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镇守福建

    隆庆五年（1571）五月，朝廷录古田战役之功升“镇守总兵官俞大猷实职二级，世袭”。“大猷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但隆庆五年（1571）七月，巡按广西御史李良臣弹劾俞大猷奸贪衰鄙，放纵不法。兵部罢了俞大猷的官，“令俞大猷回籍听用”。十一月，任命他为南京右军都督府佥书。隆庆六年（1572）闰二月，朝廷又“命南京右军都督府佥书、右都督俞大猷充总兵官，镇守福建并浙江金、温等处”。

    俞大猷上任之后，根据福建巡抚殷从俭和福建按察司副使邓之屏的指示，对整饬福建海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防守福建沿海的陆兵有1万多人，这是在倭寇入侵之时。到了俞大猷任总兵的隆庆六年（1572），海上已比较平静，防御部署和所用兵力就要重新考虑。其基本原则一是保障海防，一是节省军费。

    俞大猷创造性遵守这两项基本原则，主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海上防守。他说：“闽省今日防备在水而不在陆。陆兵宜尽销，水兵宜时时齐备整搠。”水兵指的是五水寨之兵。烽火门水寨与浙江的温州海域相连，铜山水寨与广东的潮州水域接界，南北不时有贼船从邻省海域入犯，二水寨最为险要，为福建的北、南门户。实际险要的不只是此二水寨，浯屿水寨能控制漳州沿海的海盗，尤为险要之区。南日、小埕海洋广远，盗贼出没无常，巡哨不能不严，也不能稍有懈怠。

    谭纶恢复五水寨后，因当时海上贼船出没无常，各水寨都有常驻之兵。隆庆之后，敌情稍缓，虽开始采用防汛的办法。即在春汛三、四、五月和秋汛的九、十月军兵驾船出海巡逻防敌，在汛期过后军兵尽撤，只留官捕兵看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各水寨的水军不只是防倭，也要防盗。汛期过后，倭寇入侵的可能不大，但闽广海盗不时发生。海盗一旦出现，有船无兵，必然造成损失。水寨中有了一半士兵值守，就能做到有备无患，确保百姓安全。而另一半兵船利用这个时间可以进行大休。

    俞大猷还对哨守分工做了调整。烽火门上哨至浙江界，下哨至西洋山，与小埕会哨。小埕寨上哨至西洋，下哨至松下，与南日会哨。南日上哨至松下，下哨至崇武，与浯屿会哨。浯屿上哨至崇武，下哨至镇海澳，与铜山会哨。铜山上哨至镇海，与浯屿会哨，下哨至潮州南澳，与广东的兵船会哨。这样各哨哨守的信地相对比较平均，只是浯屿哨守地远了一些。为此俞大猷提出建立浯屿策应哨，加以补救。他请巡抚发大船3只、中船5只、八桨船6只，器械齐备，由把总秦经国率领兴泉道机兵600人，在泉州车桥地方抛泊，上哨至崇武，与南日会哨，下哨至围头，与浯屿会哨。这样既改善了浯屿水寨的防守，又增强了海防力量。经过俞大猷的整饬，福建形成了常备不懈的严密海上御敌防线。

    与海上的防御相比，俞大猷认为陆上则不必处处设防。因为陆兵御敌于陆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不如御敌于海上。用水兵防敌于海中，明军既有优势，又能进行有效防守，远优可防敌于陆，这是俞大猷的一贯主张。

    第二，注重当地土兵。对于从浙江招募来的客兵，俞大猷则主张尽数遣回，而尽用当地的土兵。在他看来，福建兵是能打仗的，就是要招募这些地方的兵来代替客兵。但招募不是简单的招募，代替也不是简的代替，而是把招募和代替同精兵、同建立后备兵员结合起来。

    第三，注重后备兵员。隆庆年间沿海是比较平静的，福建也是如此。在和平的日子里如何不忘武备，并为可能出现的动乱做好准备，是长谋远虑的俞大猷整饬海防的又一方面。为此，俞大猷整顿原有的军队并招募新兵。

    整顿原有的军队（也有新选的），共留2180名，组成6营。选出的6营兵除北路的600人外，都不是普通的兵，而是经过精选的。选择的条件是年龄在25岁以下，为人乖觉猛健，能管理10人。选后要登记年龄、相貌、籍贯，然后先令老师教技艺，技艺精熟之后教营阵，一定使每个人都深知其要义。无法掌握所教内容者就要进行更换，保证每个人都成为精兵。当然练兵的同时，管束这些兵的军官指挥和把总也要努力学习技艺，熟悉操法。同样如不用心学也要更换，而对学有成效的要加以奖励。有了这样一支军官和士兵都精强的部队，当有小规模敌人入犯时，每一营的200多人或400人就可以抗击来犯之敌并将其消灭。如遇大规模敌人进犯，一营无力抗敌，则可以迅速扩大军队。扩充的办法是每一名士兵招募自己熟悉的9人，该士兵就成为甲长，管束这9人。这样200多人就迅速扩大到2000多人，因为有这些精兵做骨干，这2000多人很快就形成了战斗力，就能消灭较大规模的来犯之敌。

    招募时，应给每一名应募者安家银三钱或五钱、六钱。这些人入伍后，每天的薪金是三分三厘，月薪当为九钱九分，近一两。这个薪资比卫所军卒要高一倍。当兵的有安家银，工薪又较高，所以还是较卫所军的土气高一些，这也是能练出精兵的保障。当遇大敌入侵再招募时，应募者同样如最初招募者的待遇，而升为甲长的兵则提高待遇，由每天的三分三厘升到四分。

    俞大猷提出的这种招募土兵的措施，是一举多得的措施。第一精兵。这些精选出来的士兵，经过训练，成为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第二省费。全省平时只养1000多士兵，是嘉靖末年的十分之一，节省了相当多的军费。第三考虑周全长远。这一措施平时想到战时，平时节省了军费，练出精兵，战时军队一呼即集，不至于手足无措。这种平战结合的军队体制，是俞大猷的一个创造，不仅当时有现实意义，对后来也有借鉴意义。

    整饬海防主要是组织措施，但光有组织措施不够，还必须对建立起的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

    俞大猷向来是重视练兵的。隆庆五年（1571），俞大猷在离开广西前，特意为广西的练兵写了教材《广西选锋兵操法》。这次对福建沿海兵的训练方法与广西选锋兵是相同的。

    俞大猷强调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技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教技则先教棍法。棍法是武艺的基础，学好棍法，其他兵器的用法自然明了。棍法的教材就是俞大猷用了数十年心力求得的《剑经》。前文已有叙述，此处不再多讲。但练兵不只是教技法，还要教阵法。

    俞大猷的阵法基本上是战术队形，主要有三种：叠阵势（又称三叠势）、夺前蛟势和满天星势。叠阵势又称三叠势，是一种横队的作战战术。俞大猷以30甲为例演示这种战术。30甲分为前后两列，前列15甲，后列15甲。当有敌情时，两头4甲先行，作为两翼的防护，没有紧急情况，不直接参战。其余部队在两翼的防护下演习叠阵。当敌人在千步之外，部队在点鼓的指挥下，徐徐前行，后队要逐渐走到前队的前面。原来的后队变成了前队，原来的前队成了后队。后队继续前行，再走到前队的前面。就这样两队不断变换前后的位置。数次变换之后，如敌人已在100步或50步之间，指挥的中军敲锣边，鸟铳齐射，打击敌人。然后中军擂鼓，前队的步兵疾冲向前，与敌接战。前队与敌战一段时间，后队冲出，接替前队，与敌交战。前队经过休整，又冲出，接替原后队与敌交战。就这样循环往复，直至消灭敌人为止。退兵也是前队之兵退至后队之后，然后后队之兵又退至前队之后，也是互相更迭。正是这种往复更迭，所以称之为叠阵势。

    这种叠阵势的战术其接敌面的大小则根据作战地形而定。地形狭窄只能容一队的就用一队，如地势宽，能容几队就用几队。但每一作战的队其后至少有一队跟随，以便接替前队与敌交战。

    夺前蛟势是一种纵队的作战战术。各甲列成纵队向前行进，在离敌千步至500步之间，各甲徐徐前进，最后一甲出于最前一甲之前，反复进行。当距敌50步或百步之间，最前一甲疾向前冲，与敌交战。最后一甲又冲向前，接替前一甲与敌交战。这样循环往复，消灭敌人。退兵也是一队退至一队之后的循环往复，但进由右，退从左。

    叠阵势和夺前蛟势其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根据孙子的“以正合，以奇胜”和“先出为正，后冲为奇”制定的。最先与敌接战的是正兵，是“以正合”，后来冲上接替他的是奇兵，用来战胜敌人，是“以奇胜”。这样不断地更迭反复，实际就是孙子所说的“奇正相生，如环无端”。

    这两种战术的最大好处，是使自己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充沛的精力，从而易于战胜敌人。

    满天星势是一种横队齐冲敌人的战术。以30甲部队的演示为例，分成前后各15甲。当距敌远时，点鼓徐徐前进，每1甲后面各跟1甲。距敌近时，擂鼓，前面的15甲冲向敌人，后面的15甲紧紧跟随其后。非紧急的情况下，后队不得前行接敌。战罢，前队和后队一齐转身向后退回。这种阵势是在敌人大败、我军大胜的形势下用的，所以不像叠阵那样更迭作战。

    武艺是一个人的技艺，阵法是众人的技艺。俞大猷认为训练好武艺和阵法，部队必然是一支勇敢作战的精兵。所以练兵是俞大猷整饬福建海防的一个重要方面。

    俞大猷整饬福建海防是有成绩的。这一成绩主要是确立了和平时期海防应有的模式：保持一定规模的海上防御力量，训练一支可随时扩编的精锐陆兵。

    但俞大猷在福建的任职并不顺利。隆庆六年（1572）七月，明廷将俞大猷降职二级，从右都督降为都督佥事，从正一品降为正二品。其原因是“按臣李纯朴劾其不候交待，擅离信地。兵部以用人之际，姑薄惩之”。

    万历元年（1573）九月，明廷又给俞大猷以革任闲住的处分。原因是福建海贼进犯，官军防御不利。其实此事不应由俞大猷负责。当时正在准备进攻澎湖，有海贼自漳、泉趋福宁。俞大猷派兵追击，即将追上敌人，副使邓之屏却令部队转向澎湖。这样海贼突然犯烽火寨，杀把总而去。所以此次失利之责应由邓之屏来负。但俞大猷并不为了使自己免罪而揭邓之屏之短，这样又丢了官。

    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到万历元年（1573）的八年间，俞大猷三起三落。他时而受重用为一品高官，时而被革职成为一介平民，坎坎坷坷，起起伏伏。

    第二节 提调京营车兵

    俞大猷被革职半年后，万历二年（1574）四月，朝廷命令：“原任镇守福建总兵官都督佥事今革职俞大猷，准复署都督佥事、后军都督府佥书，管事。”俞大猷从都督佥事降为署都督佥事，从正二品降为从二品。后经谭纶推荐，提调京营车兵。俞大猷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俞大猷到京师之后的职务是后军都督府管事的佥书。后军都督府有着其他四府没有的职责。譬如京城内外16门，都是后府派人把守的；后府的佥书每5日要巡城一次，夜间要查点守卫的官军；军民人等过山海、居庸等关的公文都是由后府挂号验放的；等等。但做这些事并不是俞大猷来北方的目的，也不是谭纶调他来京的目的。在谭纶的运作下，发挥俞大猷长处的机会来了。巡视京营工科左给事中李某和福建道监察御史周某上疏朝廷，陈述六事，其中之一就是“习车兵”，要求兵部“广集众思。不拘在京在外将官，但有素谙车法者，径荐一二员，推用营中，专责以置造之规，教练之略，而无靳于费财，无夺于浮议，则整备之后，虽以之摧坚冲突，横行匈奴可也。岂但为防御之资已哉？”皇上将这一奏疏批给了兵部。

    俞大猷看到《科道题本》之后上书谭纶，请他答应科道近议，由自己改修旧车设法教练。并说：“古人每惜寸阴，愚之今日，若复荏苒虚度，一旦身填沟壑，志终不售，心何能甘？目何能瞑乎？”

    谭纶在奏疏中不仅要俞大猷训练车营，而且赋予他改造战车、挑选火器等权力，即完全按照俞大猷的主张来建设京营的车兵，表示了对他的完全信任。

    皇上对谭纶的奏疏的批示是：“依议行。”经过谭纶这样大力帮助，俞大猷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开始提调京营车兵。

    十多年来，俞大猷都没有停止对车战的研究，所以这次练车兵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的，与前次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车制的不同。在大同他所用的是独轮车，而现在则是双轮车。在大同后来他也曾制造一种双轮车，这次的双轮车就是对大同双轮车加以改进后制造的。它最大的特点是适用于实战，车长一丈三尺，但大而不重，进退纵横十分方便。前装大枪头5件，使敌马不得接近，车上有飞虎大木屏1面、小木屏2面，作为战车的屏障。一般人将这种车称作冲车。它和偏厢车不同。偏厢车是在车的一侧装有屏障，俞大猷的战车车旁不安屏障。二者各有各的长处和优点。从总体来说，冲车便于前进冲敌，利于战；而偏厢车旁有屏蔽，利于守。

    其次是编制不同。在大同时，一营车169辆，人员7138人，而京营每一车营有车120辆，其士卒则是由京营中的车兵营和战兵营两营组成，共6000人。车兵营和战兵营每个营又各分成两部分。车兵营分成管车兵和骑兵，战兵营分成步兵和骑兵。车兵实为火器兵。“车必藉火器以败贼，火器必藉车以拒马。二器之用，实相须也。”把火器和能够拒马的战车结合在一起，这是明代战车与古代战车的根本区别，也是车兵所以能胜敌骑兵的原因所在。敌骑兵的优势在于快速机动，如山崩河决的冲击力，明军的优势在于有火器。车营，车车相连所形成的车城，使敌骑兵难以逾越，减杀了敌骑兵的优势，而明军的火器在车的屏蔽下，可以得到充分地发挥，击杀敌人。削弱杀敌人的优势，使自己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所以车能胜骑。

    再次是训练和战术也不尽相同。京营的营阵要比大同时的大而多样，有一营操练、二营合练、十干万全阵、五行阵、三才阵等。车兵的训练主要是合同战术训练，是炮兵、步兵和骑兵三兵种协同起来进行作战的训练。这种训练包括行军、列营和作战。行军一般是马兵在前，车兵在后。列营一般是列方营。车头向外，车车相连，形成一个方形的车城。以1营为例。1营车120辆，分12司，每司车10辆。列成方营，每面当为3司。但在列营时，并不是每面3司都是完整的编制，而是四角每角为1司，这样一面有2整司、半司。如方营，南面右侧是一司的10车和二司的5车，左侧是七司的10车和八司的5车，而东面右侧是八司的5车和九司的10车，左侧是十司的10车和十一司的5车，西面左侧是二司的5车和三司的10车，右侧是五司的10车和六司的5车，北面左侧是十一司的5车和十二司的10车，右侧是六司的10车和五司的5车。车内为骑兵，骑兵内为家丁和中军指挥机构。作战时，如果敌人四面进攻，在中军的指挥下，车方营四面齐放铳炮，轰击敌人，一次敌不退放两次，两次敌不退则三次。如敌退，车营则进攻一面之敌，这时要改变战斗队形。如进攻南面之敌，南面的车兵不动，东西两侧的车兵则与南面的车兵取齐，形成由8个整司和2个半司组成的一横列车兵，车营内的骑兵跟在这一长列车兵之后，骑兵后是家丁和中军，再后是北面的2整司和2半司的车兵，形成这样一个倒梯形营阵。进攻敌人时，前列在中军的指挥下，以铳炮击敌，然后呐喊冲击，每经过三次或五次冲击要止齐。经过冲击，如敌大败，骑兵则由前列车兵两侧冲出，追击敌人。这时车营恢复成方营。骑兵追远，中军以信号将其召回。返回的骑兵从四角入营。

    车营可以发挥车的屏蔽作用和火器的威力，同时具备骑兵的快速机动能力。车头向外，车车相连，形成车城，敌既不能逾越，也无法冲击，使敌骑兵在车城前丧失威力。车营中的火器众多。当敌弓箭射不到车兵时，车上的火器就能轰击敌人。枪炮隆隆作响，既可击毙敌对人马，又能惊吓敌马，使其混乱溃败。对溃败的敌人骑兵追上，再加以歼灭。因此车营既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又能有效地歼灭敌人，确实是制敌长策。

    车营既可以以一营为单位进行操练和作战，也可以两营合练。合营的操练和作战同一营的操练和作战基本是相同的，只是两营合在一起，人数增加了一倍，为12000人。

    操车营最为重要的是操全部车营的合战，即十干万全阵。这是10营车兵和10营战兵的合练。全阵合在一起有6万人马，火器12000件。作战时如以5阵击敌，火器有6000件之多，就是以4阵击敌，火器也有4800件。在敌人没有火器的情况下，这几千件火器齐发，隆隆作响，弹丸横飞，敌骑兵即使众多，也难以抗御，不得不败下阵来。这是抗击敌骑兵大规模进攻的极佳阵法。奇正相生，如环无端。该阵不是一次性把兵力全部投入战斗，而是分成击敌的战兵和准备应援的策应兵，实行叠阵战法，使自己始终以生力军击敌，无乏兵、疲兵之患。

    除此之外，还要练金、木、水、火、土五行阵和天、地、人三才阵以及步兵出车的具体战法。

    俞大猷提调京营兵车，三年之间颇有成绩。“新制兵车一千二百辆，中军千把总三百余员，车战马步兵六万名，轮日合营，教练皆以习熟可用。”他说：“车阵在京营已成一军，似足传之永久。”又说，“战车教成一军，共六万人，京营改观矣。”

    第三节 致仕回归故里

    万历六年（1578），俞大猷三次上疏请求退休。他在《乞归疏》中写道：“乃今犬马之年七十有六，桑榆景迫，气血日衰，风疾每作，昏眩移时。裹革之心虽存，据鞍之力已谢，不胜鞭策，难奉驱驰。伏望皇上矜怜犬马微臣，乞敕兵部，容令休致回卫。”这就是俞大猷要求退休的原因，但还不止于此。挚友谭纶之死对他是一个莫大的打击。谭纶于万历五年（1577）四月病逝。俞大猷在《祭谭二华》中说：“呜呼！公乎，胡忽收百虑奄，然而长逝乎？今日、昨日变不可知，裂我肝肠，摧我心志，含言哽咽，挥涕流离。哀哉！痛哉！乃使我至于此极哉！古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自有交道以来，如公之知猷有几哉？”

    他一字一泪地叙述了与谭纶的友情，深感“纸有尽而情无穷”。他要辞官还乡，还因为车兵的训练已经完成，功成身退，方合《易》理。万历六年（1578）九月初八，皇上批准俞大猷致仕。兵部在复本中说：俞大猷“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况操履清素，始终不渝，又有足称者”。“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操履清素，始终不渝”。这是对俞大猷的恰当评价，可见其功勋和人品。要离职回家了，俞大猷连续给老朋友戚继光写了四封信，希望南行之前再次相会，但终未能如愿。

    他离开京城时，一些大臣和同乡送到城门外，依依惜别，也都称赞他。一路之上夫马无阻。到了福建，提督军务巡抚福建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耿定向行文兴、泉两道，要他们专派6人送候俞大猷出入，并送给俞大猷一块牌匾：昭代儒将。到了泉州，全城的士民、士夫、亲戚无不欢喜，家里人更是喜出望外。这已是万历七年（1579）。

    这年五月初六，俞大猷得了一场重病，虽然有一段时间略有好转，还能口述由他人代笔给朋友写信，但身体一直十分虚弱，于八月二十六日（9月16日），与世长辞，享年77岁。

    俞大猷一生中对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贡献有三方面：一是他南抗倭、北御“虏”，保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是他发展了古代的兵学理论，丰富了祖国的兵学宝库：三是他继承和总结了我国的武术理论，发展了中华武术。

    俞大猷一生坎坷，五次被罢官，两次被夺世荫，两次被夺职级，两次被降职级，一次入狱。《明史》说他“数奇屡踬”，实则非“数奇”也，而是明朝的政治制度使然。但正是这种历经诸多磨难，矢志不渝，更凸显出俞大猷高尚的情操。隆庆六年（1572）七月，他回籍听用，降职两级，由都督降为都督佥事。八月，古稀之年的他，报国之心丝毫未减，连续写了三封信给兵部尚书谭纶，要求到北方。信中说：“平胡壮志，报国雄心，竟不一试，恨遗千古。”还对老友李杜表示：“仆若委于衰老，遂无意于社稷事，一则负天子，一则负故知。牖下老死，坟土未干，身名俱泯，孰与死于燕、赵之城南郭北，为得其所乎！”“男儿壮亦死，老亦死，弱亦死，健亦死，茫茫载地，何处非暴骨之场哉？”

    俞大猷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为社稷、为苍生出生入死，百折不挠，操劳了近半个世纪，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高尚情操、深邃思想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他对中华民族最为珍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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