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桑梓深情
关于上虞谢塘，它的重要性足以被中国的人文地理记载——谢塘镇地处上虞东北部，东邻宁波余姚市，是一个水陆交通便捷、人文资源丰富的文化名镇。谢塘镇历史悠久，为谢安后裔的集居地。东晋时期，谢安后裔迁此定居，称谢家，后因谢姓集资自夏盖山至小越横山修筑湖塘一条，故名谢家塘，习惯上简称“谢塘”。
1923年11月21日，即农历十月十四，谢塘的大户人家谢氏新添了一个男丁。那个男孩的到来给谢家带来了很多欢乐，按辈分排行，他被命名为谢镇方，字淝捷。由于原名复杂，上初中时，他被更名为谢晋，也就是多年后我们会在中国电影史上看到的那个响当当的名字。
作为东晋名臣谢安的后世子孙，谢家时时以这位先祖为自豪，自豪于他的政绩，自豪于那青史流芳的淝水之战。所以对于长房长孙的厚望自然寄托于其中。谢晋后来回忆：
从小的时候，我的家教就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人。我的名字叫‘晋’，很多人以为谢晋同志是山西人吧？因为山西的简称是晋，我说我不是山西人，我是东晋年间谢安的后代，所以我祖父给我取名字叫谢晋。我的号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一直到初中一年级开始，才用谢晋这个名字，因为原来那个名字太难写了。我的号叫淝捷，东山再起，淝水大捷！
作为谢安的第53代孙，谢晋显然在后来的岁月里，把国、家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从另一种意义上扛到了肩上，实实在在地担了起来。不过，幼年的谢晋当然不可能预知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地灵人杰”、“名门望族”是他对于自己出生的乡土、家族最早，也是最久远、最执著的印象。
江南的谢氏一族由东山迁居到盖东谢家塘聚族而处的这一支被称为盖东支谢氏，历来书香传世，一门都明礼知义。祖父谢洪绪，号佐清，又称“佐清公”，是当时谢氏盖东支家族中的掌门人物之一，职业是教书先生。谢氏族谱中对他有较高的评价：“读书稽古，重义尚侠，与徐烈士锡麟友善，建石塘，发仁粟，创小学，立自治，整理公益，栽培后进。”谢晋的父亲谢春溥任职于上海电器公司，后升任总会计师。谢晋说他父亲有个老师叫胡庆阶，性格豪放，思想开明，曾任上虞县教育会会长。由于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任职期间竭力主张开创女学，兴办新学堂，其所思所言所行，对谢晋的父亲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同样，谢晋也从父亲那里传承了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在年幼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以后人生和艺术道路上追求进步、崇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谢晋的母亲陈振美来自浙江余姚的一个大户人家。她家在北京、上海开着多家银楼和钱庄，家境殷实。陈振美是陈家幺女，最受其母宠爱，受到的封建约束少，因而在当时女子不可避免的缠足问题上逃过了一劫，同时也被允许接触文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是一个知书达礼、爱好读书而手不释卷的人。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余秋雨先生也是余姚人，他曾说他随母亲到乡村生活时，乡人发现余母能“断字”时非常之惊诧——“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被乡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查核契约，视为奇事。”可见，在当时女子获得教育是多么的不容易、不寻常。谢晋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母亲，长大过程中所受的良好影响必不会少。后来他一生坚持刻苦求知、坚持清醒思考，将人生与文学结合起来，找到一种对他而言最为完美的方式并将之表现出来。能做到任何一点，对普通人而言已经很难得；而对于谢晋而言，则是将这种难得变成了人生常态，变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和追求。
在求知路上，谢晋生而幸运。由于家中的长辈都比较开明，谢晋自童年时起就在祖父、父亲、母亲营造的宽松环境里博览群书。在10岁生日时，谢晋的父母亲送了他一套茅盾、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小学生文库》。据谢晋回忆，恰恰就是这套时值7块大洋的书，“基本上必读书都有了”，影响了他的一生，为他的文学观、人生观奠定了基础。许多年后，他曾经就读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年轻人最要紧的是多读书，多研究文化。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对于书、知识与人生的关系，他从很早就有了深刻的体会。后来，谈起往事时，谢晋曾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艺术家。小的时候，我从我的祖父母，我的父亲、母亲身上受到了人道主义的教育，走上从艺道路以后，我从许多优秀电影，如《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当中受到了启发。我认为，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对人的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2．青葱岁月
上虞谢塘的快乐童年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谢晋就告别了他的故乡，告别了谢氏祖居的这片乐土——少年游，贵在及时进取；少年游，注定要走向更高更远的新天地。
在家乡上了一年小学后，谢晋随父母迁居上海继续读小学，居住在上海宁波路。宁波路那座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就此开始与谢晋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的父亲谢春溥已经是上海有名的会计师。
上海对于谢晋来说，是一个与他的一生都会发生密切联系的地方。也许，把上海与谢晋的关系解释为“宿缘”可能更合适一些。套用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的话来说，就是“上海一直在那里等他，等了许多年”。他的一生兜兜转转，最终都离不了上海这片土地，犹如风筝，飞得再高，上海却一直拽着那风筝线。以后的谢晋以导演的身份，会时不时地和上海的人和事发生关联，他在上海会生活得风生水起。只是，从命运之路的这一端点到达另一端点，还需要些时间和别的一些因素来成就他。
在上海求学期间，随着父亲职务的调动，谢晋也跟随父亲的脚步辗转于上海和香港之间。在1938年短暂的一年时间里，谢晋曾赴香港读中学，因为当时他的父亲谢春溥在交通部驻香港办事处任职。1939年，谢晋又回上海就读于大夏大学附中，而后又就读于稽山中学高中。到1941年，他在稽山中学高中完成了高二的学业。人生之路的转折点马上就要来了，少年时代的谢晋应该听得到磨炼和机遇同时叩响心门的声音吧！
1938—1941年间，少年谢晋已经较为成熟了。促进他成长的，是时代风云，是他所肩负的家族使命。谢晋到上海读书时正当抗日战争时期。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已经相继爆发，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多灾多难的祖国使得他时时关心国事。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面对侵略者的暴行，心中燃烧的是熊熊的怒火，血脉中沸腾的是少年的热血，再静坐书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做不到了。他想做点实事，他想宣泄，他想呐喊，他要找到一条适合他自己的路，明白自己的“天命”，然后去走，去闯，去实现自己的使命。他找到了那条路。
要了解谢晋的一生，就不可能跳过上海这个地名。上海是个太过特殊的地方，不过在谢晋的一辈子里，还有一处地方对他而言也很特殊，那就是四川江安——在那里，他将明确他一生所经营的事业，也将找到他的一生所爱。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按照时间逻辑来说，如果没有之前的上海岁月，谢晋就不会有后面如此辛苦而又如此丰富的江安生活了。
在上海，谢晋受母亲影响，接触了大量的电影作品。很有意思的是，谢晋的母亲陈振美即使在很多年以后，都反对长媳——谢晋的夫人徐大雯去看戏，因为老太太觉得这样的举动不合适，有失体面；但老人家又绝对不是一个古板闭塞的女子，到了上海，她爱看电影而条件又允许——住所邻近南京路，繁华热闹，有许多影院和戏院，如大光明、大上海、新光、丽都电影院和中国大戏院等。于是，谢晋陪同母亲一起看电影，在学校里又频繁地接触新文化、新文艺，他的视野迅速地扩展着。
上海时期的少年谢晋已经因为兴趣考进了金星影剧青年训练班，执教的老师是后世赫赫有名的黄佐临、丹尼、吴仞之等话剧界名人，上官云珠等著名演员也就是在此时与谢晋相识的。抗日烽火在上海燃烧时，有许多爱国人士赶赴内地，继续宣传抗日，参加抗日活动。抗战爆发后，金星影剧青年训练班的教师也或走内地，或随国立剧专内迁四川江安。谢晋的母亲不忍爱子远行，而谢晋也因母亲的身体问题，不敢远走。是去是留？这问题一下子横亘在谢晋的人生之路上，似乎一切选择皆有可能，一切也都在胶着之中。
如同许多国际和国内的著名导演一样，一生事业的发端往往是青少年时代的那么一次悸动，甚至是那么小的一瞬间的想法，却影响并决定了一生的轨迹。谢晋也是。虽然家族对他的厚望是成为一个发明家或是一个科学家，因为谢晋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后表现出了较强的动手能力。然而谢晋喜欢的是电影，迷恋上的是电影，虽遭到家族的阻拦和反对，但始终勇往直前，一生追随，无怨无悔。青葱岁月的这份勇气，一路跟随着他，走过许多年后的荆棘之路。
在谢家这样诗礼传家的门庭里，当然希望培育出的是芝兰玉树，是国之栋梁，一如遥远年代里他们的谢氏先祖们的想法。“（谢）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晋书·谢玄传》）所以，按照很久以来的习惯，他们是不能接受自己家里出现“戏子”身份的子弟的。可谢晋偏偏不仅喜欢看戏剧、看电影，更较了真，萌发了从事戏剧工作的念头，还在于伶带领的学生业余戏剧活动中频频现身，比如在多幕剧《岳云》中扮演男主角岳云——这，应该是谢晋平生首次以演员身份接触戏剧。
1941年，在上海完成稽山中学高中高二学业的谢晋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没有听从父亲让他报考内地大学去学财经的建议，从此和父亲希望儿子所走的经纶世务、光宗耀祖的方向脱了钩。谢晋经由香港、广州、湛江、柳州、贵阳，几经周折，一路辗转，在重庆报考了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戏剧专科学校即国立剧专，并被录取到国立剧专的话剧科。于是，18岁的谢晋和他所认知的“天命”相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在中国艺术界的出现是时代磨炼了他，他也准确而及时地把握了时代的脉动。由十里洋场的上海而至四川南部的江安小县城——国立剧专所在地，谢晋步入了他辉煌灿烂的青年时代。
3．巴蜀风流
在回忆1941—1943这两年的江安岁月时，谢晋曾十分动情地说：“抗战纷乱时期，长江边上的小城江安接纳了国立剧专的迁入，使其成为载入史册的中国话剧的摇篮；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宜宾、江安要特别珍惜呀！”
在谢晋的回忆里，江安岁月无疑是黄金岁月的代名词：
剧专于1935年10月8日创建于南京，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戏剧专科学校。由于抗战爆发，校址几经迁徙，尽管在江安只有六年多的时间，但生活相对稳定，而且学风正，师生关系融洽，演剧活动丰富，堪称国立剧专14年中的黄金时间。
说它是黄金时间，首先表现在名师云集。如校长余上沅，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集戏剧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剧作家于一身。另有专任表演、编剧、导演的教授和专科教师曹禺、焦菊隐、张骏祥、吴晓邦、洪深、马彦祥、黄佐临、陈白尘、吴祖光、金韵之、贺孟斧、杨村彬、陈瘦竹、肖锡荃等等，这一个教师名单拿出来，恐怕到今天也会令众多一流艺术院校为之赞羡。
其次，是高徒辈出。国立剧专在江安的六年多时间里，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年轻、进步的学生。毕业后有的奔赴延安或抗战前线，或全身心地投入于大后方的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在实践中提高了艺术修养；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成为发展我国话剧事业的中坚力量，其中一些人还成了国内外戏剧、影视界的知名人士。如凌子风、徐晓钟、骆文、刘厚生、赵蕴如、李世仪、陈怀恺、万川、胡浩、赵锵等名家。我算学习“笨”的，1941年考入江安国立剧专话剧科，受教于曹禺、洪深等名家。
第三，剧专在江安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雷雨》《日出》《蜕变》《清宫外史》《凤凰城》《从军乐》《以身作则》《风雪夜归人》《家》《岳飞》《塞上风云》等80多部著名话剧、歌剧。还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首次搬上了中国戏剧舞台。充分地发挥了剧专的特长，以戏剧为武器，努力进行抗日话剧的演出。为推动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揭露日本法西斯的凶残、汪伪的无耻，为鼓舞群众抗日斗志、团结抗战、夺取抗日胜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对于江安，谢晋是这样总结的：
因此，江安这座小城，始终承载着剧专师生对那段光辉岁月的深切怀念，理所当然地注定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不可缺失的部分。
江安对于中国现代话剧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谢晋个人而言，有的也不仅仅是学业上的突飞猛进，他还遇到了事先意想不到的甜蜜情感。和中国的许多战争时期的学子一样，国难当头，谢晋和国立剧专的同学们在内地艰苦的环境中格外珍惜学习机会，教室简陋、寝室狭窄、饭食粗糙，但一切都不成为问题。谢晋在这里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几个改变——他开始戴眼镜了，他会吃川地的辣椒了，他遇到了一批名师，其中包括他最喜爱的曹禺、洪深等名家。曹禺先生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而洪深先生，则是他和夫人徐大雯的证婚人——在数年后的上海。
说到谢晋未来的夫人，则不可不提到谢晋的戏剧老师蔡送林和他的夫人张桂珍——他们算得上是谢、徐两人的大媒人。两位老师兼职于国立剧专隔壁的江安女中，两校学生一起排戏、演出的活动就多了起来，于是热心肠的谢晋和同样热情大方的徐大雯相遇了。也是戏剧爱好者的徐大雯排戏、演戏都很认真，这与谢晋的风格很相似，两人很快成为好友。
离开父母、背井离乡的谢晋喜欢交朋友，喜欢参加戏剧活动。过生日时，也喜欢招呼朋友一起吃个饭，热闹一下。1943年11月，徐大雯参加了谢晋的生日聚会，数位好友在一起，本是很高兴的事。不料，消息传开，却引起轩然大波——小县城江安因其小成全了谢晋和徐大雯的相遇，也因其小而思想封闭造成了两人的分离。闲话对徐大雯这个女孩子更不利，因为她是江安本地人，她周围形成的闲言碎语对她和她家人的伤害更大。由于徐大雯是由寡母带大的，所以当江安女中在舆论的造势下决定开除徐大雯时，老母亲不仅伤心，而且惶恐——孤女寡母，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热心的女中同学一语提醒了梦中人——徐大雯做生意的舅舅在重庆，投靠舅舅应该是徐大雯最好的出路。很快，跳级考进重庆文德女中的徐大雯没有辜负母亲和舅舅的希望，开始了她在重庆的新生活。
同时，国立剧专的谢晋也将离开江安了。当时国民党特务常常阻挠国立剧专进步师生的抗日活动，冲突时有发生。热血青年谢晋性格刚强坚毅，常常出来为进步师生打抱不平，老师和同学们也常常担心这个进步青年的安全。这次的徐大雯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民党特务在背后的造谣生事。在共产党员高衡等同学的劝说下，谢晋主动退学，跟焦菊隐、洪深、马彦祥等老师去了重庆——这是1943年的冬天，谢晋跟随老师们加入中国青年剧社，正式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
如果说江安国立剧专时期的学习留给谢晋很多的宝贵财富，而中国青年剧社则提供了将这笔财富加以兑现的机会。由于是自负盈亏的专业话剧团，而又时值抗日战争，剧团的演出必须带给民众精神上的激励与振奋，而且也必须让剧团能够经营下去，维持下去。在物质考验和精神考验双双来临时，中国青年剧社迎难而上，精益求精，不仅导演出色（焦菊隐、洪深、马彦祥），演员也出色（张瑞芳、白杨、秦怡等），而剧本更出色（《少年游》《槿花之歌》《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据谢晋回忆：“1943年从学校肄业，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去重庆中国青年剧社工作，在《少年游》《槿花之歌》《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戏中担任剧务、场记和演员，这对我以后向导演专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谢晋的确多才多艺，从前台到后台，从剧务、场记到台上的角色，从声音效果到灯光、布景，哪里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谢晋成了一位多面手。
在工作之余，精力充沛的谢晋还为重庆学生的业余剧团排戏，帮助他们接触戏剧艺术，就像当年他在上海参加学生业余剧团时得到的帮助一样。比起上海那个爱好戏剧、电影却又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少年时代，重庆时代的谢晋目标更明确了，脚步也迈得更稳更扎实了。他已经立志做一名导演，这和焦菊隐、洪深老师给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求真求实的戏剧精神，在未来的大导演谢晋心中留下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象。谢晋此后最显眼、最突出、最招人爱也招人“怕”的导演风格——真，就是这时期形成的。总之，在巴蜀的岁月里，谢晋学会了很多东西，无论是为人还是做事。那一段热血沸腾、人文底蕴深厚的日子，无疑是对谢晋影响最大的“巴蜀风流”时代。
4．上海曙光
抗日战争胜利后，谢晋在上海时就结识的吴仞之、张骏祥等戏剧界名家陆续回到上海，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也迁回了南京。
1947年，谢晋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专业复学，导师是余上沅，也就是谢晋每次向大家介绍国立剧专时必定提及的集戏剧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剧作家于一身的国立剧专校长余上沅。得此名士同时也是名师指点的谢晋，进步得更快了。
第二年，即1948年，谢晋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应吴仞之邀请到上海大同电影企业公司担任助理导演。回到一别七年之久的上海，年轻导演谢晋初次在影坛亮相。他跟随老师吴仞之参拍的首部影片是《哑妻》，吴仞之任导演，谢晋任副导演。从此，谢晋始终将生命中的激情毫无保留地融入电影拍摄之中。激情，是他一生从影的动力；同样，他的真也是一生不变的。此后，谢晋以副导演身份参拍的电影还有《欢天喜地》《几番风雨》以及《梨园英烈》等。在这个过程中，忠于生活、爱思考、爱总结的谢晋风格也在不断成长着。
在重庆中国青年剧社时就已重逢并相互勉励、相互扶持的谢晋和徐大雯，随着谢晋事业的初步走上轨道，两人的感情也等到了花好月圆的结果。1948年，徐大雯在谢晋的陪同下由重庆来到上海，和谢晋举行了婚礼。上海宁波路的石库门老房子从此新添了又一位谢氏家族的当家媳妇，谢晋等来了他一生的爱侣，徐大雯走进了她一生要扶持的家……
此时的上海已面临解放，曙光在前，谢晋积极投身到迎接上海解放的进步运动中。
谢晋在这里度过他的少年时代，在这里找到他一生所追寻的事业，在这里开始他的电影导演的工作，在这里建立起他和爱人的小家庭。和所有进步的人士一样，他爱这座城市，他要坚持不懈地追随这片土地上出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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