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史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中心内容和首要课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与我们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分不开的，同时也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思想影响支配了亿万人乃至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苦乐悲欢，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给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密切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了许多独创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从思想上逐步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同时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史观的传播工作，其代表作品，是他该时期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毛泽东立即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学生起而响应。他本人先后在《湘江评论》上多次撰文，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赞扬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宣传唯物史观。其中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影响尤为重大，曾为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报刊转载、介绍，受到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赞扬。
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热情讴歌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乃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道路。他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在毛泽东看来，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为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仅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而且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撼人心的五四运动。他说：“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所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在该文中，毛泽东同时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伟大力量，指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强权者要多。人民群众不仅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在他们中蕴藏着足以使反动派闻风丧胆的伟大力量。“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的力量伟大，联合起来的民众力量尤其伟大。就中华民族而言，它原本有伟大的能力。如果各族人民能够实现大联合，就可以更快更早地实现光明的前途。“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关于如何实现这种联合，毛泽东提出了由小联合而入大联合的策略，即首先从“小联合”人手，然后根据彼此间的利益的共同点，建立“大联合”。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还没有具体地提出实现大联合的形式问题，但他关于人民群众具有伟大力量的思想及其应该实现民众大联合的主张，却集中表现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透露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思想萌芽。
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说明中国的实际，是毛泽东早期时论中就已经露出来的倾向。在以后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分析考察，不仅继续传播了唯物史观，而且做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这一点，表现在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著作中，便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著名的文章。
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革命实际的著名文章，一篇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同盟军问题的纲领性文献，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理论成果。
文章首先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根据历史经验，阐明了分清敌友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革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要问题。其中，尤属革命的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特别严重。一方面，在国民党领导层中，既有新老右派反苏反共，预谋篡夺领导权的猖狂叫嚣，也有国民党中派势力左右摇摆，伪装革命的隐秘暗流。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中，既有主张完全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有主张放弃农民、否定农民革命作用的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其中后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放弃农民，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妥协退让。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从而分清敌友，便成为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极端重要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把分清敌友问题置于革命的一切问题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从来的革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就是因为敌友战线模糊，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要有坚持正确的道路而取得成功的把握，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
接着，文章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及其盟军的确定，必须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分析，又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地位的分析入手。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自始至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代表着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关系。他们一方面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军阀的迫害，从而感觉痛苦，需要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广大的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这种经济地位的双重性，决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这就是既赞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又怀疑甚至反对革命。小资产阶级，代表着小生产的经济，他们因经济状况的不同，分为不同的层次，对革命持不同的态度，其中的右翼对革命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只是在革命浪潮的裹挟下才勉强附和革命。中派和左翼小资产阶级，则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的一个构成部分。半无产阶级代表着更细小的小生产经济。虽然他们在经济状况上亦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因而对革命态度仍有差别，但他们都需要一个变革现状的革命。工业无产阶级，他们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而且又特别能战斗，是革命领导的力量。经过这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最后得出如下的极为重要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中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及同盟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得出许多重要而正确的结论，其中包含着诸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的萌芽，因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部意义深远的著作。
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1927年初，毛泽东在考察了湖南5个县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文章抨击了党内一些人对农民的种种责难，更明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问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则以及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立场。
第一，如何认识与对待农民革命斗争的问题。
对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分析中做了考察。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宗法性的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来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因此打倒封建势力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有农民参加的革命。这不仅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而且因为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力量。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农村没有这个变动，没有农民参加革命。今天的革命要完成，就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变动，有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即农民问题。而事实上，这场变动正在蓬勃兴起。目前各地爆发的农民运动，其势如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指出，这场农民运动，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孙中山四十余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根据对农民运动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认识，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革命者对农民运动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这就是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农民斗争的伟大意义及历史作用，批判对待农民运动的各种机会主义观点，一方面站在农民前面领导他们，把农民斗争引向深入。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作了更充分发挥。
第二，关于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问题。
对于农民在运动中建立革命武装，用暴力推翻地主阶级的举动，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原则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用暴力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这是农民的根本任务和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不打倒地主阶级政权，农民一切经济上的要求及其斗争，如减租减息，获得土地和其他生活手段，便绝无胜利的可能。而要推翻地主政权，农民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就必须有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暴烈的行动，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批判了对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污蔑，如谩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等等。指出这实质上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反对和阻碍农民运动的发展，是在破坏革命。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高度赞扬了贫农的先锋作用，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对贫农的攻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农村各阶级、阶层对于农民运动所持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论证了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他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种，由于经济情况不同，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也就不同。只有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才是“乡村中一向苦战的主要力量”。他们一无所有，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因而“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或打击他们，便是否认和打击革命。毛泽东的这一分析解决了农村的敌、我、友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阶级路线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初步确立
（一）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为了挽救革命，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举行秋收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又连续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致使中国革命遭受到巨大挫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确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使中国革命重新踏上胜利之途，便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最为迫切的任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最终不仅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而且在理论上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以中国革命的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同时，又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率领革命武装力量向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而在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问题。稍后，毛泽东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客观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从理论上为中国革命的方向进行了科学的、坚实的论证。
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在领导前一时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的基础上，先后写作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认识工具，详细全面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各阶级的现状，科学而准确地预测了中国革命将要出现的新的形势，并最终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及其客观条件。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分析了这些矛盾对中国的影响。
毛泽东指出，上述各种矛盾在现在不仅没有缓和，而且在进一步发展。这些矛盾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对中国的进一步争夺。而这种争夺，又使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不断激化的矛盾反映在中国境内，便是中国各反动势力之间的相互混战，便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加深，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抗。
毛泽东接着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及其在中国境内的这种发展，必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帝国主义必然要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各自扶植一派封建军阀作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而军阀的分裂和战争，又势必削弱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使工农武装割据成为可能。“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另外，由于白色政权的分裂，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依然占据优势，中国的农村可以基本上不依赖于城市而独立，这就同时为农村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条件。其二，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使中国的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上寻找出路，使中国的地主从加重农民赋税方面寻找出路。这种压榨，必然引起工人和农民的反抗。而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又都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群众运动，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土豪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这些具有革命传统的工农群众，又使农村红色政权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毛泽东指出，正是上述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才使农村的红色政权具备了存在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才使工农武装割据成为可能。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预测了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在毛泽东看来，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在的国民党的统治，乃为一种新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利益。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实行比以前更为厉害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此，工农群众对反动阶级的仇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剧了。面对中国革命的这种现实，我们既不能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反革命的力量，从而走向盲动主义的道路，也不能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的力量看大了，从而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总之，应该恰当地估计革命形势。毛泽东指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必然会进一步激化。因此，工农群众对反动势力的反抗会愈演愈烈，全国革命形势会不断向前发展，而这一切，又都必将使红色政权不断巩固并逐渐发展壮大。
再次，毛泽东就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主观条件作了全面的考察，对中国共产党掌握革命武装力量和坚持正确的政策路线的重要性给予了特别的强调。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支正式的武装——它在革命战争中所造就的一支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是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红色区域只有地方武装而没有正式的军队，就不能对付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有了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才可以集中打破敌人的攻击，同时才可以坚持游击战争，坚持发动群众。
另外，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还必须保证它的组织力量的强大和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否则，农村红色政权便失去了它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为了在红色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能有一个正确的方针指导，毛泽东阐明了党的组织于当时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斗争策略，如在军事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的时期，我们的策略就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扩大。但此时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能有一个坚固的依托。在统治阶级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则应该是逐渐推进的，这时，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分散人力，而不注意建立一个坚实的中心区域。再如在土地分配方面，必须注意争取农村中的中间阶级，防止和纠正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另外在政权建设方面，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思想建设方面，必须对革命队伍的成员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战略战术方面，必须实行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等等。
总之，在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各种主观条件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建立革命武装和保证党的政策策略正确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红色政权也就不能够存在。
最后，毛泽东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伟大意义，指出红军、游击队和农村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把中国革命最终引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红色政权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行，最终必将导致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导致中国革命的胜利，因而他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综合上述，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当时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革命形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大创造。
（二）《反对本本主义》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和后果。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视中国社会的实际，或者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妥协退让，或者在革命的低潮时期急躁冒进，致使中国革命屡受挫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去探寻中国革命所应采取的正确道路，逐步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之途。
使中国革命屡遭失败的教条主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联结或变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调查、不研究、不了解，从而单凭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一般原理或结论，照搬外国经验，主观主义地指导中国革命。如在发展革命力量，从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
中国革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是否重视和进行实际调查，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坚持和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实际调查的方法。为了使全党同志都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身体力行，亲自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从哲学上对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给予阐明，把调查研究的方法提高到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给予特别强调，以期全党都能够认识它、掌握它。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就是从哲学的高度阐发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文章。
在文章的一开头，毛泽东便以简洁明快的笔调提出了一个充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看来，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来源于人们对该事物的详细而周密地调查；只有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认识，才有可能是正确的。“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人们必须学会调查，但调查本身并不是目的；调查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世界，并运用这种认识去指导实践，进一步改造世界。因此，应该把调查视为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实践”、“认识”等认识论的概念，但整个论述却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精神，体现出从物到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接着，毛泽东阐述了通过调查而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必须迈开双脚，到实践中去走一走，做到“每事问”。同时，也可以找熟悉情况的人开调查会，了解问题的来源，掌握事物的现状。毛泽东指出，这种调查本身，就包含或孕育着解决问题的成分、因素。“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对于从调查研究到解决问题的这一过程，毛泽东将之形象地比喻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再接下来，毛泽东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指出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克服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长期存在于革命队伍中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当时，还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词，但毛泽东批评的本本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本本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是极端有害的、危险的。作为思想方法的本本主义，一切唯书、一切唯上，以为上级或书上的就是对的，从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本本主义，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切结论，根本无视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割裂开来。
毛泽东指出，这些表现在诸多方面的本本主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而空谈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盲目的态度、形式主义的态度。其中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不了解上级机关指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不懂得对上级指示的执行，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的。至于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同样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对的，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学习，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指出，这种以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本本主义，对革命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党的策略路线被束之高阁，不能深入群众，本本主义的研究方法引导人们走向神秘主义，甚至成为反革命。“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给革命带来危害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这就要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毛泽东看来，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或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其根源就在于脱离实际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用调查研究方法来克服本本主义，这是因为调查研究方法属于与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是洗刷唯心精神、克服本本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目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与本本主义的对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进行认识，从认识的角度分析和深掘了党内教条主义的根源，这就不仅暴露和揭示了教条主义的本质，而且找到了克服它的有效途径。
最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于这种斗争的发展，接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革命任务的完成，绝不是简单容易的，它需要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指导，需要党的基本路线的保障，同时也更需要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与坚决，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著作选读》（上），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那种以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有了党的基本路线方针的“本本”，就有了永久胜利的保障而无须到群众中去调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综合上述，毛泽东完全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出调查研究和反对本本主义问题的。他关于什么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及其意义等的论述，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不仅深刻揭露了本本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和党内其他错误的认识根源，而且较为全面地阐发了作为调查研究哲学根据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一系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而这一切，又都是毛泽东以后哲学活动中一以贯之的宗旨。因此《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反对本本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并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已经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在前几章的内容中我们看到，到30年代初，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而艰苦的努力，中国人民已经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认识和了解。特别是经过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唯物辩证法宣传运动，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已为中国的广大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同时，经过十多年的传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也逐渐从国外的经验和书本知识变为中国人民观察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的工具。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露，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更全面更准确地观察和说明中国社会，揭示出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形成反映中国革命特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前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经受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可能。从本质上讲，毛泽东哲学思想乃为中国革命特殊经验的理论概括和升华。而中国革命特殊经验的积累，必然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有失败的痛苦，也有胜利的喜悦。党的一些领导者，曾经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结果遂使中国革命一再遭受挫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努力从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事业，努力分析和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点，并在长时间的艰苦探索之后，最终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没有这种长时间的探索，没有这种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自然不会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
最后，就毛泽东本人来说，他一直注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一直处于领导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最前沿，也一直坚持中国社会实际的调查工作。这种长期亲身参加革命实践、长期置身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历，也使毛泽东在解决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时游刃有余、胜任愉快。他长时间坚持的调查研究工作，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环节所在。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是中国革命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发展的一种必然。
（三）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总结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力量、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道路。在此后十年中，围绕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如何展开中国革命战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错误地估计形势，一再组织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进攻，把革命战争简单地归结为“正规”的阵地战。与此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军事斗争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
由于在较长时间内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占了上风。中国革命事业和革命战争几经挫折，革命武装力量遭受到巨大损失。1934年10月，工农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1936年，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年后，毛泽东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长文，系统地论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前一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争论作了理论上的总结。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基于前一时期战争战略问题上的斗争本质上是一场哲学斗争，是一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认识，把中国革命战争诸问题提高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分析和论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等一些重要的原理。
第一，关于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战争认识的能动性问题。
战争有没有客观规律可循？毛泽东认为，战争也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一种物质运动，因而同样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客观规律就是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等诸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它决定着战争发展的总趋势，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不同的只是战争比其他社会现象有更大的流动性，因而较难认识和驾驭。他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5～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与其他事物相比较，的确有很大的特殊性。如战争的双方都是武装的活人，战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都是为了消灭对方、保存自己，因而非常不确定。但毛泽东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是不可认识的神物，我们反对战争及其规律问题上的一切不可知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并不是没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的确实性。如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虽很不确实，也是有征兆可循、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的。
那么，如何才能认识战争的规律呢？毛泽东认为，这需要从战争的实践中去学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主观主义地指导战争的错误，指出战争的学问拿到讲堂上或书本中，很多人讲得头头是道，但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些人脱离战争的实践，没有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我们要在战争中打胜仗，要认识和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就必须亲自参加革命战争、指导革命战争，在战争的实践中认真调查研究，熟悉敌我双方的情况，在占有大量的丰富材料，并加以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透过现象去揭示战争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因此毛泽东强调：“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是我们的主要方法……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指出，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如同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一样，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多次反复、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运用于战争的认识，具体地阐述了正确揭示战争规律的辩证过程，指出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包括战争计划的制订和战争计划的执行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第一阶段的内容是收集材料、进行思考，从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第二阶段的内容是实施计划，在战争中检验、修正和发展计划。
关于第一阶段，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3～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于第二阶段，毛泽东强调，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制定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又是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自己预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符合于新的情况。”
毛泽东关于战争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的论述，揭示了关于战争认识的规律，这就是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从对战争的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战争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实现战争规律与关于规律的认识、客观与主观的具体历史的统一。这一论述，从战争认识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是毛泽东以后关于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和人类认识总规律的思想的最初表述。
第二，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问题。
战争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凡是战争都有着共同的一般的规律，那么，是否认识了一般的规律就可以指导战争呢？毛泽东认为，认识战争的一般规律对于指导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表明千差万别的具体战争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共性，指明了战争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给人们从事战争的实践活动提供了一般的指导原则。每一具体的战争，如果离开了战争一般规律认识的指导，就会变成没有方向的盲目行动。因此，必须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
但毛泽东同时又强调，只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因为战争的一般规律是通过战争的特殊规律表现出来的。“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首先从时间上看，战争和战争的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的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其次从性质上看，战争有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之分，它们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最后从地域上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的国家、大的民族的战争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的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可机械地搬用。总之，战争和战争的指导规律同其他任何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发展的、具体的，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人们必须从战争的性质和它的时空两个方面的存在形式去认识和把握每一场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律，从而正确地指导战争。
“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战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一般与个别的辩证联结和统一，对于具体事物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上述战争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毛泽东批判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只注重战争的一般规律而忽视战争的特殊规律、只注重其他地域的战争规律而忽视中国战争的规律、只注重历史上的战争规律而忽视现阶段战争规律的三种机械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展开了批评。
对于第一种倾向，即只注重战争一般规律研究的倾向，毛泽东指出，这实际上是用一般的战争规律代替战争的特殊规律。在有这种倾向的人看来，过去流血得来的东西，就绝对不能变更其形式或内容，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削足以适履。“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关于第二种倾向，毛泽东认为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它只强调别的民族、别的地域的战争的特殊经验，而否定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经验。有这种倾向的人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做就得了。”然而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或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采用，也同样是削足适履。“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于第三种倾向，毛泽东指出，这实际上是只尊重中国过去革命战争的经验，只认为过去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好的，但他们不了解现实战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只应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揭露了在中国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倾向的实质所在，这就是不懂得辩证法，不了解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在战争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第三，关于战争的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
战争规律有一般性规律和特殊规律之分，也有全局性规律和局部性规律之分。毛泽东认为，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对后者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从而保证战争的胜利所必需的。“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全局性规律与局部性规律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辩证联结的关系。一方面，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对于全局关照得好或不好，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胜败。“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和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另一方面，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存在，全局是由它的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受重大影响，这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是，多数局部和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破坏了，则会导致全局的失败。
毛泽东进而指出，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二者之间的区别与界限只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种转化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战争范围的变化，局部的东西可以转化为全局的，反之亦然。如“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二是由于地位的变化，局部的东西可以转化为全局的，全局的东西也可能下降为局部的，如在战争全局中，有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前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展开了新的局面的。这里所说的“一个败仗”或“一个胜仗”，就是决定性的、带有全局性的东西了。
基于全局与局部的这种辩证关系，任何一个指挥员都必须有全局的思想，“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要求人们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以上可见，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完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论述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及其战略问题的。它的各个主要思想观点，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光辉，是毛泽东后来写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主要观点的雏形。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发展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前期，中国革命渡过了它的最困难阶段而开始走向胜利发展的新时期。此时，不仅国内的各种矛盾依然存在，而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民族矛盾也开始上升。这些相互交织的矛盾展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全面认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在领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和反对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又都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日趋成熟。
1937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这一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抓住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把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高度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提出了许多新鲜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作了以《论持久战》为代表的军事哲学著作，将“两论”的基本思想应用于抗日战争的全面分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有效地指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两论”和《论持久战》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完全成熟。
（一）《实践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哲学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军事、政治、文化、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制定出动员全国人民抗日的纲领、方针和政策。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还远未肃清，尚能迷惑一些人，并且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作风方面还没有完全转到马克思主义上来，结果使党内不注意研究中国现状，不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不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相当严重。这一点，又决定了端正党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直至到达陕北以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的理论研究工作，最后终于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集中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光辉著作。
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作于1937年7月。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这种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表现在实践第一的观点、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以及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等等的提出和展开。这些思想和观点，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革命的辩证发展过程，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从而实现了人类认识上的一场伟大革命。而后，列宁又在同现代西方哲学不可知论的斗争中，深刻地提出了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和基本观点的思想。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这些原理，从理论形态上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并在概括和发展中，特别强调和突出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这种实践第一的观点，展开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实践范畴作出了新的界定，并对实践的形式以及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了科学的论述和概括。毛泽东指出，实践就是人们能动地变革现实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自觉的能动性”。实践作为人们能动地变革现实的活动，有多种形式，其中最基本的形式有三项，这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这三项基本形式中，生产斗争又是最基本的，“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揭示了实践范畴的内涵，阐明了三项基本实践活动之间的真实关系。这种阐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首次。
系统地贯穿起来，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作了系统而完备的阐发。
关于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认识的发展过程都曾作出过重要论断，其中尤属列宁的看法具有典型性。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实在的辩证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又作了独创性的阐发，从而更明确、更深刻、更具体地揭示了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的辩证途径。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关于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内容与意义，毛泽东作了深刻而详尽的论述。在谈到第一个飞跃时，他指出，一方面，感觉是认识的源泉，认识来源于感觉，另一方面，“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内部的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2～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前者是认识的唯物论，后者是认识的辩证法。能否坚持认识的这种唯物的与辩证的统一，乃是人们能否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的关键所在。教条主义者看重理论而轻视实践，这是重复哲学史上的唯理论，犯了把理性认识孤立化、绝对化的错误；经验主义者看重经验而轻视理论，这是重蹈哲学史上的“经验论”，犯了把感性认识绝对化、凝固化的错误。
关于第二个飞跃，毛泽东指出，它较之前一个飞跃更重要，意义更伟大。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其次是因为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不仅是用认识指导实践，发挥认识的能动性的过程，而且也是用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修正和发展认识的过程。“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能否达到预想的目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对认识发展过程的这一具体而深刻的分析，创造性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纠正了党内一些人在认识与实践问题上的偏向，把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过程的原理和批判主观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帮助了人们去自觉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认识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的理论。
在科学地分析了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在认识的过程实现了第二个飞跃以后，人们对于在某一阶段内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还没有完成。这是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因而，人们的认识必须随着实践的推移而向前发展。“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变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把人们变革客观现实实践的一次又一次向前，以及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的一次又一次深化，科学地概括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毛泽东看来，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坚持这种统一。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的思想不能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前进，其思想仍然停止在旧的阶段。相反，“左”倾冒险主义又往往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仅在将来有现时可能性的思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毛泽东指出，这两种错误倾向从认识论的根源分析，都是不懂得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道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最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综合概括，提出了关于人类认识发展总规律的科学论断，这就是：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这一概括，不仅依据中国革命的长期经验，深刻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不断发展的辩证过程，而且以实践范畴为基本线索，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诸原理有机地贯穿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深化和系统化。
综上所述，《实践论》是一部从哲学上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不仅把革命斗争中的纷繁复杂的路线分歧本质地归结为思想分歧，而且把思想分歧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不仅批判了各种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剖解了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思想认识根源，指出了克服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即主观主义的正确途径。而这一切，都显示出了《实践论》在理论上的独创性，显示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物的本质特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实践论》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宋明以来中国哲学所集中讨论的问题之一。在宋代，朱熹突出了对知行问题的关注，但他把知行分为两截。到明代，王阳明首倡“知行合一”，却又认为行源于人内心的良知。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前，孙中山又从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对知行重新作了规定，使之超出了道德践履的范围，并认为“行先知后”、“知行相因”，但他也未能科学地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如他只是从知行孰难孰易的角度去证明行对知的决定地位，还不懂得知行关系乃是实践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对实践的科学说明为前提，全面地展开了认识出于实践又为实践所证明的思想。这一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与以往中国哲学的知行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中确也包含有以往知行观中的知行统一、行先知后等合理内容，是中国哲学中知行学说的扬弃和超越。简言之，毛泽东的《实践论》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又是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它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化、民族化的面貌。
（二）《矛盾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学说
《矛盾论》是毛泽东在《实践论》稍后写作的另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学说，从辩证法方面深入地批判了主观主义。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给辩证法赋予了科学的形态。以后，列宁又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论断。但由于种种原因，列宁没有对这一思想作出更系统、更完备的阐述。
毛泽东在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通过认识和解决革命的重大实际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学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阐述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不但深刻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思想，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宇宙的最根本规律，而且具体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的诸方面内容，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第一次给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赋予了科学而完备的理论形态。
在《矛盾论》的开篇，毛泽东首先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指出是否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是区别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指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或辩证的发展观与庸俗进化论，乃是根本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它们之间的区别表现在种种方面，但最根本的区别，还是在是否承认事物“自己运动”的原则，是否承认事物存在着矛盾，即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形而上学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世界，把世界的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认为事物即使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在事物之外的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5～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指出，这种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无论在中国哲学史还是外国哲学史上，都有它的表现形态，是一种不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性质与变化，并且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世界观。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和它事物的关系中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物的发展乃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进而言之，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这里，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明确概括为是否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即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这就不仅抓住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要害，使人们认清它的实质，找到克服它的途径，而且抓住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本质特征，使人们能够把握它的核心，用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思想和关于内因与外因关系的论述，是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理论升华而贡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的新财富。中国过去近二十年的革命经验，完全证明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如十月革命曾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使中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但这种变化归根结底还是通过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而起的。又如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以后，中国革命屡遭挫折，也是因为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同样道理，当中国共产党清算了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起来，重新踏上了胜利之途。中国革命的这种丰富经验，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理论的正确性，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作出新的概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根据上述的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区别与对立，毛泽东指出，形而上学是根本错误的，它既不能解释事物的多样性，也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变的现象。因此，人们必须抛弃形而上学，掌握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们只有掌握了这一方法，这一世界观，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引导革命事业走向胜利。
为了使人们从根本上掌握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依据列宁的“就本来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思想，紧紧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展开论述，通过对对立统一规律各个方面内容详尽而透彻地阐发，完整地建立起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
毛泽东在阐发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内容时，根据理论自身的逻辑和中国革命最深刻的经验，首先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
研究矛盾学说，首先遇到的便是矛盾的普遍存在与特殊表现的关系问题。同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辩证连结问题。据此，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关系作为矛盾的最突出、最重要的关系加以论述。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矛盾的普遍性，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简言之，矛盾的普遍性即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任何空间和时间中，都有矛盾存在。所谓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认为，就是“不同事物矛盾的各自特点”。具体说就是各个物质运动形式、过程及其阶段，都有自己的矛盾特点。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即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和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在另一一定的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亦然。
在毛泽东看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人们认识矛盾的过程，总是从具体的特殊的矛盾分析开始，概括出普遍的矛盾规律，然后，又用这个普遍的矛盾规律去指导研究具体的特殊的矛盾，并用这种研究成果来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发展关于普遍的规律的认识。如此不断反复下去，从而构成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无限的认识过程。同时，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这种关系也决定了人们在解决矛盾方面，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乃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也同样是为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所证明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应用反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必须运用特殊的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严格地遵守这一原则，从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分析出发，最终寻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而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则违背这一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生搬硬套，结果使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正是从中国革命的这种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概括出来的。这种概括，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原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的内容。
毛泽东在说明和发挥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时，还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两种矛盾的特殊性“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提出了“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主要的矛盾方面规定事物的性质”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各种矛盾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有时因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而民族矛盾极为突出，有时又因帝国主义采取间接的方式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压迫中国人民，从而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特别尖锐。与此同时，无论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其矛盾各方面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有时双方似乎势均力敌，但更多时候是一方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社会的这种矛盾关系的复杂性，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分析和认识矛盾，揭示矛盾诸种关系的内容和本质，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实践场所。而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实践中，提出了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新的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主要矛盾，即指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的矛盾。“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与此相应，其他的一些矛盾，则处于被规定、被影响和次要的服从地位，毛泽东指出，主要矛盾的这一具有决定和领导作用的特征，决定了人们“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毛泽东又强调，由于事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在地位、力量以及作用上的不平衡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因而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人们必须及时注意和预见这种转化，以便集中力量去解决新的主要矛盾。毛泽东不仅分析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之间的不平衡的关系，而且还深入到矛盾的内部，揭示了矛盾两个方面之间的不平衡性、差别性，深刻地论述和阐发了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说主要矛盾的作用是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那么，主要的矛盾方面的作用便是规定事物的性质。一种矛盾之所以不同于另一种矛盾，一事物之所以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就在于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不同。因此，所谓具体地研究矛盾，就是研究矛盾诸方面的这种不平衡性、差别性。
毛泽东指出，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因而当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便构成了宇宙间新陈代谢的无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内部的新旧两个方面相互斗争，结果新的方面不断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而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
在毛泽东看来，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方面讲，这种研究实际上就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从实践方面讲，这种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理论，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提供了哲学方面的基础和依据。
为了把对立统一的讨论和阐发引向深入，毛泽东在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问题之后，继续阐述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研究实际上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这是因为，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简言之，研究矛盾双方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就是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同一性是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1～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毛泽东看来，在同一性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中，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更为重要。只有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才会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诞生。承认不承认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的一个重要分野。形而上学一般并不否定矛盾的存在，但却从根本上否定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关于矛盾的斗争性，毛泽东指出，这即是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趋势。其中，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但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与矛盾的同一性相比，矛盾的斗争性具有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促进一事物向它事物转化的重要特征。“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共居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各自特征，决定了两者的关系是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无所不在的，因而是绝对的。“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指出，绝对的斗争性和相对的同一性又是辩证地联结在一起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相反，同一性又制约着斗争性，同一性都是具体的。矛盾双方的不同的同一状况，决定着斗争的不同内容、方法和形式。“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综上所言，《矛盾论》是一部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进行全面而深刻发挥的哲学著作。它通过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等问题的科学阐发，建立起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矛盾论》的发表，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与《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论述一道，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向了成熟发展的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表现，在内容上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对中国革命的特殊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以及集中反对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即主观主义和语言风格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而毛泽东的“两论”正集中反映了这些特色。“两论”不像过去那样在中国革命的个别方面和局部问题上，而是在中国革命的总体上贯彻了哲学研究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方向上和学风上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的结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两论”不仅仅对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且对实际工作中的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观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第一次从哲学的角度概括了中国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从认识论、方法论方面深揭了党内各种错误的根源，从而为全党指出了一条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克服主观主义的正确途径。另外，“两论”也不仅仅在个别的实例和遣词用句上，而且在思想内容上把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批判地继承下来，在整体的语言风格上把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分析与鲜明生动的形象比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整个著作通篇显示出民族的风格和气派。更主要的，“两论”还通过国内革命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特有的新鲜经验，通过对五四以后特别是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伟大贡献。总之，“两论”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从思想上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三）《论持久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正确地指导这场战争，必须从整体上和发展上科学地认识这场战争，纠正对这场战争的种种错误估计和认识。为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总体上的科学分析和考察，写出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哲学的理论分析，这就是从正面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剖解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质和发展过程，从反面用辩证的思想方法批判对待抗日战争两种有代表性的错误认识。
毛泽东强调，要正确地认识抗日战争，正确地认识这一战争的特性和发展过程，就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的特点展开客观的、全面的分析。而一旦进行这种分析，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基本认识：“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其他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指出，这一点是认识抗日战争的全部问题的根据，它展开说来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方面，首先，它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其次，它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和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领土，烧杀掠夺，充分反映了它的反动和腐朽；第三，日本国小而且资源匮乏，人力物力不足，不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的战争，在国际上必然失道寡助。在作为被侵略一方的中国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政治组织力量诸方面都是软弱的，都不如侵略者；但第二，中国有经近百年解放运动锻炼的广大人民，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加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在国际上必然得道多助。
毛泽东指出，以上就是抗日战争的全部客观情况。战争双方的这些特点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共同构成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性内容，是我们认识这场战争的基本出发点：“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穿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总之，研究抗日战争，就必须从这些特点的实际出发。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这种总体性的分析，把中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中日两方的军事政治力量对比，以及中日两国的自然条件等等均纳入观察的视野，从而坚持了一种全面分析的观点。同时，又把中日双方的强与弱、正义与非正义、多助与寡助等等因素放到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进行考察，从而坚持了一种辩证分析的观点。这种全面的辩证的分析，不仅揭示了中日战争的本质特性，同时也揭示了构成这场战争、决定这场战争进程与结局的基本要素，为人们正确认识这场战争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支点。
根据对抗日战争的上述的全面本质的分析，毛泽东预测并剖解了抗日战争的必然发展过程和最终必然会出现的结局。他根据中日双方各种基本矛盾互相制约和互相减杀的状况，指出抗日战争的进程必然要经历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这就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指出，这种进程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构成这场战争的各个基本要素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上述战争的进程，“规定了或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或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具体说就是，在上述三个阶段中，敌我双方的力量是相互消长的，每一方都经历着相反方向的力量变化。例如在第一阶段，我方有向下的变化，如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土地、人口的缩减等等。但这只是旧的质和量的变化，并且主要表现在量上。与此同时，我方也有向上的变化，如军队的进步、人民的动员、国际援助的增长以及作战经验的积累等等。这是新的质和量的变化，并且主要表现在质上。在这一阶段中，敌方虽然也有向上的变化，如土地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的扩大，但同时也有向下的变化，如人力的伤亡、士气的颓靡、装备的消耗和国际舆论的谴责等等。随着抗日战争后两个阶段的发展，我之向上的变化将不断扩大，向下的变化将不断缩减，直至转入战略反攻。而敌方恰好相反，向下的变化不断加剧，向上的变化不断减缓，直至变为战略退却。总之，毛泽东认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36～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在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这种预测中，毛泽东不仅根据抗日战争的正义性预言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根据敌我双方矛盾的性质、特点清晰地勾画了中日两方各自不同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既为人们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又为人们展示了战争发展的曲折道路，这一预测，堪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典范。
基于抗日战争性质及发展过程的辩证分析，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两种有代表性的错误观念——“速胜论”和“亡国论”，从哲学上揭示了它们的本质和根源。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的性质以及由中日双方矛盾特点所决定的战争发展进程，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战争的发展进程是持久的。中国不会灭亡，但也不可能速胜。那种以为中国会灭亡或以为抗日战争会马上胜利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所谓“亡国论”本质上是一种“唯武器论”，是一种只看到武器而看不到人力的主观片面的观点。它的根源在于既不了解战争中人的因素的重要，也不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必然变化。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仅有物的因素，同时还有人的因素；武器固然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同时，军力和经济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敌人在某方面的优势和我方在这方面的劣势，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亡国论”也是错误的，它的根源在于根本不懂得战争乃是一种力量的竞赛，不去研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速胜论”者的根本错误在于脱离客观条件，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过早地要举行战略决战。毛泽东指出，不管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它们的共同错误都是主观地认识战争，在战争问题上缺乏客观的辩证的态度。不同的只是前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后者不顾事实，空谈快意。
为了科学地指导抗日战争，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进一步展开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些思想观点，更详细地阐述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性、认识指导战争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等等问题，更进一步批判了战争规律及其认识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
毛泽东重申，战争的规律是客观的、可以认识的。虽然战争较之于其他社会现象具有更多的偶然性，但它必定是一种客观的物质运动。“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完全知己知彼，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形势，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此，毛泽东批判了把战争神秘化的错误，在战争规律的认识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可知论的原则，指出了否认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及其可认识性，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导致战争的失败。
毛泽东进而指出，战争问题上的不可知论、唯心论是错误的，机械论也同样是错误的。机械论同唯心论一样，也是主观地看问题。不同的只是机械论否定人、思想以及行动的能动作用，否定人可以根据客观事实、客观条件而能动地指导战争，影响战争的进程，争取战争的胜利。为了批判这种机械论，毛泽东对人的自觉能动性作了详细的阐发和说明，指出：“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对能动性的革命的反映论，即“自觉的能动性”从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第一，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能动的认识活动和能动的实践活动，这两种能动性的活动，都是为人所特有的；第二，人的两种能动性的活动，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正确的行动来源于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又来源于对客观事实的科学观察，人的行动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对客观条件的认识的能动性作为前提；第三，人的能动性发挥得如何，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即“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指出，人类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的特点，在人类的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以及国际援助诸种条件，然而只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要最终决定出胜负，还须加上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的主观努力，加上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那么，客观条件和自觉能动性的具体关系究竟如何呢？在毛泽东看来，客观条件是战争发展的可能性，它决定着战争变化的方向和趋势；而主观努力或自觉的能动性，才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决定战争的最后的结局。换言之，能动性的发挥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而客观条件所蕴含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才能变为现实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关于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和指导战争的能动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从军事哲学的角度揭示了尊重客观规律和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关系的原理，具有一般的认识论的意义。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战争的分析，同样从军事哲学的角度阐发了暴力革命、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战争本身是一种带有政治性质的行动，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就是为了扫除这一障碍。同样，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压迫，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障碍，中国革命要前进，就不能不举行抗日战争，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里，毛泽东把战争视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手段、一种形式，认为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战争的形式。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政治性质和对于政治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民族间的斗争中，而且表现在阶级间的斗争中，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进行战争，推翻国内反动阶级的统治同样需要进行战争。因此，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具体就中国而言，它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外部没有取得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度，人们没有可以利用的议会，甚至没有合法斗争的权利，因此，只能通过组织军队、进行战争去争取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以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通过战争去解决，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压迫必须用抗日战争来扫除，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又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他指出，一切革命战争，必然是人民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以抗日战争为例，如果能够通过有效的政治动员，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就会布下烧死日本帝国主义这头野牛的火阵，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因此，毛泽东又指出，抗战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战争得到最后的胜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这一切，离不开动员老百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除上而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对游击战争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社会生活的整体与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等等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从各个方面全面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总之，《论持久战》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分析武器，对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抗日战争，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分析考察，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性质，科学地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进程和最终结局，从而为抗日军民夺取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同时，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军事哲学理论，从军事科学的角度详尽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不仅使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军事科学理论达到完整，而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和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几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这些失误，表现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是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表现在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方面，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总路线提出后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失误，最终导致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损失。
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失误，迫使人们从思想理论方面去认真总结教训，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继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一）认识论方面的新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曾把体现辩证唯物主义根本精神的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样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在50年代末经济工作出现失误以后，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决好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问题。自1960年末至1962年初，毛泽东针对夸大主观意志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导致的经济工作的失误，多次在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强调展开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与此同时，党中央也在一些重要文件和指示中，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这些讲话和指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必须把调查研究当作各级领导干部工作的首要任务；2.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都要亲自下去做调查；3.调查研究必须下苦功夫，脚踏实地，深入基层。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是民主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工作的基本方法，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的必经之路。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这个现象不发，必须改变过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29～8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此，毛泽东把能否坚持实行调查研究，提到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高度来加以强调，要求全党必须对此极端重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不但发出指示号召，而且以身作则，亲自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此带动下，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纷纷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接触实际，了解情况，一股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党蔚然兴起。
探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按照这一规律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一过程，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观察，即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背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欲获得行动的自由，必然发生主观主义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认真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要求人们的工作指导和行动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自1959年至1965年，毛泽东在一些谈话、通信和报告中，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作了多次阐述，指出自由乃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活动的自由。而所谓必然，就是客观规律。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之前，自动总是不自觉地带有盲目性。要克服这种盲目性，就要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毛泽东指出，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又说：“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人类为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护自由，就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在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自己的认识越来越逼近客观真理。
毛泽东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论述，不仅对必然与自由两个认识论范畴作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而且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准确而深刻的阐明。其中对自由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尤其深刻。它在帮助广大干部端正思想路线，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及盲目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乃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过程理论的两个方面。为了纠正“左”的倾向。端正人们的思想路线，既需要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角度阐明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进行不断地探索，也需要从实践和认识关系的角度说明人们必须从实践中去获得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并运用这种正确认识去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1963年，中共中央在总结前一时期农村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为《决定》所写的前言中，对认识的来源问题和认识的发展过程问题，重新作了通俗而明确的概括，指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里固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从社会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实践中来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认识飞跃的现象。在此，毛泽东强调，不仅整个的人类认识运动，而且人们对每一具体事物的认识过程，也都遵循着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规律。因此，人们在认识每一个具体事物时，都应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这一观点，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实践论》中的关于人类认识总规律的思想，而且在实践上开辟了避免具体工作指导上的主观主义失误的途径。
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认识论问题的上述探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中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论述，构成了60年代初党和国家工作重要转变的思想先导；关于自由与必然、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观点，帮助广大干部端正了思想路线，避免了具体工作指导上的更大失误。
（二）唯物辩证法方面的新发展
1957年以后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方面的失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忽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区别，试图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时期内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察觉了这种做法的错误，并力图予以纠正。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统一。
自1958年底至1960年初，在党中央的一些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讲话中，多次涉及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问题，认为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但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反映着事物质的变化，不能把不同质的各个阶段混淆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必须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这些观点，力图纠正前一阶段中出现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倾向，包含有事物发展总的量变过程中具有部分质变的思想，但还不够明确。
从理论上认真总结前一时期的教训，从而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证部分质变原理的，是毛泽东。自1959年至1960年初，毛泽东几次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观点发表谈话，认为教科书关于“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是不正确的，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其中每一发展阶段，既有相对稳定的特性，有量的变化，也有继续发展的特性，有部分质的变化。
在毛泽东看来，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这种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统一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过程中没有质变；质变中也有量的扩张，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没有大量的量变和部分的质变，最后的质变是不可能实现的。总之，毛泽东认为，量变与质变是相互渗透的，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是普遍的。
毛泽东指出，事物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具有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两种形式。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是指事物的全局没有发生根本质变以前，组成全局的若干局部发生了质变，它根源于部分局部矛盾的解决；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是指事物在其内部的根本矛盾以及由此规定的事物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之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来的部分质变，它根源于事物的根本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逐渐激化。在毛泽东看来，我们打垮蒋介石军队，在全国建立起人民政权，这一过程，即是由局部的部分质变到全局性质变的过程；而我们从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再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又是从阶段的部分质变，到总体性质变的过程。
毛泽东关于部分质变原理的这些论述，具有方法论方面的重大意义，它为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统一提供了哲学上的证明，指出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是辩证统一的。人们在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时，既不能超越事物固有的阶段性，把下一阶段的任务勉强拿到现在来做，也不能固守在事物发展的统一阶段上，不去主动地为事物发展到下一阶段创造条件。
1958年以后一段时间党在经济工作方针方面的失误，就其思想认识方面的根源而言，有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主观主义，也有缺乏辩证分析方法的形而上学。因而，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总结教训、纠正失误的过程中，既重新提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精神的实事求是原则，以之端正人们的思想路线，也进一步阐发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规律，以其在全党树立起辩证分析问题的风气。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有较多的论述，并多集中在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阐发上。1958年，毛泽东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重新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之后，又提出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既无不是对立统一的观点。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任何一个过程，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军事的、党务的，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发展的思想，他并认为矛盾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就是“一分为二”。
1965年，毛泽东对上述思想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概括，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的理论。他写道：“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各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在毛泽东看来，量变质变规律，从根本上说，乃是量与质的对立统一。事物的量变状态，即事物内部的矛盾的双方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质变状态，即统一物分解，一事物向它事物转化的状态。正是事物内部的矛盾着的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和引起事物不断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离开了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和质变规律就变得不可理解。同样道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内容上也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即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至于辩证法的其他一系列成对范畴，相互之间也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都需要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说明和解释。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如此重视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进步阐发，正如前所述，主要是为了在全党培养成一种辩证分析问题的风气，克服思想认识与实际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片面化。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又说：“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同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地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43、8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对唯物辩证法作了诸多新的阐发，而且把唯物辩证法具体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应“多谋而善断”，要注意“抓两头带中间”，工作要根据客观条件“波浪式前进”等等。这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保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能够在具体工作中被广泛贯彻和应用。
十年建设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前进也有曲折，作为这一时期历史进程理论反映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同样有发展有波折。一方面，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特别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了新的财富；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一些不符合，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社会历史理论方面，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脱离实际的估量，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出现了主观主义的空想。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构成与阶级斗争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有过正确的论断。无论是党的八大文件，还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曾正确地指出过在我国阶级斗争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但已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然而不久以后，党中央主要是毛泽东便离开了这一正确的观点，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观点。以后，毛泽东更把阶级斗争的视线转向党内，认为党内矛盾和斗争即是阶级斗争。这种逐步升级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显然严重脱离了我们党和我国政治状况的实际。
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相联系，毛泽东也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产生诸多主观主义的空想。50年代末，毛泽东离开了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从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原则，简单地搬用民主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凭借主观意志，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轻率地发动了旨在改变生产关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初，毛泽东一方面力图纠正前一时期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方面的失误，一方面又把农村和工厂中一度出现的体现经济规律的一些做法，如“包工”、“责任制”、“计件工资”等视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提出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既能从事生产，又能批判资产阶级的“大学校”。这些理论，无论从主观愿望还是从现实结果观察，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空想。
除此而外，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方面，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在说明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有关原理时，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带有“左”的痕迹的观点。如在发挥部分质变原理时，毛泽东重点批评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彻底巩固社会主义”的观点，但却忽视了对一定时期内物质地相对稳定性原理的强调，提出了一种必须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的理论。在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时，毛泽东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根本规律的地位，但却否定了质变量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独立意义。这些看法，在一个长时间内，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的简单化、片面化，使工作中“左”的错误一直未能彻底纠正。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所以出现上述曲折，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其中有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一个时期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等主观方面的根由，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偏向，导致人们在认识上、行动上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客观因素。如毛泽东对阶级斗争问题的不适当地强调，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些不正确地理解，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针对一个时期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针对斯大林忽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阶级等等错误观点而发的。毛泽东批判了这些观点，在诸多理论问题上恢复和展开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但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偏向。
综上所述，在十年建设时期，无论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探索，还是党中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运用发挥，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同时这两方面也都出现了一些曲折。对此，我们应该客观全面地予以分析。既不能因为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左”的倾向而抹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也不能只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进的一面而忽视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而产生的失误。忽视这些失误正是导致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思想根源。
反对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斗争
自1962年至1966年，由于党中央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其中毛泽东本人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另外，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也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更有所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地纠正这些错误，而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1966年夏，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持续，与毛泽东1957年以后越来越严重的个人专断和理论错误有着直接联系，同时也与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在思想上宣传一套极“左”理论，在政治上推行一条极“左”路线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到了巨大损失，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遭受到了严重挫折。
毛泽东晚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失误
历史证明，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发生的原因，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1957年至1966年这十年间，“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个结论，明确而全面地概括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指出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越来越严重的错误，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上的错误，有一个逐步严重的发展过程。
如前所述，1956年，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作出了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正确论断。他并且正确地提出，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后来，毛泽东并没有沿着这条正确思路走下去。
苏共二十大以后，波兰、匈牙利发生了一系列社会事件。这些事件，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影响，以致使他在1956年11月的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着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生的一些复杂的重大事件。半年以后，在我国即发生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错误地提出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第二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党内是非问题的争论，直接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并认为这一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继续，从而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向党内。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了错误的概括。他在全会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提出了如下论断：“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公报还认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这些论断，是经过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它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的观点，关于阶级斗争是产生党内修正主义根源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理论。
为八届十中全会所接受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这种提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违背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要消灭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我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客观实际。
1963年至1965年间，我们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1964年下半年，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教训的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的正确方面是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偏向，肯定了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它仍然包含着严重的错误。这表现在：第一，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二十三条”认为，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时刻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种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基层单位的领导权，已经被篡夺。由此“二十三条”强调，全党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第二，“二十三条”提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普遍存在于党内和各级政府中，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第三，“二十三条”提出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要求阶级斗争不应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要扩大到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二十三条”的这些提法，不仅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错误，使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导致了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和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的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1965年9月，在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这样，又把阶级斗争的重点由社会上转移到党内，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指向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人。到了1966年春，终于形成了这样的论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鉴于党内和国内如此严重的危险的阶级斗争形势，过去所进行的各种群众斗争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而必须发动和进行一场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大革命，以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了的各级权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根据这样一种理论，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特定含义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以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且这样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的阶级形势和党与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它关于“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种种提法，混淆了敌我和是非界限，是极为错误的理论。
第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的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大量的正确方针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第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导致了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强加于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诸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混淆了敌我。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晚年理论上越来越严重的错误和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从历史方面讲，中国共产党成长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在近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战争方面的成功经验，然而，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缺乏思想准备，对于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思想领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缺乏正确处理的经验。这就导致了对民主革命时期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旧方法、旧经验的照搬，从而造成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因此，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或者认为中国会很快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把一切要求稳定发展的意见斥之为右倾，或者认为阶级斗争将大范围、长时期地存在，把党内的思想分歧一概视之为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另外，从国际环境上看，60年代初，苏共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同时在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下，中国共产党也在国内党内展开了“反修防修”运动。然而，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准确的认识，结果造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混淆了理论界限，把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斥之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体制上分析，建国以后，我国未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加以制度化。
最后，从主观方面看，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逐渐发展，特别在1959年错误地发动“反右倾”运动以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削弱和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毛泽东个人手里。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进行充分酝酿，往往由毛泽东个人匆忙作出决定。毛泽东的个人意见谁也不能有异议，谁也不能反对，而毛泽东本人也逐渐骄傲起来，逐步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他甚至背离唯物史观，提出要有无产阶级的“个人崇拜”。这一切，又造成了多数人失去必要的手段和能力，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
总之，毛泽东晚年理论上的错误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由各种复杂原因促成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对他本人早期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违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观点，明显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必须把它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持续，与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助长和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有直接关系。
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鼓吹一套“左”的理论，助长党内“左”的情绪。“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和江青又组成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进行了一系列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罪恶活动。这种助长和利用，是造成“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四人帮”不仅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阴谋活动，而且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之下，提出了一整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以此作为篡党夺权的理论根据。
林彪、“四人帮”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一反动的世界观，表现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方面，是鼓吹“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表现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是鼓吹“先验论”、“天才论”。
早在60年代中期，林彪就在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之下，宣扬一种否定一切客观物质条件的意识决定论观点。如他声称，在精神和物质的一切关系中，始终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他甚至认为，精神的东西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是无条件的和不可估量的，“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爆发出很大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又把这种“意识第一”的唯心主义论点发展到了极点，声言只有思想的革命才能决定一切，人们必须“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与林彪一样，狂热鼓吹精神万能论的“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曾作了如下断言：“‘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变成了一纸空文？”。在这里，姚文元将“存在第一，思维第二”的唯物主义原理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原理截然对立起来，认为坚持存在第一即是形而上学，是机构唯物论。这表明，他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是一种否定客观存在决定作用的“精神万能论”。
“四人帮”的另一个“理论权威”张春桥，也同样卑劣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观能动性理论，将之曲解为“精神决定一切”的“精神万能论”。毛泽东曾有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论断。它的实质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为指导；而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则决定于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张春桥在解释这一论断时，将“正确与否”几个关键性的词语拦腰斩去，将之曲解为“精神决定论”。如他声称“精神与思想是一个意思，如果说‘精神决定一切’是错误的，那么物质决定一切就对了吗”？“主席讲‘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没有讲其他决定一切。”“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转引自《哲学研究》1983年第12期，59页。这几句话，和盘托出了“四人帮”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与唯物与精神关系问题上的“精神万能论”相对应，林彪、“四人帮”在哲学认识论方面大肆贩卖“天才论”和“先验论”。为了达到篡夺党和国军用最高权力的政治目的，林彪、“四人帮”蓄意制造个人崇拜。1958年夏，康生就别有用心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1966年，他又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鼓吹“天才论”更近乎至极。他完全否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理论结晶，声称毛泽东思想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天才的创造”。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为了配合其发动政变的布置，更加肆无忌惮地鼓吹“天才论”，并声言，谁不承认他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谁就不符合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林彪散布“天才论”，表面上是赞树毛泽东，实际上是赞树他自己。林彪的逻辑是：发现天才的人更是天才，因此他也是天才。针对林彪一伙的唯心主义天才论，毛泽东曾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成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认识，而决不能和少数野心家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还号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批判，揭露了林彪一伙“天才论”的哲学实质和政治骗局。
林彪、“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表现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即是宣扬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上层建筑决定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为了搞乱全国，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将这一理论解释为在“一切领域”立即打掉一切“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解释为“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他们从这种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出发，诬蔑诽谤一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同志，志称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某些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们就可以安营扎寨，经营他们的安乐窝了。
基于这种“不断革命论”，“四人帮”喊出“要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鼓吹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并在所有制上实行“穷精神过渡”。在他们看来，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破除社会主义的一切，谁坚持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谁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这一理论，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毫不相干。它的实质是在“全面专政”、“不断革命”的口号之下，把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打成“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进而污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剪除，是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之下，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歪曲为旧的生产关系的遗留，进而歪曲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予以全面破坏。
“四人帮”的这种“不断革命”，在哲学根据方面，是他们所一再宣扬的“上层建筑决定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曾大肆鼓吹一种“政权决定一切”的理论。后来“四人帮”又变本加厉，提出了“上层建筑决定一切”的理论。在“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看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不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只是阶级关系的产物，是由上层建筑，特别是由人们的思想决定的。如他们宣称：“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相互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反映，是与上层建筑，特别是与人们的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方海：《学一点政治经济学》，《红旗》，1972年2期。又说：“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和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红旗》，1976年第4期。这意思是，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与上层建筑一起决定生产力。这种理论，把上层建筑，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作用，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主观意识决定论。
1975年，“四人帮”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达到了登峰造极。在学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时，“四人帮”编了一个所谓的“语录”，这个“语录”在引用列宁《伟大的创举》中“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一段话时，故意删去了“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这句非常重要的话。姚文元在一篇关于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在讲到如何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时一连讲了四个“必须”，全是讲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稍后，张春桥也在一篇在于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声称：“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这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经济结构，都不能从前一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如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不能产生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四人帮”散布这种理论，无非是要说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归根到底不决定于生产力而决定于谁掌握政权。
“四人帮”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的理论出发，宣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必须不停顿地“改革”，并由此演绎出了一系列反动的唯心的论点，如所谓“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只要抓好阶级斗争，农场可以颗粒无收，工厂可以不出产品”，以及“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给走资派涂脂抹粉”，如此等等。
“四人帮”的“上层建筑决定论”，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上，同时还表现在他们的阴谋史学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败露以后，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从此，“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掀起了一股所谓“评法批儒”的浊浪。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伪造历史，鼓吹政权决定一切、上层建筑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在“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看来，中国自周秦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斗争的历史。儒家要复辟，法家反复辟。而且，“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此问题。”他们甚至胡说，秦朝灭亡的原则，并不是由于地主阶级与农民矛盾的激化，而是由于秦王朝对复辟势力镇压得不够彻底；西汉王朝前期和中期之所以巩固，是因为反复辟斗争取得了胜利，而胜利的原因又由于“在中央政权里始终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江青则更露骨地声称：“中央有两派，一派是儒家，一派是法家；年青的都是法家，老的都是儒家。”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江青还别有用心地说，“吕后是法家”，“要做单独一条突出宣扬一下”。这就彻底暴露出了“四人帮”所谓“评法批儒”的旨意。
“四人帮”的阴谋史学同时也是影射史学。“批林批孔”一开始，江青就明目张胆地声言，这次运动“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罢官问题，是罢你的官还是罢我的官，是你上台还是我上台的问题。”1974年6月，江青曾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批判“现代的大儒”，她并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暗示周恩来就是“现代的大儒”。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全国范围内一时间掀起了批“宰相”、批“周公”的逆流浊浪，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
林彪、“四人帮”的哲学，除了表现为宣扬“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外，在方法论方面，还表现为形而上学猖獗。
形而上学是林彪、“四人帮”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具体表现为打着反折中主义、调和主义的幌子，大搞片面性、一点论。他们用对立否定统一，用“对着干”代替矛盾规律。他们把矛盾的一方绝对化，用“宁要……不要……”的绝对化公式，对抗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观点；他们既否定一般又歪曲特殊，把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特征随意夸大，抹杀事物的本质规定；他们反对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
林彪、“四人帮”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的倒行逆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因而，它不断地遭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败露。林彪及其死党飞逃国外，在途经蒙古时折戟沉沙，暴尸荒野。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又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终于结束。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时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全国规模的、深入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清算他们的种种反动罪行，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拨乱反正，为全面恢复和发展党的正确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创造条件。
为了彻底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其中《材料之三》，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清算了“四人帮”的各种反革命谬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他们的极“左”路线。不仅揭露了江青集团包括林彪集团所推行的路线的极“左”实质，而且揭露了它的反动性、欺骗性和破坏性；不仅分析批判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内容与特征，而且思考和总结了导致极“左”路线横行的原因和教训，第一，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因而既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尤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第三，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必要。不应将领袖加以神化，不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党的组织和集体之上。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
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人们分辨是非、识别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促进了人们更准确、更完整地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然而，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们对林彪“四人帮”路线极“左”性质的认识与揭露也是极为曲折的。当时，在党内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坚持一种称作“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这一错误方针的指导之下，他们在揭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订立了一条清规戒律，这就是不准批“左”，只许批右。谁要批“左”，谁就被扣上“砍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罪名。这种指“左”为右的批判，严重阻碍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阻碍了拨乱反正的正常进行。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表明他不但在维护旧的个人崇拜，而且在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因而，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抵制。对于“两个凡是”，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1977年4月14日，他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提出的要完整准确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反映到哲学理论方面，便是真理标准问题，具体说，是以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还是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真理标准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广泛开展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都作了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迅速展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在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歪曲宣传，这个很明了的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今天，为了深入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是十分必要的。在文章看来，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对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有说明。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强调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都不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文章认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会削弱理论的意义。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革命的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都离不开实践的检验。文章指出，革命导师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而且为我们树立了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表现在他们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包括自己所提出的学说在内的一些理论，通过实践检验来修正错误、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不断发展、永葆青春，正在于革命导师坚持了一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最后，文章强调，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应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标准。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被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纠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问题的基本原理，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理论重新颠倒了过来，因而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受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肯定和赞扬。6月2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精辟地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驳了那种认为只能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原话的错误观点，也就是“两个凡是”的观点，从理论上阐明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要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只能照抄照搬革命导师原话的观点，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他号召全党来一个思想上的大解放，彻底打破林彪及“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邓小平的讲话，突破了“两个凡是”对拨乱反正设置的种种障碍，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同时也理清了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为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毕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无论是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还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成就和挫折，他的政治实践和他的哲学思想都是异常紧密地直接相连的。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他毕生从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的思想和著作无不围绕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大量地蕴涵在他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中。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虽然被人们当做哲学著作来研读，但这些著作本身还是为了具体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即使是像《实践论》《矛盾论》这样专门的哲学著作，也是围绕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思想上揭露、批判各种危害革命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从而直接服务于革命和建设。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政治服务的直接程度，不仅为古往今来的一般哲学家所未有，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导师也有所不及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政治服务的这一方面，那还是只看到问题的一半，而对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来说，还只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直接服从于政治的。只有既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服务于政治，又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服从于政治，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
为什么说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呢？这是因为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一贯是把政治放在主导地位，而使哲学处于从属地位。他在以哲学思想为政治服务时，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地处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相互关系，而常常以哲学观点为既定的政治路线进行论证。这种以直接从属于政治的地位为政治服务的方式，就决定了当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正确或基本正确时，他的哲学思想也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其作用是积极的；而当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错误或基本错误时，他的哲学思想也是错误或基本错误的，其作用则是消极的。哲学思想直接从属于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毛泽东一生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它使青年毛泽东由唯心主义、二元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在其晚年在一些重大的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这一根本特点，人们就能够如实地掌握毛泽东一生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也就能够令人信服地解答毛泽东晚年为什么恰恰在他一贯倡导的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反对脱离群众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就能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不是简单化地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又不是表面化地归结为骄傲自满，而能够从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上找到它的更深刻的根源。
早在青少年时代，当毛泽东还未走出韶山冲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时，他就从家乡的贫穷饥荒和农民的自发斗争中滋长出反抗意识。当他读了一本叙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更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郑观应著的鼓吹维新图强的《盛世危言》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初步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在走出韶山冲之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如同溪流冲出山谷，迅速奔腾向前。在极短的时间内，他走过了从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到参加辛亥革命，从赞成君主立宪到反对帝制的思想历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由于当时国难当头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和师友的影响，毛泽东已初步形成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为了救国救民，毛泽东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种种思潮，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他都研究和不同程度地接受过。为了改变中国积弱的现状，他曾寄希望于所谓大气量人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种认为社会的变革要从精神领域入手，把精神作用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特别是把拯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具有改造社会能量的特殊人物的思想，不言而喻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人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这就充分说明，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整个毛泽东思想是服从与服务于革命需要而逐步形成的。正是由于一股劲儿要革命，才在革命过程中逐渐懂得什么是正确的认识，如何取得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从而写出了像《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哲学著作。这些著作在书斋中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是先有了成熟的哲学思想才去从事革命的。处在幼年时期的党在理论上准备不足，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规划新中国建设蓝图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当时的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党的中心任务。但是毛泽东又提出在民主革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二者就是不一致的。这既不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他一贯认为主要任务即主要矛盾的思想。尽管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在建国头三年并未对实际工作造成多大消极影响，但它却埋下了其后逐步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的祸根。
1952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根本好转，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它与国有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矛盾有所加剧，这就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年的秋天毛泽东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不断批评“将来突然转变”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提出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出台。按照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日，即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这样，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毛泽东的这个新的观点虽然不同于他原来一贯的主张，却显然是他关于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就使得原来主要任务与主要矛盾不一致的情况在把社会主义改造当作当前迫切任务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不过，这种解决是在偏离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各种成分状况的科学分析和由此而确定的正确政策的基础上实现的。这表明，毛泽东这时的哲学思想已开始部分地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它就不能不给党和国家的工作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适应对农业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片面性特点的观点，这就是片面夸大了与当时农业生产力基本适应的个体农民所有制的局限性，片面夸大了当时农村的两极分化现象，片面夸大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强调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毛泽东在当时已经普遍发生盲目冒进的情况，仍然一味上纲上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把坚持客观条件斥之为“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把坚持稳步前进当作“小脚女人走路”。在批判右倾思想不断加温的情况下，不仅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而且还导致1956年经济发展的冒进。毛泽东这时的哲学思想不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且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理论。
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诫，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党的八大根据《论十大关系》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明确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八大以后，毛泽东在和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话中还表示，不仅个体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在此前后，针对国外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发生的闹事问题，毛泽东提出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1957年初，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尽管反右派斗争严重干扰了这一学说的贯彻落实，然而不能不看到，从1956年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一年多时间中，由于毛泽东对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具有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因而在哲学思想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毛泽东毕生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
1958年4月，毛泽东就修订了原定15年赶超英国的指标，认为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1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到了这年的9月，他又提出明年基本上赶上英国，15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38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到了这年的11月，他已经在考虑中国和苏联哪个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出中国早过渡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5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毛泽东接二连三地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他认为周恩来等在1956年提出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40条》，泄了6亿人民的气，给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为了批判反冒进，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都大讲认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如果不联系人民，不同与人民联系的干部接触，就什么也不会知道。毛泽东自以为他的批判反冒进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志、感情与要求，而实际上他所反映的只不过是脱离广大群众的少数干部的急躁冒进的思想。毛泽东还认为反冒进的错误在于没有抓住事物的主流和本质，而实际上没有抓住事物的主流和本质的正是他自己。他据以批判反冒进的“马鞍形”根本是不存在的，1957年的经济工作不仅不是低潮，而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太遥远，为此，他强调不论城乡应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他提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恢复供给制，等等。正是他的这种盲目乐观情绪感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推动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
全民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了遍及全国农村的“共产风”，为了抵制“共产风”，全国农村又普遍发生瞒产私分。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的必要性，试图从理论上纠正“共产风”。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到庐山会议后期反右，经过三年经济困难，到七千人大会，再到八届十中全会，随着政治上纠“左”反右的起伏跌宕，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经历了反复曲折的变化。在纠“左”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正确地指出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他强调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比较实事求是和符合客观实际的。但在反右的时候，他又把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客观情况的意见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指责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毛泽东就把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大的升级。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使得“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工农业生产都遭到极大破坏。面对严重困难，毛泽东又决心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认识论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结合起来，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不可能制订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在论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时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819、8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显然是对“大跃进”以来工作所犯错误在哲学上进行的总结和反思。在经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以后，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严厉地批判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所谓“单干风”、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的所谓“黑暗风”、主张为受错误批判的同志甄别的所谓“翻案风”，把这些工作中存在的不同意见都当作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后来被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升级。从上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反复曲折的变化中，人们不难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如何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
八届十中全会后，各地按照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纷纷上报有关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根据这些报告，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决定在全国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论证《决定》的观点，毛泽东在修改《决定》时增写了一段前言，集中论述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三项实践中，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强调，认识的过程就是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而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在《决定》的开头之所以要增写这一段话，显然是为了说明他关于中国社会中出现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根据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最后得出的科学结论。问题在于，他在《决定》中所据以立论的自以为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是未经鉴别的。根据这样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制作而得出的结论，就不能保证它必然正确而不是错误的。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实际上是从《实践论》向后倒退。大家知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强调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有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在《决定》中，毛泽东所根据的恰恰不是合于实际的感觉材料，而他在为《决定》所写的前言中，却要求全党把这种不是根据合于实际的材料而得出的结论当作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结论来遵循。这就充分表明毛泽东的哲学是直接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路线的。这种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加以论证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也就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紧接着，为了适应国际上反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毛泽东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坚持“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坚持“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和《人民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样，也是直截了当地表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的。
在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的推动下，1965年1月出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已经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到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式揭开序幕。
在1966年5月7日和16日，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期间，相继出台了《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按劳分配、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五·一六通知》则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这两个文件的几乎同时出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为了摧毁全部现存秩序。《五·七指示》作为毛泽东理想社会的蓝图，则被作为建设性的纲领。二者是互相映照的姊妹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二者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思想的产物，但它们却是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观点。
《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后来正式被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不是毛泽东本人概括的，但确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从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就有了确定的含意。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总概括。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比较集中地还体现在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理论问题指示》和《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所有这些都是紧密结合当时斗争的需要，它们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的特点较之以前各个时期都更为突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如前所述，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立即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总路线。这种过渡是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在思想认识上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因此，尽管毛泽东在主观上最坚决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的模式，坚持独立自主，不倦地探索合适自己情况的道路，以致在探索中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摆脱苏联的模式。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之所以出现某些偏差，是由于他削足适履，使自己的哲学思想一味地服从和服务于搞没有完全摆脱掉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归根结底则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片面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只要在经济制度上实现了上述三条，再加上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认识的主要缺陷是脱离开生产力，局限于从生产关系方面认识社会主义，而没有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的统一上，也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上来认识社会主义。这就导致了忽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忽视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物质基础。而忽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不能够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及时制定和实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因而也就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和我国的实践都证明，脱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们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的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使社会主义建设走偏方向。这是因为把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作目的，为坚持而坚持，就要妨碍党和国家进一步研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固有的、可以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优越性。而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就要对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以及文化教育科学体制等进行改革，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和实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由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因而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不顾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而急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后，又不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各种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及时制定和实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而是在一个时期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力，一味求大求纯。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哲学思想上就不得不竭力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决定作用。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理论上并不否认在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毛泽东并未切实据此部署实际工作，而是极力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样，承认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还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通常不必要等到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才去变革生产关系，而是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当生产关系开始不完全适应或不能充分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就可以根据这种矛盾发展了多少的状况，主动地调整生产关系。这当然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恰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表现。毛泽东在50年代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他的错误就在于过分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连萌芽状态的不适应也还没有大量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人为地拔苗助长，主观地去变革生产关系，并用反作用的决定作用加以论证。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则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只能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种情况，而不存在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另一种情况。因此，只要变革了生产关系，就能自然而然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然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够无条件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追求公有制的载体规模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了。
如果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已经在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国情。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后，在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上，又脱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们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的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未能及时制定和实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不仅如此，为了贯彻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政策，他竟提倡以贫为荣、以富为耻，把得益于土地改革和响应党的号召而勤劳致富的原来的贫下中农不再作为依靠对象，造成广大农民不敢“冒尖”的不正常现象。长期以来，有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如包产到户），由于被认为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倾向而加以取缔。有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和政策，却被认为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允许加以改变。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也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还违背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在党内和社会上就不能不产生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为了解决这些分歧，以自己的认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毛泽东不仅把对立统一规律简单化，片面地竭力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同意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说什么“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强调“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而且把不同观点都看做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情况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所遇到的曲折而愈演愈烈。如果说在50年代初、中期批判薄一波和邓子恢时还只提到资产阶级立场的高度，那么到批判彭德怀时就直截了当地认为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把所谓修正主义加重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通过这种不断加码，凡是与毛泽东意见不同的人，都被看成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因而对他们的斗争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革命辩证法就被扭曲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理论工具。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问题上的主观随意性还表现在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分析的侧重点的变化上。在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毛泽东是侧重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特殊性的。也正因此，我们党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但在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产生了主观主义的偏差，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这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由侧重着眼其特殊性转向侧重着眼其普遍性。到庐山会议上认定过去10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了生死斗争，这就连原来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的论断也加以否定了。这表明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是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任意发挥的。
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由于对国情的认识存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因而政策的制订不仅脱离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且必然损害群众的利益。这种偏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群众的抵制。但是，毛泽东却错误地把这种抵制归结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此而错误地在群众中用开展大辩论、大批判的办法加以解决。这样，毛泽东本意是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采取的种种政策和措施，却恰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由于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急于求成，毛泽东在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往往竭力把有利于自己观点和某些个别的、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全面的、本质的东西，从而在总体上、本质上违背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最终导致了主观主义。毛泽东的这种主观主义，既不同于历史上教条主义那样一味从书本出发，也不同于历史上的经验主义那样一味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它虽然或多或少具有某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但在根本上却是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作为其主要特征。对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工作中几次大的失误，人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有时对形势之所以作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并不是完全毫无事实根据的臆想，而往往是由于片面夸大了特定的情况，从而对具体的事件不能作出切合实际判断。比如，1958年之所以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于他把极个别单位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绝对化，主观片面地认为全国范围内新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又如，“大跃进”时期一度广为流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样一些主观主义十足的口号，之所以得不到毛泽东的及时批评纠正，也是由于它或多或少凭借了不是反映事物本质和主流的特定条件的特定现象。在我国推翻了反动统治并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些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和单位，的确出现过许多过去不敢做也不敢想的奇迹。这些奇迹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并有一定限度的。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在合理的限度内发挥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本来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此得出结论，仿佛可以不顾任何条件不受任何限制地为所欲为，这就把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能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合理的命题，夸大成为在任何情况下主观的东西都可以起决定作用这一荒谬的命题。毛泽东既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就不得不竭力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以至于把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到实际上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程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再如，由于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我国已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得出了在任何地区，任何单位都要年年、月月、天天讲阶级斗争，以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中的确是存在某些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的。
用正确的理论来为不正确的实践辩护，这在毛泽东晚年是屡见不鲜的。例如在反右倾运动中，面对“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不仅听不进不同意见，反而借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把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大批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借辩证地看问题为名、颠倒是非的作法，严重地破坏了唯物辩证法的声誉，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造成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
如果说借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以拒绝正确的批评只不过是在反右倾运动中造成不良后果的话，那么，毛泽东借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错误难免论，指针对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同志为形而上学的做法，就在更长的时期、更广泛的工作中起了维护错误的更加不良的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定意义上的错误难免论，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工作中的一切错误都是难免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应该也可以力求避免基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而导致的种种错误；另一方面应该也可以力求避免不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是由于缺乏严肃负责的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工作态度所导致的种种错误。这两个方面的错误，从原则上来说，并不属于难免论的范畴而是属于可免论的范畴。把一切工作中的错误都归结为合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难免论，既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路线的原则界限；又掩盖和保护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粗疏作风，使一些本来可以避免和克服的错误得不到防止和及时纠正。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所以是错误难免论，是由于认识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认识发展过程中，始终要遵从实践的检验，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主观和客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毛泽东晚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不顾实践的检验，不愿按照实践的揭示修改自己原来的认识，而是一味坚持已被实践证明其为错误的观点，其结果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情况在“文革”前已经有所表现，在“文革”中表现尤其突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的观点，不但不排除而且恰恰要求在认识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从而纠正错误，实现正确的认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实践的主体则是广大群众。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统一起来，既可以由于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有的情况，修改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使之更加符合实际；又可以由于倾听在社会实践中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思想水平、理论素养、业务才能的人们从各个侧面提供的意见和建议，从而集思广益、最大限度地克服认识过程中主观方面的种种局限性。而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把一些干部和群众为了改进工作而提出的不同意见，往往不加分析地扣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等等政治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错误难免就成为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敢于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的棍子。
从上述关于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发生偏差的主要原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和他毕生的哲学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属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在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正确时，他的哲学思想也是正确的，而当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出现严重错误时，他的哲学思想由于要为其提供理论论证，因而也就随之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这个根本特点，在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中，从负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明显。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