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六日上午，他们从南京飞抵上海时，受到汪精卫和他的常委们，以及驻沪日军的高级将领的迎接。晚上，汪精卫又设盛宴为他们洗尘。
张氏夫妇因戏剧性的遇险和脱险，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们进入汪精卫住地，来不及休息，就接受《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日本同盟通讯社华中局局长松本重治等四名新闻记者的采访。汪精卫出于对张氏夫妇的尊敬，也怀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这次活动。
“抓我夫妇俩的是共党分子，他们把我们抓去当人质！”张卓德一语惊人。
“共党分子？”“当人质？”在座的人无不感到惊异，如同睡梦中突然被惊醒那样睁圆了眼睛。
是的，他们被新四军游击队抓去当了人质。
原来，九月十四日下午，由西尾直接领导的特务机关，侦破了中共茅山特委设在南京中华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联络点由罗孝甫、樊玉凤夫妇负责，另有张子余和欧阳凡两个工作人员。他们以开设真善饭馆做掩护，了解驻南京日军的活动情况，接待苏南地区党委派往南京从事活动的联络员，安排游击队重伤员来南京就医。这天上午，游击队支队长于哲民因左腿负重伤，由战士李菊生护送，从常州附近乘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赴南京医疗。于哲民上车后，因游击队医疗条件差，伤口没有处理好，血水从裤子上渗透出来。偏不巧，坐在于哲民对面的是个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浪人，他知道新四军游击队在常州一带活动频繁，那血水强烈地触动了他的脑神经。火车快到南京时，他走到另一个车厢换了装，下车后一直跟踪到中华门，见于哲民坐的人力车进了真善饭馆，再回过头来向日军将务机关报告。结果，于哲民由李菊生和欧阳凡搀扶着从后门逃跑时，三人都被手枪击中，死于非命。罗孝甫夫妇被捕，张子余因外出买东西幸免于难。张子余从一位朋友那里获悉真善饭馆的不幸之后，第二天上午乘火车返回茅山。他是上海人，姐姐是南里丽容金银首饰楼经理的继室，知道张卓德的女儿是西尾的姨太太，茅山特委决定派他带领四名游击队员潜入上海，抓获张卓德夫妇做人质。他们经过几天侦察，用电报与特委秘密联系之后，决定二十九日上午动手。张子余背着他姐夫和姐姐，买通姐夫家的小车司机，换上车牌，停在预定的地方，然后由两人翻过后墙进入张家院内，躲在隐蔽的地方，用手榴弹把张家保镖引向后院厕所，并把他们击毙，张子余和其余两人从前门进入院内抓人。小车开到南京东郊紫金山附近，再转乘游击队派来接应的小车去茅山。
“我夫妇俩都被扣上手铐，嘴里塞团棉絮，眼睛被蒙住，只知道走了约一个小时换了车。”张卓德苦笑一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车子才停住。我被人拉下车，推到一间平房里，他们才给我解除手铐，拉出嘴里的棉絮，解开蒙住眼睛的布。我睁开眼睛一看，才知道已经天黑了，才知道落在共党游击队手里。”
“以后，游击队允许张先生夫妇见面吗？”林柏生停住做记录，有兴致地问。
“让我们住在一起哩。”张卓德颇有感慨。
“住在一起？”记者们大惑不解。
“下车之后约一个小时，我们各住一间房子，当他们分别审讯我们，确认我们是西尾总司令的岳父岳母，就让我们住在一起了。”马琨君释疑解惑。
“那些共党分子一定很凶恶吧！一定对二位很粗暴，也很野蛮吧！”松本凝目望着张氏夫妇。
“不，不！”张卓德否定地摇摇头，他想到有西尾做靠山，没有任何顾忌，就直言奉告，“从我们所接触到的共党分子看，并不是人们所描绘的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他们待人和气有礼貌，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当然，说热情，并没有山珍海味，每餐除了与他们的官兵一样吃蔬菜便饭，还特地给我们炒盘鸡蛋、豆腐什么的。”他从大家的脸色上意识到什么，接着说，“也许记者先生们听了，会认为我张某被共党赤化了。哈哈！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说的都是亲身经历呢！要不是亲眼所见，听别人这么说，我也不会相信哩！我张某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几天时间就被共党赤化，接受他们的共产主义，没那么容易哩！”
“平心而论，他们的确待人和气，也很诚恳。”马琨君接过话头说，“我们被押到茅山第二天上午，挺进纵队的两个长官与我们谈话，一开口就说使张先生夫妇受委屈了。”她说到这里，微皱着眉头，“开始我以为他们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他们说，我们听，不置可否。他们说得口干舌燥，我们只冷笑一声。”
“直到他们把设在南京的联络点被皇军破获，一个支队长和两个游击队员被打死，一对夫妇被皇军关押，为了把他们救出，不得不把我们夫妇抓去当人质等情况告诉我们，才感到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张卓德感叹一声，“尽管他们使我们受到委屈，但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谅解的。”
马琨君沉静地说：“所以，当他们提出要我们向西尾总司令写信，双方派代表在丹阳县郊的关帝庙谈判交换人质条件时，我们理所当然地依从了。”她宽解地微笑着，“那对夫妇落在皇军手里，若没有我们做人质，西尾总司令肯定不会释放他们，也肯定不会让他们继续活在人世。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示谅解，也对那对夫妇表示同情。都是中国人嘛！”
“他们打死张家四个人，又使你们夫妇受惊受罪，能够谅解？”松本仿佛吃了只走了味的柑子，胃口怪不好受，“不可思议，实在不可思议！”
松本的冰面孔和冷声音伤害了马琨君，她反感地说：“如果那被皇军关押的是松本先生夫妇，你就会很可思议，实在很可思议！”她身后有那么个龙门快婿，回答得胆大气粗。
松本被挖苦得不好意思，尴尬地笑了一声，自圆其说道。“当然，这是张先生夫妇的宽宏大量，鄙人表示钦佩！”
汪精卫只听不吭声，尽管对张卓德夫妇有关新四军游击队的评价不顺耳，但他们的面子那么大，他只好缄口不语，看在见松本那么难堪，有意把话岔开，微笑着望着张氏夫妇问道：“双方的谈判代表是什么级别？谈判还顺利吗？”
“报告汪主席！皇军代表是增冈少将，共党代表是游击纵队副参谋长。”张卓德说，“谈判还比较顺利。只是皇军代表拖到七日才抵达丹阳。后来据我女儿素娟告诉我，这是因为西尾总司令开始很不服气。本来嘛，堂堂正正的百万大军总司令，屈服在一个小小的游击队面前，怎会甘心呢？”
西尾于十月三日下午收到张卓德夫妇的信，在既要姨太太又要面子的矛盾中痛苦了三天，直到张素娟又哭又闹，手拿绳子要自缢，才无可奈何地于六日下午给挺进纵队发电报，答应七日下午举行谈判。
“双方交换人质时，一定很惊险吧！”林柏生想得到猎奇的新闻情节。
“又惊险又不惊险。”张卓德淡淡一笑，“当然，双方各派出适当的武装戒备，那是很必要的，气氛也是紧张的，真有点剑拔弩张之势。但是，双方还是按谈判条件办事。约定的时间一到，我夫妇俩走过去，那对夫妇走过来，双方却也相安无事，没有出现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
大概是林柏生和松本等人感到写长篇通讯，会给共产党当义务宣传员的缘故吧，第二天的《中华日报》和日本《日日新闻》、《日本广宣报》只发了一则短消息。
记者们走后，张卓德告诉汪精卫，阿部首相已经给吴佩孚复了信，同意他不当国家主席，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要求。阿部还给西尾写了信，托他说服汪精卫与吴佩孚合作。西尾本想与张卓德夫妇一道来上海劝说汪精卫，因长沙战役失败受到天皇裕仁的责备，没有心思来了。
“噢！皇军在长沙战役中失利了？”两件事都使汪精卫失魂丧魄，阿部给吴佩孚的复信尤甚，但他善于逢场作戏，故意避开他最恼火的问题。
“是的，皇军失利了。”张卓德心情沉重，又一次为西尾受到天皇的责备而难过。
十月二日，蒋介石对长沙战役进行分析判断之后，命令退守株洲的薛岳部队向盘踞在长沙、平江一线的日军进行反攻。这一次，中国军队打得十分顽强，表现了很强的战斗力。因日军在兵力使用上过于分散，将十多万部队展开在二百多公里的山林和田野地带，主攻部队与侧翼部队相距太远，难以相济，不仅未能实现其占领长沙后继续向衡阳推进的企图，而且于十月十八日全线退却，中国军队夺回平江、长沙、汨罗和岳阳阵地。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伤亡二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约四万人。虽然中国军队伤亡约一倍于敌，但由于第一次长沙战役是在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的一次重要战役，给新成立的侵华军总司令部以沉重打击，打乱了敌人妄图在一九三九年冬控制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个整省的侵略计划，因而在中日战争中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乃成功之母。”汪精卫镇静一下，尽可能不让张卓德夫妇看出他的本意，“等会我给总司令写信，希望他不要因为一时失利而难过。至于让吴佩孚先生任军委委员长，我将在信中明确表示，不用总司令操心，我完全同意。”他停了停，接着说：“张先生夫妇的住房已经安排好了，住在我的楼上。中央党部也设在这个院落里，上班很方便。二位先休息一下，不要急于上班。至于工作怎么开展，等会中央党部褚秘书长会跟二位商量。”
“谢谢汪主席的关怀！”张卓德感激地说，“我们已在南京休息近一个月，应该上班了，明天就开始工作。”
现在，汪精卫静坐在他与徐珍的卧室里，头脑里涌起一种切齿般的嫉恨。这嫉妒感像血盆大嘴里的利齿，在一口口地咬着他的心，阵阵痛楚透过他的骨骼，钻进他的血管，扩散到他的周身。他太阳穴边的脉搏在猛烈地跳着，像有只失控的钟无休止地在他耳边急敲着，敲得他简直进入了晕厥状态。人生在世，再没有比被人看成无能，把命运所系的权力夺去给予自己瞧不起的人，还像哄小孩似的美其名曰合作更痛苦的了！他恨平沼，为什么那么尊重吴佩孚，难道他是你的老祖宗！他恨阿部迂夫子气十足，拘泥于平沼成说，不知变通！也恨西尾不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你算得什么好朋友！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有了思想。汪精卫这么想来想去，恨来恨去，冥冥间，仿佛有一种声音从地狱里传来。那声音，他听得很清楚：置吴佩孚于死地！汪精卫一想到暗杀，一个面孔冷峻，鼻梁上架副近视眼镜的秃头人物，与他那么心心相印，哗地反映到他的脑屏上来。
“徐珍！你亲自去把土肥原将军请来，越快越好！”汪精卫心怀燃眉之急吩咐姨太太。
徐珍会意地点点头，驱车走了。
土肥原，这个桀骜不驯的大特务头子，受那两箱无法用金钱估量的中国古文物和珠宝首饰的驱使，在汪精卫面前，如同一只温柔的绵羊，随请随到，有求必应，而且表现得肝脑涂地。约摸过了四十分钟，土肥原与徐珍同车来了。“汪主席有何吩咐，请直言相告。”土肥原大大咧咧地坐在皮沙发上，见汪精卫亲自端茶来也不起身。他接过茶，文雅给地吹着浮茶，喝了两口。
汪精卫对他的不分彼此，感到十分亲切，笑着说：“吩咐不敢当，直言，那是必然的，知心朋友嘛！”但他并没有直言，绕着很大的弯子说：“将军阁下多次对我说过，吴佩孚这个人很傲慢，不好打交道。现在，阿部首相已经复信，由吴佩孚出任军委委员长。这样一来，我与他朝夕相处，交道不好打也得硬着头皮去打。将军与他接触较多，究竟他傲慢到何种程度，有哪些个性特点，如脾气呀，嗜好呀，生活习惯呀，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我想，只有充分了解他，才能与他琴瑟和睦地相处，亲爱精诚地与之合作共事。”
“汪主席真的愿意与吴佩孚合作，把军事大权交给他？”土肥原惊疑地打量着汪精卫。
“这样安排，是贵国前任和现任两届首相的主张，作为他们的好朋友，我理所当然地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汪精卫表情肃然而真挚：“对这种安排，我是衷心拥护的。如果我与吴先生相处得很好，由他治军，我潜心治党治政，中国的建设，于我个人的健康，于中日和平都大有裨益啊！”
他的话说得如此恳切，如此海涵，又如此通情达理，把精明老练的土肥原也给弄糊涂了。他沉思一会，一本正经地说；“自从今年五月我有幸结识汪主席以来，一直受到阁下的偏爱，视为知己，实在感到荣幸。既然是知心朋友，我不能不推心置腹地说出我的一点浅见。”
“好，好！君推心，我置腹，我们不妨来个肝胆相照，”汪精卫已摸到了土肥原的思路，心里热呼呼的。
“上月十八日傍晚时，芳子小姐告诉我，二夫人极力反对由吴佩孚主军。我认为二夫人很有远见。汪主席将来身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若不掌握兵权，势必后患无穷。”土肥原感情真挚地说，“近十余年来，阁下老是被蒋介石排斥，其沉痛教训不就是没有掌握兵权吗！”
“将军的分析和判断完全正确，二夫人的反对也不无道理。但是，她只想到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汪精卫脸色严峻，目光流露出只有判断是非时才有的鲜明光亮。
“她忽视了哪一面？”土肥原的脸色也变得严峻了。
“忽视了我与阿部首相之间，与贵国政府之间的深厚情谊。”汪精卫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表情，“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冒死不辞而为之奋斗所追求的。所以，那天我当着芳子小姐的面，批评二夫人看问题片面。”
“对汪主席的高瞻远瞩，处处顾全日华和平这个大局，我深表敬佩。但是，我总觉得阁下不治军，后果将不堪设想。”土肥原真的肝胆相照了，“那天听了芳子小姐的反映，我就设想了一个既不影响汪主席与帝国的亲密关系，又能够让阁下兼任军委委员长的方案。”
“噢！什么方案？”汪精卫早已心中有数，却故意问，而且表现得很认真。
“把吴佩孚干掉！”土肥原的手像把军刀，在空间一劈。
“不可任性，千万不可任性！”汪精卫显得很惊讶地连连摇头，“事情一旦败露，中国人和日本朋友，一定会骂我是蒋介石第二哩！当然，我对将军阁下的真诚相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保险干得神不知，鬼不觉，请汪主席放心！”土肥原详细说了他的行动方案。他见汪精卫还犹豫不决，慷慨激昂地说：“一切后果由我土肥原负责，要杀头，杀我的！”
八日上午，土肥原携带汪精卫提供的五百八十万日元和一批银元的活动经费，偕同姨太太侯晓霞，从上海乘轮船去北平。因干的是秘密杀人勾当，在他的特务机关的同仁中，谎说侯晓霞的母亲害重病，夫妻俩去奉天探亲。
侯晓霞是奉天人。她原是位小学教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不久，土肥原任奉天市市长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她邂逅相逢。他见她二十来岁，上过大学，懂日语，长相迷人，就纳她为妾。世界上有两种女人不愿意生育，一是享乐至上主义，二是事业至上主义。侯晓霞属于前者，她先做了绝育手术才与土肥原同居。因此，快三十岁的人了，仍保留着少妇风韵的曲线美。这次，他们乘坐的是日本山下航运公司的客轮，夫妻俩有钱有势，住在船上最好的客舱里。
“这回全看你的啦，晓霞！”侯晓霞坐在床沿上，土肥原把她的大腿当枕头，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随着船只的微微颠簸，沉游在美好的梦幻中，“汪先生说，事情办成了，他送你一副金耳环，一对金手镯，一对金戒指，一条金项链，外加两千两黄金。”
“这些个玩意，除了黄金没有那么多，其余的我都有，并不稀罕。”侯晓霞淡然地说。她为了给丈夫以舒适感，好像玩皮球似的，手在他的秃头上抚摩着，接着说：“既然将军与汪先生是知心朋友，我当尽力而为。那件事，将军全看我的，我就全看我堂哥哥侯育民的。只要他答应，事情就易如反掌。不过，这个人胆子比较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给他二百五十万日元。二百五十万，五口之家可以丰衣足食一辈子。这么多的钱，摆在死人面前也会睁开眼睛哩！”他也好像见钱眼开，把眯着的眼睛睁得圆圆的，但很快又眯着了，脸上荡漾着笑纹，说明他快活似神仙，“另外，据芳子来信，多田骏将军很支持我的行动。我们可以住在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随时帮助你堂兄出谋划策，给他鼓励。总之，总之……”
他仿佛躺在催眠的摇篮里，舒心惬意地呼呼入睡了。
下午五点多钟，土肥原夫妇抵达天津。第二天上午，乘坐由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提供的轿车到了北平。他们在多田司令部前院地坪里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悬挂在办公楼门口的两帧白底黑边，中间又用黑圈框着个“哀”字的丧旗，以及司令部全体人员胸前的白纸花。夫妻俩大吃一惊，是哪位要人死了？
“很不幸！大前天，就是十月六日下午，阿部规秀中将在涞源附近的黄土岭，与共党八路军作战时牺牲了！”多田无限伤感地说，“唉！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六天内连续两次战斗失利，战死一千六百多人，损失十分惨重！”
“皇军这么多的人战死疆场，尤其是阿部中将的牺牲，实在令人痛心！”土肥原心情无比沉重，马上要来一朵纸花别在胸前。
原来，在黄土岭战斗之前，八路车晋察冀军区所属杨成武第一支队在雁宿崖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一举消灭了辻村大吉大佐领导的六百八十多名日军，这使辻村的顶头上司、因善于山地战而被日军参谋总部誉为名将之花、以蒙疆驻屯总司令兼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司令的阿部中将恼羞成怒，一边禀呈多田撤销辻村的支队长职务，一边于十一月四日，亲自指挥一千五百余人和三百多辆骡车，从张家口出发，沿着辻村失败的路线，妄图对八路军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杨成武经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决定利用阿部的骄野成性和轻狂自负再打一次胜仗。战前，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担心杨成武支队兵力不足，派出特务团支援；聂荣臻命令二十四、二十六和三十四团配合战斗，分别钳制黄土岭东南面的易县、徐水、满城的敌人，使阿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五日，双方各二百余人在涞源西郊打了一阵，八路军佯装败退。六日清早，敌人急不可耐，倾师东奔黄土岭，终于陷入八路军的包围圈。结果，敌人丢下了九百六十多具尸体和二百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车、五门大炮、九百多支长短枪，以及无数的弹药而失败。据日本随军记者报道说：“阿部规秀中将亲临前线指挥时，一发炮弹飞至他身旁爆炸，致使右腹部和双腿受重伤，但他仍大声疾呼：‘我请求大家坚持，坚持’，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视死如归地喊道：‘天皇陛下，规秀与世长辞了，这是武人的本分啊！’”
阿部的死，是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中国以来，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指挥官中军衔和职务最高的一人，又何况还是名将之花，因此在侵华日军中和日本政府中都引起很大的震动。日本《朝日新闻》连续三天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为通栏标题，悼念阿部规秀，详细介绍他的死讯、生平和战功。半个月以后，他的骨灰运回东京时，天皇下令“帝都降半旗致哀”，日军参谋总部和陆军省一批元帅、大将和中将以及各群众团体一千多人，手持三角白旗到车站迎接，可谓哀荣至极。
一阵沉痛过去，土肥原向多田说明来意，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我曾经对表妹芳子说过，对于将军阁下的这一行动表示全力支持。”多田一脸苦情，“只是我身处眼前的逆境，不能具体协助阁下开展活动。阿部中将的死和两次战斗失利，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已经于昨天分别给东京参谋总部、陆军省和南京总司令部写了报告，请求给予我处分。”
“对司令给我的全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阁下勇于承担责任的大无畏精神，表示深深钦佩！”土肥原宽慰地说，“但是，实际责任毕竟不在司令身上。如果照此类推，那么，参谋总部、陆军省和总司令部都有责任。”
“我是直接指挥者，辻村大佐和阿部中将的作战计划都是我批准的啊！”多田痛苦地说，“拿武士道精神衡量，应该主动请求上级处分我！”但是，参谋总部、陆军省和总司令部一致原谅了多田。他在痛苦中度过了八天之后，事情终于过去，便轻松愉快地参与土肥原的行刺活动。
坐落在北平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吴佩孚住宅，环境十分幽静。这座精美雅致的小花园洋房，本是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别墅。一九二七年冬，吴佩孚被北伐军打垮，走向穷途末路之后不久，张学良念及上年初吴佩孚与乃翁联合攻打冯玉祥国民军的情谊，将别墅送给他为栖身之地。近两年多来，这里是日本特务头子和汉奸们常来常往的地方。日本侵略者为了借用他北洋直系军阀首领这块老招牌，企图由他统帅所有傀儡，收拾中国残局，曾派土肥原、大迫通贞、川本芳太郎和他原来的政治顾问岗野增次郎，以及王克敏、朱深、梁鸿志、任援道等人，穿梭似的来这里做动员工作，希望他出任绥靖委员会委员长。吴佩孚为自身计，提出要有实地、实权和实力，也就是说，要给他划定一块很大的活动地盘，给他十个师的军队，规定很大的职权范围他才出山。日本政府认为他要价太高，交易未成，只给予他北平临时政府特别高级顾间的头衔，每月由临时政府发给他五十万日元的车马费。日本政府决定扶植汪精卫在中国主政，计划让吴佩孚出任国家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从今年六月到十月，由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每月发给他二百万日元的活动经费。他都照收不误。吴佩孚对日本的安排很满意。但他考虑自己已经六十六岁，担心身负两项重任力不从心，想到有了军队就有了一切，只答应出任军委委员长。所以，八月二十日，当多田与芳子向他提出相反意见时，他十分恼火而公开顶撞。十天前，阿部首相的复信使他变得神气起来，喜滋滋地吩咐爱妾张佩兰，把当年自任“十四省讨贼联军”统帅时，自己设计并由高级缝纫师制作的黄呢料帅服，从箱底翻出来，晒过太阳去掉霉，成天陶然地穿在身上，还不时地对着镜子照照。经这么一打扮，很有几分虎死威犹在的气概。
“大帅！喝点参汤吧。我亲自做的，你尝尝，看比李嫂做的哪个好。”张佩兰端着一碗人参汤走进书房来，轻声叫唤着正斜躺在睡椅上看《幼学琼林》的丈夫。她喊丈夫为“大帅”已经十四年了，但越喊越凄苦，越喊越悲伤，有时甚至如同喊着死去的亲人的名字一样难过。可是，自从收到阿部首相的复信之后，又感到喊“大帅”不够分量，不够滋味，她殷切地等待着喊“委座”的那一天。她将参汤放在睡椅旁边那放着香烟、火柴、烟灰缸和一杯浓茶的小圆凳上，顺手拉过一张太师椅面对着丈夫坐下来，以为他没听见，又将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
吴佩孚正看到卷三《人事》篇，已经看得入了迷，的确没有听到她的叫唤。现在他应了声：“知道了。”就情不自禁地念：“人有一天，我有二天，便见大恩之爱戴。这句话说得好，实在说得好！”他把书盖在脸上，陶醉极了。他二十二岁中秀才之后，只在山东老家教了一年经馆，就一直过着走南闯北的戎马生涯，但说话总也改变不了蓬莱腔。
“什么一天二天的？”张佩兰轻轻把书拿过来，莫名其妙地在他大腿上摇了摇。
“这是《幼学》上讲的，你曾经读过，忘了？”他起身坐在睡椅上，望着比自己小二十来岁的张佩兰。她是个迟暮的美人，虽然进入徐娘年纪，不再容光焕发，但皮肤白白净净，风姿绰约，弯弯的眉毛下，那双凤眼仍然勾魂摄魄。在丈夫心目中，她永远是个年轻的妻子。
“人有一天，我有二天，便见大恩之爱戴。这在说我哩！”吴佩孚的目光是甜的，语调也是甜的。
“说你大帅？”她更加莫名其妙了。
“我头顶上不是有个天吗？从东海和黄海之间横渡过去，那边不是还有个天吗？”吴佩孚脸上隐约的微笑，在他嘴边闪现出来。
“我懂了！”张佩兰哑然失笑，“正因为有那个天的大恩，将使大帅又一次获得许多人的爱护和拥戴。”
“佩兰你说的词不尽意。或者说，你还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思想感情。”吴佩孚微笑着摇摇头，但无责备之意。
“我与大帅脉搏一起跳动，血液一起流动，哪怕你打个呵欠，打个喷嚏，我都能知道你在想什么哩！”她不服气地撅着嘴，但无反驳之意。
是的，只有张佩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她有文化，也有政治头脑，与吴佩孚结合二十四年来，是不离他左右的军师，曾经以第三师师长太太、两湖巡阅使太太、直鲁豫三省副巡阅使太太依偎在丈夫身旁出谋划策，他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和屠杀共产党人的残暴中，包含着她的一分凶狠；一九二四年丈夫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之后，她为他一九二六年的东山再起和进一步制造战乱而推波助澜，近十二年来，丈夫的一蹶不振，她一边为他分忧解愁，一边奔走周旋在东北、天津与北平之间，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她的脉搏的确与丈夫一起跳动，血液与丈夫一起流动。
“准确地说，由于有了那个天的大恩，将使我获得两国人的爱护和拥戴，从而使我统帅全中国的军队。”吴佩孚得意忘神地大笑一声。
“是呀，我理解得不够全面。”她感佩地说，“我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怎能与大帅相比，又怎能与秀才相比！”
“我知道，只有你最理解我。”吴佩孚端起参汤喝了一口。由人参想到东北，想到奉天，想到亲信卫士侯育民，疑惑地说：“近两天，我发现侯育民的神色有点不对头，你注意到没有？”
“没有！”张佩兰一怔，“侯育民跟你多年了，有什么可疑的？”
“过去侯育民很少到我的书房来，一年到头最多来两三次。”吴佩孚沉思着说，“可是前天下午和今天上午连续来了两次。前天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吞吞吐吐说想回奉天看望父母。我考虑收到阿部首相的信之后，有些必要的活动要参加，少不了他的警卫，劝他两个月以后再回去。今天上午，他说要借本书看，问他想看什么书，他说随便什么书。我这里全是五经四书一类的古籍，不论他随便拿哪一本都读不懂。你看，这不行迹可疑吗？”
张佩兰说的不无道理，但老谋深算的吴佩孚更有眼力。
侯育民接受任务已经十天了，迟迟下不了手，因为在感情上总觉得过不去。他十九岁那年在吴佩孚手下当兵，因学过武术而被编入警卫连。不久，遇上第二次直奉战争。有一次，警卫连打得只剩下侯育民和另外两个人，当奉军一颗手榴弹向指挥部扔过来时，侯育民眼明手疾把吴佩孚压在自己身下，结果他背部和左臂受伤，而吴佩孚安然无恙。在北伐战争中，他又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吴佩孚脱险，因此成为吴佩孚的亲信卫士。吴佩孚一直把他留在身边。他的妻子是吴佩孚给他娶的，房租费和两个小孩的学费，都是吴佩孚付的。去年，他母亲病了，吴佩孚送给五十块银元，准他一个月假期让他回奉天侍候母亲。侯育民想到这些，总感到不能忘恩负义。但是，他很矛盾。想到侯晓霞与他是同祖父祖母的亲堂兄妹，而土肥原又是个惹不起的大特务头子。
十月十日上午一见面，他们慷慨地送给他三百块银元和一支无声手枪，还许诺事成之后给予他二百五十万日元赏金，他可以无忧无虑、舒适逍遥地度过这一辈子，又感到不好推辞。几天来，他老是做噩梦，不是梦见被土肥原拉去五马分尸，就是被吴佩孚拉去活剐，一觉醒来，吓得满身大汗。他在神情恍惚中，两次闯进吴佩孚的书房，心慌加手软，藏在身上的无声手枪怎么也拔不出来。他到底不是暗杀专家，心有所亏，行有所乱，自然逃不过老奸巨猾的吴佩孚的眼睛。
“十多年来，侯育民对大帅一片忠心，我们也真诚待他，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张佩兰害怕往深处想，但又不能不想。
“不能大意啊！”吴佩孚沉静地说，“你不妨找他谈谈，但一定要讲究策略。”
“让我想想。”张佩兰沉默着，如同一块石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她说：“我看这样吧，大帅！侯育民一家住在菜市口的两间房子，是租用我舅父家的。我要我舅父找个什么借口，要侯育民退租，然后我们以关怀照顾的态度，让他一家住到我们这里来。反正这里空着有好几间房子，就把马厩旁边那三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样，他即使有越轨打算也不敢了。”
“好！你不愧为我的贤内助。”吴佩孚对她投去赞赏的一瞥。
吴佩孚夫妇这一着很厉害，把侯育民的阵脚打乱了。但也起了物极必反的作用。侯育民心想，主人再好，终究是寄人篱下，而且他对这次搬家产生几分怀疑，更感到吴家不是久留之地。这天，他的岗哨交班之后，又一次与土肥原夫妇见面了。
“吴佩孚对我两次进入他的书房已产生怀疑。”侯育民把搬家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身穿黑布制服，几天来的心猿意马，使他掉了十多斤肉，三十四岁的人，看去仿佛年过半百。
“你两次进入书房，怎么不动手呢！”土肥原脸色严肃，锐利的目光逼视着他。他那语气，仿佛是在审讯罪犯。
侯育民真真假假地回答说：“第一次正准备动手，冷不防他老婆张佩兰闯了进来。第二次，唉！我以为他书房里没有别的人，正要那个，忽然听到两排书架之间有翻书的声响，他娘的！他儿子正在查阅什么资料。”他赌咒说，“请将军阁下再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毙了我。只是在动手前，请霞妹帮忙把你嫂子和两个侄儿转移到安全地方。”
“那没问题，民哥！”侯晓霞的感情与丈夫不一样，虽然也对侯育民两次进入书房落空不满意，但不满意中又有几分同情，“至于如何转移，以后再做研究。”
“你进入书房之前，必须进行细致的观察，认真的分析和判断，不能盲目呀！”土肥原仍心有余怒，“我可以再给你七天时间。今天是十一月二十日，期限到二十七日为止。有话在先，亲戚不亲戚，如果说话不兑现，就是我的亲生父母也不认！”
侯育民心里一震，他壮着胆子说：“这回我用生命担保！我刚才讲了，不成，将军你毙了我！”
“希望不要出现那样一种可悲结局。”侯晓霞有意缓和紧张气氛，“将军之所以把这个特殊任务交给民哥，让民哥运转鸿钧，一是你是我的亲堂哥哥，二是看中了你的机智勇敢和有利条件。妹妹我，衷心祝愿你福星高照！”
俗话说：“是亲有三分相顾。”土肥原想了想，对侯育民说：“如果侯先生还有别的好办法，即使由别人动手，也让你干得二百五十万日元。但是，由别人动手必须比你动手更巧妙，更神不知鬼不觉。”
也许是吴佩孚在劫难逃，或许是杀人过多而终究被人所杀的因果报应吧，他终于为侯育民发财提供了条件。
吴佩孚喜欢吃饺子，有条件几乎每餐必吃。十一月二十四日午餐，他吃到第二个饺子时，夹在馅里的肉骨头渣子，正好嵌入左上边一颗镶有金牙套的槽牙的牙缝里，疼痛难忍。张佩兰急忙派人请牙医来寓所诊治。经牙医检查，那骨头渣子嵌在金牙套与糟牙之间，两者又吻合得相当紧密，无法从中清除，只好将这颗槽牙拔掉。但到第二天，吴佩孚牙痛不仅不见好转，而且颚骨高肿，浑身忽冷忽热，好像患疟疾一般。这时，张佩兰想到那位被人称为伊东大夫的牙医是日本人，怀疑地对家里的人说：“这个日本大夫该不是受人支配的日本间谍，有意害人吧！”
侯育民从张佩兰的话里得到启发，喜上心头。但他却说：“不会，不会！日本政府对大帅这么尊重，谁也不敢起这种歹心。不过，也不能大意。我看，还是另请中国医生来给大帅重新诊断医治吧！”
张佩兰认为他的意见很好。经打听，天津中医郭眉臣是著名牙医，她决定派人赴天津。
赴天津请医生的人尚未动身，侯育民已经与土肥原夫妇见面了。他汇报了吴佩孚牙痛的情况，说道：“吴佩孚牙痛，白天黑夜，他身边不离人，由我动手更加困难了。”他乐不可支地欢笑一声，“但我有个非常巧妙的办法，比我动手更神不知鬼不觉，就是设法找个可靠的牙医，利用给他打针或动手术的机会，施用剧毒药剂，这样万无一失。”
“真是天赐良机！”土肥原兴奋得手在大腿上一拍，“实在是妙！侯先生，我作为你的亲戚，绝不食言，事情成功了，二百五十万日元一分不少。”
“谢谢将军的恩赐！”侯育民想到的是巨额日元，也顾不得对方是亲堂妹丈而失体面，霍地起身，对他深深一鞠躬。
“民哥快回去，你外出的时间长了，势必引起吴家的怀疑。”侯晓霞谨慎地说。
“好，我就走。”侯育民起身，面向土肥原恳求说，“希望行动要快，因为吴家正准备派人赴天津请牙医，如果吴佩孚的病情一旦好转，我们的计划定会落空。”他为日元未到手而心怀不安。
“我们也马上赴天津，那里有我们的牙医。”土肥原说的这个牙医是寺田安一郎，是受他指挥的日本特务。他接着嘱咐说：“请侯先生密切注视吴佩孚的病情变化，随时用密电与我们联系。收电报人是寺田诊所莉君，以‘十’表示病情恶化，以‘一’表示病情好转。”
侯育民走后，土肥原向多田汇报行刺吴佩孚的新方案，他见多田深表赞同，接着说：“吴家对日本医生不放心，为了使他们接受寺田的医治，我想请司令部联络员川本芳太郎陪同寺田去吴家，因为他与吴佩孚的交情很深，川本尊称他为老师，他爱称川本为川本生。”
“可以。除了川本，还可以让齐燮元同往，等会我分别找他们谈话。”多田满腔热情，“请将军考虑，派谁赴天津好，川本行不行？”
“为了慎重，寺田那里，我得亲自去。”土肥原说。接着，他向多田要了辆轿车，带着侯晓霞直奔天津。
齐燮元正值花甲之年，阴丹士林布长衫上套件青缎马褂，很有儒家风度。他是晚清秀才，但又是个玩了三十年枪杆子的军人。他曾出任过江苏督军和苏皖赣巡阅使，一九二四年春夏之间，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混战获胜。不久，他与吴佩孚同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战败，两人因此成了患难之交，并结为拜把兄弟。他以后闲居天津老家，潜心研究孙子兵法，准备撰写《三十年军事生涯的胜与败》。还来不及动笔，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公开投敌，当了北平临时政府的绥靖部长。近两年来，他与吴佩孚都住在北平，两家过往甚密。
“请抚万先生来，有件事请阁下帮忙。”多田客气地说。“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尽力而为。”齐燮元毕恭毕敬。“吴佩孚先生牙病严重，先生知道吗？”多田问。“知道了。”齐燮元点点头，“我刚才去看望过他，病情的确很严重。”“作为吴先生的好朋友，他病成这个样子，真令人难过。”多田显得情真意切，“我已经派川本先生去天津请著名牙医寺田大夫去了。”
“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齐燮元站在拜把兄弟的立场说话。
“刚才听一位朋友说，吴先生的家眷对日本医生持不信任态度。”多田眉头一皱，“大前天给吴先生治病的是个在北平开诊所的日本医生，因为没有治好，他们就怀疑他是间谍。”
“是的，吴先生的二夫人就是这么看的。”齐燮元说。
“而我去请的偏偏又是个日本医生，我担心吴家不会接受他的治疗。”多田很为难地说。
“司令阁下和川本先生请来的医生，我相信吴家不会有怀疑。”齐燮元不以为然地说。
“很难说。贵国有句名谚：‘一次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思虑再三，为了打消吴家的顾虑，劳驾齐先生与川本先生一道陪同寺田大夫去吴家。”多田用恳切的目光望着齐燮元。
“一定效劳，一定陪同。”齐燮元不胜感慨地说，“贵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吴先生与汪先生合作，阿部首相已复信支持吴先生任军委委员长。日本朋友与吴先生之间的情谊如此之深，只希望他早日康复肩负重任，怎么会借治病起不良用心呢？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女人之辈头发长见识短。”他停了停，又说：“我一定陪同寺田大夫去吴家，如果他们有什么顾虑，我负责说服他们，请司令放心。”
至于川本，是多田直接领导的特务头子，而且是亲信。多田把他叫来，告之以真相，作为任务，自然是非完成不可。川本右手的五个指头往手心里一攥，说道：“我一定密切配合，让吴佩孚死在我们手里！”
土肥原夫妇到了天津，才知道寺田已外出，为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治牙病去了长春，这可把他们急坏了。好在他每天收到侯育民的电报上都有个“十”字，看来吴佩孚的确是在劫难逃。原来，吴佩孚的牙病经过老中医郭眉臣诊治，服了六剂汤药，仍然不见好转，而且两边的腮帮都肿了，咽稀饭都困难。正当吴佩孚服完六剂中药时，寺田从长春回到了天津。他听土肥原说明来意，见可以获得三百万日元的报酬，喜在眉头笑在心，连夜与妻子利黛子配制剧毒药剂。
十二月四日上午，土肥原夫妇与寺田和扮装成护士的利黛子，兴高采烈地驱车赴北平。下午两点五十分，寺田夫妇由川本和齐燮元陪同，来到吴佩孚住宅。这时，吴佩孚的脸已肿得像个刚出蒸笼的大馒头，喉咙发炎，滴水不进，心摇神荡，昏昏迷迷。张佩兰和她的儿子吴道时正在哭泣，见他们来了，赶忙拭着眼泪打招呼。
“吴老师！我是您的川本生，陪同天津的著名牙医寺田大夫给您治病来了。”川本坐在床沿上亲热地拉着吴佩孚的一只手。
齐燮元俯下身子，关切地说：“大帅哥，我是抚万。寺田大夫是多田司令官特地派川本先生从天津请来的，他医术高明，快请他给你看病吧！”
吴佩孚睁开那肿得眯成一条细缝的眼睛，艰难地点了一下头。
寺田双手掰开吴佩孚的嘴，让利黛子用手电筒往口腔里照了一会，然后权威地说。“耽误了，耽误了！由于牙病没有及时控制，已经引起炎性病变，使牙龈化脓，并祸及咽喉。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施行手术，切开脓包引流。”
“服必要的药物和打针，不动手术可以吗？”张佩兰母子对日本医生仍然存有戒心。
“服药打针，如果在五天前可以，现在不行了。”寺田断然摇头。
“请师母和师弟放心，寺田大夫是个医德医技都很高的医生，还是尊重他的意见动手术为好。”川本劝说道。
“大帅已病成这个样子，再耽误不得了；赢得时间就为他赢得生命，请嫂子和侄儿不要犹豫了。”齐燮元极力劝说。
张佩兰母子俩眼里含着泪水，默然点头表示同意。但张佩兰仍不放心，见利黛子在取注射器，她拿起一支麻醉剂看了看，见玻璃管上用英文写着“奴佛卡因”才放下心来。可是，当寺田从六处切开红肿的牙龈，用镊子夹着药棉，蘸着剧毒药剂，装着清除脓血，在各个切开口反复搅动，又在喉咙口反复擦抹，让毒剂充分进入吴佩孚体内时，张佩兰母子已经完全丧失了警惕。
由于剧毒药剂的作用，吴佩孚进一步处于昏迷状态。当晚十点左右，这个自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发迹起，曾经连年穷兵黩武，制造战乱，镇压革命，一度使人们陷于生灵涂炭境地的一代军阀，就一命呜呼了。吴佩孚这么一死，他的投降日本侵略者也终于未成事实。
第二天，汪精卫和多田假惺惺地分别发唁电、写悼词，对吴佩孚的死表示“哀悼良深”、“不胜悲痛”。
蒋介石在唁电中表彰吴佩孚“拒绝敌诱，大义炳耀”，并以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和政府名义做出决议，对吴佩孚“追授一级上将”，其“生平事迹，存中央史馆”。董必武在共产党创办的《群众》周刊上，撰文称道吴佩孚“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没有出来充当汉奸头目”，“使敌人的诱降遭到可耻的挫败”。
这些发自民族深情的评说，是死者德有应得，还是受之有愧？有待于历史学家做进一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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