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年年有，今年似更多。以前出门坐火车，见岷江、沱江等河道甚宽，在枯水季节，仅中间有不宽的水流；即使大水时期，两岸也有不少空间闲置。初以为是沧海桑田一类的变化，感觉有些浪费资源。后来才知这河道是自然冲刷形成的，平时或没什么用，然而一旦洪水来临，这宽阔河道的用处立刻显现出来——必须有足够的空间以泄洪，才不致造成灾祸。

    学者所说的无用之用，或即从自然悟出。若有谁把这看似闲置的河道“利用”起来，一段时间里确有利可图，然而到洪水来临，便会造成不小的灾害。前些年台北就曾实行所谓“截弯取直”，把市内自然形成的弯弯曲曲的各溪流，全都改成直线，据说看起来更美观，还结余出一些土地。初被视为一项德政，后来遇到特大暴雨，凡“截弯取直”处大多泛滥；全市遭水淹之处，不在少数。那时才明白，自然本有其尺度，不是可以随便“科学利用”的。

    中国传统的农业，是所谓自然经济模式，颇得“道法自然”之趣。平常看上去有不少“闲置”的人口，一到农忙，则全体动员，男女老幼齐上阵。盖不论栽种收割，误了时节，产量就要受影响，生活立刻出问题。这现象一向很少受人关注，却被社会学家费孝通观察到，以为是造成中国人口众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与自然毕竟有别，乡村民众在所谓农闲时，却并不像河道一样“闲置”，而是有各式各样的事可做。所谓男耕女织，不仅是性别分工，后者不那么受季节影响，是一种闲中之忙，同时也构筑了家庭生活的保障，减少了外在的需求。至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我下乡的地方，妇女收工回家，还常常纺纱织布。

    那已是人民公社时代，农闲也要出工，或垦荒造地，或做些修公路、修水利一类事。在乡民尚未被组织起来那更早的时代，遇到农闲，不仅女子可事纺织，男子往往也做些贩运之事。如在距成都一两百里的仁寿，乡民挑一担酒到成都，再挑一担米回来，那差价就能帮助度日。有小本或能借到钱的，所赚稍多；贫穷无资本的，也可代人挑担，挣些劳力钱。

    以前一些食洋不化的社会学者，往往根据农作物的单位产量和地租数额，算出中国农民生活的无比悲惨。其实很多地方庄稼可以二熟，次要的一熟便不一定计算在地租之内。田边地头的作物，更是地租之外的收益。最重要的是，农闲时乡民可以有各式各样的非农业活动，带来对乡民而言不菲的收入。随着耕读传统的消逝，书斋里的读书人越来越不了解那曾经难以离弃的乡村。而自从中国的“乡村”变成了“农村”，被所谓“工农差别”蒙蔽的人，就更看不到乡村长期就是一个农工商联合体。

    如费孝通所说，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这些工业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是分散在乡村里。这类乡土工业的存在，以及遍及全国的市场，为乡民带来农业以外的收入，使他们在正常年景可以过着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农工商的合作，正是乡村小康生活的基础。不过因有所谓本末之别，更要强本抑末，故象征性地称作男耕女织。

    当然，费先生所说的“小康”，是低层次的。中国人的吃苦耐劳，远超出一般西化学者所能认知的水平。所谓“不饥不寒”，可能会低到“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程度。然而仍足以维持人口的再生产，以及各种礼仪性的支出，否则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早就不能维持了。一言以蔽之，“任何经济结构如果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民生，是决不能持久的”。历代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已揭示出一般乡民绝不可能生活得像社会学者和经济史家描述的那样悲惨。

    据说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标准化。相应的，事物间的边界也日渐清晰。较长时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分门别类地看事物，强化其间的异，而不见其同与通。同时又受市道的影响，总想最大限度地获取，而忽视了自然的法则和尺度。类似城乡和农工商这样一些相关性大于相异性的范畴，长期被割裂开来对待和思考，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或许已到回归事事相因相生的自然本色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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