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那时奉劝青年说，“我们今天应该少管小事，留着精神去专管大事”。因为“没有总解决便等于不解决，那零碎解决是绝对不中用的”。而正在创建中共的陈独秀，反而主张“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后来陈独秀日益激进，张东荪仍保持着温和。但“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对时人和后人都影响深远，很多人迄今仍想要全面彻底地一举“解决问题”。尤其张东荪所谓“少管小事，留着精神去专管大事”的希望，已渐成许多人的常态。
就我熟悉的史学界言，前些年许多学人对研究现状很不满意，而比较共同的一项不满竟然是未曾出现史学界能够全面参与的议题。不少“五〇后”和“六〇后”的研究者，对于其出生年代经常产生全国性的广泛讨论或争论，充满景仰，很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再现。
其实学术研究中出现得到广泛参与的论题，只是偶然现象，而不会是常态。一项好的研究，不仅使本行受益，也给非本行者以启发。却也到此为止。若能众皆参与，多半已从提高转化为普及了。
不仅学术，就是面向大众的媒体，今日也很难企望真正的全面参与了。
百年来我们的人口已经差不多翻了两番（即四倍）。倍数这类指数往往虚悬而不说明问题，如果具体到计数单位是亿，即从四亿向十六亿发展，这个社会的规模可就相当惊人了。
时代也不同了。以前精英与大众分工明晰，老百姓致力于柴米油盐，承担“思考”任务的，是作为天下士而人数不太多的读书人。如今的社会参与程度更高，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数早已今非昔比。
窃以为我们对现在的社会规模需要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老百姓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一个人数以亿计的社会里，任何事物都很难有真正“全面”的观察和看法。现实社会本异彩纷呈，立言者恐怕只能立足于其所闻所见，据此提出一些希望能引起共鸣的看法。
且“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大事就在我们身边，与其思出其位，不如以管大事的精神多管具体的事。
就媒体而言，面对如此广阔的社会，一报一刊一栏目，恐怕都只能做相对范围里具体的事。很少有人可以代表全体立言、一举解决所有问题。
读者亦然。能够针对全体或大多数读者的题目和内容基本不存在，具体的言说大体都只能针对一部分人。媒体对读者的预设，也要考虑到这一现实。
报刊确实需要弄清自己的分工，明确自身的定位；却也不必画地为牢，把分工和定位限制得太专门，把读者预设到太具体，甚至以为连表述风格都只有一种（如有人以为报纸的写法就当不同于杂志的，然而读者却未必分为读报的和读刊的）。
鸟的种类越多，树林就越有生趣。在数以亿计的社会范围里，若事无巨细都大家心往一处想，是不是太过无聊也无趣？
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学习中医的配伍，或者西洋的食廊（沙拉吧）、鸡尾酒，让不同品味的文章吸引和凝聚方方面面的读者，最后形成一个尽可能大的读者群。
我想，不论是立言者还是媒体人，恐怕都不能不逐渐习惯社会规模的继续扩大和民众参与的日益广泛，并接受一个宏大社会的多元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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