元帅没有左宗棠的这种特质。

    废话少说，言归正传。

    在清代，西宁是甘肃的一个府治，管辖西宁、碾伯（今青海乐都）、大通三个县和贵德、循化、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丹噶尔（今青海湟源）四个厅。从1862年以来，马文义（又名马尕三）领导的起义军力量迅速发展，屡次打败“进剿”的清军和民团，占领了碾伯至享堂（今青海民和北）的大道，截断了兰州至西宁的交通。马文义死后，马桂源、马本源即成为西宁回民的首领。西宁周围完全被回民军所控制，成为甘肃回民起义军另一个重要基地。

    虽然接连取得胜利，但左宗棠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调自己的爱将刘锦棠所部老湘军进攻西宁。1872年9月初，刘锦棠率部队十八营从平凉进抵碾伯。

    大敌当前，回民起义军本应联合一切抗清的力量全力抗敌，但西宁回军首领对于要不要同经河州来到西宁地区的陕西回民军一起抗击清军进攻的问题出现了分歧。这是有一定原因的，金积堡失败后，一些回民领导人意志消沉，思想动摇。当河州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人就有投降之意。但是马化龙投降被杀的沉痛教训让他们暂时放弃了投降的念头。

    9月12日，马桂源密约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在西宁东关家中召开紧急会议，一致主张西宁回军和陕西回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并推举马本源为大元帅，统一指挥各部起义军对抗清军的进攻。

    西宁在湟水南岸，湟水两岸高山对峙，是易守难攻之地。一条岸路宽仅数尺，人马只能鱼贯而行。回民军在山上筑起坚固的堡垒，驻重兵防守。

    刘锦棠率领清军刚出碾伯不远，就遭到回民起义军的迎头痛击。回军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一面坚守据点，一面派兵偷袭清军，阻截粮道，清军只能穷于应付，不能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回军与清军接连交战五十多次。清军损兵折将，不能前进。左宗棠只得增调刘明灯率马步六营驻碾伯西南，专司护送；调杨世俊、吴隆海率马步十一营增援刘锦棠部。

    刘锦棠部和援军会合后，开始发动猛烈攻势。

    回民军的据点再坚固，也架不住清军的轮番进攻。在清军的紧逼之下，马桂源、马本源率领回军从西宁城内撤出，在外围作战。城内只剩下汉族和满族官员、3万多汉民和少数没有撤出的一千多回民。汉民便乘机关闭了城门，推举西宁道郭襄之守城，等候清军。

    马桂源、马本源怎么也想不到后院会起火，相当恼怒，便用相当大的力量去围攻西宁城，结果陷入了两面作战的困境中。

    刘锦棠抓住时机，指挥清军用开花大炮猛攻起义军堡垒。回民军因两面作战，兵力分散，阻挡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大峡至小峡一段隘路逐渐失守。

    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在几路大军的围攻之下，马桂源、马本源兄弟回天无力，便放火焚烧东关，然后率部队逃往东川，不久又逃到巴燕戎格。就这样，被围困两个多月的西宁被清军攻了下来，城内男女3万多难民夹道欢迎清军的到来。

    11月19日，刘锦棠部进入西宁，陕西回军首领崔伟、禹得彦等也率部投降清军，只有白彦虎率领的一部退到大通，与马寿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一起继续坚持斗争。

    刘锦棠命令已经投降的崔伟、禹得彦等所部回军为前导，北攻大通。若想攻下大通，就得先攻下大通南面的向阳堡。1873年2月1日，清军开始进攻向阳堡，刚开始，回民起义军凭堡放枪掷石，后来还展开了巷战。结果，清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攻占了向阳堡。据记载，仅提督、总兵、副将被击毙者即达十人之多。

    攻下向阳堡后，刘锦棠部又攻占了大通。但白彦虎仍然拒不投降，率领两千多人向北逃去，退到了肃州一带。

    斩草就要除根，左宗棠是不会放过逃到巴燕戎格的马桂源、马本源的三四千回军主力的。他派人从河州进攻，同时派马永福前往“招抚”马桂源、马本源的部下，孤立敌人。3月2日，在甘肃提督马占鳌的策划下，马桂源、马本源在巴燕戎格东山被俘，后在兰州遇害。清军占领巴燕戎格城后，不久又攻占了循化，西宁之战便宣告结束了。

    血战肃州城

    肃州是西北的重镇，从甘肃进入新疆的要冲，也是回军最后的一个强大据点。

    1865年初，在陕甘回民起义浪潮的影响下，凉州（今武威）回民首先起义，接着马文禄在肃州起义，占据嘉峪关和肃州城。

    清政府为了镇压新疆回民起义，急图打通甘新通道，便命正在甘肃的新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先率兵攻取肃州。由于马文禄的势力不断加强，再加上肃州地势险要，清军的多次进攻都被回军击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1868年，成禄和甘肃提督杨占鳌在“招抚”的名义下，与马文禄讲和。

    后来，左宗棠派徐占彪率十二营川军从靖远出发并在1872年初进到肃州高台。而马文禄早就听说左宗棠是一个厉害的角色，所以他联络了从西宁逃来的白彦虎余部，以及从新疆入关的维吾尔族地方武力坚守抵抗，准备与左宗棠的部队决一死战。

    到高台的徐占彪没有停留太久，除留一部兵力保护运道外，主力继续向肃州城前进。3月，清军夺占了肃州城南三十里的红水坝，并继续向塔尔湾和肃州外围的其他回民军堡垒进攻，企图逐步占领肃州外围。

    由于塔尔湾地势较高，回军不仅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堡垒，还在周围挖壕筑卡。在顽强抵抗的回军面前，清军的进攻步步维艰。直到8月初，清军才基本上攻占了近城的回军堡垒，而回军已经退入到城内坚守。

    由于兵力不足，徐占彪多次向左宗棠请求增兵。当时进攻西宁到了非常重要的时刻，左宗棠不想分兵，也无兵可派。结果，苦战的徐占彪始终不能对肃州形成合围。

    后来，西宁之战接近尾声时，左宗棠派陶生林率马步五营赴援，在1873年1月到达肃州。左宗棠还奏请清政府派往新疆的金顺一军二十营也来到肃州，参加围攻。这样，清军才基本完成了对肃州的合围。

    刚开始，因为指挥上不统一，清军的合围并不严密。回民起义军在城西礼拜寺和北稍门一带修筑了堡垒，所以仍然能突破清军的合围出入肃州。后来，清军陆续攻破了这些堡垒，占领了城西礼拜寺，并在肃州城外挖了长壕，壕外筑起坚厚的炮墙，墙外置木栅。还在几个要点修筑了炮台，才完全控制了肃州城出入的通道。这样一来，肃州完全成为一座孤城，被攻破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难道肃州的回军就这样成了瓮中之鳖了吗？不会的，他们的“救星”来了。

    白彦虎率领的陕西回民军一路败退，经山丹、甘州（今张掖）、高台等地，接近肃州，在4月初进入塔尔湾。

    此时，来个里应外合，没准就能击败清军，解肃州的燃眉之急。

    于是，白彦虎率部下将士从外面袭击徐占彪的大营，马文禄率部从城里出南稍门夹攻。

    这种局面是清军没有料到的，所以在回民军的攻击下，徐占彪、金顺部清军伤亡很大。但是因为清军人数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武器装备又是一流的，再加上防守比较严密，所以白彦虎和马文禄最终也没能突破清军的防线，无法实现内外会师的预期目标。

    不能解肃州之围，自己就没有立足点。白彦虎只好放弃与马文禄合作的计划，出走新疆，寻找其他出路。

    白彦虎就好像一颗划过的流星，让肃州回民起义军眼前一亮后，便又恢复了黑暗。别人是靠不住的，要想解围，还得靠自己的努力。

    此时，西宁之战已经结束，除肃州外，甘肃各地的回民起义都已经宣告失败。再加上白彦虎放弃给肃州解围，而选择了出嘉峪关西走，肃州回民起义军成了彻彻底底的一支孤军。

    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马文禄选择了突围西行，若想突围必须攻下城西礼拜寺，因为礼拜寺是从肃州出嘉峪关的大路。但这种军事要地，清军自然派有重兵驻守。所以，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经过十昼夜的连续攻击，回民军虽然损失了不少有生力量，但却未能攻下礼拜寺，只得暂停进攻。

    7月，清军又攻占了东关，马文禄再次组织突围，结果在清军的洋枪洋炮面前又以失败告终。

    虽然回民军突围没有成功，但清军对肃州也是奈何不得。因为肃州城固壕深，墙高三丈六尺，厚三丈多，外环城壕，清军一时还无法攻入城内。无奈，左宗棠只好不断增兵，使围城清军达到六十多营，虽然围攻了好几个月，伤亡惨重，但还是撼不动肃州城。

    这时，新疆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清廷令左宗棠迅速拿下肃州，打通入新疆的通道。左宗棠也很纳闷，这肃州难道是铁打的不成？细算一下，从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72年1月7日），徐占彪军在高台与成禄会晤，交接防务，开始对肃州发动进攻，已经有一年九个多月了。自己耗费了这么多人力财力，应该撕开它一个口子才对啊。

    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二日（1873年10月3日），左宗棠亲抵肃州，驻营城南两里许，指挥攻城。

    其实，被围困一年半的肃州虽然没有被攻下，但实力已经耗尽，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由于长期被围，城内粮食短缺，回民起义军只好杀骡马充饥，但仍然英勇不屈，严守城防，死战到底。

    左宗棠的到来给清军莫大的鼓舞，清军在城外高筑炮台，用后膛大炮和劈山炮等新式武器对肃州城猛烈轰击。另外，在城东北角还挖了地道，准备炸城。

    10月6日，清军向肃州发起总攻。当清军越过城壕登到城腰时，城上一声令下，埋伏的回民军把石块一窝蜂地从城头扔下来，登城清军纷纷抱头逃命。为了防止清军从地道炸城，回民军沿城墙横挖地道，发现了清军的大部分地道，所以清军挖地道炸城的意图也没能实现。

    10月底，刘锦棠奉命率湘军五营和在西宁投降的回民部队也到达了肃州。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清军，马文禄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看着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属下，马文禄泪流满面。当初本来是要带着这些弟兄们图谋好日子的，结果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他不忍心再让这些弟兄们跟着自己卖命，便做出了投降的决定。

    11月4日，马文禄开城投降，但他的投降没有为自己换回一条生路。不久，左宗棠便将马文禄等九名回军首领和千余名起义军施以酷刑。随着肃州之战的结束，前后坚持了十二年之久的陕甘回民起义战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还记得，左宗棠在5年前回答皇太后的提问时说：“当以五年为期。”他率军在同治七年底入陕，到同治十二年九月攻下肃州，不多不少正好是5年。有人认为左宗棠太冒进，但他却认为自己能如期完成计划，实属侥幸。

    不管怎么说，在这场战争中，左宗棠是胜利者，自然少不了掌声和鲜花。清廷在左宗棠“平定”陕甘之后，赏加他为协办大学士。

    我们再看看这个大学士是个什么样的官。清代的大学士，就是俗称的宰相。协办大学士就相当于是副宰相。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又被加封为“东阁大学士”，算是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了。在清朝，只有寥寥数名汉人不是进士而成为大学士，左宗棠便是其中之一。

    三十多年前，他因为“三试不第”而压抑苦闷，如今却成为了让人羡慕的大学士，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以民为本的战后安抚

    都说：抚比剿难，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战后百废待举，善后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所以，陕甘的战事虽然结束了，但左宗棠依旧闲不下来。

    首先要安抚因为战乱无家可归的回民。

    在这次长达十多年的战乱中，回族和汉族同胞都损失惨重。左宗棠知道让这些百姓重新过上平安温饱的生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摆在他面前，这就是如何安置这些回民军。这比处理太平军和捻军要难得多。因为太平军和捻军大多数是汉民，俘虏后，给他们一些盘缠遣送回原籍就可以了。但是对陕甘的回军却不能轻易这样办。陕西的许多回民跟随回军逃到了甘肃，如果把这些人遣送回陕西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些陕西回民离开家乡有十多年了，本乡的产业已经被毁或被官府没收。而且陕西的一些汉人士绅早就扬言不许陕西回民回来，如果把他们送回本乡，无疑又把他们推入了火海。

    也许你会说，让这些陕回民和甘回民杂居不就解决问题了。其实，陕回民和甘回民在战时可以团结对付清军，和平时期则因为地区不同、信仰新教和旧教的不同很难和睦相处。

    先看背井离乡的陕西回民，陕西原有约七八十万回民，在被清军镇压之后，只剩下一两成。所以，左宗棠决定把这些陕回民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对安顿回民的新地点提出了几条要求：要有水有草、土地肥沃、河流和平原相间；还要是无主的荒地，回族同胞可以聚族而居；每户回民还要分得土地、房屋、窑洞、种子、耕牛和农具等。

    迁徙的回民大部分被安置在平凉、会宁、静宁、安定、秦安等地，都是水草比较繁茂的地方。可以说，左宗棠为了回民的善后，耗费了许多心血，也花费了大量本来就十分拮据的西征军费。但这些开明的措施引起了甘肃、陕西一些上层人士的反对，当地官吏也找出种种借口多方阻挠，但左宗棠硬是顶住压力，完成了迁徙工作。

    再看幸存的甘肃回民，左宗棠一般都允许各地区的“土回”留在原籍，而只是用武力强令各地的“客回”和金积堡、肃州两地的回民迁徙，其中金积堡当地一万三千多“土回”被迁往生存条件较差的固原州城附近；金积堡外来贸易的三千多名“客回”被迁到平凉大岔沟；肃州城剩余的两千多回民被安插在榆中一带，把银川城内回民全部安插在灵武吴忠堡一带等等。

    在安插工作中，阻力自然是有的。如有人散播清军要杀尽回民的谣言。左宗棠对这种挑拨军民关系的恶劣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其次，组织人力屯垦。

    经过多年的战乱，陕甘地区许多府厅州县的百姓逃往外地，使得大片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为了恢复农业，就地解决粮食问题，左宗棠全力组织人力开垦被抛荒的土地。在每次攻取一个城池后，他便就地安排饥民和“降众”归耕。另外，他还召集流亡的流民、难民，让他们再度返乡从事农活。更可贵的一点是，他还组织军队屯垦，不仅有利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还就地解决了军粮问题。另外，左宗棠以身作则，多次捐出自己的“养廉”银，解决紧迫问题，在空闲时间，他还带同营官兵一起督耕劳作。这样一来，使回汉百姓更快地转向和平劳动，促进了西北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再次，增改县治，设立保甲。

    为了稳定陕甘地区的封建秩序，左宗棠采取了增改县治，编审户口，实行联甲制度。他奏准在新迁区和回族居住区增改县治，缩小辖境，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同时，在回族居住区又编审户口，实行保甲。做法是： 到达安置地点的回民必须马上登记户口，每户发一良民门牌，强令各家悬挂门前，地方官随时检查。并编审保甲，由地方官择人充任“十家长”、“百家长”，这使回族上层对回民的控制力量削弱，加强了地方官对回民的直接统治。

    另外，改革筹运方法。陕甘大部分地区水运不通，山路崎岖，十分荒僻，加上人畜稀少，经过战乱，劳力更加缺乏，交通运输非常困难，但却需要长年不断运送数量巨大的粮秣、饷粮和别的各种军需。左宗棠认为这一方法有违民意，不可取。于是，他下令对陕甘的徭役办法进行改革。

    以前，各州县为支应如粮差、兵差、流差等各种差务，都强令民间供应车马民夫，名为按亩出费，照粮出车，实际上都是随意苛征强派，闹得百姓怨愤不小。左宗棠下令取消流差，只规定专运粮、饷、军火、军装四种差务，并变革了按亩出费的旧规，变通征用车马的方法，派营务处统一经营。这样一来，使艰难困苦中的百姓减少了一些损失和盘剥。

    总的来说，左宗棠的这些善后措施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缓和了社会危机。他吃苦耐劳、踏实苦干、爱惜民力、关心民众疾苦、注意恢复发展生产的民本主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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