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教育的注重，可谓源远流长。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被素所轻蔑的日本打败，天下震惊。据严复的观察，大家群起探寻致败的原因，“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一般打败仗多往军事或政治经济等方面寻找原因，那时的中国人却因此而举国认识到教育不当，最能体现传统思路对教育的重视。现在外国的第二、三代华人，有些已经不会说中文了，通常仍比所居地之人更看重后代的教育。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外国人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产生出不少颇具想象意味的认知。湖南学生林圭曾比较中西之人说：西人除劳累外，身心愉悦，“一生均极乐世界，无一时有郁伤之事”，过着连感冒也不生的幸福生活。而中国人则不仅“劳顿一生，无日不在忧患”；行事又皆不畅，致生郁病，更因极度郁闷而身心皆伤。

    后来邓实也说，“泰西之民，神智飞扬，精神充足；其社会之内，光华美丽，如锦如霞。而泰东之民，则志虑短浅，颜色憔悴；其社会之内，阴暗凄惨，愁云遍结”。与林圭此前对中西情形的想象性描述，如出一辙，代表着当时中国读书人一个普遍的倾向。这类对西人生活的想象性描述，那时大多数西人想不能同意；恩格斯和汤普森所考察的英国工人阶级，更绝不能接受。但当年中国读书人的心中，却充满了这样对西方的美好憧憬。

    类似中西对比的想象是整体的，时人不仅觉得西人身心都愉快，且基本人皆识字。林圭的老师梁启超在一八九六年说：国强基于民智，“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三十人”。这大概是根据当时各国国势强弱反推出的想象判断，实际上，日本当年的识字率，恐怕不比欧美低。

    类似趋向发展甚快。在梁启超眼里，中国的识字率虽不高，也还接近百分之三十；在后来的认知中，这一比率越降越低。王照在一九〇〇年说，中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到一九〇八年，在朝廷的筹备立宪目标中，“人民识字义者”要到第七年才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第八年达五十分之一，第九年到二十分之一。前后不过十二年，在政府官员眼里，素重教育的中国基本已成一个很少有人识字的国度；梁启超此前相对保守的估计，竟然要朝野努力八九年才能达到了。

    这个负面形象当然也是出于想象。往前推到清雍正二年，那时颁布的《圣谕广训》要求：“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口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正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夫，共知鼓舞向善。”可知在乡村人口稠密之处，不仅有相当数量的举贡生员可供选择，齐集的更多听众也都是读书人，然后才向乡曲愚夫推广。

    往后推到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进行了社会调查，那时全县十万人口，识字率达百分之四十；并有一位举人和四百个秀才，即平均每千人中有秀才四个（这已是废科举二十五年之后，若加上自然减员，早年的比例应更高）。当地的新教育也有一定成效，有初小学生五千人（百分之五）、高小学生八千人（百分之八）、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还有六个出洋学生。

    寻乌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偏远而相对“贫穷落后”，尚有如此高的教育水准，其他交通更便利也更富庶的地区，至少应该不比寻乌差。与雍正朝的整体认知，大体相符。

    上述读书人数的多寡，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对读书的态度。近代人对中国教育水准的负面想象，也仅是当年众多中外想象中的冰山一角。

    这样看来，清末朝野对人对己的不少认知，都已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若朝野对国情和外情的了解如此，其所推动和实施的各项改革，到底有多少是基于想象，有多少是应对现实，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对国情外情的准确把握，是任何改革的基础。清末新政的难以成功，或可由此理解。

    如今我们对外国历史了解更多，已经很少有人会说那时欧美的识字率接近百分之百，但仍有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类似关于中国教育水准的想象表述。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从字面义看，倒非常接近这些研究者心目中的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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