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孟子生活的时代，鱼和熊掌皆是稀少的美味，他老人家甚感难以抉择。那时没有动物保护组织，但人们并不竭泽而渔，所以庄子和惠施还能观鱼于濠梁之上，并提出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与不乐”的千古命题。如今鱼已非常普及，而熊掌则更为稀少，人们又在辩论“子非熊，安知熊之痛与不痛”的新问题。对象换了，主题依旧。

    这里的实质，就是理解。庄子确定，他知道从容出游的鱼是快乐的。惠施却以为，人非鱼，恐怕不能知鱼。孟子所谓“恻隐之心”，禽兽是否皆有，我不敢说，至少“人皆有之”。而其主体和对象，似既有人与他人，也包括人与非人。换句话说，人禽之别，或就在于人的恻隐之心也广及非人。

    很多年后，英国学者休谟提出，理解是一种分享，却不一定需要体验，正如男子可以理解并同情女子分娩的痛苦。如果理解无需体验，人与非人的情感分享，虽稍涉虚悬，也未必不可能。非鱼之人，似也可通过观察而知鱼。杜甫曾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休谟未必读过《庄子》，却是庄子的知音。

    如今什么事似乎都有“学者”掺和，熊之痛与不痛亦然。真要为商家帮忙，其实也不是没话可说，即以痛换死——生命的价值，当然大于疼痛，除非已痛不欲生。要说谁的肚子上打个洞直通肝胆，还觉安之若素，从容幽居，恐怕于理不合，或也于心不安。我不想说两造谁对谁错（对于非素食的动物保护者，我也多少有些疑惑），只希望“学者”说话总要和不学之人有所区别，第一要言有理据，并将其呈现出来；第二也要略高于熊和鱼，不要失了人的底线。

    在孟子的时代，似乎还是人人皆有恻隐之心，今日仿佛已不是那么回事了。昔人爱说“人心不古”，但古人和今人的差别，真有那么大吗？古今之人的共性大还是个性大，这是一个哲学家长期聚讼的大问题，也是史学家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史学的目的是重建、再现还是诠释，前提都是要理解往昔。

    中国的理学家曾比较乐观，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这样，则既能和当时的人沟通，对过去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但理学家所尊崇的孔子似不这么看，他早就觉察到，即使在同一时空里，也可能发生一些交流行为不能准确传达意义的结果。所以他特别珍视“有朋自远方来”的乐趣，也承认并强调“人不知而不愠”的重要。至少孔门弟子是这样认识孔子的，故在整理《论语》时将此意置于几乎最前列的位置。

    人与人之间难免误解，却又不能不寻求沟通，恐怕是各时代各社会的“人之常情”。充分的理解，正如充分的表述，或都只是理想。周作人对此深有体会，他以为，要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思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至难的事。很多时候，“以为互相理解了”，却不啻“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

    究竟人生如梦还是梦如人生，或梦境与醒时孰更真实，庄子也曾疑惑。基本上，人既然不能充分表述自己，也就难以完全了解他人。在一个意义世界相同、表意方式相类的共时性自然空间里，已经如此；若身处不同的时空范围，就更不容易有可分享的意义世界和表意方式了，至少可分享的程度会大大降低。史学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也因此而一向长于理解“他人”（the other）。

    傅斯年曾说，历史课应增进对于“人类”及“人性”之了解，把史学当作“人学”。而“人学”又要向已进入“科学”之林的动物学看齐，毕竟“一切的科学都是应生物学上的自然要求而出”。就此而言，鱼、熊、人都是相通的，也都需要理解。傅先生并云，“人性是难于抽象解释的”。见多了老夫聊发少年狂，便不能排除少年也可以老成。一个可行的理解方式，即孔子的忠恕之道：为对方设身处地，从对方的立场思考。

    史学一向如此。一般人要理解他人，或也不失为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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