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
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一九二三年，三十一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数十年后，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评价道：“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并认为顾颉刚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一九二六年，顾颉刚编撰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再次轰动史林，胡适称之为：“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顾颉刚，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祖父为他取名诵坤。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以示嘉奖。由于数代单传，所以顾颉刚一生下来，自然就成了掌上明珠，不仅希望他传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续顾门书香。所以还在二岁提抱中时，祖父就迫不及待地教他识字，顾颉刚果然是一颗读书种子，从小就对书感兴趣，六七岁时已认识几千个字了，“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老妈子抱上街时，两边的招牌都能一一认出，街上行人大为惊叹。
小时候最疼他的是祖母，母亲因为肺结核，很少照顾他。三岁那年因为尿床被母亲赶下床，从此一直跟着祖母睡，直到结婚为止。祖母怕他受到伤害，一直让人抱着他，不让他下地，吃饭也让人喂，逢到吃鱼，一定把刺挑了才给他吃，娇生惯养的结果，顾颉刚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六岁上私塾时还不会端碗，九岁时才学会走路，一辈子都不会吃鱼。祖母在生活上对他十分宽容，在读书上却特别严格。一次天下大雨，顾颉刚想逃学，祖母严厉地说，就是下铁，你也得去。由于没有什么玩伴，寂寞的顾颉刚把兴趣都转移到书上，从书中寻找自己的乐趣。当年观前街一带有二十多家旧书肆，书很便宜，他常把吃零食的钱拿去买自己喜欢的书，一年下来居然买了五六百本。祖母对他一生影响极大，在《玉渊潭忆往》中，他回忆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个艺术品。”
一九〇六年年初，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开办，入学作文是《征兵论》，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同时考取的还有叶圣陶。进入初中以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每天晚上祖父还要给他亲授《尚书》、《周易》。家庭环境对他后来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我的祖父一生欢喜金石和小学，终日的工作只是钩模古铭，椎拓古器，或替人家书写篆隶的屏联。我父和我叔则喜治文学和史学。所以我幼时看见的书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学问上也有多方面的认识。”（顾颉刚《我与古史辨》）除了家学，少年顾颉刚还经常逛旧书肆，向老板请教版本学、目录学，像《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在十几岁时已翻得烂熟。十二岁那年，顾颉刚做了一篇《恨不能》的文章，发誓“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和许多人一样，少年顾颉刚也曾做过一段文学梦。中学时代和叶圣陶等几位好友成立了一个诗社，因为叶圣陶最具文才，便推他做社长，顾颉刚也很热心地跟叶圣陶学诗填词，后来发现自己没有文学的“烟士披里纯”，自称：“怀了创作的迷梦约有十年，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方始认识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质直的，描写力是极薄弱的……从此不敢再妄想‘吃天鹅肉’了。”所以弃文从史。
一九一三年三月，顾颉刚从报上看到一则北大招生广告，便与同学一起前往上海考点报考，结果以第九名考取北大预科。四月底到北大报到，由于当时毕业生还没有离校，学校把他暂时安排在前门外西河沿旅店。从小学到中学，顾颉刚基本上都是在读书求学中度过，平时长辈管教极严，一次亲戚吃东西时多看了两眼便遭了祖母一顿毒打，所以内心一直十分压抑孤独，这时离开家庭，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恰好一时无事，旁边又都是戏园子，票价又便宜，于是天天去看戏，很快变成了一个戏迷，即使开学后也沉迷其间不能自拔，常常上午课间去买票，下午去看戏，有时连课都不上，自称“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由于沉迷看戏，又生病休学，再加上他选上的农科中数学和制图两门课都非他所长，最后未能按时从预科毕业。按规定，预科没有毕业不得参加升学考试。于是他急中生智，临时给自己取了个“颉刚”的名字，一九一六年夏，以“自修”身份考入北大哲学系。
古史辨派创始人
进入北大哲学系是顾颉刚一生的转折点。
这段时期有三个人对顾颉刚治学影响很大，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胡适，还有一个便是王国维。
接触章太炎，是缘于同学毛子水的介绍。顾颉刚平时很佩服毛子水的治学与为人，毛子水竭力向他介绍老师章太炎，于是便对章太炎十分倾慕。一九一三年冬天，听说章太炎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顾颉刚便和毛子水一起冒着大雪去听讲座。章的讲座内容涉及小学、文学、史学和玄学。顾颉刚一向自视甚高，自称从蒙学到大学，接触教师无数，没有一个令他佩服的，这次听了章太炎的课大为折服，“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可是毛子水却对他说，这是章先生对初入门者讲的最浅的学问，这一来顾颉刚对章太炎佩服得更是五体投地。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章太炎反对孔教会，讲学不到一个月，就被袁世凯关进了监狱。虽然师从章太炎时间很短，但收获却是巨大的，自称：“从此以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时是应当怎样走去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顾颉刚《北京岁月》）
另一个对顾颉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是胡适。顾颉刚真正与胡适接触是大学二年级。这时胡适刚从美国学成归来任北大教授，给学生讲中国哲学史，他没有沿袭传统的方法，从唐虞夏商开始，而且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适授课一反常规，开始许多人不以为意，但渐渐却感到新鲜而有说服力，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当时顾颉刚与学国文的傅斯年同住一室，经常交流心得，便对傅斯年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建议傅斯年去听，傅斯年本来是黄侃的高足，结果听了胡适的课，对胡大为折服，从此成了胡适的信徒。
胡适的讲课让顾颉刚第一次领略到西方先进的科研方法，开阔了视野，虽然胡适仅年长他二三岁，他却对胡十分佩服，视为自己的老师。“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又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两人的启发和帮助。”（《我与古史辨》）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是胡适把他引上了史学之路。
一九二〇年暑假，二十八岁的顾颉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任图书馆编目员。次年一月，北大成立研究所，沈兼士和马裕藻邀他担任助教，兼《国学季刊》的编辑。顾颉刚当时接受这一工作，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可以看书，从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藉此挣钱养家。这一段时间，他潜心阅读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作，从罗王二人身上获益良多。“他们的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辩，使我的眼界从此又开阔了许多，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所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后来他多次在书信和日记中称：“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甚至做梦都梦到王国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总以为他是最博而又最富于创造性的。”为表示对王国维的倾慕之情，曾专门给王国维写信表示愿“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
顾颉刚对王国维的崇敬可从一事看出。王向以忠诚清室著称，曾任清宫“南书房行走”，做溥仪老师。溥仪出走后，王国维也丢了饭碗，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适运动，清华果然把王国维请到了清华研究院。而王国维始终也不知道此乃顾颉刚之功。
师从胡适等人后，顾颉刚更加用功，每天都读书到凌晨三四点，虽然学业大有长进，但天长日久却落下了失眠症，终生未愈。一边治学，一边还得设法挣钱养家。屋漏偏逢连阴雨，一九二二年，祖母突然病重，想到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祖母，顾颉刚只得辞职回苏州尽孝。失去工作后，生计顿成问题，无奈之中，只好向胡适求援，胡适考虑到苏州离上海近，便介绍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以增加收入。编历史书时，顾颉刚把诗、书和论语中的问题加以整理，对尧、舜、禹的先后地位产生了疑问，并发现一个规律性问题：这些传说中的人物，越是出现得后，越是排在前面。再结合他以前读史及看戏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类似的疑问，由此得出一个大胆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同年十二月，钱玄同写给他一封长信讨论经部的辨伪问题。他回了一封长信，除了讨论钱信中的问题，还把他一年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古史的见解也写在里面，一吐为快，希望得到钱的应和。但两个月过去了，音讯全无。恰好此时胡适到上海来治痔疮，请顾颉刚负责《读书》杂志编辑工作，因久不得钱回信，顾颉刚便把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发在第九期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第十期上就发表了钱玄同的回信，他表示完全赞成顾的古史观。与此同时，刘楚贤、胡堇人等人来信反驳，从而引发一场史学界旷日持久的论争。赞成的，称他“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之所未发”，反对的则骂他“想入非非，任情臆造”。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这一学术观点提出后，为顾颉刚赢得了巨大的名声，顾的学术地位可谓一鹤冲天，但找他麻烦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来自学术圈以外的麻烦。当时顾正在为商务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此观点一出，山东参议员王鸿一即提交专案弹劾此书，认为它“非圣无法”，要求查禁。戴季陶也给教育部写信对此发难，认为顾颉刚的历史教材竟在怀疑禹有无其人，太过荒唐，容易误导学生，不应作为中学课本，应予以取缔。当时国务会议上有人提议对这样的书应课以重罚。当初该书发行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册，以一本一元罚款要罚一百六十万。果真罚款，对商务几成灭顶之灾，总经理张元济听了连忙直奔南京，找党国元老吴稚晖斡旋，最后才化险为夷。
顾颉刚早期曾提出过一种假设：“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个假设后来他自己也放弃了。这本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后来被一些人曲解为“禹是一条虫”，借此讥讽顾颉刚。陈立夫一次在演讲中故意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以此为谈资博听众一笑。一九四〇年，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顾毓琇来访，闲谈间，问禹的生日有没有考证。顾颉刚说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其人都不一定，更谈不上生日。不过川西一带少数民族习惯把六月六日作为禹的生日。这本是两人之间的闲话，不料后来却被陈立夫曲解利用了。陈立夫在一篇文章中称：“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来了，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我与古史辨》）这等于故意拿顾颉刚开涮，以此败坏他在史学界的声誉。
从一九二六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至一九四一年，共出七册，汇编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万字，成为史学界一大盛事。《古史辨》的出版，再次轰动史林，正式奠定了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的地位。北大毕业后，在不到六年时间，顾从一名默默无名的助教一下子成为研究教授，成了史学界一颗最闪亮的新星。
甘把金针度与人
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名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人被称为老板，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傅斯年，还有一个就是顾颉刚，可见顾颉刚当时学术地位之高。
与胡适和傅斯年相比，顾颉刚可以说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纯粹的学者。他认为：“一个学者决不应当处处都以传统的是非为是非，做学问是不好专看人们的面色的，看人们的面色来做学问，学问总不可能做好的，总不是真学问的。”（蔡尚思《顾颉刚先生治学的几个特点》）存疑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一个人的进步，根本在这个人有疑惑的性情。”（顾颉刚致妻殷履安信，见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受家学影响，顾颉刚读书一向多而杂，但他读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在书上加批注，每每把读书时的见解疑问等等心得写成读书笔记，一生共写读书笔记二百多万字，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根据读书笔记加工而成的。但他对学问的研究思考并不因为文章发表而终止，常常有了新的发现后不断修改，完善，有时完全推翻重来。四十年代，顾颉刚在自己寓所挂了一块匾，上书“晚成堂”三个大字，也就是以这三个字鞭策自己。
顾颉刚早年受过严格的文言写作训练，长大后仍习惯用文言写作，因为要用白话文发表，常常先用文言写一遍，再译成白话文，这样一篇文章，他通常要写两遍。他在致蔡尚思信中说：“……弟幼年习文言文甚久，作文言文反容易，白话则必须易稿数四。”可见其写作之甘苦。
作为一代学人，顾颉刚对不同意见，表现出少有的宽容，不仅容许不同的见解，而且还特别欢迎别人批评他的观点，与他争论。他的史学名著《古史辨》就是争论的直接产物。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致钱玄同的长信后，刘、胡二人反驳他，他十分高兴，来函照登，并在致胡适信中说：“我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地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离开中大后，还把他的文章寄给中大学生，欢迎他们批评并与他讨论。他并不因为自己的成功而自满，反而时时检讨反思自己的研究，一九二七年一月，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我所发表的文字，都是没有论定的，有许多自己承认是臆想。”这等胸襟没有几人能有。
一九三六年秋，时任燕大历史系主任的顾颉刚常常要往返于北平研究院和燕大之间，两地相距三十里，为了节省时间，便买了一辆二手小汽车做交通工具。据说当时北大教授中只有两人上课坐小车的，顾颉刚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对此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当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再加上不善言辞，所以轮到他上课时，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大部分时间都在板书，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时间也就到了。这一点他的朋友钱穆也有同感：“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虽然他不善讲课，但他板书的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授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顾颉刚平时虽不苟言笑，却并不摆架子，对学生就像对待朋友，完全是平等交流，从不以名压人。一九三〇年谭其骧进燕大历史系读研究生，选读顾尚书研究课，顾认为尚书的写作年代应在汉武帝之后，论据是《尚书·尧典》里说“肇十有二州”，而到汉武帝时才设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以州为名。谭认为十三部不是西汉，而是东汉的制度，便给顾写了一封信提出异议。顾第二天便回了信，对他其中的一些观点表示赞成，对另一些观点表示反对。谭其骧晚年回忆说：“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
顾颉刚上课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给学生印发一堆资料，让学生自己研究判断，自己下结论，这样对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很有帮助。他考试也与众不同，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学生学会找资料独立研究思考，鼓励创新。考试时他通常采用开卷的方式，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去做，但不许抄他的观点，凡抄袭他观点的试卷都分数极低，凡是提出自己见解的，甚至与他唱反调的，只要能自圆其说，往往能得高分，目的就是要学生鸡蛋里挑骨头。顾颉刚认为有的事可大题小做，但做学问要小题大做。他的学生徐文珊回忆说：“这鸡蛋里找骨头的方法是我得自顾师的最得力的教育，一生享用不尽！”
顾颉刚爱才惜才在学生中是有口皆碑的。有的课学生人数少，就让学生到家中上课，目的是充分利用家中图书资料。在北京时，他家里有五间大屋都摆着书，总数最多时有五六万册，他全部对学生公开，让学生随便利用他的图书，碰到学生提问，他就从架上抽下一本讲解，由于对各类书烂熟于心，什么书他随时都能找到，令学生叹为观止。不仅资料公开，治学方法也毫不保留。有的学生一时没有研究课题，他便提供研究课题，学生文章无处发表，便为学生寻找阵地，或者干脆自己办刊出书。顾颉刚要算同时代教授中编辑出版物最多的人之一，也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家。“在他班上的学员，他往往指定题目，供应资料，教导写作方法，文成以后，亲加修改，水平较差的文章，他不辞辛苦为之补充润色成篇，仍用其本人名义，为之刊登。”（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地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在广州中大时，他就一直采取以办刊物出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奖掖扶持，“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做的文章辞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因此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培养了一批学人，班上一个很喜欢打扮爱时髦的女生在他的指导下居然也走上了研究之路，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他离开中大时，学生都依依不舍，有一个学生干脆跟着他北上了。
有几个例子很能说明顾颉刚的爱才惜才。童书业最初在江西省图书馆附设之校印所任校对员，连中学都未毕业，一九三四年他把自己《虞书疏证》寄给顾颉刚，向他请教，顾颉刚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热情邀请他到北平协助工作。一九三五年六月，童书业到北平时，顾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安排他住在自己家中，每月从自己薪水中付给他几十元工资，后来童书业也成了一个历史学家。
国学大师钱穆的出道与顾颉刚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一次顾颉刚回苏州养病时，偶读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大为欣赏，当即对钱穆说，你不合适在中学教书，应该到大学教历史，并推荐他到燕大，同时请他为《燕京学报》撰文。钱穆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不久，钱穆就撰写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寄给了顾颉刚，在伪造经书问题上完全与康有为唱反调，当时顾颉刚也是康有为的拥护者，但他接到文稿后毫不为忤，还为原稿改了更合适的篇名，此文在《燕京学报》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钱穆也因此一举成名。后又力荐钱到北大任教，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像这样荐人的并不多见。数十年后，钱穆回忆这件事，仍然充满感激之情：“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钱穆《师友杂忆》）
钱穆的侄子、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早年进入清华物理系也得益于顾颉刚的大力帮助。钱穆长兄英年早逝，钱伟长一直跟随钱穆读书，钱伟长的名字亦系钱穆所取。一九三一年九月，钱伟长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历史国文成绩优异，历史居然考了个满分，但物理、数学考得很不理想，其中物理只考了十八分。受钱穆影响，钱伟长准备读历史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热血青年钱伟长一改初衷，想改学物理，走科学救国之路。清华物理系是名系，一向门槛很高，以他的成绩绝无希望，钱穆也不同意他放弃历史。无奈之中，钱伟长想到了与叔叔交好的顾颉刚，请他做叔叔的工作。顾颉刚对他的想法十分赞成，最后说服了钱穆。当时情况很有戏剧性，一方面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收这个低分考生，一方面是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在到处找这个历史满分的考生。顾颉刚与钱穆商量，由他去做吴有训的工作，让物理系收钱伟长。钱穆去做陈寅恪的工作，让他放弃钱伟长。经过顾颉刚的一番努力，钱伟长最后如愿以偿地进了物理系，后来在物理学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晚年钱伟长回忆当年顾颉刚对他的帮助，感激地说：“今天我之所以能从事科学工作，顾先生是帮了很大的忙的。”（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没有顾颉刚，也许就没有科学家钱伟长。
成名给顾颉刚带来极大的荣誉，也成了他的负担，过多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治学产生了负面影响，使他很难像以前一样潜心研究，他为此感到非常痛苦。他后来与好友傅斯年失和，也多半为此。曾经沧海，他把做学问看成自己的生命，把名利看得很淡，成天手不释卷，甚至在夫人替他洗脚时他还抓着一本书在看。一九四八年，他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同年十月，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对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也是许多人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事，他却拒绝出席会议，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也许一般人会觉得这有些不可理解，但这就是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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