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那种以独尊心态反独尊的倾向，也有些外来的影响。近代输入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表述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天演观念（今日称为进化论）。在此观念武装下，长期被侵略被打击的一方，要想成为可以生存的“适者”，就要证明此优彼劣，终于促生出一种充斥着排他性的竞争方式。

    这多少有些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意味。中国传统本主张“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古人即使对被征服者，也往往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方式（《礼记·王制》）。用今日的话说，大致就是部分修改其上层文化，基本保留其下层文化；政治上有所管理，生产生活则因地制宜。从理想层面言，古人对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己（the other），大体遵循一种尽可能“共处”的取向。

    以独尊心态反独尊，最成功也不过是更换被尊的对象而已；反之，如果以共处为目的，则可能真正破除“一言堂”。如我曾说，史学长期致力于认识和理解异时代的“他人”，其可以提供的启示就是要学会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见解共处。而共处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要推己及人，尽量为他人设身处地。

    古人主张“思不出其位”，即人皆立足于自己所处的实际位置，思考具体问题，表述有针对性的见解；并以同样的心态和方式，看待他人的言行。近年也常见媒体和路人把“换位思考”挂在嘴上，这当然是个极好的现象，但似尚少落在实处。一般而言，要自己先有定位且不出其位，然后可以言换位。如今这样的思维方式已越来越少见，“士兵皆欲作元帅”之思颇受鼓励，思出其位的风气渐成普遍现象。

    我们又受近代“毕其功于一役”观念的影响太甚，总想全面彻底地一举“解决”某个问题。很多人逐渐习惯于从大处着眼，以全局观念思考问题和表述见解。且其往往已有既定的答案（多数时候是以其所了解的近代西方为蓝本），故与人争论时，多预悬一个“惟一正确”的标准，有意无意间据其思路和标准来观察他人，把一些本来限定了范围的具体言说，以“增字解经”的方式提升到总体性的高度，然后与处于对立面的另一个总体性概念进行比较，据其标准答案进行肯定与否定。

    例如，有人说“法治”不一定都有效，历史上也曾存在其他选项，那就是反对“法治”；反对“法治”就是主张“人治”，甚或可能有“复辟”封建帝制和奴隶制度之嫌。你若说“民主”未必适合于学术，就有人担心学术独裁即将来临。这些思路和言说很可爱也很感人，因为不少人都说我们缺乏民主和法治，如果珍视法治已成为一般读者的惯性思维，则实现法治与民主又何难之有？

    不过，如果原立说者并无这样全面深入的思虑，反对者是否有点杞人忧天？并非人人都爱立足于全局说话，而学人的一个基本戒律，恰是“言不出其位”，即在限定的范围里说自己有发言权的具体事情。廖平曾说，有些自己也不清楚的话，说惯了就会“久假不归”。或许有的批评者自己形成了全面思考的习惯，不知不觉就怀着以全概偏的思路解读他人，甚或指责他人以偏概全。

    实际上，以为人人都在思考和表述大问题的预设，背后仍隐伏着非此即彼的独尊心态（若人生各大问题都已有标准答案，大家根本不必有思想，直接照着做就可以了）。或可取非独尊的态度，从“共处”的立场出发，见到不习惯的言说，首先看清其究竟是在说什么，辨析其所说的是否全面判断；真不能同意，则据其所言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争辩，而不必或整体否定，或一律骂倒。

    进而言之，我们说话写文章时，不妨想想“文如其人”的古训；看看我之所言，是否代表了自我认知中的那个“我”。再换位思考，先设想他人读此文字，会感知到一个什么样的“我”，然后下笔。经此思虑，写出来的文字或许就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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