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呢？当我在二十周岁这一年的一个夏夜，提笔要记下我的“才女梦”时，窗外凉风习习，夏虫唧唧，一种莫名的感觉如潮似的在心底涌动。惭愧？酸涩？激动？不安？我说不清，道不明。
我也是一个“古怪”的女孩。自小我就生活在一个农村教师兼农民的家庭。父亲除了教书外，还兼耕两亩的水稻田。七岁的我就学会了割水稻，九岁我就学会了打水稻。在父亲威严的目光中，无情的教鞭下，小小的我不会作诗作文，也会吟吟父亲帮我摘抄的所谓的“优美词句”，所以一向调皮好动、喜欢滚弹珠、翻跟斗、翻墙采桑叶的我，仍深得邻居亲戚的喜爱，并成为他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模范人物”。
“你瞧，老郑他女儿，又会读书，又会种田，细的粗的样样行。”
“啧啧，多乖，不用大人催，这么早就起床念书……”
在父亲焦渴期盼中，在亲戚邻居的啧啧称赞中，我进了师范学校。当我踌躇着不知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选修课程时，因了一篇小文章的获奖并发表，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学，并进了长乐师范“麓坪风文学社”，继而认识了现长乐市文联副主席陈金茂老师，卖花作家、福州作家协会理事张端彬老师，并得到他们竭力扶持与帮助，多篇散文见诸报端，并出了一本散文集《新叶》（师范内刊），便有些人私下里指指点点叫我“小天才”。后来在师范毕业典礼上，校长特别表扬了我，并把“师范才女”的帽子戴到了我头上。于是乎，这“小才女”便传开了。自不量力、还童稚十足的我便也沾沾自喜地做起了我的“才女梦”。今日，当我读到张爱玲的《天才梦》时，相差甚远的我才倍感羞惭。
然而，当青春的梦想一天比一天浓烈时，当我一天比一天地趋向成熟时，当我要离开家，独自一人外出工作时，我才恍然明白，我不具备张爱玲的那份“天才”，却不自觉地得到了张爱玲所谓的“天才的乖僻缺点”。除了才女梦，我“贫穷”得一无所有。
我不会唱歌，我不会跳舞，我不会玩扑克，我不会搓麻将。每个寂寞孤独的夜，我甘于独自一人悄悄地坐在台灯前，铺开我的绿色稿纸，咬着笔头，十分艰难且十分痛苦地爬我那永无尽头的“格格梯”。写作，是我一种感情的需要，不写，我会觉得空洞、茫然不知所措。对于发表与否，我的感情则十分麻木。我不会因文章发表而欣喜若狂，更不会因“石沉大海”而垂头丧气，这一点我倒是十分惊讶且满意自己的。
我不会做一整桌丰盛的饭菜，我不会织一件漂亮的毛衣，我缺少了中国传统女性所应具有的“相夫教子”的基本常识与技能。这点似乎与母亲的娇宠呵护是分不开的。我的母亲，一位稍微念过那么一点书从大城市嫁到农村的中国妇女。她不仅勤劳、善良，而且对读书尤为重视。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女人，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尊严，首先，最起码的一点就是不靠男人吃饭，自己养活自己，而农村姑娘要做到这点，读书是惟一的出路。”她包揽了家中的一切家务，做饭、洗衣、缝衣……从不让我沾手。原因很简单，“妈闲着也闲着，你应该把时间花在读书工作上。”
而今，一向过惯“现成”生活的我，总怕离开家，怕离开母亲博大的胸怀、宽厚的手掌，怕单独一人奏响“锅碗瓢盆进行曲”，我更怕一些在我眼里所谓的生活琐屑偷偷侵蚀了我的“才女梦”。二十岁的人了，除了读书写作教书外，我似乎啥都不会，我曾经为一个四只眼的钮扣而不知所措，我曾经为一只活蹦乱跳的鱼而不忍下手，无从下手。我害怕长大，害怕有一天“为人妻，为人母”时的愚昧与无知所带来的尴尬与伤怀。我实在太不懂生活了因了写作，因了我那本马上面世的第一本散文集——《父亲的教鞭》，我付出了许多，别人几分同情几分称赞地说“这丫头有本事呀，教书，批作业，编报，写文章，样样干得好”时，我凄凄然笑笑就走了，因为只有我自己明白，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懂得饿，懂得困，懂得欢乐，懂得悲苦的人。为了赶一篇稿至深夜，第二天，我曾揉着睡眼进教室，为了编印学校报纸，我曾耽误过学生的课程。看着一双双渴求知识、纯真无瑕的眼睛，我十二分地心虚与惭愧。我轻视过他们，我敷衍过他们，小小的且淳朴善良的他们不懂，他们像上帝一样地宽容我，信任我，爱我，让我的良心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倍受煎熬。
写作，做一位对中国的文艺界还算有一点贡献的女作家，是圆我“才女梦”的小径。
教书，做一位还不算太不称职的老师，是我的本职工作，让我吃饭穿衣谋生存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
两者我都不可丢。
在我自以为写出了一篇令自己满意的好文章后，在我的学生取得了一些好成绩后，我的生命也充满了欣慰、喜悦与美丽。因了这一些欢悦，因了这一些美丽，我将努力地学会生活中我自以为有用的“不会”，我将勇敢地面对人生且十分艰难地圆我的“才女梦”。
感悟箴言在我自以为写出了一篇令自己满意的好文章后，在我的学生取得了一些好成绩后，我的生命也充满了欣慰、喜悦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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