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
（一）
1908年8月28日是托尔斯泰80岁寿辰的喜庆日。在这年年初，人们就提出为他祝寿的问题，彼得堡甚至还成立了由一些着名教授、作家、社会活动家组成的庆典委员会，成员包括托尔斯泰的朋友列兵、柯罗连科和斯塔霍维奇等人。
尽管托尔斯泰不希望人们为他操办什么庆祝活动，但全俄国、乃至全世界敬仰托尔斯泰的人们都在这一天由衷地为他祝福。
这一天，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格外热闹，一派节日气氛。来的人很多，其中有许多记者，还包括一位电影摄影师。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馆长赖特也来了，还一起带来了由萧伯纳、威尔斯、欧文等800多位英国着名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签名的致敬信。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贺电和贺信也雪片似地飞来。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贺电称：
“如同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当代条条艺术大道通向您的名字。”
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救助失业工人委员会的贺电说：
“请接受我们诚挚的祝福，因为我们得到了您的天才赐予我们心灵和头脑的无数财富。您的一切都献给了全人类。”
……
与人民的祝愿相反，当局和教会则对托尔斯泰恨之入骨。他们早早就下达了禁止为托尔斯泰举行任何庆典活动的命令。同时，东正教最高议会又号召教徒“抵制列·尼·托尔斯泰的庆典”，因为“他是东正教的顽固敌人”。
然而，这一切不仅不能损坏托尔斯泰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还进一步暴露了统治者的懦弱和无耻。不久之后发生在莫斯科火车站前的一幕，就是这一点的最好佐证。
1908年初秋，托尔斯泰到莫斯科郊外的切尔特科夫的寓所小住。这时，切尔特科夫已经结束了在国外的流放生活，返回国内。这次莫斯科之行是托尔斯泰自1901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9月19日，他离开莫斯科返回亚斯纳亚·波良纳，报纸报导了这则消息，于是这一天，莫斯科许多市民都自发地前往火车站为他送行。
当托尔斯泰一行来到库尔斯克车站广场时，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马车刚一进入广场，人群便爆发出一阵热情洋溢的欢呼声。马车在靠近车站的地方停下，托尔斯泰走下车来。这时，人群中所有的人如同一个人一样，全都脱下帽子……人群移动着、喧闹着，就像波涛的大海一般，欢呼声更是响成一片：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万岁！”
“光荣属于托尔斯泰！”
“伟大的战士万岁！”
……
人群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大部分是年轻人，其中主要是大学生。他们都纷纷涌向托尔斯泰，想一睹心目中偶像的风采。人们互相拥挤着，让随行的托尔斯泰的小女儿萨沙和秘书很担心——他如何穿过这密密匝匝的人群呢？
忽然，一个青年男子有力的声音喊道：
“大家拉起手来！拉起手来！”
立刻，人群就像是被一种魔力指挥着一般，在托尔斯泰面前的群众都向一边闪开，在一刹那间，从托尔斯泰身旁到车站站台上就闪出了一条狭长的通道，人们都自发地站立在通道的两旁，手拉着手。
托尔斯泰进入车厢，在窗口前停下脚步。喧哗声和欢呼声响彻云霄，无数双手在用力地向他挥舞着。托尔斯泰摘下帽子，神情专注地向四下行礼。然后，他用一种坚定的声音说道：
“谢谢！这真让我感到意外的高兴，我实在没有料到大家对我这样同情……谢谢你们！”
在万众欢腾之中，列出徐徐启动了，而人群又跟着向前涌去。他们似乎被一种自发的情感支配着，着魔一样紧追着列车不放……这真是一个罕见的感人场面。
（二）
1909年7月，托尔斯泰收到了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第18届和平大会的请柬。托尔斯泰认为，只有他能够说出赤裸裸的真理，议论战争之不能容忍和号召全面裁军，也只有他一个人的话才会被人们听取。因此，参加和平大会是他的责任。
然而，当他将这件事告诉妻子索尼娅后，索尼娅却坚决反对，称此行对他的健康是有害的。为了制止托尔斯泰此次旅行，她使出各种手段，甚至以自杀相逼。最终托尔斯泰只好让步。在以后几天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写道：
“当我躺下经过静心思考后，我决定不走了。我当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她很可怜，我真诚地怜悯她。”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索尼娅开始了与切尔特科夫争夺托尔斯泰文学遗产的斗争。在1909年秋，托尔斯泰立下一份遗嘱。在这份遗嘱中，托尔斯泰放弃了他1881年以后所写的作品的版权，允许一切愿意出版这些书的人自由出版，并将审定权交给了切尔特科夫。但在向法律界人士咨询时，一位法学家指出，这样的遗嘱无法执行，因为法律要求指定继承人。于是这件事就暂时搁下了。
1910年7月，索尼娅与切尔特科夫为由谁保管托尔斯泰1900年以后的日记一事发生激烈冲突。索尼娅要求将所有的日记都交给她保管，并要求托尔斯泰不再与切尔特科夫来往。
为安慰妻子，托尔斯泰将原由切尔特科夫保管的那部分日记存入了银行，并暂时不与切尔特科夫见面。托尔斯泰还在7月14日写了一封长信给索尼娅。信中写道：
……尽管有各种促使我们关系冷漠的原因，但我仍然像年轻时一样爱你，而使我们的关系冷淡的原因是：
第一，我对尘世生活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感到厌烦，而你不愿意，也不能抛弃这一切，因为你的内心没有产生这些信念的基础。这是很自然的，我不能因此而怪你。
第二，近几年你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易怒、专横和不能自控。这些性格表现虽然不能使感情本身变得冷漠，但却使感情的表达变得冷酷。
第三．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财产是罪恶的，而你认为那是生活的必然条件。为了不离弃你，我在生活方式上只好屈从于对我来说是非常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而你却把这看做是我对你的观点的认同。因此，我们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多。
第四，如果我和切尔特科夫的关系让你感到难过，那么我准备不和他见面。
第五，如果你不接受我这些为建立良好安宁生活所必需的条件，那我就收回我不离开你的诺言。我要离开这里……因为我无法再这样生活下去。
7月22日，托尔斯泰在距离亚斯纳亚·波良纳3俄里的格鲁蒙特树林中，秘密立下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根据这份遗嘱，托尔斯泰全部着作的继承人是他的小女儿萨沙。如果萨沙去世了，就由长女塔基亚娜继承。她们将执行托尔斯泰的遗愿，不将这些着作变成私有财产，它们的版权归全民所有；托尔斯泰的全部手稿继承人是切尔特科夫，他将负责在托尔斯泰去世后审阅这些手稿，并酌情出版，但不能抱有个人的物质目的。
托尔斯泰在这份遗嘱上签了名，证人特尔等为泽尔、谢尔盖延科等也签了字。不过，这份秘密立下的遗嘱却为后来更大的风波埋下了伏笔。
（三）
尽管托尔斯泰的遗嘱是秘密立下的，但索尼娅还是很快就知道了。她认为，交出文学遗产只会肥了那些出版社，而他们一家人将陷入贫困的境地。为此，索尼娅开始与托尔斯泰进行无休止的争吵，还请来神父为驱逐切尔特科夫的幽灵而祈祷。
托尔斯泰的生活再次失去了平静，这令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痛苦到了极点。而与此同时，女儿萨沙和切尔特科夫还在鼓励他与索尼娅继续斗争。托尔斯泰不愿意这样做，他被这一切弄得筋疲力尽，感到自己已经被“撕成了两半”。
大女儿塔基亚娜心疼父亲，便极力想缓和这种局面。她认为，既然母亲怨恨的主要原因与切尔特科夫有关，那么托尔斯泰若能与切尔特科夫分开一段时间，气氛也许就能缓和下来。于是，她给切尔特科夫写信暗示了这一想法，但切尔特科夫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8月中旬，托尔斯泰乘火车到塔基亚娜的庄园中住了一个多月，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9月下旬，他返回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
9月23日，是托尔斯泰与索尼娅结婚48周年的纪念日，两人合影留念。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小女儿萨沙的不满，认为这是父亲向母亲作出的让步。同时托尔斯泰也发现，他藏在靴筒里的那本从7月底开始另记的私人日记不见了，显然这是索尼娅所为。
10月初，紧张而不得安宁的生活令托尔斯泰突然病倒，并昏厥过去。虽然第二天病情有所好转，但身体仍很虚弱。然而，家庭的争吵仍在继续，这个局面让病痛中的托尔斯泰更加难以忍受。
10月24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图拉省波洛夫科沃村的农民诺维科夫，请求他为自己寻找“一个哪怕最小，但却是单独的、暖和的小农舍”，因为他“可能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要到那里住一住”。
10月26日，托尔斯泰又到自己的忠实信徒施密特老太太那里去了一趟，大概是与她告别的。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一切如常，只是愈来愈感到内疚和需要采取行动。”
直到这时，托尔斯泰对妻子的怜悯仍让他下定不了出走的决心。
10月27日晚上12点半左右，托尔斯泰在读完书后走进卧室休息。迷迷糊糊睡了两个小时，托尔斯泰忽然听到书房里有蹑手蹑脚的开门声和脚步声。
托尔斯泰悄悄起身，透过门缝，看到书房里有灯光，妻子索尼娅正在里面沙沙地翻检着纸张。托尔斯泰知道，索尼娅在找他的遗嘱。
过了一阵，索尼娅悄悄地离开了托尔斯泰的书房。然而，托尔斯泰却对妻子的这种做法产生了无法抑制的“憎恨和愤怒”。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都无法入睡，便点起蜡烛，坐了起来。
这时，索尼娅推门进来了，若无其事地问托尔斯泰起身的原因和身体状况，然后离开了。愤怒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了托尔斯泰，他终于做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并给索尼娅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的出走定会使你伤心，为此我感到遗憾。不过，请你理解我、相信我，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在家里的处境正在变得，其实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除了其他原因，我无法继续生活在曾经生活过的奢侈环境中，我所采取的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通常都会采取的行动——离开尘世生活，在孤寂中度过余生。
请你理解这一点，即使得知我在哪里也别来找我。你的到来只会恶化你和我的处境，但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感谢你和我在一起度过的48年的忠诚生活，并请原谅我做的一切对不起你的事情，就像我也由衷地原谅你可能对不起我的一切地方一样……
写完信后，托尔斯泰轻轻走下楼梯，敲开医生马科维茨基的门，又叫醒了女儿萨沙。他们匆忙收拾了一些必需的衣物、书籍和手稿，既想快点收拾，又担心惊醒索尼娅后走不成，以致紧张的手都发抖了。
此时已经是11月28日凌晨5点了，托尔斯泰走出房间，去马房叫醒人套车。外面一片漆黑，正下着小雨，凉气袭人。在去找马车夫的途中，托尔斯泰还迷了路，撞到一棵树上，帽子也弄丢了。他只好返回家中，又戴上一顶帽子，与医生马科维茨基一起出门去找马车夫。车夫起来后，立即套上了双马的四轮轻便马车。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了，托尔斯泰与马科维茨基医生一起登上马车，马车很快便驶出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这时，托尔斯泰才放松下来，觉得自己安全了，索尼娅再也追不上他了。他高兴地对医生说，他觉得非常舒服。很快，托尔斯泰就在马车里睡着了。
到了戈尔巴切夫车站后，托尔斯泰与马科维茨基又乘坐火车，晚上8点来到了奥普京修道院。
（四）
托尔斯泰离开的时候，索尼娅还在睡梦中。由于前一天晚上睡得很晚，她一直睡到上午11点才起床。而此时，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消息几乎传遍了全家。她接过萨沙递过来的托尔斯泰留下的信，气得浑身颤抖。没等读完，她就扔下信冲出门外，直奔池塘并跳入水中，幸亏人们及时将她救了上来。
10月29日一早，谢尔盖延科来到奥普京修道院的客栈，向托尔斯泰汇报了他妻子的情况，托尔斯泰的心情很沉重。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工作，并口授了最后一篇论文《有效的手段》，还拟定了4个文学题材，打算将“非常想写的文学作品写出来”。
10月30日，小女儿萨沙来到奥普京修道院，见到托尔斯泰，并带来了索尼娅等人劝他回家的一叠信件，并说家里人很可能随时都来到这里。
当晚，托尔斯泰给妻子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他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托尔斯泰再次阐明了他不回去的原因。
10月31日凌晨4点，托尔斯泰又匆匆骑马出发了。早晨7点多，他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当时他的去向还不明确，准备先到诺沃奇卡斯柯城的一个朋友家后再作打算。
在火车上，托尔斯泰感到身体不适。几天来的情绪激动、劳累和奔波，让这位82岁老人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下午4点多，托尔斯泰开始浑身发冷，并伴有高烧。晚上6点左右，火车停在梁赞省的一个偏僻小站阿斯塔波沃，托尔斯泰一行不得不中途下车。站长奥佐林立即让出家里的两间住房，让托尔斯泰安顿下来。
看到随行小女儿萨沙的忧郁表情，托尔斯泰半开玩笑地安慰她说：
“好啦，这下将死了……别烦恼。”
经过医生的诊断，托尔斯泰患上了肺炎。
作家出走并患病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小小的阿斯塔波沃车站成为俄国和全世界各国成千上万进步人士注目的中心，各行各业的人们和许多记者都跑来车站，许多大学生也来到这里探望托尔斯泰。
11月1日，托尔斯泰给长子谢尔盖和长女塔吉亚娜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近40年来所献身的那个事业……对所有的人，其中包括你们，都是极端重要的。感谢你们对我这样好。……别了，要好好安慰母亲。对她，我怀着最真诚的同情和爱。”
次日，托尔斯泰的病情开始恶化，萨沙给大哥谢尔盖拍了电报，要求他和姐姐塔基亚娜火速赶来；并表示，父亲很担心其他人来。
11月3日，在报纸上得知托尔斯泰的确切情况后，索尼娅和几个子女都赶到了阿斯塔波沃。为了避免托尔斯泰激动，医生建议只让谢尔盖和塔基亚娜去见他。
托尔斯泰又见到了两个孩子，很高兴，他一再询问妻子索尼娅的情况。等在外面的索尼娅忧心如焚，但她只能一连几个小时地站在托尔斯泰卧病的那栋小房子的窗外守望。
从那天夜里，托尔斯泰就进入了昏迷状态。
11月6日晚，托尔斯泰突然精神振奋起来，并坐起来。弥留之际，他将儿子谢尔盖叫道跟前，用微弱的声音说出最后几句话：
“谢尔盖，我爱真理……非常地……爱真理。”
7日凌晨5点，索尼娅被允许进去看望已失去知觉的托尔斯泰。她俯身向丈夫作别，并温存地请他原谅自己。然而，托尔斯泰能够回答她的，只有几声长叹。
1910年11月7日清晨6点零5分，一代文豪托尔斯泰在梁赞省一个三等小站站长的一间小屋子里，在那个成为他临时避难所的小屋子里，安详地、宁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11月9日清晨，托尔斯泰的灵柩被运回亚斯纳亚·波良纳。当天下午，遵照托尔斯泰的意愿，他被安葬在扎卡斯峡谷的那片橡树林中。这里是托尔斯泰兄弟儿时玩耍过的地方，大哥尼古拉曾在那里埋下了一根小绿棍，上面写着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试图揭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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