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在首尾十年间，秦王政陆续攻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
殷、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秦王政并六国后，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下令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认为，秦王政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上尊号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朕”。秦王去“泰”取“皇”，用上古帝位号，称“皇帝”，其他如议。并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①。秦朝皇帝虽然二世而亡，但“皇帝”这一名号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袭用。
为加强中央集权，秦王朝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统治机构和封建官僚制度。在皇帝之下，中央设丞相（掌全国政务）、御史大夫（辅助丞相，主管监察、执法）、太尉（掌全国军事），合称三公。下设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皇帝侍从警卫）、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典客（掌对外及少数民族事务）、宗正（掌皇族事务）、卫尉（掌宫廷警卫）、太仆（掌皇帝车舆及马政）、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皇室），合称九卿。此外，还设有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通古今以备顾问的博士，掌征伐的前后左右将军等。上述官僚，均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
丞相王绾认为：“诸侯新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②要求恢复分封制。始皇下其议于群臣讨论，群臣皆表示同意。只有廷尉李斯持异议，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③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分全国为内史、北地、陇西、上郡、九原、三川、砀郡、颍川、南阳、邯郸、上谷、巨鹿、渔阳、右北平、河东、上党、太原、代郡、雁门、云中、辽东、辽西、东郡、齐郡、薛郡、琅邪、泗水、汉中、巴郡、蜀郡、会稽、九江、鄣郡、南郡、长沙、黔中等三十六郡④。此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又增立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共四十郡⑤。郡置守（掌一郡政务）：尉（辅助郡守并掌军事）、监（掌监察，直属御史大夫）。郡下设县，县设令、长（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主管一县政务。县以下还有乡、亭两级行政组织，“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续汉书·百官志》五：“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注引《汉官》云：“乡户五千则置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巡禁贼盗”⑥。
为了巩固新建立的秦王朝，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统一制度的措施。秦统一中国以前，货币异常复杂，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为了发展封建经济，秦始皇下令以原秦国制度为基础进行统一。货币：战国时钱币形制不一，三晋为布钱，燕、齐为刀钱，楚有铜贝（蚁鼻），秦、周为圆钱。当时，黄金为各国通用交换媒介。秦始皇改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重二十两（一说重二十四两）；以圆形方孔之铜钱为下币，文日半两，重如其文。废除原在秦国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度量衡：以秦国“衡石丈尺”为标准，全国划一。度以寸、尺、丈为单位，采取十进位制；量以龠（音月）、合（读葛）、升、斗、桶（斛）为单位，基本采取十进位制（其中二龠一=合是例外）；衡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规定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与此同时，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建议，下令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⑦，规定以原来秦国的小篆为公文法令的标准文字。为推行统一书体，秦始皇命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用小篆字体编撰《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以后因为政府公文繁多，程邈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加以省改，整理出更为简便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虽然如此，但大篆、小篆仍为一般著作家通用的文字。
秦始皇还依据秦法，统一法律制度，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秦律》。根据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区出土的秦代竹简，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于国家财会、物资管理、借贷等的规定）、《关市律》、《置吏律》等约三十余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此外，秦统一后，还下令统一全国车轨，规定轨距宽六尺；统一田亩，每亩定为二百四十方步。
战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争，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全部壁障。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筑令坚实而使隆高），树以青松”⑧。为加强关中与河套地区的联系，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又命蒙恬修建一条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的直道，凿山填谷一千八百里，至三十七年（前210）始初步完成⑨。以上“驰道”、“直道”，再加上统一中国后在西南边疆修筑的“五尺道”（栈道，广五尺），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
为了防止封建贵族割据势力再起，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曾多次进行大规模移民。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⑩。与此同时，“收天下兵（古者以铜为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各重二十四万斤。”）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制度，而且还采用战国时期阴阳五行之说，来为秦朝统治寻找根据。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始皇自以为得水德，水色黑，因此秦国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记数用六（阴数），如六尺为一步，驾车用六马，车轨宽六尺，符长六尺，冠高六寸。历法以亥月（亥属水）即十月为岁首，等等。
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为宣扬皇帝声威，扩大政治影响，巩固新建的秦王朝，大规模出巡天下五次，主要是到华中、华东、华北等六国旧地。沿途祭祀名山大川，刻石颂扬秦功德。这些与他的上述作为，对于巩固秦的统一，都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注释
①②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
⑤《晋书·地理志》。此外，秦郡还有四十二郡（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和四十六郡（谭其骧《秦郡新考》，载《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四十八郡（王国维《秦郡考》，栽《观堂集林》）诸种说法。
⑥《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⑦许慎《说文解字叙》。
⑧《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⑨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焚书坑儒
秦始皇称帝前，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大业。他在帝位十二年，又采取了整齐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对巩固秦统一具有一定意义。然而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公元前221年称帝之初，在建立国家体制问题上就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最后采纳李斯意见，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但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并未因此终结。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在宴会上，仆射（音叶）周青臣颂扬始皇功德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①始皇听后十分喜悦。可是复古派、博士齐人淳于越，却站出来反对周青臣的颂词，再次提出恢复殷周分封制的主张，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同“猝”突然之意）有田常（齐世卿，杀简公）、六卿（晋国智、范、中行、韩、赵、魏，共分晋）之臣，无辅拂（通“弼”，辅弼即宰相），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②
秦始皇听后，未置可否，将两种不同意见交臣下讨论。针对淳手越反对郡县制的主张，丞相李斯指出，古今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不同。他说“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接着就将矛头对准“诸生”，说这些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③，统一可能遭到破坏。
于是他向秦始皇提出如下的建议：史书非《秦纪》皆烧之。博士官可藏《诗》、《书》、百家语，除此外凡天下有私藏者，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有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四岁刑）。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严禁私学，有愿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付诸施行。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极力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一些方士即投其所好，骗取富贵。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巡行至东方齐国故地，有齐人徐市（音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④，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⑤。因事本虚妄，徐等乃谎言：因风“未能至，望见之焉”。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巡行至碣石（河北乐亭西南），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仙人，继而又令韩终、侯公、石生等去求仙人及不死之药。卢生等当然无处寻觅仙人与仙药，于是向始皇献伪造《录图书》（如后世谶纬之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当时称匈奴为胡）。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卢生又说始皇“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毋令人知”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⑦。始皇帝果真照办，但不死之药仍不可得。
秦法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就要处死。卢生便与另一方士侯生相谋：始皇如此专断暴戾，“以刑杀为威”，博士“备员弗用”，“未可为求仙药”⑧，于是乃亡去。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终）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⑨
这时，方士卢生早已逃去。始皇鉴于方士对他的欺骗并勾结儒生暗中诽谤其“贪于权势”，“刚戾自用”⑩，便派御史案问在咸阳的诸生，诸生互相举发，始皇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加以逮捕，皆坑杀，“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劝谏始皇：“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至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监蒙恬军。
秦王朝对于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儒生），在这次坑杀和流徙之后，接着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大屠杀。始皇“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十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其后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宣言者，又数十人。马端临对此发为议论说：“然则秦之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孔甲（即孔鲋，孔子的八世孙）持礼器，发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于先秦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巨大损失，但是秦始皇并未达到其“燔灭文章以愚黔首”（鲁迅语）的目的。当时民间私藏书籍仍不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火。惜哉！惜哉！而不少儒者，或者隐逸山林，皓首穷经，如伏生（原为秦博士，治《尚书》，秦焚书，伏生壁藏之，汉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田何（今文《易》学的开创者）、浮丘伯（治《诗经》的学者）等；或者怀抱志气，等待时机，如孔鲋及鲁国诸儒；或则隐姓埋名，致力于反秦运动，如张良、陈余、郦食其、陆贾等，即是最好的说明。
注释
①②③④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⑥⑦《通鉴》卷七，秦始皇帝三十五年。
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⑨《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据日本史籍《神皇正统记·孝灵天皇》记载：“四十五年乙卯，始皇即位，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死之药于日本。……其后三十五年，彼国因焚书坑儒，孔子之全经遂存于日本。”在日本南至九州，北达北海道都广泛流传徐福东渡的故事，尤其在纪伊半岛上的和歌山县的新宫市相传为徐福的旧地，许多徐福的遗迹至今犹存。其中有“秦徐福之墓”（前208年病死），墓侧尚存有“七冢之碑”（他的七位家室）。在徐福墓北有阿倾贺神社，内设有徐福祠和徐福宫。在新井町的大明神社和佐贺市金立町金神社中，所供奉的神像，都是徐福的塑像，其神采奕奕，终年香火不断。今天，和歌山县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已把徐福墓和祠字列入保护史迹，并成立了“徐福会”。每年八月，日本各地的人民纷纷前来凭吊这位伟大的中国古代航海家。
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学校考》。
据《汉书·叔孙通传》：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政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叛乱）将则反，罪死无赦！’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诸生言皆非。夫天下为一家……且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何足置齿牙间哉？郡守尉今捕诛，何足忧？’二世喜……乃赐通帛二十疋，衣一袭，拜为博士。通已出，反舍，诸生曰：‘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我几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今山东曲阜）”。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学校考》。
经略边疆
秦灭六国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已结束，但在边境上，秦国军队仍在继续进行着战斗，通过战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终于建立起来。
秦统一前，在今天我国的浙江、福建、汀西、广东、广西、湖南一带居住着与中原华夏族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统称为“越”人，因其分部众多，又称为“百越”。越人“断发文身，错臂左衽”①。依山傍海，从事渔猎和农业。其中著名的则有于越（今绍兴一带）、瓯越（亦称东瓯、东越，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为中心）、闽越（在今福建沿海一带，以福州为中心）、南越（在今广东岭南地区）和西瓯（在今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
秦始皇在公元前223年灭楚之后，就降服了于越，在那里设置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又发动了统一百越的战争。首先征服了东瓯、闽越地区，在那里设置了闽中郡，随后又命令尉屠睢指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向岭南和西瓯地区进军。秦军遭到越族的抵抗，同时因运粮困难，相持达三年之久，未能获得胜利。秦始皇为了支援征服岭南一带的战争，命令监御史禄，在广西兴安县北开凿了一条运河，即灵渠。
灵渠是一条长约三十公里的渠道，用来连接湘水和漓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间的交通，解决运输粮饷的困难。灵渠的规划布局，和都江堰十分相似：有分湘江人漓水铧嘴；有防洪设备一大小天平，以宣泄湘江汛期多余的水量，工程十分复杂，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几千年来，灵渠对促进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它在世界航运工程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直到明、清时期，灵渠仍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②。大约在始皇二十八年，灵渠凿通后，粮道打通，对南越的进军才得以顺利进行。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军遭到越人袭击，屠睢被杀，秦始皇又增派援军，“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指今五岭以南地区）③，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桂林、象、南海三郡。次年，又迁徙了五十万罪徒戍守和开垦五岭，与越人杂居，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在西南地区，今天的云南境内，以滇池为中心，散布着氐、羌、百濮和百越等族群。滇西北有笮人，滇东北有焚人，滇东有夜郎，滇池及其周围是以“滇”人为首的“靡莫之属”居住地，洱海及其附近地区则是“离、昆明”人游牧之地。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国的统治势力，曾经通过蜀郡太守达到今天云南的北部和西北部。但是，由于交通阻隔，西南边疆同内地的联系仍然十分困难。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曾派常頞（音鄂），在原来焚道的基础上，修了一条通往云南、贵州地区的道路，约五尺宽，称为“五尺道”。它的修成，加强了西南边疆同中原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使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都处于统一的秦王朝统治之下。秦统一六国后，就在这里“置吏”，把关中和四川、云、贵连成一片，使这里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
在东北和北方，是“胡”人和匈奴聚居、游牧的地方。东胡人分布在辽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直到今辽阳、锦西、旅大一带。匈奴人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很早就与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朝时称为荤粥（薰鬻），西周时称为严允，是胡族的一支。战国时期始称匈奴，当时还处于奴隶制萌芽阶段。由于它同秦、赵、燕三国接壤，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骚扰三国边境，掠夺牲畜、人口和财物。
秦、赵、燕三国都在与匈奴交界处修筑长城，并派重兵戍守。长城在防御上有一定作用，但它并不能阻断民族之间的矛盾。所以，战争一直未断。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出动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人，步兵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与匈奴展开会战，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匈奴势力大大削弱，此后十余年间，不敢南犯。后来秦与六国进行兼并战争，匈奴又乘机发动进攻，各国忙于火拼对匈奴不能进行有效的抗击。秦的北方河套地区曾被匈奴占去，对秦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当时在秦民中就流传着“亡秦者胡也”⑤的说法（匈奴也称为胡）。
秦统一六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同匈奴族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⑥，一举夺回了河套南北地区，取得了军事上统一的重大胜利。在河套设置了三十四个县⑦，重新设置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内地三万户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东北岸）屯垦。当时人们把这一新开垦的地区，叫做“新秦”。这一次大规模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起到阻止匈奴军事进扰的作用，而且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匈奴族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其实力尚未受到彻底打击，对内地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秦一直不敢回师，需要时刻防备匈奴人的进攻。秦始皇三十四年（前1213），征调民夫，大规模修筑长城，把以前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再加以修补和扩充，西起陇西郡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境），东至辽东郡的碣石，沿广阔的黄河，依峻峭的阴山，经蒙古草原，蜿蜒曲折，筑成一条长达五千余公里的城防。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秦代万里长城。秦长城遗址在山西大同和甘肃岷县仍可见。以后历代对长城又有所增修，特别是明代，又对长城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改建，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对于抵御匈奴奴隶主的骚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秦统治者为了修长城，动用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而且由于无限制地役使民夫，致使十分之六的人民被折磨死，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非事实，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劳动人民对秦朝繁重徭役的控诉。长城作为一项建筑则是十分伟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象征。
秦朝通过数年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及对边疆的经略，秦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简称北户，泛指五岭以南地区。一说指今越南中部一带），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居住着各族人民，他们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生活，这对于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秦朝在古代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秦人”同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成了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的代称，欧洲人至今仍称中国为China，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就是由“秦”演变来的。
注释
①《战国策》卷一九《赵策》。
②《修复陡河碑》。
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见《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⑥《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三十万。
⑦《史记》《汉书》中的《匈奴传》记载为四十四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三十四县。
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淮南子·人间训》。
秦之暴政
早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就有人说过，秦始皇“少恩而虎狼心”，“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尉缭语），虽然全国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但是秦始皇的卑劣本性恶性发展，他和秦二世的残暴统治，严重违反了人民的愿望，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
陶俑秦始皇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和满足他穷奢极侈的生活，修建了许多劳民伤财的土木工程。在京都咸阳和故都雍（今陕西凤翔东），本已有不少豪华宏丽的宫殿，但始皇并不满足，在与东方六国战争过程中，他就在咸阳大兴土木，每灭一国就仿造其国的宫殿样式在咸阳“北阪”依样修造，共造一百四十多处宫殿，以至“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①，在消灭六国后，更是大肆修造，如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作信官渭南”②。信宫又称咸阳宫，“因北陵宫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③。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21）决定兴建朝宫于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这座朝宫的前殿就是有名的阿房宫④。阿房宫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庭中可容纳万人，殿中能立五丈高的大旗。晚唐诗人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形容这一工程的修建说“蜀山兀，阿房出”，工程之大可想而知。此外还在关中修建宫殿三百所，关外四百多所，又“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⑤，这么多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⑥，在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⑦。以上的诸书记载，已经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⑧。
秦始皇不仅为他生前修建了豪华的宫殿，而且还为他死后准备了同样豪华的陵墓。这就是与阿房宫齐名的骊山墓。此墓位于骊山北麓（今陕西临潼县东南），高五十余丈，周围面积五里有余。墓内建有各式各样的宫殿，用明珠做成日月星辰，象征天体；用水银做成江湖河海，象征地形；以人鱼膏为烛，以期长明。还有各种珍奇异宝，陈列其中。
我们仅从现已发掘的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坑，就可证明史书上记述并非夸大。在目前试掘的一号、二号、三号墓，面积共约二万七千多平方米，陶俑、陶马、步骑兵、武士俑共六、七千件。这仅是始皇陵整个工程中较次要的一部分，至于陵墓的主要部分一墓室内部的豪华宏丽从秦俑坑即可推知。秦始皇的穷奢极欲，充分反映了他和他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贪婪、腐朽、暴虐的本性。
秦朝的徭役是极其繁重的。秦时全国人口约两千万左右，秦始皇把大批农民罚做刑徒，驱使他们终年从事奴隶式的劳动，仅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就役使了民工“七十余万人”⑨。从各地运送材料，临时征发的人还不在其内，像这移大规模的工程，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是惊人的。再加上防备匈奴的士卒三十万⑩，戍守五岭的五十万，如果再加上修驰道及从事运输的人员，全国服役人数不下三百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秦法规定，间左贫民本来不应和罪人、赘婿和贾人一样被“谪戍”（充军），但由于戍役项目繁多，大量农民动辄被罚作罪人派去从事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甚至男子不够，由女子担负苦役即“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董仲舒说秦的“力役三十倍于古”，虽不免夸大，但秦朝力役比前朝繁重确是事实。
秦的赋税也像徭役一样残酷。田租、口赋、刍藁以及各种杂税，据《汉书·食货志》说就要“收泰半（三分之二）之赋”，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史书记载，秦朝官吏用清查户口的办法，按人口数目摊派赋税，即人头税，用簸箕夺走了农民仅有的一点粮食，这就是所说的“头会箕敛”。而所有收上来的赋税，全部“输于少府”，供皇室享用。在统治者敲骨吸髓的苛敛下，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的严重局面，许多人走投无路，“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秦朝严刑酷法更是令人发指。除在黥、劓（音义）、笞、院、腰斩、车裂、枭首、弃市等等外，还动辄“族诛”、“连坐”（即一人犯法，罪灭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各级官吏多为杀人刽子手，“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由于刑罚繁苛，造成了“赭衣塞路，图圊成市”的惨状。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陨石堕于东郡（今河南濮阳县），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秦始皇派御史去查捕，无结果，于是就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他在出巡途中病死，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矫诏逼死应继承帝位的始皇帝长子扶苏，捕杀大将蒙恬，立少子（第十八子）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异常昏庸，比秦始皇更为残暴，在葬秦始皇时，他下令，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又怕泄露陵墓内的机密，把修陵的工匠全部活埋在墓中通路。他继续修建劳民伤财的阿房宫，为了防范农民的反抗，他又征发五万人到咸阳服役，专门为他豢养大量的狗马禽兽，以供游猎取乐。咸阳的粮食不足用，便下令郡县大规模调运谷物、草料、运输的役夫还需自带干粮，不许食用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谷米。
胡亥信任宦官赵高，赵高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小人阴谋夺取帝位，他唆使胡亥，大杀功臣和诸公子，到后来连丞相李斯也受他陷害，被腰斩于咸阳市。胡亥在赵高的怂恿合谋下，任意胡为，本来已很严酷的刑法，更加严酷，人民随时会遭到残害，以致“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如此无度的浪费社会财富和滥发徭役，给生产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加上“法令诛罚，日益深刻”，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反抗，以致“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暴动终于爆发，导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
注释
①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③《三辅黄图》。
④关于阿房宫的记载，诸书颇不一致。据《三辅黄图》：“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里所说的阿房宫的规模为三百余里。《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这里说“阿房”只是朝宫的前殿。又《水经注·渭水》引《关中记》云：“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万人。”这里明确地说是阿房殿。观上述诸说，朝宫之前殿应为阿房宫。但也可称朝宫为阿房宫。
⑤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⑦《三捕黄图）。
⑧参阅《文物》1976年第十一期。
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⑩《淮南子·人间训》载“发卒五十万”。《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载“四十万”。
林剑鸣《秦史稿》第393页。《中国古代史》（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福建人民出版社）第264页为二百万。
《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
《淮南子·兵略训》、《史记·淮南王传》中均有记载。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淮南子·汜胜训》。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大泽烽火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冬十月，始皇东巡，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北归途中，至平原津（今山东德州市南）病重。乃令赵高作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①书已封，在赵高处，未付使者。秋七月，始皇死于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丞相李斯以始皇病死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棺载韫辌车中（韫辌，音温凉，有窗牖之灵车），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独胡亥、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赵高生而隐宫，通狱法，始皇曾使其教胡亥决狱。尝犯法，蒙毅依律断高死罪，后为始皇赦免。高由是与蒙氏结怨，因乘机与胡亥、李斯谋议，篡改始皇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赐扶苏、蒙恬死。扶苏见诏书自杀，蒙恬疑有诈，不肯死，下狱。胡亥至咸阳发丧，袭位，是为二世皇帝。
二世任赵高为郎中令，掌领宿卫侍从。赵高于二世面前日夜毁恶蒙恬、蒙毅兄弟，求其罪过。二世兄子子婴谏其不可“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二世不听，遂杀蒙毅，蒙恬吞药自杀②。二世谓赵高曰：“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陛下安得为此乐乎？”③赵高因劝二世严法刻刑，诛灭大臣及宗室，然后收举遗民，贫者富之，贱者贵之，远者近之，使成亲信。于是二世“更为法律”，愈加严酷，杀公子十二人，公主十人，株连者不可胜数。于是，“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客，黔首振恐”④。秦既发生内变，民久郁思动，遂乘间而起。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二世发闾左（据《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间，里门也，言居在里门之左者一切发之。”）九百人戍守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行到蕲（qí奇）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天降大雨，道路不通，预计不能按期到达。秦法，“失期当斩”。时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雇农陈胜（字涉）与阳夏（今河南太康）贫农吴广（字叔）亦在戍中，为屯长。（据《商君书·境内篇》：“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二人私下计议：“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为国事而死）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⑤吴广以为然。
为了号召群众，陈胜、吴广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起义舆论：“大楚兴，陈胜王。”并伺机杀死两名押送将尉，令其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⑥众皆从之。陈胜遂以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名义，为天下倡，筑坛为盟，称大楚，并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口号。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首先攻下大泽乡，进而攻占蕲县及附近各县。及攻占陈县（今河南淮阳）时，义军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古代木马陈中豪杰父老谓陈胜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⑦时魏国名士张耳、陈余亡匿在陈，献议陈胜“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增加）敌”⑧。陈胜不听，决心建立政权与秦对抗，乃自立为王，号为张楚（即大楚。《广雅》张，大也。）陈余劝陈胜在西攻咸阳前，应派兵攻取河北。陈胜乃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此时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全国，诸郡县之民苦秦苛法，“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⑨，争杀长吏以应陈胜。“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起义军内部，除大泽乡起义骨干外，参加者越来越多，其中有旧六国贵族、官吏、游士，如魏咎、周市（fú福）、蔡赐、张耳、陈余、周文、朱房、胡武等，还有以孔鲋（孔子后裔）为首的一些儒生。
秦使从东方至咸阳，告义军蜂起。二世怒，下吏治罪。后至使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⑩二世悦。
陈胜封吴广为假王，监诸将西攻荥阳。除派武臣、张耳、陈余攻取赵地外，又令魏人周市攻取魏地，令汝阴人邓宗攻取九江郡。陈胜闻周文（即周章）习军事，颁给将军印，使攻关中。周文收集沿途义军数十万人越过函谷关，一举进攻至戏（今陕西临潼关）。二世大惊，因发近县兵马不及，采纳少府（秦九卿之一）章邯献计，下令赦免骊山刑徒，发给武器，令章邯率领，抗击周文。周文军败，向东撤退。武臣进军至邯郸，闻周文败退，在张耳，陈余等谋划下，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陈胜大怒，但为促其西击秦兵，接受柱国房君谋，派人往贺。张耳、陈余察觉陈胜用意，拒绝西进，令部将韩广攻燕，李良攻常山，张黡攻上党，欲承秦楚之敝，争夺天下。
秦二世二年（前208）十一月，周文退出函谷关，屯兵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南）二月余，章邯追击至渑池（今河南铁门），周文兵败自杀。秦三川郡守李由（李斯之子）守荣阳，吴广久攻不克；将军田臧闻周文已败，秦军将至，遂与诸将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败，不如少遣兵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指吴广）骄，不知兵权，不足与计事，恐败。”因相与矫陈王令杀死吴广。陈胜使人赐田臧楚令尹印，以为上将。田臧留李归等少数兵力围困荥阳，自率主力至敖仓（今荥阳西北）迎击秦军，兵败身亡。章邯击李归于荥阳城下，李归败死。
先是，陈胜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不复设备。博士孔鲋谏曰：“臣闻兵法：‘不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敌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陈胜拒绝了孔鲋的正确意见。此时，起义军处于极其不利地位，陈县只有张贺率领的一支军队，形势非常危险。陈胜见秦军已逼近陈县，乃亲自出城督战。十一月，张贺战死，陈县已不能守。十二月，秦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楚。陈胜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为其车夫庄贾杀害，庄贾投秦，陈县失守，起义军主力溃败。不久，陈胜部将吕臣率“苍头军”收复陈县，处决庄贾，葬陈王于碣（今安徽碣山县），谥为隐王。正月，秦军再攻陈县，吕臣退出陈县，与英布（尝受黥刑，遣戍骊山，故亦称黥布）领导的起义军数千人汇合，击败秦军，再次收复陈县。
陈胜王凡六月，当他在陈县为王时，其故人尝与佣者闻之，前来求见，宫门令不肯通报。陈胜出门，故人遮道而呼陈涉之名。陈胜乃载与俱归。后客出入放纵，与人谈论陈胜昔时情况。陈胜部下谓陈胜曰：“客愚无知，专妄言，轻威。”陈胜下令将客斩首。于是陈胜故人纷纷离去，无敢近者。陈胜以朱房为中正（掌管人事之官），胡武为司过（掌纠察群臣过失之官），专管考核群臣。朱房、胡武擅权跋扈，为陈胜所信用，诸将以故不亲附；再加起义军战略和军事指挥的错误，竟致败亡。司马迁说：陈胜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终亡秦，由涉首事也”。
注释
①《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
②《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史记·李斯列传》称：“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在外。”
③《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⑤⑥《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⑦⑧《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语。
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资治通鉴》卷七，秦二世皇帝元年。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豪杰亡秦
秦二世二年（前208）腊月，陈胜败死后，反秦斗争暂时受挫，但为时不久，斗争的新高潮又复兴起。领导这次斗争的是项羽和刘邦。
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出身于楚国旧贵族，项氏世代为楚将，封于项（今河南项城东北），故以项为氏。项梁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因尝杀人，与兄子项籍（字羽）避仇吴（今江苏苏州）中。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陈胜、吴广起事消息传到吴时，项梁、项羽杀死会稽郡（治所在吴县）守殷通，响应起事，得精兵八千人。项梁自任会稽守，项羽为裨将（副将，裨读皮），占领会稽郡所属各县。项羽当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项梁叔侄举事的同时，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亦起兵响应陈胜。刘邦，字季，初为泗水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中途逃亡。自度至则皆亡，到丰（今江苏丰县）西泽中亭，他停下来饮酒。至夜，他释放全部刑徒，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①刑徒中有十余名壮士愿意跟随刘邦。他们夜从小道过泽中，有一大蛇当道，刘邦说：“壮士行，何畏！”于是拔剑斩蛇，从此隐藏在芒、砀（今安徽砀山东，芒山在其北）山林水泊之间活动，沛县农民闻讯纷纷前来参加。陈胜起事后，在沛吏萧何、曹参支持下，杀死沛令，收兵二千余人，起兵称沛公。
秦二世二年（前208）正月，奉陈胜命进攻广陵之召半，得知陈王兵败，章邯将至，乃渡江矫陈王令，拜项梁为楚上柱国，使引兵西击秦。于是项梁、项羽率领八千江东于帚兵渡江而西。二月，项梁军渡江后，东阳（今江苏盱眙东）令史陈婴率领二万人来会。渡淮以后，英布、蒲将军也率部来归，反秦队伍迅速扩大到六、七万人，屯军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
是时，吴广部下秦嘉得知陈胜兵败，乃立楚国旧贵族景驹为楚王，驻军彭城东，欲与项梁对抗。项梁对军吏说：“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背）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②乃进兵击秦嘉，在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击杀秦嘉，收降了他的部众，景驹走死梁地。项梁率军西进，与秦将章邯遇于栗县（今河南夏邑）。项梁令部将朱鸡石、余樊君与战，余樊军战死，朱鸡石败走至胡陵。项梁率军取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并诛朱鸡石，以惩其败军之罪。与此同时，项梁使项羽攻打襄城（今属河南省），由于秦军坚守，久攻不下。及城克，项羽坑杀全部守城士卒③。
项梁得知陈胜已死的确实消息，乃召集诸将在薛商讨大计。此时，正在率兵与秦军苦战不利的刘邦亦应召前往。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午（犹言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④因劝项梁立楚后，以便号召群众。项梁采纳他的建议，于民间求得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名心者，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六月，立以为王，仍称楚怀王（义帝），以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佐怀王都盱眙（今安徽盱眙北），项梁自号为武信君，实际上已成为各地反秦势力的领袖。
这年七月，项梁引军击败章邯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章邯西走。项梁独自率兵追击，又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将秦军打败。与此同时，项羽、刘邦率领的另一支部队也攻下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八月，项梁又亲自率兵北到东方重镇定陶（今山东定陶北），再破秦军。而项羽、刘邦统领的楚军则西向与秦军激战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刘邦部下五大夫将曹参在战斗中斩杀秦三川郡守李由（李斯之子）。楚军取得连续胜利，项梁“益轻秦，有骄色”。宋义向项梁进谏说：“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⑤项梁并未在意，乃遣宋义出使齐国。宋义于途中与齐使者高陵君显相遇，知其欲见项梁，遂对他说：“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⑥秦果乘项梁轻敌麻痹之际，补充了章邯军，乘夜偷袭定陶，楚军大败，项梁被杀，定陶落入秦军之手。其时，项羽、刘邦正在率兵攻打陈留（今河南陈留东北）未下，闻项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俱引兵而东，从怀王自盱眙都彭城。吕臣和项羽分别驻军彭城东西两面，刘邦率领本部人马驻扎砀郡，以成犄角之势。楚怀王任命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反秦军在怀王的统一号令下，重整旗鼓，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章邯在攻下定陶，斩杀项梁之后，“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领兵渡河向赵进击，大败赵军，攻人邯郸。此时，赵王歇和国相张耳等皆被逼入巨鹿（今河北平乡）城中。只有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驻扎在巨鹿城北。章邯令秦将王离、涉间率领秦军将巨鹿城紧紧围住。章邯则领兵驻扎在巨鹿南之棘原，作为后援；同时在棘原至巨鹿之间筑成一条通道，为秦军运送粮秣。在形势危急下，赵王歇曾多次派人向楚怀王求救。先是高陵君显在楚，曾向楚怀王称赞宋义“知兵”，怀王召见宋义，与计事而大加赏识，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主力军前往救赵，所有将领皆归宋义统领，号为“卿子冠军”。同时，另派刘邦率领一部分军队西进，直取关中（今陕西中部地区）。
秦二世三年（前207）冬十月，宋义率领援军行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留屯四十六日仍不肯前进。项羽进谏说：“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⑦宋义不顾大局，竟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先使秦赵互斗。他认为若秦“战胜则兵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⑧。下令对军中勇猛好斗、强不可使之士卒“皆斩之”。宋义还遣其子宋襄赴齐为相，亲自送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饮酒高会。当时，岁饥民贫，军中已无现粮，士兵只能食芋菽，又值天寒大雨，士兵冻饥。项羽非常愤慨，对宋义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⑨项羽在盛怒之下，利用辰朝之机，于帐中杀死宋义，然后下令军中说：“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诸将一致拥护项羽诛杀宋义的正义行动，共同商议立项羽为假上将军，并派人追杀宋义之子宋襄，然后命桓楚向楚怀王报命。怀王于是封项羽为上将军，英布和蒲将军所部统归项羽指挥。
项羽遣英布和蒲将军率领二万士兵渡过漳水，切断秦军运粮通道，使秦将王离军队粮饷无以为继。然后，项羽亲率全部兵马渡过漳水，下令“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⑩。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全军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楚军来到战场，首先将秦将王离的军队加以包围，以雷霆万钧之势，同秦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楚军“无不以一当十”，向秦军猛冲、猛打、猛追，“呼声动天地”。经过九次激烈战斗，大败秦军。章邯引兵退走，援赵的燕、齐等路诸侯兵乃敢协助楚军向秦军进攻。在战斗中，楚军杀死秦将苏角，俘虏王离，涉间自杀。当楚军同秦军激战时，各路救赵诸侯军将领皆畏敌如虎，只能筑垒自保，“从壁上观”。楚军打败秦军，项羽召见各路诸侯将，“人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从此威震天下，成为“诸侯上将军”，各路诸侯军皆受其节制。
王离军被项羽消灭以后，章邯退守棘原，项羽驻军漳水之南，两军暂时形成对峙局面。由于秦军屡次败退，秦二世使人责备章邯；丞相赵高怕受连累拒见章邯使者长史欣。长史欣向章邯报告赵高专权朝中，并有加害之意。恰在此时，陈余亦致书章邯，劝其倒戈反秦。陈余以白起、蒙恬大有功于秦，最后终不免被杀害为例，指出秦朝对待大臣，“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向他分析当今形势：“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提醒他为自身计，莫如“还兵与诸侯为从（合纵），约共攻秦，分王其古代地，南面称孤”。章邯狐疑，暗中派人向项羽求和。约尚未成，项羽派蒲将军率一部分兵力昼夜兼程追赶，渡三户津（今河北临漳西），击败秦军，切断章邯军的退路。项羽又率主力猛攻，再破秦军于汗水（漳水支流，在今临漳附近）上。章邯迭遭失败，既无援军，又恐为二世和赵高加罪，再次派人乞降。项羽因军粮不足，准其所请。秦二世三年（前207）七月，章邯率领秦军二十多万人，在洹（音桓）水南岸的殷墟（今河南安阳西）投降。项羽领导的反秦军获得了全歼秦军主力部队的重大胜利。
在项羽率军北进的同时，刘邦率领的万人小部队也开始向西进攻。为了完成早日进入关中的艰巨任务，刘邦受命后，立即积极准备，整顿内部。一路上，刘邦收集陈胜、项梁的散卒，不断壮大军事力量。秦二世三年（前207）春二月，刘邦乘巨鹿决战之机，由砀率军北上，联合彭越领导的反秦军千余人，进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不利，还至栗县，编并了刚武侯（史失其名）的部队四千余人，声势渐大。然后折而向西，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时，采纳里监门郦食其（yìjí异基）的献计，首先攻破天下要冲且积粟甚多的陈留，得到充分的补给，并收编郦商（食其之弟）军四千人，为西进击秦壮大了战斗力量。四月，刘邦率军南下，攻占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张良率军随之。刘邦留韩王成守阳翟，以牵制河南的秦军，自率大军进逼南阳。六月，刘邦在南阳郡大破南阳守龄（yī倚）龄退守宛城（今河南南阳）。
刘邦急于入关，准备越宛西进。张良谏阻说：“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采纳张良建议，乃乘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后接受南阳守舍人陈恢意见，与守宛秦军“约降”，乃以龆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宛城和平解决后，刘邦率军继续西进，一路势如破竹。至丹水（今河南浙州），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刘邦又东取胡阳（今河南唐河南），西克析（今河南内乡西北）、郦（今河南内乡东北）两城，肃清了南阳地区的秦军。所过之处，刘邦下令军兵不得掳掠，受到广大秦民的欢迎。此时，“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成率其众西向”。秦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
八月，刘邦攻破关中的险要门户武关。赵高恐二世罪及其身，乃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及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逼杀胡亥，另立子婴为秦王，准备重整旗鼓，进行反扑。几月，子婴诛杀赵高，灭三族，并派兵防守蛲关（今陕西蓝田东南），企图阻止反秦军西进。崤前据崤岭，后枕蒉山，地形险要，是武关以西靠近咸阳的最后一关。刘邦采用张良献计，一面派人于山上多张旗帜，作为疑兵；一面遣郦生、陆贾往说秦将，诱之以利，以松懈其斗志。然后乘其无备，绕过贿关，翻越蒉山，大败秦军于蓝田，粉碎了秦王朝的最后抵抗。
汉高帝元年（前206）冬十月，刘邦率军进至霸上（今西安市东南），进逼咸阳，仅仅做了四十六日秦王的子婴只得“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在轵道（今西安市东）旁，向刘邦大军投降。秦王朝十五年的残暴统治，终于被埋葬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
注释
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三年。
鸿门宴
秦二世二年（前208）闰九月，楚怀王命宋义、项羽、范增北上救赵，又派刘邦西进咸阳，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为王。
秦二世三年（前207）春二月，刘邦趁项羽正在巨鹿与秦主力决战之机，取道南阳，乘虚西进。八月，刘邦攻破关中的险要门户武关（今陕西商南县东南），进逼咸阳。这时，赵高已逼死秦二世，另立二世的侄子子婴为秦王，其后子婴又杀赵高。汉高帝元年（前206），刘邦率军进驻霸上（今西安市东），秦王子婴自知无力抵抗，向农民军投降。
在豪杰亡秦后，农民军的首领项羽、刘邦，分别形成了两个新的集团，双方为争夺封建统治权，展开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秦亡，刘邦进入咸阳，见到宫室富丽堂皇，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欲“止宫休舍”。诸将也争先恐后去抢夺金帛财物。刘邦妻妹夫樊哙进谏说：“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侈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①张良亦劝刘邦采纳樊哙之言。刘邦接受劝告，封闭了秦朝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十一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②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③宣布废除秦朝的一些严刑苛法，表示“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④。于是派人偕同秦吏将此决定告谕诸县乡邑。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犒劳军士。沛公谦辞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⑤这些措施，深得人心，秦民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因此刘邦迅速占据关中地区。
与刘邦相反，年仅25岁的项羽在臣鹿九战章邯获胜后，随即统率各路诸侯军和秦朝降军向关中进发，准备最后推翻秦王朝。秦朝降军沿途受到诸侯军的侮辱，私下多有怨言。项羽恐其发生变乱，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真心不服……不如击杀之……”⑥于是在大军到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时，乘夜把二十万秦降卒坑杀在县城南，只留下章邯、司马欣、董翳（音易）三名降将，随同人关。
当项羽率兵向函谷关进发时，刘邦惟恐当不成关中王，早已派军拒守，项羽不得入关。义听说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立即派英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旬，项羽率大军来到戏（今陕西临潼东北）下，屯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与刘邦军直接对峙。
刘邦部下左司马曹无伤听说项羽对刘邦十分不满，便乘机讨好项羽，以求封赏。他派人密报项羽：“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的谋士范增亦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今崤山之东），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忽失。”⑦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⑧设宴犒劳士兵，定于翌日晨出兵灭刘邦，由曹无伤做内应。当时项羽有四十万大军，号称百万，驻扎鸿门。刘邦只有十万人，号称二十万，屯扎霸上，在军事力量上处于劣势。两军相距仅四十里。
楚左尹项伯，系项羽叔父，早年曾因杀人，逃至下邳，投奔张良，张良收留他，成为好友。这时张良已从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要张良随他一同离去，以免此难。张良说：“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⑨于是乃具以事实告刘邦，刘邦大惊。张良乃出邀项伯一同来见刘邦，刘邦敬酒祝贺，并与项伯约为婚姻，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背）德也。”⑩项伯许诺，临行时嘱咐刘邦明日要亲自早来面谢项王。项伯连夜刚到军营，将沛公所言一一转告项羽，并借机向项羽进言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羽允诺。
沛公翌晨率百余骑来至项羽军中，只见军营戒备森严。刘邦偕张良入内，见项羽，便主动谢罪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误会）。”项羽闻言，脱口答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由于沛公小心恭谨，解除项羽疑虑，于是项羽在军营设宴款待沛公。
宴席上，项王、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两向侍。席问范增多次暗示项羽，并曾三举所佩玉殃（晋决）暗示项羽，杀死刘邦，项羽却置之不理。范增焦急，起身出召项羽叔伯兄弟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不忍，若人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项庄应诺，于是来到酒席宴前敬酒，请以剑舞助兴。
项伯察觉出项庄舞剑的真意，于是亦拔剑，与项庄对舞，常甩身体保护刘邦，使项庄无法下手击杀刘邦。
张良见此情景，连忙离开座席，到军门外去找樊哙，告知他今日情况紧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听后，急切地说：“此迫矣，臣请人，与之同命。”说罢，一手持剑，一手持盾，撞倒卫士，闯人营门，赶到宴前。面对项羽怒目而视，头发竖起，目眶瞪裂。项羽见此大惊，按剑问是何人？张良说：“沛公之参乘（卫士）樊哙。”项王说：“壮士！赐之卮酒，”樊哙拜谢而起，一饮而尽。项羽又命人赐与一生彘肩（生猪腿）。樊哙置盾牌于地，将生猪腿置于盾牌上，用剑切割食之，项王问其能再饮否？樊哙回答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接着樊哙义正辞严地对项羽说：“秦王有虎狼心……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人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羽听后，未加置答，赐他在张良身边坐下。
须臾，刘邦起身去厕所，因招樊哙一同离席。刘邦犹豫不辞而别，恐有失礼。樊哙说：“如今人方为刀俎（菜刀和案板），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刘邦决定留下张良，向项羽辞谢，并将带来的一双白璧和一对玉斗交给张良，要他献给项羽和范增。刘邦弃置车骑，单人独骑，由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等四员大将护卫着，从骊山脚下，经芷阳（今陕西长安县东白鹿原霸川上的西陂），从小路，奔回霸上军营，较大路约近二十里。
张良估计刘邦将至军营，便回到宴席上向项羽辞谢说：“沛公不胜木否杓（酒量小也），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羽连忙说：“沛公安在？”张良回答说：“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责备他），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席上。范增接过玉斗，放在地上，、用剑击碎，气愤地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项羽见范增动怒，不与计较，起身入内，范增亦去。项伯与张良相顾微笑，徐徐引退，刘邦逃回大营，立即诛杀卖主求荣的曹无伤。
鸿门宴后数日，项羽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秦宫室“大火三月不息”。收刮民财，秦民大失所望。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又以盟主的身份，号令天下，列土分封十八诸侯王，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接着，项羽又杀楚怀王。项羽的分封措施，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同时也因分封不均引起各集团间的矛盾。因而分封未久，田荣即在齐地起兵，自立为齐王；彭越在梁地起兵，反抗项羽。刘邦早已心怀不满，这年八月，也乘机进兵关中。从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②③③⑤《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⑥⑦⑧⑨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汉书》卷一《高帝纪》上。
韩信破赵之战
韩信破赵之战是楚汉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直接作战的双方不是楚和汉，而是汉和赵，因为赵是站在楚汶一方的。汉高帝元年（前206）十月，刘邦进入咸阳。次月，悉召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①深受秦民的拥护。项羽在巨鹿消灭秦军主力后，声势日大。他率领诸侯军入关前，为了防止秦降卒叛变，曾坑杀二十万人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城南。这种坑杀降卒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关中人民的仇恨。项羽进军至函谷关时，闻刘邦已定关中，大怒，使英布等攻破函谷关，驻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从此，刘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不久，项羽进入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掠取宝货、妇女，秦民对之更加怨恨。
汉高帝元年（前206）二月，项羽凭借军事上的压倒优势，自立为西楚霸王②，统辖梁、楚等九郡之地（今浙江、江苏、山东西南、河南东部），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为诸侯王的盟主；同时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项羽蓄意要把刘邦驱逐出关，但已与刘邦和解，又恐怕承担“负约”恶名，乃同范增密谋：“以巴蜀道险，秦之迁人（被迁徙的罪人）皆居之，”③乃借口“巴蜀亦关中地”，因而将巴蜀、汉中之地封刘邦，立为汉王，都南郑，胁迫他离开关中。在项羽分封诸侯王之前，韩生曾向其献计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④项羽见秦宫室残破，又心思东归，却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⑤！拒绝了韩生的建议。为了制服刘邦，乃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长史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董翳为翟王，王上郡。企图通过此三人控制关中，将刘邦困锁在边险地区，使之不能东进。田荣、陈余、彭越等虽拥有部分实力，因未从项羽击秦，故均未封王。项羽此举，既违背当时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也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祸根。
刘邦失去关中，极为不满，欲以武力同项羽争夺。部下周勃、灌婴、樊哙等都认为强弱不敌，不可妄动。萧何向刘邦进谏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即关中，因被项羽分封给秦三降将，故名），天下可图也。”⑥刘邦采纳萧何之议，被迫前往汉中就国，随之各诸侯亦皆罢兵就国。张良送刘邦至褒中，因劝刘邦烧毁所过栈道（险绝之处，傍山架木，以通道路），以防诸侯军偷袭，并向项羽表示无东向之意。
汉高帝元年（前206）五月，田荣首先起兵反楚，击走项羽所立之齐王田都；六月又追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其后又联合拥众万余人占据梁地（今河南东部）的彭越，击杀济北王田安，占据三齐（齐、胶东、济北三王封地，在今山东地区），并指使彭越攻楚。赵将陈余在田荣的支持下，驱逐了项羽派往赵国的常山王张耳（张耳后降汉），迎故赵王歇为赵王，陈余为代王。项羽既处于盟主地位，对山东等地的公然叛乱，不能坐视不顾，于是立刻调动人马，征讨田荣等人，因而为刘邦创造了乘隙东进的良机。
关东战争始发，韩信便向刘邦详尽地分析了双方政治得失及发展趋势。韩信，淮阴（今属江苏省）人，秦末农民战争中，初属项羽，未被重用。继归刘邦，因官职小而逃离，经萧何力荐，始得重用，拜为大将。他认为项羽不能任用贤将，是“匹夫之勇”。且“项羽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⑦。反之，“大王（指刘邦）之人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⑧。最后建议刘邦举兵东向，“三秦可传檄而定”。刘邦采纳韩信献策，一面命萧何收取巴、蜀租赋，供应军需；一面部署部队，准备出击。八月，刘邦率军潜出故道（又名陈仓道，北起陈仓，南至汉中），袭击雍王章邯，连败章邯军于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好畴（今陕西乾县东），进围废丘（雍王都城，在今陕西兴平东南）；又遣诸将攻取陇西、北地、上郡，迫使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投降。接着立即派薛欧、王吸出武关，联合南阳王陵军（秦末起事军之一，时已归汉），迅速地向东进攻，但被楚军拒于阳夏（今河南太康）。项羽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命他领兵阻击汉军东进。为了坚定项羽以主力攻击齐、梁的决心，刘邦使张良致书项羽，表示：“汉王失职（指失去关中王的职位），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⑨又故意将齐、梁的反书送给项羽说：“齐欲与赵并灭楚。”项羽因此决心以主力击齐，对西方暂取守势。项羽采取先齐后汉的战略，为刘邦继续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高帝二年（前205）春正月，项羽在城阳（今山东莒县）与田荣进行会战，田荣败走平原，为平原民所杀。项羽另立田假为齐王，进军北海（今山东北部），沿途烧夷城郭、室屋、坑杀田荣降卒，掳掠老弱妇女，引起齐人仇怨和反抗。田荣之弟田横乘机收集齐亡卒数万人，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反攻阳城，与楚对抗。项羽连战不能取胜，因被牵制于齐境。
刘邦乘项羽攻齐之机，由函谷关出陕县，进略中原，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继又派韩王信（战国韩襄王之孙）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击降郑昌，控制了洛阳地区。为扫除继续东进的后顾之忧，刘邦宣布诸将凡以郡率领万人归降者，即封万户；同时，抚慰关外父老；派兵缮治河上要塞；开放秦朝苑囿园地，准许百姓耕种。这些措施对于尔后东进，起了有利作用。三月，刘邦乘项羽进军北海，深入齐境之际，又率军由临晋（今陕西大荔东）东渡黄河，迫使魏王豹投降；又攻下河内（今河南所属黄河以北地区），虏殷王司马印（áng昂），置河内郡。项羽都尉陈平于此时投降刘邦，当日拜为都尉，使典护军。然后刘邦又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接受新城三老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发使遍告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⑩宣称要“悉发关内兵，收三河（河南、河东、河内）土”，与诸侯王同击项羽，为义帝报仇。四月，刘邦乘齐楚胶着于城阳之际，率五诸侯（颜师古云：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兵，凡五十六万人，东向伐楚。军至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彭越率所部三万余人归汉。刘邦拜彭越为魏相国，命他继续率部略定梁地。
项羽闻刘邦东进，仍坚持先破齐而后击汉的战略，他命令诸将继续率主力击齐，自率精兵三万人由鲁（今山东曲阜）南出胡陵（今山东金乡南鱼台），救彭城。未及到达，刘邦已乘隙攻入彭城。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刘邦的头脑，入彭城后，即“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对项羽是否会回师反击毫无戒备。项羽进至萧县（属江苏省），“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被压迫于觳、泗水（两水均在今徐州境内）中，死者十余万人。幸存汉军向南方山地溃退，楚军又追击至灵壁（今安徽宿县西）以东的雎水上，汉军抢渡睢水，又有十余万人被淹死。汉军尸体填满河中，水为之不流。会大风骤起，沙石风扬，刘邦因得率数十骑逃出重围，奔至下邑（今江苏砀山东），途中遇其子孝惠和女儿鲁元公主，同车载行。不料楚军随后追来，刘邦在危急中，为了轻车迅跑，几次推堕二子车下。幸亏身为太仆的夏侯婴下车收载，二子才得脱险。审食其保护刘邦之父太公及其妻吕雉从沛县逃出，寻找刘邦，中途被楚军俘获，留作人质。
刘邦在睢水惨败，主力被歼，齐、赵亦反汉与楚讲和，诸侯又纷纷背汉向楚，如陈余归楚，司马欣、董翳乘机逃奔项羽，形势对刘邦非常不利。刘邦认识到楚军兵强将勇，不可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他向群臣说：“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献计说：“九江王布（英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刘邦同意张良的计划，决定派谒者随何出使九江，往说英布，使其进攻楚军侧背，牵制项羽。另派人去梁地联结彭越。命韩信率一部分兵力，逐次歼灭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随即撤军至荥阳，深沟高垒，扼守险要，企图与项羽进行长期周旋。
汉高帝二年（前205）五月，汉军在正面战场阻止了楚军西进，但由于魏王豹背汉降楚，侧背上出现了危局。为拔掉这根背上芒刺，刘邦曾派郦食其往说魏王豹，未能生效，于是决定以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等共同击魏。
魏王豹得知汉军进攻消息，便以柏直为大将，统率全军，扼守蒲坂，堵塞临晋津（今陕西大荔县境）渡口，准备迎战。蒲坂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黄河东岸，面对陕西省朝邑县，为山西、陕西交通要道。远在战国时期，魏国即在此处筑浦坂关，极其坚固险峻。柏直除在此地部署重兵外，还组织一支别动部队，沿河巡逻；同时驱逐全部民船，不准在河中来往停泊。汉军欲渡河进击，只有攻打蒲坂要塞，别无他途。八月，汉军进入魏境。韩信见蒲坂形势险要，魏军防守严密，如果正面攻坚很难取胜。因此，经过研究以后，决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他设营于蒲坂对面，故意在渡口附近遍插红旗，陈列许多船只，佯作由临晋渡河模样，暗中却调动军队，出其不意地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用木罂（小口木桶）运兵渡河，奔袭魏军后方安邑（今山西运城东）。魏王豹得报大惊，慌忙带领军队回救，结果被汉军杀得大败。九月，汉军又攻占魏国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魏王豹被擒，又投降了汉军。韩信平定魏地，获得了北进的初步胜利。
赵王歇和陈余在楚汉睢水会战后，叛汉降楚，赵王歇仍被封为赵王。赵歇感激陈余，立陈余为代王。因赵国新建，陈余留赵辅助赵歇，委托丞相夏说（读悦）负责治理代国。赵国（在今河北省中部及西南部）和代国（在今河北省西北部）奉项羽命令，监视汉军，成为汉北方的劲敌。此外，北面还有一个脆弱的割据势力——燕。在东方，位居山东的田齐，历经战乱，只图据地自保，已无力进行攻战。针对此一情况，韩信向刘邦提出“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子荥阳”的战略汁划。刘邦批准韩信的作战方案，派他和张耳领兵数万去攻灭代、赵。
闰九月，韩信首先攻下代国，擒代相夏说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西北）。经过灭魏、平代两大战役，韩信收其精兵补充荥阳正面战场，接着越过太行山东进，乘胜击赵。冬十月，汉军发动对赵国的进攻。赵将陈余集中号称二十万的兵力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占据有利地形，立下壁垒，准备与汉军决战。战前，赵国谋士李左车依据双方实际情况认为，韩信、张耳新破代国，乘胜来攻赵国，士气正在旺盛，其锋不可当。但他也看到汉军有致命弱点：汉军不远千里而来，运输困难，军粮必不充足。因此，他向陈余提出：“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自请率兵三万人，绝汉军粮道，使韩信“前不得斗，退不得还”，不出十日，可以战败韩信。陈余平时常自诩所领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他对李左车说：“韩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击，则诸侯谓吾怯而轻耒伐我矣。”他还援引《孙子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的条文，作为拒绝李左车合乎实际建议的根据。韩信侦知陈余不用李左车献计，甚是高兴，乃大胆地指挥大军进至井陉口以西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夜半，选派两千名轻骑兵，每人手持一面红旗，从山间小路迂回到赵军大本营侧隐蔽起来临出发前，韩信告诫军士说：“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你等）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韩信布置完毕，即传令小食，对军吏说：“今日破赵会食！”军吏虽佯应“诺”，但犹未敢深信。韩信乃派兵万人作为先遣部队，先从隘路进至绵蔓水（今河北井陉东）东岸背水立阵，以引起赵军的轻视。赵军望见汉军背水列阵，皆大笑韩信不知用兵之道。
拂晓，韩信建大将旗鼓，率主力鼓行出井陉口，以诱赵军出击。双方激战良久，韩信、张耳佯弃旗鼓，假意败退，进入背水阵。赵军见状，认为汉军已败，遂倾巢而出，争夺汉军旗鼓，追逐韩信、张耳。韩信派出的两千名骑兵乘虚进占赵军壁垒，拔下赵帜，更立汉军旗帜。赵军攻打背水汉军，久战不胜，准备回保营垒，突见壁上汉军旗帜迎风招展，以为赵军将帅被俘，顿时大乱，人人争先逃命。赵将虽然竭力制止，斩杀不少溃逃士兵，但仍无法禁止。汉军内外夹击，赵军腹背受敌，全部崩溃。陈余在泜水（井陉山附近河流，东流入绵蔓水）上被杀，赵王歇和李左车均被俘。韩信取得了井陉战役的完全胜利。
战争结束，汉军将士纷纷呈献斩获的敌军首级和俘虏，互相庆功。有些将领问韩信说：“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然竟以胜，此何术也？”韩信回答说：“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意思是说：汉军新募者多，平素又缺乏训练，战志不够坚强。因此，必须将其安置在无后退之路的“死地”，才能奋勇战斗，死里求生。反之，将其部署在安全地带，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优势的赵军猛扑过来，军卒必然要争先逃走，又如何能拼死对敌呢！背水立阵，就是“置之亡地而后存”这一军事学说的实际应用。诸将听了韩信的解说，无不悦服。
接着，韩信向李左车请教破燕、齐之策。李左车认为，经过灭魏破赵战役，汉军已众劳卒疲，如果继续攻燕，可能顿兵坚城之下，旷日持久。为今之计，莫如案甲休兵，抚镇赵民，摆出进兵燕国的态势，然后派遣一辩士持书去宣扬汉军声威，劝其归降，燕国必然不敢不从。燕国已从，齐国亦必从风而服。此即兵法上所说的“先声后实”的战法。韩信照计实行，遣使使燕，燕国果然从风而靡。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韩信远袭齐国，击溃齐军二十万人，使项羽不能全力应付成皋正面战场，为刘邦实施战略大反攻，最后为消灭项羽创造了条件。
注释
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旧名江陵为南楚，昊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③④《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⑤《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⑥《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⑦⑧《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⑨《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⑩《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汉书》卷四○《张陈王周传）。
《汉书》卷三四《韩彭英卢吴传》。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资治通鉴》卷一○，汉高帝三年。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楚汉成皋之战
成皋之战是楚、汉两军在荥阳（属河南省）、成皋（今荥阳西北）一带相持两年多的一次战争，是楚汉战争中汉军由防守转入进攻的转折性战争。
刘邦在彭城大败后，主力被歼，诸侯又纷纷背汉向楚。刘邦只得收集残败部队，扼守险要，采取持久防御的战略。汉高帝二年（前205）五月，刘邦至荥阳，各地败军皆来会合，不久，萧何亦征调关中老弱及未傅者（即未达服兵役年龄者）送至荥阳。汉军得到补充和休整，士气重新振作起来。此时，楚军已进至荥阳地区，与汉军战于京、索（均在荥阳之南）之间。楚军骑兵众多，给汉军以极大威胁。为了有效地抵御楚军骑兵的攻击，刘邦命令灌婴、李必、骆甲等组织了一支骑兵部队，大破楚骑于荥阳以东，使楚军不能越过荥阳西进。敖仓位于荥阳西北、黄河南岸敖山之上。秦时曾在此筑城储粮，成为闻名天下的谷仓。为保证军粮供应，刘邦命令部下于荥阳、敖仓问修筑甬道（两侧有土墙的运粮道路），直达黄河，派将军周勃坚守敖仓粮库，从而转入了持久防御。
在荥阳防守暂时布置停当以后，考虑到后方的巩固，刘邦六月间又回到关中，指挥汉军引水攻破废丘，章邯自杀，雍地彻底平定，于此置河上（即左冯翊）、渭南（京兆）、中地（右扶风）、北地、陇西五郡。在刘邦回荥阳前，命令萧何以丞相身份侍奉太子盈守关中，镇抚百姓，制定法令，设置县邑，调查户口，转运关中粮食、兵员，支援前线。
为了扭转被动，争取主动，造成反攻的有利形势，刘邦在扼险固守荥阳的同时，派大将韩信去平定背汉降楚的魏王豹，接着又批准韩信北破燕、赵，东攻田齐的作战计划。韩信在井陉（今河北井陉东）背水为阵，大败赵军，慑降燕国，从而解除汉军左翼的威胁。九江王英布为楚军著名勇将，屡立战功，颇受项羽器重，不仅封地广大，而且邻近楚国，成为汉在南方的威胁。刘邦在彭城败退途中，曾谓左右说：“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①可见英布的向背，对汉的关系甚为重大。此时，项羽与英布之间已经有了嫌隙。项羽击齐，英布称病不往，仅派出数千人去应付；汉军攻破彭城，英布又称病不去救援。项羽多次派人责问，英布心怀恐惧，双方猜忌日深，因而给为刘邦策反以可乘之机。
汉高帝三年（前204）十一月，萧何奉刘邦之命前往九江游说英布。随何见到英布，开门见山地向他指出英、项之间的矛盾说：“项王伐齐……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埽（尽发）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乃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垂衣拱手）而观其孰胜。夫讬国于人者，固若是乎？”②萧何的话已经击中英布要害。接着萧何又说明此行目的：“臣非以淮南士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背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指挥所部）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③英布心许叛楚助汉，但又不敢与项羽公开决裂。适值项羽派使者来九江要求英布发兵，随何当机立断，当着楚使者的面宣布：“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④事已泄露，英布骑虎难下，不得不杀死楚使，立即出兵攻楚。至此，汉军解除了来自南面的威胁。项羽得知英布背楚归汉，不得不分兵一部由项声、龙且率领前去进攻九江。双方交战数月，英布兵败，乃与随何由小道归汉。
汉高帝三年（前204）十二月，楚军加紧进攻荥阳，数次侵夺汉军通道，给汉军军粮供应造成困难。刘邦与部属计议破楚之策。郦食其建议立六国之后以分楚之势，事未及行，为张良所谏阻。同年四月，楚军围攻荥阳甚急，刘邦提出“割荥阳以西者为汉”’的缓兵之计，项羽有意和解，为范增所反对，劝项羽急攻荥阳，刘邦非常忧虑。汉谋臣陈平为刘邦划反间之策说：“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行反问，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⑤刘邦于是予陈平黄金数万斤，使广布间谍，宣言楚将钟离昧等功多，但未能得到封地，都想与汉联合，共同消灭项氏，分地称王。项羽果然中计，怀疑其部属，甚至连追随其多年富有谋略的范增亦愤而离去，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楚国领导核心日趋分裂。
五月，荥阳危在旦夕，汉军将领纪信与陈平研究解脱之策、纪信谓刘邦曰：“事急矣！臣请诳楚；上可以间出。”⑥当夜，汉军开荥阳东门，先出两千名装扮成士兵之妇女，楚军误以为汉军，从四面围攻上来。接着，纪信乘王车、黄伞，左树大纛旗，俨然帝王出行仪仗，从城中缓缓而来，随从士兵且行且呼，“食尽，汉王降！”楚军闻刘邦亲自出城请降，皆至城东聚观。刘邦乘混乱之机率领数十名亲信骑兵，从西门遁出，奔往成皋。临行前，刘邦令韩王信与周苛、枞公、魏豹等坚守荥阳。项羽识破真相后，烧杀纪信，同时命令军士，猛攻荥阳。荥阳守将周苛、枞公认为魏王豹反复无常，难与守城，因将魏豹杀死。
刘邦逃入关中，征得一部分兵员后，仍准备夺回荥阳。谋士辕生认为不妥，他向刘邦献计说：“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问且碍休息，使韩信等得辑（安抚）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⑦刘邦从其计，进军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问，与英布合兵，然后向武关进发。果然调动了项羽南下求战。此时项羽后方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来彭越曾在秦末参加农民起义，在反秦战争中立下不少功劳。秦亡后，他还拥有一支万人的队伍，但项羽未予封地，因此彭越怀恨在心。楚汉战争爆发，他归顺了刘邦。彭城之战刘邦失败后，彭越率游军经常在黄河沿岸活动，袭击楚军粮食补给线。及项羽领兵南下，攻打宛、叶，彭越又率部渡过睢水，与楚国大将项声，薛公战于下邳（今江苏邳县），攻杀薛公，直接威胁着楚都彭城。项羽首尾不得兼顾，乃留佟公守成城皋，亲率大军，东攻彭越，刘邦乘机击破佟公，夺回成皋。六月，项羽击败彭越，闻汉军已得成皋，立即挥师西进，一举攻克荥阳城。汉军守将周苛、枞公因拒绝降楚被杀，韩王信被俘虏，楚军包围成皋。刘邦见楚军攻势凌厉，成皋已不能坚守，乃独与夏侯婴共车从北门出逃，向北渡过黄河，至小修武（今河南获嘉县）。成皋又落入楚军之手。
汉军退出成皋后，在巩县（今河南荥阳西）筑起一道防线，以阻止楚军继续西进。此时，韩信、张耳已攻破赵国，主力部队正屯驻在黄河北岸地区休整。刘邦渡河至韩信大营，夺其印符，收回其所指挥的大部军队，用以加强巩县正面战场。随后即令张耳负责防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命他率领部分军队，东进击齐。为了加强敌后行动，八月，刘邦派将军刘贾、卢绾率领步兵两万人，骑兵数百名，从白马津（旧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滑县北）渡河深入楚地，协助彭越，烧楚粮草、物资，以断其补给。彭越得到刘贾、卢绾的支援后，一连攻占原由楚军占领的雎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外黄（今河南杞县东）等十七城，截断了楚军成皋与彭城之间的联系。楚军侧背受到巨大威胁，项羽不得不停止攻势，再次亲击彭越。九月，项羽率军东征，临行前郑重地嘱咐大司马曹咎，要他“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⑧。
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刘邦乘楚军主力东调，远离成皋之际，再次渡河，复攻成皋。曹咎最初还能依照项羽指示，紧闭城门，坚守不战。刘邦见此情景，乃采用“激将法”，派人至楚军阵前叫骂，一连数日，曹咎按捺不住，终于在盛怒之下，领兵出击。楚军在渡汜水（在今河南荥阳县境内，北流入黄河，现已湮没）时，因缺乏周密计划和严密组织，人多船少，互相争渡。汉军采用“半渡而击”的战术，水陆夹攻、矢箭交集，楚军乱成一团，被杀得人仰马翻，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曹咎自知违反项羽军令，失守成皋，难以活命，与另一守将司马欣皆在汜水上自刎毙命。汉军乘胜收复成皋，驻军广武山（在荥阳东北）上，就近取用敖仓粟供应军食，并包围楚将钟离昧于荥阳以东。
项羽东征彭越，连续收复十几座城池。正想彻底消灭彭越，不料传来汜水惨败，曹咎自杀的消息，乃急忙由睢阳率军回救，汉军凭借险要，坚守不战。楚军几次东奔西驰，极为疲惫。项羽无奈，只得在广武驻扎下来。广武本是有名大山，山势险峻，山中断涧，划分为东西两峰。刘邦占据西峰，项羽占据东峰，两军隔涧，形成对峙局面。项羽欲战不能，欲退不得，前后受制，左右为难。数月之后，楚军缺粮，项羽心中十分忧虑。他在无计可施之下，乃命人将他俘获的太公（刘邦之父）置于肉案之上，隔涧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孰料刘邦不为所动，从容对项羽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日‘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⑨项羽大怒，欲杀太公。项伯劝阻说：“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⑩项羽只得作罢。
项羽求战心切，用言语刺激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入耳，愿与汉王挑战（独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予为也。”刘邦识破项羽进退两难的心理，乃巧妙地回答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并在两军阵前揭露项羽犯下的十大罪状，以打击其军心士气。这十大罪状的主要内容为：违约背盟，任意封王；矫杀卿子冠军；擅劫诸侯兵入关；烧秦宫室，掘始皇墓，收取其财，以为私有；诈坑降卒，残暴成性；逐杀义帝，大逆不道；为政不平，立约不信。最后，刘邦进一步轻蔑地挖苦说：“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指项羽），使刑余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听后，气得暴跳如雷，乃伏弩射击刘邦，正中其胸。刘邦机警地抚摸足部说：“虏中指！”刘邦因为创伤严重，卧床不起，为了安定军心，张良强请刘邦起行劳军。刘邦忍着伤痛在军营中巡视了一番，就急忙回到成皋城中，进行调养。
正当楚军汜水惨败，刘邦再次收复成皋之际，韩信远征齐国，也取得重大胜利。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韩信攻破齐历下（今山东历城），进据齐都临淄。齐王率军退至高密，向楚求救。韩信入齐，威胁楚国侧背，项羽乃派大将龙且率领二十万人北上，与齐军会于高密。当时龙且部下有人看出汉军远来求战，孤军深入的弱点，建议龙且“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失陷地区人民）”，共同抗击汉军，汉军无所得食，可以不战而胜。但龙且素轻韩信，存有轻敌之心，且思战胜之后，可以占有齐国之半。乃不听深壁之计，急与汉军决战。十一月，齐楚联军与汉军夹潍水（今山东潍河，在潍县东）列阵对峙。韩信乃于夜间命人置备万余沙袋，用以塞水上游。天明后，引军进击龙且，佯败退走，龙且以为韩信怯战，乃引兵渡水追击。韩信使人决开沙袋放水，河水暴涨，龙且军被截成两段。韩信挥军反击，全歼已渡齐楚军。龙且自杀，潍水东岸楚军皆散走。汉军乘胜消灭残敌，追杀齐王广于城阳（今山东莒县），完全占领了齐地。
刘邦病愈，西入关中，至栎阳（今陕西临潼东），抚慰当地父老，调集关中兵马，返回广武，准备乘机发动攻势，打败项羽。是年春二月，刘邦接受张良、陈平建议，为调动韩信协力灭楚，派张良持印到军中立韩信为齐王；七月，又封黥布为淮南王。八月，韩信率兵自齐南下，准备直捣彭城。成皋汉军经过长时期休整，又得到关中兵力的补充和从燕地调来的轻骑，实力大增。项羽自知少助食尽，心中十分焦急。恰在此时，刘邦先后遣陆贾、侯公面见项羽，要求释放太公和吕雉。项羽乃与刘邦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在河南中牟县，即今之贾鲁河）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项羽归还太公、吕雉，项羽撤兵东归。至此，楚汉进行两年又五个月的成皋之战予以结束，楚汉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注释
①②③④《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
⑤《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
⑥《资治通鉴》卷一○，汉高帝三年。
⑦《汉书》卷一《高帝纪》。
⑧《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⑨⑩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垓下悲歌
鸿沟“中分天下”的和局，使楚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划界后，项羽准备离开广武向东进发，刘邦亦欲西归。张良、陈平向刘邦建议说：“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①汉王采纳其献策。先是韩信破齐，杀龙且，请自立为齐王，刘邦为征调其兵击楚，勉强同意，但未划给封地。汉四年（前203），项羽曾派武涉往说韩信反汉连楚，三分天下王之，韩信不纳。之后齐人蒯通（即蒯彻）知天下权在韩信，义往见韩信曰：“当今两主（指刘邦、项羽）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②韩信犹豫，不肯背汉，遂谢蒯彻。汉五年（前202）冬，刘邦军在固陵（今河南淮阴县西北）追上了楚军，即召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合击楚军。然而韩信、彭越不肯会击，楚反攻，大败汉军。刘邦退入营壁，深堑防守。他对张良说“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③？
张良说“信、越未有分地（未为分划疆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④。于是刘邦乃取自陈（今河南淮阳）以东至海之地封韩信；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之地封给彭越；并派使者通知韩信和彭越“并力击楚”。韩信、彭越得到封地许诺后，乃回报刘邦“请今进兵”⑤。韩信从齐地进兵，刘贾军南渡淮水，围寿春，诱降楚大司马周殷叛楚，举九江兵迎黥布，皆来会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
刘邦和韩、彭大军围垓下数重。这时项羽仅十万人，兵少食尽，士气低落，与汉交战多次未能取胜，入壁自守。为了瓦解楚军斗志，韩信使士兵对楚营高声呼叫：人心都背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项羽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立即率十万大军冲到垓下，未遇韩信，后面却来追兵。项羽一筹莫展，夜深人静，汉军四面皆唱楚歌，勾起思乡之情，不少士兵逃跑，连季布、项伯、钟离昧也悄悄离去。项羽大惊说：“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⑥于是夜起与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诀别。项羽面对着绝望的前途，心乱如麻，不禁泪下，乃慷慨悲歌，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⑦歌罢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⑧歌罢自刎而死，项王与左右皆泣。
于是，项羽决定乘夜突围，他率领八百多名精壮士兵南去。刘邦急派灌婴率五千骑兵追赶。项羽过淮河，仅余百余骑，行至阴陵（今安徽和县北）迷道，问一田父，田父故意指错方向，使项羽军陷人沼泽，被汉军追上。项羽率兵逃到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仅余二十八骑。而汉军追兵数千人。项羽估计无法逃脱，对骑士们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因而也）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即连战连捷），为诸君溃围，斩将，刈（夺也）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⑨说罢，将二十八人分成四队，竟然杀退了汉兵，他又带领剩下的二十六人欲东渡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长江北岸的乌江浦），乌江亭长将船靠岸边，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足以称王）。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⑩。项羽笑答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于是项羽牵过所乘乌骓马，又对乌江亭长说：“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命骑士皆下马步行，手持短兵器与汉军接战。战斗中，项羽亲自杀死汉兵几百人，自己也受伤十余处。项羽回身见汉骑将吕马童，说“若非吾故人乎”？吕马童对汉将王翳说“此项王也”。项羽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我为你做件好事吧）。”说罢自刎而死。这位豪气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年仅31岁。京剧《霸王别姬》就是根据这段史实编演的。
司马迁说：“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表现了这位史学家对项羽的赞叹和惋惜的情怀。
项羽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他失败的历史教训却值得深思。他之所以失败，诚如他自己所云：“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翦伯赞先生解释说：“‘战’也者，即主观的创造，而‘天’也者，则为客观的倾向。项羽的失败，不在他主观创力的不强；而正是由于他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倾向。”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汉五年（前201），诸侯及将相均尊刘邦为帝，是为西汉王朝。
注释
①《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②《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③④⑤⑥⑦《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⑧《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注引《楚汉春秋》。
⑨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翦伯赞：《东汉史》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邦建立西汉
高帝五年（前202）十二月，刘邦击灭项羽，二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附近）①，国号汉，史称“西汉”或前汉。刘邦先定都洛阳，不久迁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东汉之际，海内溃叛，天下大乱，攻战杀伐，将近十年。其问人民前赴矢石、后堕溪谷而死者，不下数百万人。加以兵祸之中，又益之以荒年，“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②。至西汉初，“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③。生产破坏，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④。
面对这种荒凉残破的局面，如何稳定封建秩序，复苏封建经济，已成为摆在西汉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刘邦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其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
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只有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汉高祖采纳了陆贾提出的这一“黄老无为”政治思想，从建立西汉政权开始，即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内容有：
一、组织军士复员，“兵皆罢归家”⑤。军队官兵复员为民，“以有功劳行田宅”，即按本人功劳大小，给予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还规定：“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⑥意谓，原籍东方六国的官兵，愿留在关中者，得免除十二年徭役，回归原籍者，免徭役六年。
二、赐军吏卒以爵位。凡军吏卒无爵或爵位在大夫（第五级爵）以下者，“皆赐爵为大夫”，原位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公大夫（七级）以上者，“皆令食邑”⑦，并优先给予田宅，其地位与新朝的县令、县丞相等。七大夫以下者，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徭赋。
三、招抚流亡。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泽不书名数（不著户籍）的人户，“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⑨。
四、释放奴婢。汉初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奴婢，使汉王朝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更加减少。释放奴婢是增加农业劳动人口，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途径之一。因此，刘邦即位后，即诏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⑨，即恢复他们自由民的身份。
五、“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⑩。
六、重农抑商。汉初继承秦朝“上农除末”的农本思想，对工商业采取抑制的政策，以保证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刘邦诏“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此外，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准入仕，进一步从政治上压制商人，限制商业的发展，防止农业劳动力的流散。
七、鼓励增殖人口。汉高帝七年（前200），刘邦下令，凡“民产子”，可以免除二年徭役。
在政治制度上，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分别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刘邦之后，三公、九卿名称虽时有改变，但一直发挥着国家机器的中枢作用。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郡县两级制度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制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亭。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在军制方面，汉初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两军，以拱卫京师，“南军卫尉主之，掌宫城门内之兵；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在地方，“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拉弓张弩）、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材官（步兵）、楼船（水兵）。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这些地方军队，郡国由郡守和郡尉掌管，王国由国相和中尉掌管。
在法律方面，刘邦入关之初，与秦民“约法三章”，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令萧何在秦六律基础上，制定汉律。萧何芟除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增加部主见知之条文，“益《事律》、《擅兴》、《廒户》三篇，合为九篇”，因称《九章律》。
在赋役方面，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即进行全国人口登记，建立了周密的户籍制度，依据户籍向人民苛赋征役。首先是田租，规定“什五税一”；其次是口赋（人头税），按照年龄分为算赋和口钱，“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凡：七岁至十四岁，不论男女，每口每年缴纳二十钱，敬奉天子，称为口赋。汉朝还规定，成年男子都要为政府服役，“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又日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刘邦及其部属总结所以能够战胜项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刘邦善于用人。汉初辅佐刘邦平定天下的“开国元勋”，除张良外，如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周勃、樊哙、彭越、黥布等，大都出身寒微，刘邦皆能量才任用，使其为效死力。西汉建国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的主要官吏，大部分由其属下充任，地方小吏则由一部分秦朝旧官吏继任。除此而外，在社会上还有不少“贤士大夫”处于闲散地位。为了网罗这批人才，充实各级政府，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刘邦发布诏令，布告天下：“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即是说，贤人才士肯为西汉政府效力者，将分派各种不同官职。对于德才出众者，郡守要亲自登门劝请，派人驾车送至京师，并将其行状年纪，报告至相国府，以备差遣。如果地方官发现贤才隐瞒不报，一经查出，即予免职。刘邦此项措施，对于巩固新建立的西汉政权，起到积极作用。
为了巩固西汉王朝的统一，汉高帝九年（前198），刘邦采纳刘敬（娄敬）献策，将盘踞在东方原六国之后以及豪家大族，迁至关中。娄敬完成和亲任务从匈奴归来后，向刘邦建议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指匈奴），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他认为，关中一带，经过战乱，地旷人稀，北有匈奴，近者距长安只有七百里，轻骑一日夜可至京师。秦时东方六国之后，仍有相当实力。一旦发生变故，将会两面受敌。为策万全，巩固西汉王朝，不如“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于是刘邦乃使刘敬迁豪族大姓十余万口于关中，给予良田美宅。其后，又陆续将诸功臣家、官吏世家、高赀富人和豪杰兼并之家迁至关中。
在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为了战胜项羽，争取反楚力量，曾把一些势力强大的将领分封为王。汉初，被分封的异姓诸侯王计有七个，即楚王韩信（先封齐王）、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此外，还封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三人为列侯。
异姓王占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从汉高帝五年（前202）至高帝十二年（前195），七年之间，刘邦借口他们谋反，先后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吴芮由于其封国僻远，势力最小，暂时保留下来。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了控制诸侯王国，刘邦规定王国的相、太傅、内史、中尉等重要军政官吏均由中央委派，并规定无中央虎符不得发兵。
刘邦在位期间，由于诸侯王均为刘邦子弟，而且大抵年纪较轻，还易控制，其弊端尚未暴露。但随着诸侯王的成长，地方势力日益坐大，“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王国得以自征租赋，自筹货币，自行纪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至文帝、景帝之时，终于爆发了中央与王国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秦建筑注释
①《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②《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③《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④《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⑤⑥⑦⑧⑨《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⑩《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史记》卷三○《平准书》。
《文献通考》卷一五○，《兵考》二○。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注引《汉官仪》。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通典》卷一六三《刑一》。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汉书》卷一《高帝纪》四年如淳注引《汉仪注》。
《汉书》卷一《高帝纪》二年如淳注引《汉仪注》。
《汉书》卷一《高帝纪》。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汉匈和亲
匈奴是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其人以游牧为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但在某些地点也建有一些军用壁垒、城堡，并有少量的农业生产。匈奴人好征战，手持长器弓矢，短器刀铤（音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之”①。匈奴人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趋）利”②。
秦初，匈奴分布在阴山南北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将蒙恬打败了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重置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连接秦、赵、燕旧日长城并重加修筑，以防匈奴南侵。秦二世元年（前209），匈奴头曼单于收复河南地，至其子冒顿（音墨毒）单于乘楚汉战争之际，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西破月氏，北征丁令、坚昆等地（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并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南部），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③。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云中郡相对；左部居东方；右部居西方，由左右屠耆王（贤王）分领。他们经常侵扰西汉的北边地区。
为了防御匈奴进攻，汉高祖刘邦把韩王信封于代北。汉高帝六年（前201），匈奴大举进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又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于平城之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并讨伐韩王信，时值“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阳败走诱汉兵”④。汉军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在自登山被冒顿骑兵围困七天七夜，和主力部队完全断绝联系。最后刘邦用陈平秘计，派人重赂冒顿阏氏（音焉支，匈奴单于之妻，犹汉言皇后），始得脱险，至平城，汉大军到，匈奴解围去，汉亦罢兵归。
白登战后，冒顿单于仍不断进北部边境，代王喜吓得弃掉封国逃回长安。高帝数苦北边，谋对策，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陛下诚能以逋（同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逋女送厚…”·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⑤由于汉初战争破坏，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刘邦接受了刘敬的建议。汉高祖九年（前t98），刘邦取家人子（宫人）为长公主嫁与匈奴单于，每年送去大量的絮、缯、酒、食物，并开关市进行交易，与匈奴约为兄弟，以缓和匈奴的侵扰。
刘邦以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基本形势没有大的变化，西汉政府继续执行刘邦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据历史记载，惠帝三年（前192）、文帝六年（前174）、文帝后元二年（前162）、景帝元年（前156）、景帝二年（前155）、景帝五年（前152），汉朝皇帝都曾经送宗女嫁给匈奴单于，或重申坚持与匈奴实行“和亲”。汉政府馈赠单于的礼物也逐年增多。如汉文帝六年与匈奴“和亲”时，一次就赠送单于锦绣衣袍、黄金装饰的带子、黄金带钩、汉族人用的篦梳、还有几十匹刺绣、织锦等大量贵重物品。汉初七八十年间的“和亲”政策，带来了相对和平局面，有利于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西汉政府与匈奴同意在边界地区“通关市”，允许两地间的贸易交换。于是，匈奴人带着驴、马、羊、驼、兽皮等物产在“关市”与汉族商人交换缯、帛、酒和粮食。“关市”贸易，一时相当繁盛。
但是这种“和亲”政策，说到底是带有贡纳性质的政治联姻。西汉统治者当时实行这一政策，也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和亲”并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掠夺。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七十多年间，匈奴贵族一有机会，仍然不断地攻掠汉朝边郡。每次进攻都要“杀掠人民”，抢劫牲畜。特别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和辽东（今辽宁省南部）两郡受害最深，每年都有一万多人被匈奴贵族杀害或掠去为奴。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些防备工作。公家养马，多至三十万匹，为建设强大骑兵创造了条件。到了汉武帝时，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又无内顾之忧，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建立起来，便放弃对匈奴单方面退让的和亲政策，向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从此，西汉与匈奴“绝和亲”八十多年。
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的纷争混战，最后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决心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到汉宣帝时，匈奴在汉军连续打击下，已日趋衰落，因而被匈奴征服、奴役的丁零等部族，纷纷脱离匈奴控制，并配合汉军进攻匈奴，匈奴再也无力向汉朝发动进攻。而西汉王朝也由于长期战争，使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汉政府与匈奴间的战争渐渐平息，又重新恢复了两族间的“和亲”。不过，这已是汉朝略占优势的形势下，双方走向妥协的产物，与汉初的和亲，虽然都是政治联姻，情况已不相同。宣帝甘露三年（前51）和宣帝黄龙元年（前49），呼韩邪单于两次到长安觐见汉帝。汉宣帝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的礼遇位置，超过汉朝各诸侯王之上，同时还赠送“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毂、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⑥，表示对呼韩邪政权的支持和友好。呼韩邪单于也向汉宣帝表示，愿意留居漠南，协助汉政府保护边境域塞。双方建立了和平相处，互相支持的关系。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出兵杀死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实现了重新统一整个匈奴的愿望。汉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前33），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长安朝见汉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或作嫱、樯）字昭君赐单子”⑦。王昭君容貌丰美，仪态大方，通情识理，深得呼韩邪单于的倾心敬爱，特加称号“宁胡阏氏”（希望通过这次和亲，建立永远和好安宁关系之意），汉元帝也很高兴，下诏“改元为竟宁”⑧（表示取得了永远和平相处的局面），恢复了旧日的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战争。“昭君出塞”后，一直生活在匈奴游牧地区到死，在她影响下，她的子女及周围人都努力维护汉匈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和亲后的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百姓）亡干戈之役”⑨的和平景象。近年来在包头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和洽的有力证明。
注释
①《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②③《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④《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⑤《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⑥《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⑦《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⑧《汉书》卷九《元帝纪》。
⑨《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诸吕之乱
向帝十二年（前195）四月，刘邦病死，五月，太子刘盈年十七岁，即位，是为惠帝。惠帝即位之初还亲理朝政，但其为人仁弱，虽继承大统，而一切国家大政，皆操诸吕后之手。吕后，名雉，小字娥妁（xú许）。刘邦微时，吕后尝居田中耨。刘邦亡命芒砀山时，吕后常往相从。彭城之役，吕后与太公同为项羽所俘。后楚汉议和，始得释归。刘邦即天子位，吕后遂为皇后。吕后性情刚毅，多疑好杀，曾协助刘邦诛杀韩信、彭越等大臣。高帝十年（前197），定陶戚姬有宠于刘邦，生赵王如意。吕后年长失宠，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立如意，后得大臣力争，始得不废，吕后因此对戚姬及赵王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刘邦死，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第一件事即命人幽禁戚夫人于永巷（别宫名，有长巷，故名），髡钳（剃发，以铁束颈），衣赭衣（罪衣），令其舂米。戚夫人边舂边叹息说：“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常与死（死罪）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①吕后闻知大怒说：“乃欲倚汝子邪？”乃召赵王如意入京，乘惠帝晨出射猎之机，使人鸩杀之。又“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燀耳（以药熏耳使聋），饮痦（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②。吕雉阴鸷残忍竟至于此！
吕后意识到，惠帝接受的是一个外重内轻的天下。一方面，刘氏诸王，非其伯叔，即其兄弟，刘盈仁弱，非其对手。另一方面，功臣宿将陈平、灌婴、周勃、樊哙等皆手握重兵，造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吕后具有极大政治野心，刘邦一死，她就同其亲信审食其密谋尽诛诸将，然后发丧。吕后对审食其说：“诸将故与帝（指刘邦）为编户（列次名籍）民，北面为臣，心常快陕（不快之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族诛功臣），天下不安。”③有人将此消息告之郦商，郦商往见审食其说：“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④现诸宿将皆领重兵在外，“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⑤。届时“大臣内叛，诸侯外反”⑥，国家危亡可翘首而待。吕后估计实力不足，乃迫不得已暂时中止诛杀诸将的阴谋。但在惠帝君国期间，吕后无日不在计划巩固中央与削弱诸王及元老宿将的方策，只是因为准备尚未完成，并未采取攻势而已。
惠帝七年（前188）八月，惠帝死，无子，吕后乃取惠帝宫人幼子，谓为惠帝子，杀其母而立为帝，吕后临朝称制。高后元年（前187）冬，吕后议欲立诸吕为王，征询右丞相王陵意见，王陵回答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⑦吕后不悦，又问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陈平、周勃回答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⑧吕后喜。罢朝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不应违背刘邦誓言在吕后面前“阿意背约”。陈平、周勃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⑨十一月，吕后拜王陵为少帝太傅，用明升暗降之术，夺去王陵相权。遂以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以其亲信审食其为左丞相，令监宫中，如郎中令，公卿奏事皆通过审食其作出裁决。然后又布置党羽，培养亲信，乃大封吕氏，立兄子吕台、吕产、吕禄及吕通（吕台之子）四人为王，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追尊其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同时还封其所爱后宫美人之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常山王，山（《汉书·高后纪》作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⑩。在一切布置停当之后，乃开始向诸侯王进攻。高后七年（前181），吕后先后杀赵王友、共王恢及燕王建子，而以吕氏代之。
吕后称制凡八年。当病笃时，为了实现其生前未能完成之计划，又作了一番最后安排：任命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并郑重地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为防范拥刘大臣夺取中央政权，吕后叮嘱吕产、吕禄要“据兵卫宫，慎毋送丧”，言罢死去。
吕禄、吕产专兵秉政，自知违背高帝誓约，恐为大臣及诸侯王所杀，因图谋作乱。其时，刘悼惠王子朱虚侯刘章在长安，其妻为吕禄之女，因得知吕氏阴谋。刘章恐事发牵连自身，乃秘密派心腹告知其兄齐哀王，欲使其发兵西向，刘章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为内应，诛杀诸吕而立齐王。齐王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可是齐相召平反对，竟发卒围王宫。魏勃诓召平说：“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召平信以为真，魏勃既掌握兵权，遂指挥部队包围了相府，召平被迫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征发国中全部人马，诛讨诸吕。同时，齐王又使祝午东向欺骗琅邪王（刘泽）说：“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琅邪王相信祝午之言，乃西行见齐王。齐王因而扣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征发琅邪国全部兵马，与其本部人马合兵一处，统领西进。琅邪王向齐王建议说：“大王高皇帝嫡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同意，乃备车送琅邪王。齐王遂率兵马西攻济南（吕氏封地），并致各诸侯王书，列举诸吕罪行说：“诸吕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吕产、吕禄闻齐王兴兵，乃遣大将军灌婴领兵迎击。灌婴进至荥阳，乃与部下计议说：“诸吕拥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驻兵荥阳，派使者通知齐王，欲与连合，等待吕氏有所举动，即共同发兵诛讨。齐王得报，乃还兵西界待时进讨。
太尉周勃因诸吕擅权，不得掌管军队，乃与丞相陈平商议：曲周侯郦商老病在家，其予郦寄与吕禄友善，可令人劫持郦商，然后令其子郦寄去至吕禄住所，劝其之国守藩（吕禄封赵王），“归还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吕产），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准备接受郦寄建议，欲归还将印，同时将此事告知吕产及诸吕老人，诸吕意见不一，吕禄同郦寄一起出外游猎，中途路过其姑吕媭住所，将上述决定告知吕委，吕媭听后大怒说：“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于是尽将其所藏珠玉宝器投掷堂下，说：“毋为他人守也”。
是年九月，平阳侯曹窋（zhuó茁，曹参之子）代行御史大夫事，前往面见相国吕产议事。适值郎中令贾寿使齐归来，尽告灌婴与齐楚联合欲诛诸吕情状，因责怪吕产说：“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乃催促吕产迅速入宫。曹窗听后，将贾寿与吕产谈话驰告陈平和周勃。周勃欲接管北军，但无天子符节，不得人。时襄平侯纪通为符节令，乃使周勃诈称天子之命进入北军。周勃又派郦寄和地客（九卿之一，掌宾客朝觐之事）刘揭劝说吕禄“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郦寄为好友，不会欺骗自己，遂解下印绶付与典客，而以兵权交给太尉周勃。周勃进入军门后，向全军发布命令说：“为吕氏右袒（脱衣袖而露肉也），为刘氏左袒。”军中将吏皆左袒，表示拥护刘氏。周勃因得掌管北军，成为北军的真正统帅。当时南军尚在吕产手中。丞相陈平乃召朱虚侯刘章协助周勃。周勃命令刘章监守军门，令曹窋通知卫尉，不许吕产进入殿门。吕产此时还不知吕禄已离开北军，欲率兵进入未央宫作乱，为卫殿武士所阻，徘徊不得入。曹窗将此情况急告周勃，周勃尚恐不胜诸吕，未敢宣布下令讨伐。便急遣朱虚侯刘章立即入宫保卫少帝。刘章率兵千人，进入未央宫掖门（旁门），望见吕产在廷中徘徊。等到申时（下午三至五时），挥兵向吕产进攻，吕产退走，值天空大风骤起，吕产部下慌乱，无心战斗，刘章追杀吕产于郎中府吏厕中。
刘章已杀吕产，少帝命谒者（郎中令属官，掌宾赞受事）持节慰劳刘章。刘章欲夺节信，谒者不肯，刘章乃与谒者同乘一车，因节信驰入长乐宫，斩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回到北军，向太尉周勃报告。周勃拜贺刘章说：“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头尽捕诸吕男女，不论老少全部诛杀。吕禄被捕斩，吕媭被笞杀。然后周勃又派刘章将诛杀诸。吕满门事告知齐王，令其罢兵回藩。灌婴亦从荥阳撤兵回朝。诸吕之乱至此彻底平定。
注释
①《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
②《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③《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④⑤⑥《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⑦⑧⑨⑩《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
《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
《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汉书》卷三《高后纪》。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文景之治
出于秦朝统治的残暴和秦末连年战争，西汉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史载当时“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①。汉高祖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政治。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②。到了文帝、景帝时（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刘恒，刘邦中子，高帝十年（前196）立为代王。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平定诸吕叛乱后，为了恢复政治局面的稳定，宗室大臣们经过反复慎重谋议，决心迎立“仁孝宽厚”的代王为帝，是为汉文帝，“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③，可谓是众望所归，刘恒在位凡二十三年。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公元前157年即位，是为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汉文帝即位后，结束了诸吕篡权所造成的混乱状态，在高、惠着力恢复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措施。
一、减免田租算赋。秦时，收大半之赋，文帝实行“减省租赋”④。文帝前二年（前178）和前十二年曾两次实行减收“今年田租之半”，即由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从文帝十三年以后直到他死前的十一年间，又下诏完全免收田租。景帝元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明文规定田租为三十税一，以后相沿不变。文帝时，算赋（人头税）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
二、减轻徭役。文帝二年下诏“务省繇（同徭）费以便民”⑤，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改为“三年而一事”⑥。同年诏令列侯之国，因“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可减轻关东漕送京师之苦。又可减少地方徭役、卫卒。景帝二年（前155），又将秦时十七岁傅籍为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是武、昭时事）。
三、提倡节俭。史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⑧。“损食膳，不听乐”，⑨，欲建一座露台，召来工匠估算，需用黄金一百斤。文帝认为“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⑩！遂取消营建计划。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平时身着黑色厚缯，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四、重农抑商，人粟拜爵。文帝对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曾经多次发布诏令劝农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具体办法是“驱民地着”，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严格户籍制度，不许迁徙。同时实行贵粟政策来打击商人、高利贷者对农业经济的破坏。他接受政治家晁错“贵粟”的主张。为了提高谷价，不使谷贱伤农，晁错向文帝提出“人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用粮食换取国家的爵位。晁错认为，这一办法实行后，边境和郡县的积粟（粮食储存）都可以得到充足保证，这样就有条件免除天下田租。人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可以暂时得到改善。
五、平狱缓刑。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沿袭秦律的严刑苛法。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人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元年下诏废除。又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联接），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妾愿没人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怜悲其意，下令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时又减轻笞刑。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但责大指，不求细苛，因此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及“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同悦）喜”，“犯者寡”之说。
大猩猩六、改革吏治，任用贤良。文帝主张用廉者、长者为吏，从中央到地方，从大臣到一般官吏，多用长者廉者为吏。文帝时大胆起用有胆识、有能力的新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张释之、周亚夫的任用。张释之，初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后因论述“秦失汉兴”显出其政治见解；面折廷争，执法不阿显出其政治品德而受到文帝赏识，被提升至廷尉，成为“天下名臣”。而周亚夫，原为河内守，为防备匈奴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文帝劳军时，见其治军严明，赞叹为“真将军”，临终还对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不出文帝所料，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即由亚夫平定。文帝还广泛吸收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参与管理政事，他即位第二年，即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以后又诏举贤良文学士，并亲览对策。他还防止宠臣弄权和外戚掌权。他任用贤良这就改变了一代吏风，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繁殖如此迅速，而粮价亦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国家已较富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帝、景帝在治理封建国家中是有业绩的。封建史家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司马迁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班固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楚罔疏阔”。司马光说“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其实质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一种调节政策，是地主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农民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农民进行生产的要求，因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注释
①《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②《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③《汉书》卷四《文帝纪》。
④《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⑤《汉书》卷四《文帝纪》。
⑥《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
⑦⑧⑨《汉书》卷四《文帝纪》。
⑩《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汉书》卷四《文帝纪》赞。
《汉书》卷四《文帝纪》。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汉书》卷五○《张释之传》。
《汉书》卷四○《周亚夫传》。
《汉书》卷四《文帝纪》。
《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太平御览》卷三五引桓谭《新论》
《史记》卷三○《平准书》。
《史记》卷二五《律书》。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资治通鉴》汉文帝后七年。
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究其性质，则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斗争。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被迫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异姓诸王据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统一的隐患。为巩固汉朝的统治，刘邦采取果断措施，逐一铲除异姓诸王，他先后消灭了韩信等六个诸侯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于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以“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①。诸侯王国封域范围十分广大，辖地共达三十九郡，约当于战国后期的关东六国故地，其中“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②。而当时中央直辖领地则“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③。中央辖郡范围，约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东、南、北三面，均为诸侯王国封域，形成“诸侯比境，周匝三垂”之势，依旧是树弱枝强的局面。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诸侯王必须用“汉法”，不得擅为法令；没有皇帝的虎符、诏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不经皇帝准许，诸侯王不得擅自赐爵、赦死罪。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原为巩固中央，欲以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支柱。但分封早已成为一种落后的政治制度，结果适得其反。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懦弱不喜权术，大权操纵在他母亲吕后手中。吕后一面打击、铲除刘氏诸侯王，一面分封诸吕及亲吕势力为王。至吕后八年（前180）吕后死前，诸侯王国一变而为十四国，原刘姓王国仅存齐、楚、代、淮南、吴五国，其他九国，除吴氏长沙国外，均为吕氏集团所据有。吕氏死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兀老大臣用计夺得兵权，与朱虚侯刘章（齐王襄之弟）共诛吕氏一族。诸吕势力被消灭后，陈平、周勃密迎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是为文帝。刘恒为高祖刘邦中子，惠帝之异母弟，即位之年，才二十四岁。文帝即位之初，诸吕虽诛，但他以藩王人承帝统，威信未立，羽翼未丰，而刘氏诸王则已屡代藩封，基础已固，他们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④的广大国土，自置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又以新诛诸吕，气焰万丈。但文帝为人谨慎而有谋略，他即位后，对诸王采取优容政策：如吴王濞称病不朝而仍赐以几杖，淮南王长骄蹇，击杀审食其而仍赦其无罪。可见当时中央政权之衰微，而诸侯王则愈益骄纵。他们擅改法令，自置官属，各据一方，目无天子。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⑤。他占有五十余城，并宣布吴国“百姓无赋”，引诱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投到吴国，以增加王国的劳动力。文帝同父异母弟淮南王刘长也采取同一办法，招引许多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和逃亡罪犯，“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⑥。甚至“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儗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⑦，成为独立王国。
诸侯王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对朝廷态度也异常傲慢，甚至乘隙举兵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间为帝的谋划，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出击匈奴之际，发兵叛乱，进攻荥阳，事败自杀。文帝六年（前174），最为骄恣的淮南王刘长遣人与棘蒲侯太子柴奇密谋在谷口（今西安市北）举兵反叛，失败后，被废徙蜀，死于道中。其他诸侯王也积聚力量，相机而动。
当西汉政权受到同姓王势力严重威胁时，朝廷中出现一些力主加强皇权的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前201—前168），河南洛阳人，二十余岁即被文帝擢为太中大夫。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政治见解，曾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提出深刻的建议。他的建议和主张大都包括在上给文帝的《陈政事疏》（即《治安策》）中。他在疏中尽情极致地向皇帝指出诸侯王的专横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刘长），亲兄之子西向而击（指济北王兴居欲西袭荥阳），今吴又见告（被人告发）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最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⑧因此，贾谊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他认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诸侯王势力的存在。他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疸（肿），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⑨指出这种本末倒置、尾大不掉的情形，是最可痛心的事，必须立即扭转，否则必成痼疾，难以为治。他向文帝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最后达到“辐辏并进归命天子。⑩文帝十二年（前168），贾谊因怀才不遇而死，但他的《治安策》毕竟使文帝受到影响。文帝十六年（前164），分齐国之地为七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方案之实现。
继贾谊之后，与贾谊持相同见解的有晁错。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少时学法令，义从伏生受《尚书》，为文帝太子舍人。他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即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其时诸侯王愈益骄横，渐至目无法纪，晁错建“削藩之策”。他明确指出：诸侯王势力日益强大，“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前154），用晁错之策，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景帝的削藩，引起诸侯王的震恐。当“汉廷臣方议削吴”时，“吴王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故举事”⑩。吴王濞先后与楚王戊、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赵王遂等串通，于公元前154年正月同时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实际起兵的只有七国，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在七王中，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为了诛“贼臣”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刘濞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三年（前195）。前一年，异姓王英布因谋反，为高祖击杀于吴越，时刘濞年仅二十，曾以骑将从征。刘邦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士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吴国的鄣郡（辖今江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从事铸钱、煮《盐，收其利以足国用。吴国由于经济富饶，境内不征赋税，不愿亲服徭役的更卒，可以出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王国按照“平价”付给受雇者佣值，因而得到百姓的支持。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吴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七国之乱，吴为谋主，与它的经济优势有很大关系。再有，文帝时，吴国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为汉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吴王刘濞的怨恨，自此二十多年称病不朝。文帝初立，只得赐几杖以示优容，此后刘濞愈益骄横，失藩臣礼，以致举兵叛乱。
如何对待吴楚叛乱，西汉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晁错力主以武力平叛。建议景帝亲自领兵出征，并积极筹划军备供应。曾经接受吴王刘濞财货的吴相爱盎则坚决反对，他阴谋离间晁错与景帝的关系，说诸王无非因晁错主张削藩而反，“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在爱盎的蛊惑下，景帝被迫错杀了晁错。但七国志在推翻汉中央政府，谋取最高领导权，是以晁错虽诛，而七国之兵不解。景帝至此开始醒悟，决定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将军东击吴楚；另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并以窦婴为大将军屯于荥阳，监督进攻齐、赵的军队。
七国反后，吴楚合兵西进，梁首当其冲，成为叛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梁能否抵挡住吴楚的进攻，关系着战争的全局。指挥主要战场作战的周亚夫，是一个熟习韬略的将军。他过去屯军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防备匈奴时，曾因治军严谨，受到文帝的称赞。文帝临终时嘱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所以当七国举兵反叛时，景帝命他担负进击吴楚联军的重任。周亚夫受命太尉，出发前曾向景帝报告作战方案说：“楚兵剽轻（剽悍轻捷），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拖住它），绝其粮道，乃可制。”周亚夫很明白，此计施行，必然会结怨于梁王（景帝之弟），故先请示景帝。经景帝批准，亚夫即大胆地按计划实行。
周亚夫率军从长安出发，准备会师洛阳。当行经霸上（在长安东）时，赵涉拦马向亚夫建策说：“吴王素富，怀辑（集）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问人于觳（山）渑（池）隘狭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迂回）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洛阳有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于是周亚夫立即改变行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并派兵抢先占领了荥阳要地，据有武库和敖仓之粟。由于第一步计划的顺利实施，周亚夫高兴地说：“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周亚夫到洛阳后，为了保障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立即派兵清除了觳、渑问的吴楚伏兵。军到淮阳，又向绛侯（周勃）故客邓都尉问 计。邓都尉建议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兵东北壁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以梁委吴，吴必尽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泅水入淮之口，又名清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臭必矣。”由于邓都尉的意见与周亚夫的作战计划不谋而合，更加坚定了周夫亚实施原订方案的决心。
吴楚方面，吴王出兵之前，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兵屯聚（集中一路）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阻说：“王以反为名，此兵（兵权）难以借入，入亦反王，奈何。”刘濞因而未采纳田禄伯奇正并用之策。
吴国青年将领桓将军向刘濞建议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蚕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攻打）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以此问吴老将，老将皆认为，年轻人只能冲锋陷阵，安知大计。于是吴王又拒绝采纳桓将军避短用长、速据中原战略要地的建议。
汉景帝前三年（前154）正月，吴王濞亲率十二万大军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他一方面派周丘乘夜袭占下邳（今江苏邳县）向北略取城邑；一面发书遍告诸侯：声称起兵的在于诛杀晁错，以清君侧，并宣扬吴国声威，说吴国地方三千里，拥有精兵五十万，还有南越兵三十万人听从调遣。刘濞部署进军路线：长沙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南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东越人诱杀吴王濞，献其首级于汉。楚王戊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吴楚两军首先败亡，七国之乱基本平定。
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之际，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赵等王国亦同时举兵西向。由于齐王将闾临时背约，据城自守，胶西等王国军乃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能下，从而为汉军从容集中兵力提供了时间。当栾布率军到达齐地时，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军队，在兵疲意沮的情况下，全被击破。
胶西王自杀，其余各王均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临淄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当他听说栾布将移兵伐齐时，畏罪自杀。赵王刘遂。
在河北暗结匈奴，并集结兵力于西境，欲待吴楚军破梁以后，并力西攻长安。但当郦寄军向他进攻时，赵军立即退保邯郸，负隅固守，汉军久攻邯郸不下。匈奴闻吴楚兵败，不肯发兵助赵。栾布在击灭胶西等四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赵王于城破后自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至此全部结束。
七国之乱既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景帝中五年（前145），下令改革诸侯王国官制，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以削弱王国的分权势力。同时在经济上，取消“高祖时诸侯皆赋”的特权，改为“诸侯独得食租税”，使其不再具有与中央相对抗的物质条件。从此以后，地方割据的局面，遂告结束，中央集权日益高涨，西汉的政权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①②《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③《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④⑤《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
⑥⑦《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⑧⑨⑩《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齐分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
淮南分为淮南、衡山、庐江三国。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
《汉书）卷四九《爰盎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资治通鉴》卷一六，汉景帝前三年。
《史记》卷一。六《昊王濞列传》。
《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
《续汉书·百官志》。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
武帝之治绩
公元前141年，景帝死，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明年，称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有年号，始于此。从此以后，西汉的政治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他统治的五十多年间，形成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适应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
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建元元年（前140），“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十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①。其后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②。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③。自是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予以确立下来。元光五年（前130），又下令“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岁遣诣京师，以备选用。但察举制开始颁行时，有些郡国执行不力，因此元朔元年（前128）又严令各郡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④。用以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武帝时期，号称文学之士的董仲舒、公孙弘、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倪宽、终军等，皆由考选推荐或上书言事而获得官职。《汉书·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义学之士前后数百。”《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街鬻者以千数。”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以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一次，能通一经以上者，即可补文学掌故，成绩优良者可任郎官。元狩六年（前117），又诏“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⑤。汉武帝通过察举，征召和“公车上书”等途径，选拔了大量人材，为西汉封建王朝统治服务，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⑥的局面。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继续奉行景帝时期的“削藩”政策。武帝之世，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⑦，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即允许“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⑧。是年春正月，首先批准梁王、城阳王以封邑分给诸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之”⑨。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人，其中大部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所封。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⑩。王国领地日益缩小，势力大大削弱。元狩元年（前122）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被杀，党羽死者数万人。武帝于是“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在诸侯王国任官者称为左官，不得入朝任职，以示歧视。“附益法”严禁封国官吏阿媚王侯，结党营私。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借口诸侯王和列侯所献“酎金”（酎音酬，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祭祀宗庙，诸侯王和列侯都要献酎金助祭）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削夺列侯爵位凡一百零六人。丞相赵周坐知而不举，下狱，自杀。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仍存在，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一方的局面。
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汉武帝还采取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强宗豪族。他们依仗权势，武断乡曲，欺凌百姓，兼并土地，独霸一方，对封建制度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对于这些豪强，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关中的办法，使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不诛而害除”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以虚诬助法，言不公平也）”。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族灭），小者乃死，家尽没人偿赃”。而是对“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酷吏的活动，对于加强皇权，抑制豪强放恣起了显著作用。但是有些酷吏本身即是豪强，他们在诛锄豪强的同时，也必然使百姓受到祸殃。《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以致“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即是最好的说明。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专制主义皇权，还采取了削弱丞相权力的措施。汉初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刘邦以功臣为丞相，丞相权重位隆。景帝时，高祖功臣死亡殆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有所削弱。但至武帝时，皇帝与丞相在权力上仍存在矛盾。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起自“布衣”，少时家贫，曾牧豕海上，在朝无所援接，凡事唯唯诺诺，顺旨行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从此，丞相居职“充位”而已。武帝还从贤良文学及上书言事者中，提拔一批人才，在其本职之外，另加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官衔，使其出人禁省，随侍左右，参与大计。他们与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产和交换，而且为企图进行割据的图谋不轨创造了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至景帝时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颁布禁止郡国铸钱之令，专令中央所设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亦称三官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他还责成各郡国将以前所铸旧币全部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由于五铢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盗铸无利可图，因而成为当时的标准货币，得到长期的流通。
冶铁煮盐事业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元狩中，任用大冶铁家孔仅、大盐商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建立先人为筅盐铁和均输，平准制度。筅盐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府收购发售。筅铁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冶采铸造，发售铁器。“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dì弟，钳也）左趾，没人其器物”。至于“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当时所设的盐官遍及二十八郡国，计有三十余处；铁官遍及四十郡国，计有四十余处。盐铁官统属中央大农管理。诸侯王国以前自置之盐铁官，则由大农所设盐铁官代替。
汉武帝在推行盐铁官营的同时，又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即调剂运输之意。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郡国置均输官，归大司农领导，专门负责管理、调度，征发郡国的各种货物，并负责向京师运送。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的弊端。同时，在京师置平准官，接受各地均输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调剂市场的有无，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的结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都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作坊主凡四千抽一算。另外，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外，有轺车（一马车也）者一乘算；商贾人一乘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人缗钱”；贾人有市籍及其家属，皆不得“名田”（占有土地），以便于农民耕种。有敢违犯禁令者，没收其土地和财货。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与政府相对抗。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告缗令”，鼓励人民告发那些呈报财产不实者，并规定告发者可以分取违法商人财产的半数。武帝以杨可主持其事，命杜周处理案件，一时之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万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工商业主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上林苑的府库重新充盈起来，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注释
①《汉书·武帝纪》。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汉书·武帝纪》。
④⑤《汉书》卷六《武帝纪》。
⑥《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⑦⑧《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上。
⑨《汉书》卷六《武帝纪》。
⑩《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
《汉书》卷九○《酷吏传》。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陈直《汉书新证）（修订本）。旧说认为三官中有均输令，无技巧令。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盐铁论·本议篇》。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汉书）卷六《武帝纪》。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史记》卷三○《平准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与之相应的是在政治思想上实行了尊崇儒术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
汉初在政治思想上以黄老的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渐趋巩固。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四万户”①。在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文帝时，政论家贾谊根据当时匈奴对汉嫂侮侵掠，诸侯王势力凌驾朝廷，封地超过古制等问题，上疏陈政事，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主张。景帝即位，擢晁错为御史大夫，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法令多所更定，主张募兵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攻掠；又上削藩策，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巩固中央政权。在文化典籍上，其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②。而儒家学说更是卓然复兴，出现各种不同学派。《汉书·儒林传序》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此种形势，为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则是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大师。他少治《春秋》，潜心钻研孔子学说，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之初，曾接连三次诏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问题。董仲舒三次上书应对，即所谓“天人三策”，受到武帝的称赞。
先后出任江都王和胶西王国相，正身率下，教令国中。晚年退居在家，以修学著书为事，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一书。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③他所说的“大一统”，即诸侯皆系统于天子，不得自专。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在哲学理论上，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认为人们所具有的一切，都是从天而来，此之谓“人副天数”，即“天人合一”。他还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天意的表现。“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④。“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⑤。人民服从皇帝，即是服从天道，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也企图对皇权略加限制。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教，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⑦，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⑧。“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⑨。从此观点出发，他反对重大变革，主张一切要“法古”，要“以古准今”⑩。但是他认为，朝代更换，也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秦朝是乱世，是“朽木粪墙”，无可修治，汉继大乱之后，必须改弦更张，效法天道，才能“善治”，此之谓“更化”。因此他反对“汉承秦制”而专靠法治的做法。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以德为主，以刑辅德。由此他提出“明教化”、“正法度”，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等措施。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皇权的巩固。
董仲舒还吸收先秦法家韩非的思想，提出了“三纲”理论，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附会于天意，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准则。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曾经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他的学说，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融合道家、法家和阴阳家中的封建专制理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从而为封建统治者加强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政治上加强集权，反映到学术思想上则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有鉴于此，在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对策的第策中，正式向汉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嘉纳其言，于同年采纳丞相卫绾之奏，皆罢“治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二年（前139）冬，卫绾病免，武帝以窦婴为丞相，田蚧为太尉。窦婴、田蚧皆好儒术，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太皇窦太后（武帝祖母）素好黄老之术，非薄《五经》。御史大夫赵绾奏请武帝毋向窦太后奏事，郎中令王臧建言立明堂辟雍。太后大怒，借故下狱，二人皆自杀，罢去丞相窦婴、太尉田蚧职务。儒家势力暂时受到打击。五年（前136）春，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被立于学官。六年（前135），窦太后死，武帝起用“隆推儒术”的田蚧为丞相。田虫蚧“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得以真正实现。从此以后，官吏来源主要出自儒生，如“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儒家学说得到蓬勃发展，取得支配地位，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
注释
①《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②《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③《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④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篇》。
⑤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⑥⑦⑧⑨⑩《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汉书·董仲舒传》。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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