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1]——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

    一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原富》[2]以来，当代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研习在我国蔚然成风，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也是独占鳌头。然而，我国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即使少数几位在国际上成了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其成就也主要局限在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的数理和计量等经济学的方法论方面，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然而，这一两年来我在许多场合大力宣扬：“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个想法既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

    研究经济学的学者稍一留心即不难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之所以会有这种时间和地域上的相对集中绝非偶然，实际上这是由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特性所决定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说来，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甚密，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鼎盛状态，当时报界、学界常用的一个比喻“美国打个喷嚏，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会发生重感冒”即是活生生的写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成就。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是英国，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当然多出于此。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当然也就逐渐随之转移到美国。我国自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以来，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现在国内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处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的经济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3]

    我之所以坚信下个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在十六七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中华文明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鼎盛的文明，其后，中国逐渐衰弱，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之间，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除了中华文明之外，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几个文明曾经鼎盛过，但在独领风骚百千年后，都由盛而衰，最后被其他文明取代而消亡。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出现过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4]如果我国真能在下个世纪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将创下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旷世奇迹。由于过去只有由盛而衰或由衰而盛的文明现象，因此，在世界上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也就只有解释一个文明如何由盛变衰或由衰变盛的理论。怎样解释中华文明这一由盛变衰、再由衰变盛的奇迹，将在下个世纪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课题。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关心自己国家的盛衰，现在衰弱的想富强起来，现在富的想将来万一衰落以后，怎样再富强起来。研究这一中华文明的奇迹不仅对我国有重大意义，对其他国家也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因此，不仅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会对此感兴趣，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会热衷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然而，这个现象发生在我国，我国的社会科学家在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和产生这个现象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所以，我国学者的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因此，下个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世纪，将不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二

    当然，上述几个道理，只说明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拥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绝好机会，但要把可能变成现实，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和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上还必须作出非常自觉的努力。对于本土化和规范化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最近进行了不少讨论[5]，我想利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这个机会，阐述一下我的一些看法。[6]

    本土化要使下个世纪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国际化，而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一条主要通道。

    一位经济学家要对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就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把别人的理论学得再好，顶多也只能成为一位好教授，无法成为一位领导世界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那么，要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把要解释的现象理解透彻，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吃透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是经济科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对发生在一个社会的经济现象，经常只有生活在那个社会的经济学家才有可能了解清楚，对于那些不身临其境的问题和现象，即使是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也经常是隔靴搔痒。这也是当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生活在英国的外国人，而当世界的经济重心转移到美国时，世界上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的原因。华人经济学家中尚未出现对世界经济思潮产生影响的大师，原因之一是，华人经济学家大多数是读大学时才到国外，拿到学位以后，又留在大学教书，所以虽然人在国外，其生活经验却局限于大学校园，对于所在社会的现象仍然是置身其外，雾里看花，难以吃透。

    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没有社会内容的数理或计量方法较易取得成就，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较力不从心。不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研究，产生的成果自然在社会上不会有多大的影响。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国际意义越来越大，尤其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现有理论所不曾设想过的现象。我国经济学家在对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将这些研究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上，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国际化，自然不应舍近求远，而应以本土问题为入手点。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除了有利于我国经济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外，还将使我国的经济学家更有可能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经济科学理论的创新经常是在现有的理论解释不了出现在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发生的。因此，即使是对国际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也是某一特定社会的“本土化”理论。既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一般以他们自身所处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特定对象，自然在研究中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所在社会现有的制度、技术、资源作为给定的条件，也就是把处于技术前沿而制度相对稳定的社会作为出发点来研究问题。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学习掌握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已取得的成果是必要的，但是在运用外来的经济理论来分析、理解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时，切忌生搬硬套。

    只有经过“创造性重构”的思维过程，弄清这个理论所舍象掉的社会变量在我国也同样无关紧要，而这个理论所抽象出来的几个变量在我国也同样是重要的变量时，这个理论对我们的经济实践才会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古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现有的经济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时应有的态度。事实上，我国目前在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技术、制度落后，资源贫穷的国家如何快速发展和过渡的问题。西方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还很不成熟，对过渡问题的研究则只是刚刚开始。[7]因此，对于我国目前在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现象的解释和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我国自己的经济学家重新从本土现象的深入研究中提出新的理论来，这样才能较好地说明产生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并找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规范化规范化的问题在我国的社会科学圈里最近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大家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相当大的原因是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严重失序现象，剽窃抄袭成风，而且，问题经常重复讨论又不见水平提高。因此，参与这些讨论的学者希望在国内社会科学界引用、推广国外比较成熟和公认的写作范式及评价体系。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时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在发表一篇论文前必须请对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以匿名的方式进行评审，文章最后必须由作者本人定稿不能由编辑任意删减等。这些内容多属“形式”的规范化的问题。既然旧的自律已失效，只能依靠较为客观的他律。[8]建立上述“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我完全赞成。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还同时需要遵循理论创新和理论批评的规范化。

    远的姑且不说，近年来，国内每年发表的经济学论著，可谓不少。然而，到现在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没有得到多少承认，做得较好的，也只不过被认为是在为外国学者整理资料。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改革前，经济学界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在理论上有多大的创新。改革后，思想上的禁锢一旦消除，理论界出现了一片空白，经济学工作者的精力主要放在学习、引进西方现有的理论成果上，这些工作自然得不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开始有些经济学者对我国的经验、现象进行总结，然而仅限于描述的阶段，因此，只能得到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重视。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方法论的规范化除了研究、发表形式的规范化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学界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摒弃的规范机制。当我们对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有所认识以后，什么是这样一种机制，其实不难回答。所谓经济学的理论是用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就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因为只有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几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说清楚。

    其次，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和所解释的经验事实一致。如果一致，称为“不被证伪”，这个理论就可以暂时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摒弃。

    此外，一个理论是几个重要经济社会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因此，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时，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谨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这时，怎么决定哪个理论是“是”，哪个理论是“非”？通常，我们可以从每个理论中得出许多推论，因此，我们可以用不是这些理论所要直接解释的社会现象，来检验这些理论孰是孰非的问题。一个理论只有当它所有的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证伪时才能不被修正或摒弃。

    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必须严格遵守上述规范，经济学的争论也应该遵守同样的规范。对一个理论的批评，不是针对其内部逻辑的一致性问题，就是针对其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问题。如果一个理论在逻辑上挑不出毛病，各个有关的推论也不被已知的经验事实证伪，经济学界就应该暂时接受这个理论。即使还有保留意见，也只能从收集更多新的经验事实着手，以求证伪它。[9]

    如果我国的经济学家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自觉以上述的理论创新规范来要求自己的工作，那么，以本土问题为对象的研究，也能够，而且更能够取得国际化的成就。如果在未来社会科学的争论中能够遵循上述理论批评的规范，那么，就不会再出现过去那种低水平的重复讨论，社会科学的争论就会是真理越辩越明的建设性争论。如果在学习国际上现有的理论时，不是迷信权威，而是将之仅仅视为一种可能在我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也同样适用的假说，并在运用这个理论之前先以上述的规范来检验这个理论的推论和我国的经验事实的一致性，那么，我国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就不但不会沦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殖民地，而且还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整个人类的社会科学文明作出贡献。

    三

    在过去的40年里，《经济研究》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龙头刊物，刊登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代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是我国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同仁最感荣幸的事情之一。在各个历史阶段，《经济研究》对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方向都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十多年来，《经济研究》在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现象、新的概念的探讨上，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确立上更是功不可没。在走向下个世纪的今天，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水平，将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经济研究》编辑方针的引导和影响。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10]

    1995年10月，我应贵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之约，撰稿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短文，倡导以规范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并断言若能如此，本土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作出贡献，而且也可登世界经济科学的殿堂。该文发表至今，转眼五年，有幸承蒙贵所再度邀约，来谈我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看法。借此机会，不揣浅薄，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将我近年来的若干心得体会再次提出来和各位同仁进一步探讨。

    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中，我也宣扬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个想法是基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的特性而推论，并根据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从原来的英国转移到现在的美国的现象观察而得来的。

    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解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我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世纪最后20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居于世界首位。现在国内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处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预期，当我国的经济在21世纪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时，我们也有可能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只是为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提供了机会，要把可能变成现实，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还必须作出非常自觉的努力。除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外，我今天想再就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其他几个方法论的问题，作些进一步的阐述：

    一、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时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应请专家对稿件进行匿名评审。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作出贡献。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这样的观点、主张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论”之名，但和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能够作出贡献的理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必须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规范。数学模型是最严格的形式逻辑。能将逻辑分析数学模型化最好，这是国际上经济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如不能，至少在分析问题时，对于什么是大前提、小前提，什么是假设，什么是推论也应该有明确的表述。

    其次，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对于这一点，我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要特别给予重视。一方面，学习国外现有的理论是必要的，但是，不管是哪个名家的理论，只有当他的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是可以暂时被接受用来解释我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如果发现理论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不一致，要做的不是坚持现有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去了解我国的经验现象，然后，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所以，当发现理论推论与经验现象不一致时，不要死抱理论，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也不要在巨人的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其实，这正是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绝好机会。其次，和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而且，利用数学模型来作逻辑推论在国际经济学界是一个潮流，因此，我国的年轻经济学者容易以为数学模型就是经济学理论，以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自得，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如果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甚为盛行，由于所要处理的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因此，所使用的数学必须相当复杂，但是，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之所以引起重视，不在于它复杂的数学模型，而在于它解释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为什么没有像古典增长理论所推论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这样一种重要经济现象。这几年，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已有些过时，其原因则在于这个理论的许多推论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其实，在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上，纯数理模型的文章是少数。以《美国经济评论》为例，在2000年共出了6期，不计第2期年会文集以及各期中的短文，总共发表了48篇论文，一点数据分析都没有的纯数学模型的论文仅有17篇。

    此外，一个理论是几个重要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因此，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的时候，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谨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若干个其他理论。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经验事实为例，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教育、R&；D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而R&；D等又多发生在发达国家，来解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比不重视这方面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快从而使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我和蔡昉、李周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样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一国的收入水平取决于其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则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以，要提高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提高指的是人均资本量的提高，资本来自经济剩余的积累，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结构，可以使一个经济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多的剩余。

    除了剩余的大小，资本的积累还取决于积累率的高低，积累率的高低则取决于资本积累回报率的高低，后者则视技术创新的速度而定。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来自自己的R&；D，投入大而成功的概率低，发展中国家如果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其技术创新绝大多数可以来自国外现成技术的引进，成本远低于自己由R&；D来获得技术创新的成本，所以技术的创新可以远快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积累率也可以远高于发达国家。所以，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剩余大、积累率高，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逐渐缩小，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也就会收敛。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按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发展的产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获利能力低，缺乏自生能力[11]，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升也就慢。

    而且，为了建立没有自生能力的优先发展产业，国家只好以扭曲价格、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所以经济运行的效率很低，和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的差距也就会越来越大。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了解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决定作用，而以为发展和不发展是技术水平决定的，把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上，结果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发展在技术上水平较高但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事与愿违。我们提出的这套理论同样可以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的现象，提供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12]所以，当我们看到现有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一致时，即使这个理论是名家提出的，也不能就此满足，而应该进一步想想是否还有其他同样是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不管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提出的），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当有好几个理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时，这些理论可以是互补的，亦即这些理论所强调的原因可以同时存在而不相互矛盾。这些理论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的，也就是如果接受了这些理论中的一个，就要排斥另外的。那么，在竞争性的理论中该接受哪个理论呢？而在互补性的理论中，也不是每个理论都成立的。通常当有许多理论都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时，我们可以从各个理论中分别得出许多不同的推论，一个理论只有当它所有的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证伪时，才能不被修正或抛弃。

    同样以上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为例。按内生性增长理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除非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比发达国家投入更大比例的资金，否则无法赶上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或缩小了与之的差距，但它们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R&；D、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不及发达国家。因此，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说明为何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增长则可，但这个理论无法说明为何有些发展中国家赶上了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扩大了。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我们提出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赶上发达国家取决于其是否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理论应该比内生性增长理论更有说服力。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原因的争论。比较流行的传统理论有三种：一是天灾说；二是人祸说，即认为公共食堂及其管理不善是造成大危机和大饥荒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人民公社规模过大，“五风”盛行，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上述三种理论，从逻辑上来说，都能解释农业危机的产生。我则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假说，认为这场农业危机导因于合作化运动从自愿转变为强制，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使得“搭便车”成为不可遏制的行为，劳动积极性随之瓦解。

    何者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传统理论的一个共同逻辑推论是，如果天灾结束，气候条件恢复正常，或者如果公共食堂解散，或者如果人民公社规模缩小，农业生产效率就能够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退出权理论则预测在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中，农业生产的效率将低于其在个体农场中的效率。国内外的研究表明，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以后，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从未恢复到农业大危机前的水平，虽然这段时间天灾结束了，公共食堂解散了，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五风”得以纠正，农业生产实际上划小为以生产队和大队为核算单位。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一理论在内部逻辑上是一致的，内部逻辑与经验事实也是一致的，没有被证伪。[13]

    二、理论假设的一致性

    内部逻辑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一致是任何学科理论发展的共同要求。而经济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同样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则在于其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科的基本假设，即理性人的假设。[14]一个学科甚或一个学派之所以成其为学科和学派，是因为一些假设为这个学科或学派的各个学者所共同接受，并作为他们理论研究的共同出发点。现代经济学在国外有各种不同流派之分，如凯恩斯学派、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等，这些流派都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原因即在于他们都以理性人为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有利于其目标之实现的选择。所谓经济理论，其实也就是理性的人在某种限制条件下（也就是“因”），作出了最佳的选择而产生了这个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果”）。所谓最佳的选择不局限于收入的最大化或利润的最大化，一般经济学家讲的是效用的最大化。在效用函数中收入、风险、休闲、名誉等都可包括在内，而且在这些目标间可以有一定的替代。一个革命志士，可以为革命目标抛头颅、洒热血，但在可以达成同样的目标而不必牺牲性命时，以较小的代价保住生命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他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界的“农民不理性”的看法。[15]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气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符合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会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以从其他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作了最佳选择的理性行为。

    经济学家之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从这个假设为基本点出发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能简单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而只是我们对当事人在作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还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所以，要求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产生这个现象的各种条件。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这个学科中所有的学者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同样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以前后一致。假设的一致性要求学者不能便宜行事，熟悉数学模型的人都知道，只要改变前提条件，那么，数学模型可以得出你所想要的任何结论。一个学者，在研究同类问题时，必须坚持前后一贯的基本假设，这样研究才能更深入，研究出来的各种成果也才能累加成一个体系。

    三、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

    在“人是理性的”的既定前提之下，所谓经济理论无非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的条件下，如何作选择，以达到其目标的最大化，而选择的结果正好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包括在这个模型中的给定条件是否合适。所以，要构建一个理论，首先要了解限制当事人的选择的给定条件是什么。

    我和蔡昉、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解释。过去人们总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我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我们则从政府当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资金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解释。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我国当时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资本非常稀缺，如果利率由市场决定，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无法投资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

    经济落后还使主要经济剩余只能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少而分散，不容易聚集，靠市场无法动员资金建设投资规模大的项目。认清了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落后经济的三个特征（决策者的约束条件）及两者的尖锐矛盾之后，可以导出为了实现政府决策者的目标，只能用计划替代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传统的计划体制尽管效率很低，但从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来看，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它的存在是由要素禀赋和发展目标的矛盾决定的，而不在于我国的社会性质。学习苏联的经验则是因为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和我们在50年代时面临的矛盾相同。从我们这个理论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社会性质不同的印度、拉美国家也和我们有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因为它们的政府和我国政府一样，想在资金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优先发展资金相对密集的产业。

    其次，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并不是越复杂越好，而要尽可能地简化，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要用很少的给定条件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一般学者容易采用带有很强的“模型特定性”（model specific）和“问题特定性”（problem specific）的条件。但如果条件是模型特定的或问题特定的，这种理论能运用的范围就很局限。用社会性质来解释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存在，就属于问题特定的条件，因此，由此产生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性质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和我们非常类似的计划体制。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因此理论要有尽可能强的“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有更大的解释范围。要达到这个目标，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就要有一般性。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既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又能解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

    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因此理论模型要尽可能地简单，这不仅要求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而且，不能苛求限制条件完全吻合于现实。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最为经典的论文是弗里德曼撰写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6]在该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其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对于理论的取舍应以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即理论是否能解释和预测现象为依据，而不能以理论的假设是否正确为依据。例如，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要素价格趋同理论”，按此理论，如果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贸易摩擦和交易成本，则通过货物贸易，两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价格将会趋同。显然，不存在完全自由、没有摩擦和交易成本的贸易，但不能以此来否定这个理论。是否接受这个理论，依据开放贸易以后两国的工资和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否缩小而定。理论和地图一样，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只要能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因此，要舍像掉一些无关紧要的条件，仅保留最重要的条件，否则，理论丝毫没有节约信息，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当然，保留在理论中的假设条件也不能过于偏离现实。过于偏离现实，理论将失掉对现象的解释力。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s）应该是“易于处理的”（managable）和“现实的”（realistic）。而科斯本人也正是通过松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才作出在新制度经学上的开创性贡献的。我个人对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的研究也是通过放弃阿玛蒂亚·森1966年著名的论文中“完全监督”的假设[17]，而取得和经验现象一致的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的积极性较家庭农场中低的理论推论的。

    理论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而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前提条件又不能太过偏离现实，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但什么是不过于偏离现实，例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什么条件下交易费用必须作为主要的条件，则又视问题的特性而定，这并无简单的规则可以遵循。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在这点上，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多下点苦工夫，在平时读经典文献时，不应只是去了解观点，而应去体会大师们如何观察现象、提出问题、选择给定条件等。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在读经典文献时，如果只关心观点而不从方法论上去揣摩，则只能说是看热闹。另外，在研究问题时，一方面要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特性，另一方面要有比较宽的视野，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以下的“一分析、三归纳”方法，也许对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在寻找最重要、最一般的限制条件来建构理论模型时，有参考价值：

    1.本质特性分析法

    本质特性分析法即在分析一个现象时，首先想清楚谁是这个现象中的主要决策者，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的特性为何，他所处的环境又有哪些特性等问题。例如，蔡昉、李周和我在提出计划体制的形成理论时，就是从作为决策者的政府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重工业的三个特性和我国资金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的特性冲突而演绎出来的。我在研究合作农场的激励机制问题时，则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大、时间长的特性，知道农业劳动投入监督不易，而放弃了森的完全监督，加入监督程度和监督成本于模型中。最近，我在研究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发展中小银行的理论，则是从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动员资金和分配资金，而能动员的资金取决于资金分配的效率，以及在资金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发展中国家，资金使用效率最高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中小企业，而股市直接融资固定成本高，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规模小等特性演绎得来的。[18]在这儿我有一个心得，要特别提醒诸位注意：在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时，要特别给予要素禀赋结构足够的重视。在主流经济学分析中，通常只有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才会讨论到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但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在作任何与发展有关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给定条件。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大多和忽视了我国的要素禀赋的特性有关。

    2.当代横向归纳法

    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研究某时某地的某个现象时，同时去了解这个现象到底是此时此地唯一的，还是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对计划体制产生原因的研究，如果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用社会性质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逻辑上也是严谨的。但当我们看到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计划体制时，那么，应该可以知道计划体制的产生有比社会性质更为一般的原因。

    3.历史纵向归纳法

    历史纵向归纳法即《大学》上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了一个现象的演变发展过程，也就大概知道了它产生的原因。同样以计划体制为例，苏联刚建国时并无此体制，而是在1929年斯大林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后才形成的。由于体制的变化是伴随着发展战略的变化，因此，计划体制产生的原因应该和战略有关。

    4.多现象综合归纳法

    多现象综合归纳法是将某时某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的原因时，国际贸易学者通常从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来分析，而金融学者则通常从金融抑制的现象来分析。但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一般是同时存在的，如果能将这两个现象同时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在资金相对稀缺的状况下，为了追求资金密集的产业优先发展，让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能够生存的必要制度安排。所以，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是比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更为一般的条件。

    以上的“一分析、三归纳”虽然分开来解释，但在运用中实际上是反复交替的思维过程。从本质特性演绎来的理论的推论必须随时对照于归纳来的现象特性；从现象归纳来的“因”，也必须经由演绎来重构因果之间的逻辑体系才成为理论。

    四、实证检验

    理论分析只能说明在理论所阐述的逻辑机理中，“因”（给定的条件）对“果”（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产生是有正的还是负的影响，但无法说明这个影响的量有多大。是否真的有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只能从经验实证中才能获知。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现象的，就必须不断地接受经验现象的检验。只有不被经验现象证伪[19]的理论才能被暂时接受为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只有在经验验证中被确认为有相当大影响的理论，才可被认为在诸多可能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中，不是一个无关紧要（trivial）的理论。作为一个有志于发展理论的经济学者，不能仅满足于逻辑的完美，而必须不断用经验事实来检验它所发展出来的理论。

    计量检验是经济学中经验实证的一个主要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研究方便，在理论模型中，通常把给定的条件尽量简化，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所要解释的现象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在作计量检验时则必须将其他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地考虑进来，以便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分离出理论模型所重点考察的因素的影响。例如，在研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时，在理论模型中，消费是消费者根据给定的收入条件和一定的相对价格所作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结果。然而，消费行为除了受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影响外，还可能受不包括在理论模型中的消费者教育水平、年龄、性别的影响。在根据家计经验资料作回归分析时，教育、年龄和性别等因素都要包括在内。而且，消费者收入水平显然也受教育、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收入在理论模型中是作为给定的条件，而在回归模型中，则需要被看做是内生的变量，使用二阶最小二乘法或其他计量方法来处理。

    国内经济学者一般善于写文章，阐述观点，而不乐意做经验实证的工作，有的人还误以为经验实证是数量经济学家的事，将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适当地割裂开来。实际上，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养成经验实证的习惯是培养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我们在学习现有的理论时，要养成不断将所学理论和自己所知的经验事实进行对照的习惯。自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时，也要养成不断地寻找更多的经验现象来检验这个理论的习惯。从这种理论和经验的不断对照中去寻找理论创新的机会，也从这种不断对照中去深入了解现象，寻找更深层、更一般的理论。

    五、结束语

    作为一个热衷于教育新一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者，我将自己的一点心得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希望有志者能够少走弯路。由于谈的是自己的体会，报告中难免有许多“王婆卖瓜”的地方，还请多包涵。改革、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提升，给我国经济学工作者提供了许多可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题材，目前我们较欠缺的只是规范方法的普及和运用，《经济研究》作为我国经济学的龙头刊物，在推动经济研究的规范化方面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作为一个热切企盼中国经济学研究走向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工作者，我呼吁大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迎来21世纪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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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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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Justin Yifu，“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6，December 1990，pp.1228—1252.

    Lin，Justin Yifu，“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2，March 1992，pp.34—51.

    Lin，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89，No.2，May 1999，pp.426—431.

    Schultz，T.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reprinted b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3.

    Sen，Amartya K.，“Labor Allocation in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33，October 1966，pp.361—371.

    学问之道[20]

    朱青生老师，各位同学，很高兴能来元培班与同学们交流一下我对做学问的一点心得。元培班是北京大学在新世纪的一个重要实验，北京大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学术中心，应该走在时代的前边，开时代的新风，这也包括教育改革上的新风。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教育受前苏联传统模式的影响较大，高中时就分文、理科，高考时不仅分系，而且还细分到专业。那样的教育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它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经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很少，而要把我国快速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在各行各业上所需的专业人才又非常多。所以，当时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迅速培养一批一毕业就马上能够在具体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学生。所以，在那时大学招生的数目按照未来建设项目、行业所需要的人才来确定，在大学时尽量多学一些在工作岗位上马上用得上的知识、技能，毕业以后按照计划分配，一个人一生的角色变化不会很大。

    经过1978年年底以来的这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已经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不同，我们未来将要面临的是一个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快速变化，全球化的速度与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每个人的就业要求不固定，可能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也可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同一个产业里也必须不断掌握新的知识、技能。所以，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而不是某一具体工作岗位上的专业技能。北京大学设立元培班的目的就是给各位一个宽广、深厚的基础，在快速的市场经济变化中，有不断吸收新知识、适应不断变动的工作需要的能力。开办一年多来，元培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今年元培班的新同学成绩非常好，希望同学们在段老师、朱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这个新的试验取得的经验可以用来推动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将来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模式。

    作为北京大学的老师，我感到很荣幸能够成为元培班的导师，参与元培班的试验。今天朱老师要我和大家见个面，交流点思想。我想了一下，谈什么才好。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指传授专业知识，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物理、化学等，“解惑”指回答学生的疑问。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对专业知识的疑问的解答，有各个科系专门的课程和负责的老师，不是元培班导师的主要责任。所以，今天我想主要和各位谈谈《师说》中所提的“传道”。

    “道”是什么呢？“道”是指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目标、准则及方法。做人、做事和做学问各有侧重点，但是，根据我自己的体验，其背后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作为元培班的导师，最自然的是从做学问之道开始讲起。

    学问，学问，究竟怎么学？怎么问？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字面的意思是，如果只学习不思考就会很迷茫，而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很疑惑。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今年50岁，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经过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及多年的教学、研究工作，才慢慢地对这句话里的两个“学”和两个“思”的内涵有所理解。《中庸》里主张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对《论语·为政篇》里这几个字的最好的注脚。

    “学而不思则罔”，这个“学”字指的是学习现有的各种理论。“学”应该做到“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同一个现象，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就会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同一现象的各种理论，有共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侧重。所以，我们学习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而应该是“博学”。

    但是，单单“博学”还不行，还要会思考，如果只学不思考，顶多也只能达到一部百科全书的水平。博览群书，看书过目不忘，这在古代可能还有一定的功能，现在有电脑，一张光碟就能储存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敲几下键，各种知识都能查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作用已经今不如昔。更重要的是，现有的许多理论有真有假，各种理论、学说之间经常相互矛盾，如果全部记下来，照单接受，可能会使一个人，越学越迷糊，成了“学而不思则罔”了。

    “博学”后要怎么思考才能做到“不罔”？这就是“审问”的功夫了。“审问”时要遵循两个原则：首先，任何理论的功用都在于解释现象，解释现象要讲因果关系，是什么“因”导致什么样的“果”。只有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因”，经过怎样的作用，导致什么样的“果”，而这个“果”就是我们要解释的现象。学习理论时，对于一个现有的理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首先是要看这个理论内部的逻辑是不是自洽。所以，元培班的导师有个共识，就是元培班的同学要加强逻辑学的训练。学自然科学的同学，数学的训练较好，数学是特别严谨的逻辑，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问题较少；学社会科学的同学就一定要注意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学习理论时不能只满足于新奇的观点，即使一些观点很新，如果内部逻辑不自洽，我们也不能接受。其次，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因此，在“审问”时除了要求一个理论必须内部逻辑自洽外，还要求根据理论的逻辑所得到的推论跟我们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致的。如果和现象不一致，这个理论就是被证伪了，必须放弃，只有不被证伪的理论才能被暂时接受。

    对于同一个现象，经常会同时有许多理论的推论都和它一致，也就是这个现象可以被几个不同的理论解释。出现这种情形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弄清楚这些理论中哪些是互补的，哪些是竞争性的。互补的理论可以同时是真的，也就是这个现象可能同时由这些理论所阐述的不同的“因”造成，这时我们要从经验中去验证到底哪个“因”是最重要的“因”，或是真正发生作用的“因”。竞争性的理论则不能同时成立，在竞争性理论中，到底哪个理论应该暂时被接受，哪个理论应该被放弃，则要靠检验各个理论的各种推论来决定。一个理论只有各种推论都不被已知的经验现象证伪时，才可以被暂时接受。

    博学的人特别要有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批判精神，在“审问”上下工夫，尤其是，不仅要重视一个理论观点的新颖、内部逻辑的自洽，而且要重视理论的推论和现象的一致。

    北京大学的学生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学习现有的理论去解释现有的理论所赖以产生的过去的现象，而且，还要能够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以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论语·为政篇》提出作为一个老师必须做到“温故而知新”才称职。面对未来不断变动的社会，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必须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成为有能力领导各行各业的社会中坚。但是，社会是不断在变动的，学习了根据过去的现象归纳总结出来的理论是否就可以解释新出现的现象？有一个成语叫“刻舟求剑”，有一个人搭船过河，不小心剑从船上掉了下去，他就在剑掉下去的船边刻了一道痕迹，希望沿着这个痕迹找到自己的剑。这样的做法对还是不对？答案取决于许多客观的条件，船到底动不动，水到底流不流。如果船已经靠在码头，码头内的水不动或水流很缓，搭船过河的乘客有急事，先离开去办事，等办完事回来再按刻的地方下去找，应该是能找到剑的；如果船是在河中间，船在动、水在流，按刻舟的地方找剑就找不到了。从本质来讲，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刻舟的行为，在给定的前提不变的条件下，理论是可以解释、预测现象的，但是，社会是像流水般变动不居的，所以，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老子《道德经》开篇之言“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提醒我们，任何已经被提出来的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常道。佛教《金刚经》里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表述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如何才能“知新”呢？功夫就在“思而不学则殆”的“思”字上。不过，这里的“思”和“学而不思则罔”的“思”的内涵不尽相同。前面谈到的“思”是“审问”的功夫，此处则是“慎思”的功夫。这里的“思”是直接观察现象，直接洞悉现象背后逻辑的思维活动。为何在这里的“思”需要“慎”？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特别容易从所学到的现有理论出发来观察现象，但是，社会是在发展、变动的，即使新出现的现象和现有理论的逻辑推论一致，也并不一定就证明这个现象就是由现有的理论所揭示的“因”造成的“果”，如果不“慎”很可能就会犯错误。“慎”要从两方面下手：第一，要仔细观察，不要粗心大意，要见微知著；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观察周围的现象时，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受到现有理论的制约，如果一切从现有的理论出发来观察问题，就成了现有理论的奴隶，必须时时谨记“道可道，非常道”，抛开各种现有理论的束缚，直接分析、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经由“慎思”所得到的解释和现有的理论的解释很可能一样，但是，这种解释是我们经过和提出这个现有理论的学者同样心路历程的再构而得到的，而不是简单地接受过来的知识，因此，我们对这个现象和理论的理解都会深入一层。更何况，经过练就这番剥离现有理论的影响、直接认识现象的功夫，很可能会发现同样的表面现象背后的形成逻辑是不同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新”。

    从表面现象直接看到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是每一位想成为有创见的学者所必须培养的一种能力。每一个社会总有许许多多社会、经济因素，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通常只是由少数几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产生的。而且，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作为理论总是必须相当简约，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因”是越少越好，在成百上千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和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产生没有直接关系或是关系不大的因素，为了使理论简约，必须舍象掉。在有关系的变量中，其作用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些是外生的“因”；有些则是由外生的“因”内生产生、作为中间变量作用于所要解释的现象的“因”；另外，有些则是由外生的“因”内生产生、伴随所要解释的现象出现的“果”。作为一个理论，只有建立在最根本的外生的“因”的基础之上，这个理论才会最有解释力，各种推论才能经得起各种经验现象的检验。但是，在错综复杂的众多社会、经济因素中，哪个是最根本的、外生的“因”？如果没有《中庸》所说的“明辨”的能力，那么，抛开现有的理论去观察现象、思考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可能会越思考越迷茫，所以，还要有“学”的功夫。不过，“思而不学则殆”的“学”和“学而不思则罔”的“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依我的体会，“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学会观察现象、揭示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方法。观察现象以提出理论的方法有些在各个学科都适用，比如《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在任何学科里都是共通的。在解释一个现象时，不变的因素可以舍象掉，在发生变动的因素中，要分清楚哪个因素是先变的，哪个是后变的。先于现象发生前变动的因素，虽然不见得就必然是产生这个现象的最根本的“因”，但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思路及思考问题的切入点。另外，有些方法则是因学科而不同的，就经济学而言，其方法通常是从一个理性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所作的选择。

    所以，构建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定式是：首先，弄清楚谁是决策者，可能的决策者有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员工或是消费者；其次，弄清楚决策者的目标为何，总的来讲是效用的最大化，具体表现则可以是收入、财富的最大化，风险的最小化，社会地位的提高，或是内心的最大满足等；再次，要弄清楚决策者可以作出选择来实现其目标最大化的变量为何；最后，要弄清楚决策者作选择时所面对的机会成本。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是由上述四个构件组成的，一个经济现象通常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决策者在面对其他三个构件的不同组合或变动时所作出的选择的结果。一个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也是以这四个构件作为参考框架来观察现象的。“学”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学习现有的文献中有关这一现象的各种理论，这时的“学”不是为了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是为了了解自己所提出来的理论解释和现有的理论解释有何异同之处。如果自己的解释和现有的理论有所不同，那么，必须再下一番“慎思”的工夫，检查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否逻辑上自洽，理论的推论是否和已知的各种经验现象一致。如果这两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还要进一步分析自己的理论和现有的理论的关系是互补还是竞争。这些工作都做过了，就可以了解自己提出的解释新在何处，对理论文献有何贡献。如果已经有现有的理论解释和自己的解释完全相同，那么，就不能自认为自己有何新的理论发明，但是，至少自己也就不会越思考越迷糊。

    各位元培班的同学如果在学习期间就能够勤于“思”，并且打下扎实的“学”的基础，那么，各位在各自的学科上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对理论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因为新的理论必然来自新的现象，中国正处于旷古未有之巨变，不论在哪个学科里都会有无数多的新现象。这些变化一方面是源于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正快速从一个发展中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而且这些变化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从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发展成功的案例的研究，人均产出翻一番的时间，英国从1780年开始用了58年，美国从1839年开始用了47年，日本从1885年开始用了34年，巴西从1961年开始用了18年，韩国从1966年开始用了11年，我国则从1977年开始用了10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国的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更为加快。我们知道，现有的理论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来的。每个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是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解释，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是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

    由于发展的阶段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制约条件存在差异，相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发达国家的学者用他们提出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现象，不能说他们必然都是错的，但是，大部分可能是隔靴搔痒的。在理论创新上，不会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由理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如前所述，理论是抽象的，理论模型中仅能保留很少的几个社会、经济变量，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哪些该舍象掉，哪些该保留，通常只有在那个社会长大、生活的学者才会有较好的把握。一位不在中国长大、生活的外国学者要洞悉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很难，就像在中国长大的许多经济学系的学生，到国外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留在国外工作，要在涉及国外社会经济现象的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很难一样。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学完本科到国外留学，留在国外工作的经济学家很多，但能在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产生影响的却很少，即使有，其成就也通常是在不涉及社会经济现象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

    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上，不仅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而且，任何理论都是内部自洽的逻辑体系，一个理论的贡献的大小，不能从逻辑上来分辨，而是取决于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解释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18、19世纪引导世界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大师多数出现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师则大多出现在美国。这是因为，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发生在欧洲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解释欧洲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也就是最重要的理论，由于近水楼台之故，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就大多出现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大多转而出现在美国。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在21世纪的复兴，中华文明再次由衰而盛，中国有可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同时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中国将会迎来世界级大师辈出的时代。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培养世界级大师上更应该责无旁贷。元培班是北京大学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作的一个制度创新，作为元培班的导师，我盼望元培班的同学能以将来成为世界级的大师自勉，培养这样的胸襟，做这样的努力。

    大师和一般有成就的学者差别何在？一位大师必须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是，真正的大师的理论体系虽然包含方方面面，可是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些不联系的、相互矛盾的个别观点的拼凑，而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根本的道理将它们联系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孔子与子贡在《论语·卫灵公篇》中的问答，生动地反映了这点认识。子曰：“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非也，予一以贯之。”什么思想贯穿了孔子的理论体系？《论语·里仁篇》里作了回答。有次孔子向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对自己思想的这一总结和老子《道德经》上所说的“博者不知，知者不博”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老子这里所指的“知”是对人类社会、对宇宙的本体之“道”的体悟，而“博”则是孔子所说的“多学而识”。真正的大师的理论体系虽然对许许多多的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思想却会是相当简单的，以这个简单的核心思想作为他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也就是他的理论体系所要解释的各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因”，然后，说明这个最根本的“因”如何作用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而导致所观察到的诸多现象。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等圣人的思想对人生、社会、政治的事事物物无所不涉，但是孔子以“忠恕”贯穿其思想体系，老子以“无为”贯穿其思想体系，释迦牟尼以“空”贯穿其思想体系，他们确实是做到了“一以贯之”、“知者不博”。

    但是，社会、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一个学者在致力于“思”的努力时，应从何处下工夫才有可能认识到各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答案在于《中庸》所讲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如果没有人的存在，这个宇宙只是一个寂然的自然之体，因为有了人的存在和人的主观能动而成就了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所以，“道不远人”。要成为大师，就必须从内心里关心人、关心社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对人、对社会的关心中去思索他所处的时代的诸多现象背后根本的“因”，如果是一个关在书斋中或是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的自了汉，即使读破万卷书，顶多也只能达到“多学而识”而不会成为大师。但是在关心人、关心社会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王阳明有首诗：“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必须具有大如天的法眼，才有能力不被事物的表面属性迷惑。所以，一位想成为大师的学者除了要有孟子所说“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还要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具有这样大的使命感的学者，才会有纵的历史观和横的全局观，才有可能培养出王阳明所形容的“大如天”的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同时，要成为一位大师也要有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因为，一位大师提出一个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时，会与已经存在、大家接受的思想理论体系有所冲突，而不容易被人理解、被人接受，甚至招人非议。这时，必须要有去和现有的大师争论，去一点一滴地教化社会的芸芸众生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所以说，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要成为一位大师，同样必须有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一个人自己时时刻刻精心“善养”的。

    我在前面探讨的学问之道，主要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谈的。自然科学的理论适用于任何性质、发展阶段的社会，理论创新的贡献大小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不是像社会科学理论那样，取决于产生这个理论的社会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但是，上述关于21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学术研究中心的判断，以及做学问的道理，在自然科学上也应该同样适用。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当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时，可以用来支持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经费投入也就会在全世界各国中居于首位，加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自然科学理论上的创新也应该会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首位。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要作出成绩，也同样要在“学”与“思”上下工夫，所不同的是，“思”的对象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要成为自然科学界的大师，提出的理论也应该对许多领域都有贡献，像爱因斯坦，有人说他应该可以拿十个、八个诺贝尔奖，因为他的相对论对物理学的各个分支都有很大的贡献。按上述的学问之道，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也会迎来自然科学界大师辈出的时代。

    元培班是以蔡元培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所以元培班的学生要对得起蔡元培先生的名字。蔡先生的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相同的特点：第一，都是处在一个巨大的时代变革中；第二，都是处于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比蔡先生的时代更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后，中国不断遭受列强欺凌，被迫打开国门，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秋。当时，学术界工作的重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以及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制度和理论，全国上下包括学术界忙于救亡图强，也就不可能有信心认为可以总结中国的经验，以开创人类文化的新潮，全世界的学术界也不会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学者可以根据中国的经验作出这样的贡献。过去这二十多年我国虽然也是从封闭到开放，但是，这次的开放是我国自主的选择，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几代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孜孜以求的目标，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会跟着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起来叫文化。

    随着我们的经济基础的提高，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组织、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强的文化就是世界的强势文化，所以，我们的社会组织、价值体系、生活方式都会成为其他弱势文化学习、模仿的对象。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因此，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许多借鉴的意义。而且，中华民族很有可能在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的民族。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现象，这样的文化经验使许多过去认为人类文明也像人类自身的生命一样，会经历生老病死阶段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再适用；这样的文化经验对正处于文化高峰、很可能会进入衰退期的民族来说也是重要的。我们应该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把这个全新的文化现象研究清楚，理解透彻，这是21世纪的中国学人比蔡先生所处时代的学人更为幸运的地方，也是21世纪的学人对中国、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责任。

    作为元培班的导师，我对元培班的同学寄予了无限的期望。我认为元培班培养学生的目标，不应该只定位于培养出有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那样水平的学生，我们的要求应该更高。英国已经过了全盛期，美国也顶多是一个处于稳态的社会，21世纪中国的学人有比美国、英国的学人作出更多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的机会。而且，北京大学学生的筛选过程比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更为严格。在美国，像哈佛大学那样的名校有二十多所，好学生是在那二十多所学校里平均分配，更何况美国的人口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从比例上来说，假如中国学生中具有成为大师级慧根的人和美国的学生一样多，那么，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有成为大师资质的学生应该比哈佛大学的多出数十倍。孔子在《论语·雍也篇》里主张：“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思是，对学生必须因材施教，而且，中等以上之材必须以上等之材的标准来教育。北京大学的学生都是上等之材，而且，有不少是上上等之材，对北京大学的学生“不以语上”是北京大学的老师的失职。因此，北京大学对学生的培养不能只定位于培养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那样的学生。元培班是北京大学在新世纪的一个实验，为了把元培班办好，也为了把北京大学办好，让我们全体导师和同学携手共同努力，以迎接21世纪各个学科的大师在中国、在北京大学辈出的时代的到来！只有这样，才不辜负我们的时代，也才不辜负元培班的名字。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21]

    一、前言

    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长9.0%，12年间共增加了2.8倍；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5.4%，12年共增加了5.6倍。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中，城市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9%，而农村因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出现超常规增长，12年间年均增长9.9%，比城市高出4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2年，第17页，第94页，第148页）。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22]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虽因具有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对人口的补贴低、海外华侨多、经济管理较为分权等有利的起始条件而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成效（Balcerowicz，1994；Woo，1993；Sachs and Woo，1994，1997；Qian and Xu，1993），但是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是一个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Murphy，Schleifer and Vishny，1992；Sachs，Woo and Yang，2000）。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1990；Blanchard，Dornbusch，Krugman，Layard and Summers，1991；Boycko，Shleifer and Vishny，1995）。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最基本内容。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知道，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经济体系过渡，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要打破旧的既得利益需要有成本，但他们乐观地设想，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半年或一年以后经济就会快速增长（Brada and King，1991；Kornai，1990；Lipton and Sachs，1990；Wiles，1995）。据此，他们认为，前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很快会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引发种种困难。

    转眼又是10年过去了，事实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反倒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倒退。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倍；乌克兰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0155%，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101倍。不仅如此，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滑，俄罗斯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1990年的50%，乌克兰只达到40%。[23]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年苏联男性的寿命预期是64岁，而1994年下降到了58岁（Gregory and Stuart，2001，p.470）。总之，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是，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World Bank，1996；Dabrowski，2001）。[24]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从8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在90年代仍未彻底完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的12年间还高出了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国家统计局，2002年，第17页，第94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的新建筑很少，可在这10年中，北京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国际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看好中国呢？参与了前苏联、东欧改革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y Sachs）、斯坦利·费雪（Stanley Fisher）、Oliver Blanchard、Andrei Shleifer、Robert Vishny、Rudiger Dornbusch、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Richard Layard和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本文认为，除了在于这些经济学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Murrell，1995），还在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定义自生能力的概念，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的暗含前提，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却是内生于以优先发展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第三节解释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来设计的转型政策，不管是在前苏联和东欧还是在中国，都不仅不能对症下药，而且还经常事与愿违。第四节说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问题的现象在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放弃现代经济学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五节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成功解决，并以如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来作为分析的案例。第六节是一个简单的结论。

    二、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Friedman，1953）。现在发达经济国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非常合适的，但用来解释转型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却未必合适。

    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作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是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做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的假设。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25]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理论基础之上的。

    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是不会给予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

    但是，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为什么一个企业会不具有自生能力？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是否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有关。

    如图1所示，假定有一个只拥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经济。图中，I是一条等产量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代表不同的生产技术，A点的技术比B点的技术资本密集，但两种技术所能生产的产品量相等。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到底以哪一个技术来生产较好，则取决于哪一种技术的生产成本较低。如果这个经济中等成本线是C线，那么，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只有选择B点来生产的企业才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如果选择了其他种类的技术来生产，则企业将会有亏损，例如，如果采用了A点的技术，亏损将达C和C1的距离SA。同理，如果等成本线是D，则只有选择A点的技术，企业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在一个经济中，到底等成本线是像C或像D，则取决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结构。如果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在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会像C而不像D。相反，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资本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将会像D而不像C。所以，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如果和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不一致，则这样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的补贴和扶持下才能存在。

    我们可以把上述一个产品的经济的讨论扩展为一个产业中有许多产品的经济，以及一个经济中有许多产业的情况，所得到的结论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致。[26]如果不一致，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它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27]

    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说明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以小农为主，农场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所以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公司治理的问题。[28]但是日本是一个土地极端稀缺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它又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极端昂贵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农业的精耕细作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是，日本农场的生存有赖于日本政府的高额财政补贴和关税保护，如果日本政府开放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场都要倒闭。[29]

    转型国家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和日本的农场一样存在同样的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转型经济中的许多国有企业是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违背其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典型的是重工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

    其实，转型中国家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了扶持、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而形成的。[30]转型中国家，如苏联、中国等，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原本是资金稀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项目必须克服许多困难：第一，重工业项目大，建设周期长；第二，重工业所需的关键设备和技术必须从国外引进；第三，一次性投资特别大。而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业国家的经济也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经济剩余少，因而导致资金短缺，因此，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利率应该会很高；第二，出口少，导致外汇短缺，如果外汇价格由市场决定，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外汇价格就很高；第三，经济剩余少，而且分散，这就对剩余的动员产生困难。如果把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的三个特性与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农业经济的特征放在一起，则可以看到：如果建设周期长，所付的资金成本又很高，还要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发展这个行业是相当难的。同样，要把分散的剩余集中起来投入很大的项目也不能靠市场。

    于是政府为了周期长的项目能够被建立起来，只好把利率压低；为了能让这些项目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进口机器设备，只好扭曲汇率，人为抬高本币价值；为了集中剩余，只好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以作为下一个投资项目和资金的来源，而要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就要压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投入的价格，并且给予这些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垄断权。这些价格信号的扭曲必然造成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够被配置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并且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配置资金、外汇、原材料等，从而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

    在价格扭曲并且用计划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的，则国家无法保证以价格扭曲集中起来的剩余会按照国家的计划再继续投资到重工业项目中去，因此，国有化成为政府直接掌握这些剩余支配权的一种制度安排。[31]在上述的计划体制中，如果一个企业所在的是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最终产品部门，其产品市场是垄断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可以享受各种廉价的投入，它必然有很高的盈利；反之，如果企业所在的是生活必需品或重工业的投入品的部门，其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企业很可能经营再好也有亏损。因此，一个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而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不知道一个盈利企业该有的正常盈利水平，也不知道一个亏损企业该有的亏损水平，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经营人员容易产生多吃、多拿、多占的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利用价格扭曲创造出来的剩余被企业侵占，就剥夺了传统计划体制里国有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Lin and Tan，1999）。

    实际上，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各项制度安排，其实是内生于发展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现实的（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这种安排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通过它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里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而且，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干得好的企业和干得坏的企业、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待遇一样，导致积极性差，整个经济的效率非常低。[32]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并由此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为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推行后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现有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现象，存在公司治理、政企不分、裙带关系、政府对金融和外贸的干预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效率较低。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所要建立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而政府又不愿意或不能让这些企业破产，那么这些扭曲和干预就无法消除。

    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North，2002）。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当受到这个理论体系训练的经济学家，看到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他们熟悉的，而且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已证明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产权、政府干预等问题时，会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分析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合适工具（Murrell，1991），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是内生于政府试图去建立的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请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来帮助设计改革方案时，提出的方案、政策只强调产权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完全市场化等，而且，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间会有超乎寻常的共识（Summers，1994，pp.252—253）。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保护私有产权等（Williamson，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2001）。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东欧，而不看好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且当他们在分析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系的问题，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思考他们的问题时也不自觉地以此为参考的框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不管是赞成方的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利用模拟市场的方式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市场机制（Lange，1936，1937），还是反对方的哈耶克和冯·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克服信息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1935），双方其实都以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建设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为暗含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尔内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预算软约束的概念（Kornai，1986）。

    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优惠，要补贴；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营不好则要破产。科尔内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缺乏改进生产的积极性、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所以，要提高企业效率，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切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在科内尔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也把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的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Lin and Tan，1999）。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33]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政企不分、产权安排、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当初的预期，而且还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前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实行了私有化，但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34]据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研究，前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的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反而还在增加。[35]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给予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

    不仅按现有的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在前苏联、东欧的推行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在我国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发达国家的经验设计的改革方案，也经常遭遇和“休克疗法”同样的命运。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Lin，1992）；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Lin and Yang，2001）。而这些并不是改革者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农民在实践中自发推动的改革措施。中国23年来的改革中，由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有不少和前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的命运一样。以国有企业的改革[36]为例，改革初期，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在激励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国有企业归全国人民所有，但交由厂长、经理管理，出现产权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转为明晰产权，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

    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最完善的应该是股份制公司，因为股份公司上市之前有多少资产是要评估确定的，上市以后，有一部分股份是归国有的，一部分是归非国有的股东所有，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外，非国有的股东应该会为了自己的股份的保值和增值而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一措施推行几年后，上市公司的各种指标基本上与未上市公司没有两样（林义相，1999）。开始时，理论界认为非国有股东都是散户，每个股民对每家企业拥有的资产的比例非常少，因此对管理企业、监督经营没有多大积极性。因为那么少的资产比例，即使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使企业经营改善了，每个股民也只不过拿了改善经营绩效的万分之一或几万分之一，所以他们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就只注意股票价格的涨跌，造成股市很大的投机性，一只股票一年被炒卖好几次，基本没有人长期持有。后来，理论界认为，国外的股份公司大部分的股票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家企业股票的5%或更多，而且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请专业人员对企业的各种报表进行分析，真正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监督。为此，我国在1998年引进了投资基金。

    但引进基金以后，不仅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没有减少，反而更糟。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投机而且还坐庄，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为什么是这样的呢？道理很简单，这些上市公司并没有解决自生能力问题，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不能盈利就不能有分红，散户拿了不能分红的股票等于是一张废纸，当然只能靠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行为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企业很多股票，但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能分红，机构投资者同样不可能靠长期持有股票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可动用的资金多，流通的股票少，当然可以通过操纵股价涨跌来获利（林毅夫，2001）。这样看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设计，或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个理论前提以及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前提与我们的企业特性是不一样的。

    四、自生能力问题的普遍性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扩展

    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于是试图在自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产业[37]，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Chenery，1961；Krueger，1992）。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经济、社会不稳定等（Krueger，1974；林毅夫，2002）。[38]

    上述思想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中也存在，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但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同类企业比较，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高了一个档次。[39]在1998年的这场东亚金融危机中，我国台湾地区的汇率只贬值了15%，而且，除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祖国大陆以外，我国台湾地区是东亚地区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体，1998年达4.5%，1999年达5.7%。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证明它的企业是有竞争力、有自生能力的。而韩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崩溃了，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援助，以渡过难关。在推行了IMF的援助条款，取消了对大企业的各种保护和补贴以后，目前韩国的30家大企业集团，有17家已经破产了。这表明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是根本不能生存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没有比较优势、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以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则经济发展的速度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则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Krueger，1992）。

    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IMF寻求援助。IMF在给予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conditionality），要求受援国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这些条款要求解决宏观政策扭曲，政府对银行、企业的干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假定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因此在上述诸多措施中，不仅没有任何一项是用来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而且有多项实际上是取消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的。如果像韩国和有些市场经济的国家那样，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仅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一步跃过鸿沟是可能的，实行这个共识的改革措施以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震荡，从而很快恢复增长。可是，如果像转型中国家那样，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休克疗法”推行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是“J曲线”——稍微下滑后很快就恢复增长，而可能是“L曲线”——急剧下滑后陷入长期停滞而后才恢复一点增长（Lin，1998）。[40]

    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其实现代经济学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艾尔费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粗具雏形。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假设了信息是完备的和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

    经济理论是一个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和预测将发生的经济现象的工具。按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系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力。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这一贡献成为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按此难以解释为何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学派。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新景象的工具。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当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及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改正地图。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情况在转型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有关政策时，应该放弃现有经济理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把许多企业可能不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也就不会无条件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和改革政策，明白成功的转型和改革还有赖于创造条件使绝大多数的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有自生能力。

    另外，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新定位。传统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顾自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试图去建立、采用、生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技术和产品，其发展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因此，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政府就必须靠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接踵而至，结果是好心干坏事，经济发展欲速则不达。

    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的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可支配的资本的量的增加，资本来自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就会最快。

    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只有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产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才具有上述特性，因此，以最大限度地加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发展政策的具体目标时，维持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同时，当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时，原来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只有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来进行产业、产品、技术的升级才能继续维持其自生能力。产业、产品、技术的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需要企业充分掌握合适的、新的产业、产品、技术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是完备且随时可免费获得的。要知道这些信息，每个企业需要花费一定资源去搜寻和分析分布在各国的各种产业、产品及技术的资料，各种产品的市场大小以及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的趋势等。如果企业自己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它就会对这些信息保守秘密，其他企业相应也需要花费同样的资源去获得同样的信息，信息重复投资的现象就会出现。然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一旦信息收集和加工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就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

    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外部来源的帮助。所以，一个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人力资本的供给。除了人力资本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也可以使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过于雄心勃勃、新的市场太小、协调不适当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这个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他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消失。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红利之间是不对称的。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首先向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41]

    上述以利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低成本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而实现在收入、产业、技术水平上向发达国家的收敛（林毅夫，2002）。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发展政策和以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政策下都可能有产业政策，但前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而后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前者所需要的补贴是少量的、有一定期限的，这样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后者则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42]

    五、自生能力与经济转型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解决得如何，是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

    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既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那么，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试图一步跨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鸿沟，必然造成大量的企业破产、失业，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荡就不可避免。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实行了“休克疗法”以后，政府仍然会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造成有休克而无疗法的尴尬局面。像我国那样以渐进的方式，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放开政府对资源的严格控制，允许新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创造新的资源增量，为传统部门的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部门的企业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使其不会马上面临关门、破产的危险，然后创造条件解决传统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可能既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增长，使转型有可能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方式下进行（Lin，Cai and Li，1996）。

    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完成则有赖于传统产业部门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否则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和由此导致的问题就无法避免。例如，在中国转型期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非常高，腐败现象触目惊心，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这些现象都和国有企业的生存仍然需要依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有关。在1983年以后，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支持由免费的财政直接拨款改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目前70%以上的银行贷款是给了国有企业，但企业经营不好，还不起钱，这部分贷款也就变成了银行的呆坏账。为了扶持国有企业，除了给予低息贷款外，还限制市场的进入，使其享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利润，许多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为了多获得低息贷款或取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而向政府寻租，腐败的现象也就难以禁止。

    地区收入的扩大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比较优势不同，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制造业，中部地区是农业，而西部地区是矿产、自然资源。为了补贴国有企业，政府人为压低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当东部在改革以后，利用其优越的地理和市场条件，在制造业方面取得迅速发展时，从中部进口的农产品和从西部进口的矿产品不断增加，实际上形成了较为贫穷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补贴较为富有的东部的情形，因此，东部越发展，东、中西部的差距也就越大。政府继续保持对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的干预，同样是为了扶持在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了，不需要给予低息贷款、市场垄断和低价原材料等方式的补贴和保护，上述问题也就能够迎刃而解了（Lin，Cai and Li，2001）。[43]

    自生能力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我建议分成四种类型的企业来解决。

    第一种类型的企业是生产其产品所要求的资金和技术很密集，在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没有它就没有国防安全，而且无法从国外进口。对这样的企业，任何国家都只能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来扶持，并由政府直接监督其生产经营。然而，属于这一类型的企业数量不会太多。

    第二种类型的企业，同样要求有非常密集的资金和技术，但是它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在国防安全上也不是非常敏感，对这一类型的企业，可以采用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利用国外的资金来克服国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对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限制。以市场换资金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到国外去上市，其二是跟国外的企业合资，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

    第三种类型的企业所在的产业资金很密集，但产品在国内没有多大的市场，不可能用市场换资金，对这一类型的企业来说，解决自生能力的唯一办法是利用传统大型国有企业在工程设计力量方面的人力资本优势，转而去生产符合国内经济比较优势而且有相当大国内市场的产品。第四种类型的企业是连人力资本的优势也没有的企业，则只能让其破产。

    当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解决以后，企业能否盈利，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所讨论的公司治理、市场经济竞争的问题了。国家对企业的盈亏不再负有责任，那么，其他由传统的计划体制残余下来，为了保护、补贴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的改革也就能够彻底进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就能够完成了。

    六、结语

    本文从转型中国家根据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设计的转型政策的失败和“华盛顿共识”在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时所带来的诸多事与愿违的结果，反思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缺失。现有的、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前提，亦即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个企业只要有正常管理，就可以不需要外在力量的保护或扶持而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公司治理、竞争环境、产权安排等可能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问题。但是，转型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却因政府的赶超愿望，进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资金过度密集的技术生产产品，而不具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这些企业即使有正常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利润。为了把这样的企业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只好以扭曲价格信号、妨碍市场竞争和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扶持这些企业。结果不仅竞争环境不良、公司治理缺失，而且还会出现寻租、收入分配不公、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最后爆发经济危机。

    在目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的影响下，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在制定经济转型政策或危机处理政策时，重点会放在改善竞争环境、产权安排、公司治理、政企关系等上，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内生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当经济中大量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时，这些改革或转型政策的实行，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痛苦，而且，可能出现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局面。既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那么，放弃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问题时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不仅在政策制定上十分必要，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发展。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也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明晰其经济职能，避免继续采用扶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能稳定、快速地向发达国家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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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44]

    天则所策划的年度出版物序列《中国经济学1999》，今年由我担任执行主编。这个任务之于我是件幸事，使我有机缘在千年之交，来评述在1999年这一个年头，经济学科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成长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质量迅速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1日，中国先后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庆幸地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当站在新旧千年纪元、新旧世纪更替之际，总结中国经济学界1999年的成就时，我们的笔触自然而然地会溯往瞻来。先辈们作出了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他们的时代、无愧于历史的贡献，他们甚至在内忧外患交加的情况下，仍然矢志不渝。唯其鉴古，方可知今，我们当代经济学家才能更加清楚地铭记我们身上肩负的责任。在这篇前言的第一部分，我将概要回顾伴随中华文明由盛而衰、由衰再盛的跌宕，中国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所走过的历程；第二部分主要评述收入本书的论文；最后将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存在的问题，指出我们当代经济学家的努力方向，以与学界同仁共勉。

    一、世纪末中国经济学科的回顾[45]

    （一）鼎盛的古代中华文明及浩然丰富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中华大地上孕育了人类最为古老的文明之一，古代中国曾一度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建立了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工业革命以前的一两千年里，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相继出现了秦汉、隋唐等文明鼎盛时期。自宋朝以来，中国人口大量增加，贸易繁荣，手工业、轮船运输、造船业都开始发展。印刷术的发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传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技、文化，古代中国所创造的鼎盛的文明成就都为世界所景仰和赞叹。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46]，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47]“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48]

    植根于鼎盛的古代中华文明，中国的古代先哲们也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济思想。先辈们基于他们的观察，或针对他们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总结归纳出了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先秦时期，宗周势微，诸侯争霸，社会的政治结构、土地所有权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私人工商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孕育了丰富的学术思想。

    太史公司马迁所撰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第一位货殖专家范蠡，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他不仅工于谋略，还有渊博、系统的经济思想，而且他本人凭借其经济智慧赢得了巨大的财富。[49]现代经济学对于供需反应和价格变化基本机制的认识，无出范蠡“积著之理”之右：

    范蠡的“计然之术”，还试图从物质世界出发，探索经济活动水平起落波动的根据；其“待乏”原则则阐明了如何预计需求变化并作出反应。“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51]的论断，更是提出了国家积极调控经济的方略。

    《管子》[52]所记载的经济思想，堪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即“理性人”假设，在《管子》中早有系统表述：“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53]《管子》中的“轻重”论，已经粗略地勾勒出供需均衡机制和各个市场间的一般均衡作用机制。更令人叹服的是，早在《管子》中就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货币数量论以及货币政策主张：

    《管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节俭悖论”，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侈靡”。《管子·侈靡》中写道：“兴时化，若何？曰，莫善于侈靡”；“富者靡之，贫者为之”。除此而外，在财政、贸易、消费、分配等许多方面，《管子》都有不凡的观点。

    再以孔孟思想为例。作为儒家文化代表的孔孟学说，蕴涵了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上至治国安邦之略，下至小组织的内部管理原则。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不停地对之进行研究、挖掘。而孔孟所倡扬的道德规范尽管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其中又何尝不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意识形态作用认识的先声呢。

    中国古代王朝为维持其统治，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早在西汉时，中国在这方面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汉时，特别是汉武帝时，为开拓疆土而进行的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对王朝的财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汉王朝按照主持其财政经济事务达三十多年的桑弘羊的政策主张，加强了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桑弘羊承继范蠡、管子等的经济思想，巧妙地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同时，也对盐、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而同时也维护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做到了“民不加赋”。“平准”类似于当今的价格平准制度，即有关当局通过吞吐相应物资而保持物价稳定。“均输”的实质，在今天看来就是各地的地方当局将符合本地比较优势从而成本低廉的物品集中收购，运往高价的地区销售，所得利益充作地方财政资金的做法；同时不再要求各地劳民伤财般地对京师贡赋。“均输”有效地增加了地方财政实力。桑弘羊的政策实践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铁冶炼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盐和铁在当时属于供给弹性较小的物品，政府能从垄断经营中获得更多的收入。桑弘羊的实践被后来的许多王朝视为理财典范。[55]

    嬴秦统一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相对稳定。除了王朝政权更迭时期外，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方方面面，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动荡。中国土地广袤，加之得自于人口众多的技术创新优势，特别是农业技术创新优势[56]，中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这相对稳定的两千多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和民间的知识分子针对各自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问题，阐发相应的看法或政策主张。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积累了蔚然可观的经济学思想。其内容涉及国家财政收支、货币管理、商品交易和市场价格管理、土地制度等诸多方面。然而，和亚当·斯密以前的西方经济思想一样，中国古典的经济思想并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和理论。中华文明在建树了古代的辉煌成就之后，面对外来的更加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和侵略，由盛而衰。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救国、图强，中国学术界热衷的是学习、借鉴外来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并未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

    （二）中华文明的衰落及外来经济思想的西学东渐

    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经济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播。

    鼎盛的中国古代文明所立基其上的，是以农业和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形态。尽管古代中国的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较之西方萌芽得很早，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也比西方发达，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相当巩固，加之统治者对工、商业的严格控制，以及为有效地维持古代帝国的统治而施行的不利于由传统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化的官僚政治制度[57]，导致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资本主义在中国也未形成气候。当西方社会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展开其工业化进程时，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却在日益延缓中国进步的步伐。17世纪在世界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大事引致了迥然二致的结果。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开始了最后一个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在英国，164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西欧国家经由包括殖民剥削在内的资本积累，以及发轫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最终建立了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中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却落后了。按麦迪森的估计[58]，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重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原来的大一统社会格局分崩离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矢志于救亡图强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去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

    纵览历史，1840年以来的“西学东渐”在中国出现过两波高潮。一波是甲午战败之后，资产阶级思想的引进。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生产力以西欧和美国为代表，日本也因步欧美之后而跻身东方强国之列，所以，自然而然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鼎力模仿的就是来自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59]。另一波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0]。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尤其是快速的工业化步伐，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愿望。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对经济学的系统学习和研究。

    1.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向西方学习思潮的缘起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尽管也遭受过外来侵略，然而，中国既不曾被外来侵略者鄙视，中华民族也不曾丧失其对于整个传统思想及社会价值的信念。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却深深地震撼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肇始于此，中国近代思想史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这其中，魏源是第一个值得记述的。魏源于1842年刊行的著作《海国图志》首开近代中国系统研究西方的先河。目睹西方的坚船利炮，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在书中呼吁当政者要了解外国的情况，并主张发展军事和民用工商业。

    鸦片战争的失败，从表面上直观来看，是西方列强的军事工业使然。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却在于西方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眼界的限制，中国思想界最初的变革发动者指望在不触动既有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把西方的生产技术嵌入传统的经济当中，进而挽狂澜于既起、扶大厦于将倾。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良好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魏源之后，经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向西方学习，发展各种工业、矿业、交通、邮政、银行、保险等企业和事业的思潮广为传播。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的扩展[61]，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终于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开始了先发展军用工业、后发展民用工业的实践[62]；而洋务的形式也经历了由官办到官督商办的转变。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这之后，经过冯桂芬[63]、王韬[64]、马建忠[65]、郑观应[66]等人的鼓呼，中国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67]尽管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商品交易就已经比较发达，但是秦统一中国之后，除了王朝的更替时期之外，社会的政治制度相对而言变化都不大；此外，发达的农业经济形态特别巩固。久而久之，主流的意识形态对各行各业形成了“士农工商”的排序。正如吴汝伦在其给严复《原富》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士大夫以言利为讳，且提倡重农抑商之说，于是生财之途常隘。由此可见在中国发展工商业需要克服相当大的思想阻力。

    除了国人积极地探求变革之路以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积极地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他们派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出版书籍和刊物。从那时起，近代的西方经济学[68]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比如，早在1867年（同治六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讲授美国经济学家H.福塞特（H.Funcett）所著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英国传教士J.艾约瑟（J.Edkins）翻译的《富国养民策》（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原作者为英国的W.S.Jevons）。

    2.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传播

    洋务运动终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颓势。更为残酷的现实是，与中国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展开“明治维新”的日本，竟然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并悍然向其一向尊仰的“中华帝国”发动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炮声使中国的朝野受到了最为强烈的震撼。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反思洋务思潮的同时，不得不面对铁一般的现实，探寻中华民族进一步的出路。

    洋务运动虽未建殊功，但滥觞于此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却薪尽火传，继续发展。甲午战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又兴起了维新的思潮。较之前人，维新倡议者不仅看到了要“师夷长技”、从技术上学习西方，更要从整体上认识西方。维新倡议者在经营管理、财政金融、法律以及国家政体等方面，都提出了变革主张。他们反对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或官督商办所形成的官僚垄断，主张自由发展民族工商业，维护国家关税自主权，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京师，适逢大清王朝举行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在中国知识分子禀持一贯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志向的召唤下，18省1200多名为功名利禄而会试的举人，以天下为先，愤然“公车上书”，吁请变法。振臂者，康有为[69]。[70]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了“富国之法”和“养民之法”。富国之法包括：钞法[71]、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上清帝第三书》抨击官僚垄断，鼓励民营企业，指出“通商乃公司之权，非政府之力”。维新的主张以“六君子”血染长街而告破产。不过，维新运动承上启下，在维新思潮风起云涌之时，大量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铺垫了思想基础。

    严复[72]和梁启超也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比之于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不仅经济思想来得丰富，而且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所起的作用，也来得要大。

    严复（1854—1921），字几道，又字又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73]严复的（译）著述从思想根基上撼动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其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以及孙中山并列归于“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74]。

    近代经济学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始自严复翻译《原富》。严复从1898年至1900年译毕斯密的《计学》[75]，后改名为《原富》。1901年撰写《译事例言》。1901—1902年在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原富》是节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先后加注了118条按语，或补充斯密之后的他家学术观点，或表明了严复本人的经济思想。

    在《译事例言》中，严复阐明了译介《原富》的动机和原因。从中可洞见一代大师对于灾难深重的民族的殷殷之心。

    在严复自撰的按语中，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官督商办”，主张国家只应办私人不宜办或暂时无力办的企事业。还分析了分工、价值、价格、货币、母材（即资本）、庸（即工资）、赢（即利润）、地租、支费（即消费）、积累、税收等。严复既有赞同斯密的地方，也有不同于斯密之见。举其显著者，严复认为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智者千虑之一失”[78]。严复对《原富》的译、介、评，对后来近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梁启超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学科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启超撰写了中国的第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79]。在撰于1897年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梁启超对《史记·货殖列传》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符合西方经济学的解释。1903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80]，阐明了托拉斯之利在于，“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1904年，针对当时普遍持有的对外资的怀疑和恐惧心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外资输入问题》、《据生计学原理及各国先例》，全面地分析了外资输入的利弊，并提出了他的外资政策主张。另外，在货币、财政等方面梁启超都有涉及。

    严复之后，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81]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82]、财政金融[83]、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籍。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渐渐兴起。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革命派受到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其对于有关经济问题的主张。1906—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思想交锋。革命派以《民报》为理论阵地，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这场大争论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关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争论占据了重要地位。具体而言包括两个问题：其一，中国要不要改变既有的土地制度；其二，如何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土地问题上，改良派认为不应该改变既有的土地私有制度；革命派认为应该“平均地权”，主张由资产阶级共和国按“定价收买”的办法，实行国有化，让国家以发展资本的需要来集中支配土地。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方面，改良派反对节制资本，主张鼓励大民族资本家的产生，以与强大的外国资本竞争；而革命派则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以避免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防止两极分化。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以《新民丛报》的停刊而告结束。这场辩论使革命派的主张得以传播，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最后一个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个发展到1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这期间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84]

    3.“五四运动”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受了日本的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中国的经济一方面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之后，1927年蒋介石靠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政权。之后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包括：整顿财政体制；改革税制，基本上实现关税自主，并多次提高了关税税率；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银行和金融体系；1933年改革币制，废“两”改“元”，并于1935年废止银本位制度，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度，推行法币改革，法币先是和英镑而后又和美元挂钩；货币发行也由原来的30多家银行集中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4家。另外，对重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实行国家控制。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27—1937年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化工业发展计划。这个时期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在八年抗战时期，为战争的需要，建立了战时经济体制，并在后方进行了一定的经济建设。与国家资本的发展形成对比的是私人资本和农村经济的惨淡景象。政府对私人资本投资的限制、东北的沦陷、1929—1933年大危机的冲击，使得私人资本步履维艰。而农村经济更是日趋恶化，不利的贸易条件与大土地所有制导致农民收入下降。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方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迅速地在中国传播。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此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1919—1927年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六大”决议中的结论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认可，即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结论的现实含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20世纪30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要指出的是，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4.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及本土化

    西方经济学的传播，承继了“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中国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由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出版。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19年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在北京大学执教的十多年中，先后讲授过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汇兑论等课程。1923年马寅初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

    马寅初教授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念》[85]是新中国成立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涉及了价值论、消费行为理论、生产论、交换论、分配论等内容。在有关部门经济学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在农业经济学方面，如董时进的《农业经济学》[86]、许璇的《农业经济学》[87]；在财政金融方面，如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88]、尹文敬的《财政学》[89]、马寅初的《通货新论》[90]、赵兰坪的《货币学》[91]；在会计统计方面，如潘序伦的《会计学》[92]、金国宝的《统计学大纲》[93]。

    除了进行一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外，经济学界热切关注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针对中国面临的方方面面的经济问题，一大批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在列举的上述各种著作中，几乎都对中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除此而外，专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著作日渐增多。

    前已述及，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中国自明代以来，流通货币一直以银为主。19世纪70年代世界出现金贵银贱的趋势，政府对外支付中发生了严重的“镑亏”现象，导致大量白银外流。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金相对于银的价格更趋上涨。然而，1934年美国为保护其国内白银生产厂商而提高白银收购价，这又导致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国内银根奇紧，利息上涨，物价猛跌，工商企业纷纷倒闭。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94]、杨荫溥的《中国金融研究》[95]、刘大钧的《我国币制问题》[96]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比如，张培刚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97]该书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文献。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98]、吴景超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99]、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100]、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101]等著作，都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工业化道路进行了分析。

    新中国成立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102]1928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500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20世纪30年代曾就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

    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103]一文中，陈翰笙写道：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与20个国家的30多个学术机构保持随时通讯。正如上面引文所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基于其掌握的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当时中国的农村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围绕“土地分配、土地经营、农产品商品化以及农村的救济”等问题，与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卜凯为代表的学术观点展开争论，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如陈翰笙的《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104]、《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05]等著作以及一系列论文。

    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马寅初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华银行论》（1929年）、《中国关税问题》（1930年）；巫宝三的著作《中国国民所得》[106]是中国现代意义上GNP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书中详细估计了1933年的国民所得，并以其他资料为佐证，概估了1931年至1936年的国民所得；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107]，以翔实的资料阐述了中国国际贸易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变化趋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贸易差额的抵偿以及中国国际贸易的振兴问题；陈达的《人口问题》[108]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与国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除此而外，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面，都可谓著述颇丰。

    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早在20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当时有一些译自日本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家。诚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109]，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系统传播的先河。

    1930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出版，也有不少关于《资本论》有关专题的介绍。1930年由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2年、1933年由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在北平东亚书店出版。193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110]翻译的《资本论》第一至第三卷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长春新中国书局出版了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至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另外，还有不少苏联、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被译介到中国来，如李达、熊得山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11]；再如陈豹隐翻译的《经济学大纲》[112]。在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勉力进行本土化的尝试。一方面，创作“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著述颇丰。如王亚南所著的《中国经济原论》[113]，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范畴分析了中国经济，并尝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再如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114]，以平白的语言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如许涤新的《广义经济学》[115]，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段的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黄宪章的《货币学总论》[116]，分析了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货币的价值等。

    中国思想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问题导向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紧密结合国情，尽心竭力地探索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如郭大力在其著作《生产建设论》[117]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阐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

    （三）20世纪50—70年代服务于赶超经济实践的理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然而战争所留下来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新中国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展开。在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实践，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指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同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制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受“一五计划”成绩的鼓舞，制定了不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客观规律，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年末至1959年上半年，中央政府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若干纠正。但是，庐山会议之后，却掀起了更大的跃进，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1960年之后，政府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到1965年，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的关系以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都有所好转；国家的工业化也初见成效。不幸的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却使经济陷入极端混乱、几近崩溃的局面。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建设实践，给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国民经济初步恢复、毛泽东偏离了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18]之后，国家一方面推行超乎国力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尽速展开了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总结其执政三十多年的历史，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肯定了价值规律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只起影响作用，不起调节作用。在此期间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观点为蓝本，贬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之后，面对公有制已经占主体地位的格局，需要回答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中国的作用问题。1956年，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119]，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必须自觉地遵循价值规律；1957年孙冶方发表《从“总产值”谈起》[120]，指出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21]，提出社会主义可以让价值规律自发（即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957年仲津（于光远）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122]，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文章《新人口论》，阐明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以这些卓有创见的文章的发表为起始，中国经济学家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然而，这些真知灼见却因为违背当时的主流，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法成为燎原之火。由于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阶级斗争扩大化，孙冶方、顾准、马寅初等经济学家受到了错误批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正常的学术研究秩序已经被打乱。中国的经济学也只限于教条般地从马恩著作中断章取义，为政府的政策作注释。

    在这种背景之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西方经济学，自然而然变成了“异端”。仅仅出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来源的目的，以及出于批判所谓“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目的，才编写了极少的关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的教材和一些译著。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科在中国的空前繁荣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奉行的工业化模式和服务于之的传统的经济体制，不仅严重扭曲了产业结构，造成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局面，而且窒息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而“十年动乱”又对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日本以及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亚洲“四小龙”，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面对国内国际形势，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扭曲的产业结构得以矫正，国际经贸往来大为拓展，微观机制活力增强，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学科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上。

    “实践之树长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源”，来自对改革实践经验不断的、及时的总结。而新的理论只有在不断冲破传统观念的前提之下，才能生长起来。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传统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甚至在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心目中，可谓根深蒂固。加之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也不是按照一个事先设计好的系统规划展开，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失误和反复不可避免。这就决定了，对于改革以来各个阶段所出现问题的认识过程，进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再次学习，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本土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起步，还是承继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中断的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已经平反的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23]。1980年9月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交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然而在改革之初，这种主张难以很快被接受；相反，传统理论中计划经济观念的根深蒂固，再加上对放权让利改革以及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的原因认识不清，导致了传统理论认识的回潮。

    归功于农村和城市改革的实践，经过理论工作者和决策层的努力，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由于改革不配套，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民经济出现了经济秩序紊乱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加之1989年的政治风波，国内曾一度出现了对改革方向的怀疑，姓“社”姓“资”的争论由此而起。然而毕竟大河东流去，邓小平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其改革家的无比魄力和理论勇气，为改革排除了思想上最大的障碍。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取得了重要的理论突破，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至此，中国的经济改革确立了明确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确立，也正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学术思想解放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给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逐渐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西方国家业已完成了工业化，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经济学作为它们实践经验的总结，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学界又开始重新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以陈岱孙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为西方经济学的传播积极鼓呼。先是编写相关教材、在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后来各有关高校都逐步设立了西方经济学系或专业。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学者到海外留学，系统学习经济学。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作逐步被译介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有学子在海外完成学业，归国报效。

    在完成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补课”的同时，国内经济学界始终结合各个改革阶段出现的问题，从西方经济理论中汲取营养，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重新思考，更有广大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果实。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困难局面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堪称奇迹，令世界瞩目。面对鲜活的现实，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和角度予以总结归纳，努力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增多，举不胜举。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文库”系列就是这方面成果的一个集中反映。

    二、1999年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评述［略］[124]

    三、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千年之交的历史时刻，溯往览今，更应该展望未来。唯其如此，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才能明白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所赐予我们的机遇。

    （一）民族的复兴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世界上还不曾有过任何一个文明像中国这样，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灿烂前景，我在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25]中进行了阐述。按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观点，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早已跃居全球第二。我认为，只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30年的高速增长。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盛的经济体。

    现代经济学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世界经济的中心高度重合。在1995年我曾撰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126]。在那篇文章里，我预言21世纪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这个预言更有信心，因为从那篇文章写作的1995年到现在的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又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正如这本书所辑录的，也同样取得了许多成就。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经济问题的认识应该较之别人更为全面、深入。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我们当代经济学家应当责无旁贷地勉力奉献一己之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时代赐给我们的机遇，无愧于先辈，才能最终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走向世界。

    （二）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正视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为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然而这仅仅是可能性，要把可能转化为现实，还需要我们学界同仁携手，鼎力而为。从《中国经济学1999》所收录的论文以及这几年国内经济学界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1.自觉地以现代经济学方法论指导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现代经济学的重新学习卓有成效。从大学里的专业、课程的设置，到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创立，再到经济学经典著作和教材的译、著，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留学海外的学者陆续回国，国内经济学界可以说基本上了解和初步掌握了当代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框架及模型。已有的成就固然可喜，然而就整体水平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在论文、论著发表形式的规范化方面，国内已经做得不错。但是更为关键的环节是方法论的规范化。经济学已经日益成为一门科学，举凡科学，没有严格的、规范的方法论，则无以交流、无以进步。当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遵从证伪方法论。我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一文中已经阐述了经济学应该遵循的证伪方法论，对此不再赘述。这里我不揣浅陋，“野人献曝”，把我个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体会献于学界同仁。

    第一，任何科学体系都必须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最基本假设才能建立起来。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经济学区别于研究社会现象的政治、法律等其他社会科学之处，就在于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其基本假设。[127]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所制约的可能选择中，作出最有利的选择。如果研究者发现了“不可理喻”的行为，这不是“理性人”命题失效，而是研究者对经济当事人在作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对象还未吃透。每当发现用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经验现象时，不可诉诸非理性行为，此时往往意味着突破既有经济理论的机会。经济学的任何点滴积累都源于对既有理论的不断检验、证伪、重构、再检验……

    第二，研究者面临的经验现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在千头万绪、同时共生的各个事实中，研究者要想建立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首先必须了解谁是所研究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是消费者、厂商，还是政府，抑或是多方互动。识别出现象背后的决策者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识别哪些变量在理论模型里属于外生变量，哪些变量属于内生变量。外生变量是在理论模型之外给定或选定的变量，包括决策者不可改变的给定的条件、内生变量的前定值以及决策者可以不受理论模型内部逻辑限制而主观选择的变量；内生变量则是在理论模型内部决定的变量，也就是决策者在给定的不可改变的外生条件下作了其他外生变量的选择以后的结果。例如在我常讲的发展战略理论中，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外生给定的变量，赶超型的还是比较优势型的发展战略是政府可以主观选定的外生变量，而选定了赶超战略或比较优势战略后相应形成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体系、微观经营机制和经济绩效则是理论模型所要解释的内生变量。同一变量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依理论模型而定。

    例如，在上述模型中，国家的赶超战略选择是外生变量，但在一定的国际环境和领导人的主观愿望下，赶超战略又成为内生选择的结果。一个变量到底是外生给定的不可改变的条件，还是可改变的外生或内生变量常依决策者角色的不同而定。对于个人来说不可改变的外生条件，对于国家来说则有可能是可以控制、可以改变的外生或内生变量，例如在市场经济中，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利率水平是给定的条件，但对于国家来说，利率水平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变量。如果国家把货币增长率作为外生选择变量，利率水平就成为内生变量；如果国家把利率水平作为外生选择变量，货币增长率就成为内生变量。从动态角度来看，某一逻辑环节的内生结果可能是下一逻辑环节的不可改变的给定前提。例如，储蓄率是每一个时点上个别决策者的内生选择，储蓄率的高低则决定了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情况，在下一时点上，要素禀赋的结构则对于该国的所有决策者在作出产业和技术选择时，都是外生给定的不可改变的前提条件。“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解释一个现象时，要思考清楚谁是所分析的现象的决策者，对于决策者来说，哪些是外生给定的不可改变的前提条件，哪些是可选择的外生变量，哪些是内生选择的结果，这个步骤成功了，可以说对现象的解释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第三，经济政策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应该是决策者所面对的给定的外生限制条件和其外生的选择变量。经济推理的公式是：理性的决策者，在给定的外生限制条件下，对外生变量作了主观选择，而产生了理论模型所要解释的内生结果。不改变决策者所面对的外生限制条件或是使决策者改变其对外生变量的选择，要改变理论模型的内生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的。例如在我和蔡昉、李周提出的要素禀赋结构、赶超战略选择和宏观政策环境的理论模型中，低利率政策是一个内生变量，在资本相对稀缺的给定条件下，不改变政府的赶超战略选择，要改变低利率政策的意图将难以实现。另外，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大家看到了企业经理人员在人、财、物、产、供、销上缺乏自主权，没有积极性，造成企业效率低下，因此，对国有企业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但企业自主权的剥夺是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的，政策性负担的存在致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法克服，为防止企业经理利用手中的权力侵蚀应属所有者的利润而内生的制度安排，如果在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的条件下放权让利，其结果是经理人员的积极性或许有所提高，但应该属于国家的利润可能因被经理人员侵蚀而减少。

    第四，模型的假定应该尽可能少，尽可能地一般化，而不应该带有很强的“模型特定性”（model specific）和“问题特定性”（problem specific）。理论是节约信息的工具。一个理论，首先要求内在逻辑一致；其次，理论的结论要和经验事实一致；最后，理论要有尽可能强的“普适性”（robustness）。但是一旦理论模型附加了“模型特定性”和“问题特定性”的假定，那么，就会在“普适性”方面大打折扣。

    理论模型由于要尽可能地简化，因此，不能苛求假定条件完全吻合于现实。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最为经典的论文是弗里德曼撰写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28]。在该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假设条件不相关”命题，其含义是，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对于理论的取舍应该以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即以理论是否能解释和预测现象为依据，而不能以理论的假设是否完全描绘了现实问题的方方面面为依据。例如，按照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要素价格趋同理论”，如果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贸易摩擦和成本，则通过货物贸易，两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价格将会趋同。然而现实当中并不存在完全自由、没有摩擦和成本的贸易，但不能以此来否定这个理论，是否接受这个理论，应该依据开放贸易以后两国的工资和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否缩小而定。理论和地图一样，是信息节约的工具，只要能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因此，舍象掉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必要的，否则，理论丝毫没有节约信息，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尽管假设无须完全描绘现实的方方面面，但是这不意味着假设可以随便设立，甚至完全背离现实。假设应该抓住现象的主要特性。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129]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s）应该是“易于处理”（manageable）和“现实的”（realistic）。而科斯本人也正是通过松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才作出在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开创性贡献的。我个人在关于合作农场的研究中得到的和经验现象一致的理论推论：“合作农场中劳动者积极性较之家庭农场中积极性低”，也是从放弃阿玛蒂亚·森1966年著名的论文中完全监督的假设入手而得到的。[130]

    一方面，理论必须有高度的抽象；另一方面，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前提条件又不能太过偏离现实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要得兼二者，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必须对现象有足够的了解，知道决策者在作选择时哪些变量是最重要的外生限制和决策变量，哪些是可以舍象掉的无关紧要的变量，由此形成的抽象模型才能对具体的经验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第五，尽可能地进行严格的计量检验。经济学的科学化已是主流。科学所以成其为科学，就在于由理论模型所得到的任何结论都必须经得起经验检验。目前国际上顶级的经济学期刊，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季刊》等几乎不发表纯数理的论文，发表的文章除了理论模型外，总还要求有经验检验。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经验现象，总结归纳这些现象，将其抽象成理论，并以经验现象来检验这些理论，就有可能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达到国际化的目标。国内已有不少新一代的经济学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数理工具，对构建数理模型的兴趣比较大，但是既具有数理建模能力，又把数理模型和经验检验结合起来的学者却不多，甚为可惜。基本的计量分析技术并不比构建数理模型困难，当然，经验检验要求研究者必须做烦琐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要比坐在书斋里写数学模型花更多的体力劳动。但是，只有对现象、对数据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发现哪些现象是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掌握了现象的细致之点，才能较好地抽象，构建理论，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2.更加关注中国的本土问题

    纵览《中国经济学1999》所收录的论文，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经验研究所占的比重增大。所收录的全部15篇论文，或者直接研究并解释中国某一经验现象，或者以中国的现象归纳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推论。另外根据夏业良和王欣对中国经济学科龙头刊物《经济研究》所刊论文的统计分析[131]，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由介绍性为主的“拿来主义”逐渐转向“本土主义”。前已述及，祖国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其中自有华章无限，国内经济学界应当勉力挖掘。关注本土的经验现象是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在这方面国内经济学界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我们应当自觉地把这个良好的势头保持下去。

    关注本土问题，其含义不单单是以本土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前面提到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对于西方各家的模型都有所知，从学习的角度看我们从中得益；但从应用的角度看，如果看不到各家模型的经验背景，削足适履地往中国问题上套用，那我们反而受累于此。经济学本土化的含义是，要从我们的观察出发，构建理论框架，而不是简单地把“西文”刊行的模型转化为中文刊行的模型。

    3.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应当更加敬业

    作为《中国经济学1999》的执行主编，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热切期望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从一开始汇集的论文影印件来看，确实有美中不足之处，有些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我这里所指的，不是各篇论文的具体观点。对于同样的问题，每个人提出不同的解释，这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有益的，因为只有在不同理论框架的竞争中，才能有效地推进学术进步。我这里所指的，是从最初论文影印件中反映出来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我觉得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而且我们能够做得更好。首先，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编辑质量不尽如人意。既有符号的错误，也有图形的错误，甚至个别规格非常高的刊物也发生了极其明显而又极其容易避免的错误。其间的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作者原稿的错误，也可能是编辑的疏忽。但这等失误的责任，在我看来，在于我国现行的编辑程序。国外学术期刊由作者自己定稿，文章编排付印前由作者终审，而国内的学术期刊常由编辑改稿、定稿，有时为了节省页面而任意删稿。在收集筛选本书的论文时，有些最终被删掉的论文也反映出作者对于相应的问题的认识不甚了了，反映了文献工作做得不够，这样的论文所以能够发表，也有评审和编辑失察的责任。中国经济学家要走向世界，必须靠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研究者自己应该精益求精，学术期刊的编辑也要更上一层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以此与学界同仁共勉。

    自生能力问题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132]

    培林199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三年时间里，他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圆满完成了规定的学业，协助我对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如期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曾经多次和他就论文的选题、框架、方法以及基本观点进行讨论，我对他最终完成的论文感到比较满意。论文在答辩时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最近，培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整理出《发展战略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验的研究》专著，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天下所有的老师一样，我为自己的学生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我也衷心地希望培林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岗位上，再接再厉，在那里众多资深专家的指导下，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

    培林希望我为这本书撰序，以我对全书内容的了解，我愿意向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西部开发等问题的人们，特别是向研究这些方面问题的专业人员推荐这本书。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用中国各省区市的发展经验，来检验我归纳的关于发展战略对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影响的两个理论假说。全书的线索是，通过引入适当的假定改进现有的经济增长分解核算方法，并运用改进后的方法将中国29个省区市的总量及劳均GDP增长分解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贡献，之后分别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的贡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初始条件以及发展战略特征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经济增长的收敛回归。计量检验得到的结果支持我归纳的两个假说，即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之下，能够使得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这意味着，对于我国发展相对滞后的省区而言，顺应比较优势的要求积极转变发展战略是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结论对于加快西部地区开发、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引申开来，对于我国这样人均收入低、技术水平落后的国家而言，同样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才能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在选择经济增长收敛回归的初始条件变量时，并不是照搬现有文献的做法，以初始的劳均GDP同时作为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两者的初始条件变量，而是巧妙地运用数据包络的非参数分析方法，将初始劳均GDP的差距分解为初始劳均资本量和初始技术水平的差距两种效应，并以两者分别作为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两者的初始条件变量。得到的结果表明，这样的尝试较之现有文献的做法更加合理。另外，据我所知，该书中估算的分省区市分年度的资本存量数据，所依据的方法也比已有的相关研究更加合理，因而其估算结果也就更加可靠。

    但是也应该指出，这本书的政策含义挖掘得不够充分。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就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谈谈看法。

    我一向认为，中国在未来20—30年时间里仍然具备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是两方面的后发优势，即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以及中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其次是中国的高储蓄率；最后是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潜力。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以下三因素：第一，各种生产要素的增长，尤其是资本的积累；第二，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的升级；第三，技术进步。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因为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一个经济拥有的自然资源的量可以看做是给定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力增长差异则不大，差异较大的是资本积累速度。而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则受到技术进步速度的制约。如果技术不进步，那么资本积累过程最终将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同样，一个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向其他经济体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自己的技术进步。自己投资进行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相当大比例的科研投资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而且即使是取得成果的研发活动，其最终得到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开发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经济体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只能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进步速度慢；而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在技术进步的成本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即使是买专利的方式，许多研究证明，其成本也只是原来开发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购买的技术一定是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它们依靠的就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中国从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时，才开始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道路。1978年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于20世纪60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也具有近50年的快速增长潜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情况差别比较大，而且各个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也比较大。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凭借和东部地区的技术差距，也可以获得快速的增长，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

    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因而，中国的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的潜力大。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在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开始算起中国至少可以有50年快速增长潜力的话，那么，从1978年年底到现在才利用了其中20多年的增长潜力。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但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要充分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并让人民均享增长带来的利益，必须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根据长期以来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总结、归纳和研究，我要大声呼吁，当务之急是解决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

    何谓自生能力？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获得市场上投资者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能力”。显然，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当中，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与其所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有关，一个企业只有选择进入这个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区段中，它所生产的产品或所提供的服务才能跟国外的同类产品和服务竞争，只有这样的企业才可以在不借助政府保护的条件下，自己生存和发展。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有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才会有人投资设立，并被继续经营下去；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设立和继续经营就只能靠外力支持，主要是政府给予的政策性补贴、保护。正因为如此，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发展出来的现代经济理论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不言自明的暗含前提。在此前提下，一个企业实现的利润水平高低，取决于管理水平。

    但是，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来研究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我已经详细论述过，不论是前苏联1929年还是我国在1952年开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都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不具有自生能力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而形成的“次优”的制度安排。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传统体制的许多改革，确实如批评者所讲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深入到传统体制形成的逻辑出发点——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仍然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即使有正常的管理水平，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无法获得市场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根本事实仍然没有改变。

    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加诸于国有企业身上的一个政策性负担。除了这个政策性负担之外，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在改革以来也凸现出来，构成了企业的另外一个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问题不解决，所有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都不会有效，即使私有化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大型企业必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两权分离情况下必然会有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政策性亏损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就必须给予有政策性负担的企业以政策性优惠和补贴。可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之下，政府难以分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的责任，企业就会把任何亏损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而政府既然无法区别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就只好把所有亏损的责任都背负起来，从而形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企业预算无法硬化的情况之下，任何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的公司治理或是产权结构的改革，都是对改革前剥夺企业人、财、物、产、供、销自主权的“次优”制度安排的背离。从国家作为所有者来说，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而不会更好。只要存在政策性负担，而国家又不能让企业破产，即使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家对企业的亏损还是负有责任，而且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优惠、要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国家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就会更大。世界银行对苏联、东欧原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情况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上述推断。

    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也在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是因为，推行“拨改贷”政策以后，给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的手段从无息的财政拨款改为低息的银行贷款。只要国有企业还有政策性负担，而政府又只能靠银行的低息贷款给它补贴，那么，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落实。

    我国股票市场的问题也根源于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国有企业上市之前虽然经过改组，剥离了冗员和养老等社会性负担，但资金密集度太高所造成的自生能力问题并没有解决。既然一个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能获得市场上投资者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是先天存在的问题，那么，设立公司董、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的改革也就不能改变这个先天的事实，而且，既然无法从经营中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利润率，投资者也就不能从长期持有股票中获得满意回报，散户就只能靠短期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来赚钱。引进机构投资者以后，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事实，机构投资者同样也只能靠短期股票价格的涨跌而获利。所不同的是，机构投资者可动员的资金多，不会像散户那样只能被动地靠价格涨跌来投机，在监管不严的地方，机构投资者可以主动坐庄，通过操纵股票价格来获利，从而使股市的问题更为严重。

    同样的道理，在国有企业的生存靠银行低息贷款和市场垄断等政策性补贴及优惠来保证的情况下，要给民营经济在资金融通和市场准入上公平待遇的政策也就难以真正到位。

    贪污腐败的情形也根源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为了补贴、保护国有企业，政府必须对价格、市场准入进行很多干预，这些干预就给了政府官员许多利用手中权力来寻租的机会，贪污腐败的情形也就会屡禁不绝。

    在国有企业必须靠政府政策性优惠和补贴来生存，或是可以不断向政府要政策性优惠和补贴的情况下，政企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政企不分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政府的责任，事实上企业更具有维持政企不分局面的冲动，这是因为只有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才能不断向政府要补贴、要优惠；而在政府必须不断给企业优惠、补贴时，政府也不可能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和决策。

    如前所述，只要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和改革后所凸现的社会性负担问题不解决，国家就负有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和优惠政策的责任。而且，目前国有企业还雇用着城市里近50%的劳动力，支配着全国近60%的固定资产，国家也不可能让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如果不先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消除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现在我国在存量改革上的各种问题依然会存在。

    上述问题看起来很难，其实只要认识到自生能力问题这个根源所在，也就不难对症下药了。

    关于各种社会性负担问题的解决思路比较明确，关键是筹集这方面的资金。至于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则可以分几种情况处理：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是国防安全上绝对不可或缺的，这个企业就只能由国家财政包起来，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产品不是国防安全上非常敏感的，而这个国有企业的产品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则可以采取用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和资金比较丰富的外国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这样，资金成本降低了，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也就克服了。另外，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产品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提高其自生能力的办法就只能是利用国有企业在工程、设计上的人力资本优势，转产符合我国比较优势而又有很大国内市场的产品。

    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剥离、自生能力提高以后，政府不再负有给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优惠和政策性补贴的责任，银行才有可能商业化，利率才能真正市场化。企业有自生能力，只要正常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预期利润率，股民和机构投资者才会真正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才会长期持有股票，投机和庄家操纵的问题才能根除。在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责任在于企业自己，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才有意义。最后，如果政府不再负有给予某类企业各种优惠和补贴的责任，政府就不需要干预市场的运作，这样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给民营企业公平待遇的政策才会实现。

    我国存量改革绕不过去的深层次问题是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但是自生能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政府想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靠国内自己的力量去优先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如果这种战略思想不转变，国有企业改革就不可能彻底；而且，还可能新创造出一批不具自生能力的国有或非国有企业。所以，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发展战略思想的转变，只有采取按我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国有企业改革才能最终完成，我国也才会有透明的、没有寻租、没有腐败、没有政府不当干预、没有扭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培林这本专著的根本的政策含义所在。

    [1]本文系作者应《经济研究》编辑部之约而作，原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2]该书的译名，严复用的是《原富》，后来的译者所用并为大家熟悉的译名为《国富论》。

    [3]对于下个世纪我国是否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怎样才能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的有关讨论，请参阅蔡昉、李周及本人所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至于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我国来的趋势问题，其实趋势已经逐渐在出现。1982年我刚到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主要的经济学杂志上基本找不到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时隔才十来年，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杂志，每期都有讨论中国经济的文章，而且讨论中国经济的论文也经常以一期中的首篇文章出现。

    [4]作为地理名词，今日的埃及、希腊、罗马和几千年前的埃及、希腊、罗马当然是同一的，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今日的埃及、希腊、罗马文化已和当时文明鼎盛时期的埃及、希腊、罗马文化有所不同。五四时期有些学者主张全盘西化，认为除此之外，无以图强，反映的其实也是这种认识。

    [5]参见《社会科学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杂志》1995年第2期）和《规范化与本土化：社会科学寻求秩序》（《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

    [6]以下内容将仅就经济学研究而论，但这些观点对其他社会科学应该同样适用。

    [7]日本、亚洲“四小龙”和我国近几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被认为是奇迹，说明尚没有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成就何以会产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过程中，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参与出谋划策，但却搞得一塌糊涂。在我国的改革中，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参与相当有限，但却取得不少令人骄傲的成果，说明过渡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

    [8]参见《社会科学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杂志》1995年第2期）和《规范化与本土化：社会科学寻求秩序》（《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中所引的有关讨论。

    [9]在我国近几年来的经济理论问题争论中，经常出现有些学者试图用另外一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如产权理论或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依据来反对某一人的理论。其实理论是不能用理论观点来证伪的，而只能用内部逻辑的一致性或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来证伪。如果不是这样，争论的结果必然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会在理论上产生多少进步。

    [10]本文系根据作者于2000年8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作学术讲演记录，同时，参考了作者于2000年7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届“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上的报告整理而成。在整理这篇文章时，胡书东博士提供了不少协助。定稿时间2001年2月22日。

    [11]有关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的讨论，详见Justin Yifu Lin and Guofu Tan，“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89，No.2（May 1999），pp.426—431。

    [12]详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

    [13]Lin，Justin Yifu，“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December 1990），pp.1228—1252.中文译文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14]参见Gary，S.Becker（1976），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参见T.W.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reprinted b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3。

    [16]Friedman，Milto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17]Sen，Amartya K.，“Labor Allocation in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33，October 1966，pp.361—371.

    [18]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载于海闻、卢锋，《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汇编（1995—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所谓证伪指的是经验实证发现“因”的影响和理论预期的影响相反。

    [20]根据2002年11月10日在元培班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21]本文的主要观点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中外名家系列讲座、天则研究所第5期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转型培训班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演技中心夏令营所举办的讲演中发表过。对上述讨论会上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在此谨表谢意。中文稿曾发表于《经济研究》2002年第12期，英文稿即将刊登于Kyklos，Vol.58，No.2（2005）。

    [22]当然也有给予中国改革高度评价的经济学家，例如：Jefferson and Rawski，1995；McKinnon，1994；MacMillan and Naughton，1992；Naughton，1995；Singh 1991；Chen et al.，1992；Harrold，1992；Perkins，1992；Murrell，1991，1992。

    [23]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4，No.1，pp.282—283.

    [24]有关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在转型以后的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请参看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表1.1和表1.2。

    [25]“自生能力”一词是我在1999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和谭国富一起发表的讨论预算软约束的论文中首先提出的，但这个概念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第1版，尤其是1999年出的增订版中，已广泛作为分析传统经济体系形成的基础。对这个概念的最系统论述则在2001年5月应芝加哥大学之邀去作“Annual D.Gale Johnson Lecture”的第一讲“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and Economic Convergence”之中，该文的中文译稿刊登于《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269—301页，英文原稿刊登于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51，No.2（2003）。

    [26]有关自生能力在一个产业中有多种产品，以及一个经济中有多种产业的情况的详细讨论，请见林毅夫（2002）。

    [27]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应该为管理的职能之一，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为了赶超发达国家的产业、发达国家的政府则经常为了保护就业而干预企业的这项选择，使其背离了该国的比较优势。

    [28]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导致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人，就不会有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也就没有公司治理的问题。

    [29]日本的稻米价格约为国际价格的8倍。日本自1991年出现通货紧缩至今十余年。形成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对扩大日本产品出口和海外投资，使日本经济早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很有好处，但中国政府在2001年提出这个建议时，日本反应冷淡，就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农业。

    [30]有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逻辑的详细讨论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1999）。

    [31]因为私人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和资金回报的最大化，在传统的体系之中，轻工业品必然出现短缺，而且轻工业项目投资的周期短、资金投入小，投资在轻工业上的回报率肯定会比投资在重工业上的高。

    [32]转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效率指标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第3章）。有关苏联转型前的各个产业部门的效率情况的仔细研究见Desai（1990）。

    [33]在认识到私有化本身并没有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及改进企业的生产率以后，现在多数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改善公司治理和市场竞争的重要性，如前欧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尼克拉斯·斯顿所说的“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s and sound competition policy are at least as essential for recovery as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Stern，1996，p.8）。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科勒德克（2000）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的股份制企业，上市5年以后各项指标和没有上市的公司几乎没有差别，说明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除非愿意让企业破产，否则就不会有好的公司治理或充分的市场竞争（Lin and Tan，1999；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

    [34]实行“休克疗法”以前，企业是国家的，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员，向国家要的补贴不能直接变为他们的收入，否则就是贪污，而当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的补贴可以变为他们的合法收入，企业向国家要补贴、要优惠的积极性也就越高，预算软约束的情形自然就越严重。

    [35]许多实证研究发现，有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效率提高了，而有些则没有任何改进（Lavigne，1995，p.175；Djankov and Murrell，2002），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在于私有化前这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如果有，则私有化后效率会提高，如果没有，则私有化后效率不会提高。

    [36]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思路和政策措施的讨论，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

    [37]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1938年印度独立前，尼赫鲁担任国大党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时写道“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world，no country can be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eve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unless it is highly industrialized and has developed its power resources to the utmost.Nor can it achieve or maintain high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liquidate poverty without the aid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almost every sphere of life”（Nehru，1946，p.413）。引文出自Srinivasan（1994，pp.155—156）。

    [38]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是典型的例子。有关印度的情形见Swanmy（1994），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见Cardoso和Helwege（1995）。

    [39]以信息产业为例，我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如台积电和联电以帮人代工（OEM）为主，而韩国的三星电子和现代电子则以自己研发、生产DRAM而出名，有关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信息产业发展策略的比较见林毅夫（2000）。另外，在汽车产业方面，韩国已生产整车，而我国台湾地区则以生产汽车零部件出名。

    [40]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多寡可能说明了为何萨克斯所推荐的“休克疗法”在萨尔瓦多取得很大的成功，而在前苏联和东欧却给这些经济体带来很大的痛苦。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Stiglitz，1998）。不过，斯蒂格利茨的质疑也未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现存的许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以及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对政策选择的限制。

    [41]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大推进努力都失败了。然而，墨菲、Shleifer和Vishny很有影响的文章发表之后（Murphy，Shleifer，and Vishny，1989a，b），人们又重新对这个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的文章表明，政府的协调和支持对于建立关键性产业是必要的，从关键性产业向其他产业产生的需求溢出会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大推进”战略要取得成功，受到推进的产业必须符合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受到推进的产业中的企业在推进后必须具备自生能力。偏离比较优势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欠发达国家那么多大推进努力失败的原因。

    [42]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将上述以帮助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为目标的政府政策称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以相对于鼓励企业去发展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而自己不具优势的“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林毅夫，2002）。

    [43]传统产业中的国有企业，除了自生能力的问题外，在转型过程中还增加了社会负担的问题。在转型之前，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要目标，投资巨大但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而政府对城市居民的就业负有责任，因此，常将一个工作岗位分给三个工人做，同时，实行低工资制度，工资只够工人当前的消费。当时，国有企业推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全部交给国家，人员工资和员工退休以后的养老、保险全由国家财政拨款，企业不负担。改革后，职工工资和老职工退休金等责任转嫁到企业来了。这样，和新建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比较起来，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比非国有企业重了很多。我把有自生能力的问题造成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的成本增加称为“战略性负担”，而把由冗员和养老保险等造成的企业成本的增加称为“社会性负担”。两者合称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种“政策性负担”必然会引起政策性亏损。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是由政策性负担引起的，因此，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思路是剥离社会性负担，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

    [44]1999年我担任《中国经济学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的执行主编。本文根据为该书撰写的前言改编而成。

    [45]限于篇幅和本文的主题，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

    [46]引者注：指公元1000年开始的阶段。

    [47]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48]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金国、陈筠译：《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66页。

    [49]在经济学家当中，兼长理论和实践的大家并不多见。按现在的公认看法，举其著名者，有李嘉图和凯恩斯。以范蠡的经济学思想和财富，应该当之无愧地位列于这个名单之中。

    [50]《史记·货殖列传》。

    [51]参见《史记·货殖列传》。

    [52]关于《管子》的作者是否为管仲一人，存有疑问。但是《管子》的作者究竟是管仲一人还是包含了管仲的追随者，都不影响《管子》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53]《管子·禁藏》。

    [54]《管子·山国轨》。

    [55]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主要记载于《盐铁论》。该书记载了汉昭帝时期进行的一场关于当时经济政策的争论。桑弘羊针对“贤良”、“文学”等在野人士在争论中发起的攻击，为其政策进行了辩护。

    [56]参见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载于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文后来以英文“The Needham Puzzle：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发表于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1，January 1995：269—292。

    [57]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的差别主要在方法论上。现代科学的特征是用数学模型来总结自然现象的规律和用控制实验来检验理论假说，使用数学和使用控制实验都是后天习得的能力。科举制度所提供的激励机制，使对自然现象有好奇心的中国人缺乏去学习掌握这些能力的积极性，因此现代科学就不能自发地在中国出现。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版。

    [58]参见安格斯·麦迪森著，楚旭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59]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0页。

    [60]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1页。

    [61]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大量逆差，外国资本在华设立了很多工厂、银行。详见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铅印本），1931年；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2]洋务运动时期在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当中，有两个派别：一个为洋务派，一个为改良派。虽然这两者都反对顽固的保守派，但其主张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洋务派大多位居要津，只主张学习和建立西方式的机器生产技术，不主张改变既有的制度；而改良派还强调要大力发展商务，要求政府实行扶持商人的政策。

    [63]冯桂芬在其著作《校邠庐抗议》中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由此可见其对于既有经济形态的留恋。

    [64]近代重商主义首倡者王韬在《弢园文录内编》中力倡“恃商为国本”，应“自握其利权”，“通商于泰西诸国”而“官为之维护”。

    [65]近代重商主义集大成者马建忠在《适可斋记言（卷一）·富民说》中，把“通商”视为“求富之源”，并主张对进口物品课以重税。

    [66]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之说，呼吁允许自由投资。

    [67]如王茂荫在《王侍郎奏议》中提出，兑现纸币不需要十足准备，主张官员发行的“官票”和“宝钞”可兑现。

    [68]“经济”一词在中国获得我们现在所指称的含义，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经济”一词最早的含义是“经世济民”，其含义要比现代意义的“经济”更广泛。在早期翻译“economy”一词时，译法五花八门，如“富国学”、“生计学”、“理财学”、“计学”、“平准学”等。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以“经济”来翻译“economy”，并成为日本国内普遍接受的译法。尽管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的日本教师杉荣三郎采用了《经济学讲义》，但“经济”、“经济学”等仍没有在现代意义上被广泛接受。大约在1910年左右，随着几本颇为流行的西方经济学著作被译为《经济学》，“经济”和“经济学”才逐渐被约定俗成地赋予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含义。

    [69]康有为是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儒家思想和其游历世界所见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相杂糅，描绘了一幅乌托邦的情景。

    [70]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69页。

    [71]康有为在其《金主币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中，分别提出了实行虚金本位制，发行兑现的纸币和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的建议。

    [72]尽管严复主张变法，而且还因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撰写并在《国闻报》发表《拟上皇帝书》而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但他并没有积极参与康、梁的实际变法活动。

    [73]严复1877年由福建船政学堂送往英国学习海军，1979年回国。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开平矿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总办（校长）和复旦公学校长，审定名词馆总纂，资政院议员等职。宣统元年（1909年）还被赐为进士。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韩”指韩愈《原道》中的君主起源论）等著名的政论文章，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守旧，主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1898年正式出版了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严复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又积极译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穆勒的《名学》（A System of Logic）、孟德斯鸠的《法意》（L"esprit of Lois）、斯宾塞的《群学肆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穆勒的《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斯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著作。严复是洋务派培养出来的人才，他既在李鸿章麾下担纲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又曾因宣扬维新而被光绪皇帝召见并谘以变法事宜，更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鼎力鼓呼。然而，在留学归国之后，他还于1885年、1888年、1889年、1893年先后四次参加光绪年间的科举考试。而且还在其1921年的“手缮遗嘱”中写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参见东尔：《严复生平、著译大事年表》，载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4]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69页。

    [75]严复把“economy”译为“计学”。

    [76]参见《原富》，上海南洋公学1902年版，第7页。

    [77]《原富》，上海南洋公学1902年版，第3页。

    [78]《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4页。

    [79]收入《饮冰室合集》，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梁启超把“economy”译为“生计学”。

    [80]连载于1903年的《新民丛报》第四十至四十三号上。

    [81]日本的杉荣三郎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讲授“经济学”。其《经济学讲义》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2]如熊崇煦翻译的伊利的《经济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

    [83]如黄可权的《财政学》（天津丙午社1899年版）、宋育仁的《经世财政学》（上海新民书局1905年版）、李芳的《中国币制统一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林传甲的《实验货币学》（北京共和书局1917年版）等。

    [84]参见张洪武：《中国革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85]《经济学概论》1938年写成，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将其作为初版出版，至1948年8月已出至第八版。

    [86]董时进获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农业经济学》1933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87]许璇191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农业经济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8]何廉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李锐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税务署副署长兼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财政学》1935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

    [89]尹文敬1929年获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财政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0]《通货新论》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1]赵兰坪获得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货币论》1936年由正中书局出版。

    [92]潘序伦192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会计学》1935年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

    [93]金国宝192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统计学大纲》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4]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出版。

    [95]杨荫溥1923年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中国金融研究》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6]该文载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经济统计月志》第一卷第9期（1934年9月）。

    [97]张培刚教授1934年武汉大学毕业之后，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带着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他于1941年赴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农业与工业化》是其博士论文。

    [98]该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9]吴景超192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中国经济建设之路》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0]刘大钧曾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学和统计学。《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101]谷春帆毕业于上海圣芳济学院。《中国工业化计划论》1945年1月、12月分别由重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102]陈翰笙192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与第三国际建立了组织关系。1927—1928年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研究所工作，之后回国。

    [103]该文原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工作报告》，后收入汪熙、杨小佛：《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2页。

    [104]该文载于《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合刊（中国农村经济专号）（1933年8月）。

    [105]该书1934年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

    [106]巫宝三1938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中国国民所得》194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07]武堉干1921年本科毕业于武昌商业学校。《中国国际贸易概论》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8]陈达192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人口问题》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9]两篇文章均发表在1918年10月《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

    [110]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还于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一系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

    [111]该书1933年由北平笔耕堂书店出版，原作者为拉比托斯、沃斯特罗维查诺夫。

    [112]该书1929年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原作者为日本的河上肇。

    [113]王亚南1927年毕业于华中大学教育系，后参加北伐。1928年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任教于济南大学。

    [114]《通俗经济学讲话》1936年由新知书店出版，并多次再版。

    [115]《广义经济学》1949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116]黄宪章留学巴黎，曾在巴黎大学法科博士班当研究生，攻读经济学和财政学。《货币学总论》1947年由笔耕堂书店出版。

    [117]该书1947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118]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就“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进行了阐述。他在强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同时，还指出“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8页。

    [119]刊载于《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120]刊载于《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

    [121]刊载于《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22]刊载于《学习》1957年第4期。

    [123]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辑于《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124]这部分曾经以“1999年中国经济学研究述评”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在此略去。

    [125]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章。

    [126]参见《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127]参见Gary S.Becker，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128]参见Friedman，Milto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129]参见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Nov.1937，4，pp.386—405；reprinted in G.J.Stigler and K.Boulding，eds.，Readings in Price Theory，Homewood 1952，pp.331—351。

    [130]森的论文是“Labor Allocation in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33（October 1966），pp.361—371。我的论文为“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36（April 1988），pp.199—224。又见《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载于《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章。

    [131]参加夏业良、王欣：《中国理论经济学50年发展轨迹的缩影》，载于《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132]2002年毕业生刘培林的博士论文以《发展战略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验的研究》为名，于2003年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为该书撰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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