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初的一天，王莼农找到沈雁冰，告诉他商务印书馆准备将《小说月报》三分之一的篇幅改版，刊登新文学内容，提倡新文学。他为此新设了一个“小说新潮”栏目，请沈雁冰主持这个栏目的编辑事务；同时请沈雁冰为《妇女杂志》撰写文章，谈妇女解放问题。
王莼农是一个旧式文人，思想守旧，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当权人物的思想倾向和出版倾向。在王莼农主持下的《小说月报》历来都以发表“鸳鸯蝴蝶”派文人的言情小说为主，差不多就是他们的一个阵地。所谓“鸳鸯蝴蝶”派，是源于这些旧式文人所写的言情小说，常常用“三十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样的陈辞滥调，故而被人以鸳鸯蝴蝶称之。他们是旧封建意识和上海滩洋买办意识混合而成的产物，迎合了当时小市民比较低俗的欣赏趣味。《妇女杂志》则一直以提倡贤妻良母为办刊的宗旨。商务出版这样的刊物，一是出于保守倾向的出版思想，二是在赚钱上的考虑。但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遇到了难题。
这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半年了，新思想、新文学对于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冲击，已经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
它迅速改变着传统守旧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生活方式。《小说月报》每况愈下的发行量成了一个文化晴雨表，向商务印书馆的当权者们昭示了这一社会发展动向，而发行量减少的最终后果是商业利益的损失。所以，他们纯粹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也不能不革旧布新了。
这给了沈雁冰一个机遇，因为身处守旧意识浓重的商务编译所内，他所翻译、介绍和撰写的表达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此前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报刊上，现在可以充分利用自己身边的这两个刊物了。应允了王莼农的请求，沈雁冰马上动笔，在这一年第11期上《妇女杂志》发表了《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的文章。紧接着，在第二年1月号的《妇女杂志》上又集中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译文。此后，每期《妇女杂志》都有沈雁冰撰写或翻译的文章。
主持“小说新潮”栏目，花费了沈雁冰的大部分精力，但他干得津津有味，找房子的事则被忘诸脑后。几个月后，母亲又来信催促，而且信中有些不悦，似乎怀疑到儿子有什么瞒着她的事。
这封来信的原委是这样的：
沈雁冰自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起，就一直把刊登他文章的报刊都寄给母亲看。一身二任：主持“小说新潮”，为《妇女杂志》撰稿以来，他写的、译的文章比上一年多了许多，沈雁冰一篇未漏，都寄给母亲了。同时，在不久前的一封家信中，他告诉母亲薪水又增加了10元，每个月有60元了。于是，陈爱珠觉得有点不安：每月60元钱，一个人在上海花，绰绰有余，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多文章去赚“外快”？
是不是有什么额外的花销，比如结交女朋友？那次两个儿子陪自己在上海游览，就发现那里是个花花世界，街上来来往往的女子，多是些现代的、摩登的女性，远非德沚这样小镇女子所能相比的。德鸿一人整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繁华世界里，一年之中夫妻两人相聚不了几天；况且对于这桩婚姻，德鸿心里也是不大满意的，要不然怎么一篇接一篇的写些关于妇女婚姻、家庭问题的文章？他该不会有什么别的打算吧……还是得尽早把家搬到上海去，让他们夫妻生活在一起……想到这里，陈爱珠马上提笔给儿子写下这封信。当然她不好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疑虑，只是在信上告诫儿子钱够花就行了，不要为赚“外快”弄坏了身体，再就是催问何时可以找好房子。
沈雁冰是何等聪明的人啊，母亲在来信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疑惑不安，他立即就觉察到了。他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自己近一段时间工作生活的情况。他告诉母亲写那样多的文章其实不为赚稿费，一来是工作的需要，二来自己对于新文学，各种各样的新思潮以及社会上广泛关注的青年问题、妇女问题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志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活动，正可以藉此做一番事业，不想只是停留在编译一些现成的东西上面。他答应母亲尽快找房子，但没有为他所察觉的母亲的疑虑解释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不过陈爱珠的惴惴不安，不是没有道理的。她以作母亲的直觉，感觉到了儿子身上发生的某种变化，她的德鸿似乎不再那么老成持重、四平八稳，而有点不甘寂寞、锋芒毕露的意思，只是她把原因想错了。其实半年多之前，沈雁冰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什么变化，因为他每天接触的这些同事，他为之工作的编译所，总是那么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
差不多是与陈爱珠为在上海孤身一人的儿子感觉不安的同时，沈雁冰在上海的法租界会见了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人——陈独秀。
陈独秀是在1920年初来到上海的，他就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独秀此前在北京因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与胡适为代表的北京大学教授中比较保守的一派发生了冲突。陈独秀、李大钊主张《新青年》推动新文化运动，要谈主义，谈政治，而胡适和他的追随者主张少谈主义，不谈政治，甚至要在《新青年》上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把《新青年》办成单纯研究文史哲的学术刊物。陈独秀一怒之下决定将《新青年》迁到上海办，他说《新青年》是他一手创办的，不能任由胡适这班右派教授们左右。
到上海后，陈独秀将他在渔阳里二号的住所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地，又在法租界法大马路上办了一个发行所，办理出版发行事务。陈独秀约见沈雁冰就是商议在上海筹备出版《新青年》事宜的。与沈雁冰一起受到邀请的还有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几个人。
沈雁冰虽然早从《新青年》上认识了陈独秀，但这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在他眼中的陈独秀，举止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名人、大人物的派头。那时陈独秀已经40多岁，在青年沈雁冰看来是个智慧长者，还没有后来的家长式作风。陈独秀是从一些朋友那里和沈雁冰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知道他的。他感觉沈雁冰是一个思想进步，眼界开阔，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又是在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编译工作，所以希望听听他对在上海出版《新青年》的建议。陈独秀料到《新青年》迁到上海出版后，胡适那一班人可能不再给编辑部写稿，因此需要在上海多联络一些撰稿人，他请陈望道等人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渔阳里的这次晤谈之后不久，《新青年》第8卷第1号，也就是迁沪后出版的第1期，在5月面世了。这一期的社论名曰“谈政治”，由陈独秀撰写，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正是他在渔阳里那次长谈中谈及的问题。这一期《新青年》的出版，标志着“结束了过去的以‘文学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新青年》，而开始了以‘政治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新青年》”。
这一期《新青年》封面上有一个并不惹眼的小小图案：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它暗示了《新青年》主张的政治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关系，因为从这一期起，《新青年》专门开辟了“苏俄研究”栏目，介绍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妇女解放等消息，这个小小的图案其实还传递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当然那是在几个月之后才为人们所知，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正是在这一期《新青年》出版的当月，陈独秀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具体讨论了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这一次沈雁冰没有被邀参加。
1920年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发起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10月，沈雁冰经李汉俊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加入的还有邵力子。
沈雁冰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时，正赶上共产主义小组在筹备出版一个理论宣传刊物，以适应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作需要。
李达是这个刊物的主编，沈雁冰一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李达就约他为刊物撰写文章。这个刊物取名《共产党》，秘密发行，与《新青年》不同，专门宣传介绍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刊载第三国际以及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撰稿人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沈雁冰很快就为《共产党》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等4篇文章，发表在该刊第2号上。通过翻译这些文章，他初步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的纲领和内部组织是什么样的，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包括哪些方面的斗争等等。
沈雁冰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并且参与《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并没有影响他在商务编译所的工作，只是需要翻阅的报刊书籍更多了，需要撰写翻译的文章更多了。他通过美国的伊文思图书公司和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不定期购买英、美出版的新书和各种杂志，以便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文化、思想、文学、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最新动态和各种新的思想、流派。
被沈雁冰称作“半革新”的《小说月报》，并没有取得王莼农预期的效果，相反是每况愈下，到了接近年底的时候，印数跌到只有2000，这对商务来讲，已经是保不住本钱的买卖了。王莼农请沈雁冰主持“小说新潮”栏，原是想以此吸引新的青年读者，也显示《小说月报》是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然而，当时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思想交锋是非常激烈的，非新即旧，几乎不共戴天，容不得调和折衷。《小说月报》一向是“鸳鸯蝴蝶”派的势力范围，他们哪里容得新文化插进一只脚来，而思想激进的新青年也不满足只鳞片爪的革新，其结果自然是费力不讨好，两边都不买账。《小说月报》在王莼农手里成了“鸡肋”，使他左右为难。权衡再三，特别是还有商务印书馆方面经济考虑的压力，王莼农终于提出辞职。
张元济、高梦旦他们对于王莼农的辞职并不感觉意外，也没有什么惋惜，他们已经物色好了一个人选——沈雁冰。从沈雁冰进入商务编译所以后的工作表现看，他们发现这个年轻人学问扎实，业务能力强，知识面宽，特别是近两年思想活跃，与新文化阵营方面的联系多，正是合适的人选。
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张元济与高梦旦在王莼农提出辞职后曾去过一趟北京，他们约见过郑振铎等一些文学青年。郑振铎等人当时正在酝酿办一个文学期刊，因此要求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个由他们主编的文学杂志。张元济、高梦旦无意再出版新的刊物，正好王莼农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之职，他们顺水推舟，表示可以改组《小说月报》，但主编要由商务的人来做。郑振铎等人于是转而主张先成立一个文学社团，然后考虑办刊之事。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高梦旦即约沈雁冰在他的会客室谈话，告诉他王莼农已经辞职，《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都要重新聘请主编。他说：“馆方鉴于你这一年来主持‘小说新潮’栏目颇有成效，且帮助这两个刊物革新面目，写了不少文章；同时认为你有能力和才干，所以拟聘请你担任两个刊物的主编，不知你的意向如何？”沈雁冰对于主编《小说月报》很感兴趣，也很有信心，立即表示同意。但他同时声明，不能像王莼农那样兼顾《妇女杂志》，只能集中精力办好一个刊物。高梦旦没有坚持，只询问沈雁冰何时可以拿出全面改革《小说月报》的具体办法。
由沈雁冰主编并且全面革新《小说月报》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在高梦旦会客室的这次谈话，又给了沈雁冰一个机会，使他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的一员骁将。当然，与其说是商务编译所选择了沈雁冰，不如说是沈雁冰恰逢其时，接住了时代抛给他的一个良机。
沈雁冰全面考虑了一个改组《小说月报》的方案之后，向高梦旦提出了三点要求，作为担任主编的条件。高梦旦满口答应，只提醒沈雁冰，改革后第1期的《小说月报》，也就是第二年1月1号的稿子，两个星期必须开始发排，40天内结束排版、校对、印装的全部工作，才能按时出版。这对于一本大型月刊是非常紧张的运作周期。高梦旦似乎并不太担心，他知道沈雁冰经常为许多刊物撰稿，熟人多，会有办法备齐稿件的。
虽然是在仓促之间受命主编一个刊物，而且要做全面改革，沈雁冰胸中倒也已经有了大半的把握。主持“小说新潮”栏目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积累起许多稿源，所以第1期《小说月报》需用的论文、译作已不成问题。没有把握的是创作方面。原来王莼农把持《小说月报》创作稿源，沈雁冰插不上手，所以交往的熟人，特别是在上海的熟人中没有搞创作的，一时间从哪里去找到足够篇幅的小说作品呢？
情急中他想起了上一期刊登的一篇作品的作者王剑三。这篇小说风格新颖，引起他的注意。作者的通信地址，来稿登记上可以查到，是在北京。
沈雁冰立即写了一封约稿信，用快信寄给王剑三（他那时还不知道王剑三就是王统照）。他在信中同时告诉王剑三，由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将完全革新，请他约朋友们为刊物写稿。
没过几天，沈雁冰就收到了回信，但不是王剑三写的，是他不认识的郑振铎，因为高梦旦还没有对他说起在北京会晤过郑振铎的事。
郑振铎在信上说，他的约稿信王剑三拿给他们北京的一班朋友都看了，大家都愿意提供稿件。信中还说到这班朋友正在组织一个从事文学活动的团体，由周作人等人发起，名称叫作“文学研究会”。他们邀请沈雁冰参加，并且作为发起人。
沈雁冰看了来信非常兴奋。郑振铎的这班朋友和由周作人牵头的这些“文学研究会”发起人，有许多位他是知道的，他们从事新文学创作或新文化活动。以此为依托，《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应该是胜券在握了，此前不太有把握的第1期创作栏目，有这些搞创作的朋友相助，最后发稿期前集齐稿子，想必是不成问题的。
沈雁冰立即提笔拟写了一篇“本月刊特别启事”，首先向读者宣布《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1号起全部革新，然后介绍了分门别类的新栏目。“启事”最后特别列出一则说明：“本刊明年起更改体制，文学研究会诸先生允担任撰著，敬列诸先生之台名如下……”这等于是正式发布“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消息。不过当《小说月报》1920年最后一期的最后一批稿子发排时，郑振铎寄来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简章和发起人名单，沈雁冰以“附录”形式将其刊出。
郑振铎同时寄来的，还有文学研究会同人为《小说月报》革新号写的稿子，其中有冰心、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瞿世英的创作，耿济之等人的译作，周作人的评论文章等。这样，第1期的稿子就齐备了，沈雁冰起草了一篇《改革宣言》，如期发出《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的全部稿件。
一个多月以来，沈雁冰忙得不可开交。虽然他顶着个主编的头衔，但大小事宜都得自己动手，连稿件都得亲自去取，就像在演“独角戏”。所谓的“小说月报社”，只有他这位主编和一名兼管稿件登记的老校对，连一位编辑也没有。
那位校对，人倒是老实，能力却有限，他校过的东西，主编还需再校一遍才放心。
忙归忙，这一个多月却是沈雁冰进入商务编译所以来，感觉最舒心的日子。他有一种英雄找到用武之地的欣喜，也产生了一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冲天豪气。
有文学研究会一班朋友作后援，他信心十足地憧憬着未来的轰轰烈烈。
革新后的第1期《小说月报》，引起很好的社会反响，销售情况也不错，5000册一经发出，很快告罄，这已经是前一期印数的两倍半了。商务设在各地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一期多发，于是第二期就定了7000册的印数。
但是在商务印书馆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小说月报》的革新拍手称快，那些顽固守旧的人物都在冷眼相看。第1期发刊不久，沈雁冰就收到一本尚未开封便退回来的《小说月报》，退刊者是陈叔通。沈雁冰是按馆内的惯例给各部门和馆里的头头脑脑们分送刊物的，陈叔通显然以此表示他对新《小说月报》的不满。沈雁冰原本不知道陈叔通何许人也，同事告诉他，这是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一个握有大权的大人物。沈雁冰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对此只是付诸一笑。“这种无言的‘抗议’，至多不过表达一下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罢了。”
到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小说月报》的印数已经增长到10000册。商务印书馆内保守的势力对于新文化、新思想的憎恶之心，似乎抵不过孔方兄对于他们的诱惑之力，至少在此时，沈雁冰可以从心所欲地去追逐那个最终目的。但他能一帆风顺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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