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传统意义的革命，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仁易暴”。前者是征服，后者才是革命。曼德拉领导的南非解放运动，庶几当得起这样的革命称号。古今中外很多取而代之的造反者，在马上打天下后，仍不能下马治天下，其实就是习惯了把天下看作别人的，必搞乱而后已；聪明些的，则能在得天下后迅速从马上下来，整理已是自己的天下。像曼德拉这样，革命尚未成功，就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又已超过了一般的“以仁易暴”，的确有大智慧。
既然天下是自己的，就不能以简单的“翻身”为目标——由被压迫者翻过来压迫以前的压迫者，仍然是人压迫人的体制。所以曼德拉说：解放斗争不是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斗争，而是一种反对压迫制度的斗争；他号召全南非人团结起来，因为南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必须携手并肩，走向未来。
忘掉悲痛和怨恨，需要气度。对一个坐牢达二十七年的人来说，尤其需要宏大的气度。鲁迅曾说，“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或许是看不见却无所不在的专制，使人们“互相抱怨着过活”。不论个人和国家，受过的耻辱是不应忘记的，但不必总是生活在耻辱的记忆之中而不能自拔。尤其在获得解放之后，若不能忘记怨恨，就等于“仍在牢笼之中”，不啻自我“被专制”；实谈不上解放，也永远无法过一种面向未来的进取生活。
宽容不仅是一种姿态，曼德拉最擅长的，是为他人设身处地，所以常能化解对立的情绪。而宽容与和解之后，还会有新的束缚。曼德拉最担心也特别想要防止的，就是活在他人的阴影之下，因而提出千万“别让他人成为自己的牢笼”。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箴告，我们需要尊重他人，却也不能忘记自己的主体性。能预先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就是珍重自我的最佳典范。
与人交往和构建人际关系，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强项。惟尊重他人，也要尊重自己。庄子确实说过“非彼无我”，不过彼此是对应的，太过忘我以至于无我，则我之不存，又谈何彼与我？
近代中国因对外竞争的失败而“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邓实语），外人的“观听”，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局。尤其读书人眼光向外太久，不免渐忘自我。被视为西化象征的胡适，早就致力于防止类似的倾向。他在五四前后提倡的一个重要观念，即应当先关注“此时此地”。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取向，即使从负面言，也如鲁迅所说，要“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当年胡适曾主张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帝国主义的侵略，先“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换言之，自身“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这话让很多时人不理解、不高兴，但他说此话时还在九一八之前好些年，如果侵略不是迫在眉睫，似不无道理。类似取向胡适也运用于个人。他一生常挂在口上的一句话，就是强调青年要“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按中国传统的看法，人总要先修身，然后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己身若不修，其他都谈不上。
后来闻一多论新诗，特别看重“自创力”，强调艺术家必须时时不忘我们的“今时”和我们的“此地”，才会有了自创力。因为艺术是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时间与空间两个东西底势力所遗下的脚印”。好的新诗，既不同于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外国的洋艺术；既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
作诗如此，做人亦然。今日所谓世界体系，确有霸权的一面（惟现已日益受到跨国公司影响，其霸权所自，已远更复杂）；然而随着互联网等交换手段的出现，人类社会的沟通，也真是尺幅千里，天边若在眼前。当此之时，仍目不斜视，只能闭门造车，出门无法合辙；然而若一味眼光向外，不知不觉中，也可能“让他人成为自己的牢笼”，而不复有内，亦不复有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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