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的“群龙无首”，似乎是说一群无头的龙，但后来更普及的是其引申之义。在民国初期，特别是袁世凯去世后的十来年，很多人用群龙无首这一成语来描述当时的乱象。一般读史者常更注意后面的“无首”二字，其实前面的“群龙”二字尤关紧要。若在大家都思不出其位的社会，一段时间的“无首”并不特别可怕。到了思出其位得到提倡的时代，兵士皆欲为元帅，形成“群龙”混居的状态，此时的“无首”便真有些可怕了。

    过去那些并不身与打仗的尚武文人，最喜欢引用某西人的话，说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讲规则的时代，士兵要想成为元帅，首先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此基础上因表现优异而得到提拔，或能逐渐上升到领兵的元帅。若在基本行为典范丧失之时，士兵既想成为元帅，又不想遵循既存的晋升规则，还要防止别人先当元帅，试想那些带兵之班排连长，领着一群这样的士兵，怎样作战？

    梁启超曾说：一个团体里本有指挥者和受指挥者，如果“人人欲为指挥者，不愿为受指挥者，群龙无首，顷刻而溃”。北伐前北方大致就是这样的状态，由于既存行为规范失去控制力，又无英雄可崇拜，反叛上级和临阵倒戈等现象都频繁出现，结果反让实力更弱的南方革命军获取胜利。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状况也具有释放或开放的作用。任何失范的时代，也就是思想解放的时期。后来中国在军事上产生出许多突破性的作战方式，说不定也得益于当年的较少约束。

    当年读书人中也可见“群龙无首”现象。北伐后有人观察到：“中国现代的读书人，十有七八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故“人人都是领袖，谁服从谁？人人都讲自由，谁能管谁？”今日学界状态似乎近之，龙蛇混杂、标准混乱，虽有若干学术奖励，其公正性也未必为众皆共许。我的一些同事就认为，出现这类不讲规矩的乱象，是因为学界缺乏领军人物。他们希望能出现一些众所推尊的学术权威，既能树立学术规范、品评优劣，又能公正无私地识别人才、提携后进，以维护学术社群内的合理竞争与善意互动。

    这里依稀透露出中国文化长期崇尚“定于一尊”的惯习，可能与近代兴起的尚武风习也相关联。抱有上述观感的学者，当然不是想回到昔日思想划一的年代；但或许受到他们读书时军训的影响，无意中总期盼着一个有威权的秩序状态。

    传统的力量，比我们所认知的更强。我们不必一提到传统就联想到几千年，有些不过近代甚或近几十年形成的传统，同样有力。学术军事化就是一个这样的传统。大兵团作战的方式，颇为不少学人所欣赏。我说的还不是那种“集体攻关项目”，根本是有些人就以为，全体或多数人参与的学术问题，才是好题目。若人自为学，便可能成为一盘散沙；要大家都来讨论某些问题（如昔年史学界之“五朵金花”），才是正常现象。

    目前这种各说各话的状态，早就引起一些老辈的忧虑。近来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开始担心学术变得细碎，失去了大的关怀。其实关怀的大小，未必体现在研究的题目上。但这种老中青的共同忧虑，却反映出某种下意识的积淀。学界若真形成定于一尊且有组织有秩序的准军事化状态，他们中不少人也未必欣慰；故其回向传统，更多是下意识的。然而传统的力量，恰作用于有意无意之间。

    窃以为治学不是作战，学界也不必太像军队。竞争当然存在，有时还不免残酷。故规则不能没有，也不能乱；但所谓学术规范，最好是主动自觉地共遵，而不是由领军人物来“控制”。有优秀学者甚至大师作为追随的典范，固然很好；即使没有，若大家都遵循基本的规则，人自为学也没什么不好。

    如前所述，“群龙无首”现象真正可忧的，不是“无首”，而是人人自视为“龙”，互不相下。如果真能彼此尊重，道并行而不相悖，百家争鸣，未始不是一桩可喜的美事。康有为就曾以为，群龙无首而后“天下治”。没有了所谓掌门人，不正是学术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大好契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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