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邀东渡
佛教自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之后，很受统治者的欢迎，所以圣德太子在摄政时期，大力提倡佛教，借以提高皇权。公元6、7世纪之际，日本社会正处于封建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由于时代的改变，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为了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日本迫切要求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知识。隋唐年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这就强烈地吸引着日本，因此，日本政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使团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并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在隋朝时，日本政府三次派出遣隋使。唐代二百年间，先后19次派出遣唐使，其中人数最多时达五六百人，可见当时的盛况。
日本朝廷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希望佛教成为麻痹人民的精神工具。但佛教在日本的发展不尽人意。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不堪奴隶主贵族压迫而逃亡的部民，纷纷“私渡”，出家为僧，将寺院作为逃避课税劳役的避难所。到8世纪初，日本佛教界僧侣滥冒、放任自流，僧纪不正，戒法不全，陷入一片混乱。朝廷对这混乱的局面虽然以严厉法纪加以制裁，但收效甚微。因此，如何使佛教在日本有序地健康发展，成为当务之急的大事。日本元兴寺德高望重的隆尊法师向朝廷建议说：“日本佛教的混乱，都是因为‘私渡’出家为僧造成的。按照佛教的戒律，身为比丘和比丘尼都必须受具足戒，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僧侣。按照教规，僧侣在受戒的时候戒坛中要有三师七证。可是日本目前没有精通律学的大德高僧，没有正规的授戒大师。听说大唐的佛教，无论各宗各派，都是以戒律规范为入道之门，凡是不经过正规受戒的出家人，就不能承认他的僧籍，也不能享有僧侣的特权。日本要想尽快建立受戒制度，就应当派人到大唐聘请精通戒律学的高僧，前来日本设坛授戒，宣扬戒律。”隆尊法师推荐了两名年轻有为的僧人荣睿和普照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临行前，隆尊法师嘱咐二人，到了大唐，首先要修习的是佛教戒律，学成以后，要从大唐礼聘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传戒师到日本来讲律授戒，整顿佛教的秩序。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五年（733年）四月，普照和荣睿以及同行的玄朗、玄法两位随着日本第九次谴唐使团，分乘4船，从难波津（今日本大阪）出发渡海来到中国。于当年八月抵达苏州附近海岸。唐朝派通事舍人韦景先为接待使，陪引使团循大运河经扬州至汴州，然后陆行到达洛阳。此后，普照、荣睿被安排在洛阳大福光寺，跟从名僧定宾律师学习佛教戒律。两年后，由年过八十的定宾律师为荣睿、普照等四人授具足戒，成为正式的僧人。在这次授戒的法事上，日本僧人才真正见识了唐朝佛教严格的三师七证授戒制度。这更坚定了他们持守戒律，寻访名师，把“真正的”佛教传回日本的信念。普照和荣睿一边学习戒律，一边拜访名僧，邀请他们东渡弘佛法。他们首先在洛阳大福先寺成功地邀请到既习禅学，又明律学的道璇法师，与道璇同去的还有来大唐的林邑国僧佛彻、印度僧婆罗门菩提，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随回国复命的第九次遣唐副使中臣名代等人前往日本。道璇是继中国和尚道明、道荣之后第三位来日本的僧人，比鉴真东渡早18年。道璇到日本后住在大安寺，讲授他所带去的《律藏行事钞》。日本律学的普及，天台宗、华严宗的兴盛与道璇在日本的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在日本佛教史上被称为华严宗的祖师。由于道璇在学问和资历方面不够理想，加上僧员不足，并没有能登坛授戒，因此日本佛教界的混乱状况没有多大的改观。消息传到长安，荣睿和普照还必须再礼请一位颇有地位的律宗高僧去日本传戒弘法。之后荣睿和普照也曾经拜访过几名律学大师，但没有一位愿意冒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去日本弘法。唐开元二十年（737年），唐玄宗由洛阳返回长安。荣睿、普照和玄朗在留学生阿倍仲麻侣的帮助下，再次由洛阳到长安，分别在崇福寺、大安寺攻习律部，并继续物色高僧赴日传戒，建立严格的传戒制度。不久，他们得知当代律学权威鉴真和尚在扬州大明寺讲授律学，门下人才济济，便和愿去日本的大安寺道航等一行人于天宝元年（742年）离长安到达扬州。通过道航的引荐，荣睿和普照一到扬州，立即到大明寺谒见了鉴真和尚，鉴真的声望与学识使他们倾倒，他们顶礼膜拜，启请鉴真前往日本做导师。又向鉴真介绍了当时日本佛教情况，说明日本佛教的困境，盼他能到日本讲习律学，为日本建立完善的授戒制度，使日本佛教得以弘扬，走向正轨。他们真诚恳切的态度，对佛教至真至诚的感情，使鉴真深受感动。加之当时唐玄宗不时地实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排佛事件时有发生，鉴真感慨“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热情的相邀，使得他决心离开故土，东渡扶桑。以前听说陈代南岳慧思禅师圆寂后，托生日本国为王子，兴隆佛法，普度众生。又听说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曾送袈裟千乘，施送此土众僧。袈裟上绣有四句：“山川异城，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可见日本确是兴隆佛法的有缘之国。说毕，他环顾在场的僧侣，询问谁愿同行前往日本弘扬佛法，在场僧侣无人应答。沉默半晌后，在旁的徒弟祥彦才站出代表众僧答道：“日本路途遥远，中间又隔浩瀚沧海，惊涛骇浪，百无一至，旅途生死难卜。”鉴真和尚见无人愿和他同行，深为失望，便慨然道：“为传佛法，何惜身命！佛祖为了普度众生，尚且不惜身命！何况我等，你们不去，我去！”祥彦见大师语气悲壮，去意已定，便即刻表示：“大和尚如去，我也跟着去！”众僧跟随鉴真多年，都不愿他离开扬州，现见大和尚决心已定，道兴等21人纷纷表示，愿在大和尚的率领下前往日本，弘扬佛法。荣睿、普照见此情景，欣喜万分，庆幸自己来唐10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那时，鉴真已有55岁，从此开始了他那照耀史册的壮举。
鉴真东渡前，已经有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璇禅师等唐朝僧侣受邀东渡，日本为何还要执意邀请鉴真呢？而且，到达日本后，鉴真的地位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东渡僧侣，无论其来自中国、印度还是百济，他为何能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呢？
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从唐朝邀请高僧东渡传法，主要是为解决日本僧侣戒律不严的问题。日本民间普遍采取自誓自愿的方式出家，对于戒律的理解也五花八门。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宣布自己是和尚，而且没有什么戒律约束，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和尚当得也太自在了。日本当时官民都对佛教很推崇，但对这样随意的僧侣又觉得不能信任，于是，就产生了严格戒律，用受戒的方式规范僧侣的要求。
大多数僧人都要经历受戒的仪式，不过，由于派别不同，受戒的内容也很不相同。一般僧人常受的有五戒、八戒、十戒等，而最为严格的大乘佛教徒，要受二百五十戒，称为“具足戒”，也只有自己受过戒的僧人，才可以为其他僧人授戒。这种严格的戒律在日本当时无人了解，所以决心到中国聘请高僧。鉴真与其他赴日僧侣不同，他是一名真正受过“具足戒”的僧人，而且在赴日之前，已经为四万名僧侣授戒，正是日本方面寻找的理想对象。
鉴真应邀东渡，不仅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要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而且反映出中国化的佛教在日本影响力的上升。鉴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为日本佛教的健康发展而慷慨东渡。
（二）五次东渡未成
1.第一次东渡
鉴真虽然答应了日本僧人的礼请，但他也深知此行并非易事。《唐律》明文规定，禁止私自渡关。如果乘船东渡，官府一旦得知会怎么样呢？道航临来扬州时，李林宗大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东渡之事不要声张，为严守秘密，外人问起，就说我们造船出航走海路，是去浙东天台山国清寺进香。”为此，他还给仓曹李凑写有一信。鉴真看罢，略为放心。虽为出世之人，遵守世俗的国法也是本分。不过，为了弘扬佛法，为了探求佛教真谛，有时就要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气了。决心已定，鉴真、荣睿、普照、道航等人经过商议，便分头为远航做各种准备。他们请扬州仓曹参军李凑出面帮助打造大船。李大人说：“造船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近来浙东一带海盗蜂起，台州、温州、明州海路险恶，朝廷正在调兵遣将平定海盗。你们进香之事，能否等海上安定一些再议？”而荣睿认为：“海盗何时能平，不得而知，而进香之事却不能耽搁。再说了，我们的船并非商船，即使遇上海盗也没有什么可抢夺的财物，不怕他海盗猖獗。”于是，在道航和荣睿的主持下，造船及各方面的筹备工作都在秘密进行着。东渡的大船快要造好了，粮食准备得差不多了。他们抓紧备办各种用品，以及带回日本的经典、佛像等，将它们积聚在荣睿寄住的既济寺中。普照等人则分别寄寓在开元、大明等寺，积极准备启程。自天宝元年（742年）冬至次年春，准备工作大致就绪。不料，祸起萧墙，从此揭开了东渡磨难的序幕。事端是道航和朝鲜籍僧人如海发生矛盾而引起的。在选定去日本的人选时，道航在众僧间表示：“此次赴日即是向异国传播戒法，同行成员必须德行高尚，戒律整肃，且有一定的佛学修养，方能胜任；而如海学问不够，德行不高，根本不够资格。”不料此话正好被如海听到，顿时气得七窍生烟。荣睿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认为带不带如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大和尚能安抵日本就行。”道航口气一下子激烈起来：“我们此行是为传授戒法而去的，如果连如海这样的人都可以去传法，我宁肯不去！我认为东渡人员，宁少勿滥，如海他学识肤浅，这样的人如果跟随师父渡海传戒，岂不是坏了名声？”大家只好七嘴八舌地附和道：“行了行了，不带他去就是了。”此刻站在门外的如海恼怒不已，便私下到淮南采访黜置使衙门告发，诬告道航以及一同来扬州的荣睿、普照和玄朗日本学问僧“造船入海，与海贼勾结”，谎称“已经有五百海盗，正准备进扬州城来跟他们里应外合，血洗扬州”。并说“船已办好，干粮等物资屯聚在既济寺、开元寺等”，要求“火速拿办”。当时的中国沿海海盗蜂起，活动猖獗，朝廷早有诏书，要各地对海盗严加防范。因此采访黜置使班景倩听后，不敢怠慢。一方面吩咐将如海关进监狱，再行审讯，听候发落。一方面差人去东河和有关的寺院搜查，果然在东河口找到了新造的船只，又在寺院找到了大批的粮食和物资。人犯道航、荣睿、普照均已捉拿归案，严加审讯。唯有日本僧人玄朗逃到一条民船上，不知去向。直到道航说明是李林宗的供奉僧，系循海路赴天台国清寺供养众僧，并提供李林宗曾函致李凑请他协助的线索，才证实如海乃是诬告。释放所有的僧人，所造好的船只没收作为官用，物品发还。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暂时不能离开官府，须禀告朝廷专门管理外国人的鸿胪寺后再作处理。为了保释荣睿和普照出来，鉴真亲自去官府见班景倩。班景倩对鉴真十分崇敬，也多次听他讲授佛法。但是对日本僧人的案子，他却不敢自作主张，他向鉴真再三解释：“大和尚尽管放心，两个日本僧人虽说收在官府，但绝不会委屈他们，只是等待数日而已。”班景倩说：“大和尚有所不知，朝廷早有公文，地方官府不得私自处置外国人员，都要上报朝廷专管外籍僧人事务的鸿胪寺，否则是要问罪的。”既然是这样，鉴真也不好强求，那么如海呢？按照诬告罪论罪，如海少说也得在大牢里蹲上几年。鉴真说：“如海也是一时糊涂，年轻气盛，在一念之间堕入了罪恶之中，想必他此刻已有悔悟。还请大人给他一个改恶从善的机会，从轻发落，免受牢狱之苦。”班景倩说：“大和尚亲自前来为他求情，本官也就从轻发落，上报朝廷，勒令他还俗，遣送原籍。”第一次航海东渡的计划便这样被搁置了。道航被衙役打伤的伤口也愈合了，而荣睿和普照却迟迟没有结果。鉴真让道航马上返回长安，打听一下朝廷会怎么对待他们。必要的时候，也请李林宗或在朝廷为官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从中斡旋，让他们早日获释。道航答应第二天就动身。经过这次挫折，道航对东渡也越发地兴味索然了。道航返回长安，请在朝廷做官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帮忙解救被关押的荣睿、普照。晁衡将此案上奏玄宗，皇帝下诏书后，被关押了四个月的荣睿、普照终于重见天日。第一次东渡失败后，玄朗不知去向，道航打起退堂鼓，放弃东渡。
2.第二次东渡
荣睿、普照觉得没有完成聘请高僧传戒的任务，这样回日本，那才是最大的失败，所以仍决定请鉴真和尚一道赴日。出狱后，二人再度拜见鉴真和尚，倾吐了自己的心愿，并征求鉴真和尚的意见，希望他仍能率众弟子东渡。鉴真佩服荣睿、普照的意志，安慰他们不必担忧。只要不放弃，就永远不是失败者，总有达到目的的一天，答允尽一切努力，用一切方法来完成东渡计划。荣睿和普照一听这番话，脸上的表情如同阳光驱散了乌云一般。
鉴真、荣睿等人以坚定的决心、必胜的信念，继续筹备东渡之事。上次官府没收的东西都发还了。除了再备些粮食以外，主要还是船的问题。一旦船有了着落，随时都可以动身了。在扬州打造船是不可能了，可是又到哪里去弄到一艘能在海上远航的大船呢？鉴真说：“大家都四处打听一下，多方设法。不能造船，难道还不能买船吗？”当年十二月，经鉴真和尚出资，与荣睿等设法以80贯钱买下了岭南道采访黜置使刘巨鳞所属的军船一艘，粮食既济寺有六十石，加上这次筹备的四十石，总共一百石。佛像、佛经、药材、香料准备好了，鉴真接过来清单看，上面写有：落脂红绿米一百石，甜豉三十石，牛酥一百八十斤，面粉五十石，干胡饼两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一万个，番拾头一车半；画五顶像一铺，金泥像一铺，六扇佛菩萨障子一具。佛具有漆合子三十具，月令障子一具，行天障子一具，道场幡一百二十口，玉环手幡八口，铜瓶二十口，螺钿经函五十口，大铜盂四口，竹叶盂四十口，大铜盘二十面，中铜盘二十面，小铜盘四十面，一尺面铜碟八十面，小铜碟二百面，珠幡十四条，白藤簟十六领，五色藤簟六领，花毡二十四领，袈裟一千领，裙衫一千对，坐具一千床；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槃经》一部，杂经、论、章疏等一百部；胡椒等香料六百余斤，毕钵、诃梨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罗璞头二千枝，麻靴三十只，青钱万贯，正炉钱万贯，紫边钱五千贯……雇好了18名水手，准备出海。同行的除鉴真外，还有祥彦、道兴、德清、思托、荣睿、普照等僧众17人，连同随船带去的建筑、雕檀、刻镂、玉作人、铸写、修文、镌碑、画师和绣师等工匠共计85人。
一行人于天宝二年（日本天平十五年，743年）十二月从扬州举帆启程东渡。不幸的是他们的船才由扬州东下，行至到长江口浏河附近的地方狼沟浦（今江苏太仓的狼港），遭到恶风巨浪的袭击，船体破损，不能前行。船上的人只得暂时离船，众人被迫登岸，潮水冲上岸滩，水到腰部。时值隆冬，天寒风急，大家冻得瑟瑟发抖，样子很狼狈。船只既然已损，鉴真决定上岸先住下，待船修好再出航。岸上也没有什么人家，僧人和工匠们开始折芦苇生火暖身，烧水做饭。第二次东渡又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没有使鉴真东渡的信念动摇，他继续修理船只，准备再次起航东渡。
那时候，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通往来有两条海路，一条是北路，一条是南路。北路是船从日本的壹岐和对马出发，经过朝鲜半岛的南端，横渡黄海，转渤海到中国的山东莱州等地登陆。这条路风浪袭击较少，比较安全。7世纪以前，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使节大多走的是这条路线。7世纪以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成了霸主，对不断到朝鲜半岛劫掠的日本怀有戒心，阻挠和袭击日本过往船只的事时有发生。于是前来中国的日本使节不得不冒大风大浪的危险，改走南路，由日本的南岛或筑紫，横渡黄海，经舟山群岛从扬州、明州登陆。一般来说，冬季海上风浪比较平静，危险也小，许多从中国回日本的船只都是选在冬季起航，所以鉴真也选这个季节由南路渡海。但是，东海上的季风在春夏多为西南风，秋冬多为东北风。在冬季由西南的扬州、明州向日本航行，经常会遇到逆风，风险极大。鉴真一行的船只出海不久，便遇上逆风，那时人们行船主要靠风力，所以不得不在下屿岛停靠下来。由于科技的落后，当时人们在天文方面知识比较欠缺，遭风浪袭击的危险比较大。
3.第三次东渡
这次航行是在第二次东渡失败的一个月之后。船行了数日又遇上大风浪，只好下锚，停靠在海湾，等着海风变小，一等又是一个月。终于又等到了顺风，军船扬起风帆，靠着风力，劈浪向前驶去。行了数日，天空突然云遮雾罩，海面又起风浪。船老大指挥水手赶紧落帆，向附近的桑石山岛驶去。天色越来越暗，人们挤坐在一起，随着船体的动荡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不知过了多久，突然，“砰”的一声巨响，船体触礁，海水很快冲进了船舱。人们惊慌失措地喊叫着，纷纷往外跑。这次损失严重，船沉入海里，满船的粮食、淡水、经卷、佛像和药材等散落海底，有23人遇难。鉴真内心极其难过，这真是一场灭顶之灾啊！那么多人丧失了生命，活下来的人没有了船，又困守在孤岛上，东渡大业难道就要这样付之东流吗？想到玄奘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他们才经历了两次磨难，也许东渡的路上还有比这更严酷的考验在等着他们呢。想到此，鉴真召集弟子们做法事，给牺牲的亡灵超度往生。没有吃，没有喝，一天过去了，除了茫茫大海什么都没有出现，大家岂不是要被困死在这个岛上。荣睿和普照内心的沮丧更是无以言表，面对大家的困境和情绪，他们不知所措，带着深深的歉意向每一个幸存的人点头鞠躬。鉴真见大家情绪低落，召集众人到身边，大声鼓励道：“这次下海，触礁沉船，让大家受苦了。现在，我们没有船，也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但是我们不能气馁，更不能等死！求生的办法总是会有的！自救天救，自助天助。大家振作起来，不要坐着躺着，起来到处走走，看看这个岛上有什么可以活命的东西！”说完，他带头大踏步地向岛屿深处走去。祥彦、思托如影相随，其他人见状，也都开始行动了，纷纷走过乱石……走到岛子的深处，便能看到一些植物，思托发现一种野菜，采下来给鉴真看：“师父，这可以吃吗？”“这不能吃。这叫雷公藤，老百姓叫它五步倒，是一种剧毒草药。不过配药可以医治风湿病。”这顿野餐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是生吃海味的水手、匠人；另一方是吃素的僧人。不管是海味还是野菜，都那么让人难以下咽。夜晚，海风呼啸，刮得比白天还要猛烈。僧人和水手、工匠们背靠挡风的石头挤在一起，互相以身体取暖。第二天，风小了一些，澄观和德清靠坐在大石前，望着不远处水手和工匠们捉来鱼蟹吃着，澄观实在忍不住，暗地里偷吃鱼，被德清发现。德清痛心疾首地回身望着他：“宁舍身命，不舍持戒。你糊涂啊！”澄观的声音带着可怜的恳求：“德清，我再也不敢了，求你别告诉师父！”“我可以不说，但你得自己去师父那里悔过。”“不。德清，我没有脸面见师父。你就帮帮我吧！”看德清不帮忙，澄观悲哀地向海水走去，半个身子已经走在海水里了。这时，思托、义静也赶了过来，一起跃入海水里，将澄观拖上岸。
在生死关头，是持戒第一，还是求生第一，这是摆在鉴真面前的难题，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师父，弟子实在熬不过饥肠之苦，为图活命，破戒吃鱼。澄观深知，破戒心堕地狱。”澄观哭诉着，“师父，现在弟子已经在地狱中了。请求师父救度啊！”鉴真的目光从澄观的脸上移开，环顾大家，三天下来，无论僧人还是水手、工匠，都一个个衣服单薄，面容憔悴。他们表情复杂地看着澄观，也看着自己。“菩萨戒之‘十重戒’是什么？”鉴真口气沉重地问道。众弟子齐声回答：“一杀戒、二盗戒、三淫戒、四妄语戒、五酤酒戒、六说四众过戒、七自赞毁他戒、八悭戒、九嗔戒、十谤三宝戒！”
沉默片刻后，鉴真口气和缓地说道：“无论是五戒、八戒、菩萨戒乃至沙弥具足戒，都把杀戒例在第一条。为什么？为什么历来的大德们‘走路恐伤蝼蚁命，为护飞蛾纱罩灯’？就是害怕不小心犯了杀戒，而丧失了慈悲之心。我们都知道，凡是正式受戒素斋者，都有宁舍身命，不能破戒的誓言。”佛家对犯戒之人的惩罚是很严重的。可是在今天，以东渡日本传授戒律为使命的鉴真大和尚又会如何惩罚澄观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呢？鉴真的目光越过弟子们投向虚空，缓缓地说：“大千世界，生命都在循环之中，每一个生命也往往是靠另一些生命来滋养的。出家人犯戒本不可饶恕，但是如果为真正利益众生，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而破戒者，戒律上也有许可之处啊。”
这事之后僧人们还是跟着师父捡拾野菜、海菜充饥，连澄观也不再暗地里偷吃鱼虾了。三天后风平浪静，他们才被附近渔民所发现。给他们留下一些淡水和干粮，并回去禀告官府。不久，鉴真一行被明州太守派大船救上岸，僧人们被安排在阿育王寺。至此，第三次东渡又失败了。众人康复之后，不愿随鉴真东渡的人纷纷离开，工匠中只有周士杰、陆达、琼花留了下来。
在阿育王寺住下来后，附近寺院的僧人闻讯而来，纷纷恳请鉴真去宣讲律学，设坛授戒。鉴真有求必应，带着弟子们周游各寺，同时也乘此机会四处化缘，为下一次东渡筹集资金、置办物品。时光一晃已过了夏天，鉴真一行刚从杭州讲律授戒返回，越州龙兴寺就派人前来邀请了。当他来到龙兴寺后，第一件事便是向佛阁里供奉着的道岸画像，烧香点烛，磕头礼拜。鉴真来龙兴寺讲律授戒，立即在越州引起轰动，前来听律受戒的僧侣、居士、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道岸大师活着的时候，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门庭若市，风光无限，打破了龙兴寺多年的清静。香火钱日进斗金，这是重振龙兴寺的契机。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诱骗中国大德高僧鉴真欲往日本。越州府立刻派人前往捉拿，普照逃脱，荣睿被抓。荣睿是外籍僧人，越州府不好处置，要将他解往京城。荣睿戴枷，在两个衙役的押解下，风餐露宿，一步一步由明州走向京城长安，那路途的艰辛可想而知。但这一切，荣睿并不感到可怕，让他身心俱焚的是东渡的计划又一次成为了泡影。为了救荣睿，鉴真来到越州，去贺知章府上拜访。因为他官拜秘书监，在官场上多有部下和朋友。所以请他想办法疏通，救荣睿一命。于是贺知章给他的好友杭州庄太守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祥彦和思托带着贺大人的信匆匆赶往杭州，杭州是荣睿被解往京城必经之路。临行前，嘱咐二人去找广济寺方丈帮忙。荣睿心急如焚，身患重病，衙役只好将他弄到杭州再说。在杭州城玄朗偶然看见被押解的荣睿师兄，站在荣睿面前的是已经还了俗的师弟玄朗。第一次东渡，如海诬告，荣睿、普照被扬州府关押四个月，而玄朗则有幸逃到一条商船上躲避，从此玄朗人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玄朗还俗了，和商人的女儿结婚，他现在是江南的商人。由于荣睿的案情原因，玄朗没有能力救他，只能去狱中探望，请医生为已经昏迷不醒的荣睿治病。之后由广济寺方丈出面，保释就医。伪称“病死”，才得以逃离。为保守秘密，广济寺方丈同意玄朗的提议，将荣睿接到玄朗在杭州的府中继续疗养。见荣睿病有了好转，祥彦和思托就赶回明州，向师父报信，以免师傅担心。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4.第四次东渡
荣睿、普照二人，为了日本的佛教事业，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矢志不渝，百折不挠，虽历经万般艰苦，毫无退悔之意，这种为佛教而献身的精神深深打动了鉴真。为了完成这一夙愿，鉴真派遣大弟子法进，带了两个管事，携带“轻货”（即名贵货物）前往长乐郡（今福建福州）变卖，之后买船，同时采办粮食用品，为第四次东渡做准备工作；同时又亲率祥彦、思托、荣睿、普照等三十余人，一路巡礼佛迹，取道南下福州。登山越岭，县经临海郡（今浙江台州），准备入永嘉郡（今浙江温州）进入闽境。取道南下福州，去和法进等人会合，乘坐由福州购买的船只，再度起航。不料此时又发生了意外，使东渡计划又一次落空，祸端竟然是他的高徒灵佑。自鉴真和尚天宝二年冬离开扬州后，扬州诸寺院的僧侣对鉴真的离开非常惋惜。他们极其关心他的安危。他的弟子得悉他准备从福州出海，乃会同扬州各大寺院的三纲（三纲即上座、寺主、维那，为住持佛寺的僧职）商议，说：“我师大和尚发愿去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辛苦，未能到达；沧溟万里，死生莫测；可共告官，遮令留住。”于是，他们联合向官府申诉，请官府出面阻拦。江南东道采访使接到扬州采访使转来的申告书，便下令所属州县追寻鉴真一行的行踪，并拘禁所辖内诸寺院的三纲。寻迹到黄岩至永嘉途中的禅林寺，才将鉴真和尚一行截住，辗转送回扬州，并下令加强守护。回到扬州后，官府害怕鉴真再次东渡，索性将他软禁在崇福寺。
扬州僧俗得悉鉴真和尚回扬州，纷纷前来庆贺，顶礼慰劳。但鉴真和尚却满腹忧愁，对因弟子的阻拦使东渡未成深感痛心，对灵佑的举动极为不满。灵佑为祈求师父的宽恕，每夜从龙兴寺赶到崇福寺，在师父的门外从一更站到五更，一连站了60天，无论刮风下雨，每天照旧。再加上各寺院的三纲和高德僧侣不断前来解释劝说，最后灵佑得到鉴真宽恕。灵佑和五六个曾经反对鉴真东渡的僧人，也改变了态度，愿意随鉴真东渡弘法。荣睿、普照怕为鉴真添麻烦，决定暂时离开扬州，等待机会。四次东渡失败，仍未能动摇鉴真东渡传法的决心。
5.第五次东渡
一晃三年时间过去了，扬州官府对鉴真的监视渐渐放松了。天宝七年（748年）春，荣睿、普照由舒州（今安徽潜山）同安郡至扬州崇福寺，又和鉴真和尚相会，商议第五次东渡，之后即着手造船购粮，准备东渡。至六月，准备完华。这次同行的僧侣有祥彦、神会、思托、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荣睿、普照等人，连同水手及其他随同技术工人，于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崇福寺出发，再到扬州新河，乘船下到常州界的狼山，风高浪急，很快便到了越州境内的三塔山，在那里停泊了一个月；遇好风航行到署风山，又停了一个月。当再次启程，到东海时，遇到了东北风，风涛起落，又把他们吹向西南方向。在海上的来回折腾，耗费了不少积存物资。普照只能每日给同行的人于中午时分发少许生米以充饥。舟中淡水又已用尽，半粒米都难以下咽。海水又无法饮用，碰到雨天，才有少许接济。如此艰苦漂行了14天，仍未能到达日本，而是漂到了海南岛的南端。振州别驾冯崇债得悉鉴真和尚到来，立即派兵400人出至州城迎候，安置他们在州内大云寺。在这里，鉴真留居了一年。在他的主持下，修缮了大云寺的佛殿。冯崇债亲自率兵八百余人，护送鉴真一行直至万安州。在万安州受到土豪冯若芳的款待，供养3日。然后从海路抵达崖州（今海南琼山）。崖州游奕大使张云出迎，将鉴真和尚安顿在开元寺。在崖州，鉴真又主持重建了当地因火灾烧毁的佛寺，并再次登坛授戒，宣讲律学。不久，离开崖州从始安郡（今广西桂林）乘船循桂江东行，经苍梧郡到达高要郡。不幸的是，荣睿因长期辛苦跋涉，染上重疾，无法救治而圆寂。荣睿的去世，使鉴真深感哀恸。办完荣睿的丧事后，鉴真启程往南海郡（今广东广州）。在广州逗留一个春天后，又乘舟北行，至始兴郡（今广东韶关）分别。鉴真自去余姚郡阿育王寺，临行前，他依依不舍，握住普照的手悲泣道：“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于是分手，感念天喻！”这一年是天宝九年（750年）。也是在这一年，鉴真因长期受暑热，身心不佳，患了目疾，虽经治疗，仍不能奏效，终至双目失明。对于这位63岁的老人来说，双目失明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当他们行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鉴真又遭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始终如一追随在他左右的大弟子祥彦也因病去世了，这对鉴真和尚来讲更是雪上加霜。经过种种打击后，鉴真心情沉重地经江州（今江西九江），登庐山，再乘船由长江东下至江宁（今江苏南京），遍历金陵著名丛林。弟子灵佑听师傅来到江宁，从栖霞寺赶来迎接，一见师父，五体投地，悲泣不已，留师傅在栖霞寺住了3日。在弟子的陪送下，鉴真渡过长江到扬州的新河，回到既济寺。这样鉴真结束了近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万里，所经州县，立坛授戒，有求必应。他外秉威仪，内求奥理，把《律钞》《轻重仪》《羯磨疏》等律学经典向诸州僧众反复宣讲。即使在双眼失明看不见文字的情况下，鉴真也靠着过人的记忆力一丝不苟地将所学之识传达出去。讲授之余，他还造立寺舍，供养十方众僧。鉴真又从既济寺回到大云寺，一方面等待时机再次东渡，另一方面，又像过去那样，在龙兴、崇福、大明、延光等寺讲律、授戒，从不间断。所不同的是人已经变得苍老，且双目失明。
虽然第五次东渡以失败告终，但是鉴真弘扬佛法，以他坚强的意志，慈悲的心怀，为人们拨亮心灵的明灯。一千多年过去了，在他留下足迹的许多地方，人们仍然保留着供奉他的寺庙。在海南岛，当代人为这位伟大僧人和弟子们塑造的巨大群雕屹立在三亚的海边，让他的精神光照千秋……
鉴真前五次东渡失败，其中有两次是自然的险阻，三次是人为的干扰。无论是出于恶意还是善意，其实他们不懂鉴真心思，不了解他的思想和远大的报负，因此破坏了东渡计划，使他的东渡显得更加的漫长和艰辛。
鉴真认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因此始终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持着他准备作出第六次东渡壮举。
6.第六次东渡成功海上的风险，人为的阻挠，都改变不了鉴真东渡的决心和意志。在五次东渡失败后，鉴真不顾自己已年近古稀，且双目失明，仍以“不遂本愿，绝不罢休”的顽强毅力，继续进行第六次东渡。
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来到长安。遣唐使船的到来，让普照看到了请师父东渡的希望。普照决定启程，他要在京城面见日本大使，希望遣唐大使能以日本官方的名义亲自邀请鉴真大师去日本传法。普照见到三位大使，陈述了他与荣睿一起请鉴真东渡的五次磨难，郑重地将敬请鉴真大和尚东渡之事拜托给了大使们。时过境迁，日本的政界、佛教界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大使除了副使吉备真备以外，其他人对二十年前隆尊大师和舍人亲王上奏天皇，两个日僧奉诏来大唐礼请高僧的事情不太明了。大使藤原清河只是应付般地表示知道这件事了。普照心里颇为沮丧，大伴古麻侣上次听了普照的陈述，被大唐高僧鉴真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他决心要成全此事。听说日本遣唐使船来到大唐后，住在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就开始筹划了，他让弟子思托和法进暗中准备东渡的佛具，物色技能超群的工匠。同时派人前往明州去寻找普照，可惜到了明州，普照已前往长安。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等一行，来到扬州拜见鉴真和尚。藤原清河说出此次来的目的：“我们得悉您曾五次渡海东去，准备向日本国传教，钦敬无比。便奏请皇上准许您随船前往日本，但皇上要求再邀两名道士一齐赴日。日本朝野兴盛佛教，天皇并不尊崇道教。如果请两位道士回去，天皇恐怕也会怪罪的。如果我们拒绝了圣上派道士去日本的旨意，单请您东渡，显然不妥。最后我们无奈撤回邀请奏折，不作正式邀请。不知大和尚是否还有东渡之愿，请大和尚自行决定。”三位大使表示，如鉴真大师自愿前往，则乘便船赴日，使团可以协助。鉴真和尚当即允诺，愿意赴日，了却心愿。然而，日本大使专程到大明寺拜见鉴真大和尚，引起了官府的警惕，他们深怕鉴真再次东渡，决定对大明寺再次实行警戒。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住鉴真东渡的决心，他让弟子们暗中进一步落实物品和东渡的人员。法进说：“师父，僧团的名单都已经确定，连工匠一共24人。所携带的物品虽然不可能像前两次那样完备，但也是很充足的。”弟子灵佑也愿意随师父东渡弘法，鉴真轻咳一声，说：“灵佑，你的心情为师能够理解。但是，我走以后，江淮一带，传律布戒，救度众生之大任，非你莫属。你留在大唐，任重而道远。”鉴真和尚于十月二十九日夜黑后，趁人不备由徒弟护送，秘密出龙兴寺。在江边，普照在灵佑的船上焦急地等着。一会儿，见琼花和陆达也带着几个僧人赶来，大家见面，自然欣喜不已。这时，有沙弥24人，赶至船上悲泣相送，具言大和尚今赴日本，今生已无缘拜见，请求预结来生之缘。鉴真和尚也不胜依依，当场为这24人摩顶授戒。随即连夜起航，前往苏州附近的黄泗浦，搭乘遣唐使团回国的大船。
这最后一次同行的有扬州白塔寺法进、台州开元寺思托、泉州超功寺昙静、扬州兴云寺义静、衢州灵耀寺法载、窦州开元寺法成等14人；其中思托、昙静、法载3人是第一次东渡时就发愿前往的，尤其是思托，前五次东渡都曾随行，艰苦与共，在前后12年中备尝辛酸，后来又为了追思大师的活动，曾撰写《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3卷，可惜失传。同行的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3人，扬州居士潘仙童等3人，以及胡国人安如宝、昆化国人军法力、眷波国人善听等，总计24人。
此次东渡随带的物品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各种佛经、论、疏等84部，共三百余卷以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行书及其他名家书法数十帖。佛具有如来肉舍利三千粒，玉杯水精手幡四口，菩提子三斗，青莲花二十茎，玳瑁叠子八面，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座。佛像有功德绣普集变一铺，阿弥陀佛如来像一铺，雕白旃檀千手像一躯，绣千手像一铺，救世观音像一铺，药师、弥陀、弥勒、菩萨像各一躯。鉴真和他的东渡僧团共38人到达黄泗浦后，大使藤原清河将他们分散安排在其他船上，只将鉴真及思托、法进留在自己和晁衡所乘的第一船上，然后，四条船停泊在堤岸边等待着顺风启程。此时大家非常着急，没有正式邀请，鉴真东渡，离开扬州，如果被官府发现，会引起两国外交的麻烦。日本遣唐使正使藤原清河不敢带鉴真一行去日本，与其部下发生争吵。“一旦地方官府来查，就可以告诉他们，身为副使的大伴古麻吕，胆大包天，在大使不知内情的情况下，私下邀请鉴真大和尚东渡。”大伴古麻吕真诚地说：“藤原清河大使，就请大和尚上我副使的二号船吧。一旦出了问题，由我承担。”唐天宝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风向转顺，夜半，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的四条大船解缆同发。刚刚行驶出港，一只不知从哪里飞过来的野鸡，一头撞在了大使的一号船头上，藤原清河觉得这是个凶兆，随即下令停船，到第二天才又重新启航。十六日这一天，风和日丽，遣唐使船相继驶出长江，进入东海。走了七天，便非常顺利地到达了阿儿奈波岛，在这里停泊了二十多天等待南风，到十二月六日，才又顺风前行。可惜大使的第一号船不幸触礁不能动了。而第二、第三船则第二天到达了益救岛。过了几日，待他们离开益救岛后，老天突然变脸，在急风暴雨里，船只能被动地颠簸在翻江倒海的怒涛中，一会儿冲上浪尖，一会儿又沉入谷底。藤原清河大使的第一号船因为触礁而停下来修补，刚刚修好就遇上了这次海上风暴，很快船就失去了控制，他们不知道自己乘坐的船正在被风浪急速地向南方推去，离日本越来越远了。而鉴真乘坐的第二船，又经过一天一夜的漂泊，终于在十二月二十日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鉴真结束了11年的艰苦行程，终于实现了夙愿。此时，鉴真已是66岁高龄的失明老人。
幸亏鉴真没有乘坐藤原清河大使的第一号船。藤原清河的船队在航行中遇到了风暴，结果鉴真乘坐的副使的第二号船，幸运地逃离了风暴中心，以半漂流的状态到达日本，而藤原清河的大船，却被大风吹到了越南中部，结果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全船180人，有60人遇难！虽然藤原清河和晁衡得以逃回长安，但因起初得不到确切消息，都以为他们遇难了。在南方漫游的李白听说了好友晁衡在海上遇难后，悲恸欲绝，诗人挥笔作诗哭悼：“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李白将这首《哭晁卿衡》的诗从苏州寄给王维后，很快就传遍了京城。而那位藤原清河，最后因路途艰险没能再回日本，在唐朝做到秘书监的职务。777年，第十一次遣唐使来华的时候，本打算带他回国，但没等出发他就病死了，他的女儿最终随遣唐使团回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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