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火箭在阿拉伯的传播
1.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交往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火箭技术史中的早期发展阶段。那时，尤其是在蒙元时期，中国西部与阿拉伯相邻，双方有频繁的陆路与海路上的交往。火药和火箭技术就是在这时传入阿拉伯的。阿拉伯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处于中国与欧洲之间，因此它能在中欧技术交流中起媒介作用。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火药和火箭西传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再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
阿拉伯人原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多是游牧民族的一些部落。六七世纪之际，那里的经济发展使社会处于变革时期。阿拉伯国家在西亚、北非广大地区扩张领土，几十年内便建成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阿拉伯文化以其繁荣的经济和科学技术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一种发达的封建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和阿拉伯交往由来已久。公元前2世纪，西汉探险家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从首都长安（今西安）出发经陆路西行，到达中亚各国，打开了中西交通和贸易的通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汇报了他中亚之行的有关见闻。《史记》一百二十三卷《大宛列传》称，在安息（即波斯，今伊朗）以西的条支国（或大益国），可能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食。这是西域人最早对阿拉伯的称呼。
中阿两国东西相邻，同属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旧唐书》一百九十八卷《西域传》称：大食国在波斯之西，有摩诃末者，勇健多智，众立之为王。东西征伐，开地三千里。“永徽二年（651年）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瞰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这是阿拉伯哈里发第一次派遣唐使的正式记录。651年正值唐高宗李治在位第二年和鄂斯曼在位第七年，人们通常把这一年当做中国和阿拉伯建立正式关系的年份。
当时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交通是沿着陆路及海路两个通道进行的。陆路即丝绸之路，从阿拉伯境内出发，经中亚东行到达唐代的陇右道（今新疆），再穿过沙漠至河西走廊（今甘肃）；向东南行，可直抵长安。主要交通工具是骡马和骆驼。海路则乘海舶从红海或波斯湾起程，经阿拉伯海绕道印度南端，取道马六甲海峡，再转向北到达广州或泉州等港。这两条路线行程均数万里，中途要克服自然环境造成的各种困难，有时要遇到人为的障碍（如盗匪），但古代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冲破这些艰难险阻，坚持相互交流和往来，这是值得称道的。
由于海路贸易的发展，唐政府设互市监掌管对外贸易，并在广州、泉州、扬州等港设市舶司。不少阿拉伯人在中国居住，唐都长安的“西市”，集中住四千户“蕃客”，他们来自阿拉伯各地，在这里开店营业，与汉人通婚。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他们聚居之处叫“蕃坊”。在阿拉伯首都巴格达，也有中国人聚居的地区，即唐人街。双方侨居者都通晓侨居国语言文字，这就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
宋、元以来，中国和阿拉伯继续保持着频繁的交往，但由于西夏和西辽的存在，陆上通道一度受阻，所以在宋代与阿拉伯的交通主要通过海路，双方都有船队往来于大洋之中。据朱彧《萍洲可谈》云，“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随着频繁的大规模贸易的开展，总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交流。宋、元时期，阿拉伯境内有两个并立的政权，一是阿拔斯王朝，都于巴格达，中国史称黑衣大食。另一为倭马亚王朝，都于西班牙境内的哥尔多华，史称白衣大食。据《宋史》四百九十卷《大食传》所载，在966—1131年的165年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向中国遣使达26次。《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七册《蕃夷之四》还记载1131年以后的几次大食遣使：1134年来广州，1136年及1168年来泉州。这些遣使都是通过海路来的。每次都带来各种方物，并得到中国政府“回赐”。中国境内西北部的辽政权也同大食有陆上交通。据《辽史》所载，924年、1020年、1021年、1022年，都有大食使者通辽，其中1022年及1021年都是在同一年内两次通使。民间商船往来，不见于史载者自然更多。
蒙古灭亡西夏、西辽及花剌子模之后，元代时的中、阿交通大开，陆上及海上通道都畅行无阻，但更偏重于陆路。 1251年元宪宗蒙哥即位后，派其弟旭烈兀率大军第三次西征。一度中断的陆上丝绸之路，是借蒙古贵族指挥下的武装力量强行打通的。1252年旭烈兀又征讨西域素丹诸国。1253年，旭烈兀与兀良哈台等率兵征讨西域哈里发、八哈塔（巴格达）诸国。1258年元将郭侃等攻占八哈塔，阿拔斯王朝至此灭亡。蒙古军继续前进，攻占美索不达米亚，1259年进入叙利亚，逼近埃及，因蒙哥汗逝世，遂班师。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旭烈兀受封，在他所征服的地区建立伊儿汗国，东起阿姆河，西濒地中海，北达高加索，南至印度洋。
蒙古西征的结果，客观上开辟了中西交通之路，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从这时起，中国和阿拉伯、欧洲诸国有了更多的接触。在伊儿汗国统辖下，陆上丝绸之路沿途设驿站由马递传邮，信息的传递也很快。在西征过程中，大批中国工匠、医生、学者和操纵火器的士兵也到达西方。
2.火箭进入阿拉伯
火箭技术在南宋发明以后首先在中国境内各地推广，成为军队和远洋商船的必备武器。利用火箭原理制成的烟火，则成为各地节日期间或集会、仪式常用的娱乐助兴的用品。随着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和科学交流的开展，火药和火箭技术也随着有关实物的流出而外传。火药和火箭技术首先由中国境内向西传播，而西传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
在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中期以前，那里还没有火药。阿拉伯军队早期军事装置除弓弩刀矛等常规武器外，常用的重型武器是抛石机，利用机械力将石块投向敌方。阿拉伯抛石机来自波斯，波斯又来自古希腊。在火攻中，阿拉伯人用抛石机将纵火球抛出，火球内含沥青。据帕廷顿考证，阿拉伯人第一次用纵火箭是712年入侵印度时投射的。阿拉伯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再次使用纵火器。在1097年及1147年的征战中，曾使用由沥青、蜡、油脂和硫的混合物构成的纵火剂。
在同拜占庭的战争中，阿拉伯人掌握了希腊火药的技术秘密，但他们掌握火药的制造技术却是在较晚时期，主要因为他们不知道硝石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阿拔斯王朝后期几个哈里发在位时，阿拉伯才有了关于火药的记载。这显然是直接从中国传入的。火箭是尾随火药的西传而引入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被蒙古军灭亡后，阿拉伯大部分地区归蒙古贵族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所统辖，这就有了火药和火箭技术从中国直接传入阿拉伯的社会条件。从这时起，阿拉伯人才真正认识并掌握了制造火药、火箭的技术。
火药、火箭传入阿拉伯与造纸术的西传有某些类似的经历，所不同的是，造纸术是751年唐代军队与阿拔斯王朝军队在中亚的但罗斯交锋时，由被俘的中国士兵传到阿拉伯的，而火箭术则是由开赴伊儿汗国的中国士兵、工匠直接传授到那里的。从历史进程来看，火箭术的西传和造纸术一样，总是实物传播在先，技术传播在后。不同的是，火药、火箭的西传进程可能分几个阶段，经由陆路和海路两个途径。首先是海路，通过来往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商贩、旅行家、工匠和学者的技术情报沟通。南宋以来中国和阿拉伯海上交通相当频繁，中国各地居住或往来的阿拉伯人很多，他们看到过节日的烟火，听到过火药的爆炸声，接触过火药制成品，甚至目睹过火箭的发射，从而把这些见闻传到阿拉伯。
南宋通往大食国的中国海舶都备有自卫武器，船上有弓箭手、盾手和发射火箭的射手多人。《元典章》云，船上武器在贸易结束后须呈请官库保管，下次开航时再予发放。巴图塔生于北非摩洛哥的丹吉尔，曾在亚、非、欧三洲旅行。其游记所述中国商船载有火箭等火器以自卫，当为南宋以来的定制。阿拉伯人从南宋以来通过海上贸易渠道从中国得知火药及火箭的知识，是很有可能的。
蒙古军沿陆路西征时，直接在阿拉伯境内战场上使用火箭、火炮。据波斯史学家拉施德丁记载，1258年蒙古军在郭侃率领下攻占阿拔斯王朝首都八哈达时使用了火箭，即将火药筒绑在枪头上的武器。从1234年蒙古灭金后，开封府等地库存火箭、火炮及守军中的火箭手、工匠等，尽为蒙古军所有，并立即编入蒙古军之中。后来历次西征时，这些火箭手也随大军西进，并在阿拉伯地区驻扎。因而元初时通过陆路将火药和火箭知识由中国直接传入阿拉伯，也是很有可能的。
（二）火箭在欧洲的传播
1.火箭传入欧洲的媒介
中国火药和火箭技术是在蒙元时期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各国的。中欧交通由来已久，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九十六卷《西域传上》提到黎轩的魔术家曾“随汉使者来观汉地”。据专家考证，“荤轩”或“黎轩”泛指罗马帝国的殖民地。范晔在《后汉书》一百一十八卷《西域传》中提到东汉都护班超出使西域时到过条支，再派甘英西行使大秦，因遇地中海海风而阻，大秦就是罗马。《旧唐书》一百九十八卷和《新唐书》二百二十一卷都载有拂菻国，谓乃古之大秦。可见，在那样早的年代里，中国货物已通过波斯运往罗马帝国。
中、欧同是世界上东西两个文明中心，但相距遥远。中、欧在陆路上并不接壤，中间有波斯和阿拉伯相隔。在海路上，古代双方的船队也难以直接到达对方港口，因为中间隔着地中海、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因而古代中、欧间的直接交往有地理上的障碍。中国人到欧洲或欧洲人来华，无论陆上或海上，总要经过中间地带的一些国家，因此要克服各种障碍。然而，双方还是有时断时续的相互往来。在这方面，阿拉伯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火药和火箭技术像其他技术和技术产物一样，就是经过阿拉伯从中国传到欧洲去的。
十二、十三世纪时，中国北部蒙古部落中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铁木真，即成吉思汗。他很快统一了蒙古诸部，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蒙古势力的崛起及其对外的军事扩张，扫清了从中国经中亚通向欧洲的陆上通道。1218年蒙古灭西辽后，1219年成吉思汗带领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四子发大军分四路西征。借口中亚的花剌子模杀害了蒙古队商和使节，进攻花剌子模。第一路军为先导，由察合台、窝阔台率领，攻下锡尔河右岸的兀答刺儿。第二路为左手军，由塔将指挥。第三路为右手军，由术赤领兵，分别攻占锡尔河沿岸各城。三军会合后，再合攻阿姆河西岸，占领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
蒙古在西征的同时，也在酝酿灭金的准备。成吉思汗死后，其三子窝阔台于1229年即汗位。1234年灭金，金都南京（开封）等地的工匠和火箭、火炮等火器尽为蒙古所有，有的火箭手还编入蒙古军中。后来，在1235—1244年蒙古贵族发动了第二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四个孙子率领。1237年，蒙哥（拖雷子）首先将军队开入钦察，大将速不台领兵北征，占领伏尔加河一带，入侵俄罗斯西北，攻陷莫斯科。1238年春，拔都（术赤子）军队至诺夫哥洛德，更取基辅。一另路蒙古军由海都（窝阔台之孙）和拜答儿（察合台之子）领兵攻字列儿（波兰）和马札儿。海都攻入波兰、德意志（元史称捏迷斯），又远至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
1241年，蒙古军在波兰境内的莱格尼查战败波、德联军。在这次战役中，据西史记载，蒙古军首次在欧洲境内使用了火箭。蒙古军攻下莱格尼查后，转向匈牙利。拔都攻下匈牙利帛思忒（今布达佩斯）。会师后，拔都又率军渡多瑙河，再分兵赴奥地利和意大利，同时掠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时值大汗窝阔台讣闻至，乃班师东归。
蒙古贵族西征的结果，给所到之处的各国带来灾难，但在客观上也开辟了中西交通之路，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从此，中、欧之间有了直接交往，双方使者、商贩、学者、工匠、游客相互访问。
2.火箭传入欧洲
13世纪前半期，蒙古军在欧洲战场上已使用火箭。欧洲人对这种“火龙”印象极深，极力想掌握。当蒙古贵族建立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后，欧洲人就有更多机会同掌握这种火药和火器的人打交道。后来在历次十字军战争中，欧洲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领教了火器威力，这也为他们获得这种技术提供了另一来源。13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人关于火药和火箭的著作已译成拉丁文，很快被欧洲有学问的人注意。在法国讲学的英国人培根和在德国教书的阿贝特，作为欧洲人最先接受并初步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阿贝特所说的“飞火”，就是中国南宋时的“起火”，即按火箭原理制成的娱乐品或金人的火箭武器“飞火”。而宋人的霹雳炮也是火箭武器，就是阿贝特所说的“响雷”（培根笔下的“儿童玩具”），无疑是宋代的纸炮。可见，蒙古军在欧洲战场上使用火箭武器后的三十年左右时间内，欧洲思想敏锐的学者已将火药和火箭有关知识作为“新奇事物”或“最新发明”而载入其著作之中。可以说13世纪中叶以后是中国火药和火箭技术传入欧洲的最早时期，在时间上略迟于阿拉伯，但传递速度相当快，这是因为欧洲有尽快掌握火器的紧迫感，否则他们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先进武器只要用之于战场，就会引起对方的注意。而任何一个国家总不能长期垄断武器的秘密，迟早会被别的国家效仿。古代的火箭如此，其他火器也是如此。当欧洲人掌握了火药和火箭技术的初步知识后，便开始从事许多实验研制工作，结果在欧洲一些国家先后出现一批利用当地火药为发射剂的早期火箭。
马可·波罗的故乡意大利，13世纪时，其北面和东面隔地中海与北非的马木留克和蒙古的伊儿汗国相望。当时意大利南的地中海是东西方交通和贸易的场所，也是物质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枢纽。因此，欧洲人最早应用火箭的记载出现在意大利文献中就毫不奇怪了。欧洲语中“火箭”一词也是首先以意大利语形式出现的。根据18世纪意大利史学家穆拉托里对古意大利文手稿记载的研究，1379—1380年，两个自由城市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为争夺海上贸易，在基奥贾岛上的要塞附近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这次战役中发射了火箭。
与火箭有关的欧洲烟火制造技术，也是在意大利最先出现的。佛罗伦萨人和锡纳亚人都精于此道。意大利许多地方都定期表演大型烟火。从中世纪起直到17世纪末，意大利一直在欧洲烟火制造中占据优势。在方丹纳的《兵器录》中，提到了阿拉伯、波斯和马木留克人的武器以及火箭在水战中的应用。还介绍了“人造鸟”内装纵火剂，张开两翼飞向敌方，颇有点像茅元仪《武备志》等中国兵书中所述的“神火飞鸦”。方丹纳还谈到喷射车，借反作用原理将四轮车推向前方。意大利人方丹纳的这部兵书同培根、阿贝特的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讨论的火箭是欧洲造的，而且用于实战；而培根、阿贝特叙述的火药和火药制品都是来自传闻或文献。
西班牙由于一度是阿拉伯哈里发的领地，因而较早地掌握了火药和火箭技术。1262年，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的国王阿方索十世在尼布拉战役中就使用过火药；阿拉伯人于1324年在西班牙东北部的韦斯卡战役中使用了火器。据目击者本·胡赛尔说，这种武器在空中像闪电雷鸣；1331年，在西班牙境内的阿里坎特战役中，摩尔人也使用了火炮；法国人在1429年将火箭用于保卫奥尔良的战役。1449年，又在蓬安德默战役中再次使用火箭。
在中欧一些国家中，德国在1241年最先受蒙古军火箭袭击，这使德国人对火箭技术相当注意。他们以大圣阿贝特最早在欧洲明确记载火药和火箭装置而感到骄傲。但德国自己制造火箭似乎没有意大利起步早。德国军事工程专家凯泽尔在《战争防御》书中谈到军用武器纵火箭、烟火、火箭、炸弹、火炮等等。这方面的知识可以说都是来自阿拉伯文写本，因为书中插图上的人物穿着阿拉伯式的衣服，而不是欧洲人的打扮。书中的火药配方是引自阿拉伯人的《焚敌火攻书》，火药成分除硝、硫、炭外，还有砒霜、雄黄和石灰，这与中国火药方是一致的，但阿拉伯人的配方中还有汞。凯泽尔提到的“飞龙”是用绳子绑在火药筒上，“飞龙”药料成分中也含有油质物。而书中的“飞鸟”类似中国的神火飞鸦。
东欧的波兰同中欧的德国一样，也在1241年遭遇了蒙古军火箭的袭击。15世纪的波兰史学家德鲁果斯，拉丁名约翰·隆基努斯的巨著《波兰史》中描述了1241年波兰境内莱格尼查战役中蒙古军用“火龙”射向波兰骑士的情景。此书出版于1614年，以史料的精确而著称。史学家笔下的火箭武器装饰有龙头，喷出火焰和烟，使波兰军队无法战斗。根据弗罗茨瓦夫城军事建筑师赛比什在1640年完成的描述莱格尼查战役场面的组画，蒙古军使用的是集束火箭，火箭筒下有喷管。这相当于《武备志》中介绍的“长蛇破阵箭”和“神火箭屏”。这类集束火箭的发射箱外面通常画着龙头，可见蒙元时中国这类火箭已用于欧洲战场。
13世纪前半期，蒙古西征时到达欧洲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俄罗斯。据波斯史学家志费尼于1260年写的《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1237年蒙古军“抵莫斯科城，架炮攻之，破其城谍，围之数日，城中人乃开门降”。因这次攻城使用了火炮，蒙古入侵使俄罗斯遭到破坏，技术发展暂时停顿。后来蒙古在俄罗斯境内建立钦察汗国（又名金帐汗国）后，生产开始恢复，俄罗斯人也有机会掌握火药技术，但是俄国火箭的制造要晚于西欧国家。俄国人喜欢焰火，常在节日时点放。当彼得一世1721年遣使来华时，中国康熙皇帝请沙皇使臣一行在宫内观看由火箭发射的烟火，并将两箱中国火箭交与使节带给沙皇作为礼物。在彼得时代，俄国人才真正重视火箭的制造。1680年，彼得下令在莫斯科成立“火箭营”，由他亲自监督这项工作。当时制造出了0.45公斤重的信号火箭，升空1千米，即所谓“1717年型”的信号火箭，在俄国一直用到19世纪，直到扎萨基克这位技师从事研制工作之后，才制造了最早一批俄国的军用火箭。此后，火箭在俄国得到进一步完善。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英国人掌握火箭的技术晚于欧洲大陆。尽管英国人罗哲·培根对火药及其应用很早就做了报道，但这是他旅居法国时才得到的科学情报。虽然英国与欧洲大陆有一海之隔，但毕竟与欧洲大陆各国有密切交往。16世纪后半期，由火药制成的烟火在英国盛行起来。1572年，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巡视沃里克附近的坦普尔场时，沃里克伯爵兼炮兵总监，用烟火、爆仗欢迎女王的光临。从这以后，英国文献多次提到用火箭庆祝重要事件。
1805年，康格里夫火箭研制成功，但发现纸制火箭筒不适合，遂改用铁筒，并将导杆缩短以求平衡。1806年10月，英法作战时，英军在法国境内的布洛涅用十八艘战船在半小时内发射两百多支内装3磅（1.36公斤）火药的康格里夫火箭，射程达二千三百米以上，使法军惊慌失措。1807年，英军又用这种火箭攻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发射了四万支火箭和六千枚炸弹，使这座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康格里夫火箭是从中国传统火箭脱胎出来的一种经改进的新式火箭，是欧洲从14世纪以来开始的火箭发展史的一个总结，也标志着近代火箭发展的开端。英国在发展火箭方面一度在欧洲属于后进，但自从康格里夫火箭用于实战之后，欧洲各国，如法国、丹麦、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等都加强了对新式火箭的研制，结果使欧洲火箭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火箭在东亚、南亚、东南亚的传播
中国是亚洲国家，自古以来就和周围各国保持着陆上和海上的交往，火药和火箭技术多是直接从中国传入亚洲各个地区，而无需中间媒介。
1.火箭对南亚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同是古国，从汉代以来两国就不断相互往来，进行着多方面的物质文化交流。到了蒙元时期，蒙古统治势力远达西方，那时中印之间无论在陆上或海上都有密切的交往。在陆上，蒙古的伊儿汗国直接与印度西北部接壤，而海上的交通尤为频繁。中国的火药和火箭技术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印度的。
印度人最初接触到火药是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之时。1219年，成吉思汗借口中亚国家花剌子模杀害蒙古队商和使节，率大军西征。1220年春，蒙古军攻克花剌子模重镇，又陷该国旧都玉龙杰赤，时花剌子模国王阿剌丁·摩诃末逃至里海小岛，忧闷而死。其子札兰丁嗣位，于今阿富汗境内的哥疾宁与蒙古军激战，被击溃。蒙古军哲别、速不台率部乘胜追击札兰丁残军，直抵印度河。1221年冬，札兰丁无处可退，乃泅水渡至彼岸，1222年春在印度西北部聚残部再次抗击。蒙古军渡印度河穷追，进军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木尔坦、拉合尔等地和印度北部。札兰丁再西退至德里。蒙古军进军至中印度，因不耐炎热而班师。
蒙古军这次西征的主要目标是花剌子模，灭其国后又追击其新主札兰丁，因而挥军南进，经阿富汗、克什米尔和西巴基斯坦，到达印度北方诸邦，几至德里附近。蒙古军除用常规武器外，还在这次战争中使用了火药武器。蒙古在这次西征中用火箭攻占花剌子模重镇撒马尔罕，郭宝玉率领的火箭营也至印度境内参加追击札兰丁残部的战役。1221—1222年，速不台、哲别和郭宝玉大军在北印度追击札兰丁时，首次在那里使用火箭等火器，也是当地居民第一次目睹火箭发射和火药的威力。这决定了印度、巴基斯坦境内第一批火药和火箭出现的时间上限。由于蒙古军迅即班师，所以当时还没来得及把这方面的技术传到印度。但到13世纪以后，这种可能性出现了。
由于蒙古三次西征的结果，在西部先后建立了察合台、钦察和伊儿三个汗国，在东方又于1279年灭了南宋，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在巩固内外统治后，大汗决定在帝国势力范围内广泛发展陆海贸易。中印之间的交通也因之更加频繁。除从伊儿汗国在陆上直接和印度交往外，还以泉州、广州等港口为基地发展海上交通。中国远洋船队经常出入印度南部口岸，这些地方也是中国与阿拉伯、欧洲贸易通道的必经之地和转运站。据不完全统计，从1273至1296年间，元朝廷派往印度的使团至少有十四次。每次都率舰队随带携有火器的卫兵，技师、医生和大量中国物资前往，人数达数百人，着岸地点在马八儿、俱蓝、答纳等地。《元史》二百一十卷《外夷传》云：“海外诸番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
当时中国外贸进口货物主要是珠宝、棉布、香料、药材、皮货等，出口货物主要有金属和金属制品、瓷器、丝织物、漆器、茶、药材、日用品、玩具以及硝石、武器等。中国火药和火箭技术在印度，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是通过人员往来而传递的。13世纪以后，中印之间人员往来频繁。1221—1222年蒙古军首次携带火箭等火器进入印度北部和西北部。此后在德里苏丹国的奴隶王朝时期也遭到蒙古军的侵袭。忽必烈时期，中印海上交通发达，双方使者、商人、工匠、技师和游客频频互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13世纪中期以后，火药和火箭知识通过陆路从中国传到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北部，又通过海路传到印度半岛南部。
像中国一样，印度早期用火药为原料借火箭原理制成的用品也是烟火，供统治者娱乐之用。16世纪后，印度出现了军用火箭。1565年在塔利科塔战役中，维查耶纳加尔国的军队点燃火箭攻击对方，但似乎未收到战术效果。在莫卧儿王朝初期的著名皇帝阿克拜尔在位期间，印度军用火箭得到进一步改进并大量生产。1572年，阿克拜尔率军出征古吉拉特时，使用了火箭。有一支火箭落入荆棘丛中着了火，又发出巨响，使敌人的战象惊慌而导致溃败。
自从16世纪初印度出现军用火箭以来，至17世纪已扩展到各地，使用军用火箭的有穆尔加人、迈索尔人、马拉萨人、锡克人、维查耶纳伽尔人、那加人、戈尔康达人、斋浦尔人等等。在18世纪，印度军用火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先前的火箭是用于内部战争，那么这时还用于反抗外国侵略。因为这时英、法相继入侵印度，互相争夺土地。当英军打败法军后，侵占许多印度领土，并进而企图吞并整个印度。在英、法军队入侵的过程中，遭到印度人民的抗击，他们用火箭对付侵略者。1750年9月，法国帕蒂西耶侯爵率领的小股部队在南印度遭到火箭的袭击。1753年，英国劳伦斯少校的军队也遭遇到印度火箭的袭击。1757年，西孟加拉的普拉西人也使用火箭与英军作战。
2.火箭在东亚的传播
我们所说的东亚，主要指朝鲜和日本。朝鲜和中国是只有一江之隔的东亚古国。中朝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密切的交往，历代持续不断。可以说朝鲜火器是中国火器的直系。在中国失传的火器，有时可在朝鲜传世遗物中看到，如南宋时爆炸武器震天雷，还可在朝鲜古物中见到其遗制和详细构造。10—13世纪，即宋、金和蒙元时期，是中国火药、火器迅速发展和普及的时期，这时正值朝鲜史中的王氏高丽时代。王氏高丽同中国境内的上述三个政权都有往来。后来在14世纪的中国元、明之际，又同明代建立了联系。火药和火箭技术就是在王氏高丽时传入朝鲜的。
王氏高丽的创立，结束了后三国时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于93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全境。时值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时中国还没有将火药付诸实际应用，朝鲜也不可能有火器。因此契丹三次入侵朝鲜，所用的可能还是常规武器。在王氏高丽后期，蒙古兴起于中国漠北，在同宋、金的战斗中掌握了火炮、火箭、喷火筒和炸弹等火器技术，再借其骑兵的优势，得以西征东伐，扫荡欧亚大陆。
1231—1232年，蒙古攻金都开封府之际，借其使节在高丽境内被杀，遂出动大军压入高丽境内。但遭到当地军民的奋力抵抗。在龟州（今龟城）战役中，蒙古军使用火炮攻城，在镇压了当地农民组成的武装军后，攻占高丽京城（开城），高丽王逃至海岛。蒙古以武力迫使高丽沦为属国。1260年，忽必烈汗派兵护送亲蒙的高丽王子王植从大都（今北京）返国即王位，奉蒙元年号。蒙古贵族又在那里设达鲁花赤以监督其内政。1274年王植死，子 即位，纳忽必烈汗之女为妻，进一步依附于蒙元。此后高丽上层贵族纳蒙古宗女为妻，通蒙古语，易蒙古名，着蒙古服饰，较为普遍。1280年，蒙元借征倭之名，在高丽境内设征东行省，直属大汗节制网。高丽士兵学会了掌握火器技术，但火药和火器主要由元政府调拨。
1279年南宋被灭后，大批中国人来到高丽定居，南方沿海各地也不断有商船前往高丽开展贸易活动。数以万卷计的中国图书运往高丽，其中包括兵书。高丽工匠又根据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原理，铸成金属活字，印成书籍。大批高丽僧人、留学生、商人和使者也在宋、元时期前来中国，这就形成了双方技术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元朝以后，中、朝在陆上和海上交通畅行无阻。高丽军队也用元政府调拨的火器装备起来。但王氏高丽后期，当恭憨王王濒在位时，倭寇（日本海盗）在沿海频繁滋扰，登陆后进行掠夺，造成境内不安。
高丽王单靠元政府接济军火已不足应付需要，而这时元朝已面临灭亡前夕，自顾不暇。因元末各地农民军揭竿而起，蒙古贵族政权被打得焦头烂额。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农民军1353年起义后，因得火龙枪、火箭等火器，装备愈益精良，一时席卷四方。1368年，朱元璋即位于金陵（南京），国号为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同年八月，明军攻克元大都，结束了蒙古贵族的统治。洪武元年，明太祖遣使从海路持玺书至高丽王京都开城。1369年王颛也遣使来明廷表贺，朱元璋遣符玺郎锲斯持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燕京攻克后，中、朝陆上往来又得到继续发展。朝鲜需要明政府给予军事援助，以对抗倭寇入侵。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从1370年起，高丽境内改用明朝年号“明”。明初对火药、火器控制极严，但肯于向王撷政权赠予大量军火。
王氏高丽时，武器生产与调拨归军器监，1377年新设火桶都监后，把火药、火器部分从军器监中划出，由三品官主其事。李朝时，除军器监外，另有司炮局，似乎相当于前朝的火桶都监，由王廷内官主持，后又统归军器寺。《李朝实录》中有关于火药、烟火、火箭、火炮等方面的丰富史料。1433年，世宗李 至京城东郊，观放火炮。因前命军器监新作“火炮箭”，一发二箭或四箭，试之，一发能放四箭矣。这种“火炮箭”即明永乐时神机营中掌握的神机火箭。现在看来并非真正火箭，而是将发射药放入药筒中，药力通过“激木”（中国叫“木送子”）的冲力将箭发出。但明代是一发一箭或三箭，此处朝鲜试行一发二箭、四箭，也获得成功。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自古就有持续不断的往来。在元代以前，两国间不曾以兵戎相见。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从高丽人那里得知可通往日本，遂几次遣使持国书东渡，均未受到理睬。帝怒，遂决定在1274年灭南宋，同时出兵征日本。当时正值日本史中的镰仓幕府时期。至元十年，忽必烈命屯戍王氏高丽的凤州经略使忻都和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屯戍军、女真军和水军一万五千人乘三百艘战船越海入侵日本。另一路军由蒙古元帅忽敦和高丽都督金方庆率领，由合浦出发攻对马岛，再转攻日本北九州附近的壹岐岛。总共三万余众。在占领上述二岛后，进兵至博多湾。日本方面出动十万人迎战。元军虽人数居于劣势，但赖有火药武器，用火炮和炸弹等打败日军。但因北兵不习水战，加之海上远征劳累，又缺乏后勤支援，兵疲箭尽，复遇海风，不敢冒进，于是仓促撤兵。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汗又以日本杀元使节为由，再派十万南宋新附军，由范文虎率领第二次东征日本。一路由忻都、洪茶丘领蒙古军、高丽军和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另路由范文虎带新附军乘船从中国境内的庆元、定海放帆。两路大军期以于六月会师于壹岐岛。忻都、洪茶丘所领蒙、鲜、汉军在壹岐岛以猛烈炮火击败日军。但后来军中疫病流行，士气低落。两军会合后又遇海上飓风，许多战船被毁，士兵溺死者无数。范文虎等少数人得以逃生，余众或被日军杀害，或沦为奴隶。在欧亚大陆横行无阻的蒙元远征军本不习水战，而日本又地处大洋之中，两次东征均不成功，给中、朝、日三国人民带来很大损失。忽必烈虽有第三次东征日本的计划，终因力不从心，也只好罢兵。
然而，元兵在日本的作战，却使那里的武士阶层受到很大震动，他们被前所未见的火药爆炸力吓得惊慌失措。从这以后，日本武士多方想从朝鲜那里了解制造火药和火器的技术秘密，引起朝鲜当局的警惕，下令沿海各道，严防将火药秘术外传。至今沿海各官煮硝宜禁之。这些命令在一段时期内收到了预期效果，使日本制造火药和火器晚于亚洲一些国家。元代统治者意识到，单靠武力无法使东部大洋中的岛国日本屈服，于是转而允许与之通商。日本对华出口物资中以硫磺为大宗，元明以来日船常满载硫磺在庆元等地卸货。1903年一次就卸下硫磺一万斤。无疑，这些“倭硫磺”成为中国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满足了沿海各省对硫磺的部分需要。明时进口日本硫磺是那样多，以至当时有人竟误以为“中国本无硫”，这当然是不妥之论。
从13世纪以后，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的日本武士和地方豪绅，为求得财富，分别来中、朝进行贸易，获得很大利润。但他们有时伺机掠夺沿海居民，因而变成海盗，被称为“倭寇”。他们并不代表本国朝廷，却有时冒充“使者”。中国沿海也有人与之勾结，从事走私活动。在这过程中，倭寇已掌握了火器。16世纪以后，中国东南沿海成为他们侵袭的对象，引起朝廷的不安。
从1543年以后，火药和火器才在日本逐步发展起来。但比起朝鲜、阿拉伯、印度和欧洲来说，已算晚矣。甚至到16世纪，日本还没有制造出火箭。日本地处大海之中，与别国没有陆上接壤，靠这有利地形可免蒙元军队大规模入侵，但也因此阻止了火药和火箭技术的交流。
与火箭有关连的烟火技术，在日本也发展得较晚。烟火在日语中叫“花火”，较早的记载是织田信长的日记体著作《信长公记》，其中提到天正九年辛巳一月八日在幕府放爆竹的事。稍后，三浦净心在《北条五代记》中提到天正十三年八月在北条氏与佐竹作战后，于夜间点花火慰问将士。记录德川幕府早期政事的《骏府政事录》中，叙述了庆长十八年八月在御前由唐人表演花火。《宫中秘策》也有同样记载：是岁八月，蛮人善花火者，自长崎至骏府。六日，太公监观花火。
由于日本武士的习惯是使用火枪和火炮，所以他们的军用火箭看来出现得较晚。17世纪20年代，制造出名为“棒火矢”（棒火箭）的武器，从外形和构造来看，很像是火箭。它分为二十目、三十目、五十目和一百目四种，最大射程为二千一百八十米。火箭技术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和重视，反而枪炮较为发达。这也许反映出日本火器发展的特征。
3.火箭在东南亚的传播
中国很早以来就和东南亚各国有陆上或海上交通，互派使节和相互贸易，在这方面有不少历史记载。但当我们研究中国火药和火箭技术在东南亚的传播时，有关史料并不太多。首先可以假定，火药和火箭技术在这个地区的传播路线是沿着贸易路线进行的。这与实际情况应当是没有多大出入的。其次可以说，传播的时间可能发生在元代或明初。因为在这个时期内中国有两次与这个地区发生交通和技术交流的大规模行动，即蒙古军的入侵和郑和出使西洋。
蒙古军入侵越南和缅甸等国的过程中，正如他们在欧洲那样，把火药和火器传到了这些地方。越南古称交趾或安南，在陈朝时期，蒙元贵族三次派大军南下进入安南境内。1252年，忽必烈和兀良哈台率三万军队攻占大理（云南省境内），为灭南宋扫清道路。试图由云南进入安南，再由此北上，与北方南下的蒙古军会合，夺取长江流域各省。1258年，蒙古军三万人沿红河进入越南，攻占了陈朝京城升龙（今河内）。因为那里天气炎热，又加上粮草供应不济，而蒙古统治者又忙于灭宋，所以不久便退兵返滇。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改国号为元。1279年南宋亡于蒙元。1282年元兵从海路进攻占城。以上是第一次安南用兵。第二次南征始于1285年，由忽必烈之子脱骥率几十万军队经谅山进入越南，攻占其京城升龙。至同年夏，士兵患病者甚多，并遇到抵抗，又退。第三次在1287—1288年由五十万元军分水陆合攻安南。以上三次南征人数都以数万或数十万计，携带火箭、火炮、喷火筒和手掷炸弹等火器。火药和火箭技术就是在这时传过去的。越南陈朝的创立者陈日照本为福建长乐人，后移居安南以渔为业。安南贵族多汉姓，如陈、黎、丁、李等，皆通汉字。自从蒙元进兵以来，迫使陈朝接受元朝册封为王，并设达鲁花赤作为监察官。同时在陆上边界一带设互市场，也在海上展开频繁的往来和贸易。陈朝统治者认识到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因此至迟在陈朝末期，越南已学会制造火药和火炮等火器。在中国，朱元璋于1368年推翻元朝后建立的明朝，继续与越南南方和北方保持交往。明初洪武四年，明廷向占城王调拨不少武器，其中自然包括各种火器。
明初永乐四年，明成祖又派朱能、沐英、张辅为征南将军，率大军进攻安南，兵士随带火锐神机箭作侧翼包围时用，专门对付当地的象阵。《明史》八十九卷《兵志》称，京军设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合称三大营。而神机营专司火器操演及随驾护卫。已，征交趾，得火器法，立营肄习。《武备志》云：此即平安南所得者也。箭下有木送子，并置铅弹等物。其妙处在用铁力木，重而有力，一发可以三百步。这种武器是金属筒，下部装发射药，再上是木送子，木送子上放置箭。点燃发射药后，推动木送子，再把箭推出。从构造原理上与枪炮类似，所不同的是以箭代替弹丸。
中南半岛上的柬埔寨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也很悠久。中、柬两国在元代以来的海上贸易相当活跃，使者、商人往来不绝。柬埔寨在13世纪从中国引入火药和火箭技术，为了制造火药，柬埔寨还从中国进口硫磺和硝石。
与柬埔寨接壤的泰国，元、明时的史书称为退或退罗，是中国同印度、阿拉伯海上贸易通道的必经之处。中世纪中南半岛上的柬埔寨、泰国和越南等国，在除夕和新年（春节）期间有点放烟火、爆仗的习俗，后来一直保留着。金边和曼谷的王宫每年除夕都放鞭炮以驱邪。泰国是否将火箭用于军事目的？泰国人在1593年同柬埔寨交战时使用过火箭。因此同样可以猜想到，泰国人也同样掌握了这种武器。缅甸与中国云南交界，其火药和火箭技术也是在元明时从中国传入的。19世纪时，缅甸人民曾用火箭武器抗击过英国军队的入侵。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交通也有很长的历史。南宋灭亡后，不少宋代遗民渡海来到印度尼西亚，把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那里，同当地人民一道在开发经济方面作出了贡献。火药和火箭技术传入印度尼西亚的具体年代，目前没有足够史料可资断定。但十三、十四世纪已有了这种技术传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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