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
（一）
在1860年7月，托尔斯泰离开彼得堡，开始了他为期9个月的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之行。同行的还有他的妹妹玛莎和几个外甥，他们坐船取道波兰前往柏林。
到达柏林后，玛莎和孩子们先去了法国的索登尼古拉处，托尔斯泰自己在柏林逗留了几天。在这里，他去柏林大学听了课，参观了当地的手工业夜校等，但印象都不佳。
之后，托尔斯泰又到了威玛。在那里，他参观了歌德故居，欣赏了莫扎特的歌剧，并进行了教育考察。
随后，他又到了耶拿，对那里由斯多伊教授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颇为喜欢，觉得这是他在德国见到的“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几乎是唯一有生气的学校”。
这年9月，托尔斯泰的大哥尼古拉病危，托尔斯泰赶紧赶到居住在索登治病的大哥身边。看到形销骨立、因患肺结核不断咳嗽的大哥，托尔斯泰非常难过。本来尼古拉的身体是很棒的，但在高加索服役的12年间，他染上了酗酒的毛病，退役后也未能戒掉，这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
在托尔斯泰的坚持下，尼古拉答应出国治疗。医生认为，尼古拉应该在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度过冬季。于是托尔斯泰与妹妹玛莎商量，决定带哥哥前往地中海沿岸城市土伦附近的耶尔。
几经辗转，托尔斯泰一行终于到达耶尔。然而，尼古拉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一天不如一天。1860年9月20日，尼古拉带着平静的表情离开了人世。
大哥的去世让托尔斯泰悲痛欲绝，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件事让我严重地脱离了生活的轨道，……大哥的死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强烈的印象。”
托尔斯泰久久都不能平静下来，觉得生活变得无比黯淡。现在，生活中唯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教育工作。
过了一些时日，托尔斯泰开始考察法国的学校教育。他参观了马赛城里的全部8所公认学校后得出结论：在那样的学校里，工人不可能获得真才实学，法国工人的知识大都来自于廉价的报刊、有音乐杂耍和短剧上演的咖啡馆和俱乐部。
1860年冬到1861年春天，托尔斯泰到过了欧洲不少城市。他还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那里，他结识了刚从流放地归来的着名十二月党人沃尔康斯基，并由此萌发了创作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的念头。
接着，他又先后游历了利沃纳、那不勒斯、罗马等地，并转道巴黎到了伦敦。在伦敦，他与英国着名作家狄更斯有了一面之交，又和俄国流亡作家赫尔岑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尽管两人观点有很多出入，但他们依然对彼此十分倾慕。
在赫尔岑的引荐下，托尔斯泰又特地前往布鲁塞尔，拜访了当时侨居在那里的着名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和波兰社会活动家列勒维尔，这一经历给托尔斯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861年2月，沙皇签署了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成为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托尔斯泰在国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敏锐地感觉出政府这项“改革”举措的欺骗性。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说：
“……我还不喜欢一点，就是上谕中的口气仿佛就像是对老百姓做了极大的恩惠一样，可是它的实质，即使一个有一点学问的农奴主也能看得出，其中除了许诺之外别无一物。”
4月12日，托尔斯泰回到俄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稍事停留后，于5月初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
（二）
回到家乡后，托尔斯泰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与庄园里农民的关系。他将农民都召集到一起，宣布凡事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从现在起一律归他们所有；而且，每个农民还能获得一块远多于其他庄园的份地。这一次，农民们没有怀疑托尔斯泰的诚意，他们纷纷欢呼，并祝托尔斯泰健康长寿。
当托尔斯泰还在伦敦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第一区的和平调解人。这一职务主要负责调解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当然主要是土地纠纷。
为维护农民的利益，托尔斯泰一回国后马上就接受了这一任命。随后，他常常站在农民的一边，维护农民的利益。结果也正如托尔斯泰所预料的那样，农民们“欣喜万分”，而贵族们则对他“恨之入骨”。当地的贵族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撤销托尔斯泰的调解人职务，因为他唤起了农民对地主的敌意，并给贵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不久后主动辞去了调解人职务。
还有一件事，就是被托尔斯泰称之为“难以割舍的诗意而美妙的”教育事业。所以一回到家乡，他立刻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身到这一事业当中了。
不过，托尔斯泰的行为引起了沙皇当局的注意。在他担任调节人期间，就有宪兵密探向第三厅报告了托尔斯泰袒护农民的事；如今，他的办学活动进一步引起当局的不满。而同时，一些地主出于仇视心理，不断诬告托尔斯泰网罗图谋造反的大学生、印刷发政府传单等。因此，沙皇当局加紧了对托尔斯泰的秘密监视。
1862年夏天，托尔斯泰感到身体不适，常常咳嗽。他自以为这时肺病的征兆，因为这种病已经夺取了他两个哥哥的性命。于是在医生的劝告下，他决定前往萨马拉平原去进行酸马奶治疗。同时，他还带了学校的两个孩子随他一起旅行，他们是菲特卡和叶戈尔，同行的还有他的仆人阿列克塞。
托尔斯泰一行先骑马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车到特维尔，从那里再搭乘汽船沿伏尔加河南下，到达萨马拉大草原。在草原天然、广阔、舒畅的环境中，托尔斯泰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
然而就在这时，灾难降临到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事情起因于波良纳学校新雇用的一个名叫索科洛夫的大学生教师，他曾参加过反政府组织，是赫尔岑的信徒，因而受到沙皇政府的密切监视。
索科洛夫一离开莫斯科，图拉省宪兵司令穆拉托夫便得知他不久后到了波良纳学校。很快，这位急于立功升官的政治密探编造了一系列谎言，并秘密告知莫斯科总督。莫斯科总督接到密告后，马上下令对波良纳庄园进行了搜查。
这天一大早，宪兵便闯进了托尔斯泰的波良纳庄园，并在他的住所和两所学校中翻箱倒柜搜查了两天。所有东西都被检查了，包括托尔斯泰认为“只有当我临死时才能把它们交给最亲近的人”的全部日记和信件。
为了寻找罪证，这群宪兵甚至把网撒到水池里打捞，还撬开了马棚的地板。临走时，他们还没收了那些任教大学生的证件。
正在萨马拉草原休养的托尔斯泰得到消息后，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波良纳庄园。这件事让托尔斯泰大为震怒，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一定会杀死那个领头的宪兵上校；并且还说，对这样的政府，他“感到愤怒、厌恶，乃至仇恨”。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学校又维持了一段时间，但终因外界环境的变化、教师的陆续离去和作家兴趣的转移而停办了。
然而，这段经历却令托尔斯泰终生难忘。直到晚年，他仍将办学这段经历看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即“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为他人服务的事业的时期”之一。
（三）
在托尔斯泰第二次归国时，他已经33岁了，独身生活让他感到烦恼和孤独。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苦闷，我没有朋友，没有！我是个孤家寡人。”
这些年来，他也尝试过几次恋爱，但都因过于理想化或属于精神恋爱而没有成功。
一个时期以来，托尔斯泰与莫斯科宫廷医生贝尔斯一家过往甚密，贝尔斯的妻子吕波芙是托尔斯泰的旧识，而她与托尔斯泰的妹妹玛莎更是多年的好友。贝尔斯有8个孩子，其中3个女儿正值青春年少，个个都生动聪明伶俐、漂亮动人。
贝尔斯家那种温馨的家庭氛围和充满青春气息的欢乐深深地吸引着托尔斯泰。在这里，他享受到了家庭的愉快，以及年轻人在一起开怀欢愉的乐趣。
渐渐地，托尔斯泰对这些女孩子产生了爱意。一次，他对妹妹玛莎说：
“我觉得贝尔斯家特别可爱，如果我有朝一日成家，我只要娶他们家的闺女。”
贝尔斯家的几个孩子也很喜欢这位年轻的作家和伯爵。贝尔斯的小女儿塔尼娅后来回忆说：
“他一来到家里，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他有时带我们到森林中散步，而他自己也不辨道路，边走边给我们讲故事。”
托尔斯泰的频频到访，让贝尔斯夫妇逐渐看出了一点眉目：伯爵应该是爱上我们的某位女儿了。在他们看来，尽管托尔斯泰年纪偏大一些，但出身和教养都不错，而且还是个颇有名气的作家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贵族，因此，他们也希望托尔斯泰能娶他们的一位女儿为妻。
然而，托尔斯泰却迟迟没有表态。贝尔斯家的亲友和家庭教师都认为托尔斯泰看上了大女儿莉莎。而莉莎也自作多情起来，每逢托尔斯泰来访，她都显得格外热情，当然事前也忘不了要梳洗打扮一番。
托尔斯泰虽然觉得莉莎也是个不错的姑娘，但他并不中意莉莎，觉得莉莎的性格过于理智沉稳，过于会算计。这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托尔斯泰看中的是二女儿索尼娅。索尼娅是姐妹三人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身材匀称高挑，容貌端庄秀丽，而且感情丰富，待人真诚，还颇具文学才华。当然，索尼娅对托尔斯泰也颇有好感。
1862年8月初，贝尔斯夫人吕波芙带着3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前往图拉省伊维齐庄园看望父亲，顺路去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看望刚刚从阿尔及利亚回来的玛莎。
贝尔斯夫人一行下午从图拉省出发，傍晚时分到达波良纳庄园。可以想见，贝尔斯夫人一行到来给一向宁静的波良纳庄园带来了多么热烈的气氛。全家上下都忙碌起来，为客人准备食宿。
当晚，托尔斯泰亲自为索尼娅在沙发椅上铺了一个床位，让索尼娅深受感动。索尼娅后来回忆说：
“在列夫为我准过的长椅上睡觉多么好啊！一晚上我都翻来覆去，觉得有些不舒服，两边的扶手夹得很窄，可我的心里快乐极了。想起列夫如何为我准备这个过夜的地方，我就满怀新奇、高兴之情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托尔斯泰安排客人到森林游玩和野餐。那时，索尼娅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那么令人心醉。
第三天，贝尔斯母女离开了波良纳，动身前往伊维齐庄园。可谁也没有想到，贝尔斯一家刚刚到达伊维齐的次日，托尔斯泰便骑着白马赶来了。他走了50俄里，到达时朝气蓬勃，快乐而激动。
晚上，托尔斯泰与索尼娅姐妹们坐在桌前谈天说地，吕波芙见天色已晚，便催促孩子们就寝。就在索尼娅刚刚走到门口时，托尔斯泰叫住了她。
两人再次坐在桌边，托尔斯泰拿出一支粉笔，在桌子上的计分板上开始写字母，并让索尼娅辨认。
索尼娅心跳得厉害，她觉得这一瞬间她什么都能明白和做到。她颤声念道：
“您的青春和对幸福的要求非常清楚的让我想起我年纪已老，不可能有幸福。”
“还有。”托尔斯泰继续写下去，索尼娅继续念：
“是您家里，对我和您姐姐莉莎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您要和您的妹妹为我辩护。”
两人为心灵的相通而异常激动。正当托尔斯泰想继续向下写时，楼上传来吕波芙催促索尼娅上楼睡觉的声音，两人的感情交流只得暂时中止。
（四）
不久，吕波芙就带着孩子们回了莫斯科，托尔斯泰也随同她们一起去了莫斯科。这年，不论是夏天还是初秋，也不管贝尔斯一家住在城里还是郊外，托尔斯泰几乎每天都去拜访。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与索尼娅的感情也在悄悄地发展着。
渐渐地，托尔斯泰对索尼娅的爱越来越强烈，但他并不能确信索尼娅是否也一样爱他。越是在这种时候，托尔斯泰的自卑感越强。他为自己的年龄和相貌苦恼，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9月16日晚上，经过再三的犹豫，托尔斯泰终于将揣在怀里三天的信交给了索尼娅。索尼娅接过信，立刻跑进自己的房间。信上这样写道：
索尼娅·安德烈耶夫娜：我已经无法忍受。三周以来，我每天都在说：现在我一定要把一切都讲出来，可最后我总是怀着同样的苦闷、后悔、恐惧和幸福的心情离开。每天晚上，我都如同现在一样，逐一回忆过去的情景，我很痛苦，我说：为什么我没说？我该怎么说？我能说些什么？我随身带着这封信，如果我又不能说，或者没有勇气对您说出一切，我就把这封信交给您。……
我本来想与您的一切联系，重新回到孤独劳动的修道院里埋头于事业。但现在我什么都办不到了，我觉得我把您家搅乱了，我和您像和朋友、和正直的人那样朴实的、值得珍视的关系已经失去了。我既不能离去，也不敢留下。
您是个诚实的人，请坦率地，不要急急忙忙，……告诉我，您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妻子？……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好好问问自己。我怕听到您说“不”，但我预感到，并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忍受得住的力量。但是，如果我永远不能成为一个被人爱的丈夫，像我爱我的妻子那样的话，那简直太可怕了！
就在索尼娅看信时，吕波芙走进房间。她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并对女儿说：
“到他那里去，把你的答复告诉他。”
索尼娅好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也似地跑上楼梯，跑到母亲的房间。托尔斯泰正靠在墙壁上等待她。
当看到索尼娅后，他趋步上前，抓住索尼娅的手，问道：
“怎么样？”
“当然，我愿意。”索尼娅羞红着脸回答。
是年，索尼娅18岁，托尔斯泰34岁。
一周后，即1862年9月23日，托尔斯泰与索尼娅举行了婚礼。婚礼隆重而庄严，后来，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将他的婚礼描写成列文与吉娣的婚礼。他用优美的文笔清晰的描绘了婚礼的场景和列文的内心感受。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
9月23日，星期天，我娶了索尼娅·贝尔斯，她是年少时的朋友吕波奇卡·伊斯连尼耶娃的女儿。为了让您清楚地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应当写出一部书。我是幸福的，自从我出世以来，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幸福。
婚礼结束后，索尼娅流着眼泪与家人告别，跟随托尔斯泰踏上了前往亚斯纳亚·波良纳的路程。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马车抵达波良纳。在庄园的大门口，塔基亚娜姑妈手持圣像迎接这对新婚夫妇，谢尔盖哥哥还向他们献上了面包和盐巴。
结婚之后，波良纳庄园的女主人索尼娅为庄园带来了生气。她用盆栽的山茶花和木樨草等鲜花装点寓所；还在屋前的草坪上培植番红花、风信子、玫瑰花等；在花园里，她用沙土重新铺了小径，修建了洋槐，又栽上了丁香。
庄园里所有的账目也都移交给索尼娅，所有库房的钥匙也都交给了她。
婚后的托尔斯泰获得了精神上的安宁，他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幸福，“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平静，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这种美满生活人间是难得的”，“我是幸福的，我变成了一个新人，一个崭新的人”。
与此同时，强烈的创作欲望也重新溢满了他的心头。托尔斯泰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
“我对自己的状况完全满意，……我感到自己的智力和精神力量空前活跃，空前宜于写作，而且我也在创作，……我现在一心一意写作，边写边思考，我还从来不曾这样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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