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拉丁文res publica。是英文中republic一词的词源，如今通译为“共和国”；作者在书中采用的是拉丁文原意，本书统一译为“公共秩序”。——译者
[3]戴维·李斯曼（David Riesman, 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是他的代表作。——译者
[4]sexuality。国内关于这个单词的译法素有争议，常见译名有数十个之多，如“性性”、“性存在”、“性意识”、“性欲取向”、“广义的性”等，这些译名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译者认为“性”才是sexuality最准确的译法。读者亦可参考社会学者潘绥铭、阮芳赋等人的相关论述。——译者
[5]Diagnostic Interviewer。在西方，病人在住进精神病院之前会接受一系列的访谈，诊断访谈是第二个步骤，在诊断访谈中，医生的任务是通过对病人进行询问精确地描述出病人的症状。——译者
[6]西格弗雷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 1893-1956），瑞士历史学家和建筑评论家。——译者
[7]Ancient Regime（古代政制）这个词一般指西方的封建制度，也有译为“旧制度”的；作者对这个词的特殊用法，请参见本书第三章。——译者
[8]马洛礼（Thomas Malory, 1405-1471），英国作家。——译者
[9]霍尔（Edward Hall, 1495-1547），英国历史学家和律师，《1542年纪事》（The Chronicle of 1542）是他的作品。——译者
[10]斯蒂尔（Richard Steele, 1672-1729），英国作家、政治家，于1711年和他的朋友约瑟·亚蒂森（Joseph Addison, 1672-1719）共同创办了《观察者》杂志（Spectator）。——译者
[11]巴特勒（Joseph Butler, 1692-1752），英国神学家、哲学家，《传道书》（Sermons）是他于1726年出版的著作。——译者
[12]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爱尔兰作家和新闻记者，《格列佛游记》的作者。——译者
[13]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德国文字学家、文学批评家。——译者
[14]霍维尔（James Howell, 1594-1666），英国作家。——译者
[15]咖啡屋（Coffeehouse）不同于下文的咖啡厅（Cafe），前者只出售咖啡，后者除了出售咖啡之外，还兼售红酒、点心等。——译者
[16]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钢琴家、音乐学家和作曲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分子。《真诚的语言》指阿多诺于1964年出版的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Zur deutschen Ideologie（《真诚的黑话：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作者写这本书时该书尚未出英文版，他自行将书名译为The Language of Authenticity。该书英译本于1973年以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真诚的黑话》）为名出版。——译者
[17]莱昂内尔·特里灵（Lionel Trilling, 1905-1975），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其代表作之一《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已被翻译出版。——译者
[18]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哲学家、政治学家。——译者
[19]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192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译者
[20]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 Plessner, 1892-1985），德国哲学家，和马克斯·舍勒共同创建了哲学人类学。——译者
[21]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译者
[22]意识形态的活动化（the activation of ideology），这个术语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的意思是体现在行动中的意识形态。——译者
[23]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公元前27年—公元66年），古罗马作家；《萨蒂利孔》（Satyricon）是他的作品，讲述了一对同性恋人的冒险故事。——译者
[24]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 1799-1850），法国作家。——译者
[25]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作家。——译者
[26]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德国小说家,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者
[27]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译者
[28]欧文·戈夫曼（Irving Goffman, 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译者
[29]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文化评论家。——译者
[30]雅各布·巴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瑞士文化和艺术史专家，以研究文艺复兴历史闻名，是文化历史学的创始人。——译者
[31]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悲剧人物。——译者
[32]马里沃（Pierre Carlet de Marivaux, 1688-1763），法国作家。——译者
[33]贝拿勒斯（Benares），印度城市，如今称瓦拉纳西（Varanasi）。——译者
[34]关于这两个城市在古代政制时期的详细讨论，请参见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New York：Harper & Row, 1973）一书第430页及以下。
[35]可参见上书第431页。
[36]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法国政治家，自1624年起担任路易八世的首辅大臣。——译者
[37]参见路易·切瓦利尔（Louis Chevalier），《劳工阶级和危险阶级》（Laboring Classes and Dangerous Classes, trans. Frank Jellinek,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3），第176页；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当代法国历史》（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3rd ed.; London: Penguin 1963），第1卷第48页；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1500-1700年法国人口的新理论和研究”（Recent Theories and Research in French Population Between 1500 and 1700），该文载格拉斯和埃弗斯利（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编撰的《历史中的人口》（Population in History，Chicago：Aldine, 1965），第473页。
[38]这不是一个可以逆转的公式，并不意味着巴黎的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75倍。布丰说的是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在内，巴黎需要增加那么多人才能够维持人口数量不变或者增长。参见哈巴卡克（H. J. Habakkuk），“18世纪英国人口”（English Population in the 18th Century）一文，载《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二系列第4卷（1953），第117页及以下；罗伯特·曼德罗（Robert Mandrou），《17-18世纪的法国》（La France aux XVII et XVIII Siéc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第130页；孔德·布丰（Comte de Buffon），转引自上述切瓦利尔一书第178页。
[39]参见莱格里（E. A. Wrigley），“伦敦在1650-1750年间改变英国的重要作用：一个简单的模型”（A Simple Model of London's Importance in Changing English Society and Economy, 1650-1750），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37期，第44页及以下；史密斯（C. T. Smith）的地图见《地理学丛刊》（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51年6月号第206页。
[40]指路易十四。——译者
[41]路易·亨利（Louis Henry），“18世纪的法国人口”（The Population of France in the 18th Century），见上述格拉斯和埃弗斯利编撰一书第434页及以下。
[42]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英国作家。——译者
[43]丹尼尔·笛福，《大不列颠全岛见闻录》（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London：Penguin, 1971；初版于1724年），第308页。（此书未见汉译，此处及以下引文均由本人翻译。——译者）
[44]《玛丽安妮的生活》（La Vie de Marianne）是马里沃在1731-1741年间创作的小说；《暴富的乡巴佬》（Le Paysan Parvenu）则创作于1734-1735年间。——译者
[45]伯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 1598-1680），雕塑家、建筑家，原籍佛罗伦萨，生于那不勒斯，在罗马成名。——译者
[46]参见纪登（S. Giedion），《空间、时间和建筑》（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th ed. 1963），第141-142页。
[47]雅克－昂格·加布里埃尔（Jacques-Ange Gabriel, 1698-1782），法国建筑家。——译者
[48]哈尔杜因曼沙尔（Jules Hardouin-Mansard, 1646-1708），法国建筑家。——译者
[49]然而，到了19世纪，豪斯曼将会意识到这些空旷的地方会很快被一些无法无天的人群填满；所以18世纪这种反人群的规划在19世纪反倒成为暴乱的策源地。
[50]参见保罗·苏克尔（Paul Zucker），《市镇与广场：从聚集地到绿色乡村》（Town and Square：From the Agora to Village Gre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51]参见古特金德（E. A. Gutkind），《法国的城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 in Fr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第252页。
[52]克里斯托弗·列恩（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英国设计家、几何学家、天文学家和建筑家。——译者
[53]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 1573-1652），英国建筑家。——译者
[54]参见纪登，《空间、时间和建筑》，第619页。
[55]同上，第620页。
[56]参见古特金德（E. A. Gutkind），《西欧的城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The Netherlands and Great Britai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第259页。
[57]参见笛福，《大不列颠全岛见闻录》，第287页。
[58]参见笛福，《大不列颠全岛见闻录》，第295页。亦可参见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二章，尤其是论述反乡村的部分。
[59]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工业不列颠的重建》（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Britain，Baltimore：Penguin, 1969），第226页。
[60]Tuileries，巴黎城区。——译者
[61]塞纳河上小岛。——译者
[62]参见杰弗雷·卡普劳（Jeffery Kaplow），《诸王的年号》（The Names of Kings，New York：Basic Books, 1972），第7页。
[63]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法国哲学家、作家。——译者
[64]《一家之主》（Le Père de Famille），狄德罗于1758年创作的剧本。——译者
[65]参见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大变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 Press, 1964）一书的结论部分。
[66]参见雅各布斯（Jane Jacobs），《城市的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New York：Random House, 1969）。
[67]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译者
[68]参见卡普劳，《诸王的年号》，第36页。
[69]威廉姆斯，《乡村与城市》，第147页；若想获得关于19世纪这种劳动力过剩的详细理论，亦可参见哈巴卡克，《19世纪英美两国的技术》（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19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70]指1648-1653年发生的法国内战。——译者
[71]参见圣西门（Saint-Simon），《回忆录》（Memoirs, Paris: Boston, 1899）；亦可参见博德里亚（H. Baudrillart）在《私人与公共的奢华历史》（Histoire du Luxe Privé et Public, Paris: Hachette, 1880）第1卷194-195页中有趣的题外话；还可以参见萨缪尔·毕普斯的日记，他记录了他的同伴饮酒时所说的祝酒词。
[72]刘易斯（W. H. Lewis），《辉煌的世纪》（The Splendid Century, New York: Morrow, 1971 ed．），第41-48页。
[73]切斯特菲尔德伯爵（Lord Chesterfield），《尺牍》（Letters, London, Dent-Dutton, 1969 ed.; first published 1774），第80页；有趣的是，我们在伏尔泰的信件开头也能见到这种谀词，同样的几句话可以用来赞美各种社会地位差异极大的人群，其中有一些回信也用上了这些话；说一些和对方个人无关的恭维话并不意味着说这些话的人不“礼貌”。
[74]马里沃，《玛丽安妮的生活》，载《小说与叙事》（Romans, Récits, Contes et Nouvelles, texte présenté et preface par Marcel Arland, Tour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ade, 1949），第247-248页。
[75]参见切斯特菲尔德，《尺牍》，第80页。
[76]参见切斯特菲尔德，《尺牍》，第32页。
[77]同上，第34页。
[78]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 1626-1696），法国贵族出身，以尺牍写作闻名，其书信详尽地反映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贵族的生活。——译者
[79]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译者
[80]通常指英王查理二世在位期间的那一段历史。——译者
[81]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译者
[82]Sumptuary Laws，规定什么阶层可以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之类的法律。常见的汉译为“禁奢法”。——译者
[83]当1789年的三级议会召开会议时，议长遵循原有的法律，宣布来自第三等级的成员不得佩戴珠宝、耳环或者穿戴彩带及其他色彩鲜艳的布徽。米拉波（Mirabeau）因此勃然大怒，发表了一次他最为了不起的演讲。参见布洛比－约翰森（R. Broby-Johansen），《身体和衣服：插图服装史》（Body and Cloth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ostume, New York: Reinhold, 1968），“十八世纪”。
[84]请参见詹姆斯·拉弗尔（James Laver），《服装和时尚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Costume and Fashion, New York: Abrams, Inc. n. d.），“十八世纪”，该条目很好地对当时服装款式的用途作出了扼要的描述。
[85]指法国在1715-1723年间这段历史时期。——译者
[86]乔弗雷·斯奎尔（Geoffrey Squire），《服装和社会：1560-1970》（Dress and Society，1560-1970，New York：Viking, 1974），第110页。
[87]布劳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236页。
[88]弗朗索瓦·布瑟（Francois Busser），《时装两万年》（20000 Years of Fashion，New York：Abrams，n.d.），第318-319页。
[89]马克斯·凡·伯恩（Max von Boehn），《布娃娃》（Dolls, trans. Josephine Nicoll, New York: Dover, 1972），第134-153页。
[90]诺拉·瓦夫（Norah Waugh），《女性服装款式, 1600-1930》（The Cut of Women's Clothes，1600-1930，New York：Theatre Arts Books, 1968），第123页。
[91]引自约翰·海辛格（Johan Huizinga），《游戏人》（Homo Lude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第211页；伊丽莎白·布里斯－梅耶（Elizabeth Burris-Meyer），《这就是时装》（This Is Fashion, New York: Harper, 1943），第328页；特纳·威尔科克斯（R. Turner Wilcox），《帽子和发型的款式》（The Mode in Hats and Headdress, New York: Scribner's, 1959），第145-146页。
[92]莱斯特（Lester）和科尔（Kerr），《历史上的服装》（Historic Costume, Peoria, Ill.: Chas. A. Bennett, 1967），第147-148页。引文出自该书第148-149页。
[93]布里斯－梅耶，《这就是时装》，第328页。
[94]玛姬·安捷洛格罗（Maggie Angeloglou），《化妆史》（A History of Makeup，London：Studio Vista, 1970），第73-74页。
[95]同上，第79页和第84页；露茜·巴通（Lucy Barton），《历史上的戏台服饰》（Historic Costume for Stage, Boston: W. A. Baker, 1935），第33页及以下；布里斯－梅耶，《这就是时尚》，第328页。
[96]威尔科克斯，《鞋子的款式》（The Mode in Footwear，New York：Scribner's, 1948），第15章插图页。
[97]莫里哀（Moliere, 1622-1673），本名让－巴普蒂斯特·波基林（Jean-Baptiste Poquelin），法国剧作家、演员。——译者
[98]戴维·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英国剧作家、演员。——译者
[99]斯普兰杰·巴利（Spranger Barry, 1719-1777），爱尔兰演员。——译者
[100]约翰·肯博（John Philip Kemble, 1757-1823），英国演员。——译者
[101]威尔科克斯，《帽子和发型的款式》，第145页；引文出自伊丽斯·布鲁克（Iris Brooke），《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西欧服装及其与戏剧的关系》，（Western European Costumes, 17th to Mid-19th Centuries,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Theatre, London: George Harrap &Co. Ltd., 1940），第76页。
[102]马丁（Jean-Baptiste Martin），生卒年不详，法国服装设计师, 1748年被委任为巴黎歌剧院的服装师。——译者
[103]法瓦夫人（Marie Favart, 1727-1772），法国女演员、舞蹈家和歌唱家，剧作家查理·西蒙·法瓦（Charles Simon Favart, 1710-1792）的妻子。——译者
[104]引文出自詹姆斯·拉弗尔，《戏剧的服装与布景》（Drama，Its Costume and Décor，London：The Studio Ltd., 1951），第154页；布鲁克，《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西欧服装及其与戏剧的关系》，第74页。
[105]博吉埃（Louis Boquet, 1717-1814），法国服装设计师。——译者
[106]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图书馆研究部, 18世纪服装部分的勒康普特档案（Lecompte Fold），第77、78和104卷。
[107]拉弗尔，《戏剧的服装与布景》，第155页。
[108]博马舍（Pierre Beaumarchais, 1732-1799），法国剧作家。——译者
[109]列肯（Lekain, 1728-1778），法国演员，列肯是他的艺名，本名叫亨利·路易·卡因（Henri Louis Cain）。——译者
[110]commedia dell'arte，意大利语，即“艺术的喜剧”，一种即兴表演的戏剧, 15世纪在意大利兴起，随后传播至欧洲各地。——译者
[111]约翰·洛夫（John Lough），《17世纪和18世纪的巴黎戏院观众》（Paris Theatre Audience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第172页；查尔斯·比丘尔·霍甘（Charles Beecher Hogan），《1776-1800年的伦敦戏院》（The London Stage, 1776-1800, Carbondale, Ill.: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1968），第190页；阿尔弗雷德·哈巴齐（Alfred Harbage），《莎士比亚的观众》（Shakespeare's Audie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第二章。
[112]弗里德里克·格林（Frederick C. Green），《18世纪的法国》（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Ungar, 1964），第169页；洛夫，《17世纪和18世纪的巴黎戏院观众》，第180-184页及第226页；乔治·斯通（George W. Stone, Jr.），《1747-1776年的伦敦戏院》（The London Stage, 1747-1776, Carbondale, Ill.: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1968），第210页；洛夫，《17世纪和18世纪的巴黎戏院观众》，第177页。
[113]斯通，《1747-1776年的伦敦戏院》，第191页；洛夫，《17世纪和18世纪的巴黎戏院观众》，第229-230页。也可参看马蒙特尔（Marmontel）的《全集》（Oeuvres，Paris, 1819-1820），第4卷，第833页。
[114]米特拉达特（Mithridates），潘都（Pontus）王国历代君主的姓氏，米特拉达特六世尤其著名，史称米特拉达特大帝，后世戏剧常以他为主角。——译者
[115]菲里斯·哈特诺尔（Phyllis Hartnoll），《戏剧简史》（The Concise History of Theatre，New York：Abrams，n.d.），第154页；引文出自霍甘，《1776-1800年的伦敦戏院》，第191页。
[116]霍甘，《1776-1800年的伦敦戏院》，第113页。
[117]约翰·伯纳德（John Bernard），《戏院忆旧》（Retrospections of the Stage，London：Colburn and Bentley, 1830），第2卷，第74-75页。
[118]格林，《18世纪的法国》，第173页；斯通，《1747-1776年的伦敦戏院》，第184页。
[119]。参看刘易斯（W. H. Lewis），《辉煌的世纪》（The Splendid Century, New York: Anchor, 1957）；哈特诺尔，《戏剧简史》，第156页。
[120]让·杜维诺（Jean Duvignaud），《演员》（L'Acteur，Paris：Gallimard, 1956），第68-69页。
[121]让·杜维诺（Jean Duvignaud），《演员》（L'Acteur，Paris：Gallimard, 1956），第69-70页。
[122]亨利·雷诺（Henry Raynor），《音乐的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Music，New York：Schocken, 1972），第246、252、259页。
[123]杜维诺，《演员》，第74页。
[124]同上，第75页；也可参看理查德·萨瑟恩（Richard Southern），《戏剧的七个年代》（The Seven Ages of the Theatre，New York：Hill & Wang, 1963），该书论及了戏剧表演的职业化。萨瑟恩认为英国的戏剧表演职业化比法国早，但他给出的时间并不像杜维诺那么具体。
[125]符号的这种意义得到各个语言哲学家（如卡西尔和乔姆斯基）的认可。
[126]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法尔（R. Fargher），《18世纪法国的生活和文学》（Life and Letters in France: The 18th Century, New York: Scribner's, 1970），第19页。
[127]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伏尔泰是笔名，原名叫弗朗索瓦-马里·奥罗埃（Mali oroère）。——译者
[128]《塞蜜拉米斯》（Sémiramis）是伏尔泰于1748年创作的戏剧。——译者
[129]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 100-44 B.C.），罗马帝国君主。——译者
[130]格林，《18世纪的法国》，第166页；哈特诺尔，《戏剧简史》，第154-155页；引文出自科勒（Collé）的《日记》（Diaries），转引自格林，《18世纪的法国》，第166-167页。
[131]关于咖啡屋（Coffeehouse）和咖啡厅（Cafe）的区别，请参见本书第22页注①。——译者
[132]法国第一家餐厅于1765年出现。——译者
[133]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英国最大的保险组织，是从劳埃德咖啡馆演变而来的。——译者
[134]埃顿·艾利斯（Aytoun Ellis），《便士大学》（The Penny Universities，London：Secker and Warburg, 1956），第223页；该书第九章对伦敦咖啡屋的描述十分了不起。（所谓“便士大学”，即指咖啡屋，意为人们花一便士去喝咖啡便能得到很多知识，相当于上大学。——译者）
[135]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理念人》（Men of Idea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第19页；米歇尔（R. J. Mitchell）和雷斯（M. D. R. Leys），《伦敦生活史》（A History of London Life, London: Longmans, Green &Co., n. d.），第176-179页。
[136]艾利斯，《便士大学》，第238页。
[137]普罗科波咖啡厅（Café Procope），巴黎最古老的餐厅，于1686年开业。——译者
[138]让·莫拉（Jean Moura）和保罗·洛威（Paul Louvet）在《每周新闻》（Revue Hebdomadaire）第38卷第11期上发表的“普罗科波咖啡厅”是所有严肃地研究这个咖啡厅的文章中最好的。
[139]亨利·惠特利（Henry B. Wheatley），《霍加斯的伦敦》（Hogarth's London, New York: Button and Co., 1909），第301页；杜博维尔（A. S. Turberville），《约翰逊的英国》（Johnson's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3），第1卷，第180-181页。
[140]詹姆士·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英国律师、作家。——译者
[141]撒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文学家、词典编撰家。——译者
[142]约书亚·雷诺德斯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英国画家。——译者
[143]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撒缪尔·约翰逊的生活》（Life of Samuel Johnson），转引自艾利斯，《便士大学》，第229页。
[144]科塞，《理念人》，第24页；惠特利，《霍加斯的伦敦》，第272页。
[145]奥利弗·古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爱尔兰作家、诗人。——译者
[146]引自艾利斯，《便士大学》，第230页。
[147]教宗西斯笃五世（Pope Sixtus V, 1521-1590），俗家本名菲利斯·佩雷提（Felice Peretti）, 1585年就任罗马教宗。——译者
[148]杜博维尔，《约翰逊的英国》，第182页。
[149]利奥泼德·莫扎特（Leopard Mozart, 1719-1787），德国作曲家、小提琴家，著名音乐家沃尔夫冈·莫扎特的父亲。——译者
[150]艾米莉·安德森（Emily Anderson），《沃尔夫冈·莫扎特的书信和家人》（Letters of W.A .Mozart and His Family，London：MacMillan and Co., 1938），第1卷。
[151]卢浮宫铜版画研究所收藏的一幅铜版画（1744年的瓦匠区景色）很好地描绘了瓦匠区和塞纳河上的商业活动。那些公园是用于从塞纳河上卸货的仓库和通道。
[152]弗兰克·曼纽尔（Frank E. Manuel, 1910-2003），美国历史学家。——译者
[153]菲利普·阿利兹（Philippe Ariès, 1914-1984），法国历史学家。——译者
[154]戴维·亨特（David Hunt），生年不详, 196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于1970年出版了《历史上的父母与儿童》（Parents and Children in History，New York：Basic House, 1970），利用菲利浦·阿利兹的观点，研究了现代早期法国家庭。——译者
[155]约翰·德默斯（John Demos），生年不详，仍健在，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学系，于1970年出版了《小小的共和国：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家庭生活》（A Little Commonwealth：Family Life in Plymouth Colon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译者
[156]菲利普·阿利兹（Philippe Ariès），《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 Robert Baldick,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第87-88页。
[157]菲利普·阿利兹，《儿童的世纪》，第97-98页。
[158]康格雷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老光棍》（The Old Bachelor）、《望门寡》（The Mourning Bride）等。——译者
[159]魏策利（William Wycherley, 1640-1716），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村妇》（The Country Wife）、《老实的生意人》（The Plain Dealer）等。——译者
[160]杜戈（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家。——译者
[161]范德蒙（Alexandre-Theophile Vandermonde, 1735-1796），法国数学家。——译者
[162]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163]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 1754-1838），法国外交官。——译者
[164]《一点愚见》（A Modest Proposal），斯威夫特于1729年所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描述了爱尔兰贫民儿童的悲惨遭遇，并提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具体内容可参看作者的《一点愚见与其他讽刺文章》（A Modest Proposal and Other Satirical Works，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1996）。——译者
[165]参看博格纳·洛伦斯（Bogna Lorence），“18世纪欧洲的父母与儿童”（Parents and Children in 18th Century Europe），载《儿童史季刊》（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第1卷（1974）第2期，第1-30页。
[166]引文见上引文献第23页。
[167]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 1738-1794），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关于罪与罚》（Of Crimes and Punishments）是他的代表作。——译者
[168]所以反倒是一些研究哲学史的学者对启蒙时代的心理学理论有很深入的了解。例如，关于这两个特点，可参看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18世纪哲学家的天堂之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18th Century Philosophe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2），第63-70页；阿瑟·威尔逊的《狄德罗》（Didero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第250-251页（给郎多瓦的信）印证了贝克尔的观点；也可参看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启蒙时代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Boston：Beacon, 1955）第105-108页、第123页及以下。
[169]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乔纳森·寇伯（Jonathan Cobb），《阶级中隐藏的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New York：Knopf, 1972），第251-256页。
[170]1755年，卢梭将自己的著作《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寄给伏尔泰，伏尔泰回信对其大加嘲讽。同年9月，伏尔泰出版了剧本《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征得卢梭同意，将这封信作为序言予以刊出。参看“伏尔泰、卢梭和‘关于天意的通信’”（Voltaire, Rousseau, and the "Lettre sur la Providence"），载PMLA（1944年3月，第59卷第1期），第129页注164。——译者
[171]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英国哲学家。——译者
[172]关于威尔克斯的传记主要有如下几种：乔治·鲁德（George Rude），《威尔克斯与自由》（Wilkes and Lib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雷蒙德·伯斯特盖特（Raymond Postgate），《那个邪恶的威尔克斯》（That Devil Wilkes，London：Constable, 1930）；威廉·特雷罗阿（William Treloar），《威尔克斯与伦敦》（Wilkes and the City，London：Murray, 1917）；也可参看彼得·昆奈尔（Peter Quennell）的《渎神的美德》（The Profane Virtues，New York：Viking, 1945），该书第173-220页很好地刻画了威尔克斯这个人物。
[173]参看约瑟·格雷高（Joseph Grego），《从斯图亚特王朝到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会选举与竞选活动历史》（A History of Parlimentary Elections and Electioneering from the Stuarts to Queen Victoria，London：Chatto and Windus, 1892）第四章，“民众代表威尔克斯”。
[174]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苏格兰作家。——译者
[175]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 1727-1805），爱尔兰律师、剧作家。——译者
[176]霍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英国画家。——译者
[177]昆奈尔，《渎神的美德》，第181-182页。
[178]即Lord High Steward，英国王室所设高级官职，自亨利四世之后，这个职位的主要功能是主持英王的加冕礼，或者充当审判贵族的法官。——译者
[179]塔尔博特男爵（Lord William Talbot, 1710-1782），英国政治家。——译者
[180]威尔克斯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这次决斗，伯斯特盖特的《那个邪恶的威尔克斯》第45-50页重印了这封信件。
[181]哈里法克斯伯爵（Earl Halifax, 1716-1771），即乔治·蒙塔古-但克（George Montagu-Dunk），英国政治家。——译者
[182]鲁德的《威尔克斯与自由》第17-73页详细地描述了这件案子的来龙去脉，特雷罗阿的《威尔克斯与伦敦》第51-79页也提到了这件案子，虽然谈得比较浅陋，但所用的原始材料比较多。
[183]查尔斯·丘吉尔（Charles Churchill, 1720-1812），英国政治家，曾任国会议员。——译者
[184]昆奈尔，《渎神的美德》，第177页，也可参看关于斯特恩对性关系的看法的讨论，同上，第169-170页；至于法国的情况，请参看塞尔瓦（J. J. Servais）和劳伦（J. P. Laurend），《卖淫业的历史与档案》（Histoire et Dossier de la Prostitution, Paris: éditions Planète, 1965）。
[185]引文出自鲁德的《威尔克斯与自由》，第13-14页。
[186]伯斯特盖特，《那个邪恶的威尔克斯》，第150-168页。
[187]鲁德，《威尔克斯与自由》，第86-89页；伯斯特盖特，《那个邪恶的威尔克斯》，第141-142页；另可参看伯纳德·拜林（Bernard Bailyn）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根源》（Ideological Origins of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88]伯斯特盖特，《那个邪恶的威尔克斯》，第251-258页详细地描述了这种情况。
[189]关于当时的政治家所持有的这种观念，可以参看爱德华·拉尔金（Edward Larkin），《托马斯·潘恩与革命文学》（Thomas Paine and the Literature of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第79页；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费涅斯·芬》（Phineas Fin，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第二章。关于这种政治理念和中国先秦法家思想的异同，可参看格里高·保罗（Gregor Paul），“The Idea of Meas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Furthering of Knowledge and Humaneness：Speculation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Greek Philosophers'Concepts of Measure”，载刘述先编著的《当代东方和西方视角下的和谐与冲突》（Harmony and Strife：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East and West，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8），第293-302页。——译者
[190]詹姆士·布尔顿（James Boulton），《政治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litic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3），第24页。
[191]布尔顿，《政治的语言》，第36页。（原书引文最后一句有误，译文根据萨缪尔·约翰逊的原文做了更正。——译者补）
[192]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汤姆·琼斯》（Tom Jones，London：Penguin, 1966；first published 1749），第299页。
[193]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汤姆·琼斯》（Tom Jones，London：Penguin, 1966；first published 1749），第302页。
[194]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法国哲学家，《波斯尺牍》（Persian Letters）是他于1721年创作的作品。——译者
[195]李·斯特拉斯堡（Lee Strasberg），“狄德罗导论”，收录于邓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表演悖论》（The Paradox of Acting, trans. W. H. Pollack, New York: Hill & Wang, 1957），第10页；阿瑟·威尔逊（Arthur M. Wilson），《狄德罗》（Didero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第412-416页；菲利克斯·福克斯勒（Felix Vexler），《狄德罗的美学自然主义研究》（Studies in Diderot's Esthetic Naturalism, New York: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22）。
[196]狄德罗，《表演悖论》，第14页。
[197]同上，第15、24页。
[198]狄德罗，《表演悖论》，第20、23页。
[199]同上，第25页。
[200]同上，第15页及以下。
[201]狄德罗，《表演悖论》，第25页。
[202]同上，第32-33页，作者改变了最后一句的字体。
[203]雷蒙·德·圣阿尔宾（Pierre Remond de Sainte-Albine, 1699-1778），法国历史学家、戏剧演员。——译者
[204]约翰·希尔（John Hill, 1716-1775），英国作家、记者、编辑。——译者
[205]斯蒂科提（Antonio Fabio Sticotti），生卒年不详，意大利裔法国演员，翻译家。——译者
[206]莱科博尼（Lekoboni，1707-1772），法国演员。——译者
[207]格林（Baron de Grimm, 1723-1807），法国哲学家。——译者
[208]马尔蒙特（JMarmont, 1723-1799），法国历史学家、作家。——译者
[209]科尔（T. Cole）和切诺伊（H. Chinoy），《演员谈表演》（Actors on Acting, rev. ed.; New York: Crown, 1970），第160-161页。
[210]狄德罗，《表演悖论》，第52页及以下；曼奇乌斯（K. Mantzius），《古代和现代的戏剧艺术史》（A History of Theatrical Art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London: Duckworth & Co., 1903-1921）第5卷第277-278页。
[211]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法国教会主教，神学家。——译者
[212]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法国新教神学家。——译者
[213]时间的先后如下：伏尔泰于1755年搬到日内瓦郊外的一座庄园居住；达朗贝尔前往拜访伏尔泰，随后撰写了那篇文章；该文于1757年印行面世；卢梭对它的回应于1758年出现。卢梭（Rousseau），《政治与艺术：致达朗贝尔的信》（Politics and Arts: The Letter to M. D. d'Alembert, trans. A. Bloo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15页。“政治与艺术”是该信英译本的名称；下文提及该信之处均使用它的正确名称：《致达朗贝尔的信》；达朗贝尔所说的话引自该书第4页。
[214]有证据表明，尽管如此针锋相对地反驳达朗贝尔对日内瓦的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的描述，卢梭本人也怀疑这种军事性的禁欲主义宗教能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价值。若要了解卢梭对宗教的看法，可参看恩斯特·卡西尔，《让-雅克·卢梭的问题》（The Questions of Jean Jacques Rousseau, trans. And edited by Peter Ga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第73-76页。
[215]参看卢梭的《致达朗贝尔的信》中的“译者注”，见该书第149页“注3”。
[216]同上，第30页和第16页。
[217]同上，第16页。
[218]约翰·海辛格（Johan Huizinga），《游戏人》（Homo Ludens，Boston：Beacon, 1955），第1、6、8-9页。
[219]莱昂内尔·特里灵，《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第64页。
[220]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第18页。
[221]这恰恰是达朗贝尔文章中的观点；卢梭的《致达朗贝尔的信》一书收录了这篇文章，该文最后五段讨论宗教的文字就是最好的例证，参看此书第147-148页。
[222]同上，第58页。
[223]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第58-59页。
[224]“更高权力”指神权。——译者
[225]在《爱弥儿》中，卢梭对某些行为的看法比较矛盾，而《忏悔录》中那些事情并非都是为了显示卢梭的“高尚”。
[226]引文来自英译本，收录于伯尔曼（M. Berman）的《真诚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New York: Atheneum, 1970），第116页。
[227]卡西尔，《让-雅克·卢梭的问题》，第43页；引文出自卢梭的《致达朗贝尔的信》。
[228]伯尔曼，《真诚的政治》，第114-115页；正如伯尔曼指出的，最初赋予名望以重要意义的是孟德斯鸠；卢梭对名望的观点与此不同，他持否定性的看法。
[229]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第59-61页。
[230]同上，第60页。
[231]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第60页。
[232]同上。
[233]同上，第65-75页。
[234]这两个表格的原始数据来自阿德纳·弗林·韦伯（Adna Ferrin Weber）的《十九世纪的城市增长》（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19th Centur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初版于1899）第73页。修正数据来自路易·舍夫里尔（Louis Chevalier）的《十九世纪巴黎的人口构成》（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XIX Siécle,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Cahier No. 10, 1950）第284页及以下。
[235]引文出自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维多利亚时期的城市》（Victorian Cities，New York：Harper & Row, 1963），第324页。
[236]根据上引阿德纳·弗林·韦伯一书第46页数据计算。
[237]理查德·桑内特，《家庭对抗城市》（Families Against the City）的数据磁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联合城市研究中心，交互数据表：“阶级和居住的时间长度”（class and length of residence）。
[238]戴维·平柯尼（David H. Pinkney），《拿破仑三世和巴黎的重建》（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第6-9页。
[239]戴维·平柯尼（David H. Pinkney），《拿破仑三世和巴黎的重建》（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第17页；关于沃斯的观点，请参看路易·沃思（Louis Wirth）的论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收录于理查德·桑内特主编的《有关城市文化的经典论文集》（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9）一书第143-164页；关于帕克的观点，请参看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论文“城市……”，收录于上书第91-130页。
[240]请参看克拉普汉姆（J. H. Clapham）的《1815-1914年间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4th e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70-71页。
[241]更详细的关于定义“中等阶级”的问题的讨论，请参看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家庭对抗城市》（Families Against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罗伊·刘易斯（Roy Lewis）和安古斯·毛德（Angus Maude）的《英国的中等阶级》（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London: Phoenix House, 1949）第一部分第三章讨论了英国不同历史年代的中等阶级，这些讨论尽管不是定量式的，但十分出色。1867年的数据来自伯奈特（J. Burnett）的《充足与需求》（Plenty and Want, London: Pelican, 1968）第77页。
[242]巴拿马事件（Panama Affair），也称巴拿马丑闻，发生于1892年；当时承建巴拿马运河的公司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但法国政府收取贿赂之后对此缄口不言，最终导致了大约10亿法郎的损失。巴拿马丑闻通常被当成19世纪法国最大的贪污腐败案件。——译者
[243]切克朗德（S. G. Checkland），《英国工业社会的兴起, 1815-1885》（The Rise of Industrial Society in England, 1815-188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6）第425-426页。
[244]《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英国作家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原名Mary Ann Evans）的小说。——译者
[245]《小杜丽》（Little Dorrit），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 Dickens）的小说。——译者
[246]帕斯德玛蒂雅（H. Pasdermadjian），《百货商店的起源、演化与经济》（The Department Store: It's Origins, Evolution, and Economics, London: Newman, 1954），第3-4页。
[247]伯特兰·吉勒（Bertrand Gille），“巴黎大型商店起源研究”（Recherches sur l'Origines des Grands Magasins Parisiens），载《巴黎和法兰西岛》（Paris et l 'ile de France，Paris, 1955），第7期，第260-261页。马丁·圣里昂（Martin St.-Léon），《法国的小生意》（Le petit business en France，1911）第520-521页。
[248]参看克里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小贩与王子》（Peddlers and Princ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书中各处。
[249]帕斯德玛蒂雅，《百货商店的起源、演化与经济》，第4页和第12页。
[250]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白领》（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第178页。
[251]帕斯德玛蒂雅，《百货商店的起源、演化与经济》，第2页，注释4；桑内特（Sennett），《家庭对抗城市》（Families Against the City）第二章。
[252]达文奈尔（G.D'Avenel），“大商场”（Les Grands Magasins），《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 1894年7月15日。
[253]左拉的话出自帕斯德玛蒂雅，《百货商店的起源、演化与经济》，第12页。
[254]吉勒，“巴黎大型商店起源研究”，载《巴黎和法兰西岛》，第7期，第252-253页。
[255]帕斯德玛蒂雅，《百货商店的起源、演化与经济》，第32页。
[256]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资本论》（Capital, trans.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first published 1906），第82-85页。
[257]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国哲学家。——译者
[258]Sartor Resartus，简体字译本译为《拼凑的裁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译者
[259]查理·费格达（Charles Fegdal），《室内市场的人与事》（Choses et Gens des Halles, Paris: Athéna, 1922），第211-220页；鲍瑞（M. Baurit），《早年巴黎的室内市场》（Les Halles de Paris dès Romans à Nos Jours, Paris: M. Baurit, 1956），第46-48页。
[260]让·马丁诺（Jean Martineau），《起源于1789年的巴黎室内市场》（Les Halles de Paris dès Origines à 1789，Paris：Mondarestier，n.d.），第214-215页。
[261]保罗·梅纳（Paul Maynard），《巴黎的中心市场的蔬菜和水果称重法》（Les Modes de Vente des Fruits et Légumes aux Halles Centrales de Paris，Paris：Sirez, 1942），第35页。
[262]费格达，《室内市场的人与事》，第123页；马丁诺，《起源于1789年的巴黎室内市场》，第242-243页。
[263]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服装哲学》（Sartor Resartus, edition reproduced in English Prose of the Victorian Era, Harrold and Templeman,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第94页。
[264]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原话引自唐诺德·范杰（Donald Fanger），《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浪漫现实主义》（Dostoevsky and Romantic Real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7），第30页；巴尔扎克的原文出自《交际花荣枯记》（Splendeurs et Mi色res des Courtisanes, Paris: Edition de Béguin, 1947-1953），第137页。第一段引文的英文翻译出自上述范杰一书第42页和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的《巴尔扎克》（Balzac, New York: Knopf, 1973），第165页，第二段引自普里切特的《巴尔扎克》。
[265]引文出自巴尔扎克，《高老头》（Père Goriot，Paris），第2卷，第884页。英语译文出自彼得·布鲁克斯，《闹剧》（手稿），第44页。
[266]引文出自查理·拉罗（Charles Lalo），《艺术与生活》（L'Art et la Vie，Paris, 1947），第3卷，第86页。
[267]巴尔扎克，《巴黎生活场景》（Scènes de la Vie Parisienne，Paris：Edition de Béguin），第15卷，第110页。该段英文翻译为范杰，见范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浪漫现实主义》，第37-38页。
[268]这种解释来自范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浪漫现实主义》，第28-64页；卢卡奇的原话见该书第17页。
[269]《黑人：闹剧三幕》（Le Nègre：Mélodrame en Trois Actes），巴尔扎克于1823年所创作的剧本。——译者
[270]这种解释出自彼得·布鲁克斯，《闹剧》，第1-64页。
[271]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拟态：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N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469页及以下。
[272]巴尔扎克的原文引自《高老头》，第470页；奥尔巴赫的原话出自《拟态：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第471页。
[273]《驴皮记》（Peau de Chagrin），巴尔扎克1831年创作的小说。——译者
[274]《幻灭》（Illusions Perdues），巴尔扎克于1837-1839年创作的小说。——译者
[275]丽贝卡·福克曼·马西厄斯（Rebecca Folkman Mazières），《巴尔扎克作品中的衣服和时装》（Le Vêtement et la Mode Chez Balzac），手稿，第3页。
[276]杜米埃（Honoré Daumier, 1808-1879），法国画家、雕塑家。——译者
[277]斯奎尔的原话见《服装和社会：1560-1970》，第159页。
[278]弗朗索瓦·布瑟，《时装两万年》，第408页；伊丽莎白·布里斯-梅耶，《这就是时装》，第273页；威尔科克斯，《帽子和发型的款式》，第213页；威尔科克斯，《鞋子的款式》，第131页。
[279]马克斯·凡·伯恩，《布娃娃》，第10章和第11章。
[280]布瑟，《时装两万年》，第385-386页。
[281]布里斯-梅耶，《这就是时装》，第139页，费尔法克斯·普洛特菲特·瓦尔卡普（Fairfax Proudfit Walkup），《打扮角色：戏剧服饰史》（Dressing the Part：A History of Costume for the Theatre，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 1938），第244页。
[282]露茜·巴通，《历史上的戏台服饰》，第424页和第445页。
[283]玛姬·安捷洛格罗，《化妆史》，第89页。
[284]巴通，《历史上的戏台服饰》，第425、444及395页；布里斯-梅耶，《这就是时装》，第273页。
[285]转引自斯蒂芬·马尔库斯（Steven Marcus），《另类的维多利亚人》（The Other Victorians，New York：Random House, 1964），第5-6页。
[286]安捷洛格罗，《化妆史》，第96页。
[287]引文出自柯南道尔（Conan Doyle），《福尔摩斯探案全集》（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Garden City，N.Y.：Doubleday, 1930），第96页。
[288]巴尔扎克的原话引自普里切特的《巴尔扎克》，第166页。
[289]引文出自卡莱尔，《服装哲学》，第89页；该书第1卷第十章进一步探讨了后一个主题。
[290]引文出自菲利普·罗森伯格，《第七个英雄》（The Seventh Her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第46页；该作者在此书第45-55页对此作了很好的论述。
[291]这里分析所用到的版本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Man and Animals, Vol. X of The Works of Charles Darwin, New York: Appleton, 1896; reprinted by AMS）。
[292]引文出自《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第178页。
[293]同上，第179-183页。
[294]同上，第188-189页。
[295]引文出自《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第353页；该书第183-184页讨论了后面这种观点。
[296]詹姆斯·拉弗尔，《戏剧的服装与布景》，第155页；莫伊尔·史密斯的原话转引自邵仁恩，《戏剧的七个年代》，第257页。
[297]詹姆斯·拉弗尔，《戏剧的服装与布景》，第209页。
[298]“戏剧档案”（Galerie Dramatique），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 the Main Branch）收藏的圣马丁门戏院（Théatre de la Porte St. -Martin）服装档案，第131和132卷。
[299]这个结论是通过将那些照片和阿兰·戴维森（Alan Davidson）的《地中海海鲜》（Mediterranean Seafood，London：Penguin, 1972）“鱼类目录”中的插图进行比较而得出的。
[300]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 1740-1814），法国剧作家、小说家。——译者
[301]伊迪丝·达波尼（Edith Dabney），生卒年不详，应为戏剧史研究专家，出版有《戏剧服装》（A Book of Dramatic Costume, New York: Crofts & Co., 1930）和《儿童的戏服》（Dramatic Costume for Children: A book of Costumes for Children's Plays, St. Louis: Educational Publishers, 1949）。——译者
[302]“戏剧档案”，第37、38、41卷；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伊迪丝·达波尼档案”，第39卷；关于闹剧的表演身段，请参看林肯表演艺术中心收藏的“英国戏服剪影”（Costumes：English Clippings）卷宗C（Envelope C）；卡洛斯·费舍尔的评论引自拉弗尔，《戏剧的服装与布景》，第155页。
[303]索罗金（P. I. Sorokin），《文化流动与社会流动》（Cultural and Social Mobili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9），第270页及以下；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贝尔斯（E. F. Bales），《家庭》（Famil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4）；以及桑内特的《家庭对抗城市》一书参考文献中所列各种帕森斯论家庭的作品。
[304]桑内特，《家庭对抗城市》；茱莉亚特·米切尔（Juliette Mitchell），《妇女的地位》（Woman's Estate，New York：Pantheon, 1971）；阿利兹，《儿童的世纪》，结论。
[305]阿兰·甄尼克（Allan Janik）和斯蒂芬·托尔敏（Steven Toulmin），《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Wittgenstein's Vienn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73），第42-43页。
[306]哈特夏德（T. G. Hatchard），《改善幼教与育婴方法指南》（Hin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arly Education and Nursery Discipline, London: 1853），书中各处。
[307]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关于美国黑人家庭的调查报告》（Report on the American Negro Family，Washington D. C.: U. S. Dept. Labor, 1965），书中各处。
[308]约瑟·霍尔斯（Joseph Hawes），《城市社会中的儿童》（Children in Urban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书中各处。
[309]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当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first published serially 1874-1875），第391页。
[310]布里斯-梅耶，《这就是时装》，第91页；引文出自斯奎尔，《服装和社会：1560-1970》，第135页。
[311]这种解释和斯奎尔在《服装和社会：1560-1970》第135页所提出的解释稍微有点不同。
[312]所有这些异常的行为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最寒冷的冬天也有出现。
[313]布瑟，《时装两万年》，第343页；威尔科克斯，《帽子和发型的款式》，第188—
[314]威尔科克斯，《帽子和发型的款式》，第189页。
[315]让·杜维诺，《戏剧社会学》（Sociologie du Théat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5），第238页。
[316]布里斯-梅耶，《这就是时装》，第90页。
[317]布瑟，《时装两万年》，第343-344页。
[318]巴通，《历史上的戏台服饰》，第461页；《永恒的假面舞会》（Eternal Masquerade，New York Public Library Collection，n.d.），第230页；布瑟，《时装两万年》，第343-344页。
[319]尼维尔·杜鲁门·皮特曼（Nevil Trumen Pitman），《历史上的服装》（Historic Costuming，London: A. I. Pitman & Sons, 1967），第109页；布洛比-约翰森，《身体和衣服：插图服装史》，第195页。
[320]引文出自巴通，《历史上的戏台服饰》，第498页。
[321]无名氏的原话，引自安捷洛格罗，《化妆史》，第103页。
[322]《永恒的假面舞会》，第209页；威尔科克斯，《帽子和发型的款式》，第266页。
[323]即艾米莉·安德烈（émilie André, 1869-1946），法国著名舞女和妓女，阿朗松的艾米莉（émilienne）是她的绰号。阿朗松是法国诺曼底地区一个小城市的名字，艾米莉·安德烈的籍贯地。——译者
[324]即卡罗琳娜·奥特罗（Carolina Otero, 1868-1965），原籍西班牙，是法国著名的舞女、演员和妓女。美人奥特罗（La Belle Otero）是她的绰号。——译者
[325]海伦娜·鲁本斯坦（Helena Rubenstein）的原话引自安捷洛格罗，《化妆史》，第107页；格温·雷夫拉特（Gwen Raverat），《流年碎屑》（Period Piece，London：Faber and Faber, 1952），第105页。这本回忆录忠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
[326]布洛比-约翰森，《身体和衣服：插图服装史》，第200页。
[327]拉弗尔，《时装简史》，第216页。
[328]此处年代有误，莎拉·伯恩哈德饰演《人在旅途》（Le Passant）和《斐德尔》（Phèdre）的年份分别为1869年和1866年。——译者
[329]康妮丽雅·奥蒂斯·斯金纳（Cornelia Otis Skinner）那本谈论这个女演员的著作《莎拉夫人》翻印了这些照片，但是印得很糟糕；原版照片存放在哈佛大学图书馆（Harvard College Library）的哈佛戏剧文物与档案收藏中心。
[330]1972年春天伦敦举办了一场巴克斯特服装展销会，会上展出了那些美丽的服装；可惜它们大多数变成了私人收藏品；博里斯·科特奇诺（Boris Kotchno），《贾季列夫和俄罗斯芭蕾舞团》（Diaghilev and the Ballets Russes, trans. Adrienne Foulk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巴克斯特的绘画》（The Drawings of Léon Bakst,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2）。
[331]更详细的描述请参看理查德·巴克尔（Richard Buckle），《尼津斯基》（Nijinsk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71）。
[332]引文出自范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浪漫现实主义》，第261-262页。
[333]这些问题在戴维·巴奈特（David Barnett）的《音乐的表演》（The Performance of Music，New York：Universe, 1947）中得到了详细的讨论。
[334]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德国音乐家。——译者
[335]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德国音乐家。——译者
[336]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德国音乐家，《童年情景》（Kinderszenen）是舒曼于1838年创作的钢琴曲。——译者
[337]德彪西（Achille-Claude Debussy, 1862-1918）和萨蒂（Erik Satie, 1866-1925）都是法国音乐家。——译者
[338]建议读者参看彼得斯（Peters）音乐出版公司出版的巴赫和贝多芬乐谱，这些乐谱都删除了后人添加的标记和诠释，差不多可以算是“净本”；而在国际音乐出版公司（International）和施尔默音乐出版公司（Schirmer）的乐谱中，现代编辑擅自添加了无数的标记。
[339]克拉拉·维克（Clara Wieck, 1819-1896），罗伯特·舒曼之妻，德国音乐家。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德国音乐家。约阿西姆（Joseph Joachim, 1831-1907），匈牙利音乐家。——译者
[340]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圣-桑（Charles Camille Saint, 1835-1921）、福莱（Gabriel Urbain Fauré, 1845-1924）都是法国音乐家。——译者
[341]相关例子可以参看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对门德尔松的讨论，见爱因斯坦，《浪漫主义年代的音乐》（Music in the Romantic Era，New York：Norton, 1947），第124页及以下。
[342]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奥地利音乐家。——译者
[343]弗兰茨·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匈牙利音乐家。——译者
[344]李斯特那句话出自伊莲诺·佩伦尼（Eleanor Perenyi），《李斯特：作为浪漫主义英雄的音乐家》（Liszt: The Artist as Romantic Hero,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Little, Brown & Co., 1974），第49页。
[345]引文出自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New York：Harper & Row, 1966），第44页。
[346]引文出自弗兰茨·李斯特（Franz Liszt），“帕格尼尼”（Paganini），刊登于1830年8月23日的《音乐通讯》（Gazatte Musicale，Paris）。
[347]勒妮·索辛（Renée de Saussine）对这些炫耀性表演并不反感，她在《帕格尼尼传》（Paganini，New York：McGraw-Hill, 1954）第20页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348]参看瓦尔特·贝克特（Walter Beckett），《李斯特》（Liszt, New York: Farrar, Staus, and Cudahy, 1956），第10页及以下。
[349]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的原话转引自卡尔·多利安（Carl Dorian），《表演音乐史》（The History of Music in Performance，New York：Norton, 1971），第224页。
[350]李斯特的这段话转引自贝克特，《李斯特》，第10页及以下。
[351]罗伯特·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On Music and Musicians, trans. Paul Rosenfeld, New York, 1946），第150页。
[352]请参看罗伯特·巴尔迪克（Robert Baldick），《弗雷德里克·勒梅特的生活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Frédérick, Fair Lawn, N. J.: Essential Boo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尤其是第52-54页。
[353]高迪埃原话的英文翻译见罗伯特·巴尔迪克，《弗雷德里克·勒梅特的生活与时代》，第141页。
[354]参看恩尼斯特·纽曼（Ernest Newman），《凡人李斯特》（The Man Liszt，New York：Cassell, 1934），第284页；撒切弗雷尔·西特维尔（Sacheverell Sitwell），《李斯特》（Liszt，New York：Dover, 1967），第136页。
[355]皮埃尔·福荣（Pierre Véron），《巴黎的娱乐》（Paris S'Amuse，Paris：Levey Frères, 1874），第36页。
[356]查尔斯·比丘尔·霍甘，《1776-1800年的伦敦戏院》，第92页。不同城市开始限制掌声的日期并不相同。在某些城市，不同的音乐表演中出现了不同的掌声模式。因而，在19世纪70年代的维也纳，在交响乐的乐章之间鼓掌是没有教养的行为，但在协奏曲的乐章之间鼓掌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357]弗里德里克·格林，《18世纪的法国》，第168页；西蒙·狄德沃斯（Simon Tidworth），《戏院的建筑史与文化史》（Theatres：An Architec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Praeger, 1973），第173页。
[358]可参看杜维诺的《演员》。1913年的《春之祭》（Le Sacrédu Printemps）引发的喧哗很好地说明了后面这种观点；那在当时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但在加里克的时代则是常事。（《春之祭》是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芭蕾舞剧，于1913年在巴黎爱丽舍田园剧院首演。——译者）
[359]约瑟（S. Joseph），《英格兰戏院逸事》（The Story of the Playhouse in England, London: Barrie & Rockcliff, 1963），第七章。
[360]狄德沃斯，《戏院的建筑史与文化史》，第158页。
[361]卡尼尔的话引自狄德沃斯，《戏院的建筑史与文化史》，第161页。
[362]理查德·瓦格纳的话引自狄德沃斯，《戏院的建筑史与文化史》，第172页。
[363]参看雅克·巴颂（Jacques Barzun），《达尔文、马克思和瓦格纳》（Darwin，Marx，Wagner，Garden City，N.Y.：Double Day, 1958）；该书虽然在音乐方面犯了少数几个错误，但就研究瓦格纳的意图而言，它依然是最好的著作。
[364]卡尔·肖斯克，“19世纪末维也纳的政治与精神”（Politics and Psyche in Fin-de-Siècle Vienna），载1961年7月号《美国历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35页。
[365]阿瑟·扬（Arthur Young），《音乐会的传统》，（The Concert Tradition，New York：Ray, 1965），第211、203页。
[366]若要和18世纪的节目单进行比较，请参看霍甘，《1776-1800年的伦敦戏院》，第75页。
[367]爱因斯坦，《浪漫主义年代的音乐》，第37-40页。
[368]请参看海克多·柏辽兹（Hector Berlioz），《回忆录》（Memoirs, trans. David Cairns, New York: Knopf, 1969），该书第230-231页记录了一个好玩的例子。
[369]扬，《音乐会的传统》，第236-238页。
[370]理查德森，《巴黎人的生活：1852-1870》，第142页。
[371]请参看瓦尔特·本雅明，《启思录》（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中的文章“波德莱尔”。（此书中译本名为《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译者）
[372]同上，第173页。
[373]卡萨雷斯（Bénigno Cacérès），《工人运动》（Le Mouvement Ouvrier，Paris：Le Seuil, 1967），第173页。
[374]目前对酒吧生活描绘最棒的文章是布赖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的“酒吧”，载《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城》（The Victorian City, eds. H. J. Dyos and Micheal Wolff,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第1卷；引文出自布赖恩·哈里森，《饮酒和维多利亚人》（Drink and the Victorian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1），第45页。
[375]约翰·伍德（John Woode），《俱乐部》（Clubs，London, 1900），书中各处。
[376]同上。
[377]理查德森，《巴黎人的生活：1852-1870》，第128页；参看戴维·平柯尼（David Pinkney）的《拿破仑三世和巴黎的重建》（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第73页的地图；雷蒙·鲁道尔夫（Raymond Rudorff），《美丽年代：19世纪90年代的巴黎》（The Belle Epoque：Paris in the Nineties，New York：Saturday Review Press, 1973），第45页。
[378]勒罗伊-毕留（Leroy-Beaulieu），《19世纪的女性工人问题》（La Questions Ouvrière au XIX Siècle），转引自理查德森，《巴黎人的生活：1852-1870》，第88页；可参看亨利·达尔米拉（Henri d'Almeras），“第二帝国时期那些去咖啡馆的文学家”（La Littérature au Cafésous le Second Empire），载1932年总第135期《自由工人杂志》（Les Oeuvres Libres）；该文漂亮地描述了那些坐在咖啡厅中察看那些任由他们察看的文学家的人们。
[379]罗杰尔·沙塔克（Roger Shattuck），《宴会的年代：188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先锋艺术的起源》（The Banquet Years: The Origins of the Avant-Garde in France—1885 to World War I,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58），第一章。
[380]关于这群革命者的复杂成分：请参看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从1815年至19世纪末的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观念》（La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de 1815 à la Fin du XIX Sècle，Paris, 1948），第90页及以下；戴维·平柯尼，《1830年的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3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第252-258页。
[381]克拉克（T. J. Clark），《绝对的布尔乔亚》（The Absolute Bourgeois, Greenwich, Conn.: New York Graphic Society, 1973），引文出自该书第19页。
[382]克拉克，《绝对的布尔乔亚》，引文出自该书第9-30页。
[383]普里西拉·罗伯逊（Priscilla Robertson），《1848年的革命：社会史》（The Revolution of 1848：A Soci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第19-23页。
[384]马克思的话引自乔治·迪沃（Gorges Duveau），《1848：一场革命的形成》（1848: 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 trans. Anne Carter, New York: Pantheon, 1967），第19页；也可参看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o translator indicate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第21页。
[385]数据来自迪沃，《1848：一场革命的形成》，第21页。
[386]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1848年到1945年之间的法国》（France 1848-1945，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3），引文出自第484页。
[387]迪沃，《1848：一场革命的形成》，第33-52页。
[388]怀特豪斯（H. R. Whitehouse），《拉马丁的生活》（The Life of Lamartin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8），第二卷，第240页。
[389]埃利亚斯·勒尼奥（Elias Regnault），《临时政府的历史》（Histoire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Paris：n.d.），第130页。（该书由私人印刷，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均有藏本。）
[390]引文出自拉马丁，《从政回忆录》（Mémoires Politiques, Paris: n. d.），第2卷，第373页；巴尔图（L. Barthou），《拉马丁的演讲术》（Lamartine Orateur, Paris: Hachette, 1926），第305-309页。
[391]参看怀特豪斯，《拉马丁的生活》，第242-245页；引文出自勒尼奥，《临时政府的历史》，第130页；也可参看怀特豪斯，《拉马丁的生活》，第241页；亚历克西·托克维尔，《回忆录》（Recollections, trans. Stuart de Mattos, London: Harvill Press, 1948），第126页。
[392]参看亚历克西·托克维尔，《回忆录》，第124页。
[393]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1832-1852年的政治动乱与社会动乱》（Political and Social Upheaval，1832-1852，New York：Harper & Row, 1969），引文出自该书第337-338页。
[394]威廉·兰格，《1832-1852年的政治动乱与社会动乱》，第343-344页。
[395]唐纳德·温斯坦（Donald Weinstein），《萨伏那罗拉和佛罗伦萨》（Savonarola and Flo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第74-75页。
[396]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的话引自费尔迪南德·舍维尔（Ferdinand Schevill），《中世纪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Florence，New York：Harper Torchbook 1963），该书初版名字为《佛罗伦萨史》（A History of Florence，New York：Harper Torchbook, 1936），第2卷，第416页。
[397]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S. Lopez），“艰难时期与文化投资”（Hard Times and Investment in Culture），载《文艺复兴六论》（The Renaissance: Six Essays, ed. Wallace Fergus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 1954），第45页；尤金尼奥·加林（Eugenio Garin），《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哲学文化》（La Cultura Filosofica del Rinascimento Italiano, Florence, 1961），书中各处；理查德·德雷克斯勒，“佛罗伦萨人的宗教体验：神圣的画面”（Florentine Religious Experience: The Sacred Image），载1972年《文艺复兴研究》（Studies in Renaissance），第19卷，第440-441页。
[398]理查德·桑内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人口史”（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未完稿论文）。
[399]费里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佛罗伦萨政治思想中的威尼斯因素”（The Venetian Constitution in Florence Political Thought），载尼古拉·鲁宾斯坦（Nicolai Rubinstein）主编的《佛罗伦萨研究》（Florentine Studies，London：Faber and Faber, 1968），第478页。
[400]帕斯卡尔·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吉罗拉莫·萨伏那罗拉的生活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Girolamo Savonarola, trans. L. Villari,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88），第1卷，第106页及以下。
[401]请参看萨伏那罗拉，《〈以西结书〉讲解》（Prediche sopra Ezechiele, ed. R. Ridolfi, Rome, 1955），第1卷。
[402]拉尔夫·罗伊德（Ralph Roeder）的《文艺复兴之人》（The Man of Renaissance）详细地描绘了当时教会焚毁奢侈品的情况。
[403]萨伏那罗拉，《〈以西结书〉讲解》，第168页。
[404]请参看杰拉尔丁·佩勒斯（Geraldine Pelles），《艺术、艺术家与社会》（Art，Artist 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 1963）。
[405]罗德里克·科德沃德（Roderick Kedward），《德雷福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69），第8页。
[406]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这一部分，描述得最为清楚的是道格拉斯·约翰逊（Douglas Johnson）的《法兰西与德雷福斯事件》（France and Dreyfus Affair，New York：Walker, 1967）；也可以参看盖伊·夏普曼（Guy Chapman）的《德雷福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当然，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约瑟·雷纳克（Joseph Reinach）的详尽研究依然是一份基本文献，尽管他本人参与了德雷福斯事件。这里的描述取自约翰逊、夏普曼和科德瓦德的著作。
[407]莫里亚克的话引自约翰逊，《法兰西与德雷福斯事件》，前言；关于当时社会中上层阶级成员在德雷福斯事件处于敏感时期的所作所为，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让·桑德伊》（Jean Santeuil）中的描写虽然带有“偏见”，但可能是最有趣的。
[408]爱德华·德律蒙（Edouard Drumont），“德雷福斯上尉的灵魂”（L'âme du capitaine Dreyfus.），载1894年12月26日的《自由谈》（La Libre Parole）；这篇文章的节译版收录于路易斯·斯奈德（Louis Snyder）的《德雷福斯案件》（The Dreyfus Case,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96页。
[409]爱德华·德律蒙，“德雷福斯上尉的灵魂”，载1894年12月26日的《自由谈》；这篇文章的节译版收录于路易斯·斯奈德的《德雷福斯案件》，第96页。
[410]阿森尼·马尔罗克（Ar色nne de Marloque），《回忆录》（Mémoires，Paris：privately printed，n.d.），该书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引文由理查德·桑内特翻译成英文。
[411]约翰逊，《法兰西与德雷福斯事件》，第119页；由于全文包含在这本书中，而且由于所有的引文都指明了段落数，下文引用这篇文章的时候将不再单独加注。
[412]引文出自泽尔丁，《1848年到1945年之间的法国》，第750-751页。
[413]威利·勃兰特（Willie Brandt, 1913-1992），德国政治家, 1969-1974年任联邦德国总理。——译者
[414]季斯卡（Valéry Marie RenéGiscard d'Estaing, 1926—），法国政治家,1974-1981年任法国总统。——译者
[415]肯尼迪（John F. Kennedy, 1917-1963），美国政治家, 1961-1963年任美国总统。——译者
[416]鲍威尔（Enoch Powell, 1912-1998），英国政治家。——译者
[417]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第3卷，第1112页。
[418]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幻象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New York：Anchor, 1957），第7页。
[419]同上。
[420]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114页。
[421]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120-1121页。
[422]弗洛伊德，《幻象的未来》，第54页。
[423]同上，第40页。
[424]关于这个系统的更详细分析，请参看理查德·桑内特，“艺术家和大学”（The Artist and the University），载1974年秋季卷《代达罗斯》（Daedalus）。
[425]该记录已经出版：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森林山庄日记》（Forest Hills Diary，New York：Random House, 1974），吉米·布莱思林（Jimmy Breslin）序，理查德·桑内特跋。接下来的分析是该书后记的修改版。
[426]马里奥·科莫，《森林山庄日记》，第61页。
[427]科莫，《森林山庄日记》，第103页及以下。
[428]同上，第128-129页。
[429]隆·诺顿（Norton Long），“作为游戏生态学的区域性共同体”，载《城市治理》（Urban Government, ed. Edward Banfield, Rev.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第469页。
[430]科莫，《森林山庄日记》，第56页及以下。
[431]同上，第67页及以下。
[432]科莫，《森林山庄日记》，第134页。
[433]科莫，《森林山庄日记》，第147-149页。
[434]尼古拉斯·伊夫勒诺夫（Nicolas Evreinoff）的话引自斯坦福·莱曼（Stanford Lyman）和马尔文·斯各特（Marvin Scott），《社会现实的戏剧》（The Drama of Social Rea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第112页；两位作者的话引自该书第111页。
[43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标准版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London：Hogarth, 1959），第4卷，第144页。
[436]请参看阿瑟·寇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创造的行动》（The Act of Creation，New York：Macmillan, 1964），书中各处。
[437]请参看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艺术的心理分析探索》（Psychoanalytic Explorations in Art，New York：Schocken, 1964），该书第173-203页特别探讨了儿童游戏中漫画的心理先兆。
[438]约翰·海辛格，《游戏人》，第7-9页。
[439]让·皮亚杰（Jean Piaget），《游戏、梦境和童年的模仿能力》（Play，Dreams，and Imitation in Childhood，London：Heinimann, 1951），书中各处，尤其是第一章。
[440]心理学家将会承认这种对游戏挫折的分析接近于菲斯汀格关于认知紊乱的情景强化的看法。参看利昂·菲斯汀格（Leon Festinger），《认知紊乱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还有“不充足回报的心理效应”（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Insufficient Rewards），载《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1961年总第16卷第1期，第1-11页。
[44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自恋》（On Narcissism，London：Hogarth, 1957；first published, 1914）。
[442]亨兹·克哈特（Heinz Kohut），《自我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the Self，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71），第33-34页。
[443]奥拓·科恩伯格（Otto Kernberg），“客体关系的结构性派生物”（Structural Derivatives of Object Relationships），载《国际心理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66年总第47期，第236-253页；科恩伯格，“自恋人格的心理分析治疗中的各种要素”（Factors in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ies），载《美国心理分析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970年第18卷第1期，第51-85页；克哈特，《自我的分析》，第22-23页。
[444]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过渡性目标与过渡性现象”（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载《国际心理分析杂志》, 1953年总第34期，第89-97页。
[445]有些彼此差异很大的研究人员都持有这种观点，例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和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的《社会的产物》（La Production de la Société）都表达了这种看法；安德烈·戈兹（André Gorz）和谢尔盖·马雷特（Serge Mallet）这样迥然不同的理论家也都持有这种观点。
[446]实际上，在美国这些人通常是蓝领工人阶级中的精英，他们自认为已经脱离了工人阶级，但在科层组织的人事表格中，他们依然被当成工人阶级的一员。请特别参看布劳纳关于技术工人的作品。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异化与自由：工厂及制造业》（Alienation and Freedom：The Factory and Its Indust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447]简·弗林（Jane Veline），“推动机构增长的科层需要：一项个案研究”（Bureaucratic Imperatives for Institutional Growth：A Case Study），手稿。
[448]“万金油工作”（protean work）这个词来自里弗顿（R. J. Lifton）的“万金油人”（Protean Man），载《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1968年冬季出版的第35卷第1期，第13-27页。对万金油工作的最好描述是米尔斯的《白领》；克里斯托弗·甄科斯（Christopher Jencks）和戴维·李斯曼（David Riesman）的《学府的革命》（The Academic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68）很好地分析了这样的工作涉及的教育/技术能力问题。
[449]赖特·米尔斯，《中等城市的中等阶级》（The Middle Classes in Middle-Sized City），载《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2卷第5期（1946年10月），第520-529页。
[450]参看桑内特和寇伯，《阶级中隐藏的伤害》，第193-197页
[451]原文载于1898年1月13日法国《震旦报》（L'Aurore），译者以本雅明·塔克尔（Benjamin R. Tucker）的英译文为底稿，参考原文译出，并酌情添加了注释，以便读者理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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