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共收录了五篇文章,在他去世前七年出版,除去第二篇《圣者》讲的是他1936年的印度之旅,其余四篇全是和文学有关,不,确切地说,应该全是和文人有关。不论是讲大名鼎鼎的歌德(《诗人的三部小说》)、契诃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还是不那么出名的龚古尔兄弟、保罗·莱奥托和儒勒·勒纳尔(《三位日记体作家》)甚至是神学家大主教蒂乐生(《散文与神学家蒂乐生》),都是文章好手。这些早已湮没在故纸堆中的人物全都在毛姆的笔下复活。不仅如此,毛姆那看似随意轻松的文笔其实极具穿透力,他最了不起的本事就是能拨开盛名的迷雾,将原本面目模糊不清的文人还原成如你我一般平凡普通的血肉之躯:他们因为缺点而真实,比普通人更加脆弱敏感或者特立独行,他们的内心永远上演着激烈的冲突,这便是那些传世美文的前身;作家写作就如贝母酝酿珍珠,自然而然却又痛苦无比,除了写作,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诚如毛姆所言,“善于创作的艺术家能够从创作中获得珍贵无比的特权——释放生之苦痛。”于是,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歌德终其一生都在恋爱,每次失恋后便是诗歌的高产期;《浮士德》其实是忏情录,用来纪念他一辈子都心怀愧疚的初恋情人;谁能否认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不是一首清新隽永的诗歌?主人公维特最后一定要举枪自尽,否则歌德那永失所爱的痛苦心灵如何得到抚慰?
毛姆本身就是优秀的小说家,对人这种复杂的动物细细观察,再冷静解剖无疑是他的强项。在《三位日记体作家》一文中他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可是人从来都不是平板一块,……人身上最为奇怪的是,最不一致最不协调的品质往往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人似乎就是一团矛盾,让人不明白这些品质到底如何共存,如何能融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始终如一的个性。”经他这么一点拨,我们便豁然开朗,原来最令人难忘的人物,永远是矛盾重重如一团迷雾;因为矛盾才是真实,真实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会流于片面和简单。就像在《短篇小说》一文中,毛姆觉得库普林对契诃夫的评价甚为深刻地道出了契诃夫的本性,“我想他从未向谁敞开心扉,也未曾将心托付给谁。可是他对谁都很和善,他对友情的态度的确比较冷漠——同时他又怀着极大的兴趣,也许他不自知吧。”
因此,毛姆认为小说要有充分的真实感,才会让读者信服,所以,小说家的任务便是“冷静超脱”地描绘真实。他借用契诃夫的话,“作家的职责就是叙述事实然后全部交给读者,让他们去定夺如何处置。”他强调小说就是应该“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仅仅只是个故事’的东西存在”,优秀的小说本身便是包罗万象的真实世界,甚至比真实世界更加复杂,就像契诃夫“竭力保持冷静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实的生活,但是,读他的小说会强烈感觉到人们的残忍和无知,穷人的赤贫及堕落还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场暴力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绝不能拿来作为“布道讲坛或者平台载体,否则便是滥用”。
不要被这些看似沉闷的评论所吓倒,毛姆写文章最照顾的就是读者,最不待见的当然是评论家。他多次提到作家要写读者爱看的书,写能卖出好价钱的书,这没什么好羞愧的,因为作家也是人,也想住上美宅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评论家执意要把畅销的故事和庸俗浅薄画上等号,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需继续把故事讲得精彩。
集子里有两篇文章都涉及宗教,翻译起来最为费力,得查阅资料做注解,将作者的思路理清,译文才能通顺。尤其难译的是《神学家蒂乐生》这篇。自亨利八世迎娶安妮·博林,英国国教(圣公会)得以创立,一直到光荣革命这一百多年间,天主教、圣公会、清教长老会为争夺政治权利纷争不断,不论哪一派夺取了政治权力便大肆迫害异己。可是毛姆的文章并不是讲历史故事,而是选取了蒂乐生大主教在宗派斗争之中所写的书信及布道辞来讲述他的文风。毛姆欣赏的是自然朴实简洁的文字,而非繁复绮丽之风。如果说文心与人心多少有点关系的话,从神学家蒂乐生的文字风格里我们也能多少窥见他这样一个人:坚守信仰但又不失变通,真诚执着又谦卑克己,几近完人。他的文字如今未必广为流传,可是他的言行所昭示的超凡人格应该和《圣者》里的印度教大师一样,不论在哪个时代都堪比传奇。
毛姆在他的笔下看透文心与人心,风景遍赏;我站在毛姆的文字这座桥上,边读边译,想看透他这个人和他的心思,因为他本身就是道瑰丽的风景。只是,看透这道风景必得沉下心、静住气,细细嚼、慢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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