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是“陈从周的本色人生”，主要是研究他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本章以大量的、具体的事实来赞美他的人生理想美、人性善良美、人格高尚美和智力结构完善美，写出一个真实的本色的陈从周来。
一、陈从周的人生历程
陈从周先生原名郁文，号从周，取《论语》中“郁郁乎文，吾从周”，后以号行，别号梓翁，浙江杭州人，祖籍绍兴。1918年11月27日生于杭州。2000年3月16日逝于上海瑞金医院。他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园林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生擅长文史，兼工诗词、书画、篆刻，酷爱昆曲，是个多才多艺大师级的人物。
先生的老家位于杭州城北青沙镇散花滩仓基上，据先生说，可能这里原是南宋时的粮仓，故废后仍留下此名。先生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经商的，父亲自立后，就在此择地建造房子。这里共有四座建筑，主楼厅名“尚德堂”，后面走马楼名“爱吾庐”，墙后一座三开间是东花厅，主楼大厅之东是座新花厅。“爱吾庐”是上房，先生就出生在此楼左厢楼上，东花厅三开间是他祖母颐养天年之处，新花厅三开间是有围廊的半洋楼，后面增设书房，楼上是他父亲晚年静居之所，厅前是个不大的花园，园中以湖石石笋为花台，乔木荫天，清静、雅致。邻居都是本地大族，书香人家。先生五岁时就破蒙进私塾读书了，塾中学习显得严肃单调，一天到晚读书、背书、习字、造句，塾师的一丝不苟，培育了先生的文化基础和惊人的记忆力。十岁进本地的教会小学，学习活泼多样，不过回家后，仍要跟着秀才出身的姑父背古文、做作文，洋学堂外加半私塾，为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也培养了勤奋好学的习惯。散花滩，四周临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尾段，河面开阔，有三桥通市，隔河就是大王庙，庙前水面挑出的大戏台，与庙连成一体，正面看去，形同前行的大螃蟹。每逢过年过节，这里都要演戏，站在家的后门就能听到锣鼓声。先生八岁丧父，十多岁丧母，从此由二嫂徐惠君（徐志摩的堂妹）抚养成人。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就进杭城读中学，并永远离别了他的老家。
先生的童年时代是在老宅中度过的。童年时的学习和生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父亲晚年喜欢花草树木，房前屋后布满花盆、花坛、花园。他常常跟着父亲养花种草、种树，看惯了水乡的船只、石桥、社戏和民宅，观察了各种民风和礼数。特别是母亲教他读背的第一本书《千家诗》和当时最喜欢读又背得滚瓜烂熟的《幼学琼琳》，对先生幼小的心灵影响尤深。诗中对于春夏秋冬四季景物风光的描写，对于山水云烟、日月星辰变幻的表述，对于人间喜怒哀乐的抒发以及名诗名句中蕴含的哲理等，使他都有初步的了解；而《幼学琼琳》中的许多人物传略、历史、地理常识等，都是最概括的索引，引导先生对英雄人物、历史地理的关心，培养了先生研究历史、建筑、园林艺术等的兴趣。青少年时代，读初中时，由于教素描、水彩、国画和书法的胡也衲老师施教有方，他就喜欢上了这些美术类课程；而中学语文课本里选的古代文学史上的名著和当代名人徐志摩、朱自清、鲁迅等人的作品，也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特别爱读李清照的词，爱屋及乌，进而爱读她父亲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他在1983年写的《灯下杂忆》中回忆道：“这位老太爷，还是我研究园林的启蒙老师，他不但教导了我怎样品园，怎样述园，而最重要的，他的文采使我加深了钟情于园。”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他游遍了风景名胜和历史古迹，特别喜欢乘船去游那些借景湖光山色又位于西湖边的园林，杭州人称“庄子”，如刘庄、康庄、蒋庄、高庄、宋庄、汪庄、柳庄等，庄内的真山、假山、水池、小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船坞、埠头等都独具特色，进一步培养了先生爱好风景名胜、欣赏文物古迹和浏览园林的兴趣。大学时代，是在当时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度过的。先生读的是他最喜欢的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师承著名的夏承焘、任铭善、王蘧常等先生，高徒遇上名师，一经指点很快就学会了作诗填词，并常有诗、画或者诗配画、画配诗的习作在校刊上发表。读书时他还选学了胡山源先生的“昆曲”课，胡先生白天上课，晚上请客去看沈传芷、张传芳等名角演唱，有时还带他到自己家中听张传芳老师为培音谱曲，教师身教言传，让他感动，使他对昆剧也着了迷，他不但是学校诗社、书画社中的骨干，而且也成了剧团中的活跃分子。
1942年大学毕业后，受聘于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和杭州师范学校，任教国文和历史。当时先生和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陈植（直生）教授住得很近，两家又有世谊和乡谊，陈植教授的公子还是他的学生，所以先生常去看陈教授。在陈家，先生借阅了许多关于建筑的书，两人经常谈论有关建筑的话题，有时还会展开有关建筑的专题讨论，陈植教授从中惊异地发现，这位年轻人在建筑学上居然有如此深厚的基础和独到见解，就毅然聘先生到之江大学建筑系任副教授，教中国建筑史和中国营造法。陈植教授成了先生进入建筑领域的引路人。1944年，先生经徐志摩儿子徐积锴介绍与二嫂的姑表妹蒋定结婚。
1946年先生在上海时，得到我国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先生赏识，成为张大千先生的入室弟子，在张先生画室“大风堂”学习国画。
约1947年前后，先生受聘于圣约翰大学，先进高中部教国文和历史，后进大学部建筑系任副教授，教中国建筑史和中国营造法。1950年起还在苏州美专上海分校兼职，教国画和中国美术史；后来又去苏州苏南工专兼职，教中国建筑史和中国营造法，从此与苏州结下不解之缘。
1952年下半年，国家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调整，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其他大学的建筑系科全都并入同济大学，先生从此离开约园，住进同济，直到逝世。先生终生以教书育人为职业，教学和科学研究结合，教课之余经常调查考察，研究古建筑和古园林，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分别在《文物》、《社会科学战线》、《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先生普查、考察、调研的足迹遍及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安徽、山东、广东、广西、云南、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辽宁、北京和香港等十八个省市区。经他研究和考证，纠正了不少古建筑修建中的难题，丰富了建筑史的内容。例如苏州灵岩山的宋塔，过去都说是宋代建造的，经先生研究考证，认定此塔原是宋代建造的，但是，塔顶上部两层是在明代被毁后，重新修构的；又如苏州甪直保圣寺天王殿内的塑像，过去都说是唐代杨惠之作，经先生考证和研究，证实是典型的北宋时代作品，他的观点已被文化部正式认定；再如浙江武义桃溪延福寺，都说为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7年）创建的，元代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在原来基础上重修的，此说经先生反复考证，得到确认，但是，其中正殿，经先生研究，认为是元代延祐四年的建筑，非五代时建筑，此说亦为学术界和政府所接受；再如杭州伊斯兰教的凤凰寺建筑，季思君断为宋时所建，经先生研究，实为元末明初所造，基台上的玉石雕竹节状也是明时所刻，上海松江清真寺与此相同，亦可作佐证。
经先生考证研究的历史名园和古建筑中，不少有较高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却被人为破坏或任其自然倒坍，在他一再建议和努力下修复起来的，苏州有网师园、曲园，吴江同里退思园，泰州乔园，杭州有郭庄、雷峰塔和西溪，绍兴有兰亭、沈园、明代大宅院吕府十三厅和道墟章家祠堂，宁波白云庄等，经先生亲自筹划并整修的有杭州西泠印社，绍兴东湖，如皋水绘园等。经先生抢救而保存下来的风景区、园林和古建筑有海盐南北湖，岱山摩心岭与慈云庵，南京栖霞山、幕府山、燕子矶，益州冯氏偶园，博山郊区泉石仙境，阳谷狮子楼，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通过先生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后发现由于风景园林的管理者和建造者人文素养低，历史知识贫乏，因此修建草率，不合体制，不按常理，导致不能因地制宜，甚至有些还破坏了自然环境和风景园林，搞得不中不洋、不伦不类，被先生批评过的有福建莆田三清殿、济南珍珠泉、淄博临淄城殉马坑、苏州虎丘东麓的盆景园、无锡蠡园、南京清凉山、南京城和扬州城的绿化，宜兴的善卷、张公诸洞，杭州西湖北山造高大建筑，孤山造大饭店，满觉陇至烟霞洞造公路，玉皇山和福建鼓山造盘山公路，泰山等地造缆车，杭州北高峰和南京鼓楼造电视塔，北京颐和园西南部的观赏堂办学校、藻鉴堂改宾馆、养狗等。这些单位被批评后一般都能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改进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风景园林建设的整体水平。
先生设计并主持建造或筹划设计的园林有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中国艺术馆的“明轩”、宁波天一阁的东园、上海豫园的东园、富阳依绿园、昆明安宁楠园等；先生参与设计的有扬州鉴真纪念馆等。先生设计的园林，无论建筑还是山石、水系、花木等都有机地组织成山水画卷，把文学、书画、园艺、昆曲等的精华集中起来，景随步移、情随景动，使“花影、树影、云影、水影、风声、水声、鸟语、花香、无形之景、有形之景、交响成曲”（《说园》），令人陶醉，诗情画意油然而生。先生化近两年时间精心设计建造的上海豫园的东园，是先生造园生涯的代表力作。现在豫园的东园已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成为上海市接待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圣地。而昆明安宁的楠园，从相地选址、设计构思到题咏，都是先生亲自动手作的，建筑施工、叠山理水、种植花木和室内装修陈设，也都是在先生指导下完成的，所以，它也成了先生的代表作。
先生的著作有《徐志摩年谱》、《苏州园林》、《苏州旧住宅》、《苏州旧住宅参考图录》、《江浙砖刻选集》、《装修集录》、《漏窗》、《扬州园林》、《扬州园林与住宅》、《说园》、《园林谈丛》、《书带集》、《春苔集》、《山湖处处》、《绍兴石桥》、《帘青集》、《随宜集》、《中国名园》、《书边人语》、《世缘集》、《中国园林》、《未尽园林情——陈从周散文随笔选》、《梓室余墨》、《园韵》、《陈从周天趣美文》、《陈从周散文》等数十本。参与编写的有《中国古代桥梁史》（茅以升主持）、《上海近代建筑史稿》（陈从周主编之一）、《中国建筑技术史》等三部；另外，还为北京建筑研究院搜集、整理并编写了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史参考图集》。其中《苏州园林》是先生研究园林的第一本著作，也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苏州园林之作。《说园》是先生的代表作，是我国现当代继童寯的《江南园林志》、刘敦桢的《苏州古典园林》之后，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园林的理论著作，它和童、刘两位前辈的作品一样，都继承并弘扬了《园冶》中提出的我国传统的造园方法和造园理论，集中论述了造园的技艺、原则和方法。《说园》还在此基础上，着重从复园、品园和游园的角度来论说园林，把造园提高到审美层次，使园林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特色更加突出；书中又提出了动观静观之说、风景区建筑不能喧宾夺主，造园与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造园之理应与绘画之理、缀文之理相结合，“情”在造园中的重要性等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造园理论。同时它又针对当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造园和风景区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和改正意见，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和前瞻性。
本书写作上也有创新。《园冶》、《江南园林志》和《苏州古典园林》等作品，都按造园工程的先后次序，依科学技术文章的特点分章节撰写的。《说园》是为了突出“造园如缀文、缀文如造园”的特点，以造园造景的形式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园，每个园中各个小节都是多姿多彩的情和景，每一篇都以起承转合的章法来结构，篇与篇之间层层深入、互相补充，但绝不重复，五篇文章又首尾照应十分完整。全书是大园包小园、小园之中美景纷呈，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徐志摩年谱》是先生的处女作。先生十一岁时，徐志摩的堂妹徐惠君嫁进陈家，成为先生的二嫂（后来先生母亲去世，由二嫂抚养成人），童年时就知道徐志摩的大名，家中书架上放的《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巴黎的鳞爪》、《猛虎集》等都是徐志摩的著作，先生还曾在家中花厅里见到过他的背影，总是消失不了。十三岁进蕙兰中学读初中时，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就有他的《想飞》一文，先生一读到“飞”，童心就被他引入云端。十四岁时，听到他在山东坠机的噩耗，很伤心。先生爱读他的诗文，徐志摩的性灵感染了先生的气质，因为喜爱他，就自然而然地留心诗人的事迹。后来先生与徐志摩亲姑妈的女儿蒋定结婚后，跟徐家和徐家的亲戚接触就多了起来，随着收集到的珍贵资料的不断丰富，对徐志摩在感情上也由崇敬转向深入研究了，并于1949年编好了《徐志摩年谱》。徐的前妻张幼仪见到《徐志摩年谱》后，写信给先生说：“从周弟爱摩之心，胜过儿孙辈。”《徐志摩年谱》出来后，立即成为当今世界上研究徐志摩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宝贵资料。
先生多才多艺，诗、文、书、画、印、曲、琴、棋，样样精通，绘画上成就更大。1948年30周岁时，曾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以“一丝柳、一寸柔情”的诗情画意蜚声上海画坛。随后出版《陈从周画集》，张大千先生为奖掖自己的得意门生，欣然为其题签。先生的画得张师大千先生真传，迅速成长，很快成为著名画家。到了八十年代，先生的画被列入国宝之列，政府禁止出境。但是，先生从不卖字画，只把字画篆刻当做交流交际和传递情感的工具，先生常说：“翰墨只把缘来结。”上至市长、书记，下至司机、门卫，他都曾为之写字绘画，一时传为美谈。
十年浩劫之后，先生获得新生，焕发了青春，无论教学和科研都成果累累，又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工作忙，任务重，但心情舒畅，精力充沛，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家庭也幸福，两个女儿都出国留学，两位女婿都是博士，独子结婚了，子媳都孝顺。可是，正在先生享受天伦之乐、发挥余热、安度晚年之时，不幸的事接踵而至。1986年，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妻子病逝了，1987年留美的独子被害了，古稀老人经不起过度悲伤的接连打击，再加上工作压力重，先生病倒了，胃出血、小中风、身体垮下来了。幸好先生得了个宝贝孙女媛媛，她陪着爷爷一天天长大，“紧抱孙儿望后来”，使得几乎麻木的老人又重新振作起来。后来，媳妇和孙女搬走了，先生更加孤寂了。“以园为家，以曲托命”是先生晚年刻的一颗章，也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是在自己酷爱的园和曲中度过最后岁月的。
二、陈从周的本色人生
先生是中国普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他身上闪耀着传统知识分子自然本色的光辉。
从小他就受到儒家思想熏陶，把“蒙学”、“诗学”、“经学”等典籍都读在嘴上，记在心里，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也就深深地扎下根了。先生生于祖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读小学时就高唱：“长江长，黄河黄，是我祖国的荣光，是我同胞的故乡……”这首爱国歌，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陪伴他经历了风风雨雨，他说：“每次在长江中、黄河边，我都要默诵这词句。祖国美丽雄伟的景物，通过这淳朴的歌词，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起着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半个世纪之后，先生垂老情怀依旧不改，教自己的小孙女媛媛唱的还是这首歌。唱起这首歌，先生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见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一样。他的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行动之中，他小学、中学、大学都曾在教会学校学习，但他从没有沾上崇洋媚外的思想。有些人要出国了，总要买套西装来穿，但他多次出国，穿的就是人民装。当他穿着人民装在国外的街上行走，有些外国人一见到他，就翘起大拇指对他说：“你是北京来的”时，他内心立刻涌起一种无法形容的民族自豪感和自慰情绪。他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国家昌盛了，个人在国外才能受到尊重。
1978年冬，为筹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中国园林“明轩”，应邀赴美国纽约。他想在百忙之中去拜访自己的恩师张大千先生，劝说恩师回大陆定居。经多方打听方知恩师早一年已离美去台湾定居了。在美期间，只要有机会见到华人学者或他的朋友，他都以对祖国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去劝说他们回国做贡献。他赠给自己尊敬的好友、世界著名的华人建筑家贝聿铭先生的一首诗曰：纽约赠贝聿铭建筑师树高千丈叶归根，缩地移天若比邻。装缀山河凭妙构，兴移点笔故园春。
希望贝聿铭先生能“叶归根”，用他的奇思妙想来装点祖国山河，使“故园”满园春色。他给他的友人、著名画家、美籍华人王季迁先生的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纽约赠画家王季迁洞庭长爱鱼莼美，吴下名园最忆君。愿乞他年终老约，白头还写故乡春。
寄居海外的友人常为他的深情和真诚所感动，也把他当知心朋友，向他倾诉心中的不满和疑虑。有位友人对先生说：“祖坟挖掉了，祖宅毁掉了，家谱烧掉了，还有什么根可寻？”先生理解他的心情。为了纠正极“左”路线的错误，他作为人民代表，特地为此写了“关于保护名人名居的提案”。先生说：“家可爱，国亦可爱，家和国作为一个人是不能忘情的。”“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身、家、国、天下四者不能分割。”当在海外的华人和台、港、澳同胞回大陆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祖坟、祖宅、家谱都被毁了时，他们的心境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故居》一文中说：“历史文化遗迹，我们不能破坏得太多，可保留的应该保留，给人们有个寻根的地方。尤其阔别大陆四十多年（此文1990年写）的大陆去台的台胞们，我们更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对统一祖国是有好处的。”先生想的比一般人要深远得多。
爱故乡是深爱祖国的表现。先生的老家虽然早已无片瓦寸土，整体环境也变得面貌全非，就连“散花滩”也已变成半岛，与陆地连在一起，那里的人连“散花滩”的地名也不知道了。可是，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他不但记得当年的老宅与花园，街坊邻居，当地的主要建筑大王庙、戏台、纸商会所的蔡侯殿（蔡侯是汉代纸的发明家蔡伦）以及邻居家中的匾额、对联、界石上的石刻等，还记得童年时眼巴巴地盼着过新年的情景。“年三十的吃，年初一的穿”，所有的习俗、礼数都能说得清、道得明。幼年、童年记忆中的点点滴滴，都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仿佛就像昨天一样。
先生生长在杭州西湖边，对家乡有一种特别深厚的爱。他虽离乡多年，但家乡的湖光山影时绕梦寐。在他的辞世之作《梓室余墨》里，有关家乡杭州的，就有七十多篇。对家乡有特色的、有名气的建筑、园林、名特产品、饮食习惯、文化、教育以及历史上有贡献的文化名人都有详尽的记述，如数家珍。正因为对家乡爱得深切，所以对家乡建设中的问题也从不吝言。例如先生看到西湖北面栖霞岭下造了高楼大厦，北高峰上造电视塔和缆车，北山街和孤山边上建起超体量的大宾馆、大餐厅、大饭店时，就多次指出，西湖穿上西装后，四周的山变矮了，湖变小了，自然美被破坏了……为此痛心不已。八十年代旅游发展后，他看到西湖北线游人拥挤而南线清冷时，一再提出重修雷峰塔作引景，吸引游人，让南线热起来的建议。
在整修郭庄、俞楼和开发西溪湿地、钱江新城等方面也都提出过不少富有建设性的主张，这些意见都从整体上提升了杭州城市的文化品位，为家乡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使西湖和钱塘江都变得更美了。
先生的祖籍是绍兴，祖居地是道墟杜浦陈家。“毋忘水源木本”，这是陈家的祖训，他十多岁时曾坐船回祖居地，半个世纪之后，垂老情怀，又回祖居，站在父亲修建的陈家祠堂前，望着涓涓细流，低回沉思，想起世代务农的祖先，对老家的依恋，对祖宗的怀念，真是别有一股滋味在心头。他对祖居地的深切怀念，在他来说，还有一桩深藏在心底的情结，就是道墟在清代出了一位大史学家章学诚，他是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在章学诚的著作《文史通义》中以“六经皆史也”的立论而著名，所有这些当地人都早已忘却了，唯先生难以忘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先生努力下，在道墟终于寻找到已被忘弃的明代建筑章家祠堂，经先生的大力推荐，当地政府立即兴然作出保存并修整章家祠堂与周围建筑及园地的决定，为绍兴这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又添上一笔靓丽的色彩。
先生不但深爱着故乡，深爱着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深知历史文化的价值，还身体力行，予以保护。先生一生交游多、阅历广，有价值的收藏也不少，但当先生得到有很高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料或艺术品时，他总能毫不犹豫地无私地奉献给国家，让她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一生奉献出来的宝物很多：例如梅兰芳1936年画的墨梅图，原是梅兰芳贺陈叔通老先生六十寿辰之作，陈老离沪去北京时将它送给先生，程砚秋先生见到后立即在图中题诗，梅先生的老师汤定之（涤）先生见之又书“冰雪聪明”四字称赞梅程二位京剧大师，后来先生又请梅先生的老朋友昆剧大师俞振飞先生加题了一首诗，最后先生自己为此画题了跋。一幅画中居然有六位大家的手迹，真可谓宝中之宝了，它具有的文物价值可想而知了。先生虽然爱不释手，但一想到，由于梅兰芳是江苏人，为了发挥她更大的作用，就忍痛割爱，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南京博物馆保存。1965年，陆小曼临终时，把自己一直保存在身边的几件宝物：自己编的《徐志摩全集》的一份样本及商务印书馆已排定的一箱纸版，梁启超为徐志摩和泰戈尔相会而写，又送给徐志摩的一副长联，一幅陆小曼的山水画卷等，都送给先生收藏。很显然这些宝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难得的珍贵史料，亦可说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就拿陆小曼的山水画卷来说，这是她向当时名画家贺天健学画后而作的早期作品，山水秀润天成，书法亦清丽秀美，画中充满画家本人的诗意灵感和愉悦心情，深得徐志摩的喜爱，所以徐先生总是带着它奔波于北京、南京、上海之间，并征得邓以蛰、胡适、杨铨、贺天健、梁鼎铭、陈蝶理等名人大家的手笔题跋。其内容除赞扬小曼聪慧之外，还有关于是否要师造化的学术论争，在艺术史上也很有意义。
此外，这幅画还是随徐志摩去京坠机而幸存的遗物，陆小曼为之守护了一生，所以先生题了“历劫之物，良足念也”八个字加以说明。梁启超写的长联手卷，先生特地拿到北京，请俞平伯先生在四周题诗纪念。先生为这些宝物一一作跋之后，毅然让它们分别送入北京图书馆、浙江博物馆，由国家为之收藏和保护。这些宝物在小曼手中，像尘封多年的文物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将被遗忘，但交到先生手中，先生为之洗尘、整理、介绍，丰富他们的内涵与外延，让它们都显示出历史的真正价值并闪耀出原有的光辉来，供后人研究、欣赏，先生这种赤诚之心实在令人敬佩。先生为保护、研究和传承祖国优秀的历史和文化，吃尽苦头，受尽迫害，从1958年因反对拆苏州古城墙遭批判起，他就变成了“老运动员”，一搞运动就拿他开刀，他先后被打成中国营造学社的外围分子、反动文人、革命路上的绊脚石，是个反面典型。十年浩劫时，更是首当其冲，被当作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横扫，蒙受折磨、冤屈和侮辱，但是，“丈夫为志，穷当益坚”，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在有些人消沉、迷茫、绝望之时，先生却以惊人的毅力和胆略，坚定信念，忠于职守，把自己掌握的极具文史价值的资料记录下来，传给后人（内容十分丰富，现收集在《梓室余墨》中），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正如宋人苏东坡在《晁错论》中所说：“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这样的评说用在当今的陈从周先生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之后，先生获得新生，精神更为振奋，为保护文物和生态环境，修复已遭毁坏的古建筑、园林和风景名胜，他敢于“劫法场”，敢当“消防队”、“救火兵”，被他抢救出来的古建筑、园林和名胜古迹不计其数，经他指点、策划后，变成美丽的风景区和旅游胜地的也不在少数。例如原来炮声不停，开山取石，枪声不停，打鸟捕兽的海盐南北湖景区，现在青山四围，宁静优美，变得像世外桃源一样。
先生对于一方面破坏古建筑，一方面又大兴土木建造“假古董”的做法，非常气愤，斥之为“没文化”、“败家子”。对于建造出违背历史、缺乏审美价值的建筑，先生一贯敢于面对时弊说真话，敢于得罪当地有关领导。先生对苏州名园的抢救和修复是功不可没的，对苏州市领导大力支持名园的抢救和修复也是一向褒奖有加的，但是，对“曲园”的修复，批评却是十分严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州市接受了先生与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等八位学者联名书面向国家园林局和苏州市提出修复“曲园”的建议。曲园是清末大学者俞樾在光绪初建于苏州的园子，由于园的地形弯曲，状似篆体“曲”字而得名，是个典型的文人园，园主曲园老人享有国际声誉，章太炎是其大弟子，北京大学的汪东、黄侃等教授为其再传弟子，文学家兼红学家俞平伯教授为其曾孙，其学派至今国内外还有影响。这样一位园主所修的曲园，其历史与文化的内涵、精致典雅的程度以及处处呈现出的书卷气息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当先生应邀参观修复好的曲园时，令他大失所望。一进曲园，看到的既非文人园，亦非大儒所居住的宅院，几座建筑尺度不合规范，过分华丽的装饰，怎么也掩饰不了整体的粗糙低俗，看后，先生立即批评道：“像个暴发户的园子！”他对苏州市领导不客气地说：“苏州并非无造园人才，亦非无能工巧匠，为什么将曲园修得如此？有玷苏州这座文化名城的盛名！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先生对上海主管城建和园林的有关领导，也曾面对面地批评过。
先生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己任。除了奋力保护钟爱的古建筑、园林、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外，对昆曲的复兴、茶文化的繁荣、食文化和酒文化的传承、服饰文化与民间工艺、民风民俗以及民乐（特别是笛子和古琴）等的振兴，也都非常关切。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进入，西方文化开始冲击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吸引着赶时髦的年轻人，先生为保护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拿起笔来为继承和弘扬东方文明而摇旗呐喊。
先生继承了我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敬老爱幼的美德，对师长非常敬重。当他的恩师陈植（直生）教授九十华诞时，他已是古稀老人，仍赶去祝寿，坚持向陈老行跪拜礼，认认真真地双膝跪地叩了三个响头拜寿，陈老为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还当场泼墨挥毫，专门为陈老画了一幅有九朵兰花的祝寿图，歌颂老师的美德。陈老拿着这幅图看了又看，非常高兴和激动。这对白头师生的深重情谊，使与会者都为之动容。先生对朱启钤、王蘧常、夏承焘、任铭善等老师也都是十分敬重的。他不仅对名人名师尊敬，对中小学的普通老师也怀有同样的感情，他曾和著名画家叶浅予等学长一起，为初中的图画老师胡也衲先生立墓碑，一时传为美谈。他写的《老去情亲旧日师》、《永康访师记》、《童年的老师》等多篇文章都表达了自己对中小学老师的尊敬和怀念。
先生对人热情、真挚，交游广、朋友多，讲求诚信和仁义。梁思成、童寯、刘敦桢、顾颉刚、叶圣陶、梁作燊、俞平伯、许宝騄、苏步青、苏局仙、冯其庸、王西野、俞振飞等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都是他的要好朋友，先生都尊之如老师，敬之如兄长。浩劫年代，当先生见到报上登有梁思成逝世的噩耗时，就不顾自己正在安徽山区劳动，处境尴尬，又患胃出血等病痛，他努力冲破工宣队的阻力，冒着严寒风霜，翻过崎岖的山道，步行到县城，为梁先生家发出悲痛欲绝的唁电。梁作燊先生与贝聿铭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同学，同济大学建筑系的第一任系主任，1975年，他和先生都尚未得到彻底平反时，就突然去世了。先生得到噩耗后，立即赶赴他家，只见重病的梁夫人（程玖教授）和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都拉着亲人的手哭成一团，孤儿寡母，凄惨极了，先生见状就毫不犹豫地挑起重任，为之料理后事。冯其庸先生与先生同出于上海王蘧常（瑗仲）师的门下，是先生不同届的师弟，两人虽未谋面，但心仪已久，经王蘧常（瑗仲）师介绍后，就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书画诗文经常往来，使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的两颗心，心心相印。1973年5月，先生把冒着危险每天凌晨偷偷地写成的《梓室余墨》卷一、卷二手稿寄给冯先生，他对这位师弟是非常信任的，冯先生能在师兄尚未平反时就不怕受牵连，肯定它的价值，为之写“跋”；1986年，他在师兄出的《帘青集》上以书代序，写了一首诗曰：思君万里转情亲，劫后沧桑剩几人；海上幸余陈夫子，书来赚我泪盈巾。
可见两人友谊至深。先生逝世后，冯先生写了《哭从周兄》诗三首，哭之，情深意切，令人伤感，尤其是第二首，吟后使人悲痛欲绝：名园不可失周公，处处池塘哭此翁；多少灵峰痛米老，无人再拜玉玲珑。
至于先生和贝聿铭先生的友谊，更为人们所赞颂。先生和贝老家虽有戚谊，但他们的友谊是1978年开始的，当时先生正为贝老设计的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筹建中国园林“明轩”，两人经常商谈，后来当贝老在北京设计香山饭店，在香港设计中国银行大厦时，两人就有了更加广泛更为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先生为这位大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爱乡爱国的情愫和平易近人的美德所感动，贝老更欣赏先生的才华和人品，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理想，使他俩成为无话不说的知交和挚友。先生热爱教师职业，始终坚持教书育人的原则，严于律己，为人师表。认为“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天职，他真切地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有用的人才，课堂上总是把理论和自己的亲身体会结合，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讲得深入浅出，使学生不仅掌握书本理论，而且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真才实学，学以致用，服务社会。平时关心学生，乐于回答学生的任何问题，还经常教学生做人的道理，所以学生都尊敬他，他也爱学生。先生虽已七十高龄了，不只为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上课，还为本科生高年级大班上课，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从而博得普遍的尊重。先生相信“严师出高徒”的名言，敢于严格要求和管理学生，被他批评过的学生，至今记忆犹新，回想起来都说：“多么盼望能多几个像陈从周教授那样敢于管理、敢于说真话的教师和领导啊！”
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有苦楚，有悲伤，也有欢乐和甜美。由于他豁达开朗，所以活得真实、潇洒、自由自在，他的爱和恨，他的喜、怒、哀、乐，都表现出他的自然本色来。这真是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出来的知识分子呵！
综上所述，先生热爱祖国和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既有以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又有实事求是、正视现实、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为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的行动，身上闪耀出人生的理想美。先生对工作有事业心和责任心，对人热情，待友真诚，说真话、办实事，尊师重教，敬老爱幼，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情操高尚，表现出人性的善良美。先生以微笑待人，说话幽默诙谐风趣，常常一语破的，揭示事物本质，又以微言解颐，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让人觉得轻松愉快，为人们排忧解难，使生活充满乐趣，他富有从容不迫、豁达开朗、情趣优雅的人格魅力，显现出人格的高尚美。先生学问渊博，理、工、文、艺各科之间的有关知识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丰富，而且能使理论和实践结合，应用自如；思维灵活，能综合运用形象思维、情感思维、灵感思维、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等多种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判断和推理，正确地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掌握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思维能力看，展示出智力结构的完善美。从审美角度分析，先生所具有的人生理想美、人性善良美、人格高尚美和知识结构的完善美，都说明先生的人生是具有审美观的人生，是不断创造美的人生，所以，是完美的人生。
现在同济大学接受贝聿铭先生的建议，已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设立了陈从周教育奖励基金，每年奖励优秀的教师和学生，目的就是褒奖先生的完美人生，纪念和弘扬先生的道德风范！
浙江海盐的南北湖也早已建立了“陈从周纪念馆”，为后人提供了学习和瞻仰、解读和精神交流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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