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郎国任是在一九九〇年。那时候我正在着手准备写《中国钢琴梦》一书。那时候，我的女儿也和郎朗一道在朱雅芬教授的门下学钢琴。郎朗当时已经弹得不错了，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远不如他的父亲郎国任深刻。坦率地说，那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印象。
沈阳第一次举办的少儿钢琴大赛的现场是在沈阳青年宫。许多家长都来了，都显得小心翼翼，连说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在这些家长中，唯有一位穿警服的人骑着一辆崭新的摩托（据说当时沈阳仅有三台，而他就占有一台），手里掐着对讲机（那时还没有大哥大），完全是以一副特殊公民的面孔狷傲于大庭广众之中。记得当时他说话韵口气化别人大，也不把什么人放在眼里，别人不可以往里进的比赛现场，他却可以推开门就往里进。把门的也不敢拦挡他。当时的印象就是他太不注意影响，太牛气了，为了儿子，他总想占点便宜或者说他总想做点越规之事，以其显出自己如何与众不同。他的优越感不仅：在他那一身衣服上，他的儿子在那一次也使他大大风光了一回。郎朗崭露头角，获得沈阳市少年组第一名。当许多家长用自行车载着各自的孩子沮丧着离开青年宫时，我见到了郎国任骑着亮闪闪的摩托车一踩油门，嗖地一家伙就飞出去好远。摩托车响亮地喷吐着烟尘，超越着前边的无数车辆。那副得意与张扬令甩在身后的那些骑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望尘莫及。那时候就有人说，谁能比过郎朗呀，你看人家那爸！在沈阳这座城市里，郎国任确实是优越的。
怎么可以想像，事隔不到一年，这位特殊的优越公民舍家撇业，以辞职为代价，带着儿子闯荡北京，沦落为一个无业游民呢？
他在丰台区找了一处最便宜的房子租下了。屋里空空荡荡，他的心比屋子还空荡。他有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四周不仅是陌生的而且在他看来其目光是不友善的，甚至是猜疑的。一位管理街道的年轻民警敲开了他的房门，管他要身份证，反复考察他的身份。他做过警察，他太熟悉对方那种眼神和那种口气了。那种居高临下，那种不信任的轻慢都曾默默地刺痛了他的敏感的心。他记得非常清楚那位民警让他填写一张表格，在工作一栏里他不知如何填好。正踌躇着，对方不耐烦地说了四个宇“无业游民”。这四个字像四根钢针扎向他的心。许多年过去了，一想到这事，他还觉得心被扎得隐隐作痛。
这个无业游民的职务象征着失去最起码的做人尊严。他神气惯了，颐指气使惯了，并且时常会为这种神气感觉而陶醉呢！然而，到了北京，一切都变了。反差太大了，尽管他早有准备却也仍然有个适应过程。摩托车没有了，拱手上交了，还有枪和对讲机。他最心疼的还是那摩托，多好的摩托！别说骑上，就是谁用手摸一摸那也够得意了。现在属于他郎国任的是什么？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骑在北京的街上，他觉得路途格外遥远。儿子坐在后货架上，也许是因为骑得太慢，儿子捧着书本在看。他住的地方寓学校不算远，但是，他总是掐着点，直到眼瞅要过点子才慌忙让儿子从琴凳上下来，然后他载上儿子去上学。骑那辆破车子得哈着腰用力去蹬，北京风沙大，遇到顶着风时，感触就更深了。车子还时常出毛病。郎朗就在那个破货架上一年年增加着分量，他把货架子一次次坐坏了，后来，那一排排可供落座的挡板全坐掉了，只剩下周边的支架，于是，郎朗就只能坐着这种支架，屁股悬着，硌得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就是在这种时候，郎朗还是没忘了看书。
再破的车子再旧的房子再艰苦的环境，郎国任都能忍受，因为他心中充满希望。他带着儿子提前一年来到北京是为了找到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老师教琴，这样有利于考取附小。他正是在不顾一切地为了儿子实现考取附小这一宏伟目标而奋斗着。但是，给他的打击也是致命的。那位老师居然看不上郎朗，每次上课都没有好态度，嫌他脑子笨，说他是碗白开水……
郎朗上火了，嘴都起泡了。他说，他那时嘴都烂了。郎国任呢？他把自己的整个前途和生命都当赌注押在儿子的弹琴上，为了让儿子考取附小，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令千万人羡慕的警察位置……多少人劝他别这么匆忙，再好好想一想，权衡权衡。他的上司拿着他的辞职报告无比惊诧地问他：你就是为了孩子弹钢琴？你为了孩子什么也不要了？你可别后悔呀！你先拿回去再想一想……还想什么？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拉着儿子踏上了漫漫征途。他不回头，绝不回头。许多坎坷他都提前想到了，他都有着足够思想准备，却独独没想到郎朗还没等参加考试，老师就看不上了，就要把他拒之门外，难道，这还能有什么希望吗？
他的火窝得比儿子要多十倍百倍。可是，他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正好这一天郎朗上学回来晚了。他问郎朗为什么回来晚了半小时，郎朗说，是在学校帮着老师做点事情。郎国任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脑就给了儿子一顿胖揍。越打他的火越旺。他觉得儿子不争气，没有弹好琴，那一切默默忍受的牺牲和屈辱竟也潮水般地猛涨上来，令他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自控。
他掏出一包药朝儿子摔过去，恶狠狠地说：你弹不好琴别活了，你死了吧！你看看你怎么死，要么跳楼（他们住在十一层楼上），要么吃药，你选一样吧！
当郎国任逼着儿子寻死时，郎朗的泪眼里充满了委屈也充满了绝望。他朝十一层楼下望了一眼，他感到头晕目眩。他怕高，他不会选择跳楼的，他抓起了药片，他狂叫着：我吃药！我吃药！
当他刚要把药片往嘴里放时，他突然意识到一种彻骨的恐怖。他本能地缩回手，心里顿时涌起无限的委屈：“为什么呀？我为什么要死？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一个九岁的孩子在被父亲逼急眼的时候，焕发了一种巨大的生命潜能。他把药片朝墙上狠狠摔去，然后，他像一头暴怒的小狮子用头朝父亲撞去。父亲结实的胸膛任凭他撞着，好像没有感觉。儿子又用拳头朝那麻木得没有反应的空荡的墙壁般胸膛上擂起来。终于把父亲擂醒了。他抓住了儿子的手，盯视着他，许久许久，竟然说不出一句话。后来，他想说什么的时候，眼泪就往上涌了。他只有迅速摆脱儿子，他不能让儿子看到他的眼泪。哪怕一滴。他硬是把眼泪憋回去了。
他有许多次要哭的经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过去他从来不知道哭是个什么滋味。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想哭了。他的感情何以越来越脆弱呢？是感伤的事情太多还是所受的委屈和磨难太多？
偏偏他是在最应该高兴的时候却哭起来了，止也止不住，直哭得涕泗滂沱。那是多么让人感动的时刻啊！
一九九四年八月。德国的一座并不很大的城市——埃特林根。那个音乐厅也并不怎么辉煌耀眼。它叫什么音乐厅似乎都没有写上的必要。但是，这里边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青年钢琴比赛则进行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那一刻对于郎国任而言就是性命攸关的时刻。他的心紧张得贴近了嗓眼，连喘息都感到困难了。他也不敢朝前边站着的那位宣读比赛结果的评委看。他听不懂对方在念什么，一嘟噜一串的，但是，他能够听懂儿子的名字，无论用哪国言语，“郎朗”这两个字的发音是不会听错的。
他知道宣读的顺序，是从后边开始往前宜布。他觉得儿子能得个三等奖就没有白来一趟。要知道，在前来参赛的中国选手中，他是来得最不容易！郎朗没有被当作正式选手派来参加比赛，他是孤注一掷，自己筹措了五万元前来参赛的。那种自己闯来的压力该有多大！
临行前，他就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他抱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与他们比试比试，他不服输。开弓没有头箭。可是，箭发射出去了，却久久不知道射了哪里。他在听宣布名次时无疑是在接受判决。
第三名没有郎朗。第二名也没有郎朗。而被宣布名次的人都高兴地站起来接受奖品。每一次宣读的名单过后就会给会场带来一阵热烈似潮的欢呼声浪。这声浪每一次都强烈地折磨着郎国任的心。他感到自己的心正在失去控制失去分量，空了，飘起来了，他无力收拢。他意识到一切都完了。就剩最后一个宣读的机会了。那是要宣读第一名的，可是，怎么念了那么长一串？宣读别的名次没有这么长呀！完了，莫非是在说明第一名空缺？这个念头一闪现，硬汉子郎国任就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了……
终于，他听到了一声“郎朗”，仅此一声就把他击垮了。恍惚中，他看到了郎朗乐得蹦起来了，也看到郎朗的老师赵屏国那手舞足蹈的样子。后来，他才知道那长长一串念的是郎朗不仅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而且还荣获了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当时的郎国任已经没有气力去承受这么大的幸福撞击了。他瘫坐在最后一排，无论他怎么想站起来表示一下激动的心情，他都站不起来了。他全身发软，两腿更软，他只感觉到被一股酸楚的气浪汹涌地撞击着，鼻腔先自酸痛起来，无法躲闪，只能任其淹没……
他是双手掩面痛哭的。他躲在最后一排最不显眼的位置上。结果，他的哭相还是被人拍摄下来了。我是从录像带上看到了那个场面：当他的儿子欢蹦乱跳地冲上台领奖时，他就那么两手满满地铺开，捂着脸，捂着一片泪水……也许他怕外国人看见，想把泪水捂住。可是，他怎么捂得住呢？泪水顺着指缝间漫溢开来。
儿子在台上尽情地扬者头颅，而父亲却在台下埋头痛哭。这就是郎朗的老师赵屏国先生在埃林根给他们父子录下来的镜头。赵老师在那盘录像带的盒上写下了一段深情的话：这是郎朗迈向世界的第一步……
这是多么重要的第一步啊！只有郎国任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千般滋味。最关键的时刻是赵屏国老师收下了郎朗，这才使得郎朗能以第一名的身份考火中央音乐学院的附小。对赵屏国老师的知遇之恩，他不会忘记。但是，考入附小之后，又有多少风风雨雨？他怎么会忘记在中央音乐学院出出进进的那些日子？他是最遭非议的家长，也是最受歧视的家长，更是最特殊的家长。每当郎朗上课时，他就在教室外面趴墙根。他用心听着老师在课堂上如何给郎朗授课。他听得极其专注，而且雷打不动。每天准时就往墙角一猫，仄着耳朵悉心静听。五冬六夏，他成了中央音乐学院一道风景。人家中央音乐学院建院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一位家长。起初，人们没有在意他。可是后来，人们发现了大冬天教室外边有位穿着黄军大衣的中年男子天天趴、墙根，行动鬼祟，极不正常。正是这种极其违反常规的举止，让人家报告了院方有关人员。于是，就过来一位老师撵他。人家在撵他时绝不客气。他像坚守阵地一样不肯离开。他问为什么？人家说，教师有反映，你这样趴墙根，影响人家讲课。他说，他呆在这里一点也不会影响老师上课的。第一次撵他不走，第二次还来撵：你怎么回事？学校有规定，不许在这里趴墙稂影响人家讲课，他说他呆在这里一点也不会影响老师上课的。第一次撵他不走，第二次还来撵：你怎么回来？学校有规定，不许在这里趴墙根！他说，我怎么没听说？人家说，这不是告诉你了吗？他说，你把规定拿给我看看！对方硬是没辙，气得只能嘟哝着：冀不像话，挺大个人！校园里走动的人不免开始对他戳戳点点，说，什么闲话的都有，说什么难听的都有。那些高贵的很讲面子的知识分子实在难容他进位不管不顾的无业游民。郎国任才不在乎人家怎么了给他白眼，怎么背地里议论瞧不起他呢！他完全豁出去了，他豁上脸皮了。在他看来，这完全值得。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念头相。当强烈：一定要让郎朗把钢琴弹好，一定要超过所有的人。
在音乐学院时常出入的家长不少，却没有一个像郎朗爸爸那样。他忍受着严寒，站在雪地里，冻得直打哆嗦。幸亏，他脚上穿着空军的皮棉鞋。这种鞋保暖性能相当好，是为了驾驶员适应那种最恶劣的环境。这是当年他在沈阻空军文工团时发的，他以为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扔在箱子里好多年了，却不曾想居然有用上的这一天。
功夫不负苦心人。郎国任这种独特的听课方式感动了天地神灵。他终于悟出了钢琴的奥妙。正是这种悟出，使他每天与郎朗交流、切磋，直到今天，爷儿俩面对一个新曲子还是在一起交流演奏技巧，交流对音乐的感受。尤其是郎国任多次听了外国专家的课之后，收获特别大。渐渐地，他形成了一套教学法；他在音乐学院的家长中建立了威信。好多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音乐学院，就请教郎国任。他们特别相信郎国任。他们让郎国任指导他们的孩子。有的甚至不惜花费犬价钱聘请郎国任。一时间，郎国任成了传奇人物。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编外教授。几年来，他曾先后指导过近百名的琴童，有的考入中央或省级音乐学府少有的，正在向音乐殿堂发起冲击。有一次，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里，两位家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两位家长都坚持说自己的孩子钢琴弹得比对方好。好就好呗，何以吵得这般不可开交？原来症结在于那位家长说是郎朗爸说的对方的孩子弹琴不如他的孩子好。郎朗爸又不是校长，不是考官，但是，家长们信他。他的评语在家长们看来太重要了。所以，后来院方找到郎朗爸，劝他别再随便评价什么，要协助学校，维护学校。郎国任在中央音乐学院确。实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影响；无论是好影响还是坏影响，反正让人佩服的是他那种我行我素的精神，那种为了儿手不顾一切哪怕不顾中国人最为着重的面子。当部朗披荣载誉从德国归来后，他的成劝并未使郎朗从此一帆风顺。期末考试郎朗仅仅得了个第三名。这一下子，郎朗和他的父，亲都被激怒了。特别是郎国任表现了激进的行为，他在学院的走廊里可嗓子吼着。他说不公平，他说你们这些人明白不明白，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他的这种过激语言都被人听到了。于是，有关老师对郎饲任更加反感。这时候，郎国任还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那是一种嫉妒的声音，并不认为郎朗获得了埃特林根的国际比赛第一名和杰出成就特别奖这两个奖项有什么大不了的。郎国任憋着气，他希望找什么人吵一架。可是，人家都在回避他。他像二个被捕置到台上而没有了对手的拳击手。最后，他还是把一切忿闷与压抑都用到了教育郎朗身上。他让儿子投入了更疯狂的练琴生涯。
他和儿子长年来达成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也给中央音乐学院留下了，话柄。儿子的教室在二楼，他在楼下听课。他仰着头，听着听着，发觉儿子有的地方没有弹好或没有表现清楚，就会在下边大声喊，予以纠正。即便郎朗在考音乐学院附小那天，他也是站在楼下，对二楼的儿子遥控：“郎朗，准备好没？”儿子回禀准备好，了。他又发出指示：别怕，你就按着准备好的弹，你肯定第一！儿子响亮亮地回答：放心吧，没问题！这爷俩楼上楼下地一喊，旁若无人。这可是考场啊，这里需要安静！可是，郎国任偏偏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击指导儿子。结果，他自然又惹起人家不高兴。后来，一位老师被他们父子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他说，当年郎朗你考学时，你在楼上考，你爸在下边减，那嗓门儿，没把人吓死。
在中国，郎国任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可是，到了美国考柯蒂斯音乐学院时，郎国任没有那种临场喊叫指挥的条件和可能了。但是，他有他的招法。他找到了这所学院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求这位留学生进考场里去看看，等轮到郎朗时，就让他朝郎朗后背拍……巴掌，然后再说一句：去吧，第一肯定就是你的了！留学生便照着郎朗爸说的那样去做了。果然，郎朗如愿以偿，在九十多位考生中，他以绝对的第一名提前得到了考取的消息。真正让郎国任高兴的是这一次。这是一次决定儿子迈向大师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后来，他与我说起这个细节时，他说，让别人拍郎朗一巴掌这很有必要。郎朗有时腰板挺不起来，一拍他就挺起来了，人只有挺起腰板才能充满自信。另外，赛前就以肯定的口气说“第一肯定就是你的了！”这对于郎朗太有好处了，可以使郎朗兴奋起来进入状态。郎国任就是这样一位为了郎朗煞费苦心，为了郎朗不顾一切，削尖脑袋往前冲的父亲。
郎朗的整个成长，每迈出去的一步，都是郎国任做出的决定。这种决定不是那么容易做的，需要一定的眼光和胆识。比如，郎朗提前一年从沈阳来到北京求学，这就使郎朗考中央附小有了回旋余地；比如，九四年的郎朗还只有十二岁，别人都认为他还小，不着急去德国参加埃特林根的比赛，过两年也还有机会。但是，朗国任毅然作出决定自费出国比赛，当时，他们生活相当困难，去管人借五万元出国比赛，这得下多大决心？如果没有这一次成功的比赛，转过年来在日本仙台举行的柴柯夫斯基的国际钢琴比赛，中国派选手参赛时就不可能有郎朗的份儿。而郎朗也确实争气，他在老柴的比赛中极其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在最后一轮的六名选手角逐中，有四名是俄罗斯选手，一名日本选手。中国选手只剩下郎朗。老柴的比赛历来都是俄罗斯选手占便宜，他们对于自己的柴柯夫斯基的理解一定比我们容易；而日本选手又占尽天时地利之便，何况这位选手还是上一届老柴比赛的第二名。赛前她的呼声最高，她自己也充满信心地为夺取第一名而战。可是，还是让我们的郎朗以无可争议的第一名而征服了日本评委，征服了俄罗斯评委。郎朗获得的这个第一名，使郎朗的名字震动了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同龄人当中，还没有任何人比得上郎朗。这一成绩，使在场的郎国任没有欣喜若狂，而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更高远的目标。于是，他又一次为了儿子的前程做出了重要抉择：辞退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籍，赴美国深造。他总是在关键时刻以极端的方式为儿子决定前程。
中国出去的人中考取柯蒂斯的以前也曾有过，但是，绝没有像郎朗这么年轻的。在全世界范围像郎朗这个年纪考取柯蒂斯钢琴专业的学员恐怕也是绝无仅有。郎朗一步一层楼地大幅度迈进着，朝着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目标。有人羡慕他步步赶点，步步顺利，尽管有曲折，但是，一点也没有耽误郎朗的前进脚步。这一切最好的安排应该说来自郎国任那非同寻常的精明和奉献。郎朗能有今天的骄人成就，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老师的功劳，也有亲友的支持，更有母亲的奉献与牺牲，但是，郎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如何不能忽略他的父亲。沈阳一位作曲家在送给郎朗的一本作品集上写赠言时，称郎朗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没有将郎朗母亲说成是伟大的母亲，所以，郎朗的母亲不禁悻悻然。
回顾郎朗成功的道路，就是郎国任牺牲的道路。他一步步地牺牲着自己。先是牺牲了那么好的工作；接着牺牲了一个健康的家庭氛围；再往下牺牲了一个成熟男人最宝贵的生命光阴……当然还有尊严、面子、人格什么的。这种牺牲究竟有多大？有谁去认真考虑过？
今年五月份的一天，在朱雅芬的家中，我与刚从美国归来的郎国任见面时，我被他的变化弄得几乎不知所措。他在郎朗辉煌的成功面前显得木讷也显得古怪了。记得他原来锋芒毕露，灼灼逼人，但是现在却文雅懦弱了，起码从外表上给我这种感觉。他的脸上充满沧桑感，额头也比过去显得高了亮了宽了。他说话也不那么流畅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激情可言了。我觉得他被生活扭曲得太多太多。至于这种牺牲有多大，只有他自己知道。
三天后，郎国任躺进了病房。他患了甲状腺肿瘤。在他的脖子两侧长了两个鹅蛋那么大的瘤子。大夫在检查时感到无比惊讶：这瘤子在他这里已经成长了整整十四年呀！十四年不做手术居然挺过来了，这简直是奇迹。大夫哪里知道这十四年对于他的这位患者有着怎样的意义！十四岁，正是郎朗的年纪。中国家长的狭隘是世界一流的，中国家长的奉献也是世界一流的，中国家长为了子女成龙成风，他们不仅可以鞠躬尽瘁，更可以死而后已。这是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的牺牲精神啊！
手术前的郎国任躺不了，他被憋得上不来气儿。他为自己的病情担心。他跟我说他怕那瘤子是恶性的。他不是怕死，而是他还远没到死的时候。他的郎朗还没有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
手术是在一周后进行的。我到病房来看他时，他脸色煞白，紧闭两眼。他知道我来了却说不了话。他用手比划着，不断比划着。我不懂他要向我传递什么信息，还是他的妻子周秀兰告诉我，他脖子上那两个瘤子太大了。还算好，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经过切片，那是两个良性肿瘤。
郎国任微闭着眼睛，面部表情还没有从手术的痛苦中摆脱出来。但是，我还是从他绷紧的嘴角发现了一股意志的力量和决心。我相信，他此时大脑也没有休息，他仍然是在为儿子的下一步发展运筹着思考着。他即便真正沉人了梦境，那也不会是属于他自己的内容，那一定是关于他的儿子郎朗的。他的生命的全部意义皆在于他的宝贝儿子身上。哦，能不感慨吗？我也是做父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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