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我修养三部曲
人生修养是成就事业的第一步，拥有良好的修养才可以不断地改正错误，不断地完善自我，使自己的人生有所作为、有所成就。曾国藩把自身的修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且按步就班来进行。
曾国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陶冶下，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最后成为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因此，他把儒家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
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治国、平天下”对立、割裂开来，分别强调各自的重要性，结果失去了精神支柱，终归难成大业，即使满腹经纶，也不能担当天下大事。因为，人们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把“修身”二字孤立起来，从而缺乏实际，不能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
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结合实际去进行，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或者带兵打仗，为官从政，都要重视修身的重要性，都要将修身与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并且要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遗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关于“静坐”，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就是强调“静”。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是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
因此，儒道佛都强调一个“静”字，因此，“静”也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必修的基本功夫。
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非常重视静字功夫。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关于平淡，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如果一个人对世间之事不能平淡处之，而是看得相当重要，贪念过重，对好多事情都放不开，都想得到，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受到控制与牵累，心情就会常常受到影响，情绪波动自然就会大了起来，不能控制自己欲望，自然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
曾国藩主张，要提高自我修养，不仅要在“静”字上多下功夫，还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
一个人若把功名看得太重，必然俗见重，于是，便对好多事情充满了期待，就要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心，这便是俗见。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
具体来说，就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心境自然就不愉快。他强调的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就是要做到心中平淡，不为私欲所扰乱，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对于外界的事物，可以坦然处之。
曾国藩教导自己的子孙，从诗文入手可以陶冶性情，培养淡远之志。他对儿子曾纪泽说：“争名争利，凡人尚且难免。”何况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他仍可以保留一分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在他功成之后，又能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更非修养平平者所能及。这是因他精识“淡”之妙用。
古今不少胸怀大志之人，要么为名，要么为利。即使事业有成，也成了名与利的奴隶，志得意满，也无快乐可言。而更有许多人，因背负名利之累，不但无益于事业成功，反而为自己制造了许多障碍，因之而身败名裂者，不胜枚举。
道家为破除名利的束缚，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逃离红尘。这两种办法弃功名如粪土，固无拖累，但仅为一身快乐而计，非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所愿为。人生于世，苦难众多，志士仁人，应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就更加困难。
关于改过，曾国藩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就应该找出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对于这个问题，再认真去检讨、改过。就因为如此，他一生都在坚持写日记，他把每天的所作所为，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正所谓“静坐常思己过”。
在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自艾自责。例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对于这些，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此处可见曾国藩的自省之严苛达到何种境地。
曾国藩对于友人的忠告，总是虚心地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当面指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己见”、“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
除此之外，他所作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部分都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曾国藩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历程，也是他在做人处世以及为官方面不断完善自我的历程。在静坐、平淡、改过中，他不断思考、磨炼，从而可以以冷静、豁达的心态去面对已知或者未知的事情，在享受一片安闲自适天地的同时，也推动事业的发展。
2.静以修身，不变中看万变
静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更能反映一个人的人生观与处世之道。静可制动，还可以减少错误、避免祸端；静不仅是内心修持之法，也是临危处变之道。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一个“静”字，以静修身，恬淡养生，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身处乱世，社会动荡不安，伴君如伴虎，曾国藩在险恶的处境中，却可以保持一颗平静、安泰之心，这与他的修养有很大关系。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都拥有豁达的胸襟、冲融虚廓的心境。在曾国藩的遗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他认为精神修养首先应该做到静。
面对物欲横流，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要“静”下心来，以一颗平淡的心来面对自己的处境，确实很难得。曾国藩很钦服颜回的淡泊，他认为，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会一直仰慕高山，对于自己没有得到的，总是充满渴求与希冀。人在登临高山后，能够大彻大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静”有益于人立身处世，它蕴含着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诸葛亮最早体悟到“静”字的妙用，因此在《诫子书》中，他谆谆告诫儿子，无论修身、立志、治学，都要以“静”为本。
曾国藩不断地汲取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的人生智慧与精华，反省之后认为自己“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面对许多事情，他一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胸襟宽广。
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功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此信中所说的也是曾国藩心灵的真实写照，他说：“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养气的方法不在于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拥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只要可以静下心来，即使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身心长期处在高度紧张下，人的心理压力过大，就会伤身害体。曾国藩经常想办法“专求怡悦”，达到精神上的解脱和怡养性情。
身为一介儒生，刚登金榜，曾国藩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一旦为官，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志气一时无法伸展，由于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经验，更由于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他的脾气极其暴躁。弟弟曾国荃随他在京城学习时，竟因无法忍受他的脾气愤而归乡。
此时，他拜唐鉴和倭仁为师，研究理学。唐鉴告诉他：“静”字功夫最为重要。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唐鉴提出了“主静”的建议。倭仁也告诉他要从“静”字下手。曾国藩铭记二位老师的教诲，也觉得自己应当在“静”字上下功夫，并把此作为自己的修身要诀。
曾国藩听从两位师友的教导，遵照唐鉴的指示开始精读《朱子全书》，并且以倭仁为榜样，订立十二日课，使自己每天做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为了每天反省自我，他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
倭仁把“静坐”视为“克己”的不二法门，曾国藩效法行之，他给自己规定每日必做的功课中，第二条就是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倭仁的“静坐”并不是指坐下来什么都不想，而是要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言行。
因此，静坐十分劳累，异常痛苦，曾国藩刚开始对此极不适应，每次静坐不久，他就昏然睡去。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因心浮故，静坐而已昏睡，何不自振也！”他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由于刚开始不能适应，不久之后，他就得了失眠之症，后来突发吐血之症，从此身体更加虚弱。但曾国藩最后还是将静坐的功课坚持下来了。
不过，以后“静坐”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与倭仁的静思己过有着根本的不同。此后，每当身患疾病或者心烦意乱时，曾国藩都会坚持静坐，以此来调和血气、缓和情绪。后来，曾国藩精读了《老子》，深受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此时，他的“静坐”内涵便由修身之法转为养生之术。
“静坐”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有利于调整人的情绪和机能，也有助于恢复和增强自身的抗病能力。曾国藩深受“静坐”之益，将之视为养生金方。他一生遵法，不信医，不吃药，更不愿吃补药。即使生病，他也靠静坐来调养，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不久。曾国藩的体质孱弱，又整日忧心操劳，把自己的心血放在治国平天下上，静坐使他得以拥有充沛的精力。
通过修炼“静”，他的人生旅途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努力锻炼自我适应官场，并且立志自新。诸葛亮不得志时躬耕南阳，却没有失去平定天下的大志，因为他懂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曾国藩认为，“非静无以成学”、“非学无以广才”，因此，他开始在静中求变。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一开始，朝中君臣谁都没有注意他。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许多人都觉得意想不到。曾国藩只是一介儒生，却能在军事上一枝独秀，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住清静，并且能在清静中奋发自励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宁静致远”在他身上的体现。
“静”不仅有益于修身、养生，还是成大事者必备的心理素质。头脑冷静的人不会鲁莽行事，而是谨慎有加，仔细分析事情的发展情况，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静”的内涵得到了升华，曾国藩在磨练中逐渐成熟，也变得圆滑老练，头脑越来越冷静。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复出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谨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后行。当时他不仅要全力对付太平天国，而且还要小心谨慎地应付朝廷、地方官甚至是自己身边的部将亲友。处在此等环境中，他如履薄冰，处处谨小慎微，每遇事情，他都要奏报朝廷、通告同僚，尽量减少阻力。取得战绩，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不仅裁撤了五万自己亲手练出来的湘军，还把夺得首功的弟弟曾国荃送回了老家，从而保全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安全。
在用兵过程中，他也有一套“静字法”，他认为“静”字是军队最好的气象，他在用兵时最常用的计谋就是以静制动。他以诸葛亮为楷模，以稳慎为主，不轻易冒险，不轻易变动，而是以静制动，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随着形势的变化来改变用兵的策略。
曾国藩身处军营，每天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要时时谨慎小心。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以及军政要务，常常使他不得安宁，这使他的身心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他有自己的放松方式，懂得去寻乐、求乐。他写诗、练习书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曾国藩每日需要批阅的文件、书信很多，他学问渊博，文学功底甚深，但非常认真、仔细、幽默，而且耐人寻味。
同时，他认为，要保持心情舒畅，还要有一颗平常之心，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要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宽广的胸襟。
除此之外，曾国藩将这种体会诉诸于笔端。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与淡定之怀，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他的文章风格，也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在批阅文书时，他看到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用了“移封敌体”。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主要有两种：文移和武移。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后来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当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他竟用“移封敌体”。曾国藩看后，心想此人是无知还是幽默？于是，他在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
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
并自记：
见者无不绝倒。
由此可见曾国藩批阅公文的诙谐风格。
平时与僚佐亲朋相处，他也处处表现得很幽默，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与曾国藩的交往甚深。曾国藩这样评价他们：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戏称这三兄弟：“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也是他自我修养的反映。他懂得在静中取乐。
曾国藩反复强调，如果一个人不能静下心来，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而浮动的，不会清楚地看清事理，不会踏实地做事，而且还会影响身体。
养心与养身是本与源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一生以老、庄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会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难时，他主张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要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否则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成败得失皆有可能，有时，个人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想中的结果，有时会受到运气的限制，因此，切不可心浮气躁。郁郁寡欢是养生的大敌，要想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名利之心，这样才可以给自己减压，对于好多烦恼，以一颗平静的心态待之，自然就化解心结，心情舒畅。
3.俭以养德，贫而自强
贪欲过旺会使人身败名裂，而节俭生活则可以使人名扬天下。纵观历代的贪官污吏，或口腹之欲，或声色犬马，或酒色财气，皆与贪欲有关；而是否节俭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更甚者会影响个人和国家成败兴亡，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以俭养德，以俭持身，他的事业与人生就会走向成功。
古语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来源，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先秦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以，崇尚节俭的精神在历代都受到了推崇与发扬。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凡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是俭可养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长久之理，是俭可养寿也；醉浓饱鲜，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俭可养神也；奢者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俭又可养心也。
“俭”在“养德”、“养寿”、“养神”、“养心”四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俭”虽一人之作为，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俭”字在治家、为官、治国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作用。
曾国藩崇尚节俭，他一生生活俭朴。在衣着上，他的布袍鞋袜都是由其夫人、媳妇所做，而且，他平时舍不得穿新衣服，往往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在饮食上，他从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饭，后来官至大学士，除非有客人来，他每次吃饭时也仅吃一个荤菜。如此节俭的作风，在当时封建官吏中，确实很难见到。
曾家一直就有俭朴持家的风范，曾国藩作为同辈长男，从持家之始，他就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曾国藩经常教育子侄，不要穿华丽衣服，不要多用仆婢雇工。做到后者不仅可以节省钱，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有这样的传统：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要亲自纺织。不仅如此，男子在选择配偶时，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而是选择勤俭之家，以免沾染奢惰之习。
曾国藩的节俭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特殊的事情上也有所体现。他告诉家人要把生活中的一些零碎物件，如碎布、小纸片收集起来，以备使用。他说：“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这种变废为宝的方法，既节省了财物，又养成了办事有条理的好习惯。
在传统社会中，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通相关。不善治家者，必不能治天下。一个人即使很有能力，倘若家庭出了问题，也就如木拔其根，难以立足。曾国藩认为，为官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则与一个人相伴终身。所以，他认为治家比为官更重要，治家则首倡以俭。因此，他曾专门写信告诫四弟要节俭，他这样说：“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做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做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做。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总之，他告诫家人，要爱惜物力，保持寒士之家风。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曾国潢对此功不可没，但是曾国藩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功夫还不够。曾国潢是曾家诸兄弟中最勤劳的一个，但是，他还是未达到曾国藩的要求，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保持节俭家风的坚持，实属难得。
在湘军将领中，兄弟一同参军的大有人在，但家族常保不衰的，却只有曾家，是因为曾家有专人主持家政，并且能以俭持家。
元代名臣达理麻识理说过这样的话：“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至理名言。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在京为官时，曾国藩勤俭节约的习惯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行之一生。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游，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其中，吴廷栋是曾国藩最要好的朋友，他一直贫寒，却以俭自强，从不愿求助他人，在他退休后，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即使日食不给，也能处之晏然。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见他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便带着三百两银子前去探望他。当询问起他近来情况，吴廷栋说：“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曾国藩领会了他的深意，没有敢将银子拿出来。曾国藩的旧交大多以节俭自强，他们品德高尚、互相勉励。
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为了维持生计，他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但是，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持身节俭，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鼎力相助。但是一个人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轻贱。生活奢侈，会刺激自己的物欲，这不仅会破坏自身形象，也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不利于自立自强。
曾国藩的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他不爱钱，不敛钱，不聚钱，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想保持勤俭风气，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
4.戒除恶习，克服弱点
宦海风波，仕途通塞，因为个人能力或性格的问题而遭遇坎坷与打击，在所难免。曾国藩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戒除不良习气的决心与勇气，就不能够担当大任，所以，置身官场，应该注意自己的习惯，力戒自身恶习，警惕自己的弱点。
虽然一个人的性情与品性是很难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中庸》中这样说：“天命之谓性。”品性似乎是天定的，因此一般不容易改变，多年的积累与沉淀已经把一个人的性情牢牢地定格在那里，因此，人的性格和饮食男女之性，是不容易发生改变的。
《中庸》中提到的“天命”之性，没有善与不善之分，但是，人在后天的环境中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于是，人的性情逐渐发生改变，才有善恶之分。因此，人的性情与品格既有天命的成分，也有后天的影响因素，这样，对于受后天的影响而形成的品行是可以改变的。
既然人的性情与品格可以改变，那么对于食色之性也可以改变，虽然食色之性没有善恶之分，却有适度与否的问题，如果不适度就会影响人的身体，这是一种习惯，人的性格、品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后天环境中的习惯有关。
曾国藩初到京师，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无任何特殊之处。他每天的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说他的官职做大了，而是他把这种应酬作为一种消遣时光的方式。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曾国藩经过深造，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了翰林院。这一官职深得好多人的羡慕，因为，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在中央做官，所受的俸禄并不一定就要比地方的高，但是却有好多机会去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了靠山或者有人提携，自己的前途就宽广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央做官，属于“天子近臣”之位，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有才华，就会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也会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在地方做官则不然。
在翰林院做官，曾国藩“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每天在吃酒、读书、闲侃中度过，他这样感叹道：“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因此，他常常在《日记》中“检讨”自己，但每天却重复着这样的生活。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自察自改这种品行，就会沉迷其中，不思进取，也成就不了一番大事。对于翰林院的官员来说，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是每天在消遣中度日却养不成经世的韬略。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就出门拜客，白天会客，庆贺他人生日，晚上欣赏昆曲，直到深夜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自己的自责。他在“检讨”自己的同时，还在告诫自己力戒不良习气，他不断反省自己，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所致，虽然他可以强迫自己静下来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但是由于心浮气躁，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发现只有减少往来，才可以“渐改往逐之习”。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在把自己的空余时间尽量放在读书上，以此来约束自己，达到自戒。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较差，经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他所拜之家大都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他“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是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
热闹非凡的一天结束了，晚上当他回到家中，有些惶然不适。妻子正在闹病，而且呻吟不断，使他情绪很乱，“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所见的佳丽美景与晚上病榻上妻子的呻吟之声，这种明显的反差使他实在无法忍受。此时，他的全身都为私欲所填塞，不能静下心来读书研究，因此理学功夫大减，每当听到别人谈论理学，便感到隔膜不入，于是，他感到后悔莫及。
后来，吴竹如来到曾国藩的寓所与他谈论理学，并谈自己的体验，认为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曾国藩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他明知应该从“敬”字处下手为紧，他自己也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曾国藩的此种“不敬”很快得到遏制，他逐渐成为一个诙谐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人。
为了将来能有所作为，他严格控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对于夫妻间正常的情感交流也有很大约束。按照儒家的思想，“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会一发不可收，终会妨碍大事业，因此，他坚决不纳妾，严格自律自己的生活作风。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相比，这是他品格的突出之处，一般人是很难做到这样的。
为了戒除自己的不良习惯，实现“澄清天下之志”，曾国藩对自己提出三戒：吃烟（鸦片）、妄语、房闼不散。他以“三戒”严格要求自己，后来他也确实做到了。
他认为吸烟会对人的精神造成不利影响，应酬太多，难以集中精神做事，就会出现差错。他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他还说：“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因此，刚开始戒烟时，他经常找朋友们下棋、聊天，以此来打发难熬的时光。
曾国藩不仅有此“三戒”，其实还有“一戒”，就是戒围棋。他早年就有弈棋的爱好，与好友聚在一起，大家往往要弈棋几局，然后再饮酒畅谈。但是，下棋须精神贯注，因此很耗心血。曾国藩决心戒掉围棋，但几次欲戒也戒不成。
曾国藩有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比如，听戏或者去琉璃厂逛街、购书买纸等，除此之外，在“正业”之余，他也读点《绿野仙踪》、《龙威秘书》之类的书。但是，戒除下棋的嗜好使他伤透了脑筋，他认为“溺情于弈”不仅有碍于进德修业，而且颇耗精力，他讲究养生之道，身体略感不适，便决定戒棋。忍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棋，可是最终没有戒掉。以后，无论是在军旅还是在总督任内，围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每日必下一二局不可，直到他去世。曾国藩做事一向有恒心，但是却戒除不掉下棋，走不出“围城”，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于此。其实，围棋是一种缓解紧张精神的“转移法”，他长年殚精竭虑于军事谋略和仕宦琐事，当然是必须有转移注意力的渠道才能得到片刻休息的。
能否做到自律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性格因素之一，克己修身可以使人的意志变得坚强，保持良好的作风以及高超的技术，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做到克己修身，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才能达到“得道多助”，否则“失道寡助”。曾国藩深明此理，因此，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非常重视“修身之道以律己，以身垂范而教人”。曾国藩勇于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气，从而使自己的品性得到不断完善。
关于如何防止人生和事业的失败，曾国藩提出了戒“傲”戒“惰”。他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莫不皆然。”因此，他告诫自己要戒“傲”戒“惰”。曾国藩发现“愤激愈久”与“得意愈久”，都有可能产生傲气，因此，自古德厚修深者都把“戒傲”作为自己人生修养的必修课，而他将“戒傲”作为自己终身的修养。
他在给四弟的信中这样说道：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能，既骂房官，又骂主考，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他认为，儒者和为将者的傲气最重，而他自己恰好既是读书的儒者，又是带兵的将领，因此，戒除傲气是曾国藩穷尽毕生之意志而力戒的。他在家书中就多次谈到：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不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戒除傲气可谓谨小慎微。
曾国藩在仕途上可谓官运亨通，仕途通达，十年之中连升十级，并在京师赢得了较好的声望，如果是其他人可能会趾高气昂，洋洋得意，但曾国藩却以“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自谦，由此可见他对自身修养的重视，以及他“戒傲”的决心。
虽然他戒傲如毒，防之甚严，但是带兵打仗，他也有过因胜而傲、因傲而败的经历，亲身验证了“骄兵必败”的说法。他由此认识到，傲气极易滋生，极易失控，因此更要时刻小心提防。除此之外，他认识到“傲”也可使一个大的家族迅速衰败，曾氏家族具有远见之明，很早就教导自己的子孙后代力戒傲气，曾家对于傲气的警惕不亚于对毒蛇的惊悚。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戒傲”，还劝勉其弟“戒傲”，他多次写信劝谏家人。在给四弟曾国藩的信中，他这样说：
“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极其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他还写道：“傲为凶德，惰为丧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时时留心戒傲。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励。”
曾国藩还告诫儿子：虽为“世家子弟”，但要牢记“极力去傲惰二弊”，在儿了赴科考时，一再叮嘱儿子进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这就是这位堂堂的一等侯爵所担心的。
曾国藩认识到，懒惰乃人生之大敌。他的一生可谓戒惰如仇，在给诸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惟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三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是关于告诫自己要力戒懒惰，在他的家书中，也有许多是在警示诸弟和子侄务必要戒除“惰”习。
戒惰是曾国藩修身智慧的又一体现，戒惰如仇、勤劳不懈的习惯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在给陈俊臣的回信中，他这样写道：“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克一己之懒惰。”在复葛章山的信中，他也写道：“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人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悔恨！”他还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无论是在京师还是在军中，曾国藩都坚持黎明即起、深夜方息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严格要求部下也都这样做。在军中，他早起有定时，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他还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可以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以此来督促部下戒掉睡懒觉的习惯。
他还经常劝导诸弟和子侄要戒除惰性，勤奋读书，并且不要脱离劳动。他的弟弟、子侄们谨记他的教悔，平时在读书之余，也经常拾粪、下田，保持了耕读之家的优良传统。
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饬勤劳。他规定：“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他要求内眷养成不染官家习气、勤劳而不闲逸的精神，至今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曾国藩重视自身的修养，力戒不良习气，这不仅是他的处世智慧，也是他的为官之道。
5.勇于改过，不断自省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怀着何种心态。能够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明智的人，克服了缺点，就相当于战胜了自己，这样才可以不断完善自己，也可以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求过”是积极地发现自己的过错，并且勇于改正错误，而好多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这种人永远不会有进步的时候，只会固步自封。正视缺点和不足，并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样才会有所突破，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即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缺点与过错，然后坚决彻底地改正。
曾国藩的性格发生过多次转变，在现代人的眼中，曾国藩似乎是一位手执羽扇、不苟言笑人，总是一副宠辱不惊的君子形象，这只是他成熟时期的性格表现。其实，他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如此深厚，相反，—遇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他早年善于言谈、爱出风头，“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他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的修身养性至关重要，因此便下定决心改变这种性格，但是却屡有困难。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情，但是他这一行为却使人十分尴尬，结果适得其反，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要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确实难能可贵，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过后他非常后悔，可是说出去的话如覆水难收。
1842年十一月的一天，曾国藩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却出言不慎，结果弄得气氛十分尴尬。随后他又到何子贞家，不久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晚上回家，他非常后悔，他的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折磨与争斗，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儿子身上的确有不少毛病，便给他写信提醒他多加注意，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父亲的信对曾国藩的触动很大，但是在以后的不少岁月中，他仍重蹈覆辙。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肆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自己。
同年正月，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他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自己也承认怠慢了同学，并且“忧悔并生”。
曾国藩一心想要检讨自己，他改过心切，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经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几分敬意，但是这样就有一种不合群的表现。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好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
曾国藩深受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从此以后，在处事待人方面，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己的锋芒。与此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习气，并且告诫自己尽力改正。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中。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除此之外，曾国藩认真钻研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因此，文化传统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把“逐日检点”自己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
因此，过错是难以避免的，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曾国藩认为，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地承认并且改正它，这是最难得的。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内心求得安乐，省得多少纠葛，多少遮掩，还有那掩饰装点的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尤其是在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多次成败胜负的考验。
曾国藩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即“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无欲告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因此，他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但是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曾国藩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所谓“广大”，就是要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衡。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为了改掉自己的缺点与毛病，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与决心，对他一生的性情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不断完善自我，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为了做到这些，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经常给他指出缺点；二是坚持每天写日记，借此每天反省自己。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行为值得后人去学习，他的这些勇于改过的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不人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处世与为官之道应该注意的环节。
6.处世四忌：妄言、自大、非议、计较
曾国藩宦海沉浮多年，由一介儒生逐渐转变为深谙处世之道的官场中人，他的几次转变都是在不断蜕变中实现了飞跃，这与他不断思考、不断分析、总结自己过错得失有很大关系。
毛泽东一直称赞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他一生“独服曾文正”，不仅钦佩他的做事风格，还有他的品格力量以及他的思想，这些无不显示出曾国藩是一个“办事兼传教之人”。
人必自毁，方能他毁；人必自强，才能真强。处世交往中有许多禁忌，如果轻易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恶果。曾国藩积一生为官处世之大法，提出四个禁忌来警示自己，发人深省。
第一，忌妄言
妄言之人多喜欢夸夸其谈，往往自视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曾国藩年轻时，就是一个喜欢夸夸其谈、有很强表现欲的人。
有一天，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箧，言无不尽”，他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全部吐露出来，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半夜回家后，他为自己天天沉溺于诗文而深感后悔，他觉得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朋友。如果一个人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总是夸夸其谈，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长久如此，不仅遭人厌恶，还会惹祸上身。
于是，曾国藩决定应该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他的长处就是能够反省自己。《诗经》中的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勿语。”意思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轻言妄语。
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多次提到了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告诫弟弟，谨言慎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要自省、自知。“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言语伤人或者盛气凌人，都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经常以理学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做人、做学问、做事，都要遵循“敬”字，但他对自己仍不满意，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国藩平生坐患‘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仆待人处事，向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由此可见他不断追求更高境界的进取之心，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自我反省中度过的。
他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功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
第二，忌自大
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满之气，喜好为人师。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翻开《曾国藩全集》，洋洋一千五百万言中，包括了许多警言与经验总结，包括了他的全部知识、智慧和才情。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刚出山时，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因此，他处处碰壁。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与人相处就应该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
曾国藩对子侄，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的少，教训的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在家里，他是门面，一言九鼎；在军营，他是统帅，军令如山；在省府，他是总督，昭示一方。因此，对他而言，真可谓四处优越，八方权威。他性情耿介，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但是，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检讨、反省自己的话语。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他以“师心”上奏，皇上要他力戒好为人师之心。当时，恰逢皇上疾病缠身，又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所以仅仅这样警告他。否则，于他而言，重则大祸临头，轻则冷遇荒野。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要改变自身的处世方式，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忌非议
在背后议论他人的过失与缺点，对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测与评论，不仅是一种缺乏修养的表现，也是招惹是非的祸端。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过失），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每个人的内心都翻腾着永不止息的波浪，表面上看，大家一团和气、春光明媚，可在私下却勾心斗角、春光锁闭。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归之时，毅然决绝，吾意其戢影家园，足迹不履城市矣。此次一行，实不可解。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一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弟弟，千万不要过问外边的事情，以免惹来是非。
第四，忌计较
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如果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够使鬼服神钦，见识日进，正气日刚。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
清廉不贪是为官者的基本要求，曾国藩也十分崇尚清廉，据他的女儿崇德老人说，无论曾国藩的官位多大，“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他的夫人也没有“珍玩之饰”。
除此之外，他还告诫子孙后代不要贪恋功名，早享大名乃不祥之兆，他提出“少年得志”为戒，他认为，少年得志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成名太早，因为根基浅、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视天下事过易，就会掉以轻心，临以狂傲，结果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入矛盾复杂的境地。
曾纪泽得萌生后，曾国藩也很高兴，但是他命纪泽至二十四岁再行乡试。在《致诸弟弟》中，他写道：“泽儿现在本系萌生，例不准赴小考。故拟令照我之样，二十四岁始行乡试。若十九、二十即行乡试，无论中与不中，又有何味？”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就会停止进取心，以后就会很难超越自我。
7.谦是为官之道、立身之本
骄傲自满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周易》中说：“天道亏盈而益前，人道恶盈而好谦，满则招损，谦则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既能够使人得到充实与完善，又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
谦虚礼让也是儒家强调的重要处世原则。古语有：“谦者，君子。”也即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刘向在《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
从古自今，谦虚一直是用来衡量一个人品质良好与否的重要标准。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
身处清末乱世之中，曾国藩在仅仅不到10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究其根源，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曾国藩曾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
曾国藩经常告诫他人要以谦虚为本，在手下大将鲍超因功晋职时，他这样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但是，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要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诚恐有师心自用之处”，于是“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时比较轻狂，经常清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不仅在内部培植力量，还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谦”字，同时也是他的保家安身之道。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
他曾这样告诫子侄：
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谈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而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径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因此，不要过分谦虚，甚至于卑躬屈膝，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轻贱自己，结果适得其反。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于贬低自己。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伪”。而且如果谦虚只是一种形式，而不加强自身精神素质的培养，这种谦虚并非出自本心，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
谦虚是一种美德，也是保身持家的重要方法，更是自我修养的必备手段。但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到什么程度。谦虚不仅因人而异，也因时代和社会风气不同而不同。
8.待人以恕，宽和得众
宽于待人，是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以诚待人，可以以诚换诚、收服众心，成就一番大事业。
宽容和气是立德的根基，也是处世之道，更是修养之法。曾国藩认为：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宽广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他曾经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人手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寥寥数语却是真知灼见。
要宽于待人，不可求全责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戴，被宽容的人才会以德报德。宽容他人可以免灾，而尖刻待人则会招祸。
曾国藩提倡“恕”，其中心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该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与不足，人无完人，如果过于刻苛要求他人，就没有朋友，也无人可以为己所用，也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而做到“恕”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
在初办团练时，曾国藩手中无一勇一卒，但是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好多人也愿意为他忠心效劳，这些都得益于他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可以说，在用人上，曾国藩高出诸葛亮一筹。诸葛亮无分巨细都要事必躬亲，使自己虽鞠躬尽瘁，却难顾周全，皆因他用人过于苛刻。曾国藩常告诫他的幕僚和兄弟说，断不可轻视有一技之长者，“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他极力提倡“待人以诚，待人以恕”。“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人的胸怀会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如果身处高位，却整天为一些小事而耿耿于怀，被小事所困扰，是不会有大作为的。凡是成大事者，都有着博大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
曾国藩主张严格要求自己、宽于对待朋友。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双方应该宽宏大量，这样才不伤和气。
在《答欧阳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
曾国藩提出待人要做到“恕”，不可怀有偏见心理，不可求全责备，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要与人为善、宽于待人应该尊重和关怀他人。
曾国藩认识到读书人常有两大通病：一是尚文而不尚实；二是责人而不责己。“责人之弊，则无论何等人，概以高深难及之道相苛，韩公所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基人望于人’者，往往而是”。
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弟要以“恕”立身，他说，为人处世中，自己若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自己若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处处行得通。不欲人以虚伪待我，自己就不能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自己就不能以权术待人。今日自己处在顺境，要想到他日自己也可能会处于逆境，今日自己待人盛气凌人，他日也可能有人会盛气凌人对待自己。因此，无论何时，要常以“恕”字自惕，常给他人留有余地。
曾国藩强调要做到立己达己，就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认为：
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
因此，他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经历了几次波折，但却可从中体现出曾国藩“待人以诚以恕”的精神。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给他这样的论定：
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却屡试不中，科场失意，便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升为“刑名师爷”，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6年之久。他们二人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经常意见不一致，容易起分歧。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绝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他生性桀骜，言词尖锐，锋芒毕露，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并嘲笑曾国藩不懂经济学问。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却以失败而归，欲投水自尽却未遂，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到省城。左宗棠闻讯，便指责曾国藩说，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速死非义，何必出此下策。左宗棠虽然直言，但是在为主帅打气，话语中也流露出几分敬爱之意，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逝，他闻讯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不待君命，舍军奔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于是，湖南官绅也都附和这一说法，这使曾国藩处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后来，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他特地登门拜访了左宗棠，并以“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请求左宗棠篆书，以表谦抑之意。
尽管二人性情不同，经常意见不和，但都是关于“国事兵略”之事，而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他说左宗棠“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此，他的保举才使左宗棠能够一展抱负与胆识。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咸丰十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徽州。不久，李世贤攻克徽州，李元度没有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表明李元度有倾向王有龄的迹象。而他不仅不闭门思过，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李元度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闻此，非常气愤地对他说：“听君之便。”李鸿章便负气离开了祁门。后来，几经辗转波折，他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不计前嫌，大度能容，并且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李鸿章就深受他的影响，当有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深深自责，并且会立即改过不吝。
纵横官场者，胸襟坦荡、大度宽容，这不仅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体现，也可以获得他人的支持和真诚相助，少树一些敌人。
9.天道酬勤，勤可成事
一个人无论其资质平庸还是聪颖，无论其家境贫寒还是富有，都不是影响一个人前途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天道酬勤，因此，人生要义，应该以勤为本，勤可养生，勤能补拙。
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曾国藩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勤者做起事来不懈怠、兢兢业业，坚持不懈。因此，勤可生“敬”，即恭敬他人之意，“敬”则生“谦”，即小心恭敬之意。所以，曾国藩把“勤、敬、谦”相提并论。
曾国藩写过一篇“习劳而神钦”的文章，他说：“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他提到了勤不但可以兴家办事，还是一种养生之法。他说“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惰是恶行、疾病的根源。“勤者，逸之反也”，“勤，所以儆惰也”，“勤”可以克服懒惰。
一个人如果贪图安逸，不经常活动，抵抗力就会大大降低，就很容易生病。而勤劳却可以锻炼身体，减少疾病。勤劳也可以锻炼人的意志、毅力，也可以使人获得放松，觉得愉快，所以曾国藩称勤是生动之气，惰是衰退之气。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贪图安逸，说明此人没有远大的理想，也没有为实现理想而努力的意志。
宋代名臣真德秀这样说过：“莅事以勤。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若是懒惰懈怠，必然会使民受其弊。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勤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由勤奋学习而致。
曾国藩曾经总结出为人、用兵、治家、居官的失败规律，他认为，这几方面的失败皆与“惰”有关。他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人败离不得个‘逸’字”；“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他认为导致居官失败的首要因素就是懒惰。他读完汪辉祖的《学治臆说》等书，非常佩服，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深切感触，他同意汪辉祖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要克制自己的惰性。
曾国藩认为，勤可正己，也可率人。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经常伴随曾国藩左右。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诲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可以减少疏失。而李鸿章却告诫吴汝纶说，为官不必亲理小事。曾李二人在此处的观点截然相反，吴汝纶比较二人的优长，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于是按照曾国藩说的去做，可是坚持了几天就有些受不了，亲理细事，劳心劳力，确实并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因此，他更加佩服曾国藩。每当一位新官上任，曾国藩都以“勤”字相诫，朱品隆新任管带，曾国藩就告诫他说：“吾不仅愿将成一显宦，实愿该将做一好人。行己以‘勤’字为本，治军以爱民为本，自日日长进而不自觉也。”副将胡晖堂奉命统领湘前副右营时，曾国藩告诫他要认真整顿营务，从“勤廉”二字入手。
曾国藩认为，人生第一要义就是“勤”，它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他把对“勤”字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勤奋，一切无不可为，不勤则会一事无成，还可能会引致灾祸。
在治学方面，他把勤放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后来他又把这一顺序作了一些改动，但是，“勤”依然列于首位。他认为，治学方面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勤奋读书的习惯即使在从军之后仍旧没有改变，他经常教导部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他手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这四句话也是他一生勤奋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资质一般的人，但是通过勤奋努力的学习和积累，可以实现自己的志向。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勤奋的重要性：“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意思是说，还没有下到功夫，就想求得效果，这种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天资一般的人若是能做到勤奋，就可以与天资好的人相抗衡。只要勤奋，以勤养身，持之以恒，不知不觉中就逐渐具备了远非仅靠天赋或聪明而能得到的某种地位、某种资源，以及某种能力或成就。
曾国藩对为学的要求十分严格，强调读书勤奋，平时决不能敷衍了事，浅尝辄止。曾国藩曾经这样告诫家人：“儿侄辈总须教之读书，凡事当有处理。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漫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顿，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此乃一定之理，愿吾弟及吾儿侄等听之省之。”除了做到勤之外，他还反复告诫他的子弟，为学必须靠平时的积累，因为知识积累得多了，自然就能融会贯通。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家，曾家近百年未出现高官显宦，曾国藩的天资也非绝顶聪明，但是靠着自己不断地勤奋努力，他取得了很大的功勋，可以说，他一生的成就全是“勤”字所致，这不仅与曾家勤俭的家风有关，更重要的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时，他还主管江南数省军政，他的公务非常繁忙，但是在那样繁重的工作中，他仍然可以挤出时间来看书，仍然坚持每天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他写的家书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多的。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他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到去世前，且几乎从未中断过。他的日记也有几种，仅留传下来的就有一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有很多精辟见解，是传世不朽的佳作。
曾国藩认为，勤是慢慢养成，并且要一直坚持下去。他的一生贯彻一个勤字，晚年几乎双目失明时，仍手不辍书，当他已经成就大事后，仍期望自己成为“立言之人”，并为此而努力不懈，直到病逝。
通过对历史的仔细研究，曾国藩认识到，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而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曾国藩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难的英雄，他认为只有勤奋才可能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为了实现平定天下的宏图大志，曾国藩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每当出现不勤奋的时候，他也会深刻反省，并且痛加改过，因此，他经常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自责。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诀。
曾国藩认为勤奋没有极限，也可以积少成多，不仅可以鼓励士气，还可以振作精神。他说，办事之道，以五到为要，这“五到”为：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后来曾国藩又总结出了“三勤”。这“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也是他居官从政中的办事风格。能够做到“五到”、“三勤”并不容易，除非有强大的毅力和坚定的志向，否则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在治家教子上，曾国藩更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勤”字。他在信中曾对儿子纪泽说：“我们大清朝世代圣主相承，一直都是寅正时就起床，至今二百年未改。我们家从高祖、曾祖时就代代早起，我曾见过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冈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寒冷的冬天起床后约一个时辰，才看到天亮。我的父亲竹亭公也是天刚黎明就起床，有事时则不到黎明就起床，而且每天夜里都必定要起来查看一二次不等。这是你们都曾亲眼看见过的。我近来也是黎明就起床，想努力继承先人的家风。你既然已经年过二十，并且业已娶妻成家，就应当以早起床为第一要务。不但要自己身体力行，同时还要教导新媳妇身体力行。”在曾国藩的传世作品中，家书的影响最大，其中包括了修身、处世、齐家、治国等多方面的智慧，但最核心的是一个“勤”字。
勤能够弥补先天的许多不足，使人增长知识，广博见识，积累经验。曾国藩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提出“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百种弊病皆从懒生”，这些都是他亲身体验的结果，也是他人生智慧的总结。
10.积极进取无不成之事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道：“凡人做一事，需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想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做到“恒久”，曾国藩提出“天道忌巧”，意思是说，只要能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曾经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
曾国藩出身于一个处于统治阶级下层的中小地主家庭，因此，他的救世人生哲学观非常突出，这也是他“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的核心。曾国藩一生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督促自己去积极地思考，积极地去做事，以求取每一次进步，当然，这四个字也是曾国藩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座右铭。
积极进取是一种耐力与意志力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出现逆境在所难免。对待逆境，不要逃避现实，既不要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又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懂得积极进取。
曾国藩说：我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奸佞当道，小人得势，不会政通人和。正派而能干的人很难展示才干、发挥作用；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人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
两军对峙勇者胜，两军相持久者胜。曾国藩说：打持久战最忌讳的是“势穷力竭”。其中，力是指将士的精力，势是指大局以及整个作战计划。意思是说，只要坚持下来，就有抗衡的机会，积极进取的同时，要注意等待时机。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说是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这与他不断进取有很大的关系。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出一种自我修养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做主。”
他还这样讲道：“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他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并且要求子孙后代不可抛弃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志、有恒。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并且把“敬德修业”看作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此，他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致以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安熟也，须从这里过”。
曾国藩认为，若想成为成功者，就要“敬德修业”，积极进取，因此，没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字开始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阅历就会逐渐广博，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他终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而锐意奋斗。
11.立志当坚，持之以恒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是人生目标的决心和信念，它决定着人生和事业。一个没有志向的人，就会平庸一生，相反，那些志向高远，胸中始终怀有敬德修业之志者，不仅可以干成一番大事业，还会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
曾国藩说：“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他坚信，人人可以为圣贤，于是，他给自己立下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宏愿大志。他认为，君子当立志于宏，脱于流俗。他将“立志”看作人生成功的基点，因此才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事业。
曾国藩这样说过：“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往，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志向是人生价值目标的确立，是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会影响人一生的成就。远大、坚定的志向是人的内在精神动力。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应该具有坚韧不拔、坚定不移的精神。当自己的远大志向和现实生活产生矛盾时，就需要适时地做一些调整。乘兴而立，遇阻而改，并非真正的人生志向。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志向坚定不移，是催人奋发的动力。一旦立定了志向，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就须坚守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如果仅是随兴而发，时过志迁，经常改变，就无法成为激励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志向是对人生目标与人生价值的选择，是给自己划定了一种人生境界，体现了一个人的理想，限制着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与生活内容。志向有大小之分，王夫之说：“志不大则所成者小。”因为，“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小近之志容易实现，会使人轻易处于满足状态，不思进取，而远大的志向便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积极进取。
曾国藩作为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儒家道统传承的自任者，他对志向深有体会，他为了远大的志向而矢志不移地努力，而且对其子弟、门生及同仁也谆谆教诲。他的成功是志存高远，坚定不移的结果。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读书进仕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寒门庶子无权无靠，若想有出头之日，大多会选择读书进仕这条通道来获取进身官场的资格，也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会底层的人通过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可以改变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十载寒窗，一举成名”，上可追封祖、父，下可荫庇妻、子，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开始了别样的人生。
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在曾国藩的青少年时代，曾家是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虽日渐宽裕，但却算不上是名门望族。因此，曾国藩从小就立志，要发奋苦读，求取功名。
他青少年时期刻苦读书，为了考取功名，毅力坚定、百折不挠。在远大志向的激励下，他从小便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而且他颇有才华。在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时，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年仅10岁的曾国藩，居然很快就做出来了，这令祖父非常高兴，祖父高兴地赞赏他说：“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1833年，曾国藩23岁，他第一次参加科试就考中了秀才。全家对于曾国藩的功业早成欢欣鼓舞，高兴万分。但是，曾国藩认为，这离自己的远大志向还相差甚远，他不想就此贪享安逸。小小的秀才是不足以使他沾沾自喜的，他决定继续努力。为了自己的远大目标，他不惜背井离乡，继续求学深造。
1834年，曾国藩进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他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独自北上，等待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遗憾的是，他没有考中。当年恰逢皇太后六十大寿，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于是，他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第二年的恩科。
在京生活的这一年，曾国藩增长了许多见识，使这个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湖南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在此期间，曾国藩不仅刻苦读书、认真准备应试，而且对韩愈的古文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而八股文的限制较多，古文比枯燥的八股文多了一些生气与意义。于是，他开始专研古文，并且从中获得许多乐趣。
1836年，恩科再次报罢。两次会试落第，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磨练与打击。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于是悻悻而归，打算继续苦读书。拥有远大志向，却没有实现的机会，这经历不仅促使他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他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也为他更好地探讨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奠定了基础。
1838年，经过了刻苦的学习与专研，曾国藩又到北京参加会试，这一次，他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此后，他参加了朝考，结果他的成绩非常好，列为一等第三名。他的试卷呈道光御览之后，道光皇帝非常满意，特别将他拔置为一等第二名。于是，他很幸运地被选入翰林院深造，当了庶吉士。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刻苦攻读，曾国藩取得了进身资格，逐步进入了上流社会。
曾国藩在涉世之初，就显示出了其处世之大端。他从小就深受家风、时代之熏染，在父亲曾麟书的耐心指导下，从小就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直到他中了翰林以后，以至后来为官为相仍然一直坚持。他把握住自己的人生阶梯，志存高远、刻苦自励、百折不挠，也正是这坚定不移的志向使他能够在人世浩茫的迷宫里找到通往光明的大道。
很多人到了翰林院，就不再用功读书，只消钻营门路，或者做做诗赋日课，便坐等散馆授官。曾国藩却恰恰相反，在京十余年，他的志向更加坚定，经常勤读史书，形成了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暗寓“为国藩篱”之意。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有这样的见解：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就是因为一直矢志不移，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曾国藩对待学问的态度非常坚定，他非常反对做学问趋时若鹜的做法，他认为，学问虽然要与时代合拍，但不能随波逐流，没有立场与根基。他说：“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把有利自己身心的作为要务，总是看到一时的风尚就涌了过去。要不了几年，风尚又变了，又丢下现在研究的，去研究新的。像汉学、宋学、词章、经济，和那些只是一门技艺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门派，轮流着兴盛衰亡。探究它们的源头，其实都含有圣人之道，如果一心想得到天下的赞誉，树立永世不灭的名望，那么却恰恰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成为社会的危害。”
对于读书做学问，曾国藩不仅经常自省，还常常警诫后人不要“一心为这些奔波劳碌。”在给家人的信中，他这样说：“我近日来读书没什么收获，应酬太多了，每天都顾不过来，真是令人讨厌。”
由此可见，他读书不趋时尚，而是“有定志”。影响志向实现的因素可能有许多种，但像曾国藩所说的“追风尚”的那种浮躁心理则是其中主要的一种，这会影响整个人生价值的实现。
“志守一井，力求及泉”的做学问方式，也使曾国藩成为了学问上的“大家”。他认为，宋代的范仲淹就是一个始终坚信“一个人如果不能读书，立大志，即使吃饱喝足，生活舒适，也没有多大意义”的好榜样。范仲淹的家境十分贫寒，他上不起学，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他把这种艰苦当作一种磨砺，他可以“超我”地战胜自己本能的需求和欲望，不管生活条件如何恶劣，范仲淹的志向从来没有动摇甚至改变。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圣贤人物。他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评价，共得32人（实际上是33人），作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画其图像，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榜样，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曾国藩从自身成就大事的角度，对立志有独特的阐述，他认为，立志是一生的大事，不应少年热血，中年凋零，晚景凄惨，而要有矢志不渝的精神。
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姣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他被称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无论何种志向，志向一旦确立，就不要轻易改变，要立常志，而不是常立志，否则，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心在摇摆，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或者人云亦云，这样不利于自己目标的实现，这样的人立志不坚，最终也难成一番大事。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自己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高明之举，成功之举。但是，若无破釜沉舟之志，没必要远行百里之外。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之。”的确，曾国藩一生不渝本志的做法及以此对子孙的教育，使曾家后代多有所成。
曾国藩的一生的确是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的一生。他继承了中国历代圣贤重“志”的思想，堪称“立志”与“行志”的楷模。这位出身湖南穷乡僻壤的普通农家子弟，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证明了“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的壮语。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