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之初，李渊采取了儒、释、道并重的方针。这一方针使儒、释、道三教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佛教借此机会发展得更快。大臣傅奕曾七次上书唐高祖，历陈佛教弊端，请废僧尼减寺塔，他说：“佛教影响不可忽视，现在一些雅儒世家也开始信佛，饱学儒士竟说起了胡佛浪语；佛教剥削民财，截割国贮，情况非常严重，请陛下好好考虑一番。”于是，唐高祖下诏沙汰僧尼，凡精勤修行守戒律者，集中于大寺居住，并给衣食，其他勒令还俗，不得违反；另外，京师长安留佛寺三所，天下诸州各留寺观一所，其余寺观统统废止。唐高祖的这道诏令的立足点是任何宗教的发展都不能影响到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
唐高祖沙汰沙门的诏书一下，使佛教徒深感惊吓，惶惶不可终日。但这年六月，高祖退位，太宗李世民即位，为了笼络人心，开始大赦天下，高祖关于沙汰沙门的诏令未能实行。
作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封建帝王，唐太宗李世民继承了唐高祖李渊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基本方针。但是，唐太宗即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根本不信佛教。有一天，他问傅奕说：“佛教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可你一直激烈反对佛教，其原因何在？”傅奕回答说：“佛教在历史上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信仰佛教不仅是信仰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听了傅奕的话，唐太宗颇为赞同。
晚年的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受到了玄奘的影响。
玄奘俗家姓陈，河南偃师人，于隋大业末年出家，博览经论。他认为以前翻译的佛经错误太多，因此想去印度广求原本加以参校。贞观初年，玄奘西行，历时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春返回长安，开始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撰述和译经活动。
为了满足唐太宗了解西域的要求，玄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与其弟子合撰了《大唐西域记》。唐太宗看后大加赞赏地说：“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此后的两三年内，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利用、防范变为推崇，甚至笃信了。
这时，有僧人善导主张只要念阿弥陀佛名号，无须出家，念到一定程序，即可往生西天极乐净土。于是，长安城中念阿弥陀佛之声不绝于耳。唐太宗对此现象不但不予干涉，而且还大赞善导的功德。在这种气氛中，善导创立了中国佛教中的净土宗。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驾幸玉华宫，召见玄奘。玄奘乘机请唐太宗为他新译的《瑜伽师地论》作序，该序即有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在随驾的日子里，玄奘给唐太宗又陈述了《瑜伽师地论》的大意，唐太宗详览后，觉得词义宏远，闻所未闻，向侍臣感叹地说：“朕观佛经犹瞻天瞰海，高深莫测；玄奘法师能于异域得此深典，今委寻而观之，宗源杳旷，糜知涯际，其儒教九流之典，如小水池一般。世传三教齐致，乃妄谈之论。”于是，唐太宗命人将该论手抄九本，分送九州，使辗转流通，并要求率土之人，同领未闻之义。玄奘仅用一部《瑜伽师地论》就征服了唐太宗。从此，唐太宗不但对三教并重的基本政策产生了怀疑，而且也把防范佛教的策略忘得一干二净，大有独尊佛教之势。
这年秋天，李世民召见玄奘。玄奘借机进一步宣扬佛教，唐太宗问道：“欲树功德，何者为先？”玄奘回答说：“众生昏惑，非慧莫启，莫如度僧为最。”在玄奘的建议下，唐太宗下诏度僧，在全国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唐太宗驾幸翠微宫，又召玄奘陪伴。玄奘入宫后，他与玄奘唯谈玄论道，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事迹，玄奘引经据典，对答如流，唐太宗深信不疑，多次抓住玄奘的衣襟说：“朕共高师相逢恨晚，不能广兴佛事。唐太宗戎马半生，接着做了二十多年的皇帝，开始幻想长生不死了。出于这一目的，唐太宗回想起自己早年没有广兴佛事，以致功德薄浅，因而大发感慨。
这年五月，唐太宗因服用了方士为他烧炼的仙药而腹泻不止，死于非命。其子李治继位，史称唐高宗。
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迷恋，直接影响了唐高宗、武则天等对佛教的立场。
武则天美艳绝伦，十四岁时入宫，深受唐太宗喜爱。唐太宗死后，武则天与唐太宗的其他妃嫔一起到长安城北的感业寺出家为尼。这年，武则天二十五岁。十一年的宫中生活令她留恋，不安于寺。次年，武则天被唐高宗接回宫中，并被立为皇后。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便直接参与朝政。由于唐高宗有头痛病，从显庆五年（660年）开始，朝政基本上都交给了武则天处理。每日唐高宗上朝，武则天都要坐在他后面垂帘听政，决断一切事务，唐高宗形同摆设。当时，朝臣及百姓都把武则天和唐高宗并称“二圣”。在人们的心目中，武则天已与皇帝一样了。
执掌朝政后，武则天便开始大力推崇佛教，利用佛教为她当女皇制造舆论，并推动和指使高宗出面尊崇佛教。
唐高宗去世后，唐中宗李显继位。没有几天，武则天即废唐中宗为庐陵王，让唐睿宗李旦继位。李旦继位后，武则天便以皇太后的名义摄政。这样，李唐王朝终于被武则天亲自把持了。为了取得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为了给自己掌权寻找理论依据，武则天进一步与佛教联系，希望通过佛教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一些佛教沙门心领神会，开始满足武则天的要求。载初元年（689年），有沙门十人伪撰了一部名叫《大云经》的佛典，公开为武则天当女皇进行鼓吹。《大云经》中有两段文字谈到女人可以做国王。其一是说有一名叫净光的天女，被佛预言授记当国王，因为这位天女乃菩萨化身。其二是说净光天女现在已经化为女身来到中土大唐，天下人一定要奉此女为王。这就为武则天做女皇铺平了道路。于是，武则天御则天楼，大赦天下，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改明年为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做了十六年皇帝，其间佛教大行其道。公私田宅多为僧人占有，朝廷里僧人随便出入，市井街头恶僧横行霸道，征伐大事全由僧人说了算。
长安四年（704年）年底，武则天病重，已经无力控制朝政。次年初，武氏提拔起来的权臣张柬之和其他大臣组织宫廷禁军发动政变，拥戴唐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唐朝国号。不久，武则天病死于洛阳上阳宫，时年八十二岁。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产生，开始向海外及其他地区传播。与此同时，佛舍利的供养与崇拜也成为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僧俗信徒佛教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由封建皇帝带头几度掀起高潮。
佛舍利的供养与崇拜，是佛教在其早期形成的一种传统。据传，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有八个国家的信徒各分得一份佛的舍利，他们将舍利带回国后建塔封存供养；另外，有些信徒又把盛装佛舍利的瓶子，火化释迦牟尼后剩下的灰炭，以及释迦牟尼生前遗留下的头发、指甲等也建塔收藏供养。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岐州刺史张德亮到法门寺礼拜佛法，但仅见该寺于唐初被火焚后的余烬，他笃信佛教，不忍法门寺如此荒弊，于是他便上奏唐太宗李世民，请重修殿堂并加固塔基。他在奏文中称，法门寺古塔相传三十年一开，开示佛舍利以供僧俗信徒礼瞻，今若开宝塔，恐为聚众之讼，故不敢私自开启，请太宗定夺。唐太宗闻奏后，同意重修法门寺，并同意开启宝塔地宫。在张德亮的主持下，法门寺宝塔地宫被打开，此乃唐代首次开启。据有关文献载，地宫深一丈余，内有周、魏时所竖残碑二通，在地宫中获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一节，将该舍利取出后，任僧俗信徒瞻仰，成千上万人一时同观，可谓热闹非凡。传说，当时有一失明已久的盲人，用力睁大眼睛去看佛舍利，忽然双目复明。消息传到京城长安后，京邑内外，奔法门寺礼瞻佛骨者，日有数万人。据载，当时一些人所见佛舍利各有不同感觉，有人称见佛舍利如白玉，白光映彻内外；有人却称视如绿色，郁郁葱葱遍映四方；又有人称可从佛舍利中见释迦牟尼形象，也有人称从佛舍利中见有菩萨圣僧；也有一些人则什么也看不见，待问其本末，方知他一生多有罪恶，诸孽已造，故有目而无视。在此次礼瞻佛骨的活动中，有一些信徒将自己的头发点燃，或以手指作灯芯而点燃称为炼指，以表示虔诚的心情。此次开示法门寺真身宝塔佛指舍利，没有迎送，只是在当地礼瞻，随着法门寺殿堂宝塔重修工程的结束，佛指舍利即被重新安置于安塔地宫中。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僧人智琮、弘静应召入宫，向唐高宗谈起佛舍利之事。智琮说：“舍利塔须三十年一开示，今三十年已满，请再出之，以示天下，共求善因。”唐高宗听后，便敕令智琮和王长信二人前往法门寺奉迎佛舍利。当时，京城内外，僧俗信徒连接二百里迎接舍利。佛指舍利先置于长安，使人礼瞻。次年三月，高宗又敕请舍利往东都洛阳，放置于东都宫中供养。当时，这枚佛指舍利被安置于一石臼中，有一名叫道宣的和尚提出，佛指舍利不应置于狭陋如此之器中。高宗即按中国传统葬俗，为佛指舍利造雕镂奇妙的金棺银椁，即九重宝函，武则天又施舍衣帐等物供养。到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唐高宗才使智琮等人将佛指舍利送还法门寺。在送还过程中，亦是热闹非凡，最后僧俗及官吏无数，举行仪式将舍利藏于宝塔地宫石室之中。此次奉迎佛指舍利，前后历时三年之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等于为佛教的推广做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宣传。
武周长安四年（704年）冬，武则天派法藏等僧俗一千人去法门寺奉迎佛骨。该年年底，佛骨被迎至长安崇福寺。次年（705年）正月，佛骨又被奉迎至东都洛阳，置于东都明堂，武则天与太子李显顶礼膜拜，并请法藏和尚普为善祷。此次奉迎，佛指舍利被置于东都明堂达三年之久。
唐中宗即位后，于景龙二年（708年）敕使僧律文纲等人将佛舍利送还法门寺。
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及韦皇后准备再行奉迎佛骨，但由于法门寺宝塔地宫每欲开临，皆呈异相，或风烟欲喷，或雷霆震动。于是，他们便放弃了再行奉迎佛骨的打算。但是，唐中宗为了表示对法门寺的重视，命名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无忧王即阿育王，并为该寺塔题“大圣真身宝塔”六字，同时还为该寺度僧人四十九名。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五月，肃宗敕命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凤翔府尹崔光远等奉迎法门寺佛指舍利至皇宫内道场。唐肃宗亲临礼拜佛骨，并昼夜苦行求福；他还向无忧王寺僧人赠以佛像、金银器具及金斓袈裟等。当时参加瞻礼的僧俗信徒达数十万人，包括一些宫内的宦官。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春，诏令拿出无忧王寺佛指舍利，奉迎于皇宫中，又送于诸寺，僧俗信徒倾城而出，瞻仰礼拜，并施财数万。二月，德宗诏中使等人复葬佛舍利于原处。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二月，功德使上书说：法门寺真身宝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舍利一节，相传三十年一开示，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又为应开之期，请皇上下旨奉迎。于是，宪宗便使宦官杜英奇带宫人三十人去法门寺奉迎佛骨。次年正月，杜英奇等人持香花奉迎佛骨至京，先留于皇宫中供养三日，后又送京师长安各佛寺，使僧俗信徒礼瞻。这次奉迎佛骨，轰动了整个长安城，王公士民奔走相告，瞻奉施舍惟恐不及，有人竭己财产充施，有人断臂脔身而供养，以期能得到释迦牟尼的保佑，信仰之情竟达狂热程度。刑部侍郎韩愈见到这种情景，感到无比愤慨和痛心，因而写了《论佛骨表》（或《论佛骨疏》，后人也称《谏迎佛骨表》）呈上。他认为，佛教为夷狄之教，传入中国后，使中国乱亡相继，南北朝以来，迷信佛教者均国祚无常，供佛求福者皆得祸受害，故不可妄信佛教。他还指出佛乃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言，身不着先王之服，不知君臣之义，不知父子之恩。假若他还未死，奉国命来朝京师，我皇帝陛下可容而于宣政殿一见，礼宾一设，赐宴一筵，赐衣一袭，卫而出境，不使他惑我华夏，显我大唐气派。今佛已作古，枯朽之骨，岂能出入皇宫禁中！
今迎佛骨入京，巫祝不先，桃符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罪，臣实耻之！他还进一步提出，乞以此骨付诸有司，使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唐宪宗极为信奉佛教，在将佛骨迎入皇宫的第二天，他便向臣下宣布说自己在夜里看见佛指舍利大放光明。满朝文武听后，都伏地向他叩贺，并称这是陛下的洪福，是圣德所感，是最大的喜庆。唯有韩愈一人不表示祝贺。当唐宪宗看到韩愈的《论佛骨表》后，勃然大怒说：“你说我奉佛太过，犹可容；但你又谓古代奉佛以后，天子都夭促，国祚均无常，这是在诅咒我。韩愈身为人臣，狂妄如此，决不可赦！”唐宪宗要处死韩愈。后经裴度、崔群等朝官为之求情，唐宪宗才免韩愈一死，将其贬为潮州刺史，以示惩罚。韩愈在赴潮州时途经蓝关，悲愤交集，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名诗，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唐宪宗于礼迎佛骨次年驾崩，第三子李恒继位，史称唐穆宗，在位四年。他在位期间，由于宪宗礼迎佛骨高潮刚过，余绪仍在波动，佛教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倡。长庆元年（821年），穆宗亲制一篇《南山律师赞》，对中国佛教律宗开创者道宣和尚大加颂扬，并表示自己要稽首归依肇律宗主；另外，他还派人前往佛教圣地五台山，以皇帝的名义设斋，款待僧尼近万人。长庆四年（824年），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奏请设坛度僧，但自愿度者，须输钱二千，方给度牒。这一政策公布后，四方辐凑，江淮地区尤甚。唐朝政府通过卖度牒收钱巨万。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发现这个问题后，当即上书，奏请制止，他说：“一民户有丁三男，若一男削发为僧，则影响政府的徭役和赋税收入，如此下来，江淮地区可失丁男六十万，不可不细察，应该注意到政府的长远利益。”穆宗闻奏，顿觉敛钱度僧为失大之举，敕令停止，但所度僧人已成气候，悔之已晚。
唐敬宗李湛，为穆宗长子，于公元825年继位，在位两年多。宝历元年（82年），敬宗敕于京师左右两街建设戒坛，左街设于安国寺，右街设于兴福寺，以为度僧行法使用；又以中护军刘规为两街功德使，掌管京师佛事；同年，他还令刘规主持考童子试，男童背诵五百纸佛教经文为及格，女童背诵百纸经文为及格。以佛经为科举考试之内容，可谓离奇之至。宝历二年（826年），唐敬宗又亲临右街兴福寺，听和尚们宣讲佛经，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公元827年，唐文宗李昂即位。李昂为穆宗次子，在位共十四年。唐文宗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都较为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有抑制佛教的倾向。太和四年（830年），祠部查天下僧尼非正式出度者甚多，奏请文宗允许私度僧尼申请度牒，文宗准奏；但申请者有七十余万人，使文宗大为惊异。私度僧尼如此之多，确为封建统治的潜在之患。于是，开成三年（838年），唐文宗下《条流僧尼敕》，欲以封建王权抑制佛教的发展。他指出：黎民百姓惑信苦空说，官僚朝臣敬重方便法门，丁壮削发荀避徭役，此即佛教流行之弊，故要峻科严条。从即日起，京兆府以功德使，外府州以地方长吏，严加管理佛教，不得使其随便度人为僧。私度之行，宜应禁断。在严禁私度的同时，唐文宗还要求进行试僧，即凡僧尼除年老、年幼、有痼疾残废者和高僧外，均要参加由朝廷组织的考试，规定凡参加考试者必须能读五百纸经文，而且要文字流畅而无舛误，另外还要背诵三百纸经文，能通过上述考试者为及格；皇帝敕下之后，允许参加考试的僧尼先行温习三个月，然后考试；考试不及格者，便勒令还俗为民。文宗举行试僧活动的目的，在于抑制佛教的发展，并通过考试，使释门中大量的附流者还俗，以增强国家徭役和赋税收入。文宗还规定，试僧结束后，按僧尼数置设佛寺，天下佛寺要有定数，不得再创建寺院。他最后强调说：“一夫不耕人受其饥，一女不织人受其寒，安有废华夏之人，习外夷无生之法？”唐文宗的抑佛措施，是佛教在唐代不断发展的历史前提下，对佛教的一种人为的行政限制，这为后来的唐武宗灭法铺平了道路。
唐武宗李炎，为唐穆宗第五子，公元841年继位，共在位六年，是唐代二十多个皇帝中唯一坚决反对佛教的皇帝。会昌三年（843年），在道士赵归真的提议下，唐武宗命左右神策军三千人在皇宫中修筑一个望仙台，表示自己归心道教，并祈望与神仙相交。一些道士在与武宗的交往中，常借机诋毁佛教，大肆宣扬释教非中国之教，尽宜除去，等等；尤其是道士赵归真，由于他得宠于武宗，与武宗有较多的接触机会，所以他经常给武宗说：佛生西戎，教说不生之法，不生者只是死；佛教化人令归涅槃，而涅槃就是叫人死；佛教盛谈无常苦空，不谈无为长生之理，这些都与陛下的志趣恰恰相反。武宗相信上述一派言语，自然会对佛教更加厌恶，而极力提倡道教。同年，武宗以赵归真为京师左右两街道门教授先生，于京城之内弘扬道法。
会昌四年（844年），唐武宗即开始了全面打击佛教的一系列活动。会昌五年（845年）正月，赵归真奏请与释氏辩论，武宗即令僧、道会于麟德殿。代表佛教的沙门知玄在辩论中大讲道教长生之术乃山林匹夫之事，而佛教则为帝王治世之至理。武宗听后，十分生气，以知玄犯有大忤圣旨之罪，放还本乡，永不许着僧衣。经过此次辩论，尤其是佛教攻击道教的一些语言，严重刺伤了唐武宗，唐武宗因而决定实行灭佛。唐武宗灭佛，首先是敕令祠部检查天下佛寺及僧尼数字，对寺僧进行调查统计，为灭佛作准备。祠部检查的结果为，全国共有大、中寺院四千六百所，小的寺庙约四万所，僧尼共有二十六万五百人，寺院蓄役奴婢计十五万人。由此足见当时佛教势力之大。会昌五年七月，武宗下敕并省天下佛寺。敕令要求两京两街各留佛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上都长安左街留大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各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寺一所，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僧十人，下等留僧五人，其余所有僧尼令还俗。此敕下后不久，武宗又下诏令东都洛阳只须留僧二十人，诸寺留僧二十人者减半，只留十僧，留十僧者减半留五僧，留五僧者再不许留。所留僧尼，由原来隶属祠部（掌管天地、宗庙大祭）改为隶属鸿胪寺（管外国朝贡客使）。改僧尼隶属鸿胪寺意为再不将佛教僧尼当中国人了，而作为夷狄客使。所有非保留的大小寺院，一律限期拆毁，并派遣御使到全国各地监督执行；所拆寺院的财货田产一律没收入官；所有当废寺院的铜像、铜钟、铜磬等，皆收缴归各地盐铁使，销毁后铸为铜钱；所有废寺的金、银佛像及金、银器皿，皆交给当地官府，销毁后上缴国家财政部门；所有废寺的铁佛像，均由当地官府销毁后铸为农具；全国各地官庶人家所有金、银、铜、铁佛像，限一月之内上缴各地官府，若有违抗者，由各地盐铁使按禁铜法处罚，重者当斩头问罪。上述这些措施，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全国共废大、中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废小寺庙近四万所，还俗僧尼充实国家赋税人户者约二十六万人，没收寺院所占肥沃良田数千万顷，解放寺院奴婢充实国家赋税人户者约十五万人，等等。从没收良田和解放寺院奴婢这两项成果上看，当时佛教寺院经济势力已膨胀到何等程度！
有史籍载，唐武宗为了防止官吏、富豪在解放寺院奴婢的过程中匿藏奴婢，规定凡有如此情况者，一律要主动自首，一经揭发，无论官民，皆处以极刑。总之，唐武宗的此次灭佛活动，大大地削弱了佛教的势力，尤其是削弱了其经济势力，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落千丈。
唐武宗灭佛，与他本人宗教信仰有关，但同时也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唐朝建立以来，由于得到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封建帝王们的大力提倡和扶持，佛教在中国社会有了极大的发展，佛教的势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佛教的寺院经济极度膨胀，同时，由于有寺院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佛教自身成为与世俗地主经济相对应的僧侣地主经济集团。这两种封建地主经济在一定情况下必然要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表现最激烈的方面就是它们相互争夺劳动力和田产，直接影响到封建国家的经济建设。封建帝王，从其经济角色来看，首先是世俗地主经济的集中代表者。当僧侣地主经济的利益直接威胁到世俗地主经济的利益的时候，封建帝王就必然要出面来维护世俗地主经济的利益。这便是唐武宗灭法的深刻的经济根源。从灭法的措施和结果来看，整个内容都体现了经济利益斗争这个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唐武宗灭法对于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作用。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唐武宗病逝，唐宣宗继位。四月，唐宣宗杖杀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十二人。因为唐宣宗认为是这些人鼓动唐武宗灭佛的。五月，唐宣宗大赦天下，下令于长安两街除旧留两寺外，再各增建佛寺八所，僧尼依前例仍隶属祠部。大中元年（847年），唐宣宗下令恢复废寺。次年，唐宣宗又为一些寺院度僧五十人、三十人不等。大中五年（851年），下令凡愿建修寺院者，官府不得禁止，并允许佛寺广度僧尼。经过唐宣宗即位后数年的扶植和支持，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迅速恢复。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有九龙山禅师益贡章在法门寺结坛于塔下，得佛指舍利。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懿宗遣供奉官李奉建和僧众若干人到法门寺奉迎佛指舍利。当时臣下多有劝阻，有人曾提出唐宪宗迎佛骨不久便晏驾西归之事，但唐懿宗迎奉佛骨态度十分坚决，他对臣下们说：“朕生得相见佛指舍利，死亦无恨！”于是，使人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等，用以奉迎佛骨。从长安到法门寺三百余里路上，车马纷行，昼夜不绝。四月初八佛诞日，迎佛指舍利到长安，以禁军兵仗和公私音乐为前导，惊天动地，绵延数十里，盛况空前，超过了封建皇帝亲自举行的祭天活动；同时，富家多于街道设彩楼及无遮大会，竞相侈糜；唐懿宗本人则登安福楼，顶礼膜拜，流涕沾巾；四方扶老挈幼，来观者皆素食，以求恩福。当时，有一军士于佛指舍利前挥剑砍断左臂，以右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僧人，将艾蒿点燃放于头上，谓之炼顶，艾火燃烧，痛不可忍，卧于路上号哭，顶额焦烂，举止狼狈；至于膝步肘行啮指截发者，更是不可胜数。在此种狂热的气氛中，佛指舍利被迎入皇宫。宫中设金花帐、温凊床、龙麟席、凤毛褥安置佛舍利；又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以示虔心。佛指舍利在宫中供养了三天之后，被送到安国崇化寺，使僧俗之人瞻礼。宰相以下至于平民百姓竞施金帛，不可胜数。该年七月，唐懿宗病逝，唐僖宗即位。十二月，唐僖宗诏令送佛指舍利还法门寺。临送之时，京城男女老幼争相送别。他们执手交谈道：“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何时复相见！”纷纷俯首于佛指舍利前呜咽流涕。
这次奉迎佛指舍利，是唐代舍利供养与崇拜的最高潮，也是法门寺所存佛指舍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现身。参与此次奉迎佛指舍利的人员，除皇室贵族、百官朝臣、平民百姓和高僧大德外，还有一些日本留唐学僧和印度的沙门等，经过这些外国僧人后来的介绍，使此次奉迎佛骨之事传遍海外。
以上所述唐代皇帝们一次开示、六次奉迎法门寺佛指舍利，说明唐代以皇帝为首的广大僧俗信徒把法门寺的佛骨当成了释迦牟尼佛的真身。三十年开示奉迎一次，目的是为了祈求天命永保，社稷平安。在这个意义上，也说明当时的佛教信仰中，尤其是对佛的信仰中，已经把佛与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中的昊天上帝一样看待，以为它们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神威；另外，每次奉迎佛骨的仪式与传统祭天仪式相似。可见，此时的佛教信仰不但完全中国化了，而且已构成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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