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割地献帛

    驻兵晋阳（今山西太原）防范北方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遭到后唐末帝李从珂的讨伐。为了能够顺利地反后唐自立，石敬瑭见兵临城下，就按计划向契丹的耶律德光求救，他在给耶律德光的修书中明确说：“愿意以儿子身份，像对父亲那样侍奉契丹可汗，以此来借兵南下，惩罚后唐的叛逆行为，承诺在成功的时候愿意割卢龙一道、雁门以北的地区作为报答。”尽管当时存在不同的意见，例如刘志远就认为条件过于苛刻，但是在宰相桑维翰的积极推动下，石敬瑭最终走上割地求荣的道路。

    有趣的是，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正好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神人从天而降，对他说：“石郎使人唤汝，汝宜速去。”他醒过来之后把这个梦告诉了母亲，太后并没在意。不料几日后，石敬瑭的使者就到来了。耶律德光大喜，认为是天意，马上就答应了，他亲率大军五万，直扑晋阳。张敬达大败而去，石敬瑭之围遂解。石敬瑭当即杀牛宰羊，抬着酒慰劳契丹士兵，还跑到耶律德光帐中，共叙“父子”之情，商定共伐后唐军。

    契丹国主对石敬瑭说：“我不远千里前来相助，一定会成功。看你的气宇、相貌、才识和胆量，真是中原君主的人选，我想立你为天子。”显然，契丹国主挑选石敬瑭作为中原君主，将更加有利于南下入侵。但是南下的战事并不顺利，而且中途又遇到后唐大将赵延寿、赵德均父子的顽强抵抗。这里需要提及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赵德均与石敬瑭一样，也有借助契丹势力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打算。甚至两军还在交战的时候，赵德均就在私下里用重金贿赂耶律德光，乞求契丹国主立自己为皇帝，并表示愿与契丹永为兄弟之邦。由于战事不是很顺利，耶律德光也有所动摇。石敬瑭得到这个消息后，慌乱异常，急忙让桑维翰拜见耶律德光。桑维翰从早到晚跪在耶律德光的帐前，苦苦哀求，感化了耶律德光。当晚，耶律德光召来赵德均的使者，拒绝了赵德均，他指着一块石头说：“我早已许下让石郎做中原皇帝的诺言，我们的盟誓像石头一样坚硬，只有石头腐烂，才能够改变约定。”

    后唐欲促张敬达速战，其时张敬达次日，河东兵与契丹兵会合围攻后唐晋安寨，于晋安寨之南设延绵百余里、宽五十里的营地，将后唐军围得水泄不通。张敬达等虽然尚有五万士兵、一万战马，却无法突破对方的铜墙铁壁。两天以后，后唐晋安寨与外界失去联系。后唐调天雄节度使范延光、卢龙节度使赵德钧、耀州防御使潘环分别自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幽州（今北京）、河西分三路由东、北、西分别救援晋安寨，阻击契丹军，另派彰圣都指挥使符彦饶领洛阳步骑兵驻守河阳（今河南盂县南）以防河东、契丹兵南下。但契丹兵到石会关（今山西平遥以东），尚未见后唐援军踪影。后唐末帝下诏亲征，但刚离开洛阳不远，行至河阳就迟疑不前，几天后又前往怀州（今河南沁阳）。修筑长围以攻晋阳，接到命令后更是猛攻，但未奏效，又值当年秋季多雨，后唐军所修长围一直未能合龙，晋阳城中的粮食储备也遭雨水浸泡。耶律德光率五万铁骑，号称三十万大军南下，到晋阳后，列阵于汾河之北的虎北口，与后唐骑兵高行周、符彦卿等交战，后军步兵则列阵于城西北山之下。契丹先以三千羸弱的骑兵诱唐军追击，从东北方向发伏兵将唐军拦腰截断，在南边的唐军骑兵大多返回营地，而北边的步兵则大败，损失近万人。晋安寨被围数月，高行周、符彦卿虽率骑兵突围，但几次均未成功，营中粮草殆尽，将士只能分食死马。援军迟迟不至，杨光远、安审琦劝张敬达投降契丹，张敬达断然拒绝。高行周暗中派人保护张敬达，反受责难。而后杨光远乘例行点卯，高、符二将未至之际，杀张敬达，率众降契丹。此时寨中尚有五千马匹、五万副铠仗。

    石敬瑭与耶律德光南下到潞州，赵德钧父子不得不出城投拜。石敬瑭恨极，别转脸只当没有看见。耶律德光命把赵氏父子拿下，押解到契丹。不久之后，赵德钧郁郁而死，赵延寿受契丹任用，官职很高。耶律德光不想继续南下，只派一支小部队跟石敬瑭进军。后唐末帝在河阳得晋安败讯后就逃回洛阳。唐军将领都无心再战，纷纷向石敬瑭投降。

    就这样，在936年，虽然石敬瑭推辞逊让多次，最终当上皇帝。契丹国主也正式宣布石敬瑭为皇帝。石敬瑭称帝后，按照原来的约定，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石敬瑭依靠契丹的支持，带兵南下攻打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接连打了几次败仗，被契丹的声势吓破了胆，意志消沉，成天饮酒哭泣，丧失了抵抗的勇气，等待灭亡。最后，末帝无奈，与曹太后、刘皇后、儿子李重美等自焚而死。石敬瑭攻下洛阳，灭了后唐，正式做了中原的皇帝，国号晋，建都汴，是为后晋高祖。石敬瑭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感恩戴德，向契丹上奏章，把契丹国主称为“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遣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去贵重礼品。石敬瑭总是恭恭敬敬，赔礼请罪。晋朝使者到了契丹，契丹官员傲气十足，使者屡屡受辱，朝廷上下都觉得丢脸，石敬瑭也只得苟且偷安。

    当然，在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一些地方军民的反抗，使契丹统治者并不能轻易占据这些地区。如在云州，云州节度判官吴峦对部众说：“我们有礼义之俗，怎么能向夷狄称臣呢？”他被推举主持云州州事。在吴峦的率领下，云州军民闭门拒守，契丹兵不能攻克，只好绕城而走。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分置南京道和西京道，以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石敬瑭割让十六州，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与契丹，成为契丹统治者南扰的有利条件，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桑维翰曾经谈到北边形势，指出契丹骑兵，利在坦途；中原步兵，利在险阻。割让十六州以后，燕蓟以南，千里平原，步兵与骑兵谁更有利，是十分明显的。

    石敬瑭为筹集进献物品，不断向人民增加赋税，加紧压榨。加之当时中原地区遭受长期战乱，又连年发生水旱蝗灾，天灾人祸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人们甚至依靠草根树叶来果腹度日。

    由于这场政治交易，中原失去大片领土，而且使契丹轻易占领了长城一带的险要地区，此后，狼卧于侧，没有了抵抗的天然屏障，契丹便可以长驱直入到黄河，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对于这个儿皇帝，历史上还有很多的传说，认为是天意使他登上了帝位。石敬瑭原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在宫中人们称他为石郎，在李从珂进攻洛阳时，石敬瑭也从太原领兵赶去，据说当时京城夜里有很多狼乱窜，甚至跑进了皇宫里，李从厚便让人射狼。因为“射”与“石”音相近，“狼”又与“郎”同音，因此用这件事来影射石敬瑭。还有一件事，说在后梁初年，潞州（今山西长治）有百姓伐树，树倒后竟自己分成了两半。里面有六个字：天十四载石进。朱温将树藏到库中，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到石敬瑭当了皇帝，就有人出来说，从后唐李存勖建国到石敬瑭称帝正好十四个年头，“天”指的是李存勖在天祐二十年即位。而“石进”指的是石敬瑭建立后晋，“进”和“晋”同音。还有人说，在后唐末帝李从珂老家镇州（今河北正定）祖居旧屋的旁边有座寺庙，庙里的一尊石像无故摇动起来，以此来影射石敬瑭要动摇后唐的江山社稷。

    在封建社会，科学并不发达，神灵和迷信盛行，百姓对巧合的事件无法做出解释，就用各种方式予以附会，有的甚至是当权者或者皇帝本人授意他人故意编造的，来验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但是不管怎样附会，石敬瑭割地求荣的本质没有改变。

    （二）策划者桑维翰

    在推动石敬瑭投靠契丹的过程中，桑维翰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桑维翰（899—947年），字国侨，洛阳（今属河南）人。父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桑维翰长相丑陋，身短面长，可他自认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公辅。然而初试进士，主考官因讨厌“桑”与“丧”同音而不予录取。有人劝他放弃科举，他作《日出扶桑赋》以明志，又铸铁砚以示人。后来经过他父亲向张全义做工作，得到推荐，终于在后唐同光年间进士及第。

    长兴二年（931年），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时，桑维翰被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就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因石敬瑭在河东拥兵有异志，下令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打算拒命反唐，将佐都恐惧不敢表示意见，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极表赞成。为求得契丹的支持，石敬瑭让桑维翰起草了连刘知远都觉得过分的割地称臣的条件，大大超过了赵德钧赠金帛称兄弟的允诺而得到耶律德光的青睐。石敬瑭担心契丹改变主意，又派桑维翰前去面陈利弊。桑维翰在耶律德光面前下跪，从早晨到晚上，痛哭流涕，终于使耶律德光决定支持石敬瑭。

    石敬瑭建晋称帝后，桑维翰被任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不久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终于做到了公辅，然而却是个最终遭人唾弃的反面人物。天福三年（938年），他出主意将杨光远移镇洛阳，引起杨光远的不满。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不顾国家利益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石敬瑭于次年将桑维翰调任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今属山东）。

    天福六年（941年），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接受吐浑首领白承福等部归顺后，要求讨伐契丹。石敬瑭因安重荣握有重兵，而且自己做儿皇帝在心理上难免有压力，对于是否与契丹绝交有些犹豫不决。桑维翰随即写了一封长篇奏章，殚精竭虑地论述了不能与契丹相争的“七不可”。逻辑推理严密，打着“忧国情切”的旗号，颇具迷惑力，还提出“大计”“善谋”来为放弃斗争作遁词。难怪石敬瑭看后说：“我以前对北边的事情感觉非常愤懑和不快，现在看到所承奏章，顿时清醒，我的心意已决，你可以不必担忧。”由此也可见，桑维翰是石敬瑭的主要决策者。

    晋出帝石重贵即位后，桑维翰被任为侍中，但是实权掌握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进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天福九年（944年），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后晋遭受不小的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牵制契丹安定天下，非起用桑维翰不可。”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任命桑维翰为中书令，又加为枢密使，封为魏国公，事情不论大小，全委任与他。

    桑维翰这一次掌权，据说是“数月之间，百度浸理”。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短时间以内就积聚起百万家财。他又恢复先前罢废的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等职务，安插亲信故交担任，引起朝野议论。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

    纵观桑维翰的一生，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就是一例。其中所除一弊是减轻刑罚：“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结果皇帝降旨同意，“自是‘劫贼’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这无疑对被诬为“劫贼”的民众是有好处的。再如开运年间，朝廷任命他的长子为屯田员外郎、次子为秘书郎，他对同僚说：“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引之，甚喧外议。”于是就“抗表固让不受”，要朝廷降格任命，在当时也获得好评。此外，他在契丹前锋骑军张彦泽部占领开封时，临难不苟，不逃不降，从容就死，厉声斥责张彦泽：“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由此可见，桑维翰尚有小善，他对契丹总的态度是求和而非求降，这与杜重威、张彦泽等率众投降后又为虎作伥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对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事难辞其咎，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所以王夫之评价他为“万世之罪人”是有道理的。

    由于割让燕云十六州是石敬瑭的主要罪过之一，也是史家长期以来探讨的焦点，在这里需要对割让燕云十六州对契丹和后晋的影响做一个概说。

    （三）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深远影响

    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乞求契丹出兵，并最终当上儿皇帝，但是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到底给双方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契丹占据有利地势，后晋更加陷于被动。燕云十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北宋史家曾经记载说，幽、燕诸州是划分蕃汉的天然界限，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前的趋势。燕云十六州的东部在今河北北部地区，处于广阔而平坦的华北平原的北端，囊括雄伟而险峻的燕山山脉；其西部在今山西北部地区，该地多山，地形复杂。由此观之，燕云十六州这一狭长地区形势异常险要，在古代战争武器不甚发达的情况下，确系一道军事天险，谁占据它，谁即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

    后晋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致使后晋北部边界无险可守，而契丹却获得了北负山险、南窥平野这一战略优势。契丹铁骑可随时进入“赵魏之北，燕蓟之南”。这方圆千里之间，地势平坦，是著名的华北大平原。契丹南犯，所到之处往往抢掠财富、毁坏村庄、践踏农田，使后晋人民备受苦难。

    契丹占有燕云十六州之后，后晋的河东方面，只有云州、朔州以南的雁门关还算有险可守，其他尽失；河北方面，燕山山脉向来是中原国家保卫农业区、抵御游牧民族骑兵进入中原的屏障，而如今却处于契丹内地，为其国土的一部分。地处燕山之麓的幽州，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是汉族文化的北方中心，“是中原文化输入北方的中转站，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其与东北、北方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相接壤，是南北交汇的咽喉地带。就军事方面而言，借助居庸关、山海关还有其他一些天然的河流山脉等，幽州是天然军事重镇。而幽州就这样成了契丹随时出兵南下，打探、研析军情，集合、休整部队和囤积、补给军需的军事据点。

    其二，契丹实行南北面官制。契丹获得燕云十六州，不同于以前对周边民族的征服。因为生活在这里的汉族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历史悠久，是契丹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契丹为统治这样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就大胆抛弃本民族落后的统治方式，积极地采用汉族先进的统治方法。

    具体地说，就是实行用原来的统治方式治理契丹，用汉族的制度来管理汉人聚居地区的统治政策，于契丹中央统治机构设置北面官制（官署设于皇帝牙帐之北）和南面官制（官署设于皇帝牙帐之南）两个系统。北面官以契丹固有之制统治契丹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南面官是辽朝治理汉人州县、租赋、军马等事物的中央机构，它仿照唐制度设立。在中央设立相关的三省、六部、台院等官职，在地方设有节度使、观察使、刺吏及县令等。南面官的官吏主要任用汉人，使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大量进入辽朝南面官的统治机构中，其次也有为数不多的契丹贵族。同时，北面官制也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北面官的职掌，向相应的南面官靠拢，如北枢密院主要掌管兵部事宜，南枢密院主要掌管吏部事务，北、南二王主掌户部事，夷离毕主掌刑部事务，其职能渐趋于汉化。

    契丹自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速度日益加快，汉人与汉语的影响迅速扩大。至会同元年（938年），太宗接受后晋使者进献的十六州图籍，做出升幽州为南京、改革官制、宣布改元等决定，正是适应新形势的重大措施。可以这样讲：从此以后，中原王朝和契丹才真正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其三，契丹国力空前增强，后晋经济每况愈下。契丹占有燕云十六州后，夺得有大宗税收的州县和一些工商业颇为发达的城市。后晋每年又缴纳高额的岁币，以致契丹疆域迅速扩大，经济力量空前增强。数年之后，契丹士兵精强，相邻的国家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

    因燕云十六州是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以契丹的奴隶制度是很难统治此地的，契丹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不强行改变当地固有的制度，承认汉族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允许封建佃耕制的生产方式存在下去，继续照搬当地制度。在经济上实行按土地计亩收税，以保证燕云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契丹将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冶金、农业、纺织、造瓷等技术带至契丹，提高了自己的生产技术水平。其中，将燕云地区的农作物移植于契丹北部地区进行试种，培育出优良品种，扩大了耕种面积，致使契丹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使契丹经济形式由单一的牧业经济过渡到农牧结合的经济。

    燕云十六州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相对于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契丹原境虽小，但约四十万户的十六州汉人却种植庄稼作为粮食，种植桑麻来纺织衣物，建筑宫室用以居住，修建城郭用以管理，拥有颇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文化水平，加上早已定居辽东、辽西的汉人和渤海人，是一支居于主导地位的强大生产力，他们带动着广大草原上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促进着边陲各民族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过渡。

    后晋将燕云十六州拱手送与契丹，对后晋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晋丧失了面积达十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数百万，土质肥沃，灌溉方便的富饶之地。又向契丹岁输帛三十万匹，成为后晋政府沉重的长期性经济负担，后晋政府将其转嫁于劳动人民头上，大大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使人民生活越发贫困。人民生活无着落，只得铤而走险，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益发激烈，后晋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总而言之，后晋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政治方面，其影响极其深远。契丹为统治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燕云十六州，创造出在一国实行两种制度、两种机构以统治奴隶制生产关系和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分别占主导地位的两大经济类型区。契丹自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国势蒸蒸日上，威名日益远扬，东边有高丽来朝拜，西边西夏称臣，南部后晋为子，与赵宋约为兄弟之国，吴越、南唐通过航海运输贡品，不得不感叹它的兴盛。后晋自丧失燕云十六州后，北部边境无险可依，形成契丹可随时出兵于后晋的被动局面。后晋统治日趋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愈加尖锐，致使农民频频起义，契丹屡屡出师，最终，后晋为契丹所灭。宋朝的叶隆礼在他所著的《契丹国志》中对后晋灭亡做出了较为准确的分析：整个国家把燕云地区当做北方的大门，失去这些地区天下不得安定，后晋必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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