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地亚·哥拉哈运动”

    抵达杜尔班后，甘地一行人商量了一下派代表去见张伯伦先生的日期，他们还起草了一份陈情书，要求英国人不可歧视住在纳塔耳的印度人。张伯伦看完陈情书后冷淡地说：“英国政府一向不干涉殖民地的事，但你们的生活看起来确实不太好。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接着，张伯伦又准备访问德兰士瓦。德兰士瓦的印度人要求甘地到比勒陀利亚作同样的陈情。那时，由于布尔战争的关系，德兰士瓦的入境手续非常严格，甘地拜托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亚历山大帮忙，好不容易才拿到一张入境许可证，顺利抵达比勒陀利亚。

    他草拟了一份同样的陈情书，要求废止对印度人的差别待遇，同时，他也想再和张伯伦谈一谈。上次在杜尔班，张伯伦很快就接见了他，但这次却要求他们先递上陈情代表的名单。不料，两三天后，纳塔耳政府亚洲局方面来了一份通知，说是由于甘地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这次最好改派别人参加。

    张伯伦根本没有诚意，他的答复仍和杜尔班时一样冷淡。代表团中有人就抱怨说：“甘地先生，以前发生布尔战争时，我们听从你的指示，为英国人效劳，可是，英国仍然对我们这样冷漠，没有半点感激的表示，我们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我不后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成立救护队是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接着他又说，“虽然向殖民大臣所作的交涉已经失败，但是我们已尽了全力，我想今后仍留在德兰士瓦工作，和各位共同从事争取印度人权利的活动，你们觉得怎么样？”

    甘地话刚说完，在场的人立刻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都赞成他的主张。

    在约翰内斯堡，有很多由英国人经营的金矿公司，所以，这里的英国人更加盛气凌人，相较之下，印度人就显得更弱小了。因此，甘地便在约翰内斯堡开设律师事务所，重执律师业务。

    他在约翰内斯堡开业以后，便想为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做点事，以保障他们的安全。约翰内斯堡有许多官员，负责管理亚洲人。不过这些官员不但没有好好地保护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的亚洲人，反而拼命压榨他们。

    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向甘地控诉：“有权利的人都得不到入城的许可，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只要花100英镑就可以进来了。如果你不出来主持公道，谁出来呢？”

    甘地觉得如果不消除这种现象，那他就等于白住在德兰士瓦了，于是他便开始收集证据。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材料后，他便控告了两个渎职的英国官员。虽然英国籍的法官一直偏袒两个官员，判决他们无罪，可是由于这件事已传遍各地，亚洲局迫于压力，不得不开除这两名官员。从此以后，亚洲局的官吏便不敢再有渎职行为了。

    这件事结束后，他的律师事务所生意越来越好，为他带来不少收入，这是他意料之外的事。因此，他就想把大部分的收入用来从事一项新的工作——发行新闻周刊。

    在1904年，有一个叫做马丹吉的律师曾向他建议说：“甘地先生，你应该办一份报纸作为宣传工具，以便有效地发展印度自治运动。”

    其实，甘地早就有这个想法，经他这么一说，他更坚定了。因此，甘地就立刻开始准备新闻周刊的工作，并决定把这份周刊命名为《印度舆论》，同时发行印度文版与英文版。英文版是要让英国人了解印度人的疾苦，印度文版是为了唤醒印度人的自觉，并促进大家的团结。

    这个刊物就在1904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他便把社论一栏交给甘地负责。这个评论，从创刊到1914年10年之间，除了甘地被捕入狱的那段期间外，每一期都有刊载，甘地集中精神，把他想告诉大家的话，经由这个评论专栏表达出来。在这些文章中，他除了提出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之外，也谈到世袭种姓制度的缺点、各宗教的教徒对立所造成的祸害，以及改进卫生习惯等问题。

    虽然他们全神贯注于出版周刊，试图唤醒印度同胞的自觉和英国人的理解，但是，住在德兰士瓦的印度人的生活并未因此而得到改善，印度人的人格、权利也未因此得到改善。相反，情况越来越糟。1906年，又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就是所谓的《新亚洲法》即将在德兰士瓦议会中讨论表决。

    《新亚洲法》的内容如下：被准许住在德兰士瓦的印度人，年龄在8岁以上者，都必须到亚洲局登记姓名，领取证明书。登记时，须交回原来的居住许可证，并在登记卡上写明姓名、地址、年龄、出生地、世袭阶级等；然后，再由亚洲局的人把印度人的长相、特征等记载下来，例如缺了几颗门牙、身上哪一处有伤疤等。最后，再盖上十个指头的指纹。

    如果不在限期内办好这项手续，就视同罪犯，被送入牢狱，而且还要取消居住权，强制押回印度。警察为了检查他们是否随身携带证明书，可以随时搜查印度人的身体，自由进入印度人的住宅。

    那年8月的某一天，在回约翰内斯堡的火车上，甘地买了一份报纸，才看到这则令人气愤的新闻。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会制定这样侮辱人的法律呢？真是欺人太甚了！

    抵达约翰内斯堡后，甘地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印度的朋友们。他们听了都显得既惊讶又愤怒，便到处奔走，告知散居各地的同胞。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发动居住在约翰内斯堡的所有印度人，于9月11日聚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

    大会中，大家一致反对英国政府对德兰士瓦的印度人所订的《新亚洲法》。反对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主张采用暴力抵抗，并立刻购买武器；另一个意见是，既然英国人这么压迫他们，那么干脆离开南非算了！

    这两个意见甘地都不赞成。使用暴力抵抗一定会造成伤亡的悲剧，这是不值得的，而且会授人把柄，认为是印度人故意挑唆找事。至于主张所有印度人都离开南非，这也是信口开河，谈何容易呢？

    甘地心里非常明白，一旦《新亚洲法》在议会中通过，就必须遵从它的规定，否则，就会被捕入狱或押回印度。可是，他与英国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已不可动摇，宁可受到刑罚也绝不屈服。于是他把早已想妥的办法——“非暴力抵抗运动”告诉大家：“即使《新亚洲法》在议会中通过了，我们也绝不遵从这个法案。万一因此而遭受刑罚，也要坚持到底。同时，绝不可采用暴力的手段来对抗。”

    当然，如果只有10人、20人响应这个行动，也许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若相应的人数达到1000、5000，甚至1万人，那么，德兰士瓦的政府就不得不加以考虑了。

    甘地想替这个新斗争方法取一个适当的名字，于是通过《印度舆论》征求读者的意见。不久，应征信纷纷寄来，甘地发现他的堂弟马干达·甘地所取的“撒达·哥拉哈（择善固执）”不错，但仍不尽理想。因此，甘地就稍微改了改，称这个“不合作运动”为“撒地亚·哥拉哈（把握真理）”。接着，甘地们又决定把设在德兰士瓦的印度人大会改名为“撒地亚·哥拉哈协会”，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把这项运动扩展到整个德兰士瓦。

    托尔斯泰农场

    1907年3月，《新亚洲法》终于在德兰士瓦的议会中通过了，并决定从7月1日起开始实施，所有的印度人从7月1日起到7月底以前，一定要遵照新的登记法办理登记。

    7月1日终于来临，“撒地亚·哥拉哈协会”也采取了对应行动，派人到约翰内斯堡的各个街口，阻止胆小的印度同胞前往登记。所以虽然办理登记的事务所早已准备就绪，敞开大门等待印度人前去登记，但是去者寥寥。倒不是甘地采取的行动产生了什么效果，而是打算去登记的人本来就没多少。

    亚洲局的官员看到登记事务所一片冷清，才感觉到事态严重，便立刻出动大批警察，对“撒地亚·哥拉哈协会”施用压力。首先，他们把正在街头演讲的“撒地亚·哥拉哈”的会员逊得拉逮捕入狱。但是“撒地亚·哥拉哈协会”的会员一点也不畏惧，反而认为发展“撒地亚·哥拉哈”实力的时机到了，每个人早做好了被捕的心理准备。

    这样一来，亚洲局就觉得棘手了。他们大概认为只要把主脑人物赶走，这项运动就无法持续，所以就在这年年底，他们命令“撒地亚·哥拉哈协会”的主要领导在48小时以内（有的在两个星期以内）立刻离开德兰士瓦。如果胆敢违抗，就要逮捕审判。

    但是，由于协会的每个人都抱定坚持到底的决心，不肯屈从，所以都被抓了起来。接着，其他城镇的运动负责人也陆续被捕。

    与此同时，约翰内斯堡以外的城镇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要求参加这项运动的人在限定期限内离境，否则将被判刑。尽管如此，其他未入狱的“撒地亚·哥拉哈协会”的会员仍毫不气馁，继续坚持。

    由于民众中也有很多人支持这项运动，所以他们也被送进了牢狱中。这些被关进牢狱的民众，大都是贫穷的流动商贩，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做生意，所以随时会遇到搜查证明书的警察，既然没有证明书，当然马上就被逮捕入狱了。

    仅仅一个礼拜的时间，约翰内斯堡的监狱便关满支持“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人。这时，政府也感到头痛了。两个礼拜以后，德兰士瓦的殖民大臣斯穆茨将军便请甘地到比勒陀利亚谈判。甘地在狱卒的陪伴下，与斯穆茨将军讨论《新亚洲法》的问题。

    谈判中，甘地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立即释放这次事件被捕的所有印度人；第二，把强制登记改为自由登记，半数以上的印度人登记完毕，即应立刻废止登记法。如果对方接受他的条件，他就立刻宣布停止这项运动。

    斯穆茨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释放了所有被捕的人，同时，甘地也宣布停止这项运动。

    为了信守甘地与将军的承诺，大家都主动去办理登记。当然，也有人对甘地的做法不能理解，认为他是“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背叛者，所以才会酿成那样的悲剧。

    那一天，甘地和两三个朋友准备到登记事务所登记。在他抵达事务所的入口处时，突然有一个叫做阿拉姆的人迎面走来，这个人见到他就问：“甘地先生，你到这里有何贵干？”

    “我来办理登记和录指纹。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进去吧……”

    甘地话还没说完，突然感到后脑一震，眼前一片漆黑，他叫了一声“神啊”，就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甘地慢慢醒过来。

    “啊！终于醒来了。”

    甘地听到有人这样说，便慢慢睁开眼睛，四下一望，才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英国牧师德克先生正站在床前看着他。此刻他只觉得臼齿和肋骨非常疼，又不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这是怎么啦？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被阿拉姆袭击了，你倒在地上的时候，我正好经过这里，便立刻通知警察来制服他，并和吉普逊先生一起扶你到这里。现在阿拉姆已在警察局接受审讯了。这里是吉普逊先生的办公室。”

    听到德克这么一说，甘地就强忍疼痛起身说：“阿拉姆被拘留了吗？唉，他肯定是以为我背叛他，我必须向他解释。请你到警察局保他出来好吗？”

    就在这时，一些印度人簇拥着医生走了进来，此外，亚洲局负责办理登记的官员伽姆尼也来了。甘地对伽姆尼说：“我今天是来登记的，不料却出了这个意外，我现在没法走到事务所。可是我仍想登记，可不可以麻烦你把登记表拿到这里来？”

    伽姆尼接受了甘地的要求，并很快送来登记表，填好表格，盖上指纹后，甘地又打电报给警察署长，要求释放阿拉姆。接着，他又写信给“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朋友，内容如下：

    “关于阿拉姆的事，这完全是个误会，因为他不了解我向德兰士瓦政府所作的承诺，以为我背叛自己的同胞，所以才这样对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希望你们还像以前一样善待他，不要怪他。我现在在这里得到德克牧师的妥善照顾，相信不久就会康复的。”

    在甘地登记之后，许多印度人也踊跃前往登记。短短几天，办好登记手续的印度人已超过大半了。而“撒地亚·哥拉哈”的朋友都遵从甘地的意思，原谅了阿拉姆，没有一个人对他采取报复行动。

    接下来，就是德兰士瓦政府遵守诺言，废止《新亚洲法》的时候了，因为到目前为止，甘地对斯穆茨将军所作的承诺已全部做到了。

    但是，令人愤怒的是，政府根本不守诺言，反而把他们主动登记的表格，当做实施《新亚洲法》的根据。而且，为了早日完成所有的登记手续，还把法律条文订得更苛刻。一向信守承诺的甘地，也开始对政府言而无信的做法感到失望。

    “请遵守斯穆茨将军与甘地的约定，立刻废止印度人登记法。如果不肯实践诺言，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明书收集起来烧毁。”这是“撒地亚·哥拉哈”的委员在忍无可忍之下，对德兰士瓦政府下的一道最后通牒。

    这道最后通牒限定政府必须在某个时间以前予以答复，可是期限到了，政府仍没有反应。

    大家集体烧毁证明书，正好为政府的背信行为做最好的宣传，让大家都知道德兰士瓦的政府没有遵守与印度人的约定。所以大家决定烧毁证明书。

    当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就绪时，德兰士瓦政府的复电才姗姗来到，说是“政府不能接受印度人的要求，将照既定规定，强制执行登记制度”。

    甘地当众宣读这份电文之后，大家都非常愤慨。有的性情较急躁的人，已经按捺不住地点起火来，率先烧掉证明书，接着一张张证明书都被投入熊熊烈火中。一些稍后赶到的人，也不落人后地把证明书投入大火中，阿拉姆就是其中之一，他虽被判决有罪，但不久就释放了。他已了解甘地当时的良苦用心，所以也响应号召，把证明书烧了。大家围着火焰又跳又叫，愤怒地抨击政府。于是，原本已经平息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又随着熊熊火焰炽烈地发展起来了。

    因为没有证明书而被逮捕的印度人逐渐增多，一些单身汉被捕倒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有家眷的人被捕麻烦就大了。因为这些工人大多没有什么积蓄，一旦被关起来，一家人的生活就立刻陷入困境，往往流落街头靠行乞度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撒地亚·哥拉哈协会”必须支出大量费用，补助这些家庭的生活开销。可是由于从事“不合作运动”而被捕的人数不断增加，“撒地亚·哥拉哈协会”实在难以负荷这项庞大的开支，必须想出一个长远的计划来不可。

    在这之前，甘地阅读了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著作，他强调所有的人都应各本岗位，互相合作。后来，甘地又看了英国思想家罗金斯的一本书，大意是农民耕田、工人自制器物，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甘地把这两位大思想家的精神结合起来，想建立一个能让印度人自食其力的农场。

    甘地的老朋友柯连·巴哈听到他的计划后立刻表示赞同，他说：“这是个好主意！那些被捕入狱的人，多半是劳工，原来也是以农业为生，他们的妻子也一定懂得怎样耕作。”

    柯连·巴哈是德国籍的建筑师，作出决定之后，他就开始帮甘地挑选土地。最后，他看中了罗莱火车站附近一块400英亩的土地，这里种有1000多株果树，有两口古井，一处泉水，灌溉很方便，距离约翰内斯堡也只有约30公里。虽然甘地也很中意，可是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最后也是由柯连·巴哈出资买下了这块土地，作为“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农场。

    甘地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感谢他启发他建立农场的灵感。他又马上集合被囚的印度人的家属，着手经营农场。

    托尔斯泰农场完全秉持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请外人帮忙。更难能可贵的是，农场中的每一份子都能和睦相处，团结合作，不论是田事、家事都由大家协力完成。

    在印度，自古以来就对出生地、世袭阶级、宗教信仰等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凡是信仰、阶级、出生地不同的人，往往不能相处在一起，甚至不能一同吃饭。虽然托尔斯泰农场的工人包括来自印度各地的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基督徒等，但是大家完全没有这种阶级和宗教的差别意识。由于大家团结一致、辛勤耕作，不久，农作物便丰收了。

    甘地想的是，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能自己制造，就可以和德兰士瓦政府长期对抗了。所以他们建立农场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还希望由此赚更多的钱，作为发展工业的资金。

    在发展工业方面，他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建立木器工厂，制造箱子、椅子，以及其他木制品等。第二件事，就是建立制鞋厂。在此以前，每个人所穿的鞋子都是在店里买的皮制凉鞋，自从他们学会制鞋技术，在自己的农场制造以后，大家都穿自制凉鞋了，而且，还可以把多余的拿到市面出售。到最后，连房子也是靠自己的力量搭建起来的。

    托尔斯泰农场的业务上轨道以后，甘地又想到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觉得必须为农场的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机会。他一直认为，真正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帮助。但是这些做父母的从小就过着贫苦的生活，自己都没有余力接受教育，大多数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拿什么去教育孩子呢。

    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甘地是一家之主，因此应当尽可能负起训练年轻一代的责任。

    由于大家同心协力，教室很快就建好了。教导孩子读书、写字的工作就由柯连·巴哈和甘地共同负责。由于他们没有做老师的经验，刚开始时效果很不好。再加上孩子们上午还要工作，下午才能来上课，因为疲倦，很多人会在课堂上打瞌睡。

    此外，教学上最主要的困扰，还是在于南北各地的方言不统一。农场的工人来自印度各地，语言极为复杂，说印地语、泰米尔语、古遮拉特语和乌尔都语的都有。甘地懂古遮拉特语，对泰米尔语也稍有了解，至于其他的语言则完全不懂，所以教起来特别吃力。

    令人安慰的是，甘地的苦心没有白费，自从开办学校以后，不但孩子们能读书写字，而且也使来自各地的工人了解了和睦相处的道理。

    三次被捕

    “撒地亚·哥拉哈协会”全体会员，以及所有德兰士瓦的印度人，都有彻底推行“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决心，即使因此而被捕入狱也不在乎。但是，在这期间，由于被捕的人数大量增加，致使许多家眷生活困难，光靠托尔斯泰农场已无法负起这个沉重的负担。因此，甘地他们决定把“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总部迁移到菲尼克斯农场。这个农场距离纳塔耳的杜尔班20公里，开创的时间比托尔斯泰农场还要早。

    当他们与德兰士瓦政府展开长期战时，南非的情势有了些微的变化。

    英国人通过布尔战争，吞并了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1910年5月，英国将开普省、德兰士瓦省、纳塔耳省和奥兰治自由邦合并成南非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德兰士瓦这位南非联邦的总理，就是曾经担任德兰士瓦殖民大臣的斯穆茨将军。

    斯穆茨将军成为南非联邦总理后，就邀请国民大会党的主要人物戈克利先生到德兰士瓦来访问。戈克利一见到甘地就高兴地说：“甘地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南非联邦政府与我谈起要废止被视为黑暗法案的《新亚洲法》，同时也要取销3英镑人头税，今后你可以停止‘撒地亚·哥拉哈运动’，与联邦新政府和睦相处了。”

    可是几天之后，当戈克利要求联邦政府实践诺言时，才发现自己受骗了。因为联邦政府根本不承认曾作过这样的承诺。

    知道这件事以后，甘地心中非常愤怒，他对戈克利说，既然当地政府一再失信，他们只好继续扩大“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彻底推翻《新亚洲法》。

    就在甘地为发动“撒地亚·哥拉哈运动”而从事各项准备工作时，联邦政府不但不履行诺言，反而变本加厉地压迫印度人，他们又制订一项新的法律：凡是不用基督教仪式办理的结婚登记，一律无效。

    照这条法律的规定，印度人遵照印度教仪式所举行的婚礼就不被承认了，其他教派也是一样。夫妻关系在法律上得不到正式承认，孩子也就没有正式身份，而变成了私生子，以后就没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住在南非的印度人知道这件事后，都很愤慨，一致主张发动“撒地亚·哥拉哈运动”来对抗政府。

    有关结婚的问题，不只男人，女人也关心，对这条法律所带来的损害，女人的感受要比男人来得强烈。因此连那些从未参加过这项运动的妇女，也坚持加入，即使因此遭受牢狱之苦，也在所不惜。

    为了女性的安全考虑，甘地虽然允许她们参加这项运动，不过，绝不主动召集她们参加。

    有一天，嘉斯杜白很不高兴地埋怨甘地：“真是遗憾，你怎么不要求我参加‘撒地亚·哥拉哈运动’？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可是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的要求才去参加这项运动。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如果你愿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并且不畏牢狱之苦，我绝不会制止你参加。”

    听他这么一说，嘉斯杜白立刻高兴地说：“我早就想参加，而且一定会为自己负责的，你放心好了。”

    甘地的妻子志愿参加“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事传开后，菲尼克斯和托尔斯泰农场的女人，乃至一般印度妇女也热烈地响应起来，甚至怀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也不甘落后于人。

    甘地把托尔斯泰农场的女人集中起来，要求她们前往位于纳塔耳中心地区的纽加塞耳矿区，发动印度工人罢工。由于3英镑人头税法、强制印度人办理登记，以及强行规定结婚仪式等不当措施，印度人早就满腔怒火了，所以这次的计划非常成功，罢工的声浪就像燎原的星火一般，从煤矿传到金矿，又从金矿蔓延到钻石矿，进行得如火如荼。

    这时，纳塔耳的州政府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立刻派出警察，逮捕了托尔斯泰农场的女人。参加“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女性被捕的消传出后，在纽加塞耳边远地区工作的印度工人马上开展了罢工运动。

    因为这些劳工大都是穷苦工人，所有住的、用的，以及饮水、炉灶等器物，都是矿主提供的。一旦参加罢工，矿主就把房子、用具、水井、炉灶等收回，就会使他们陷入无地安身的困境。所以他们的罢工也给甘地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要怎么做才能安顿这么多人呢？考虑许久之后，甘地终于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就是把这5000名劳工全部带到德兰士瓦来，让他们参加“撒地亚·哥拉哈运动”，以激怒政府逮捕他们，这样不仅可以壮大运动的声势，增加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困扰，而他们也可以安心地在狱中生活，吃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从纳塔耳的纽加塞耳到德兰士瓦有50多公里路程，再加上德兰士瓦到托尔斯泰农场的200公里，这么长的路程，照例应该是乘坐火车来往的。可是5000张火车票不是小数目，他们没有这么多的资金，最后只好决定徒步前往。1913年10月28日，甘地率领这些工人徒步前往德兰士瓦。他曾劝一些年老和携带小孩的矿工返回矿区，以免旅途劳顿造成身体不适，却没有一个人肯回矿区工作。

    要带领5000名互不相识的人平安地走完全部旅程，确实需要费一点脑筋，因此甘地拟订了一项行进时必须遵守的事项：第一，不要携带无关紧要的物品，在路上不可以夺取别人的东西；第二，在情况最恶劣时，“撒地亚·哥拉哈协会”每天只配给每一个人一些面包和一汤匙砂糖；第三，即使遭到白人辱骂，也不要还嘴，警察来抓时，必须遵守“不合作运动”的精神，不予抵抗；第四，在行进中，万一他被逮捕，大家绝不可灰心气馁，自乱阵脚，必须勇敢地走下去。

    大家一致表示愿意遵从这项规定，浩浩荡荡的队伍就出发了。第二天下午，他们平安抵达德兰士瓦边境的查尔斯敦。镇上的印度商人热烈地欢迎他们，并赠给他们大量的粮食，还自动把锅、炉等借给他们，并请女人和孩子到他们家里过夜，男人就在院子里做饭、安歇。

    为了观察政府的反应，他们在查里斯敦逗留了一个礼拜，发觉没有麻烦后，才继续前进。又走了大约两公里后，就到了纳塔耳与德兰士瓦的界河上。这时刚好有五六个骑马的警察在边境巡逻。甘地告诉大家：“各位在这里稍停一下，听我的指示行动，我们没有许可证，想越境恐怕会有些问题，我先去向警察交涉一下。”

    于是甘地便走向警察，向他解释没有许可而要越境的事，请他谅解。当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那些工人看到州境的标志，便兴奋地一拥而上，拦也拦不住。警察看到这股来势汹汹的急流，早就吓得不知所措了，甚至把逮捕负责人的事也忘了。

    重新整好队伍后，他们又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继续朝德兰士瓦的方向前进。进入德兰士瓦境内，再经过沃克斯拉特镇，他们在傍晚5点多钟抵达巴尔姆福特，吃过简单的晚餐后，大家就各自寻找舒适的地面，铺上一块布，准备在露天下过夜。起初还有些家眷在聊天，有些人在祈祷，随着夜色渐深，大家也渐渐进入梦乡，一切复归于平静。

    因为明天还要继续赶路，甘地也必须早点安歇，才能有充沛的体力，就在他准备睡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当他看到手上提着煤油灯的白人警察时，便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警察来到他身边说：“你是甘地吗？请看这张拘捕状，你已经被捕了。”

    “什么时候？”

    “现在就跟我走。”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沃克斯拉特镇。”

    “好，我这就跟你去。不过请稍等一下，我还有事要交代我的朋友。”

    警察同意后，甘地便叫醒躺在他身旁的耐兹，告诉他自己已经被捕了，请他带领大家继续往前走，接着，甘地便放心地跟着警察走了。

    第二天早上，甘地被带到了沃克斯拉特法院。幸好检察官表示要进一步调查真相，要等一个礼拜之后才开庭。如果马上开庭判决，他一定会被判有罪而入狱，但是在这紧要关头被拘留一个礼拜，一定会使计划大受影响，因此他就向法庭申请保释。起初检察官坚决不准，但因为治安法官秉持公平的原则，准许他以50英镑交保。

    当甘地走出法院时，柯连·巴哈已在门口等候了，甘地坐上他的汽车追上仍在行进的队伍。大家看到他平安回来，都非常高兴，精神也振奋起来了。

    又继续走了两天后，他们的队伍才抵达史丹德顿。正当甘地在为大家分配午餐时，突然发现史丹德顿的治安法官正在一旁监视甘地。这个治安法官甘地以前就认识，于是他上前问：“你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他很为难地说：“实在是抱歉，甘地先生，我现在要逮捕你，这是上级的命令。”

    “哦！还要劳烦治安法官亲自来抓我，看来我变成大人物了。”

    甘地戏弄了他一句，然后便向朋友交代了一下，要他们继续前进。一切安排妥当后，甘地就跟他到法院去。

    这次没有那么幸运了，法官要求立刻开庭审判。当甘地提出延期审判和保释时，检察官仍然坚决反对，结果还是由治安法官决定，准许他交钱保释。

    走出法院时，早已有印度商人在等候他。坐上车后，甘地很快地又赶上才走出5公里远的庞大队伍。

    但在第二天，甘地又被德兰士瓦州的警察逮捕了，他们把他拘留在海德堡。没想到4天之内，就创下被逮捕3次的纪录，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这次审判时，法院再也不准他保释了，还判他服劳役9个月。判刑的理由是，甘地私自把与纳塔耳的契约工带出州境。

    取得胜利

    后来甘地听说，在他被捕后，行进的队伍并没有中断，暂时由波拉克领导，并照原定计划抵达格雷林斯达特过夜。

    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到达巴尔弗时，火车站已为他们准备好三列车厢，想等他们抵达后便立刻押返纳塔耳。

    “赶快上车！”

    “不！除非这辆车要把我们带到监狱去，否则我们绝不上车。”

    经过波拉克的一番开导，他们才走进车厢，被押返纳塔耳。波拉克提到了“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精神，他希望请大家遵守这一精神。

    纳塔耳没有可以收容5000人的大监狱，所以这些印度劳工并没有被送入监狱。但是纳塔耳政府想出一个更残酷的办法，他们用铁丝网把纽加塞耳矿区围起来，作为“纽加塞耳临时监狱”，而矿主和监督的白人就成为特别监督官，强迫这5000名印度人做苦工。

    印度工人当然不愿像奴隶一样做工，可是只要他们稍微懈怠，就被拳打脚踢，任意殴辱，简直连牛马都不如。

    这种无法无天、惨无人道的做法被传到国内后，当时正卧病在床的戈克利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勉强支撑起身体，到电台向全国听众广播，要求大家一致声援，设法解救南非的同胞。

    短短几天内，南非的印度人问题就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连印度总督哈丁也为此事发表了谈话：“南非联邦对印度人的态度的确有违人道，在这件事上，我绝对支持印度人的立场。”

    哈丁的谈话不但传到南非，同时也在英国本土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印度也隶属于英国殖民地，所以哈丁不曾批评过殖民地的政策，这次他却破天荒地发表了谈话，可见纽加塞耳监狱实在是残酷到了极致，才会引起全世界的公愤。

    由于各方面的一致谴责，南非联邦政府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斯穆茨将军为了推卸责任，就仿照西方的做法，组织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事实真相。然后再依照这项调查，决定下一步的处置。

    不久，由3个白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甘地和柯连·巴哈以及波拉克。从12月18日被捕，甘地已经在狱中待了6个星期。

    因为这是有关印度人的问题，应该让印度人参与决定。所以出狱后，甘地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在调查委员会中增加印度人的名额，至少要有一个印度人参与调查。斯穆茨将军不肯接受甘地的要求。既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甘地便想再发动一次“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即使再度入狱也在所不惜。

    就在这个时候，联邦铁路局的白人劳工为了薪资问题举行了一次大罢工。如果这个罢工持续下去，很可能会把南非联邦政府拖垮。所以甘地的朋友便提议说：“这是印度人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好机会，政府正自顾不暇，说不定会因此而让步的。”

    甘地坚决反对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他说：“铁路工人罢工并非以困扰政府为目的，只是想借此要求提高工资而已，跟我们的问题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没有理由助长他们的声势。利用其他事件来增加政府的困扰，是违背真理和‘撒地亚·哥拉哈’精神的行为。我们自己的事应由自己来解决，示威活动必须等到罢工问题解决后才能举行。”

    这位朋友了解甘地的用心后，也同意了他的决定。当他们把这项决定通过路透社传到英国本土后，来自英国的赞扬、鼓励的信件和电报，就像雪片一般飞来，就连许多一向不关心印度人问题的人也非常感动。

    斯穆茨将军的秘书一向对印度人颐指气使、态度恶劣，当他知道甘地的决定后，也感动地对他说：“老实说，甘地先生，我一向不喜欢印度人，也不屑于帮助印度人。但是现在你们却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以后我们都不好意思逮捕你们了。”

    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说：“我们曾想过，假如你们趁这个时候发动游行的话，我们会立刻采取措施来对付你们。可你们却只想以牺牲自己来换取胜利，这才令我们觉得为难呢。”

    这件事之后，南非联邦政府也只好采纳甘地的意见，让印度人加入调查委员会。此外，甘地还建议政府订立《印度人救济法》。

    不久，议会便通过了《印度人救济法》，经斯穆茨将军签署后，立刻生效。这项议案的成立，不但废止了3英镑人头税的法案，而且还承认了以印度仪式所结合的婚姻关系。同时，印度人只要取得一张简单的居住证明，就可在南非的任何州居住。

    连续进行了8年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如今已得到胜利，南非终于成为印度移民可以安心居住的地方了。

    胜利的消息传到印度后，甘地很快就收到国大党戈克利先生的来信，内容如下：

    “甘地先生，恭喜你终于取得了胜利。现在你在南非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吧，我想请你回国，为印度同胞服务。今年夏天我会待在伦敦，我希望能在那里和你会面，商讨向英国议会和殖民大臣提出印度自治计划的问题，不知你意下如何？”

    印度自治，真是太棒了！

    长期以来，印度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人民饱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如果想要独立，必须先实现自治。这样重大的问题，戈克利竟然要他参与，他真的可以胜任吗？考虑再三，甘地还是下定决心，接受戈克利的建议，并打算在1914年7月18日，从杜尔班港搭乘汽船到伦敦与戈克利面谈。

    “撒地亚·哥拉哈农场”

    1914年8月6日，甘地刚抵达伦敦，就听到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两天前，由于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戈克利因为健康的关系去了巴黎，因为战争的爆发，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这次的战争，英国决心孤注一掷、全力迎战，全国人民表现得慷慨激昂，尤其是学生们，更是争先恐后地参加义勇军，捍卫自己的国家。遇到这种异常的情势，身为印度人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这时甘地的朋友劝他：“英国忙于应付德国，没有余力顾及其他，我们应该借着这个机会，提出印度自治的要求。为了避免印度叛变，英国政府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的。”

    甘地认为在对方有困难时，应该先协助它解决困难，等到问题解决以后，才可提出正当的要求。乘人之危的做法，他是坚决不同意的。甘地仍旧采取与布尔战争相同的行动，组织印度志愿军，训练救护队以救援受伤的英军。

    但是，招募志愿军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再加上他长期在南非奔波，以致积劳成疾，得了肋膜炎而住进医院。他原先还以为只要住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呢，可医生却告诉他说：“你最好趁着冬天还没有到来时赶回印度，否则，冬天一到，你的病情将会恶化。”

    甘地只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在1915年1月9日返回印度。比他提前一年回国的戈克利特地赶来迎接他，同时，还为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也许是戈克利曾向大家提过甘地要返回印度的事，所以有很多印度的名人都出席了这个欢迎会。他们从南非的活动，一直谈到英国的情形、印度的自治以及印度民族的未来命运等问题。

    当所有的人都告辞了，只剩下甘地和戈克利两人时，戈克利非常关切地问他：“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如果你愿意，欢迎你加入我创立的印度人服务协会。”

    所谓的印度人服务协会，就是为印度人争取福利的工作团体。起初，甘地也想按照戈克利的意思，在印度服务协会工作。可是后来，当他跟该协会的会员接触时，才发现他们的观念和做法却与他完全不同，虽然他们的目标也是为了争取印度全民的利益。

    他想回到故乡拉奇科特去经营农场，召集以前在南非菲尼克斯农场共事过的朋友，大家一起重过甘苦与共的生活，发扬“撒地亚·哥拉哈”精神，以求印度独立。因为要让印度获得自治以至于独立，光靠政治运动是不够的，必须全印度人的精神都蕴涵真理。他对戈克利说：“我想和在南非时的朋友一起经营农场，然后以这个农场为基础，把‘撒地亚·哥拉哈运动’拓展到整个印度。”

    戈克利听了也很赞同，他心平气和地说：“甘地先生，我明白你的心意，你可以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虽然我们的目标相同，但是做法和观念还是有差别的。如果经费上有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

    不必操心经费问题就能开设农场，这简直是做梦都意想不到的啊！甘地高兴极了，于是准备立刻着手筹划。戈克利又叮嘱他说：“你离开祖国已有22年了，很多东西都在不断地改变，我建议你先到国内各地去游历一番，以了解印度的现状，这样才能更正确地把握方向。至于别人的闲言闲语，务必仔细辨别真伪善恶，经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决定，不可轻易动摇自己的信念。”

    甘地接受他的建议，开始到各地旅行。旅途第一站就是山吉尼克丹农场，这个农场位于孟加拉国的波尔布亚，菲尼克斯农场的同仁们就暂时居住在这里。

    长时间坐火车旅行对甘地来说，无疑是和痛苦搏斗。在他年轻时，尤其是在南非的那段日子，甘地不肯输给白人，每次都要坐头等车厢。自从开始“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后，他的想法慢慢改变了，他觉得没必要跟白人争面子问题，他要争取的应该是实质上的平等。所以后来他就穿着工人的服装，与工人一样搭乘三等车厢。去英国去见戈克利教授时，他也穿着印度工人的服装——木棉制短袖衣服，缠着腰布，外面罩上一件氅衣，戴着头巾。

    回到印度以后，他仍旧乘坐三等车，由于氅衣和头巾有很多不便，所以他就改戴克什米尔的廉价木棉帽。任何人看了他这副打扮，都会认为他是个贫穷的工人。

    以这种装扮来搭乘三等车实在很相称，没有一个人会特别注意你。可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却不好买，因为三等车的车票不预售，开始售票时，等着买票的人便一拥而上，你争我夺地抢着买票，往往一不小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即使好不容易买到了票，可是车厢已经挤满了人，根本上不去车，只能从窗户里爬进去！此外，三等车厢的脏乱也无法形容，以至于甘地常常怀疑这是不是人坐的车。

    在这种情况下，能挤上车就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如果挤不上，说不定就要到载牛羊的货车上，那种滋味才难受呢！

    除了三等车乘客的自私和不讲卫生，铁路局宁可为白人花钱保养头等车厢，而不肯为工人花钱维护三等车厢的整洁，也是造成三等车如此脏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三等车上，要连续乘坐20小时，甚至30小时，简直就像地狱之旅一样。这种痛苦，正是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工人、农人共有的痛苦。这样一想，甘地就下定决心，只乘坐三等车旅行。

    甘地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印度各地旅行，对印度农民、工人的生活和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他就开始着手建立农场。这个农场位于阿赫梅达巴近郊的撒尔马河河畔，于1915年5月25日建设完成。

    当盼望许久的农场建成后，甘地便请山吉尼克丹农场的朋友来帮忙。他们的人数加上甘地全家人，只有25人，大家轮流做饭，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把农场命名为“撒地亚·哥拉哈农场”，希望借着对真理（撒地亚）的把握（哥拉哈）来伸张正义，改变不合理的事实。

    契巴朗问题

    1917年春天，为了能更真切地了解印度农民的生活情形，甘地仍旧搭乘三等车，到毕哈尔州北方的契巴朗访问。

    契巴朗是在恒河北岸很远的地方，正好在喜马拉雅山脚靠近尼泊尔的地方，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是隔绝的。这里是靛青的著名产地，这里的农民大多种植靛青作为染料。农民们向地主租地耕作，以收获物来缴纳租金，这种方式使广大的佃农生活非常困苦。

    一位叫做苏克拉的贫苦农民一面诉说生活的困难，一面央求甘地：“请帮帮我们吧！”

    为了能实地了解，甘地就请苏克拉当向导，在契巴朗地区访问，可是苏克拉却不知道应该带甘地参观哪些地方。因此，甘地只好找当地的领导人布拉撒德和布拉吉萧先生，请他们引导他做实地调查。

    甘地的访问使地主和州政府的官员很不高兴，他们都想尽办法阻挠他。尽管甘地早有警惕，他们还是发动了一股恶毒攻击他的逆流。报纸上充满了对他的种种污蔑。然而他的极度谨慎和坚持真理、丝毫不苟的态度，使他们不得不转变锋芒。

    甘地将全部的心力用在调查农民的生活情形上。他发觉目前农民用实物代替租金的纳租方式固然需要解决，但是还有一项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农民的教育问题。

    这些农民大都没有读过书，缺乏知识，因此，甘地与布拉撒德等人商量，打算先在6个村庄中各设一所小学，除了教授语文之外，还要指导村民改善环境卫生以及注意生活细节。由于经费不足，无法雇用专门的老师和医生，只好聘请两个慈善家来负责。

    因为这两位负责人并不是医科出身，当村民有病时，他们仅能凭自己粗浅的医疗常识替他们治疗。例如，用麻油治下痢；用奎宁退热；外伤或肿痛则使用硫黄软膏……有很多农民接受了这种简单的医疗方法，对从来没有用过药的他们来说，即使是只有这些药，他们就已经获益匪浅了。

    此外，要让农民了解卫生的重要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长期以来，过惯贫穷生活的农民对于脏乱早已习以为常，以致整个村庄既脏且乱，无形中成为病菌的温床。为了改善这种情形，甘地对两位负责教导的慈善家说：“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使农民知道爱好整洁的好处，以及脏乱带来的害处，这样，他们就会自动自发地保持整洁了。”

    商量好之后，大家便开始进行。随甘地迁居来此的嘉斯杜白也主动加入了卫生队，共同为整理环境而努力。从早到晚，大家不断地清理村里的水井，挑土填平低洼的地方，清除垃圾等。

    他们打扫道路和院子，洗刷水井，填平附近的水沟，以和蔼的态度劝导村民自行打扫。有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热心，他们甚至修路，使甘地的汽车能通行各处。但是有些村民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喜欢这种工作，甚至有人还不屑地讥讽说：“我才懒得去做这种没有价值的工作哩！”

    这些话固然令人难过，可是，这也不能全怪他，因为这个地区的农民实在太穷了，连生活都成问题，哪有多余的力气顾及卫生呢？

    例如，设有学校的比提哈瓦村，该村的妇女都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嘉斯杜白实在看不过去，便去问她们：“衣服太脏的话，容易感染细菌而生病，你们为什么不把衣服洗干净呢？”

    其中一个妇人听了这句话，便一言不发地把嘉斯杜白和甘地拖到她家里，指着空荡荡的房间说：“你瞧，这里没有箱子，也没有柜橱可以收藏别的衣服。我只有身上这一条纱丽，洗了的话，我穿什么呢？”

    她的话没有错，假如甘地也是这么穷的话，大概也会和他们一样，无法顾及卫生问题了。但是，经过调查，甘地发现，不仅是契巴朗的农民这样生活，全印度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印度有无数的茅草房，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破烂不堪的布遮身。

    正当学校教育、卫生工作渐有绩效，甘地对契巴朗农民的实地生活情形也调查得很顺利的时候，孟加拉国州政府却来了一封信，大意是：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够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这里吗？

    甘地明白州政府这样做的用意。他们怕他把调查结果发表出来，想趁他的调查工作尚未完成之前，把他赶走，以免为他们带来麻烦。他当然不肯屈服，就写了一封回信：“除非州政府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除这种疾苦，或者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进行调查农民的案情，否则，我绝不离开这里。”

    这封信果然引起了州政府的注意，他们马上派副总督爱德华·盖德亲自调查农民的生活情形，结果发现契巴朗农民的生活的确连牛马都不如，于是，他们就立刻发布命令，废止以实物缴纳租金的制度。

    这种压榨农民100余年的制度一经废除，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可以抬起头来了。到此为止，甘地应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可是，在“撒地亚·哥拉哈农场”的安娜丝雅宾夫人告诉他说，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准备发动罢工，要他立刻回去调解。

    纺织工人罢工

    从契巴朗到阿赫梅达巴的路程虽然很远，可是，甘地仍旧搭乘三等车前往。这时，劳工与厂方的关系已经搞得很僵。劳工们的工资奇低，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因此，劳工要求厂方提高工资，厂方却拒绝了这项要求。甘地和厂方商量，并且建议他们将这个纠纷提交仲裁，可是他们却不承认仲裁的原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甘地只好与劳工方的领导阶层会商，讨论准备罢工的事。

    这次罢工，可以说是印度有史以来，首次有组织的大罢工，而且时间长达三个礼拜。头两个星期，纺织工人们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自制，天天都举行盛大的集会。甘地总是提醒他们坚持到底，而他们也总是高声向甘地保证说：他们宁死也不食言。但是，进行到第三个礼拜时，由于大家没有收入，生活渐感困难，脾气就开始急躁起来。参加集会的人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参加的人也是神情沮丧而绝望的。甘地想，万一大家沉不住气，采用暴力手段的话，就会迫使政府发动警察镇压，那他们两个礼拜以来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一天早上，聚集在外面的人不知为了什么，竟暴乱起来。这时，甘地突然灵光一闪，想起母亲以前的“绝食”。

    “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直到事情获得解决，否则我绝不吃任何食物。”甘地向大会宣称。

    工人们知道他正在绝食，便劝阻说：“先生，请你不要再绝食了。都怪我们太软弱、太暴躁，现在我们可以对你发誓，我们一定会坚守和平的原则，争取罢工的胜利。”

    曾经一度动摇信念的工人竟然又回复了镇静，厂方觉得事态严重，再持续下去，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因此不得不同意谈判工资问题。这项谈判是在安娜丝雅宾夫人的家里召开的，就在甘地绝食的第三天，双方的条件便谈妥了。

    罢工活动以劳工们的胜利告终。纺织工厂的烟囱又冒出浓浓的黑烟，继续生产了。

    自己纺纱织布

    甘地回到印度以后，一面忙着从事前面所提到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也积极思考让农民自己织布的事。印度虽然是世界最大的棉花产地，令人奇怪的是，印度本国却没有织布工业，这是什么缘故呢？印度商人把棉花廉价卖给英国商人，英国商人把棉花运回本国加工制线，织成布匹，然后，运到印度来以很高的价钱出售。印度人所穿的衣服，都是昂贵的英国制品。和甘地在契巴朗所看到的情形一样，有许多人穷得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交易如果长久继续下去，印度将永远无法脱离贫穷。

    因此，甘地对大家说：“我们不应该再向英国购买高价的布匹了，我们应该靠自己的力量织布。”

    当然，能够建立纺织厂和制线厂是最好不过了，可要完成这样大的工程，谈何容易？再说，就算他们真能办到，英国人能坐视不管吗？甘地决定劝说农民织布，这样英国人就不便干涉了。

    虽然方针已经决定，可是实施起来却不容易。他们买了两三部织布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懂得操作方法。因此，他们便在邻村请来一个女人教导他们。这个女人性情内向，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过话，所以教授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再加上大家对机械一向外行，自然收不到任何效果。

    后来，甘地的侄儿马干达·甘地经过认真钻研，终于领悟了织布的方法。他来指导工人操作，没多久，农场的人都会织布了。

    就在貌似已经看到希望的时候，他们却遇到了另一个难题：农民想要织布，却无法买到便宜的棉线，因为棉线和布匹一样，都是英国人制造的，价格昂贵。

    甘地便全国各地寻找可以廉价供应棉线的工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印度人经营的制线工厂，甘地和他们商量好，由他们供应棉线。可是单靠这一家工厂，根本无法供应日渐发达的全国织布业的需要。甘地又想到让农民一面用纺织机织布，一面用纺车纺线。

    甘地花了很长时间收购纺车，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因为自从英国制的棉布打进印度市场以后，再也没有人用旧式纺车纺线了。他到偏僻的乡下访问时，发现古老的纺车大多被弃置在仓库的角落里。

    1917年，甘地受某教育会议议长的委托，前往布罗吉办事。在那里凑巧遇到以前认识的玛吉姆达夫人，因为玛吉姆达夫人生性外向，交游广阔，甘地相信这个问题难不倒她，于是便委托她寻找纺车。

    果然不出所料，玛吉姆达夫人花了很短的时间便在哥吉拉特的毕加堡村找到了纺车。她买下一部旧纺车送来给甘地看，并对他说：“甘地先生，这个村子的农家大都有纺车，虽然现在已经弃置不用了，但是大家表示，只要有纺线的棉花，他们愿意继续纺线，提供我们织布的原料。”

    甘地当时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便想立刻派人把棉花送到毕加堡去。可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无法买到加工过的制线棉花。在不得已的情形下，甘地只好去找一个经营棉花工厂的朋友帮忙，朋友知道他的来意后，便很慷慨地说：“好！我把工厂里所有的棉花都给你。”

    这个朋友提供的棉花质量优良，甘地把棉花交给玛吉姆达夫人，请她转寄到毕加堡。不久，毕加堡的农民就把制好的棉线和棉布寄来。

    看到印度人自己种植的棉花，再由印度人自己纺成线、织成布，甘地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他并未因此而满足，虽然目前的棉布的确是印度人自己制成的，但是由棉花园采下来的厚棉必须经过工厂加工，才能成为纺纱用的原料棉。为了使印度农人完全独立，早日脱离贫穷，就必须从开始种棉直到织成布的整个过程，都靠印度人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甘地又要求玛吉姆达夫人帮忙寻找能够把原棉制成原料棉的人。她不辞辛苦，四处探访，终于找到一个老太太来帮忙。他们每天付给老太太35卢比的工资，工资虽然有点贵，但只要能够使农人懂得如何制造原料棉，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

    就这样，印度人自己就可以完成从播种、采收、制成原料棉到纺纱、织布的所有流程了。

    毕加堡制造出来的布被称为“毕加堡绒布”，质地优良，韧性也极好。很快地，“撒地亚·哥拉哈农场”也能制造这种布料，他们便向全国的贫民推广这种织布方法。

    甘地的侄儿马干达·甘地对机械很感兴趣，他改良的纺车和织布机不仅更容易操作，制造出来的成品也更为优良。这种改良后的纺车和织布机在各地的机械厂均有制售，价格也很便宜。

    甘地在自己的房间内也放了一部改良后的纺车。每当他感到大脑疲劳，或想要活动活动筋骨时，就坐在纺车前纺线。纺车发出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悦耳，可以安抚急躁的情绪。甘地心想，一旦纺车的声音响遍全国农村时，所有印度人心里将会呈现一片祥和吧！

    全国性的大罢工

    回到印度之后，甘地一直为各种问题四处奔波，因为积劳成疾，他在1918年春天得了严重的赤痢，情况非常危险，甚至连他的妻子也认为他无药可救了。

    嘉斯杜白、农场的同志、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从未见过面的农民都忧伤地说：“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印度，为了我们全民族的希望，甘地先生一定得挺过来。”

    这些鼓励使甘地非常感动，他的心里也燃起了一股强烈的求生信念。对！为了民众、为了印度，他还不能死，他必须继续领导大家进行“撒地亚·哥拉哈运动”。

    说也奇怪，自从他产生这个求生意念之后，本来被认为回生无望的他竟逐渐康复了。第二年春天，他已经能够起来走动了。

    在他的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17年12月，由罗拉特等5名委员所组织的访问团到印度实地调查时，曾对他们作出口头承诺，承诺等一战结束后，印度的自治权可以得到大幅度提高。可是到了1919年初夏，英方不肯实践这项诺言，不仅如此，与调查报告书同时公布的新法案几乎完全推翻了原先的承诺。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信行为，罗拉特委员会所发表的报告书完全歪曲事实。新订立的法案规定假如印度人参加反政府活动，警察可以不需要拘捕证而将他们加以逮捕，而且不必经过法院的审判，就可定罪入狱。

    这一法案完全是为了控制印度的国民运动。为了抵制这个不合理的法案，甘地立刻与居住在阿赫梅达巴的朋友商量对策。联想到在南非所遭遇的种种，一些农场的同志便建议他说：“甘地先生，我们何不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呢？我想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甘地仔细考虑了很久，从各方面来看，要在印度推行“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实在有很多困难，印度的情形毕竟与南非不同，应该另外谋求解决的办法才是上策。

    正当他为这件事煞费苦心的时候，活跃在印度南部地区的拉加哥巴拉基里给他写了一封信，想与他商讨有关“罗拉特法案”的事。这时，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但是为了争取时间，他还是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他们每天都花费很长的时间商讨问题，但也没商讨出个什么结果来。

    不久，罗拉特法案就在议会中通过了，而且预计在短期内就会向全印度颁布施行。

    那天晚上甘地心急如焚、辗转难眠，就在天将亮时，他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好办法来。他立刻起身去找拉加哥巴拉基里，对他说：“我想到对策了，我们发动全国人民一起罢工，让一切工作都停顿24小时，也就是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大家同为印度的前途虔诚地祷告。”

    拉加哥巴拉基里非常赞成甘地的意见，并马上通知了印度各地的领导人。各地的领导人也都一致赞成。于是，他们就起草了一份通俗易懂的宣言，全国性罢工的日子定在4月6日。

    由于时间仓促，宣传不够，甘地推测大概只有孟买、马德拉斯、毕哈尔、辛多等地区的人能参加这项活动。可是，当4月6日来临时，活动的情形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所有的人都热烈响应这项活动。看到这种情形，甘地深深了解到，印度人民是多么痛恨英国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他们又是多么信赖他们的领导人。

    停止“撒地亚·哥拉哈运动”

    这次罢工运动的成功对甘地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继马德拉斯之旅后，甘地又趁热打铁前往孟买，计划以孟买为中心，推行“撒地亚·哥拉哈运动”。

    为了进一步抵抗英国政府，甘地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制盐业着手，达到不合作的目的；第二，发行政府禁止出售的书籍。

    由于印度天气炎热，人们对盐的需求就和水一样迫切。当时，食盐业是政府经营的，要扣很高的税金，私人制盐出售是不被允许的。不过，甘地仔细查看法律条文，发现法律虽然规定人民不可制盐出售，但是没有规定人民不可以制盐自己食用，因此，甘地极力劝说大家用海水来制盐，不必以高价向政府购买。

    至于发行禁书方面，过去甘地所著的《印度自治》以及把罗斯金思想加以诠释而著的《沙波达雅》，都被政府禁止发行，他现在就是不管政府的禁令，照常发行出售，以达到不合作的抗议目的。

    到孟买后，甘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行禁售的书刊。《印度自治》和《沙波达雅》这两本书印出来以后，立刻就被想要加入“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人抢购一空，这本书的定价是每本4安那，价格非常便宜，令人感动的是，没有一个人照原价购买，他们都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以5卢比、10卢比，甚至50卢比的高价购买。甘地对这些买书的人说：“这两本书都是政府规定的禁书，万一被发现了，很可能会被捕入狱，所以，我希望大家考虑清楚。”

    虽然他把利害关系告诉了大家，但是大家仍然坚定地买下了这两本书，没有一个人犹豫。

    从这一点来看，甘地深信“撒地亚·哥拉哈运动”能在孟买发展和壮大。他希望在更多地方播下“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种子，于是又搭乘三等车匆匆赶往德里，以及喜马拉雅山附近的阿姆利则。

    当甘地乘坐的火车抵达德里的前一站巴尔瓦尔时，突然有3名警察走进车厢，他们递给甘地一张字条说：“请看看这张字条，你心须服从命令。”字条的大意是说不欢迎甘地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则，因为他将会破坏那里的秩序，他们希望他立刻返回。

    这道命令实在太过分，甘地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受人邀请而来的，我不是去扰乱秩序，而是去安定人心。所以很抱歉，我不能服从这个命令。”

    经过一番争执，甘地终于被他们拖下车，并被强制押入回程的火车。

    甘地被警察押回来的消息早已传遍孟买各个角落。在这班车尚未抵达之前，孟买车站早已聚集了许多印度同胞。警察已经了知道这件事，要他在孟买前一站下车。如果这时意气用事的话，一定会引起很大的骚乱，所以甘地便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下车后先去了一个朋友家里，朋友看到他后紧张地说：“甘地先生，请立刻到匹兹尼广场去。大家听说你被捕了，都很愤怒，现在正聚集在广场上，随时可能发生暴乱，县长和警察都已经赶到那里去了。他们试图平息这场风波，可是事情却越闹越僵。”

    就在这时，安娜丝雅宾夫人刚好赶来找他，甘地立刻坐上她的车赶往匹兹尼广场。安娜丝雅宾夫人忧心忡忡地说：“民众已经忍不住了，他们十分愤怒，我们无法使他们安静下来。”

    当他们抵达广场时，聚集在那里的数千名印度同胞一看到车内的甘地，便兴奋地喊着：“我们的甘地万岁！印度万岁！”

    大家欢欣雀跃跟在甘地的车后，很自然地形成了以他的车为首的行进行列。甘地想，这样一来就不必担心他们发生暴动，“撒地亚·哥拉哈”的成果也不会遭到破坏了。

    当游行队伍经过拉赫曼大街时，突然发现有一队骑马的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全副武装，带着长枪、指挥刀以及手枪等，阻止民众进一步向要塞的方向行进。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几乎突破了警察的警戒线。甘地在车内向外探看时，发现自己坐的车就夹在警察和手无寸铁的民众之间，要使队伍停下来也来不及了。

    “把游行队伍驱散。”指挥官一声令下，于是马队便立刻向群众冲过来，一边跑一边挥舞着枪矛……甘地看到被指挥刀砍伤的男女、被马踢倒的少年惊恐地躺在地上，呻吟不止，他虽然很想救他们，但却无能为力。当一名持枪的警察朝他的坐车方向走来时，他想，这下我要完了！还好枪矛挥过来的时候，只不过擦上汽车罢了。

    这种混乱凄惨的场面大约持续了30分钟，游行队伍被冲散后，甘地的汽车获准前行。一路上，他不断地回想刚刚发生的事情，觉得很痛心。警察用杀人工具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简直就和地狱中的魔鬼一样残忍。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惨无人道的事，竟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孟买街头，真是太无法无天了。

    于是，他就直接驱车前往印度总督府，抗议警察用这种残暴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卑鄙做法。英方不但不反省检讨，反而怪印度人非法集会。

    既然抗议不能取得效果，甘地就告诉他，他打算举行一次群众大会。获得许可后，他才离开总督府办公室。

    在孟买发生的这件事固然令人感到遗憾，可是类似的事件也曾在其他的地方发生。安娜丝雅宾夫人说，阿赫梅达巴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原因是在商讨全面罢工的会议上，有人散播谣言，说安娜丝雅宾夫人被捕了，纺织工人听说她被捕都气得发了疯，他们举行了罢工，采取了暴力行动，还打死了一名警官。

    为了使这次引起的一连串暴力事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降到最低，在处理孟买事件之后，甘地立刻赶到了阿赫梅达巴。当时，与阿赫梅达巴相邻城市的铁路已遭破坏，这件事使阿赫梅达巴进入戒严状态，市民在夜间被禁止外出和集会。另一方面，由于曾经发动暴动，市民怕英国人报复，所以也都不敢随意外出。

    当甘地访问总督府代理官普拉特时，他气势汹汹地责备他说：“甘地先生，这种暴力活动就是所谓的‘撒地亚·哥拉哈’吗？这件事情你应该负全部责任！”

    虽然在孟买时甘地曾亲眼目击警察对民众施暴的情景。不过，铁路遭到破坏的这一点，印度人民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甘地立刻向他道歉，并要求说：“我对造成的骚动感到遗憾，我这次从孟买赶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请准许我在这里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让我和民众一起检讨。”

    得到普拉特的允诺后，甘地就决定于4月13日，在“撒地亚·哥拉哈农场”召开群众大会。甘地在会中发表谈话，要求大家彻底反省。

    各位同胞：我所提倡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一向以不使用暴力为首要原则，来贯彻不服从对方命令的宗旨。大家必须明白，面对暴力、武器的威胁，而能不抵抗、不畏缩地继续坚持不合作的原则，需要比使用暴力多得多的勇气。现在，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抵制不合理的事，我们必须维护“撒地亚·哥拉哈”的真理和精神。不论对方的态度如何恶劣，甚至使用刀枪来胁迫我们，我们也绝不抵抗。请各位无论如何要认清这一点，在言论、思考及行动上，都要以“非暴力”作为最高原则。

    接着，甘地又向大家说明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完全是他督导不善所致，为了向神赎罪，他决定绝食三天以示忏悔。他也呼吁人民绝食一天，还建议那些犯有暴行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过。

    会议结束后，一些阿赫梅达巴的主要领导人来见他，要求暂时停止“撒地亚·哥拉哈运动”。这时，甘地也下定决心，在人民没有学完全了解非暴力的意义之前，停止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

    甘地的决定立刻引起农场内同志的不满，他们认为，如果采用完全非暴力的方式，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不可能大规模发动起来。如果不能发动大规模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不管再过多少年，印度都无法脱离英国的控制而获得独立。

    甘地很了解他们的心情和想法，可是他觉得，在数千人、数万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使用了暴力，就不能算是正当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了。因此，不管他们怎么说，甘地绝不改变决心。

    阿赫梅达巴事件处理完毕后，甘地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撒地亚·哥拉哈”的精神灌输给印度人民。要使这么多农人、工人了解“撒地亚·哥拉哈”的和平精神，实在不容易。要让所有印度人完全具备“撒地亚·哥拉哈”的精神，更不是短期内能够达成的目标，必须要有周详的计划和长远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这个理想。为了扩大效果，他就把过去他所发行的《神之子》杂志扩大刊行，并印成各种新的小册子发给群众。

    阿姆利则血案

    4月13日，甘地在阿赫梅达巴的农场召开群众大会。在另一个地方，阿姆利则也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由于英国人封锁消息，所以，除了当地居民外，没有任何印度人知道这件事，直到三四个月之后，这个消息才逐渐被传播开来。

    这件事的起因是在4月6日这天，阿姆利则地区的人为了响应全国的罢工，也开展了活动。当地总督戴亚将军看到街上庞大的游行队伍，便立刻发布戒严令，出动军队禁止任何集会。

    4月6日过去了，但戒严令却迟迟没有解除，因此，市民便决定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4月13日），在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集会抗议。戴尔将军知道后以后，立即命令军队全副武装，包围在公园集会的人。

    军队把广场包围了起来，在广场的唯一出入口架设机关枪，疯狂地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群众们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拥到出口处，这样一来，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那些军人扫射完毕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去了。这次事件中有400人当场死亡，受伤者达1200人之多。

    这个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舆论分成两派：保守派人士把戴亚将军捧成英雄人物，还发动捐款来奖励他；自由主义派人士则认为戴亚将军的做法应该被谴责，他们要求英国议会组织“阿姆利则事件调查委员会”，到印度来实地了解事情的真相。

    连英国人也毫不偏袒地抨击戴亚的做法，令人稍感安慰，可见公理、正义自在人心。但令人遗憾的是，“阿姆利则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全是英国人，此次调查可能有失公正。因此甘地必须站出来，站在印度人的立场参与调查工作。甘地向旁遮普的州政府申请进入阿姆利则，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却一点回音也没有。直到当年10月，许可证才下来。心急如焚的甘地便立刻动身前往阿姆利则。

    甘地抵达阿姆利则时，火车站前的广场早已聚满热情的民众，他们一看到甘地就欢呼：

    “甘地先生来了！”

    “甘地万岁！”

    甘地离开人群，想先在朋友家商讨事情，但他还没来得及坐下，群众又蜂拥着跟了过来，几乎不用他发问，他们就详细地跟他陈述了戴亚将军的残酷迫害行为。

    虽然甘地每天都认真地进行调查，但是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难以获得好的效果。印度国民大会党看到他孤军奋斗，便派了尼赫鲁父子来协助他。他与尼赫鲁父子的深厚感情，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建立的。

    不久，英皇所宣布的《印度政府法案》颁布实施了。这个改革案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与印度双方的约定，把不合理的亚洲法和罗拉特法等加以修改而形成的。这项法案声称：“在印度政府的各个部门中逐步加强与印度人的联系，以使其自治体制日趋发展；旨在使帝国内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属印度进一步实现责任政府制度。”

    新颁的宪法名义上是让印度自治，而事实上，只不过在各州政府的大臣中多安插几个印度人罢了，这只是英国企图掩人耳目的手段而已。

    这种自欺欺人的自治法案，当然令甘地极度不满，其他人也都不满意。印度的领导阶层对此事的看法也不一致，有的同意接受这个不完整的自治法案案，有的则表示完全反对。就在这时，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来访问甘地时向他表示：“国民大会党的总会不久将在阿姆利则揭幕，大家都想听听你对自治法案的看法，这次你无论如何要正式参加，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只站在旁观者的立场。”

    他的语气恳切、态度诚挚，使甘地无法拒绝，只好应允下来。

    戈克利在世时，就曾一再劝甘地加入国民大会党，都被他委婉拒绝了。因为那时他认为，通过精神运动来解救印度，要比参加政治活动有效而且重要得多。可是，自从阿姆利则事件发生后，他开始明白，要促进印度的独立，已不能只停留在精神运动的阶段了。因此，就在当年12月，他正式参加在阿姆利则举行的国民大会党总会。

    在这次会议中，大家一致决定暂时接受英国颁布的不完整的自治案。同时，为了促使印度早日独立，他们决定继续对英国展开不合作运动。这个不合作运动于第二年间开始实施，要点如下：

    一、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一切集会；

    二、抵制英国殖民教育，退出英国官方学校，自己开办学校；

    三、抵制英国法院，自设仲裁机构；

    四、拒绝到美索不达米亚参军服劳役；

    五、抵制议会选举；

    六、抵制外国货；

    七、凡是英国赐予的身份和封号，一律退还英国政府；

    八、不购买政府公债。

    这八项不合作运动要点浅显明白，任何人都能够理解，也都可以做到，因此获得了全体印度人的支持。为了响应这项运动，出生在印度的著名诗人泰戈尔公开宣告放弃英国政府赐给他的爵士称号，甘地也把以前在南非时得到的3枚勋章退还英国。在短期内，不合作运动就像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

    在阿姆利则召开国民大会时，有一天在中午休息时，甘地对议长默第拉·尼赫鲁说：“尼赫鲁先生，你不觉得会场的秩序有些乱吗？不相干的人进进出出，不但谁是正式代表搞不清楚，就连票数也无法统计出来。”

    默第拉·尼赫鲁颇有同感地说：“你说得很对，目前国民大会党的规章原是戈克利生前制订的，因为最近党员人数剧增，需要议决的事也大量增多，所以这项规章已不大适用现在了，我想请你拟订新的规章，你觉得怎么样？”

    当他把这个主张向大会提出时，大家一致赞成由甘地负责制订新的规章。虽然甘地很乐意接受这项工作，可是由于加入国民大会党的人都热切地盼望自己的国家能够独立，每一个人都热心地参与各项活动，所以国民大会党无形中就成了奠定印度独立的基石。将来印度一旦独立，国民大会党可能会成为印度最大的政党，因此，要制订新的规章时，必须把将来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一想到这项工作的深远意义，甘地就再也轻松不起来了。

    在他接受制订新规章的任务之前，为了要使规章发挥更大的效力，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印度目前最高领导人罗克曼雅和德杰班斯加入制订委员会。这项要求很快被接受了。阿姆利则会议结束后，甘地立刻着手筹划有关新规章的工作。因为委员们散居各处，而且工作忙碌，党章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但是他们依靠通信互相商讨，最后提出了一个一致同意的报告书。

    关于真理

    自从1919年年底参加阿姆利则的国民大会党会议之后，甘地就开始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受到举世的注目。他提倡的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抵抗英国，不仅为印度的独立自主贡献了力量，也鼓舞了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成为他们黑暗中的明灯。

    1947年8月15日，印度终于脱离英国的长期统治，成立印度共和国。

    1948年1月30日，79岁的甘地在一次调解教派纷争的活动中被一个极端分子枪击，而离开人世。

    七十九年的岁月，全都贡献给争取祖国的独立，正如尼赫鲁所说的，他的光芒在往后的岁月里，仍将继续照耀着印度，以及全世界为自由和平而奋斗的人。

    在甘地的一生中，他经常提到真理，他曾经说过：“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谈到或写到真理时，心里便呈现一片宁静。因为真理能使许多迷失的人了解诚实与爱的可贵。

    “以前，我一直相信世界上除了‘真理’之外，并没有‘神’的存在。由真理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宽恕别人的‘爱’。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

    “要在天地间做一个完人并不容易，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必须越过峻险的高山，渡过深广的海洋。这崎岖漫长的道路，仍有待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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