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如果要进行“反传统”竞赛，钱玄同必名列前茅。因为他一度自废其姓，改姓“疑古”；更主张“先废汉文”，次“废孔学、灭道教”，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使后来与钱氏共同推动疑古事业甚力的顾颉刚，先前也很不欣赏其极端主张。五四学生运动的当年，顾先生就曾说，似“钱玄同辈的有新无旧一派”，不循进化观念，试图割断历史联系，“劈空造出”一个新世界，实无法赞同。

    其实钱玄同曾经比较“保守”，他自称在清末属于“痛骂满清政府而讴歌汉族文化”的一派。到民初袁世凯想要称帝，“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于是走上激烈反传统之路。近年钱玄同日记出版，为我们观察其思想转变，提供了较可靠的依据。

    从日记看，钱玄同在民国元年就对当时世风甚为不满，认为那时“人心之污浊，较清季愈况”。《颜氏家训》中曾述及鲜卑人主北朝政时，有读书人教其子习鲜卑语弹琵琶，以求“伏事公卿”。钱氏观察到，颜之推曾讥讽的弹琵琶学鲜卑语现象，今“世方以为能。弃国故废礼防者，比比皆是”。他观察到，自进入二十世纪，中国“上下之人，靡不尊欧美过先祖、贱己国过儓隶”。这都归因于“中国人最劣之性质”，即“不顽固、不自大”。

    钱玄同所见之民初现象，与邓实在清季形容知识界“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风气极为相近。一般多将此归咎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但钱氏却以为，这与中国自身的教育不够普及有关。

    在他看来，中国在周代“教育大兴”，故“礼教昌明，文艺发达”。此后即退步，“秦汉迄唐，虽学术未泯，而教育已不能普及全国。宋元以降，古学云亡，八比、诗赋及诸应试之学，流毒士人，几及千祀”。正因自身教育的式微，故近代“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不得变于夷”。

    有趣的是，钱氏批评这一现象不及十年，他自己就参与到主张废汉文的行列。近代中国世风的激进，真有一日千里之势。

    但近代与南北朝有一大不同，即近代中国流行的各种“鲜卑语”，并不是执掌政权者的语言；则学习者的目的，也没有那么多“投机”意味。从另一方面看，外来者在并不握有直接统治权力之时，能让许多中国人“主动”学习其语言风尚，甚至达到举国影从的程度，是最典型的“文化霸权”，更可见其“文化侵略”的成功与可惧。

    不过，若放弃或至少淡化西人传入的文化竞争观念，更多看到不同文化间互补的面相，则各时代之“弹琵琶学鲜卑语”，也都有其建设性的一面，原不必过于苛责。陈寅恪就一向以为，中国的“国粹”，多含外来成分。不过“流传既久，浑亡其外来之性质”，遂“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了。不仅音乐、建筑、中医等皆如此，就是道教和宋代理学，也都是这类“国粹”的典型代表。

    后来许多人可能习惯于“斗争哲学”，太多注目于竞争的一面，视他人则“文化侵略”，遇己方提倡本土因素，又常常视为“文化民族主义”。其实中外之间，本不必是对立的。清末人总以为，“本国无学，则势不能不求诸外国”。实则本国有学，又何尝不可求诸外国？进而言之，恐怕正要本国有学，才能真正接纳外国之学。关键在于，中外相互沟通时，不能失去自身的文化立足点。

    就像钱穆所说，若自己“心中无主”，外来思想资源的借鉴，也往往不那么成功。故尽管已“尊欧美过先祖”，努力“与国际接轨”，总感觉有相当的差距，似乎总是接不上，总觉得自己尚未“进入世界”。多半还是邯郸学步，自失其故。盖自身先已“脱轨”，又怎么谈得上对接呢？

    他人的文化，永远是需要学习的。但在学习时，必保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这就是钱玄同所说的“顽固”与“自大”。有此一念之存，心态反更平和，心胸也自然更开放，更有利于相互的交流。则异文化的进入，恰是一件好事。如今我们有些大城市，语言文字和饮食习尚等都较多元，渐有“国际化大都市”的味道，惟中文和本国习尚退步过甚，若能稍加强化，大约就会更上层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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