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倒闭的传言后来不再影响宋瑜的情绪，工友们每天谈论这样的话题，一直延续到一年之后，纺织厂还没倒闭，还有一批一批的织品要赶，宋瑜的工资也比过去高了些。她和张玉琢仍来家里吃晚饭，张玉琢仍和父亲喝酒，争论永远也没有结果的话题。这一年，我参加了高考，八月的一天，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个下午，邮递员喊收信时，宋瑜跑去取了信，我们听到她在外面尖声叫喊起来，听不清楚她喊什么，我们以为又出了啥事，匆匆跑出去。我们看见她实际上是对着整条街道，对着街坊邻居喊：“我弟弟考上大学了！”父母亲拿着通知书看了看，转过眼来看我，他们的眼睛都很亮。我父亲说：“一不留心杰儿已是一个成熟的大男人了。”我母亲说：“这个屁都压不出的娃娃倒让我们省心。”宋瑜依然声嘶力竭地喊着：“我弟弟考上大学了！”街坊邻居们纷纷出了家门，他们将宋瑜围住，她兴奋得满面通红，像考上大学的那一个是她自己，她对围观的人扬起那信封，不停地指着我说。康定人爱凑热闹的习惯延续自今，认识的不认识的随着宋瑜的手指都看着我，他们点着头，伸出了大拇指。那一刻，我忽然发现自己也喜欢这份精彩，喜欢众人把目光投在我身上，我在大家的称赞中惬意地低着头，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接受大家的指责，我知道自己怕羞，屁都压不出一个，而这对于短暂的精彩来说是致命的。

    回到家里，我才看清考上的是一所成都的师范学院。算算时间，离去学校报到不过大半个月，待在家里，竟有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情绪牵绊着，特别惆怅伤感啥的，看见父母、姐姐乃至姐夫张玉琢都觉得异样的亲切。又对未知的全新的生活充满向往，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让我更为消沉。那几天，家里人处在兴奋中，不仅为我，更为一个客人来到了家里，他是上海人，母亲的同学，比母亲要小七八岁，银行校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边远地区，就给分到了新龙县，干了十多年，觉得一辈子待在大山里窝囊，索性辞了职，想回上海发展，路经康定，要耽搁几天办手续，就寻到母亲了。

    他叫乔毅，我们更习惯叫他上海人，微胖，但个头高，脸上的皮肤像女人一样嫩白。他也喝点儿酒，听父亲和张玉琢的争论，争到激烈的时候，他就说说话，父亲和张玉琢同时点着头，赞成他的意见。有时他也讲起上海，他的声音又细又尖，他爱说啊啦上海，他讲小弄里，讲他的童年，他说上海的大，上海的好。父亲说：“你离开上海这样久了还会说上海话？”听这话上海人乔毅就有点儿得意，他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又自己翻译说：“唉！乡音难改，这里到上海的距离像从地球到月亮那样远，这样远的距离让人感到孤独，好在还有这口上海话陪伴着我，一个人闲着时，我就自己对自己讲上海话。”

    宋瑜不喜欢上海人乔毅，他说话时，她就皱眉头，母亲看出了她的讨厌，吃过饭和她躲到厨房里闲谈，不时听见上海人乔毅尖细的声音，宋瑜努努嘴说：“看他那得意的样子，真讨厌。”母亲说：“他人就这样，其实是挺好一个人。”宋瑜说：“我讨厌上海人，凡是内地来的人我都讨厌。”母亲笑起来说：“别人没招你，你也不熟悉人家，你讨厌啥。”宋瑜说：“他们一个个假惺惺的，你真到上海，他才不会这样对你呢，只装着不认识，能和你打招呼就算不错。”说着说着，宋瑜生起气来，小声骂道：“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子，看着都让人恶心。”正说着，上海人的声音没有了，张玉琢的声音又响起来，很生僻地咬着文嚼着字。宋瑜说：“又来了，又来了，我都不知自己怎样想的，和他结婚。”母亲劝慰说：“不管和谁，女人终究要结婚。”宋瑜很突兀地问母亲：“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有意思？”母亲不知该怎样回答，待待想了想说：“人人都这样过。”“我就不愿这样过。”宋瑜忽然提高了声音说。母亲忙竖起食指嘘着说：“小声点儿！”“我不怕的。”宋瑜虽然这样说，声音却也小了。张玉琢的声音再次传来时，宋瑜猛地站起来，“我得走了，上海人讨厌，张玉琢也讨厌，我受不了了，我回去睡觉。”说着，她就领着张祥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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